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邊野餐》拍給野鬼和風看? 畢贛以詩剪接奇片

畢贛說,他的電影與詩平行存在,但詩一般更早出現。「詩是在一天的第二十五個小時寫的,但不是每天都有二十五個小時。」他說。所以在詩和電影之間,他更想當導演。訪問裏他常透露自己的惰性,像最近並沒讀詩集,學生時代大多數時間流連在學校的放映室裏,沒系統地看沒人看的電影等。就連開始寫詩,也當是斷句去創作。直到2011年,拍完《老虎》,無法剪接,他以詩作做補釘,才意外發現詩不只是補救,還有互動。畢贛:「詩是我電影裏面最隱密的一層文本,沒有這層文本,我的電影肯定不完整,但不代表不成立。」在他成長的亞熱帶鄉土裏,他說,詩是鼻子,電影是他的眼睛。「蕩麥的公路被熄火延長/風經過汽車後備箱/人們在木樓裏行歌坐月/機器伴隨着機器的光/我花了很長時間分辨出痛苦不同於汽油/它可以沉入河流底部/但我希望痛苦能夠揮發/花香無法加重花香潛入水底/記憶卻覆蓋記憶飄在身體表面/人類替代人類掌管家園/地獄顛覆地獄成為天堂」,詩集《路邊野餐》的第一首詩,畢贛用它解釋自己的同名電影,也是戲中主角陳升在如此一個靜謐的夢中的心理狀態。只要細心留意,不難發現電影的場景與陳升的詩句中充滿了時間的素材,這是一部有關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電影。(圖:受訪者提供)蹩腳詩人奇幻旅程2010年,畢贛奶奶的兄長在鎮遠病逝,她買了衣裳想要送給故人,卻因身體問題未能到達鎮遠,於是《路邊野餐》裏,畢贛讓戲中的陳升為老人送上信物,了結心願。從拍攝《老虎》始,他便找姑父陳永忠擔任陳升,在往後的《金剛經》也一樣,畢贛的鏡頭拍的總是陳永忠,一個現實於養療院當保安,臉上總掛着鄉下來的人的尷尬與孤苦,話帶鄉音,四肢時時尷尬得不知如何安置的中年男人——這張寒磣的臉卻活生生是畢贛心中的蹩腳詩人,陳升。《路邊野餐》裏,陳永忠如常扮演主角陳升,那個無論走到哪裏都能念上幾句新詩,又會開鎖的村醫詩人。他聽人說同父異母的弟弟老歪賣了侄兒衛衛,孩子被一個賣鐘表的男人帶到鎮遠。診所裏老醫生又託他把幾件信物轉交給住在鎮遠的舊情人,於是他離開凱里,前往鎮遠。卻因為沒有火車而停留在叫蕩麥的地方歇腳候船。路上,陳升為遭惡作劇的年輕人解開摩托車的鎖,年輕人駕車載陳升到蕩麥河邊,替他兩臂綁上竹枝,防範野人,最後陳升問他名字,才發現年輕人原來屬於未來;同在蕩麥,陳升認識了年輕人的小情人洋洋,她受託為他補衣服上的鈕扣。陳升於是換上了老醫生打算送給舊情人的花襯衣,並遇上了去世的妻子。他們在貼滿陳年海報的洗髮店裏重逢,他背手彎腰,以贖罪的姿態般讓她梳洗他的頭髮。妻子說她依舊想去看海,於是陳升在理髮店內以電筒照亮了她的拳頭,告訴她掌背透出的紅光就是看到海豚的感覺。不少人看到陳升駕着摩托車上山尋找母親的墓碑的鏡頭,聯想到了侯孝賢的《南國再見,南國》。畢贛說,拍電影是一種面壁思過,所有的人生經歷與記憶亦成為了他電影的表達手法。(圖:受訪者提供)下一個侯孝賢?「今天的太陽像癱瘓的卡車/沉重的運走整個下午/白醋春夢野柚子/把回憶塞進手掌的血管裏/手電的光透過掌背/彷彿看見跌入雲端的海豚」,《路邊野餐》無題詩之二。最初,畢贛把電影取名為《惶然錄》,後來監製製片覺得不好。他也覺得《惶然錄》說得太精準,確實不一定好,一時又想不到新名字,便改了另一部正籌備的電影的名字《路邊野餐》,再把後來的新作改名為《地球的最後一個夜晚》。畢贛:「片名不是一個代號編碼,它是一部電影的面孔,是一種禮節。如果你走近我的建築,來到門前,你要敲門,然後等待。」《路邊野餐》於是像東拼西湊的拼圖,無論在製作還是內容上,電影同在無法想像的緊絀、零碎與隨性中誕生,但成品卻同時達至完整、刻意與嚴謹,因而一舉成名。畢贛只拍了三個月,資金僅二十萬人民幣,戲中大部分演員因成本問題未受專業訓練,如飾演老歪的演員現實中是賣豬飼料的;戲中的小衛衛是畢贛同母異父的弟弟;診所的女老醫生是他奶奶住院時的病友——連畢贛本人也在電影中飾演為人打酒的雜貨店伙計。這部處女電影在他自個兒的挑剔下,依然拿下了法國南特影展的金熱氣球獎、金馬獎最佳新導演與盧卡諾影展最佳新導演等多個國際獎項。如此「奇片」也引起了海外媒體的關注,外國製片人說戲中長鏡頭將成為電影史上的經典,多篇影評又指畢贛大有下一個賈樟柯或侯孝賢的模樣,然而內地票房仍然慘淡,作為藝術電影,它把檔期讓路給商業大片,放映場次寥寥,畢贛打趣地說,他的電影只拍給野鬼和風看。直到內地有人在論壇開帖問人《路邊野餐》的評價,他才在帖上隨意留下一首短詩:「用刀尖入水/用顯微鏡看雪/就算反覆如此/還是忍不住問一問/你數過天上的星星嗎/它們和小鳥一樣總在我胸口跳傘」。和銀河星星相比,再偉大的電影討論起來也顯得渺小。畢贛對評論與讚美看得很輕,並不認為有用顯微鏡去看一套電影的必要。「我能確定的是,我肯定不是大師。拍得好被人誇讚很正常,如果我拍得爛被人唾棄,那也是我活該。所以我並沒有壓力。」畢贛說,他的壓力和不安只會來自寫作中的那些漫長孤單的晚上。成名這年,他才二十七歲,從小父母離異,他一直與奶奶一同生活,並在名不見經傳的貴州鄉村出生與成長,也就是電影中周圍只得高山,人們無時無刻叼着煙支,打牌取樂,青年人有空便躲進桌球室消磨光陰,醉鬼在白天已經喝得臉紅耳赤的典型老鄉。他身邊的朋友與他一樣,打過不同的工,日子大多過得百無聊賴。寫《路邊野餐》的劇本時,他與錄音師梁凱去拍廉價的婚慶掙錢,開了一間「看花眼婚慶公司」:「我們用很落後的攝影機跟隨着新娘和新郎在酒席中敬酒、穿梭,貴州好像習慣被這種原始的方式記錄相聚與告別。這種影像語言寫實又夢幻,很動人,很接近詩。於是在這部電影裏,我用了一個長達四十分鐘的鏡頭去表現,模糊真實與虛無的邊界,期望觀看的人能體驗一個漫長迷人的過程,企圖獲得一個完整的空間。」電影以宋詞長短句法剪輯而成,那一鏡到底像小時候他看大人們玩牌,出手很慢的那種牌局,當中節奏迷人,他知自己要的就是一樣的感覺。沒人想到三十不到的年輕導演,可拍出如此風格成熟的電影,他創作了蕩麥一個不存在的空間,將世界的時間與記憶細細折疊,再以章節式的安插詩句,帶出陳升一路上如夢的經歷。(圖:受訪者提供)不存在之地如此一套帶着個人色彩的公路電影,從凱里走到鎮遠,只有蕩麥這個地方是不存在的。「蕩麥」來自當地的一句苗語,意指隱密的地方。陳升最後並沒有找到老醫生的愛人,也沒有接回衛衛,他坐上年輕人口中不存在的火車,車窗外擦身而過一輛火車,車卡畫上逆時針行走的時鐘圖案,當火車快速前進,圖案交疊,似時間倒流回到過往。畢贛說,蕩麥的存在就像拉美文學經典Pedro Paramo中的科馬拉一樣,是隱藏秘密的地方。