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通是和平化解當前警察危機的唯一出路

星期三晚的警察集會可能是香港回歸以來第一個真正的社會危機。 組織者莽顧後果 首先,筆者甚是懷疑組織者有否考慮過集會所帶來的風險和後果?警隊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最主要力量,如果前晚的集會失控,組織者是否有信心、有能力去控制場面和參與者的情緒?如果情況失控,那香港政府就只可以請求解放軍出動去鎮壓失控的集會人士。這將會使警隊的權威直接放在解放軍的管轄之下,不但嚴重損害警察的尊嚴而且也是對一國兩制的一種隱藏而且深遠的傷害。當年警廉衝突期間,港督本來也想派英軍鎮壓,只因英軍指因經常與警隊共同在邊境執行任務,想避免衝突而不想介入,所以港督才特赦當時的警員。組織者是否認真考慮過集會可能出現的後果? 而且,在和平時期出動軍隊永遠是非常敏感的行動。警隊被軍隊鎮壓將會嚴重損害香港的國際形象和外國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其嚴重程度將遠超佔中所帶來的影響,因為警察從來不是如組織者和部份警員所言的「都係人」。警察從來都不是普通人,部分警員似乎忘記自己是紀律部隊。 警察忘記自己是紀律部隊 紀律部隊(disciplined force)與其他公務員最大的分別是在於服從性。公務員可以對上司提出異議但紀律部隊不能。紀律部隊人

詳情

地鐵縱火是一宗刑事案件:政府與傳媒的合謀

前幾日地鐵所發生的縱火事件,大部分的報導(起碼最初的兩、三日)都非常強調是精神病人縱火、而且是單一事件。這報導方向是源於事發當晚警方的現場指揮官在現場記者會所提供的説法。而政府也繼續採用這説法,強調是單一事件,並且使用對待普通意識正常的罪犯的言語和口吻,嘗試給公眾一件印象這事件是一宗普通的刑事案件。保安局黎棟國甚至在前兩日對事件予以強烈譴責。 但筆者認為黎棟國的譴責是無厘頭的!假如縱火者是處於精神病發作的狀態,一個不能控制自己情緒和精神狀態的人有責任和能力為他的行為負上直接的法律責任嗎?事實上,精神病患者在干犯刑事罪行往往不是被判監,而是被判處接受精神治療。如果精神病患者不能為其行為負上責任,那黎棟國究竟是在譴責甚麼? 另一方面,將縱火事件描述為單一事件,雖從反恐的角度看這説法是合理的,但從政府和社會對精神病患的治療和支援的角度出發,這次事件的性質實際上與過去所發生的幾宗倫常慘劇一樣,是社會對精神病患照顧和支援不足所做成的悲劇。這次事件不是一宗單一的普通刑事案件而是一宗一再出現於香港的社會悲劇。政府採用對待普通刑事案件的論述路線顯示出政府對這事件的理解和反應未能指向問題的核心,甚至可能

詳情

科研人才淍零豈是DSE學制的問題?

前港大校長、現港科院主席徐立之教授近日不斷指出由於DSE學制側重四科核心科目、輕視了STEM科目(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令香港科研人才出現斷層,所以中學應該修改教學方案,培養學生對科研的興趣和知識,培育更多科研人才以推動香港的科學發展。 事實上,DSE學制學生的科學知識與A-level的學生相比的確是有著差天共地的分別,很多學生連科學的common sense也欠奉,以至不能應付大學的課程、甚至連考試解題也有問題,不是答非所問就是混淆不同基本的科學概念。如徐教授所言現在的中學教育(不是指教師,而是課程設計和公開考試容許選修、選考的制度)根本未有為學生做好進入大學的預備(這情況並不只限於理學院和工學院,各學院也面對同樣情況。DSE的學生可以說是周身刀但無張利)。所以筆者非常認同徐教授關於更改中學課程設計的主張。 然而,筆者認為DSE課程的不足只影響所培訓出來的科研人員的的質素,並不會直接影響科研人才的供應。真正影響科研人員供應和造成斷層的主因是極不吸引的工作待遇。從經濟的角度,投身科研是一個投資大、回報小、且風險高的

