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恩灝:衝出國際的威權主義

研究民主化的學人Larry Diamond、Marc F. Plattner和Christopher Walker在其編著《威權主義走向全球:對民主的挑戰》(Authoritarianism Goes Global: The Challenge to Democracy)一書指出,在蘇聯倒台後一度出現的全球民主化,在2000年中葉起出現轉變,開始有政權反擊民主浪潮,以嚴刑峻法和監控技術等措施限制公民、社運人士、民間組織和媒體的表達自由和獨立自主。而且,它們在本國擴張威權政治之餘,亦將其策略輸出海外,將威權政治延伸到國際層面。根據編者們在2014到2015年的研究顯示,威權主義衝出國際的原因之一,是由於各威權政府愈來愈懂得相互借鏡、合作以至行動,挑戰主張自由人權的國際秩序,在國際層面抑壓民主。當中,尤以中國、俄羅斯、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委內瑞拉「5個老大」(Big Five)為諸威權國家的旗手。 「威權老大」的一套「軟實力」 本書編者認為,這5個「威權老大」正在發展一套有別自由民主國家的「軟實力」(soft power),在區域和國際間推廣威權政治的價值和文化。首先在論述上,威權國家強調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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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 會關心住屋權嗎?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最近發布了一份題為《適足生活水準權所含適當住屋權以及在這方面不受歧視的權利問題特別報告員的報告》(A/HRC/34/51)文件,檢視「住屋金融化」的狀況及其對人權的影響。所謂「住屋金融化」,是指住屋和金融市場以及全球投資的結構性變化,即住屋被視為商品和累積財富的手段,以及成為全球市場中交易和出售的金融工具的一種擔保。 「住屋金融化」令住屋脫離社會功能 報告分析,「住屋金融化」起源於不少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的國家放鬆住屋市場管制,以及由金融機構實施經國家同意的結構調整方案。由於各國側重吸引資本和富裕的投資者,推動不少歐洲國家實施嚴厲的緊縮措施——例如減稅和削減福利——以吸引外國投資者進入其國內房地產市場;加上全球資本過剩問題愈加嚴重,住屋和城市房地產已經成為金融公司的首選商品,作為資本過剩的存所,使住屋脫離提供安全和尊嚴生活住所的社會功能。結果,一些對?城市(例如香港和倫敦)的房價自2011年以來都上漲了50%以上,為富人增加了巨額資產;對於尚未在該市場投資的大多數家庭,則再無能力購買住屋,被逼遷到就業和服務稀少的城郊地區(第8、19、23、25、26、37段)。 報告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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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批評「長毛」出選的幾個觀點

「長毛」梁國雄上周宣布,倘在民間公民提名機制下取得足夠提名,將會參選特首,惹來民主派陣營內不少非議,既有人藉此攻擊其人格,亦有人憂心忡忡其參選會打亂「民主300+」(下稱「300+」)的部署。 300+能代表整個民主陣營嗎? 筆者將第一種批評概括為「道德批評」。這類批評指斥長毛昔日對泛民參選特首者口誅筆伐,如今高調參選,就是前後不一、「打倒昨日的我」。如果上述批評由激進民主派提出,筆者可以理解;但對於溫和派,長毛出於促進民主運動的動機而決意參與一個小圈子選舉制度,豈不是符合溫和民主派採取的進路?另一種道德批評,就是指長毛形象和路線激進,不能代表整個民主派,也不能得到多數市民認同。的確,激進民主派和支持長毛參選的自決派,在立法會選舉中得票不超過16%,本來就不代表主流民意,作為少數派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積極商討提名策略的300+,又能夠代表整個民主陣營嗎?回到最根本的事實,目前選舉出1200名選委的選民基礎,主要來自工商專業界別共約23萬人。換言之,儘管300+在不少界別選委中大獲全勝,其民意授權僅佔全港選民的6%,正面角度來看是社會的關鍵少數,但負面來看則是徹頭徹尾的特權階級。他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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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面對不流血的政治謀殺?

