教育局莫再扭曲中文科

教育局公布了由香港教育大學撰寫的「探討香港中、小學如何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研究」,並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提交會議討論文件。教大的研究報告顯示不能因實行普教中而令學生優勝於粵教中學生,並說只能反映普教中教學對學生的中文學習沒有負面影響。然而教育局仍然在討論文件的結論部份堅持繼續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教育局是輕視教大的部份研究結論,影響香港學生的學習福祉,令社會質疑教育局強推普教中是帶有政治目的。此外,討論文件的結論部份出現自相矛盾的論點,教育局既堅持普教中是中文教學的遠程目標,同時又同意普教中的成效會受不同因素影響,並繼續支援普教中和粵教中兩者並行,如此模稜兩可的論點難以得知教育局如何推動普教中遠程目標,只是在目前社會強烈反對普教中的氣氛下施行的緩兵之計。研究報告的結論建議更直接指出,學校實行普教中並非以此為學科發展重點,而是為了得到額外的支援及資源,並認為教師需要有穩固深厚的中文學科知識和語文教學知識更為重要,最重要是「懂得教中文」(報告40-41頁),由此可見當局不應背離語文教學的學習宗旨和原則,為了普通話而阻礙中文科的發展。學生學好兩文三語無可厚非,而普通話/國語/華語更是兩岸四地人民、東南亞華人和海外華人的溝通媒介,學好普通話有一定好處。學校採用普教中,可能考慮到香港和內地關係密切,故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觸普通話。筆者認為不應從中文科入手而實行普教中,普教中反而犧牲輕鬆的中文學習環境,令學生的天然母語粵語埋沒在中文課堂,當局應從改善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語境入手,從而提升普通話的交流能力。故此,當局應撤回普教中為中文科遠程目標的論調,至少應改為改善學生兩文三語為目標,令中文科教學重回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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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挺TSA?

2000年政府推行教育改革,廢除「學能測驗」,並在2004年推出全港性系統評估(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簡稱TSA)作為替代,原意是要防止學生為應付學能測驗而過度操練。為了防止TSA重蹈學能測驗覆轍,當局特別強調TSA不涉及學生的中一派位,其評估數據只供教育局參考,及供學校知悉,不應對學生構成壓力,但結果並非如此。普遍情況是學校為準備TSA而補課,TSA本應從小學三年級開始,但有部分學校由小學一年級便操練學生準備應試,有小學更要求小一生購買TSA補充練習和補課。雖然教育局反覆強調這是「低風險」的評估,可是局方並不能維持其聲稱的原來目的。有校長和教師指出,政府當局與辦學團體或學校管理層討論時,會引用學生的TSA成績來判斷學校的表現,結果導致學校為追趕TSA的成績,加強操練學生,TSA目標已經變質。更有家長說有校長表明因學校的TSA成績不達標,要著力提升TSA的表現,並說有教育局分區主任表示,不達標會影響收生或減派學生來校。在縮班殺校的危機下,有些學校唯有不斷操練,也有些學校希望藉TSA有好成績而成為受歡迎的學校,故特別標榜「TSA高於全港水平」作為學校的賣點,TSA變相成為學校間的比拼工具。TSA帶來的事實是教育異化,它已經成為一隻『評核怪獸』,大大加劇學校之間的競爭,不少學校為應付評估而提前操練學生,令學童在整個小學階段都要承受巨大考試壓力,損害他們的身心發展。此外,TSA的試題內容亦為家長所詬病,無論是考試的挑剔程度與考試時間,抑或一年比一年艱深的試題,都令學生、家長和教師無所適從,令學校教育彷彿只剩下操練TSA試題、做TSA補充練習和應考TSA。