詳情

從政府橫洲記者會的策略說起

特首於橫洲記者會中提出了以下幾個與橫洲發展項目有直接關係的信息: 承認是自己親自下令先發展橫洲第一期,而不是其他人作的決定 不承認取消橫洲第二、三期發展 特首沒有參與摸底,這決定是基於房屋署在摸底後收到的大量反對聲音,及認為需要先處理和安置棕土地上的各種現在已經進行的經濟活動才發展第二、三期的建議後,特首才作決定 如果要等候第二、三期,現在將會連第一期也未能開始發展筆者想指出政府是想通過訴諸上述的幾點去營造一個「政府是基於合理原因而將橫洲發展項目由三期改為先發展第一期」,從而希望公眾相信「橫洲第二、三期發展只是時間問題、不是取消」,所以,既然是政府始終都會有,就不存在朱凱廸所講的「官商鄉黑」結的問題。這是政府這次的策略。而且,如果陰謀論的看,警方在記者會前幾個小時宣布拘捕六名恐嚇朱凱廸的疑犯,似乎是有心在今天之內一次過將所有事情解決,為事件降溫。然而,筆者想指出特首這次記者會所提出的所有論點,完全沒有消除公眾的疑慮和懷疑。因為橫洲事件的關鍵問題並不在於第二、三期是有還是沒有,更不關於是否要加快公屋興建和是否要處理棕土經濟活動的問題。橫洲事件的真正關鍵問題在於特首是否基於因與鄉事或地區人士的共同利益關係而作出令今時今刻萬七變四千的決定,即特首是否有與有關人士有勾結才是真正的問題。然而,除了特首簡單的一句否認外和不斷推銷對這事件的政府版本外,記者會中特首並沒有提供任何實質的證據去推翻朱凱廸的指控,反而在記者會中提供大量不是關乎問題核心的資訊,似乎有模糊焦點之嫌。但是,説句公道説話,這也可能是政府唯一可說的。因為從邏輯上看,要直接證明特首與鄉事或地區人士沒有勾結(即辯護)是沒有可能的。無型的罪案不像一般有型的罪案可以用「不在場證據」的原因去辯護。就算政府將所有證據公開,但公眾仍然可以懷疑政府沒有公開所有資料,或者懷疑特首與鄉事人士有以電話等私下沒有記錄、不公開、不透明的方式進行協調和交易,而且這些懷疑也是合理的。當然朱凱廸也沒有辦法確實證明特首進行勾結,因為唯一方法就是有實質證據去直接證明特首與有關人士曾經進行接觸和有利益交易。然而這邏輯要求是連廉署在完全不受外來影響的情況下進行調查也難以達到的,可況是一名獨立議員和一般公眾?但公眾總不能就這樣閉上眼睛,當一切也沒有發生吧?公眾總要作出一個判斷。(其實在公共事務中,這種不知所以的情況才是常態,極少有能完全確定事實真相的情況。)那公眾就只好以證據的可信性來判斷以下三個可能原因中哪一個最有可能: 如朱凱廸所言,梁特與鄉事人士有利益關係,所以取消第二、三期發展計劃,將公屋單位由原本萬七縮減至四千; 政府與鄉事人士沒有利益關係,所以未定時間發展第二、三期,所;和 如今次政府於記者會所言的原因,因為要加快公屋興建(正面支持原因),並且因為需要先處理好棕土上現有的經濟項目( 反面支持原因),所以先發展第一期,並且押後處理第二、三期。在這次記者會,政府除了推銷自己的第三版本外,並沒有任何的論點否定朱凱廸提出的的指控的證據。相反,越來越多傳媒報導引述的政府內部文件都指出政府其實是與有關人士見面後就將萬七變四千,而且政府所謂的區議會反對意見本身就是很大程度的與鄉事和地區人士重疊,沒有太大代表性。加上特首幾年來的語言偽術已經令公眾對政府信任歸零,相信即使特首哽咽也不會改變公眾的疑慮。最後,筆者對於政府於記者會中提出的「先處理棕地上正進行的各種經濟活動」特別反感。在這些現在進行的經濟活動當中,有很多是在8.5公頃非法霸佔的官地上進行的。政府説的處理究竟是取締還是安置這些經濟活動?如果是協助安置這些經濟活動,那筆者需要質疑對這些經濟活動進行安置是否合理和合乎道德?安置這些通過霸佔官地而進行的經濟活動不只是鼓勵更多的人霸佔官地,更是通過運用公眾資源去獎勵這些非法行為,讓這些非法的行為在無需負上任何責任的情況下忽然合法化。 這種作法本身就有問題,不管是否發展橫洲都應該即時取締。政府提出的這個論點不但沒有釋除疑慮,反而突顯了在萬七變四千的事件中「為何政府有法可依可以即時進行取締,但卻選擇『押後』計劃」這個令人難以理解的疑點。政府可以做的就只有將所有相關的文件和記錄公開。但可以預期,就算政府公開所有文件,也將不能夠消除公眾的懷疑。始終因特首的幾年來的語言偽術和誠信問題已經令人對他和政府完全缺乏信心。即使政府提出多少理由去支持萬七變四千的決定是合理的做法也不會消除公眾對事件的懷疑。所以立法會通過權力和特權法成立委員會去調查這事件是唯一的出路,令到公眾能有更多的資訊去作出更好的判斷。希望建制派議員不要反對,因為這事件已經不只是橫洲土地發展和特首的誠信與清白的問題,而是關係到政府最後的公信力的問題,望建制派三思。文章原刊於 Tension@Panda http://wp.me/p6ohrQ-1x 梁振英 橫洲風雲