由彭定康來港高調反對港獨,到張德江接見「幫港出聲」,其後宣布泛民主派可申領回鄉證,到早前政府入稟高院,以宣誓問題為由,要求撤銷4名自決及激進民主派的議員資格,中共、港府和民主派的政治鬥爭可謂意料之外、情理之內。所謂「意料之外」,就是大家以為政權欲釋出與主流泛民大和解的善意,連前宗主國港督也力斥主張港獨的陣營時,政府卻連反對港獨的自決派和激進派也不放過,執意入稟法院提出覆核,擴大自宣誓事件的株連效應。但「情理之內」者,在於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從來都是策略性,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對傳統泛民的懷柔政策,在主要敵人消失後就會完結。君不見2010年泛民出現路線分歧,激進派推動變相公投,政權即向溫和派伸出橄欖枝;政改通過後,溫和派仍然是政權集中打擊對象。今次一手准發港澳通行證、一手司法覆核,就是繼續拉一派打一派,同時逼令次要敵人歸邊。一步步將異見陣營消音但要命的是,覆核的政治影響,比發證來得更不堪設想。香港在未有民主的情况下,司法機關具普遍認受性制衡行政權力;但在人大釋法的牢籠下,行政機關利用司法機關打壓立法機關,已經成功褫奪了兩名民選議員的議席。前日針對本土派,昨日針對自決派,明日就可針對溫和派,最終一網打盡。倘若溫和民主派越雷池半步,提出不合政權心意的根本政治主張,最終亦會落得同樣的命運。要麼你做「忠誠於政權的反對派」,在政權隨意收放的政治體制內參政;要麼你意圖在框架外挑戰政權,便要面對龐大的政治、財政、前途代價。究竟政府再提出司法覆核議員資格,是梁振英為連任鋪路的競選工程?還是和中央協定的交換條件?還是純粹執行上級指令辦事?我們能夠推測,但無法知道。可知的是,政府此舉等於不流血的政治謀殺,一步步將異見陣營從體制內到體制外消音。民主派目前可以如何自處呢?民主派自選委會選舉開鑼,其對策就是明明白白的反對梁振英連任。民主派功能團體議員牽頭成立「民主300+」,高舉換人換制度,盡一切努力將梁振英趕下台。梁振英多年來所作所為固然令人憤慨,但我們仍要記得,以議員宣誓言行覆核其議員資格,加上人大8.31決定和釋法權的金剛圈,已經成為香港威權政府打壓反對派的範式之一,不再是梁振英個人的政治伎倆。不論誰在小圈子當選特首,這借刀殺人的潘朵拉之盒已經打開,日後不論是政權出手抑或親共組織出聲,打壓反對派的政治工程將無日無之。更重要是省思和凝聚民間力量民主派在選委會選舉投票日前全力催谷「ABC」(anyone but CY)或「NCY」(not CY),可以理解;但將矛盾簡化到梁振英一人身上,反效果可能是模糊了人大8.31決定和人大釋法的根本遺禍。換走梁振英,既不會換走8.31決定和人大釋法權效,也不會令政權放棄利用釋法和司法覆核打壓異己的「妙法」。故此,當前要務,除了繼續搶佔在選委會的平台,更重要的是省思和凝聚民間力量,認清換制度應先於換人的長期路線,覺察目前威權體制對現有半民主代議政制和司法制度之害。雖然在「傘後」的兩次選舉中,非建制派成績不俗,但群眾動員力在傘運間「拆大台」和「傘後退聯潮」的影響下已大不如前。由於選委會選舉和疑似特首參選人成為輿論焦點,公民社會仍然陷於被動。但政權建立的「民間聲音」,卻不會因而放手。「幫港出聲」被高調肯定、網上的建制媒體影響力愈見增長,甚至連近日民調也顯示支持與反對釋法者比例相近,可見親建制陣營近年由過往集中傳統基層組織和統戰工作,到建立新平台建立論述和直接行動以搶佔實體和網絡輿論陣營的路線,漸見成效。雖然如此,民間社會亦要堅持下去,深化和實踐雨傘運動的反省和去屆選舉的經驗,落實民主自決和社區民主等理念。例如有新晉議員已開始每日落區,組織社區論壇,與街坊共思前路;儘管往往不獲鎂光燈垂青,但能做到不跟隨政權在輿論機器的議程和步伐起舞,反而能令公民社會的反抗運動更貼近民情。既然有民間組織已公開表示籌辦元旦大遊行,未來3星期的話語爭奪,就不能停留在傳媒輿論和社交媒體,而要讓那沒有機會在選委會選舉投票的大多數市民,在自己既有的社交圈和群體,共思其謀,繼而同情甚至投入反抗運動。文:黎恩灝(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社會學碩士)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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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管無法治 不認命要抗命

