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律角度看港獨思潮

港獨思潮在社會引起熱議,政府及反對港獨的人士,以「港獨違法」為打壓港獨的理由,甚至認為因違反法律,所以連討論港獨也不可。我作為法律界人士,希望就上述這些觀點作回應。但我必須強調,我認為港獨是政治問題多於法律問題,所以只要任何人關心香港前途,即使本身沒接受法律訓練,也有權思考香港前途,包括探討港獨這議題。說回港獨的法理基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ICESCR),這兩條適用於香港的國際公約,在開首第一條便訂明,人民有自決權(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可自由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獨立,可以說是履行公約下賦予的自決權利。當然,如何具體實現自決權有很多方法,獨立只是其中一個選項。在20世紀,已有法律學者探討一個族群需要符合什麼社會條件,才可以獨立的方式體現自決權。在現行國際法的理論下,香港是否已符合這些社會條件並以獨立作為實現自決權的唯一方法,確是值得斟酌探討。基於篇幅所限,不能就此詳細討論,但我反想藉此回應反對港獨人士的一些論點和謬誤,作一反駁。政府須證限制有法可依及屬必須一、討論不等於鼓吹。政府指因港獨違反《基本法》,所以連討論的空間也沒有,早前甚至有辦學團體以打劫比喻港獨,發通告予學校不應討論。先不討論以打劫比喻港獨是否恰當,但「討論」和「鼓吹」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即使打劫是犯法,學生也絕對可以在課堂討論為何打劫是犯法,從而明白到社會需要有法律保障市民的私產權。這不等於鼓吹學生放學後去打劫,而是令學生明白為何打劫是不對的。同一道理,學校不應懼怕讓學生公開討論和思考港獨的問題,從而刺激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這才是正確的教學態度。二、港獨與言論自由。有意見指言論自由是有限制的,港獨是違法,所以提倡港獨,與言論自由無關。要回應這觀點,我們必須追問,究竟言論自由的限制範圍去到哪裏?的確,言論自由是有限制的。根據上述ICCPR第19條,人民享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但如該意見侵害他人的權利和聲譽(例如散播歧視他人種族或性別的言論),或危及國家安全,政府可予以限制,但政府須證明該限制有法可依以及是必須的。反對港獨者隨即會說,港獨乃分裂國土,危害國家安全,所以限制有關港獨的言論也理所當然。但要探討言論自由和國家安全的關係,我們還應參考「約翰內斯堡原則」(The Johannesburg Principles)。當年政府諮詢23條立法時,大律師公會在其意見書中也建議政府應參考該原則。此原則是由一群國際法的專家學者於1995年訂立的,目的是釐清政府可於什麼情况下,以「維護國家安全」之名限制人民表達意見的自由,藉以防止政府以「維護國家安全」為藉口,侵犯人民的言論自由。根據該原則,若要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該國政府須證明有關言論旨在煽動暴力,或有可能挑起暴力。換言之,我認為只要提倡港獨的人士並沒有鼓吹或煽動暴力,他們便可有其言論自由宣揚港獨的主張和理念。三、擁護和修改基本法。反對港獨人士指港獨違法,主要源於基本法第1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在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選舉主任便指稱某參選人因曾提倡過港獨主張,認為他不擁護基本法,從而剝奪其參選資格。但即使現時的基本法與港獨主張相牴觸,我們可否透過推動修改基本法相關條文,令其不相牴觸?擁護一部憲法,不代表必須同意當中的每一條文。憲法作為一部「living document」,因應社會需要和變化而作出修改,並不出奇。就正如美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以往也曾多次修改,但每次修憲並不等同推翻或不承認該部憲法。政府曾回應指即使修改基本法,但按基本法第159條,有關修改也不得和中央對香港的既定基本方針政策相牴觸。但一個政府的方針政策,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因時制宜。理論上中央對港的方針政策,也是可以修改調整的。此所以我在開首便指出,歸根究柢,香港的統獨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多於法律問題。政府再不能迴避港獨訴求隨着立法會選舉結束,本土/自決派正式進入了議事堂,政府再不能迴避自決及港獨的訴求。與其只以「港獨違法」作為打壓港獨思潮的藉口,倒不如就由社會開放討論,一起思辨香港應如何走下去。(觀點版編者按:港獨議題近期成為城中熱門話題。港獨思潮是如何萌芽和興起的?港獨思潮為何會成為當今社會的熱話?它與當今香港社會的政治經濟狀况有怎樣的關係?這些問題,都是市民揮之不去的疑問。《明報》觀點版邀請了各界人士撰文,期望展開一場平和理性、擺事實講道理的討論,以增進讀者對此議題的了解。本周我們從政治、歷史等角度探討港獨議題,希望帶出更寬闊的視角。)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8日) 港獨 法律 港獨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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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是政治問題,非道德問題