詳情

致各位八十後和九十後…. Now is our show time!

今次立法會選舉,泛民可謂開始、甚至可以説是成功進行了世代交替。小麗老師、羅冠聰、鄭松泰、游蕙禎和梁頌恒相繼當選,而朱凱廸更以八萬四千多票成為香港票王。傳統泛民黨派也有不少的年輕人成功接棒,如民主黨的許志峯、鄺俊宇。就連建制派也有年青一輩登場如新民黨的容海恩。相反,泛民傳統議員的得票大幅下跌,不少只以些微差距贏得尾席甚至落選。這次結果顯示香港政界進行了一次跨地區、跨黨派的世代交替。這批新進議員(當然不包括建制界別的議員,始終他們都只是西環的棋子)比上一代議員更有理念,而且在理論基礎上更紮實。其中朱凱廸、小麗老師、楊岳橋等的論政水平雖未必及得上吳藹儀、黃毓民等,但絶對比大部分建制派和不少傳統泛民議員優勝。他們甚至可以獨當一面,與建制派別和政府高官在議會辯論中一決高下。另外,不少新進議員是社運出身,他們將會為議會帶來全新的生態,從議會的運作、議題的重點、到質素都將會更為創新。而且由於他們是社運出身,他們將能更有效地將議會與民間結合,帶來更更強大的政治力量,令新一代所相信的價值將可以對香港的以發展為本的傳統價值和中港關係帶來更實質、主動、和有力的衝擊和改變。同時隨著相信民主回歸的傳統泛民政黨的影響力減少,西環將更難進行統戰。這批新進議員將為香港帶來新的境象和希望。當然這一批新進議員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始終議會政治有異於社運,需要更多的謀略、也需要利用不同的議事規則去影響議會的討論和運作。這些都是泛民傳統議員所善長的。希望新舊議員能夠有更好的合作,新進的議員能夠在這一界學盡他們的經驗,更好發揮他們作為議員的影響力。但筆者更希望他們當選後,不要學習了傳統黨派的生存邏輯,將黨派的生存置於最高的位置而忘了初衷。最後,筆者要感謝這批先鋒!你們為我們這批八十後和九十後(當然也包括七十後)打開了一片新的天空、可能、和相像。如李卓人所言,香港仍未變天,始終議會是全民投票,年青一代的民意相對比較容易反映和表達出來,但在社會的其他地方仍然是由發展、非民主的價值、和移民心態所壟斷。然而,這次選舉後讓我們看得見我們真的是有可能改變香港的,讓我們看見我們的show time將要開始。現在,我們這批八十後、九十後要在自己和社會不同的領域中努力,以紥實的實力和成績,而不是靠關係去爭取社會中不同領域的領導位置,改變社會中不合理和不正當的價值和遊戲規則與及對中港關係的固有想像,並且將我們所相信的建立出來,真正當家作主!Now is our show time,讓我們一起為香港帶來更好的改變和進步!(文章原刊於Tension@Panda http://wp.me/p6ohrQ-1q) 2016立法會選舉

詳情

為何世人如此討厭中國人?