學者戴耀廷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16字解釋何謂「法治」,言簡意賅,從中亦連結到法治、人權和規限政府的關係。此中目標,往往由自由民主政體達成。今日威權政體成熟之處那麼,威權政體(authoritarian state)能有法治嗎?簡單的回應是它「有法律而無法治」;更準確而言,威權政體司法制度背後的價值基礎,不是法治(rule of law),而是法管(rule by law),意即法律和司法系統僅是政權管治的工具,而非防止濫權的制度——即使有三權「分立」,卻無法互相制衡。今日威權政體的成熟之處,在於毋須事事嚴刑峻法,亦能收法管之效。學者Tamir Moustafa和Tom Ginsburg在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一書指出,威權政體和極權國家的差異,在於願意保留司法部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既能包裝自己有「法治」的形象,也能令法院成為鞏固政權的工具,例如:(1)透過司法判決加強社會控制,將反對派邊緣化;(2)法制維持一定自主,予人有「法治」形象,鞏固政權的管治正當性;(3)控制行政官僚,並處理體制內不同派系的鬥爭;(4)維持司法機關的公信力,保障商界的產權和經貿利益;及(5)透過具有非政治化形象的法院裁判政治爭議,使政權表面上置身事外,實際上獲得有利的判決。總而言之,威權體制下的司法部門,儘管享有局部自主處理日常民事或商業案件,但在涉及政治敏感的案例,卻往往不敢觸碰政權,更有可能被政府利用作打壓異己的工具。釋法條文令港無法享完整司法獨立人大第五次釋法,除了衝擊香港法治,本質上就是中國威權政府出於政治利益,利用中國憲法和《基本法》訂立的法制打壓反對派,既成功排斥政治異見組織參選議會,也向溫和反對派收殺雞儆猴之效,更製造政治機會,令建制派在補選中有機可乘。而且,在法院判案前釋法,等同在訴訟過程直接施加政治壓力,令判決成為香港法制是否向政權示忠的尺度。但要命的是,按威權政府的如意算盤,只要容許香港法院仍有一定自主,在無關政治鬥爭的民事及刑事案件作公正判決,做到「儆惡懲奸」,亦能維持法院公正不阿的公眾形象,保住本地商界和外資對法制的信心,繼續在香港發展經濟活動。然而,基本法第158條有關人大釋法的條文,從根本上已令香港無法享有完整的司法獨立體制,加上香港特區本質上從屬「一國」,中國憲法不改,即使修改基本法,人大威權仍然無法動搖。胡國興論釋法時言希望人大「有權唔好使到盡」,正正點出關鍵:中國政府一直有權向香港法制大動干戈,只是以往未嘗用盡;如今出於政治利益,「有咁盡得咁盡」,以法管壓過法治。對法管至上的威權政府力陳「限權」、「達義」的法治觀,其實是緣木求魚。數十年來,香港有法律精英和公民社會積極推動法治和人權教育,司法獨立、三權分立、民主憲政的理念應深入民心。但理念和現實的落差,在香港特區和中國的威權體制下,始終難以縫合。事實上,香港在英殖時代無終審權,在主權移交後變成無最終釋法權。包致金早於去年明言,香港人應誠實地面對在沒有民主下,香港享有的只是「類法治」(approximation of rule of law)的司法制度。僅有局部自主的司法體制,以及仍然假想「香港享有法治」的思維,實不足以抗衡有權用盡的威權政府。法律界可思考如何連結公民社會認清現實,不等於要認命。不少國家往往需要漫長、持續的抗爭過程方能完成民主化。這過程背後,也許就是抗命的決心,爭取法治其實殊途同歸。Moustafa和Ginsburg不忘指出,威權政府容許司法機關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其實要冒上政治風險,因為社運人士可透過向法院提出訴訟,挑戰政府政策;而法院在訴訟過程中,無可避免會提供空間予提訴者將政治爭議公之於世,向政府施加壓力。