新學年開課在即,學校應否容許學生討論「港獨」近期引起爭議。工聯會的鄭耀棠最近便開腔反對中小學討論港獨議題,認為這是「毒害青少年」。他更以「殺人」比喻港獨,指言論自由有底線。在更早前,亦有教育界反對港獨的人士,在公開論壇稱推動港獨人士必遭天譴。似乎反對港獨的建制派人士,已把統獨當作道德倫理問題,認為同是黃皮膚黑眼睛的香港人要求獨立,是大逆不道、數典忘祖,所以港獨是大是大非問題。但其實毛澤東也曾提倡過「湘獨」,推動湖南獨立運動,讓湖南人自決自治,建設「湖南共和國」。毛澤東當時認為,湖南相對其他地區的文化較先進,所以不應被其他落後地區拖後腿,影響發展。當然,湖南獨立最終沒有成事。但如果現今推動港獨的人應遭天譴,那麼當年推動「湘獨」的毛澤東是否也應遭天譴?我上星期在本欄說過,港獨是政治問題多於法律問題,我認為它更不是道德倫理問題。獨立與否,作為政治抉擇,不存在道德上對與錯的考量,而是應從實際上是否可行,以及是否值得推行的角度考慮。建制派以至中央,為求打壓港獨,而錯誤地把統獨視為法律問題或道德問題,而不去認清問題本質,理解港獨思潮源由,從而對症下藥,結果定必適得其反。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8月25日) 港獨 港獨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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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主任,你懂思考嗎?

選舉主任篩選立法會參選人,有越權之嫌,成眾矢之的。據報有公務員感被「出賣」,因選舉主任只是執行決定不可能有「個人決定」。我之前在本專欄也說過,在《確認書》事件中,選舉主任只是被政府「擺上枱」執行政治任務。但這是否代表選舉主任就不必為其所為負個人責任呢?這令我想起六十年代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著名的理論——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二次大戰後,德國納粹頭子艾希曼被捉往以色列受審。二戰時艾希曼負責執行屠殺猶太人,把萬千猶太人送往集中營,本身是猶太裔的漢娜替雜誌《紐約客》到以色列採訪這次審訊,並後來成為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漢娜旁聽了審訊後,對艾希曼這個被公認的納粹魔頭改觀,並從另一個角度解釋為何艾希曼會殘殺猶太人。漢娜發現艾希曼和你我一樣,只是個平常人,本身亦非反猶太。但正如艾希曼自己在法庭所說,他只是納粹體制的其中一個小齒輪,遵從上級的指示執行命令,所以不應怪罪於他。漢娜認為正是因艾希曼的愚蠢,只懂盲從上級指示,缺乏思考的能力,結果造成屠殺猶太人的暴行。這種官僚的盲從,不懂思考,是平庸,亦可是邪惡之根源,故之為「平庸之惡」。在香港,劉兆佳說選舉主任的決定有政府和中央作後盾,但與其說後盾,我認為不如說政府和中央只是以選舉主任作「扯線公仔」,執行中央打壓港獨的政治任務,包括不惜要他們作出超越其法律權力的行為。面對上級的政治任務,本應政治中立的選舉主任絕不應盲從,而應要敢於思考、明辨是非。在這個歪理當道的世代,如果我們停止思考,只選擇盲從權威,便會很容易作了平庸之惡,甚至成為此荒謬社會的犧牲品。選舉主任被擺上枱成為剝奪市民參選權的「幫兇」便是一例。說回艾希曼,漢娜理解但不等於寬恕他的暴行,最後艾希曼受審後被判以處決。原文載於2016年8月11日《明報》副刊 2016立法會選舉 平庸之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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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署地震