孫楊只得第二並遭其他選手諷刺和圍攻、舉重和拳擊選手誤以為自己勝出、國旗出錯、派出雙保險出戰多項比賽卻全部無功而還、在跳水程和體操等傳統優勝項目失落不少獎牌,里約奧運不但沒有成為中國揚威國際的機會,反而成為在世人面前出醜和被冷嘲熱諷的場所,不少香港人為中國出醜感到愉快。但中國運動員在這次里約奧運的行為和遭遇其實只是中國人在現今國際社會的縮影和寫照。為何世人如此厭惡中國人呢?有人指是種族歧視,是白人的帝國主義之心不死。又或者套用《環球時報》最近的説法,是白人面對中國的強大而自卑心作祟的反應。筆者並不認同這兩種説法。最簡單的原因是,如果真的是因為種族歧視或自卑心理,那為何《紐約時報》和《英國衛報》等外國傳媒會讚許和歡迎中國游泳選手傳園慧?筆者認為中國人在現代社會如此受人討厭,一來是中國人的生活習慣與西方社會的規範不一致(如在公眾地方跳大媽舞),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普遍中國人的思想狀態仍然處於「達爾文主義」的層面,則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與中國社會不一樣,西方社會和人民普遍是傾向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和公義,則使不同人對平等的定義和實則的表達有極大的差異,但始終是離開了達爾文主義的社會,是對人的價值和公平有所追求。這從現代不同的政治理論和公民社會實踐的方法均由西方的學界與民間而出得以引證。相反,在中國(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除了八九年的學生運動外,在民間與學界均一無所出(除了少數的NGO)。在中國,特別在八九年之後,平等和公義並沒有討論的空間。另一方面,中國大陸不少的電視劇和電影都流露出一種對土豪的崇拜。這些電視或電影的情節一就是描述,一位目不識丁的土豪卻靠著運氣、人脈、勢力等捉弄讀書人,另一種就是土豪幫派要打低對手稱霸的情節。這些情節矮化教育、推崇實用主義,反映中國社會普遍只追求實際、滿足自身溫飽和各種慾望和需要、卻對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缺乏思考,甚至帶有一種輕蔑的態度。在這缺乏對生命的價值和意義進行思考的環境下自然不會產生對公平與公義的追求,更甚的是產生出中國政府與人民以極原始和絶對的達爾文主義去處理不同的公共和國際事務的心態。這種心態其實可以從中國政府處理各種外交衝突中看到,最極端的例子可以說是《環球時報》批評澳洲何以敢得罪中國這「上帝」,這種要稱霸的氣燄可説是連美帝也望塵莫及。另一方面,中國人民也在政府的耳濡目染下產生這種稱霸的心態。以中國遊客在國外出現破壞公物和襲擊售貨員,與及孫揚的「千五米,我是王者,我屬於新世代」等不能用文化差異去解釋的行為和言論足以證明中國人民的處事原則就只有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認為只要在物質或經濟力量上擁有優勢就等同稱帝,擁有對其他人或事務的絶對話語權。例如將泳手之間的衝突拉到中澳的經濟關係上、英國叫停核電廠的計劃,中國就以取消投資作為要挾。其實只要不順從他意,不論事無大小,中國政府和人民都會搬出經濟和投資作為要挾,或作出如「不是我們來旅遊購物,你們早就死掉了」的論調。這思維是最原始和單純的達爾文主義。這反映出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思維仍然停留在原始的水平,也代表整個民族眼光的狹隘和缺乏對生命中更高的價值和意義的追求。在北京奧運和中國夢所展現的各種願景都只是一套做給世人看的表面功夫,卻從不是一種真實的對真善美與及人生更高價值的追尋和認信。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幾日前聽到一位學者説政府壓制公民社會或政治活動會令市民不能發展出一套公民意識。我想這是其中一個因素。缺乏公民社會和政治活動使人民缺乏機會去練習處理矛盾,令中國社會化解衝突的能力非常薄弱,當遇上矛盾和衝突時往往訴諸暴力這原始的手段,卻不能以溫和與及外交的手腕去解決問題。如果公民社會和政治活動的落後真的是導致中國人民水平低落的因素,在這方面中國政府,特別是那些煽動人民情緒的官媒是責無旁貸的。因為中國社會原始的民族性是政府所塑造的。不要忘記在民國時期的中國的思想發展是何等的活躍,出了胡適、巴金等賢哲。同時如果中國政府仍然是高壓和封閉,那中國人民的水平將難以有所提高。或許會有更多人懂得排隊,但這或許只是表面功夫,骨子裡仍然是對達爾文主義的認同。筆者不是想指出所有中國人都展現達爾文主義,筆者也確認遇上和認識很多對生命和公義有所追求的中國人。這也許是民族發展的長河中的一個階段而不是中國人帶著不可改變的達爾文主義本質。但中國現在已經處於危險和四面楚歌的境地,情況就如二戰前蘇聯慘勝芬蘭後被德國發現蘇聯軍隊雖然龐大,但能力卻是極低一樣,中國也被世人看到中國只是經濟上強大,但其思想上是非常原始,是虛有其表、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充滿可被利用的弱點。另一方面,傅園慧受外國和香港人廣泛歡迎正是因為她展現出的不是稱王稱霸而是真正的追求在自己生命中進步和與人為善的高尚情操,她才是屬於新世代。所以真正愛國的人士應該思考如何使中國的公民水平有所進步,並且推動公民社會和公民政治活動的開展而不是盲目認同。 身份認同 中國 里約奧運