電影鏡頭拍下了濕冷多霧的凱里,電影裏詩人於洞穴裏遇到賣蕉人,那是當地戰爭時期留下的防空洞。(圖:受訪者提供)「所有的轉折隱藏在密集的鳥群中/天空與海洋都無法察覺/懷着美夢卻可以看見/摸索顛倒的一瞬間/所有的懷念隱藏在相似的日子裏/心裏的蜘蛛模仿人類張燈結綵/攜帶樂器的遊民也無法傳達/這對望的方式接近古人接近星空」,《路邊野餐》無題詩之八。這部小說與《路邊野餐》有着相似的目的與藝術手法,主角受快將離世的母親所託,前往名叫科馬拉的地方尋找生父。去到方發現科馬拉是座死城,他在城中四出探問父親的資料,終於從鄉民口中明白父親與科馬拉的前世今生。兩部作品的主角同樣因為失去而開展找尋的旅程,卻在尋找中又印證了失去的必要;同時運用大量時空倒錯,詩一般的節奏,建立時空並存的空間(科馬拉與蕩麥)產生不可能的對話,並於情節內留下大量隱沒的暗示與痕迹,讓人重複去讀仍然找到新的碎屑。「電影是關於時空的幻覺體驗。我希望用時間長度、建構的空間和角色的動作面孔去表達,就像繪畫裏的線條和顏色。我覺得我要做的就是發掘電影最動人的魅力,讓現實失重。」畢贛說。畢贛說,劇本對他而言只是工作的藍本,他在創作時並沒有刻意構思風格,魔幻不魔幻,寫實不寫實,對他而言都是一樣。(圖:受訪者提供)圖:受訪者提供編輯:蔡曉彤culture@mingpao.com原文載於《明報》副刊文化力場(2016年8月26日) 影評 電影 文化 路邊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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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籌組工會 盼找回發言權

以門外漢身分與藝術家朋友談天,從作品談到營生,他們都說,光靠創作很難搵食。於是人人身兼多職,除了畫畫,有人為樂團當搬運工,有人維修水電,一星期有幾晚總在趕畫插圖交貨,畫到頭昏腦脹,搵得雞碎咁多。可見藝術家一職,聽似清高自由,但其實並不好撈:OT無補水,工傷無保險,拖糧無路告,生病就手停口停,創作自由遇到審查,大多只能靠一人螳臂擋車,好彩時媒體追訪,但往往炒熱一時便又冷卻。因此,有人發起成立「香港藝術家工會」,雖未設會章,但短短十數天便集得約二百名藝術家登記,由新晉創作者到藝界老前輩都有參與,有望重新團結藝壇,找回藝術家作為一種職業的發言權。認識藝術家黃嘉瀛便知道她的大膽敢言,常常關注社會與性別議題。每次藝界有事,她也毋懼表態,一團火再加上行動力叫她做出不少驚人之舉,這次的「香港藝術家工會」亦由她發起。她自言,工會以爭取行業權益為主,希望開放討論平台,使藝術界的老中青一樣可表達意見。「當然工會也會關注近年頻繁的審查事件,但我希望藝術家們不止在大是大非前才站出來講兩句,平時對藝術界有什麼意見也會有一起公開討論的氣氛,別來來去去也只得小部分人『圍威喂』。」然而工會成立仍在討論之中,她希望在籌備階段可廣徵意見,一人一步完善工會大綱。她指工會亦會做「蛇齋餅糉」工作,因為同樣歡迎藝術家除去政治,純為福利而入會。為無名藝術家發聲她笑言,工會在她腦海醞釀多時,終於起行是因為藝術家作為職業,便應團結力量,設立工會共同分擔。有人知道她成立工會曾經笑言﹕出名藝術家講一句,影響力都大過一個工會。她指正因如此,使她更堅定工會需要成立專為無名藝術家發聲。她說﹕「當下好多人都旨意出名的人先開口發言,再像執餅碎一樣加幾句去傾,這種風氣並不健康。」在首次的藝術家工會籌備會議中,她找來了清潔工人職工會與推廣員及零散工工會分享過往經驗,「因為零散工工人的勞資狀况和藝術家很類近,他們同樣面對着許多外判、再判上判、無出糧紀錄的勞資狀况,工會接觸過許多有怨無路訴的個案,很值得藝術家作為借鏡」。有見年輕一代不願再依賴權威,盲從大會,黃嘉瀛亦主張以無主席、無大台的圓桌會議進行工會大會,並認為工會理事會成員應新舊人並存,反對存在絕對權威。圖:網上圖片原文載於《明報》副刊文化力場(2016年8月19日) 藝術 工會 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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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繪電影海報 回望半斤八両香港地

與阮大勇見面,說到昔日影壇,一連串陌生的名字,他說不識已不為過,像他熟悉的彌敦道,現在已沒有電影海報,光景不再,他看得開。他是海報師,那年代的海報不用特效,踏實地畫,從李小龍的肌肉紋理,他一直畫到倪淑君的劍眉與眼眸。十六歲,他自浙江來港,於片場當過美工,做過紗廠、布行,又到出版社畫插圖,去過廣告界龍頭公司格蘭工作。三十四歲那年,他偶然為電影《天才與白痴》畫下自己的首張海報,電影令許氏兄弟聲名大噪,阮大勇也見盡燦爛星光,那段香港影業最輝煌的歲月。許冠文兒子許思維上年重遇這位海報教父,拍下紀錄片《海報師》。阮大勇回憶前塵,說生命步步有因,年輕時的兜兜轉轉其實是注定了要走的一段路。來時路——一張四十年前的合照,展開了《海報師》的拍攝,令許思維走進了尋海報師的旅程。(圖:受訪者提供)紀錄片《海報師》有着封着塵的開首:許思維駕車駛進工業區,走進工廈,拉開鐵閘,他在黑暗中彎身於紙卷堆裏搜索,周圍塵土飛揚,直到他找到了《半斤八両》的海報,上面畫了他爸爸許冠文和細叔許冠傑的鬼馬模樣,中間放大鏡跑出了一個人,那是他的三叔許冠英。唯一主動爭取——《半斤八両》「我在嘉禾前身的永華片場做過半年美工,個個都不識我:尤敏、葛蘭、張揚……沒聽過不緊要,他們都是很久以前的明星了。那時我萬萬沒想到以後會去畫電影海報。我這一生很少爭取什麼,唯一爭過的是《半斤八両》的海報。」1975年,他畫下《天才與白痴》後愛上了海報藝術。事隔一年,任職的廣告公司清盤,許氏兄弟剛好拍完他們的第三部作品《半斤八両》,阮大勇想再畫新作,於是找朋友陪他到嘉禾片場。「那時許冠文做導演,阿Sam就在旁邊,我趁機走去問他,我話:『阿Sam,你記不記得我?』他點頭說記得記得,那時《天才與白痴》已經過了大半年,他還記得我。我跟他說,我想再畫,他便說好呀好呀,約了一個日子見面,他開車把我載到天星碼頭,當時火車站仍未拆,他就在車上跟我講了一次電影的內容,我回家起了草圖,交了給嘉禾,日頭上班,夜晚在家畫,畫了十日。」四十年前的事,他記得很清楚。忘年之交——阮大勇(右)和許思維(左)在拍攝紀錄片後,成了忘年之交,阮笑說思維不似星二代「花花弗弗」,是個踏實認真的人。(圖:楊柏賢)今年七十五歲的阮大勇仍然精神飽滿,戴着減齡的黑框眼鏡,無改濃濃的浙江口音,聲如洪鐘。