當社運組織和法律專業團體推動司法獨立,並頻頻在法院向政府提出訴訟時,他們能建構一個「司法支援網絡」(judicial support network),在司法界的平台與威權政府抗爭。兩名學者以威權時期的台灣為例,指出當年的社運律師、律師公會和民間組織相互合作,抵抗國民黨政府,成為力爭司法自主的關鍵力量。儘管威權政府能以政治手段收窄反對派運用司法機關抗爭的機會,例如為司法覆核內容設限、改變司法部門升遷制度以利誘司法人員自我設限,及大力打壓民間和司法界主導的「司法支援網絡」等,但政治抗爭的過程永非線性,長期鬥爭亦能爆發不斷的可能。面對巨人,大衛也未必沒有勝利的可能。香港法律界的同道在人大釋法後以黑衣遊行沉默抗議,展露風骨毋庸置疑。筆者能力所限,尚未能提出具體的抗爭策略,但認為法律界在「無聲吶喊」過後,在繼續推廣法治和力陳釋法之害外,亦能參考周邊國家司法抗爭的經驗,思考如何進一步連結公民社會,有策略地抵抗日益操弄法制的威權政府。延伸閱讀:Ginsburg, Tom, and Tamir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New York, 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文:黎恩灝(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社會學碩士)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15日)相關文章:評釋法風波(一)(劉進圖)相關文章:評釋法風波(二)(劉進圖)相關文章:評釋法風波(三)(劉進圖) 法治 人大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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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自己,還政於民:向有意競逐選委會之民主派進言

兩年前的雨傘運動,未能促使人大撤回8‧31決定,普及平等的特首選舉,似乎遙遙無期。當「重啟政改」之聲不再響亮,「民主自決」之論仍在發酵時,選舉委員會選舉將在年底舉行。不論是傳統民主陣營或建制陣營,均已摩拳擦掌,蓄勢待發。每次選委會選舉,傳統民主陣營對於是否參選,往往在是否「全面否定」和「寸土必爭」之間爭持不下。前者認為參與選委會選舉,變相認同小圈子選舉的制度;即使不參與選舉,港人在上屆唐梁之爭和梁特在位4年的經驗中,對小圈子選舉之惡,應已毫無懸念。後者則認為,既然未有普選,民主派應進佔愈多選委會席位愈好,藉以在特首選舉中揭示小圈子選舉剝奪港人普選權。加上今次特首選舉,梁振英仍然有機會「入閘」參選,民主陣營中人已開始醞釀力爭席位以達成「ABC」(Anyone but CY)的論述,作為參選選委會的依據。應該ABC 還是應該ACE(Anything causes equality)?筆者作為上屆特首選舉期間的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對民間和泛民陣營參與選委會選舉和特首選舉過程,印象尤深。反對小圈子選舉,是被剝奪政治平權(political equality)的市民大眾對抗擁有政治特權者的鬥爭;該次特首選舉,民主派初期積極派人參選,後期致力推動市民參與港大民研的民間全民投票,及呼籲選委投白票。結果,民主派參選特首原意不彰;超過22萬市民在民間全民投票中投票,過半要求流選;但在特首選舉中,未見全體泛民選委響應投白票。筆者後來反省,認為民主陣營參與選委會和特首選舉,不單無法促進平權,反而繼續運用特權,困死於小圈選舉的制度邏輯中。泛民主派陣營歷屆對於選委會和特首選舉的策略,有至少以下5種:一:參選選委會,並提名陣營內成員參選特首,推出管治政綱,認真開展競選工程,向各選委拜票,「當真普選咁玩」,例如2012年銳意參選但最終落空的馮檢基;二:參選選委會,但不派人參選特首,旨在以界別選委身分游說建制陣營候選人支持其界別所鼓吹的政策議題。