詳情

Pokémon Go催化產權的新領域?

Pokémon Go熱潮席捲全球,到處都有精靈訓練員在捉小精靈。訓練員甚至去到醫院、學校、核電廠去捕捉「珍貴」的小精靈,使得部分機構需要呼籲訓練員不要走到機構範圍內,以免影響運作。雖然Pokémon的熱潮還未為社會運作帶來太大影響,但最近美國已經出現對遊戲開發商Niantic和任天堂的訴訟,控告遊戲開發商在未經同意下將精靈補給站設於其居所於電子地圖的範圍內。這案件涉及到財產擁有權(property right )這現代政治哲學和資本主義中最重要的根基,並且引申出實體世界的財產擁有權是否需要在三維空間上加上網絡作為第四維空間的問題。Pokémon Go這遊戲具有重要意義,因為這遊戲將實體世界與網絡虛擬世界連結在一起 ,筆者相信這種運作模式會成為商業產品和社會運動的潮流。在Pokémon Go遊戲中,遊戲商於簡化的電子地圖中的不同地點標上精靈補給站以「吸引」小精靈讓訓練員捕捉,而遊戲商從中獲得了每日過千萬美元的利潤。現時的遊戲的設計表面上是沒有侵犯業權的,因為補給站是設於虛擬世界當中。但假如遊戲是需要在實體世界的建築物中設立實體的補給站以吸引精靈,那麼遊戲商必定需得到建築物業主的同意,甚至需要付款,而不像現在可以隨意並且不需經業主同意下設立補給站。所以問題在於建築物於網絡上的地址和所標記的範圍究竟是屬於公共領域還是私有財產?新自由主義學派的重量級政治哲學家Robert Nozick於他所提出的 Entitlement Theory 中指出,如果一個人在取得所需的公共資源時能為其他人留下同樣好和足夠的資源時,其所得的資源便是合乎公義的,並且擁有這些資源絶對的使用權,亦即是財產擁有權。但前題是這些資源是屬於公眾的並且是公開的(open access)。現實世界中大部分的資源皆為有限,所以難以乎合Robert Nozick所例出的條件。但有趣的是,因為電子數據的複製和儲存的成本非常低,同一組的電子數據可近乎以零成本的方式讓所有人擁有,這情況接近 Robert Nozick 對於私有產權的要求。 所以,如果一幢建築物於電子地圖所標記的範圍是屬於公共的資源,那遊戲開發商即使將精靈補給站設在電子地圖中任何建築物也是合乎公義的。 而由於遊戲開發商對這些資源有絶對和合乎公義的擁有權,根據 Robert Nozick的理論,開發商籍此所得的利潤也是合乎公義的。但是如果一幢建築物的產權涵蓋其在虛擬世界中任何型式的位置和範圍,那遊戲開發者就是侵犯了產權。但如果將建築物於電子地圖所標記的範圍列入實體產權的一部分,不只Google map,就連普通地圖對建築物作出標記也可能是侵犯業權的行為,其通過遊戲所得的即並不公義。將產權的概念引申到虛擬世界並非新事,例如歌曲和不少學術論文的實體版和電子版均需收費,即產權是涵蓋虛擬世界的。事實上各國軍方也意識到虛擬世界是一個新的空間(dimension),例如美軍設有網絡司令部。但是如果將產權的概念在虛擬世界中擴充到如領土、領海和領空般劃界, 自然會令網路上的自由下降、也會嚴重影響現時社會的運作,例如會增加大數據的數據搜集成本,特別是大數據的使用最終將會變得容易,使一般用家也能使用。然而,將產權的概念擴充到虛擬世界中也可能對個人在網絡上的特徵和足跡有更好的保護。有此可見,對產權是否需要加入網絡這一領域具的討論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這涉及重大的觀念改變,而且定義在虛擬世界的產權將會是非常複雜和困難的工作,相信會帶來更多的爭議和討論。(封面圖片為網頁截圖) 網絡 Pokémon Go