站在許思維工作室門口《半斤八両》的海報旁,阮大勇得意地審視自己四十年前的作品。海報上三兄弟都簽了名,但許冠傑把簽名簽到許冠文卡通公仔的額頭上,他見到忍俊不禁,說孻仔最有童真——他為這三兄弟畫了十七部電影的海報,見面機會不多,卻彼此相知,與許家緣分交深,連許思維也是他的忘年之交。許氏兄弟電影菲林冷庫結業後,許思維把父輩留下的四套經典作品修復,重灌結成藍光合輯,在整理公司剩下的舊海報時,決定把合輯內當年的電影海報送予影迷。「我當時想最受歡迎的一定是大明星的海報,但十個找上門的人十個要的都是阮大勇畫的海報,我才知道那些海報的寶貴。」許思維依稀記得小時候從許冠傑的唱片封套上見過阮大勇的名字,他找過許多明星前輩,想知阮氏下落,他們搖頭擺手。如此一個電影海報教父像不曾存在。直到許思維認識了海報收藏家林家樂,得他介紹,才見到阮大勇。回憶首次與阮大勇見面,許思維說:「那天,我打開門,他站在外頭,見到我,第一個反應就在袋中拿出一張相片。我看了看,原本緊張的心情平靜下來,阮大勇是個念情的人。」那是一張陳年舊照,拍完《天才與白痴》後,許氏三兄弟到了阮大勇的辦公室討論電影的繪本集,有人為他們拍下相片,從此這張合照成為了阮大勇珍貴的回憶,連婚照都不知扔到哪裏的他,依然記得合照的故事,「那時我第一次見到他們三兄弟,感覺他們像會發光。李小龍過身後,許氏三兄弟是全香港的偶像,我光望着他們就覺得眼花花。」移民新西蘭 放下畫筆九十年代,先前一下六四槍聲震響了回歸的恐懼,阮大勇與家人移民新西蘭,1992年他自金公主娛樂有限公司離職後,正式退休。「我找人買了全套金庸的書和音樂CD帶到新西蘭。去到那邊我很少出街,一天到晚都像在發夢,日子一天天過,我不會講英文,像啞了聾了一樣,事無大小由老婆仔女做翻譯和處理。初初仍有香港電影叫我畫海報,但始終隔得太遠,很不方便,慢慢就無了。我也再沒有畫畫。後來,市場上的電影海報也慢慢以攝影和電腦特效取代。」留在香港的種種,像《天才白痴夢》唱的那場南柯長夢,「夢去不知所終,醉翁他朝醒覺,是否跨鳳乘龍」……十年不再握筆,他像忘記了擁有過的海報人生。直到2007年夏天,太太過身,他才重新畫畫。「那時一個人憨居居,沒什麼好做,就想到畫畫。畫自己喜歡的題材等於是一種享受,今日畫半個鐘又得,開心時鍾意畫幾個鐘頭都得,於是我天天畫,今朝我才畫了一張張國榮。」他愛畫人像畫,在沒有網絡的時代,海報師未看過電影就已經要動筆,把幾百萬格的電影抽出精華一瞬,畫成海報,靠的只是劇組口述劇情或是電影公司提供的劇照簿。阮大勇什麼都無師自通,就算迷上雕塑,一樣是土炮創作,造出來的李小龍頭像卻比專業更專業。「在我畫畫的生涯中,很少失敗。但不等於合上眼睛亂畫就能畫得好,畫畫始終需要用心。但現在我精神差了,很難再為人畫海報,以前畫海報沒有一張不是趕出來的,至弊現在我精神差,常常畫了一大輪卡住就沒心機畫下去,如果接了job又不得不畫,令人痛苦。」許冠文兒子 記錄海報師之路往日,海報是電影宣傳的重要工具,阮大勇的作品盡顯角色神髓,引人入勝,助不少電影爆紅,成為一時經典。《海報師》安排在Movie Movie盛夏藝術節上播放。節目總監Joycelyn解釋:「舉凡一個城市勞動人口多時,這個城市就需要很多喜劇去調解人們的生活。當時,香港的局勢與現在不同,午晚場人人咬着一碌蔗就坐着看戲,大家試圖在電影之中relive。電影對香港而言,不止是一個工業、一個回憶,還存在着一種精神,阮的海報原汁原味地把回憶保存下來,令人會心微笑,重新記得那甘苦與共的時代。」紀錄片以許冠傑的金曲,經典的電影片段襯底,曾經年輕的許氏三兄弟頑童般在電影中打鬧嘻笑,張張海報都隱藏了影業的曾經風光——這些美好已經陳舊並帶着憂鬱,但在阮大勇的樂觀哲學和許思維的鏡頭下,這段過去的歷史沒有惹人感傷。許思維是電影門外漢,以往於內地工作,近年回流,花了大量時間重新修復父親電影,保留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他在台灣博物館見到一句說話:Old is new,深印腦海。最難畫……——阮大勇說,李小龍在云云影星中最難畫,因其神情不易演繹。(圖:楊柏賢)破格之作——當年設計《陰陽錯》海報時,倪淑君比主角譚詠麟佔的版位還多,阮大勇怕新藝城的人不喜歡,誰知竟被他說服,於是他特別用心畫。(圖:受訪者提供)李小龍——不少洋人初聞李小龍,第一眼認識的就是透過阮大勇的電影海報。(圖:受訪者提供)「有些東西沉澱了許多年,重看就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就像以前的人看許氏兄弟的電影會捧腹大笑,但現在你可能會覺得傷感,因為對現在的香港人而言,那像是一種再找不到的香港情懷。而那代人心中的一份感恩在拍攝時叫我很感觸,反觀現在不少集體回憶的文章影片都有一種腔調,就是說以前的生活很好,但以前已經一去不返了,導人灰心、唏噓。可是拍這套紀錄片時,我發現,沒錯,以前是很好,但沒必要垂頭喪氣,像阮先生到現在仍一直繪畫新作,發表新的東西——其實那些美好的東西並沒有完全消失不見。」許思維說。■海報師:《阮大勇的插畫藝術》及映後座談會日期:8月14日下午3:00地點:PMQ 元創方■阮大勇50年作品展日期:8月13至24日地點:灣仔茂蘿街7號動漫基地文:黃雅婷圖:楊柏賢、受訪者提供編輯:蔡曉彤culture@mingpao.com原文載於《明報》副刊文化力場(2016年8月5日) 藝術 電影 阮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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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個阿伯

