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佩芬訪沈旭暉:中南海重塑香港管治式 新世代突破借勢全球化

雨傘運動由學聯罷課拉開序幕,至警方施放催淚彈激發數萬人上街,當中很多從來不關心政治、突然抬頭關心社會的年輕人。成年人像上周接受訪問的黃洪教授那樣,甘願當年輕人的後盾,尊年輕人為運動的主體(他深深感受到年輕人對香港政治及社會發展的失落和憤怒,甚至對上一代「爭取不力」的憤懣)。兩個月來,我們確實見到過去香港民主運動沒有出現過的抗爭規模與意志,對此,有人讚歎,有人喊驚。梁振英則為此斷症:青年人向上流動出問題,搞搞扶貧便無問題。搞好扶貧是否就可以讓運動圓滿落幕,佔領區的示威者乖乖退場回家?都說今場運動翻開來是一籮筐的社會、代際與中港矛盾,矛盾可否解結?出路在哪?青年學者沈旭暉以其國際關係的視野,分析固然跟梁振英大不同。北京藉機重組香港權力結構問:運動發展兩個月至今,隨着近日警方在旺角佔領區強硬清場,似乎雙方透過對話解決政治危機的可能已變得渺茫,放諸中港以至全球國際關係的脈胳,你是怎樣看這場以年輕人主導的運動?發展至此雙方是否沒有轉圜餘地,運動最終在爭取普選上無功落幕?中央是否真的沒有退讓的空間與可能?答:古今中外的運動,無論是政權的還是民間的,「從現象看本質」,關鍵大多不是以名義上的目標。我不認為這場運動的真正關鍵是普選,更不相信政府研判的青年上向流動問題是對症下藥。香港的根本矛盾,在於「一國兩制」本身的根本矛盾:北京認為凡是涉及「國家利益」的,包括許多香港內部事務,都屬於一國範疇,這是基於中央集權、國家主義的思考,至於何謂「國家利益」,每一刻都有不同可能;港人則習慣以條文劃線,希望白紙黑字列明哪些屬於自治範疇,然後在範疇內避免北京進入,這就像聯邦制自治政府的作風,但這卻是北京的禁忌,特別是習近平把港澳事務放了在「國家安全委員會」後的禁忌。兩者能否調和?不可能,因為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北京現在的態度,很有「引蛇出洞」的意味,測試對象並不止是泛民陣營和學生,還顯示了對廣義建制派的不信任,因為不少商界精英、乃至傳統「土共」,都顯示了不少本土情結。中共建政初年,就以「反地方主義」之名整肅了不少功臣,對香港似乎也不例外。在這框架下,北京真正在意的並非普選能否落實,而是如何利用這機會重組香港權力結構,通過由政治到金融的不同舞台,「消化」香港。這一條線,和習近平的「國家安全」政策一脈相承,也和中共歷來處理地方問題一脈相承。邏輯上,抗爭者即使有能力拖垮香港政府,也不可能拖垮北京政府;而要是真的拖垮香港政府,卻是北京直接介入香港的契機。「以青年鬥青年」 扭轉管治模式問:今次以香港年輕人為主體的抗爭運動,說「是將社會和代際矛盾來一次總爆發」,董建華團結一眾前高官商賈,苦口勸勉年輕人歸家,羅范椒芬的友人因害怕年輕人移民,最新有梁愛詩的「點放心20年後將香港交畀年輕人管」,一方是家長們「香港的年輕人怎麼了」的質問,另邊廂,有評論警告,中央與政府的不退讓,將要失去一整代人,你認為這一代經歷兩傘運動的年輕人較諸前代,有什麼值得害怕?大規模的年輕人抗爭示威近年在外國屢見不鮮,害怕年輕人是否今日的世界大潮?而所謂失去一整代人,確切來說會給香港和香港的管治帶來什麼危機?怎樣的青年政策才可補救?答:古今中外的年輕人,都有屬於自己世代的運動,國際案例的常見結果,無論運動目標是否達成,都是部分領袖成為自身業界權威,部分發現理想的不務實而轉投陣營(美國新保守主義者不少是激進抗爭者出身),一般都能被主流社會消化,再重塑主流社會的定義。但香港青年的理念,和北京的意識形態處於兩個極端,不具備被吸納的空間。我並非研究香港的學者,但參考中文大學同事做的不同調研,似乎沒有相信福利社會能解決目前青年問題的。參加運動的中產孩子、學生精英極多,他們要過一般充裕的物質生活毫無困難;身邊偷偷參與運動的中資機構朋友、公務員朋友也不少,他們認為這是價值觀問題;而會擔心和北京關係影響前景的人,其實已不會走出來了。坦白說,我根本不認為北京或港府希望「補救」,它們其實知道永不能爭取到抗爭的青年,也不用爭取。