詳情

讓消防員得到應得的榮譽

焚燒了一百零八小時的九龍灣淘大工業村四級大火終於被撲滅。這四天前線消防員面對著高溫、濃煙和烈焰,與及同袍殉職的哀痛、社會各界的壓力,仍然勇敢地堅守崗位,奮力撲救這香港有史以來最困難的火災。經過這場大火,我們可以說消防處和所有的消防員是真正經歷過火的試煉的隊伍。我們固然要為失去了兩位消防人員而難過,但我們也要為所有消防員的英勇與付出而感到驕傲!縱然這次火場環境異常複雜和惡劣、前線消防員也可能對指揮官的決策感到疑惑甚至不滿,但他們仍然勇敢的進入如迷宮般的火場去撲滅火警。面對可能殉職的危險,有消防員甚至對家人説,假如他不幸殉職,請不要為他哭得太久,反而要為他感到驕傲,因這是他的光榮。消防處上上下下的消防員不但救熄了一場大火、保護了市民的生命和財產,他們更向香港展現了我們遺忘而久的使命感(mission)、責任感(duty)、和榮譽感(honour)。他們向香港人展現出他們願意為香港付出、甚至冒犧牲自己性命之險去拯救市民的生命和財產的使命、展現了不會因困難而逃避和放棄目標的責任感、和以達成自己的使命為傲的榮譽感。他們所作的實在是值得全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去學習和致敬!一方面社會需要對火警作出深入而全面的調查,還兩位消防員一個公道,也藉此吸取教訓,避免同樣的悲劇再次發生,但另一方面社會和政府也要肯定消防員的付出。政府或許可以考慮於七月一日早上的升旗禮由消防處帶領其他紀律部隊進場並稍為加長步操的距離,或在兩位犧牲的消防員出殯後,在不影響消防員休整的情況下舉辦消防步操巡遊,接受市民的致敬,讓消防員得到應得的榮譽! 迷你倉大火 消防員