例如上屆有選委明言不欲在特首選舉期間公開承諾投白票,是為了保留討價還價的能力;三:參選選委會,以減少建制選委席位,儘管無法取得多數席位,也可成為「關鍵少數」,一或「造王」,一或阻止某候選人得到足夠票數當選;四:參選選委會,並派人參選,目的在利用特首選舉的平台力陳小圈子選舉的不公義,亦即「進入建制,反對建制」;五:完全不參選選委會和特首選舉,在選舉制度外推動群眾運動反對小圈子選舉,以維持還政於民普選特首的「民氣」。第一、二種策略,是完全配合特首選舉的制度邏輯。一方面,積極向各界別選委討價還價爭取選票,營造即使不民主,仍然有競爭的假象,和建制陣營參選無異。另一方面,界別選委「擁票自重」,向候選人爭取承諾落實界別倡議政策,既有以界別利益蓋過社會整體利益的危險,亦強化選舉作為分配界別利益機制的法團主義邏輯。故此,這兩取態並無回應取消政治特權,反而是極致運用特權之舉。第四、五種策略是意圖否定特首選舉制度邏輯的做法。參與不參與,志不在當選,而是為了從根本上否定其選舉制度,但第四種態度從經驗上看,媒體焦點仍然落在比較泛民和建制候選人的質素和競選表現。這些策略,高舉「反特權,還平權」的議程,但是否能達到預期效果,實在存疑。至於第三種策略,其實很弔詭。一方面,它可以是一種消極的抵抗,因為這種態度僅是為阻止不受民間歡迎但仍勝算未穩的候選人當選。在今次特首選舉處境中,如果梁振英競逐連任,相信這「ABC」思維推動的思想大有市場。但另一方面,它某程度上亦是配合選舉邏輯,因為這只是在小圈選舉內進行策略投票的行為而已。可是,當選委意圖運用制度賦予的權力去阻止或變相促使某人當選時,選委不知不覺間,亦是以個人意志,用普羅市民未能分享的投票權促成選舉結果。換言之,民主派陣營如採取這進路,到底仍是在目前特首選舉制度的框架內「玩配票」,不算體制內抗爭;而且,針對不義制度和推動普選甚至民主自決的議程,必然被如何配票的新聞所蓋過。民主派以此參與特首選舉,即使能以特權「篩走」某某,也會冷落「還我平權」的問題核心。走出選委制度邏輯 謙卑放下界別特權如果進入體制的目的是為了反對體制,抗爭的第一步便是要從思維上走出其體制運作邏輯。目前特首選舉制度的兩大魔鬼操作,一是以界別利益為重,二是建立了1200個能夠實質決定特首誰屬的「特權圈」。故此,如要反其道而行,民主派選委既要放棄界別利益,也要完全放棄其自主運用手中一票的權力。一個可能性是,倘若再次舉辦民間全民投票,民主派陣營應在參選選委會前,明示將完全放棄實際權力和所屬界別利益,只會按民間投票結果投票,儼如變相「選舉人」制度。建制陣營參與的機會固然微乎其微,但此舉一來能突顯民主派參選選委者不以界別關懷自重,身體力行否定選委會的功能團體邏輯;二來讓支持真普選甚至自決的市民肯定民主派陣營放棄特權,將權力交還人民,推動政治平權的決心,團結民間運動;三來亦會出師有名,繼續參選選委會,盡力取得席位。上屆泛民選委的失誤,便是未有高舉放棄自身特權的立場,到投票當日,亦非全體按民間全民投票的多數意願投票。可是,民主派陣營中不同界別人士在今次特首選舉,是否真能團結一致共同進退,抑或是同枱食飯各自修行,卻不是筆者的主觀意願能主導了。文:黎恩灝(倫敦政治學院政治社會學碩士、民間人權陣線2011-2012年召集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9月28日) 2017行政長官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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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大會長黎恩灝:六四與本土 ——反思5年前的一件小事