現在的策略是「以青年鬥青年」:拉攏一些中性青年精英加入建制外圍,樹立這些向上流動的榜樣,讓他們成為抗爭青年的對立面,敵我矛盾就可以在青年階層同步展開,那起碼能減低「世代戰爭」的色彩。身旁一些青年朋友正在相傳:「上位此其時」。這對解決問題是沒有幫助的,對進一步扭轉管治模式卻有幫助,北京對它的任務是很清晰的。「中間派」不得不跟着北京遷移問:運動期間,不少中間派被視為能溝通雙方的中間人,兩大陣營的溫和派也有不少合作,但也沒有達到任何成果。你怎樣看中間派在未來的角色?答:理論上,社會永遠存在「中間派」,就像赤柬本身是極端派,但當赤柬管治全國,內部也會有「溫和派」,根據人口比例,也會變得「中間」起來。但那又如何呢?北京的目標,是把整個光譜向國家主義一方遷移,每移一步,中間派其實也不得不跟着移,已失去原來的價值,所以原來的中間派而有不打算從政的,基本上已消失於前線,因為那已不是相同的遊戲;繼續存在的,其實也已是另一種存在了。?北京製造二元對立問:開明建制派如曾鈺成預期,若普選方案不獲通過會衝擊一國兩制,同時他亦明白到香港的社會矛盾和政治發展要透過實行普選才可解決,你會否同意,不能通過政改方案的危機,比通過一個沒有給香港人真正選擇權的選舉,危機更大?答:曾主席是我很佩服的人,幾乎也是在政圈最尊敬的人,但我多次直接和他說,以上思維其實也是模糊了焦點。我天性不是喜歡對立的人,對任何會導致binary dichotomy的話語都很感冒,一直感覺北京正是通過連場運動,每一場都製造一個二元對立:是否支持人大決議?是否支持警察?是否支持袋住先?有了對立,國家機器就能參與,就能深化直接管治到日常生活,那卻是一般香港人最不希望出現的情况。坦白說,我個人情願接受目前的方案、也情願不接受目前的方案,都不願意接受生活在國家機器能直接影響個人自由的結局。假如政府只是要令方案通過,根本毋須以群眾運動方式推進,有了群眾運動,通不通過就不是重點,重點變成了通過運動改變管治模式。再把是否通過演繹為香港存亡的抉擇,就正中群眾運動模式的下懷了。問題是通過爭論「接不接受」的過程,國家機器卻已無處不在,這才是中共運動的倫理邏輯。通過方案會出現某些情况,不通過會出現另一些情況,但北京都已做出準備,隨之而來的,都是往後十年的敵我矛盾,直到全面掌握局面。你看目前北京的佈局,無論怎樣選,都是會延續下去的。既然是這樣,以上binary dichotomy,其實就是偽命題了。理想不能作策略指引問:8‧31人大宣布「落3閘」決定後,泛民宣告自此香港進入抗命時代。雨傘運動讓新一代年輕人冒出頭來,舊有政治力量追的腳步甚為吃力,彼此亦無法連結。你如何看香港的「後佔領時代」?新一代會否藉今次進場,接棒領導香港的民主運動發展?有沒有機會打開新局面?答:青年的公民質素很值得肯定,我也認識很多很熱血的朋友在前線,但我十分擔心過分理想化的趨勢,因為理想可以作為道德指引,但不能作為策略指引。雖然我希望出現在香港的民主制度,但不得不正視在理論層面,你很難精準定義一個非國家的地方官員如何產生的國際標準,而基本法條文充滿了大量escape clauses供不同時代的當權者演繹,也很難說人大方案不符合基本法。所以爭取香港民主是一個特例,絕不是不要爭取,而是不能輕易用「我正義你不正義」的角度開展,否則很快就落入敵我矛盾的思維。而敵我矛盾,卻正是目前北京最願見的,因為他們的強項正是處理敵我思維,希望達到的是全面直接管治香港,手法是以國家安全之名開入國家機器,改變社會模式,達到了這些,普不普選,反而是次要。所以,真正的抗爭對象不應是單一普選議題,而是捍衛香港人的生活模式。這一點,原來是香港大多數人的共識,包括主流建制派的共識。唯有當社會變成敵我矛盾主導,以上共識才能被打破,也就是現在的情况。?全球化思維 助建構「自己的香港」問:雨傘運動爆出的「異質空間」裏,我們確是目睹了前所未見的高公民質素,新一代其實給政治鬱悶的香港帶來衝擊和希望,但政治上衝不開的窒礙,不斷為新新覺醒的年輕一代積累挫敗和負能量,部分投向激進甚至採取暴力的抗爭模式,如果說他們在運動強調自發是體現了出對傳統精英政治制度的不信任,街頭抗爭以外,你認為年輕一代還有什麼其他有效可行的抗爭方法?假如抗爭下去,無論用激進手法也好、溫和手法也好,都達不到目的,香港人是否只有認命一途?有沒有積極一點的事情可以做?