冬日,一個周遭無店舖可逛的偏僻地區,我呆坐在這個陌生屋邨下的公園已經六個小時。太陽快將收工,但我等的人仍然不見影蹤。「別擔心」,身旁的短髮婆婆指揮若定,提議阿炳打電話給長毛,再問長毛拿阿蓮的電話,之後打電話給阿蓮,問張伯在哪。短髮婆婆面露得意之色向我講解﹕「嗱,這個阿蓮跟你要找的阿伯好熟,她常常幫他買馬,這裏只有她和那個阿伯有兩句,找到她就可能找到阿伯。」旁邊拿住一袋藥盒的中年男人把電話遞過來,「你要找的那隻嘢像無尾飛陀,有機會晚上七、八點都不回家,不如你留個電話號碼給我,我見到他就打電話告訴你」。話音落,又有另一個阿婆走來,先仔細看我的腳,突然說「對鞋看起來好舒服,好好行」,她提着哈姆太郎手袋,鞋裏穿了一對粉紅色花花襪,看了看我的外套,問﹕「你冷不冷呀?來啦,我回家拿件厚些的衣服給你穿,要不要呀?」——幸好,痛苦又漫長等待張伯時,他們一直陪在我身邊,儘管我們才剛認識。從一張被轉發的照片說起……網上流傳張伯的公開信。(網上圖片)幾天前,自網上看了一則留言﹕有人在一間快餐店吃飯,看到一位伯伯用快餐店供應的黃糖夾麵包充飢,覺得心酸,於是她請伯伯吃飯,但伯伯拒絕了她的好意,寫了封信,叫她把信拍攝下來放上網。伯伯的信與留言一起被不停轉載,信中夾有英文,字體秀麗,署名張姓,張伯條理清晰地提出社會應改善老人福利,要求綜援更名,以保尊嚴——不少網民看到照片後都說張伯明明學識不淺,卻如此落泊,叫人痛心。採訪當日張伯交給記者的公開信。(黃雅婷攝)12:00a.m 摸門釘如是者,我找到了張伯地址,來到了一棟早期和諧型屋邨前。這裏上面是屋邨,樓下便是安老院,加上屋邨間格多為小單位,於是住了不少老人家。踏破鐵鞋,伯伯卻沒有應門。鄰居聞聲,說伯伯八十三歲,仍然四肢壯健,喜歡周圍走,應該一早便出門了,有時他會在公園散步,有時則去街。我回到樓下,看見三四成群的老人家坐在涼亭上談天,當中最可疑,年紀又是最大的老伯舉起右手,指了指嘴巴,向旁人說﹕「一口。」拿藥袋的中年男人便遞給他一支香煙,老伯開心接過,馬上掏出風衣裏的囍字牌火柴,小心地點上火。拿藥袋的中年男人這時咒罵道﹕「常常一口、一口,一百口都不夠你啦。」老伯吃了一口煙,臉上泛起了笑意,我想起我媽跟我說過﹕老了的人會變回小孩,於是對老人家要[言深]。我走近問他﹕「你是住在XX樓X室的伯伯嗎?」他含糊地答了我幾串說話,其他人一一湊近。「你找那個阿伯呀?」一個長得高佻的伯伯問,我點了頭,他說﹕「咁你死啦,這個人常常周圍走,很難找,不如去食個飯先啦」。02:00p.m 「張伯監察隊」成立吃完飯回到公園,午後陽光移影,公園的公公婆婆也追逐着溫暖的日光移動地盤,好得意。對面一個穿藍色羽絨的伯伯揮手對我說﹕「來,來坐這裏,這裏有太陽。」我怕坐在暗角看不清楚,一不留神伯伯回來了也看不見,他安慰說﹕「你放心啦,我們都會幫你睇住,那個阿伯一來就告訴你。」說罷長椅上的公公婆婆紛紛把頭轉向大廈的大門方面。看着一個個後腦勺,花白的頭髮,突然覺得這是我的「張伯監察隊」,而我是隊長。05:00p.m 曬太陽、閒聊、聽歌暖和的陽光吸引了很多人下樓曬太陽,使我的「監察隊」愈來愈龐大。老一輩的人愛熱鬧,居民間感情好,看着他們逢人經過便互相慰問,心頭溫暖。我坐在陽光底下,幻想自己已經提早退休,默默傾聽他們談起東家的孫上學了,西家的阿公上周又中風——人和人的距離親厚如農村,羽絨伯伯在樹下種了一株青辣椒小樹,但冬日裏它變得沒有朝氣,「摘點回家浸酒」,他們扶着小樹仍然笑嘻嘻。我也問他們,這裏的老人家過得好不好?是不是都有人照顧?他們答﹕都好,但有一些獨居長者,好彩有社工,不然無人問,好淒涼。這時,管理員推了一箱月曆過來,原來今天有新一年的月曆派,人手一本,公園頓時喜氣洋洋,「DoReMi,唱首歌嚟聽吓」,高佬伯伯說。DoReMi是一個中年叔叔,穿了一身過大的衣服,有點hip hop,「DoReMi唱歌很好聽的」。拿哈姆太郎手提包的婆婆也說﹕「DoReMi你唱啦,唱解放軍歌。」DoReMi聽到有女粉絲要求,真的唱了起來,像五十年代的山謠,並沒有歌詞,唱的真的只是Do、Re、Mi。07:00p.m 仍然在等待……晚飯時間到,我的「監察隊」被迫解散,但隊員走前一個交帶一個﹕「你幫她留意下那個阿伯回來未,好慘,天光等到天黑,天氣又冷。」最後「監察隊」只剩我和藥袋叔叔,到了八時,有人吃完飯又下樓,而且找了跟張伯要好的社工,最後我成功聯絡到他。半個小時後,張伯出現,他匆匆塞了一封公開信給我,差不多秀麗的字,差不多的內容,就走了。就這樣,我苦等了480分鐘,無功而回,坐在回家的車上,我讀伯伯的信,信紙很慘白的,但我想到我的監察隊,想到這一條屋邨,想到婆婆粉紅色的花花襪和藥袋叔叔那七彩的藥盒,午後被陽光照過的後背一陣溫柔,我等不到要等的人,卻遇上這樣一班老友記。但無論如何,張伯,祝你聖誕快樂!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5年12月20日)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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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生死兩茫 西灣國殤紀念墳場 從墓碑說戰史

在外旅遊,不少人喜歡探走公墓,如法國的蒙帕納斯公墓,沙特和波娃二人合葬之地簡單清雅,除二人名字、生卒,碑上一無所有;美國的阿靈頓國家公墓位處河畔,與林肯紀念堂隔河相望,遍野白碑,時有士兵換崗守靈,紀念奮戰沙場的軍人——但其實毋須游走外地,香港墓場一樣有如此良景,教人同參生死兩茫,生本無常。夏日午後,陽光漫爛,西灣國殤墳場墓園如葱。二戰七十周年,墓園卻一如以往,除卻鳥鳴,一片寂靜。回歸後,明天已不再是重光紀念日,可是先烈之死,永誌難忘。[caption id="attachment_55404"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赤柱墳場在日軍佔領期間,安葬了大量保衛香港的死難者、平民俘虜和戰俘的遺體。(劉焌陶攝)[/caption]THEIR NAME LIVETH FOR EVERMORE西灣國殤紀念墳場位於柴灣以南,為安葬二戰時在戰場上犧牲或被俘後死亡人士的主要墳場,共有1578個墳墓,當中包括59個海軍,1406個陸軍,67個空軍,18個商船隊隊員,20個本地抗戰軍人和8個平民,屬英聯邦戰爭公墓委員會(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所管理。墳場的入口是間白石小屋,屋外刻上墳場名字,還有一把長劍分開「1939」年和「1945」年兩個年份,進去後抬頭細看,牆上刻滿了密密麻麻的名字,遠看像小蛇,是2071名戰時殉難卻無法尋回屍體的士兵名字,當中1319人來自英國軍隊、228人來自加拿大軍隊、287人來自印度軍隊、237人為本地士兵,深刻得如同刻住歷史。另有兩塊石碑,一塊記下144位遺體被火葬的印度軍人與錫克教軍人的姓名,其中9位隸屬香港及新加坡皇家炮兵團,118位隸屬印度軍,17人隸屬香港警隊;另一塊石碑則記下72位二戰時在中國各戰場殉難的英聯邦軍人。[caption id="attachment_55403"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西灣國殤墳場內的墓碑劃一而整齊,令人有肅寧之感。