筆者曾於去年1月13日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動議,『促請政府聆聽教師、家長及學生意見,在六個月內就全港系統性評估的存廢或改善,進行全面的檢討和諮詢,以消除TSA的流弊,避免教育異化』。可是在大部分建制派議員「反對」及「棄權」下,動議未獲半數通過而被否決。然而,在去年11月5日的立法會會議,就一次關於『還學生快樂童年的』動議辯論上,筆者的修訂動議則獲得通過,內容是『促請政府當局 檢討全港性系統評估的考核內容,避免學生要機械式操練試題,以及研究應否取消全港性系統評估,以減輕學生的學習壓力』。議案雖然獲得通過,但仍有部份建制派的政黨或議員投棄權票,選民和家長應該認清這些妨礙學生愉快學習的議員和政黨,在選舉時作出明智的選擇。雖然教育局後來提出若干「優化措施」,如不向個別小學發放其學生中英數的基本能力達標率,及將TSA從小學「表現評量」中剔除,但筆者依然質疑該等措施能否遏止TSA異化,也不能保證杜絕教育局官員和辦學團體因學校的TSA表現而向學生和教師施壓。筆者和民主黨均要求教育局認真面對及解決TSA異化的問題,否則應考慮全面取消TSA,最低限度亦應立即取消小三的TSA,確保小一學生不會在一踏入小學階段,便遭TSA怪獸蹂躪。在現階段未取消小三TSA前,應充份諮詢各學校、家長團體及教育持份者的意見,檢討TSA考核內容,以免因學生操練TSA而忽略中英文閱讀能力。此外,筆者亦已致函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要求教育局官員出席公聽會,以聽取和回應教育界持分者、關注TSA的團體和人士強烈反對TSA的聲音,要求教育局免使兒童在小學階段成為操練考試的機器,讓他們能夠真正愉快地學習和享受閱讀樂趣。文:黃碧雲(民主黨教育政策發言人、立法會議員) 教育 T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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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犧牲鉛水苦主 官員不用問責

鉛水事件是香港水務工程和公共衛生的醜聞。鉛水超標不是單一現象,既存在於公屋,也見於私樓,其後蔓延到醫院、學校以至幼稚園,這是建築工程結構性失陷。最初政府想撇清責任,意圖將鉛水的責任完全推在一名持牌水喉匠身上,當然,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當鉛水涉及的範圍愈來愈廣時,紙包不住火,事件最終暴露了政府監控食水安全和建造工程的品質監控千瘡百孔,監督的官員疏忽職守,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之低,令人難以置信。鉛水事件爆發後,政府先後成立三個委員會,規格一個比一個高,但他們追查到什麼呢?水務署的調查食水含鉛量超標專責小組於上月25日公佈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啟晴邨和葵聯邨第二期食水含鉛量超標是因為錫焊接物料含鉛。10月6日,房委會的公屋食水質量控制問題檢討委員會發表中期報告,同樣將問題鎖定於焊接物料上,並指出總承建商、水喉分判商和房屋署都對銲料含鉛的認知不足。公眾期望政府查出食水含鉛超標的原因和責任,然而兩個委員會均將鉛水超標的焦點放在銲錫含鉛上,只追查鉛水的來源,卻沒有調查鉛水出現的原因,做法不對焦且誤導公眾。至於按《調查委員會條例》而成立的委員會,其職權範圍亦只是確立公共租住房屋項目食水含鉛超標的成因、檢討和評定食水現行規管及監察制度是否適當,以及就食水安全提出建議,並不包括追查責任問題。政府犧牲鉛水苦主反對追究責任問題的人通常會說:我們要往前看,現在最重要的是處理有問題的鉛水屋邨,跟進血鉛超標人士的健康問題,和改善整個制度。這些跟進工作固然重要,但不等於要將責任問題放在一邊。