我作為前學生組織成員,實在無意對現屆學生組織的運作、行動及論述作出任何評議。只是近日學聯一篇聲明,勾起了我一件往事。2010年,我在任中大學生會會長,在八九民運21周年前夕,爆發了「新民主女神像」落戶中文大學的爭議(下稱民女事件)。爭議源於兩面:一、新民主女神像由外地運至香港期間,歷經官方的重重限制;甚至在時代廣場公開展覽時,被警方「沒收」,激起社會極大反響,視為政治打壓,踐踏公民自由。二、在新民主女神像「獲釋」後,以時任校長劉遵義為首的中大校方發出聲明,指校方基於「政治中立」的理由,拒絕學生會提出擺放雕像的申請。此論一出,旋即引起社會嘩然。6月3日,我和各校內校外學生組織(包括學聯)在記者招待會中指出校方立場是政治獻媚、破壞大學的學術和思想自由,堅持雕像在中大擺放。翌日,我和中大學生會以及學聯朋友,在支聯會舉辦的六四晚會「大台」上,公開呼籲市民和學生在晚會後到中大集會;終有2000師生見證新民主女神像落戶中大。雕像至今仍然矗立,成為中大「非官方」地標之一。5年前的一件小事,對我以下3點反思。 六四是「本土」議題一、民女事件反映出「六四」本身,就是一個「本土」議題,和捍衛本土的抗爭。民女事件之所以「升級」,是警察打壓表達和集會自由,和大學校方自我設限,破壞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為社會所抵抗。這些建制權力實在地侵犯、壓縮香港人享有的公民權利和自由。建制打壓的原因,就是因為香港人和學生會實踐公民權利時,觸動中共的政治神經,被視為衝擊「六四」禁忌。因此,在香港悼念「六四」,正好是一把尺去量度香港人能否圓滿實踐和體現其公民權利。 在中共對香港全面統戰工程日深之時,這尤其重要。換言之,「六四」對香港而言,即使撇除中港民運關係的視角,它和本土人權發展,實在息息相關。而且,當中共對香港的吸納政治日益膨脹,難道我們能無視大陸政權而迴避抗爭嗎?每年的六四晚會,就是香港和中共的暴政一直勢不兩立的最大象徵,是代表了香港拒絕遺忘中共暴政、拒絕讓步,並堅決捍衛香港人尋求真相、充實人權和建設正義的權利。這其實是香港人很重要的政治身分認同。既然「六四」大框架下的相關議題、價值和香港本土權利如此相關,那麼不論屬於哪政治光譜的陣營,如要關懷本土,其要務實在於肯定和論述「六四」,而非迴避「六四」;刻意迴避「六四」,只是鴕鳥地無視香港本土公民政治權利的問題。 接駁年輕人與民主運動的場域二、學生會當年成功動員2000多人在中大見證「新民主女神像」矗立,固然和校方的錯誤及連日輿論氛圍有關,但我相信更直接的是中大學生會在當晚支聯會六四晚會台上緊接學聯發言,公開呼籲市民和學生到中大集會。我清楚記得,我在台上發言的對象,除了八九年以來一直參與集會的市民,更有為數不少的中學生和年輕一代。這10多萬人,構成了一個承先啟後的命運共同體。這份在同一時空下共負一軛的激情,其實頗直接鼓勵了晚會參加者繼續出席後續的抗爭行動。如果當年缺少了這一環節,我猜想到中大見證新民主女神像落戶的人數,尤其年輕一代的香港人,必然大減。其實,學生組織高度參與六四晚會,也是和在場同輩分享共同的語言,連結「六四」和香港本地政治困境,共同承擔香港民主運動。六四晚會的主體,始終是香港人。如最近鄭煒和袁瑋熙兩君在有關雨傘運動的研究中發現,參與佔領的香港年輕人,大多參與過七一遊行和六四晚會(註)。這更令我堅信,六四晚會不再單純是上一代「大中華膠」的周年聚會,更成為了接駁香港年輕人與香港(對不少人來說,也包括中國)民主運動的場域,為凝聚香港的抗爭政治奠基。 平衡同學問責學運歷史傳承三、我也要對有份參與民女事件決策的自己作一些批判。誠然,由校方聲明拒絕新民主女神像在校園內擺放,到六四當晚在中大矗立雕像之間,僅有不足48小時的時間供學生會應對籌謀。當年的學生會對「六四」立場固然有民意授權,但面對這突發事件,學生會的處理手法在事後也惹來了部分同學的批評,例如未有充分諮詢同學意見、以對抗方式「違法」矗立民女云云。但我當時的判斷,是必須平衡縱橫兩面:我們除了有橫向視野,時刻警惕是否忽略廣大同學的民主參與外,也有縱向的歷史承擔。八九年後歷屆中大學生會均高舉平反六四、對抗中共極權為綱領,我相信並非僅僅是巧合而已。當每屆幹事對學生會在八九民運以降的角色、理念和史實有深度和充實的掌握後,應明白到同時向同學和歷史問責,至為重要。如果當年學生會應對民女事件時抽離學生會以至香港民運的歷史脈絡,相信連動員香港人參加中大集會的勇氣也沒有。在當時,平衡同學問責和學運歷史傳承的確艱難;但慶幸的是,我們最終沒有獨傾一方;在形勢下也得到輿論和同學的肯定。不過,反思5年前的一件小事,對5年後的今日,尤其是香港的學運和民運來說,還有沒有意義呢?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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