答:我經常和我的學生說:你要成功,就要玩自己的遊戲,不能跟隨別人的遊戲規則,否則只會被屈機。就以在大學工作的人為例:官方遊戲是要出版愈多愈好的學術文章,目的是要拿取終身教席,但真相是很殘酷的:不少人因為出文章的壓力整天神經兮兮,終身都為了拿不到終身教席而惶恐,即使在中年拿到,卻又不會甘心六十歲退休,於是五十歲開始就要為六十歲後的工作重新部署,結果一生都被牽着鼻子走。但假如我們think outside the box,第一天就部署在數間不同院校工作,同時發展自己的第二身分,辦自己真正興趣的研究年會,以此為中心建立自己的其他業務,必會找到真正的價值、建立真正的天地,而不用每天在乎制度的臉色,到頭來,後者的穩定性,反而比官方賦予的穩定性更大。那這跟香港的處境有什麼關係呢?作為研究國際關係的人,我真心相信我們身處的全球化時代,已改變大量傳統政治社會的遊戲規則,因為我們的確能突破了時空限制。北京的思維是「權在我手」,只要你在香港這個地方生活,就免不了要爭取政府資源;只要你在商界,就不可能不和中國打交道;只要你真的抗爭到越界,負責國家安全的部隊就會出動;假如你要根本性改變香港,要麼直接搞中國民運,要麼直接搞港獨,那就更能名正言順無情打壓;假如你不喜歡,有本事就不要在香港住。以上的邏輯,看似密不透風,你愈是落入這樣的邏輯,假如現實短期內改變不了,要麼愈來愈憤世嫉俗,要麼愈來愈隨波逐流。但我們不妨細心一想,這真的無可破解嗎?無論多麼溫和的人,也是有尊嚴的,怎會有人心甘情願被全方位「鍊住」一世?我身邊不少朋友,住在一個地方,讀書在一個地方,工作在一個地方,休閒在一個地方,國籍在另一個地方,但他們的身分認同,依然在香港。換句話說,他們其實在建構自己理想中的香港,而且這不是純粹虛擬的,也有實在的元素,例如在海外市場拓展香港品牌產業,在海外學院開拓香港學,乃至有一些朋友間的互助基金,讓朋友得到國際閱歷。慢慢地,我們會發現「香港」會成為另一種存在,正如國際社會認知的「亞美尼亞」,從來不止於那個國家;孟買人的生活,也超越了印度境內那個孟買。以往確實只有精英階層,才能承擔這樣的生活,但全球化改變了一切:從前香港人很少選擇到台灣留學,近年已大行其道,相信不久會有青年開始到東南亞國家留學;不少朋友開始考慮在別國做比較基層的工作;至於網絡時代建立國際媒體的成本,更是奇低。朋友會問:這和物理上的香港特區又有什麼關係?自然是有的,因為這能為更多香港人突破上述北京「權在我手」的公式,可以減少對香港政府的依賴,繞過香港政府建構自己的香港,而又完全政治正確,毋須捲入挑戰北京一類必被上崗上線的活動。那時候,政府再嘗試以一套房屋福利、或一個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的荷蘭水蓋,令香港人唯命是從,那才顯得超現實。北京也會發現香港更多的價值,才可能思考以其他模式處理香港的可能。「是時候找回自己」問:你自己會如何面對「後佔領時代」的香港?答:雖然總是有朋友叫我從政,但我「肯肯定」不會在香港政治有任何參與,因為由始至終不是那種人,既不能認同目前等待派位的那個遊戲,不相信加入現在的建制有任何改變,也接受不了抗爭者以非黑即白態度演繹理想的模式,那些約束,都會燃燒正常人的靈性。我確實相信努力弘揚香港的國際身分,開拓更多新一代香港人直接接觸國際視野的渠道,並嘗試把國際議題產業化,令虛擬的視野變得更入屋,這些都是有價值的,因為現在比任何時候,香港現在都更需要真正的國際視野,和行為。以往我們習慣用一個組織涵蓋所有想法,現在必須化整為零,和身旁不同朋友構想中的類似計劃,有好幾十個在不同階段出現,倒是令人鼓舞。我從小到大的路線圖,並非要怎樣出人頭地,而是滿足了社會的基本期望、也就是基本上沒有人質疑自己「唔夠勁」之後,就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香港人的成功,從來都是在看似不可能的情況下重創奇蹟,同時繞過地雷,又不被任何理想與現實的框條窒礙。在之前十年,我很努力奮鬥去達到前期目標,我想,現在是時候找回自己了。問﹕黎佩芬,星期日生活主編,過去在本刊策劃不少探討代際矛盾的系列文章,不害怕年輕人答﹕沈旭暉,中大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及全球研究課程主任,《信報》主筆(國際)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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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佩芬:現時點與萬邦行