詳情

從悼念到港獨 — 歷史只可由一代人繼承

港大孫曉嵐早前說未來一、兩年學生組織悼念六四將畫上句號。這一句又引起香港人應否繼續悼念六四的爭論。不少的討論都會假設這是上一輩的香港人與年輕人的爭議、是世代之爭。但筆者認為這未必是一個最好的描述。因為分歧出現的主要原因很可能不是年齡,而是人生中不同的經歷。説這分歧是源於一群親身經歷過六四與對六四只有簡單和二手認識的一群對六四的不同認知、感受和詮釋可能是對這分歧更準確的描述。如果將焦點放在「年輕人」這身分上,關於這分歧的討論很可能又會進入世代之爭之説。而且,太強調「年輕人」這身分或多或少都是一種標籤,卻未有在社會政治問題上真正給予他們與「成年人」同等的地位。新生代不悼念六四是人之常情要思考為何會出現不再悼念六四的主張或許可以從思考為何會有一群人去悼念六四開始。大部分現在會悼念六四的人大多數都是生於六四前,是親身經歷過六四的一群。而筆者相信和假定大部份經歷過六四的人也是支持繼續悼念的。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六四是他們的集體回憶。從電視中看到解放軍開入天安門廣場、學生被射殺、群眾用三輪車將中槍的學生和民眾急忙送進醫院、鎮壓過後天安門附近屍橫遍野、和與家人一起痛哭流淚的場面都深深烙印在他們的記憶當中。事實上,近日不少支持悼念六四的文章都是以自己的個人經歷作為基礎。而對於現時五十歲以上,即於六四時是二十多歲的人士,六四更並不只是如中大周豎峰所言的只是一般的慘劇,而是對民主回歸和對中國民主發展的一種打擊,而這當然是擺脫不了他們的中國人身分認同。事實上,周永生教授於其著作《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中指出香港人的身分是七十年代才開始形成,而他個人對中國人這身分認同從未離開,這也應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所以縱然他們身在香港,但北京所發生的事卻絶對是有切膚之痛。且看當年一百萬人在八號風球下遊行,於參與的人數和佔人口的百分比上都是零三年的七一大遊行不能相比的。然而對於不少出生於六四後的一群,他們沒有親身經歷六四、缺乏學校全面和客觀的中史教育,所以他們對六四的認識是二手、片面、和模糊的。六四對於他們來說只是一場解放軍開槍殺死自己民眾的事件,卻不太認識事件背後中國的大學生對反貪污和民主的爭取。另一方面,六四後出生的一群所經歷最深的是回歸帶來的身分轉變、沙士、中港兩地人民交往所帶來的矛盾、中央政府和西環不斷的破壞一國兩制和阻礙香港的民主進程。他們所經歷和體會最深的是與中國在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全方位衝突。這驅使他們徹底地放棄民主回歸中國的名題,而更重要的是這令他們對中國和內地的人民極其的反感和厭惡、缺乏,甚至是否定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定,並且開始追求獨立,為要與中國和內地人民作出區隔。在這一推一拉的情況下,六四對他們來説就好像美國的九一一,我們或許會對九一一有所感受,但不太會悼念九一一。同樣他們也不太可能會悼念六四。再加上近年傾右和現實政治的思潮下,他們怎可能會承繼六四的回憶?所以對是否記念六四的分歧並不一定是源於世代之爭,卻更是因經歷所驅使的必然。對經歷過六四的,這是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記,就如經歷雨傘運動和魚蛋騷亂的一群一樣,所以不論是否建設民主中國、不論悼念有沒有用,也是會繼續悼念下去的。所以沒有親身經歷過六四的不需要否定悼念的活動,因為悼念活動的本身就是對自己已離世親人的春秋二祭一樣,不論有沒有用還是會去拜祭先人的。同樣,對於經歷過六四的也不必驚訝和憤慨六四後的一群不再悼念六四。這不是世代或政治理念之爭,更是人之常情。歷史只可以由上一代繼承下去但如果經歷過六四的一群很在意六四後的一群不再悼念六四,那就出現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就是為什麼經歷過六四的一群會覺得六四應該要由六四後的一群承傳下去? 