當我們不追究責任的時候,等同放棄為飲了幾年鉛水的居民伸張公義,等同放棄為血鉛超標的兒童和婦女出頭,等同為失職的官員開脫責任,等同放生各個建築承建商!泛民議員動議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食水含鉛事件,目的是要找出真相,彰顯公義,為鉛水苦主尋回公道。而當中必須釐清兩點責任問題,第一,是承建商的責任;第二,是官員的責任。承建商的責任在承建商的責任上,我們見到行業內普遍違規使用含鉛的焊接料,而房委會的報告說,他們對有關焊接料的認知不足。認知不足其實不能作為藉口。房委會中期報告第7段說明:「委員備悉,所有銅喉、部件及焊接物料均受到房委會合約訂明的英國標準所規管,而有關英國標準亦訂明所容許的含鉛量上限。」 既然有標準可循,有合約可依,為何承建商可以提供不合標準的含鉛焊接料,或容許水喉工人使用違規物料而不予監察和制止?總承建商作為與房委會簽約的一方,須向房委會負責,進行持續的監管工作,並清楚知道房委會的規格中要求接駁銅喉的焊料不可含鉛,但他們沒有對所使用的焊料多加留意,亦從來沒有落實適當的保障措施,確保地盤上所使用的焊料等同獲批淮使用的樣本。承建商沒有落實保障措施,房委會為何不去追究這個責任?官員的責任2006年,特區政府增加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時,曾發表《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諮詢文件》,當中第1.16(a) 段表明:「在香港開放及透明的社會環境下,主要官員是應當承擔責任的。」 而到了3.14段更加表明:「(政治任命)官員甚至要在制訂或執行政策方面出現嚴重失誤或個人操守出現嚴重問題時下台。」在鉛水事件上,我們很明顯看見制定政策有問題,執行政策亦有疏漏。然而,上周內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鉛水事件,林鄭月娥司長卻表示:「與同事研究三個月後,看不到有同事在執行當時的法例時有失責,要負上個人責任。」如果司長堅定地認為沒有一個官員需要負上責任,那就應該支持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堂堂正正接受議會的調查,待委員會作出結論,還官員們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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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你嗎?革命是自由之最,其後? ——記香港國際電影節紀錄片

時間比革命驚心嗎?因為它改變一個人,遠比激情的革命更殺人無血。我是小趙嗎?經歷時間,從狂熱愛國青年,變成,「去當兵的想法有點黑」,剃了光頭,搭着一件舊軍衣,啣着香煙的「憤青」。他在一台在他家裏推拆泥牆的起重機前,攝錄機是他的情感掩護物,我們在黑暗裏,見到他無聲的,我們只聽到起重機的聲音,無激動,他一直握着攝錄機不動,我們沒看見他的眼睛,半張臉,掛了一滴眼淚。爺爺驚嚇至無聲,父親在拍他大腿安慰。小趙的革命熱情,讓他走入山區,但怎樣的熱情,一群城巿學生,入山區住十五天,十五天的動情艱苦營,回到學校,一切依舊,山區依舊貧窮下雨,他們在熱情與憤青之間猶豫。被什麼打敗了嗎?他看着起重機。「所以就簽了字。」起重機是時間轟轟的前進嗎?四十分鐘。可以拆毁整間房子。小趙說,建一間房子,要兩年。革命激情的敵人,那些一時這一時那,叫下台或反對,「你的憲法無效」或「不是軍事政變」的人民或群眾的敵人,小趙說是時間,埃及樂蜀帝王陵墓及廟宇所在處附近的村落,村民說的是「麵包」,火鳥大獎紀錄片《革命…其後》,Je suis le peuple裏,我們所見到的,是石油氣。是的,革命的敵人是石油氣。革命與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村裏還是沒有燃料,你叫我怎樣烤麵包。