當與時並進變成口味單一,如櫥窗前眼神空洞一味只會向前擺手的招財貓,一旦誤打誤撞走進落單的暗角商場,反差不會帶來竊喜。雖然摻和了憶苦思甜的懷舊情結,卻一定不能說是落伍與過時,只是我行我素,我鍾意咁樣。中環的醫生大廈萬邦行地下的幾層商場,彷彿一意孤行地走花樣年華的貓步,顧盼自豪。端莊優雅的女裝與珠寶,政治不正確的皮草,還有家中式飯店喜雙逢,孤零但不凋敞。飯店並不是老字號,但裝潢與氣派跟商場的氣氛配搭一絲不苟。而居然在中環這個該是至高呎價的商場之內,隱伏改衣店,而且不止一家。如果皇后戲院沒有拆卸,沒有去趕那時代的洪流,萬邦行不會如此落單。站在財經地產的立場,這明明是中環的最後一塊肥肉,故此,雖然覺舊情綿綿,也不敢有太多非份之想。也許一切,只為善價而沽,等締造另一個價位傳奇。從前曾經響噹噹的龍子行、萬宜大廈和陸海通大廈早已不復,重建翻新去追逐一個錢字,典雅氣派固然盡失,換回來平庸。中環價值,是否也有一個演變的過程?萬邦行提醒,曾經,我們有一個花樣年華的中環。現時點在油麻地,在這個暗黑商場走一趟的話會黯然,原來玩具也有價,價錢甚至「不菲」,但我懷疑,每每十年不發市。滿有童真的志趣與熱情,外行人看來,琳琅滿目,是特色,之於顧客,則是疲憊的成人世界中一個難得的療癒街區與逃遁口。新近傳出,業主要將現時點重建翻新賺取更多更多的租金,玩具迷應聲慘叫倒地。中環價值所向披靡,它霸道,最可悲是,它抹煞多元,鼓吹平庸。原文刊於明報副刊 本土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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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佩芬:命運自決

蘇格蘭公投日近,這個地方比台灣大一倍,人口不到台灣四分一也比香港少一截,GDP只及台灣一半,最終會否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當地人民對自己地方的前途會如何取捨抉擇?據報當地支持反對民意相若,而以反對獨立的人稍為佔多數,而支持獨立又有後來居上之走勢。回想起來,蘇格蘭是人生第一次長途旅行的首個目的地。為節省旅費,由香港搭乘馬航中途轉機再飛倫敦,駝着個廿公斤重的大背囊,抵達離維多利亞火車站不遠的長途巴士站,坐上即開到蘇格蘭愛丁堡的巴士,到達已是晚上,但見天還是亮,嘖嘖稱奇,但人實在太累,又怕初到貴境而天又臨黑,揚手截停一部的士,登上跟倫敦的士一樣的貴氣黑房車,誰知拐個彎,就到了預訂的青年旅舍。我們在城中逛古堡,去尼斯湖找水怪,親炙如畫風光,至於當地民情,除了與當地人交談時親歷作為課本的Story of English中,講及英國那千變萬化的方言口音以外,就是發現當地人都很嗜甜,身形胖大,也愛叫人「蜜糖」。之後再次接觸到那聽來趣怪率性的英語口音和文法,是在看英國導演Ken Loach的電影,寫工人之間的情義,受社會壓迫的淒酸,經常得要一邊聽着口音一邊追字幕看。譬如寫英國鐵路私營化下的工人悲歌The Navigators,結局是一記悲鳴之音。當然,也有瀟灑有型的辛康納利,個人認為他是最好看的占士邦,今人對他,已是英雄不問出處。據報,當地人對面對人口老化的挑戰下,全民免費醫療會否得以延續,甚為憂慮會步英倫後塵開放私營化,亦是其中一個主獨的要點,其他諸如經濟政治等考慮,雙方理據鋪陳,說到底,就是秤一下自己斤両,認真想要過什麼樣的美好生活。公投既是全民有份的民主參與又事關重大,蘇格蘭大概沒有「我討厭政治」這類說法,而「我討厭政治」作為香港獨有的語言表現,反過來看,難道不也有所寄託?[黎佩芬]原文載於明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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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佩芬:恥感的誕生