為什麼如此在意? 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他們需要平反六四,而他們認為這是不可能在他們有生之年完成,所以需要有所承傳。但再進一步的去想,另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可能是那種期望下一代能完成上一代未能達成的事的普遍心理和慾望。這裡所指的並不只是平反六四,更是那種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但或許我們要承認,六四的歷史只可以由經歷六四的一群去承擔,不能依靠後來的人。自己的事自己做,主要的責任應放在經歷六四的一群的身上,而不應將責任交給後來的一代。沒有任何一代人有權力去要求後來的必需承傳上一代的歷史,特別是大家的身分認同有嚴重落差時。筆者這樣說並不是指不應將民族或群體的歷史教育下一代,而是說下一代也有權選擇自己行的道路。事實上下一代所選擇的道路並不在任何人的掌握之中。而當下一代選擇另一條道路時,上一代也無需要大力批評。其實這也是歷史中的必然,以東亞地區為例,現在台灣就算在最深藍的人士當中相信也沒有多少人還繼承著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心願吧;在越南和日本,從前的敵人現在已經成為顆伴和盟友。如果這一代自己也不落實去做,實在也不太能將自己的願望強加在下一代身上,期望下一代為自己埋單吧。但這並不是説甚麼承傳的工作也不做,事實上經歷過六四的一代也應要反思為甚麼出現這樣的分歧? 或是自己對這分歧的出現有甚麼的責任? 是否過去實在如批評所言只著重六四的晚會卻沒有實質推動六四承傳的工作? 其實並不只是六四的承傳,更是民族身分的承傳。始終,六四是中國民族歷史的一部份,所以絶對是與民族身分有關。過去幾十年的香港人被不同界別的人士塑造成為只著重金錢、自身和即時的利益、在文化上膚淺、短視和沒有性格的一群。社會沒人真正理會歷史和身分的承傳,最多只是非常功能化地傳承六四。其實需要重新結連的不只是六四,更是香港人在中國大陸的身分。中央政府故然深明此道,所以不斷通過有形無形的國民教育、資助學生就讀大陸院校、經濟和貿易措施和政策、和各種的城市土地規劃安排等,嘗試將他們為香港人安排好在中國的角色套在香港人身上,但經歷過六四、對中國人身分有深切認同的應反守為攻,建構一個香港人在中國大陸新的角色和身分。不然將難改變六四後的一代所要選擇的道路,而六四悼念的型式、意義、和參與也將難有改變。這是龐大的工作,但或許這也是一個好的機會讓現時民主派中的老將退下來專心做建設民主中國的事情,將建設民主香港的工作交給年輕的黨員。不悼念六四也請不要排斥和搞雙重港獨不過,縱然筆者認為後來的一代有選擇自己道路的權利,但筆者也想指出一些學生和本土派人士的言論和主張實在是帶著驕傲和敵意。他們選擇割裂和排斥的並不只是中國人的身分或國內的民眾,更是其他對六四有所感受的香港人。他們仇視的並不只是大陸民族,更是擁抱大中華思想、支持民主回歸的一群。他們或許是怨恨上一代的人作了愚蠢的決定,認為自己現在所選擇的才是正確的方向。然而,筆者想請他們思想,如果他們身處上一代的環境、時空、和思潮,他們會否也會作出同樣的決定?請他們思考他們能否肯定自己現在所做的不被他們的下一代痛駡?我也想請本土和港獨的人士認真理解和理會其他香港人的想法和感受,而不是選擇仇恨、嘲諷、和排斥割裂的取態。因為這其實是在否定其他持不同立場和意見的香港人也是香港人的身分,並且在表達只有你們才是香港人的立場。如是這樣,那麼你們所爭取的並不只是本土或港獨而是「港港獨」 ── 雙重的港獨。因為你們不只選擇了要從中國獨立出來,你們也選擇了要從其他香港人中獨立出來了。筆者想真正能夠帶領香港獨立或與中央政府拗手瓜的是一個能先團結香港的人。最後,作為信徒的我,我相信上帝察看世人所做之事,就算今日不報,甚至香港無人再紀念六四,但我相信,在適合的時候,上帝的公義必然會來到,六四的冤總會解決。 六四 歷史 代際矛盾 世代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