(劉焌陶攝)[/caption]加拿大少兵 離鄉來港陣亡「二戰時,歐美國家多派兵到亞洲幫助抗日,如澳洲士兵派往新加坡,新西蘭軍人則往馬來亞與緬甸,加拿大兵則送往香港。」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高級項目主任周家建於加拿大成長,熟知當地歷史,他說,這批加拿大兵多自鄉間地方長大,年紀不過十八十九。他們聚集在溫哥華後便坐船到香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抵港,他們自尖沙嘴九龍倉碼頭上岸後,沿彌敦道一直操兵至深水埗,「操兵是一種姿態,一是向日本人表示,他們不會放棄香港;二是向香港人表示,他們一定會堅守香港這個地方」。這班年輕的加拿大兵的日記寫滿了對香港的回憶:「從未見過如香港般繁華的城市」、「香港的夜生活令人大開眼界」、「香港美女如雲」、「地方優美」。美好的日子不過片刻,1997個被派往香港的加拿大兵,三分之一人最後在香港陣亡。[caption id="attachment_55405"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Lawson之墓。(劉焌陶攝)[/caption]加國最高將領戰死 日軍立木條紀念在墓園漫步,青草地上一塊塊白碑無語,只有工人提着水桶,一遍又一遍往墓碑上掃上藥水,以防生苔,難怪一塊塊碑都無比潔白——John Kelburne Lawson的墓就在小道旁邊,碑上有象徽加國的楓葉,碑下小草中一直有小白蝶繞而不散。Lawson是加拿大軍官,是當時駐港加兵的最高將領,到港後,他被遣派到西旅,即現時的黃泥涌峽作指揮官,十二月十九日上午時分,日軍包圍Lawson的總部。他用無線電通知上司,指自己將「Fight it out」,然後雙手各拿一把手槍,衝出總部戰鬥中喪生。「日本人安葬這位加拿大軍官,更在他的總部外立了兩支木條,其中一支是為了紀念他的,但不要覺得日本人對他特別好,此舉只是日本人對死亡另有想法,對戰爭上死去的人有一份尊重罷了。」「你最忠誠的兒子, John」獄中撰給母親的家書另一位加拿大步兵John Payne的墓就在Lawson的不遠處——他並非在戰場上戰死的士兵,亦不是在香港保衛戰中的十八日中死去,而是在被日軍囚禁期間嘗試在深水埗集中營逃走而被殺。「被敵軍囚禁拼死逃跑是軍人的天職」,周家建扶着墓碑,輕輕說道,「談到香港保衛戰,我們都會提到John Payne在囚禁期間寫的信。」John Payne在獄中寫了好幾封信給他的sweetheart和母親,但他並沒有把這些信寄出去,「當時寄信手續比較轉折,要經過審查,是故他只把寫給媽媽的信交給同囚的同胞Manchester,Manchester把他的信緊緊收在自己的軍服中,直到戰後才把信給John Payne的媽媽,John Payne當時跟Manchester說的那句「請將信交給我母親,我們將會在溫尼伯再見(Get that letter to my mother. I will meet you all in Winnipeg.)」卻始終無法成真。英年早逝高材生 千里孤墳話淒涼除了加拿大的死士外,保衛戰中戰死沙場的也不乏香港的精英分子,當中包括前拔萃女書院校長西門氏夫人Dr. C.J. Symons的兄長Anderson。「在西灣墳場中,他是少有的華人而且在香港長大成長,受港式教育。據知當時他妹妹西門氏也被囚於拘留營中,幸保性命,戰後更成為女拔萃的校長。」Anderson為混血兒,於香港讀書,中學就讀男拔萃書院,曾為棒球隊隊長,大學就讀香港大學,完成大學課程後轉至英國讀法律。陰差陽錯,天意弄人,一九四一年,他剛好回港執業,被委任為裁判司,日戰開始,他回到部隊,即被派到黃泥涌峽當指揮官,在交戰時陣亡。[caption id="attachment_55401" align="alignnone" width="317"] 黃韶本之墳(劉焌陶攝)[/caption]「番書仔」當間諜 遭日軍殺死赤柱墳場於開埠初期主要為安葬香港駐軍和其家屬而設,墳墓後來曾關閉近七十年,直至一九四二年重開,以安葬香港逝去的戰俘和在拘留營中死去的平民。當中包括了大量因從事諜報工作而被日軍發現並殺死的英軍服務團成員——於日戰期間,英軍服務團大量聘請文職員工在中國的淪陷區工作,如協助戰俘逃走,為戰俘營供應藥物,收集軍事情報,為淪陷區內的美軍空軍提供避難所,協助拘捕軍人逃跑等。英軍服務團的成員並不僅為外國人,更多是具高學歷、英語良好的香港「番書仔」。黃韶本就是其中一員,他是聖保羅書院的學生,畢業後到英國劍橋大學就讀,學成後回到聖保羅書院任中文老師。在香港淪陷期間,他加入英軍服務團.從事間諜的工作,後被日軍發現,將之殺死。[caption id="attachment_55402"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七十年過去,墳地冷清,只偶有工人做整修工作,為白碑油上防苔藥水。(劉焌陶攝)[/caption]華人精英投身英軍間諜「當時很多讀傳統英語學校的青年人在日佔時期,因接受高等教育和熟習英語而投身英軍服務團服務,作為華人的他們易於隱藏人群之間,為間諜與地下工作作出很大的貢獻。」所謂的地下工作同時亦包括:留意海港船隻的往來與航行的方向。另,因當時日本人在多座建築物,如九龍公園、東亞酒店(今半島酒店)的外圍故意漆上隱藏色,使美軍空襲時不易被發現,故也有從事戰後工作的華人會為美軍繪畫地圖,方便美軍準確空襲。兩種碑 白石與花崗岩另一個同屬英聯邦戰爭公墓委員會管理的墳場,赤柱墳場的墓碑與西灣國殤墳場的整齊統一不一樣。赤柱墳場的墓碑遍佈一個又一個山坡,一些墓由白石製成,「這是最早期的墓碑,主要安葬戰前赤柱軍營中病死的軍人與其親屬」,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丁新豹說,英軍初時抵港認為赤柱面南,有風流動,環境比較好,是故起了赤柱兵營。但不少英軍到港後因不適應亞熱帶氣候,死亡率高,因此就在兵營附近起了這座墳場,旁邊有大量粗糙的花崗岩墓碑,碑上只用黑漆塗上死者的姓名、生卒年份、歲數,小部分被加上部隊名稱,「這些全是日本人統治下死在集中營和拘留營中的人的墓碑,約為五百多個,因為打仗物資不足,又沒有時間,人們只可以在山上找花崗岩隨便做碑」。[caption id="attachment_55400" align="alignnone" width="331"] 大量華人姓名中間字為「ah」,周家建指,這些未必是死者真名,只是中國人的名難記又難叫,是故乾脆就叫「阿乜」。