[caption id="attachment_47961"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革命…其後》[/caption]Farraj關心政治的農民影片紀錄的日常生活,村裏的婦女跑到街上,等石油氣,沒石油氣,登記,吵架,我要三罐石油氣,革命前後,首都開羅Tahrir解放廣場那麼激烈的創造歷史,人民創造歷史,但土地呢?麵包呢?導演Anna Roussillon嘗試回答問題。紀錄片的製片來參加了香港國際電影節,他解釋導演安娜於埃及2011年革命之前兩年,即2009,到了埃及樂蜀,想拍一部影片,記錄旅遊業對居民生活的影響。她因此認識了Farraj,Farraj是個很關心政治也很會表達的人,他在開羅讀大學,但影片所見,Farraj是一個農民,在水與泥田之間工作。安娜以文字解釋,她在田野間拍雀鳥時,認識了Farraj,開始到他家探望他,成了朋友。「我想我會這樣形容我和我的電影中主要的人物的關係:友誼。但可能和Farraj和他的家人,我差不多是家人。我在那裏度過很多時光。我們都頗認識對方。對我來說很重要,我的電影開始,或根於這種關係,在革命之前已經開始。」[caption id="attachment_47964" align="alignnone" width="300"] 導演Anna Roussillon[/caption]導演Anna Roussillon在黎巴嫩貝魯特出生,埃及開羅長大,母語是法語,但她會阿拉伯語,後移居法國。我們看到安娜打電話給Farraj,2011年一二月間,廣場開始聚集群眾,她要回開羅,但Farraj笑她,你看電視便可。「但這一次,我想在開羅,因為我很關切這革命,我希望經歷這一生人一次的時刻,不在沙發上看電視,而真實的經歷。」革命是什麼?世界媒介事件。革命是什麼?群眾的日以繼夜。「革命是什麼,如果你沒有見過,沒有參與示威靜坐,沒有見過坦克,沒有聽到子彈聲,沒有爬過障礙物?革命對你來說是什麼,當你沒有生活所需,如麵包,錢?如果你不覺得政府或總統改變可能會對你的生活有影響?」誰是人民?廣場上的是人民,七百公里以外,一條村落,一間破舊房子,在看電視的,是不是人民?一嘴金牙,在田裏收割的鄰居,她不敢說,她說,不要拍我了,人民令總統穆拉巴克下台,然後受審,要選舉新總統,每個人都有投票權,但她不敢說,如果她選的那一個落敗了,當選的那一個,會不會對她不利?漠不關心,不行使人民爭取回來的投票權,她只關心眼前的野草,一一的把它拔掉,這個手裏不會閒下來的種地女子,是不是人民?沒有投票權的小孩呢?Farraj的女兒說「革命有好有不好」「破壞,很多很多的破壞」「我們有革命,我們會比從前好些」,會觀察會思考但沒有話語權的孩子,是不是人民?影片讓他們說話。「不判定任何人。以愛。」導演安娜寫。[caption id="attachment_47962"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國有各教》[/caption]尊嚴與自由革命就是要得着自由與生活,如果公義包含在自由裏面。「我的自由在你的自由開始的時候結束。」一個中學生在This is My Land,電影節譯《國有各教》的紀錄片這樣解說。老師突然將桌子推翻,問學生:「我有自由這樣做嗎?」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已經成為國際良心試題。巴勒斯坦小孩說,我們就像生活在監獄裏面,老師教的是,他們要我們賤視自己,我們不要,我們要正常上班上學,要生活,教着和班裏的孩子,跳起舞來。他教的不是以巴衝突歷史,英國人遺下的問題,而是生活和尊嚴。孩子可能想着拿起武器,將佔領者逐出家園。但誰是佔領者?猶太學校教師,指着山頭說這是基督徒的地方,但已經被巴勒斯坦人佔領,無法進入。麵包、土地、自由,互相關連,還是有必要有次來?巴勒斯坦於九十年代已經有自由選舉制度,但如果國民貧窮至每天要越境到以色列工作,每天接受嚴厲的軍事檢查,排大隊,可以讓你過,可以不讓你過,這所謂民主制度,與自由何關?國民生活如果沒有尊嚴,我只可以在高牆之內走動,我自由嗎?(請不要奢言濫言輕言高牆,如果你未曾生活過在高牆被隔絕的一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是戰爭。