行為藝術家歐陽東當李飛在向港人解釋人大「落全閘」決定時,在特首辦門外示威,錄像顯示,他穿著半截長裙,嘴上塗成大塊紅色,舉起「為了媚共,可以去到幾盡?」標語,又大叫,人大說我是女人,我就是女人。這位歐陽先生過去在示威場合見過,經常訴諸影像鮮烈的示威物品。早前見過他在地上擺豬仔錢罌諷刺不問政事的港人,最記得是多年前皇后碼頭清場,留守碼頭頂的示威者拿着擴音器對在場警察與市民說話,他拿起一個枕頭,掏出裏頭的羽毛,輕輕的,一把一把撒下。那是撥動心弦的一幕,就算沒能夠一眼看懂他的行為背後的藝術含意,但本來劍拔弩張的對峙場面,突然詩意起來,化作看得見的,淡淡哀愁。今次他穿著女裝,一般人見到不男不女打扮,都會落閘戒備,警方趨前,隔不多久他撕開上衣,露出寫上示威句子的身體,警方加以阻撓,之後他脫下長裙,剩下一條身子,警察一擁而上,他邊喊道,為什麼人大可以赤裸,市民不可以。然後,他被警察強行穿回裙子帶走。其實他並沒有完全赤裸,重要部分有遮擋。當眾赤裸會帶來自己和別人的恥感,一般有人光着身子在街上走,會被當成瘋子辦。但到當權者衝口衝面的殺過來,誰該負責去擎起一幅遮醜布擋上?恰巧爆出荷李活女星的私密裸照被黑客偷盜再放上網自利,《衛報》一篇評論質疑社會輿論實則將恥感加諸女星身上,要她們為享受性愛而感到羞恥,她反問道,要不,為什麼從來沒有人將男星的閨密裸照公之於世?對女星指指點點作道德批判的,干涉並侵犯別人的私隱之後,還要義正辭嚴一番,這一切亦是很赤裸,卻完全沒有恥感,說明恥感的誕生,好微妙。[黎佩芬]原文載於明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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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佩芬:沒說再見

營辦廿一年的幼稚園跟業主續租,暗標出價多給八成租金亦告落敗,家長校長縱是不忿,只能黯然,公眾如你我看在眼裏,雖替無辜幼童被迫提早面對無常的離散感到不值和憂慮,但就地產霸權無與匹敵之威勢,除了無奈還是無奈。好了,現在我們是更上層樓了,得到一個新的benchmark了,可那道理,我們不早就熟得爛透?但知道還知道,每一次的措手不及,都是一件新事,一樣新鮮。我舉三個例。上環結志街。小店老闆法國學成歸來,學攝影,卻順道學會了幾道法國菜,於是開餐廳。一路走來是有堅持的路線,法式優雅,在骨子裏。價錢隨市道有些兒上落,後段開始力谷午市,一百元有找的精緻午餐,單點只是五六十元,即可嘗到鵝肝炒蛋與法式鴨腿,雖然入座安排是茶餐廳式的搭枱,西裝友OL亦毫無介意。再後來,再進一步精簡,多餘的修飾和複雜工夫都不要了,似乎就要在重建前用獨步的味道堅持撐到最後,可卻是忽然一天,門關上了,玻璃透現裏頭什麼都清空了,只剩餘一室空洞的烏燈黑火。想到老闆和傳菜嬸嬸的親切笑臉和那份自豪感,真是惆悵。還有一家韓國菜,在銅鑼灣謝斐道,喜歡其味道正宗。其實近年已轉手,猶幸接手後仍然正宗。前一陣子星星熱,剛與朋友來湊興吃過炸雞煎餅飲啤酒,正因為食得開心,於是早幾天心思思又來了興致。一個早上電話打極無人接,已覺奇怪,來到門口,喂,又係咁?拜拜都唔講聲!就像講電話,最討厭對方不說再見就咚的收線。至於第三例,已記不起確實位置,固然是現在同一條街幾個吉舖,就是在它仍開業時,也兩三度在街前街後轉換舖位——影碟店近年好像都要這樣走位。那天由街頭走到街尾,再往回走了一趟……嗯,這樣嗎。每一次,都新鮮感到,有一點什麼被掏空掉。[黎佩芬]原文載於明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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