[/caption]墳場沉思地 戰場上生存對許多扣押在赤柱的戰俘而言,赤柱墳場曾經成為避難與沉思的天堂。「被拘留在此的人多為外國與上流社會人士,如港大教授和銀行大班等。但是營中物資很少,住在這裏的人多因營養不良而死,也有無端死去的。我聽過有人見屋頂漏水,於是他穿了一對不太合腳的鞋攀高想維修屋頂,但不慎掉下,死了。後來有人發現他原來偷偷藏着一對新鞋,想和平後穿這對鞋步出營外,但諷刺的是這對鞋,他永遠再穿不了。」丁新豹感嘆道。[caption id="attachment_55406"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一次高空轟炸失誤,炸彈易被風向影響,16條人命隨之消失。(劉焌陶攝)[/caption]他接着走到一個碑前,數着碑上的人名,「共十六個」。一九四五年一月,戰爭接近尾聲,同月十六日,美國高空轟炸赤柱不幸誤炸了聖士提反拘留營,結果炸死十六人,「從這可以知道拘留營的環境其實很擠迫。營中缺乏糧食,不少人只好自己種吃,把番茄罐頭的番茄拿去風乾,再把籽拿去種植。」周家建回憶,「當時香港的天文台長也曾被困這裏,他用煙仔盒中的紙,記下香港的天氣,就算被困,很多營中的人也沒有放棄他們的專業。」一碑一故事,歲月無聲流走,追憶戰爭無情,白碑下藏着戰爭中無數烈士往績,今日卻獨留青冢,朝向黃昏,月守青魂。原文刊於明報副刊 本土意識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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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錢審核再領牌──西九「自由約」,不再自由

八月周末的大毒日下,人在西九。身邊行人撐傘而過,拖着小狗,搖着扇,念念有詞,怪天氣太熱,太陽太曬,場地太遠,節目太單調。筆者走着,想起在雲南麗江走過的一趟:夜未央,古城裏已亮起大紅燈籠,滿街都是地攤,賣古著、手繪明信片、自家做的陶碟,寫的詩集,還有粉珠項鏈……街角有人蹲着用毛筆畫扇,轉角又有人彈古琴,到夜幕低垂,關了門的店前有永遠趕不走的賣唱者,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歌,幾十蚊人仔平賣自己灌錄的音樂光碟——美麗得令人神往,卻無可否認不過是文化旅遊區的美麗布景,販賣浪漫,以文藝粉飾商業。 西九和這些古城性質理應不同,但那天滑板活動由大型運動牌子贊助,場內有少女到處派發精美貼紙叫人貼在身上,貼紙大大隻字寫着品牌名稱;雖蛻變自「自由野」,但「自由約」規模變小,集中於音樂和運動,加上公園附例,街頭賣藝要先交錢後審核再領牌,地攤擺賣一樣要交計劃書再交租才可開檔。 走了一圈,不禁疑惑——這杯城市開水,染了商業味,再加上牌照和官僚式管理,發展下去不知會變成什麼。 小西:這裏從不是一個公共空間西九文化區的官方網站寫道﹕「西九文化區將發展為全球其中一個最大型的文化區,集藝術、教育及公共空間於一身。」但苗圃公園除了設有附例,對拍攝、攝影、舉辦户外節目和街頭表演都另有針對性的指引。文化界對西九報稱是「公共空間」聲討之聲不絕。甫入場就看到街頭藝術表演牌照登記處,之後一路上帶着「Staff」牌的工作人員無孔不入,時而在人群中穿梭,時而又游說「無牌地攤」交百五蚊「攞牌」擺地攤。隨行的文化評論人小西笑言,這裏不是我們所理解的「公共空間」。「西九其實是一個『文化區』,文化區有它的定位和想宣傳的東西。這樣的地方不可能沒有管理,西九加設的附例除了幫管理者戴了頭盔,另一方面也看出他們的文化定位是什麼。」在自由約的入口外,有文化界人士高舉「往非公共空間」的木牌,他們寧選在真正的「街頭」表演,也誓死不進西九,想以行動維護街頭藝術的真正精神。舉牌人是現代舞舞者綠美。三月時,他接受邀請參加西九會議,當時首次聽到「發牌賣藝」一事,除了嘩然,更即場表示不會申請牌照,「西九高層一早開了閉門會議,決定好一切,之後再叫我們去做假諮詢」。兩個月後,西九當局以網上問卷方式向公眾作出意向調查,當中近半數人(46.0%)認為,當局不應為街頭藝術設立任何限制,僅一成人(10.7%)認同公園需要設下「清晰的使用者守則」。不過,附例、發牌制度最後還是依舊不改。香港行為藝術家嚴穎嘉回憶多年前的自由野到現在的自由約不無感嘆,「當時的西九尚以外判的形式找不同的文化單位合作,任由文化界自由發展,但這套由下而上的管理現在已變成由上而下的官僚管理,一年比一年多限制,哪裏談得上是『公共空間』?」 拒絕「自由」因不欲「被困」西九目前共發出22個街頭表演計劃的表演牌照,當中多為音樂表演,如唱歌、結他、口琴和木箱鼓表演等。當日被邀表演的本地樂隊JL Music也有申請牌照,原因是街頭表演向來屬於非法,西九能讓街頭藝人合法表演,已算進步。但嚴穎嘉和綠美則謝絕「袋住先」。「發牌背後有藝術審批,申請者要預演五分鐘給西九看,他們覺得優質就發十年,一般的則發一年,指引中又加入大量含糊的字眼,如『厭惡』、『不雅』、『淫穢』,問西九的人這些字眼有什麼確實的界定,他們一時三刻竟都答不出來。」綠美以台南的的街頭藝人政策作例,憤然地說﹕「真正的牌照不是限制我們不可以做什麼,而是保障我們可以做什麼,這才是真正的『進步』。現在西九只是把街頭藝人全部趕到西九去,再用籠子把我們關住,而非給我們自由。」 「西九欲推牌照制至全港」文化界不少人異口同聲抵抗發牌,當天的街頭表演者放眼看去亦都不多。藝術家黃嘉瀛認為發牌如同列出名單,「一張『聽話的表演者名單』,要先保證自己會聽話,他們才施捨空間給你表演,如果你不妥協不依他們的規矩,『無空間』就成了對你的懲罰。」綠美如是說﹕「西九想把這種發牌制度從西九慢慢推廣到全港,背後的價值觀其實很可怕,如果我們屈服其中,街頭藝術將不會再是街頭藝術,就如同這次自由約的『青草地攤』根本不是地攤一樣。」「自由約」當天有40個成功登記的地攤,其實所謂地攤不過是在白色的帳篷下,架起膠桌,手作人坐在椅上的「檔仔」。申請人要先登記,主辦單位再就申請者的陳述和相片,以原創性、對消費者的吸引力、主辦單位所定的主題和種類配搭等等準則評分,適合的申請人得到通知後交上費用,才可以擺攤。一輪的審批如同商場招租,經過市場化的考量,為文化地攤加上了濃厚的商業意味。但當天也有手作人即場在草地上「無牌」擺賣真正地攤,「『自由野』擺地攤向來是不收錢,沒想到『自由約』原來要登記,還要交租」,但讀設計的少女語音初落,就有工作人員好心提醒,歡迎她們交費登記,「登記後就有遮光傘,不怕曬」。工作人員說完就走,的確貫徹了西九說的「寬容執法」,但有人乖乖交錢,有人聽完就算,不禁令人質疑,收費的意義是什麼?就是租一把遮光傘?