革命是人們流血或不流血,改變政權或制度。我們以為,是人們,人民,在廣場上的,或不在廣場。因為我們見到的革命是媒介事件。我們以為我們見到的就是。我們可以在現場,千萬人之中的一個,我們可以透過攝錄攝影機,即別人的眼睛。每一事件的發生,千絲萬縷,簡單而聳動的語言來說,我們曾經常笑談的毛澤東言﹕「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曾經引導文藝工作者的社會良心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現在成為譏諷、嘲弄、毒罵的「文藝毒草」,也非無緣無故,又再應了,「革命播下它毁滅的種子」。[caption id="attachment_47963"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一九八九》[/caption]19與89之間是一道牆1989年是歐洲的革命年。紀錄片《一九八九》,19與89之間,是一道牆。影片最可怕之處,它沒有指出,但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所謂歷史事件如柏林圍牆倒下,並不只因為人們的熱情或憤怒。我們以為革命是人們改變他們眼前的社會,因為人們可見。圍牆倒下之前,東德、蘇維埃、匈牙利的政治領袖,進行政治試探與角力。影片訪問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國理事委員會主席內梅特(Németh Miklós),從1956年匈牙利人民要求不受外來勢力即蘇維埃的控制及各種公民權利的革命開始,蘇聯坦克駛入首都布達佩斯,射殺平民與武裝分子,主席Nagy Imre剛宣布軍隊與蘇軍戰鬥,自己就躲入南斯拉夫大使館,他離開使館時被捕,接受秘密審訊及行刑。影片記錄找尋他的屍體的片段,將宣告蘇聯軍隊入侵首都的匈牙利前主席重新埋葬,是一個政治姿勢,意味重新肯定匈牙利的自主,經過與當時蘇維埃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接觸試探,Németh最後決定開放匈牙利與奧地利的邊界,讓留在匈牙利境內的東德難民,可以逃往奧地利,並下令邊防軍隊勿阻截難民,時為1989年夏天。幾個月後,1989年11月,柏林圍牆被人們爬上並拆毁。是歷史事件嗎?我們距離1989年還未到可以評定歷史的年代,但足夠讓我們知道,當時的熱情多麼動人,熱情很多時候都自作多情,以為人們,人民改變了歷史。我們會忘記?是歷史事件嗎?發生於1989年的北京天安門廣場,2011年的開羅解放廣場,或很小的地方,金鐘與旺角的佔領運動。我們會忘記?或更可能是,沒有改變什麼,或,不過是眾多顯示時間前進的力量的一件事情,我們以為的歷史事件,革命,力量比推土機大嗎?比遺忘更大?比麵包,比土地?我們的自由,從哪裏開始,哪裏結束?海德格爾引尼采:「一個實現了自我提升,在自我超越意義上成了自己的人,也就是一個自由的人。」從廣場回到自身,「自己的意志是自己的,與別人的意志沒有關係,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就是作為主人的道德。」革命需要人民,但人們不一定需要革命,而且,最可悲的是,革命以自由作感召,卻不一定,與自由有關。這樣我是革命虛無主義者。今年我看了八部參選紀錄片競賽的影片,水平不一,但都是很用心的作品,都花很多時間與精力去拍攝。一天兩三部的看,有點吃力,一位與我同齡的勞動老女問我,紀錄片拍什麼,我答,拍人,拍事,她又問,可以在戲院裏放嗎?我說,很少,差不多沒有。這樣,她問,拍來做什麼?為什麼要拍?我想想,說,他們覺得值得拍,這人這事值得。歷史會記得嗎?我們的記憶,都在湮沒之中。這樣,我們活着,記念這些人,這些事,作為卑微的,我們生活着的世界與其中的人的一時印記,就是這麼多。謝謝拍這些紀錄電影的勞動者。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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