廉政公署高層近日再傳重大人事變動,先後有部門主管離職以至首長提前解約後又被挽留,事件已嚴重影響廉署聲譽,以及公眾對廉署的信心和觀感。我相信廉署員工的士氣,亦定必大受打擊。白韞六作為廉政專員,難辭其咎。我認為他必須問責辭職,以就近日人事風波為廉署帶來的打擊承擔責任。社會亦應趁機討論修改現時的廉政公署條例。有傳今次廉署一連串的人事風波,始於廉署調查梁振英UGL五千萬事件。但同時間,根據現在廉署條例,特首在廉署人員的委任方面,有相當的權力和角色。例如條例指明行政長官可按其認為適當的條件委任副廉政專員。有關廉署人員的僱用條款及條件,亦須行政長官批准。但當廉署調查對象是特首本人時,明顯會出現利益衝突,我們必須要有一套完整的法例和機制,處理這類情况。我認為這次事件,其實是之前港大任命校委事件的翻版。在回歸前,以往的大學條例和廉署條例都會賦予港督相當權力和角色。但港督自知非民選產生,認受性不足,而且所屬宗主國英國政府由民主選舉產生,所以即使法例賦予港督相當權力,港督一般也會自我約束,不敢太過分。但由梁振英開始,即使他亦非民主選舉產生,但卻厚顏地利用法律條文,「有權用到盡」,然後再向社會擺出一款「你奈我唔何」的態度。這亦是為何我認為梁振英是歷任三屆特首以來,最令人討厭的一位。把守制度的機關(institutions)是令社會有效運作的重要支柱。但近來我們目睹多個機關正逐一淪陷。先有堅持院校自主的港大失守,然後自稱非政治性組織的選管會竟政治審查候選人,以及為香港廉政把關的廉政公署大震動。香港的未來的確是令人擔憂。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8月4日) 廉政公署 廉署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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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擺上枱」的選舉主任

選管會要求報名參選立法會的參選人簽署「確認書」,額外聲明擁護《基本法》,特別當中的三條條文,包括第一條的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此「確認書」不單多此一舉,法律基礎成疑,且明顯是針對提倡「港獨」政治主張的參選人,即違背了選管會以往強調自己是非政治性組織的宗旨。《基本法》全文超過一百條條文,選管會不應該只因針對現時「港獨」的訴求而要求參選人額外確認明白當中的三條。難道除此三條外,其他條文就不重要,參選人亦可置之不理、不必擁護嗎?更加離譜的,是選管會竟透過選舉主任向個別參選人查詢是否支持「港獨」,以決定是否批准參選,這無疑是向參選人進行政治審查。香港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應因其所持的政見而剝奪這些權利。再者,一般選舉主任皆由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出任,由他們處理不涉政治判斷的審查,例如參選人個人資料是否正確、是否已登記選民等,則尚可勝任,但要由選舉主任作政治審查,判斷某參選人的政治主張是否合資格參選,等同是把選舉主任「擺上枱」。若此先例一開,如日後有參選人在政綱反對為廿三條立法,甚至倡議修改《基本法》某些條文,他們是否又會被要求簽署「確認書」,甚至被選舉主任質疑不夠擁護《基本法》而被褫奪參選資格?以馮驊為首的選管會,理應熟悉選舉條例和自己的權限角色,希望他們不要再因為港府以至中央政府要打壓「港獨」的政治訴求,而把選舉主任「擺上枱」。(原文載於2016年7月28日《明報》副刊。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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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 the future once

英國保守黨的卡梅倫(David Cameron)為英國的公投結果負責,正式辭任首相一職,結束其六年的首相生涯。他在任內最後一次的首相答問會中發表演說,回顧過去六年工作,最後結語一句「After all, as I once said, I was the future once」。這句說話,實有自嘲意味,因於2005年在政壇剛冒起的卡梅倫,初任在野保守黨黨魁,出席首次的首相答問會時,與當時的首相貝理雅就英國教育議題針鋒相對,當面嘲諷貝理雅「He was the future once」,暗指對方已是國家的過去式,不能再帶領英國走向未來。十一年後的今天,支持留歐的卡梅倫未能說服過半國民於公投投票留歐,結果引咎辭職。在政治生涯結束前首尾呼應的一句「I was the future once」,可見卡梅倫辭職前也不忘幽自己一默,盡顯他作為政治人物的胸襟。在民主國家,領袖因某些錯誤決策而問責下台,乃天經地義,亦沒有什麼大不了。相關決策者即使心裏再不情願,也只能接受現實,承擔責任,絕不會諉過於人,更不會說甚麼離開比留低更容易等廢話。反觀在香港,梁振英當政四年多以來,由影響市民的「鉛水事件」以至令人質疑梁振英誠信的「UGL五千萬」,以梁振英為首的一眾官員不單沒人須引咎下台,而且更以歸咎為制度問題等語言偽術把官員個人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一眾建制派亦替政府保駕護航,說甚麼不應「??要人頭落地」。但在民主社會,政府為自己的過失而「人頭落地」是理所當然的,因這才是體現向人民負責的真正表現。看看卡梅倫的瀟灑辭職,在對比香港政府官員每次為自己過失而找諸多藉口推卸責任,實令人慨嘆港府的管治水平為何每?愈下。時代巨輪不斷向前運轉,不會因某人而停下,從政者時刻都應有時不與我,需要抽身而退的準備,但到底又有多少人,真的可做到不戀棧權力,有氣度和勇氣說一聲「I was the future once」呢?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7月21日)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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