「西九發展藏着以文化資產來為資本主義服務的價值觀,他們利用藝術家,美其名為西九注入所謂的藝術文化氣息,但其實是以消費型的藝術作為活動主導,而不再走向百花齊放的多元,『自由約』現在走向『單一』、『主流』和『消費』。」當天,不見文學和視覺藝術的蹤影,嚴穎嘉猜想那是因為兩者沒有可供「消費」的價值。除了地攤,就是運動和音樂表演,猛男脫了上衣展示身體線條,惹來陣陣尖叫,也有人行了一圈就離開或連聲叫悶。雖然活動不多,但走在西九,藍天之下就是綠海,樂聲之中聽見笑語,仍然好像烏托邦。 文化不是搖錢樹夜垂,音樂表演取消,人群作鳥獸散,看着黑夜裏安靜的西九「爛地」,良辰美景下盡是本土藝術與政府的角力﹕到底西九讓文化自由,還是將文化囚禁?它推動文化發展,還是把文化變成官家資產?一切在建立還是在毁壞?小西說,西九出現是「隕石撞地球」。「一塊大石擲下來,不可能完全沒有影響,有人覺得西九全部都很好,有人覺得不搞最好,我在中間,浮下浮下。香港現在沒有文化政策,西九成為了我們眼前的『文化政策』……」他在樹下抹着汗,「現在就批判它成不成功是言之過早,半年後西九會就自由約的實際推行情况加以變動政策和方針,我們應拭目以待,看看它將生出個什麼變化來」。文_黃雅婷圖_黃雅婷、受訪者提供編輯/譚詠欣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標題為編輯另擬,原題為〈是誰的西九?自由約設在「公共空間」〉 藝術 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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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達人柯佳列──放牛式教育 啃書種菜探險童年

地鐵靠站,剛放學的幼童隨着三五成群的家長走進車廂。有孩子抱着厚厚的英文童書,看了幾頁就雙眼放空,媽媽在旁「講數」:「看多兩頁,你才可休息。」另一群媽媽,緊張兮兮地交換興趣班的章程,書法油畫面試班,正談得不亦樂乎,任由她們的孩子奔跑嬉戲,旁若無人。「莫說生五個,一個我也不想生。」一個少女見狀低聲跟男友說道。事實上,自懷孕一刻,港爸港媽就如臨大敵,想到動輒就得花上那四百萬,個個望天打卦;年輕一代也深被影響,覺得「生兒育女」定是災難,總得眠乾睡濕,拉拔長大,長憂千歲。可是作為兩個女兒的爸爸,本土教育組織「綠腳丫」的發起人柯佳列(Kenny)卻說「育兒」是他的「人生福利」。他帶兩個女兒下田種菜、聽音樂、到社區探險,日日精彩——他就是電影中,會在牀邊說故事直到孩子睡着,再親吻她們額角的好爸爸。談到當下怪獸家長,他也不禁嘆息:「自產房出來,變成爸媽那刻,不少人已經迷失自己。」 1. 爸爸的清單 描繪孩子童年七年前,腹大便便的妻子興致勃勃低頭準備「育嬰購物清單」:買什麼牌子的尿片,哪隻奶粉最有營養,要買多少件嬰兒內衣作更換……全都要記得一清二楚。柯佳列坐在一旁,百無聊賴,忽發奇想,寫下了「爸爸清單」,決心將人生最寶貴的東西送給新生命。「爸爸清單」很短,只有五項,就是「圖書」、「大自然」、「遊戲」、「社區參與」和「美的教育」。Kenny在鄉下長大,童年在青山白水中度過——夏天挪一張桌子,一家人在河上的平台吃晚飯,身旁是點點的螢火蟲,抬頭滿天星閃動,放目遠方是無盡的稻田。他回憶那段和兄長把門板拆下來扔進小溪,和大伙兒一起泛舟的回憶時說,「童年應該是這樣的,可是香港的孩子只有手機、電腦作伴度過童年」。昔日的童年記憶提醒他:孩子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時間和空間,讓他們自行思考,遊戲,慢慢發酵;而大自然的偉大則可令孩子明白自己的渺小,從而變得堅強,「至少知道考不上名校用不着跳樓自殺」。 奶爸,孩子的大玩偶在男主外女主外的傳統觀念影響下,喜歡育兒的爸爸到底不多,像Kenny這樣無微不至的「奶爸」更是少之又少。「沒辦法,男人天生怕煩,加上母親在教養子女上一直比較強勢。為了夫妻和睦,爸爸們多數會讓媽媽決定怎教怎養」。Kenny的童年,父親的影子很淡,主要由媽媽湊大,因此他明白一個孩子的童年,父親的參與很重要。「媽媽沒有『做仔』的經驗,只有『做囡』的經驗,而且父母為子女選擇平日活動時也會有不同的決定:媽媽多數希望孩子多讀書,上完興趣班,就練練字,看看書;但爸爸則喜歡「hea」和「尋開心」,踢踢足球,跑跑步就過一天」,因此一個孩子可否平衡發展,爸媽的角色一樣重要。 2. 讀playgroup「最蠢的消費」柯佳列在教育學院讀教育,畢業後做過小學老師,又教過家長教育、資優教育、學障、自閉和過度活躍症;妻子則在醫院的學校為病童教書,整天看着年幼的性命衰落再凋沒,二人一度猶豫還要不要生孩子,幸而愛心不滅 ,二人最後還是果斷生育。兩個女兒出生後二人更一直把她們留在自己身邊養着。當人人帶着孩子到playgroup試堂,他們沒有為她們報讀任何的playgroup;當同學個個報讀了四、五個興趣班,一放學就急急被家長接走時,讀小學的大女一星期只有一日需要上半小時的鋼琴課,平日下課可留在學校下圍棋。說到playgroup,柯佳列狠狠地扔下一句:那是「最蠢的消費」。 真正「教育」 買不到的快樂「現在的家長分不清什麼是教育資訊,什麼是商業資訊,常常錯把商業廣告當成教育指南,被市場拖着走。很多人送孩子上學,就把教育的責任推到學校上,但其實學校能為孩子做的,叫『教學』,只有父母能真正『教育』子女。」Kenny說,不好玩的playgroup報來無謂——playgroup,顧名思義,就是讓小朋友開心玩耍的地方。就算playgroup很好玩,但如此一來,小朋友就會從小被灌輸一套觀念:快樂無法來自家庭,快樂需要在外頭花錢。於是,小朋友再不相信家庭能給他帶來快樂,只會追求外邊買得到的快樂。又有次,Kenny得知朋友把小兒子送進心儀的playgroup,好奇問朋友,孩子有什麼得着,友人說小朋友因此變得喜歡唱歌。當下更令Kenny摸不着頭腦,「兩歲的孩子先天就有發展語言的能力。打從牙牙學語,已經是嗚嗚呀呀,兩歲的小朋友喜歡唱歌不是playgroup的功勞。不上playgroup,他們一樣會在家中跟着電視搖頭擺手,學着唱誦。如果家長把孩子這種天分都當成用錢買回來的『訓練結果』,是抹殺了幼兒的天分,同時也表現了父母對孩子能力的不信任」。 3. 讓書本成為孩子玩伴Kenny省下了報興趣班和playgroup的費用,買來了很多兒童故事書和繪本,家中藏書三千,足夠開間小小的兒童圖書館。就讀小一的大女唸區內的主流學校,平時不需人督促,小小人兒自動會在晚飯前將功課做好,而且極喜歡考試,「因為考試可以早放,她溫好書就可以看書,一本接一本,愛不釋手。有時她會叫我幫她溫書,我卻推卻,才小一就要家長幫忙溫習,幾時捱到她大?」女兒成為了被自由放養的牛,但功課、考試成績反而不俗,「大量閱讀的孩子,語文好,成績也自然不會太差」。除了成績好,大女性格也十分活潑,思想跳脫,有天突然說:「爸爸,我長大後要生好多小朋友,把家中的書留給他們,然後你和媽媽幫我說故事給他們聽。」柯佳列聽後哭笑不得,但心裏很是安慰,「人會把好的留給下一代,她那麼小就懂得把書留給下一代,證明書在她心中的地位很高;她希望我們為她的孩子說故事,想必她一定也很喜歡我為她說故事」。 三學啟發孩子 尋找美好事物他提出,現在香港缺少了三種基礎教育,那就是文學、哲學和美學。「學習文學和哲學不是要孩子變成作家和思想家,而是讓他們學會欣賞文字的美感和思想的深度。這三學幫助孩子在人生路上尋到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雖然它們聽來艱澀,但打開現在的兒童繪本,不少已藏着哲學理念,如《尼古拉的三個問題》改編自托爾斯泰,書中探討人生中最重要的人、最應該做的事和最好的時機。「千萬別看輕孩子,他們本身就是一個哲學家。毋須刻意地像大學的哲學課一樣講邏輯,說理論,只要鼓勵小朋友多思想,就是上了一堂很好的哲學課。」 4. 繪本,成人更需要看日本的紀實文學大師柳田邦男曾說:人生有三個階段適合看繪本,第一次是在小時候,第二次是養育孩子時,第三次則是在進入暮年,所以,繪本更多是為成人準備。在地鐵中翻着兒童繪本,有幾雙小眼被吸引,聚精會神看着圖畫上熟悉的街景:密不透風的高樓、拉着行李箱的遊人、香甜鬆脆的菠蘿油、邊行邊鈴鈴作響的雪糕車……「看,是迪士尼和天壇大佛!」指手畫腳地數算圖畫中自己懂得的熟悉景點——這是台灣繪本家孫心瑜畫的無字繪本。故事由身穿旗袍,手提着紅氣球的內地女孩和拖着小狗的金髮英國男孩開展。他們各自游走香港不同地方,時近時遠,目光卻從不相遇,旅程的一半,小女孩的紅氣球飄到半空,默默飄着……溫馨的畫風下,人們臉上帶着淡淡的表情,路人是灰壓壓的一群,像堆剪影,幽幽地貼在繁榮的景色中,只要細心觀察,不少細節藏着叫人倒抽涼氣的信息——這就是柯佳列理想中的香港繪本——《香港遊》。 帶《香港遊》 帶孩子漫遊我城知道台灣著名繪本家孫心瑜有意出版以香港為題的繪本時,他心怕鄰島畫家一時三刻難以了解香港,決定親身帶孫心瑜四出奔走,適逢六四,二人帶同孩子參加六四晚會,留下燭光。成書以後,柯為這本「港台作品」當起代理商來。本着「自己的書自己賣」的精神,他不投靠大型連鎖書店,找來支持「綠腳丫」理念的綠色商店和童裝店作分銷點,繪本深受歡迎,連台灣出版社也驚訝。無字繪本像是澄明無盡的海,更能開闊思考。Kenny覺得這本繪本遠比官方公民讀物做得更好,「在《香港遊》家長讀書會中,大人和小朋友捧着書看得津津有味,不時指出自己熟悉的事物,但當我道出書中細節時,氣氛驟變,個個都不禁嘆氣」。《香港遊》有陣陣哀愁揮之不去,一讀再讀,每次都有新發現——這角是香港的繁華,這角卻是香港的暗淡……(《香港遊》於今年書展中有售,書中的風景和兩個孩子的足迹記錄了香港真實的一面。) 5. 孩子是公民 認識腳下土地二○一二年的國教風波激起了柯佳列對公民教育的思考,「當時的國民教育課程內容很離地,很空泛,香港的孩子連腳下的土地都覺得陌生時,怎能去解讀中國?」一年後,他發起「綠腳丫」,尤其強調培養孩子綠化和公民意識。平日,柯佳列也常常帶着兩個孩子去遊行,雨傘運動時,他也有和孩子去上真正的公民課,「我不會為他們定下政治立場,只想讓他們親身去看看,自己思考社會正在發生什麼事。未來的事大人不能為孩子下決定,要教會他們命運自決。」他表示,毋懼女兒因此變成社運青年,就算她長大要做黃之鋒,也是她自己思考過後的決定,只要安全,就放得下心。「我是新移民的第二代,記憶中還有鄉下的印記,還知道根在哪,但到了孩子那一代,她們已經沒有鄉下的概念,找不着自己的根,如果孩子能多接觸自己的社會,懂得反思公民身分,她們就不會走向激進,而且知道什麼是正義,見到不義之事,會勇於反抗。」 育兒 經歷第二個童年柯佳列口中念茲在茲的兩個寶貝,一個喚「心竹」,一個叫「心月」,簡單的一對名字代表了作為父母,微小卻偉大的願望:子女一生能心滿意足,行事為人能心悅人服。「我享受照顧她們,從不覺得痛苦。很期待她們變成大人,我就可以回到自己和妻子的二人世界。育兒是一種福利,有了她們,我擁有了第二個童年。」柯佳列目光炯炯,臉上掛着見到孩子就會上揚的嘴角。 「綠腳丫」家長行出來實現快樂教育法「綠腳丫」最初由17個家庭組成,名為「哈比學堂」,「哈比」是英文「Happy」的譯音,每月舉行一次活動,一行三十多人出城下鄉,又在城市中打轉,一家大小在歡笑中學習。柯佳列:「很多人以為我們只是一個親子讀書會,但我們想呈現的卻是不同教育的可能性。我們無意成為權威,亦不要求其他家長跟隨我們的教育方法,只希望香港的家長可以自行找到一套屬於他們的快樂教育法,讓他們知道跟孩子在一起是快樂的,不跟主流方法教仔亦『死不去』。」現在「綠腳丫」已有570位義工,和不同機構合作,一年舉行過百親子活動,場場爆滿——他們在塱原田間看書,在城市街頭舉行運動會,以繪本為題舉行大提琴音樂會,爸爸學堂的爸爸親身用木材為孩子做單車……文/ 黃雅婷圖/ 陳展希、受訪者提供編輯/蔡曉彤sundayworkshop@mingpao.com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function(d, s, id) { var js, fjs = d.getElementsByTagName(s)[0]; if (d.getElementById(id)) return; js = d.createElement(s); js.id = id; js.src = “//connect.facebook.net/en_US/sdk.js#xfbml=1&version=v2.3”; fjs.parentNode.insertBefore(js, fjs);}(document, ‘script’, ‘facebook-jssdk’));社工生活不穩定,於是帶着年輕人反政改?!全文:http://wp.me/p2VwFC-dUE#梁紀昌 #社工 #青年 #評台Posted by 評台 Pentoy on Saturday, July 18, 2015 教育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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