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界的「傳統精英」與「職業廢青」

近日看ViuTV的「跟着矛盾去旅行」,「職業廢青」林日曦與「傳統精英」蔣麗芸的對決令人看得津津有味。職業廢青與傳統精英的對決,除了在政治理念上的對立,更在兩人的階級及年齡中體現。作為觀眾,當然看得高興,在我為林日曦而喝采時,卻心寒了一整晚。只應在鏡頭前出現的場面,在現實卻頻繁地、每天的出現。正如馬克思曾說:「歷史上重大事件都出現過兩次。第一次以悲劇方式出現,第二次以喜劇形式出現。」讓我倒轉他的說法,第一次觀看世代之爭的電視節目時,是以觀看喜劇,食花生的心態取笑一下他們的矛盾點,當關掉電視的一刻,回歸現實,再回想香港的教育界同工的情況時,同樣的矛盾卻以悲劇方式出現。來到五月,相信對大部份年輕合約教師,除了為即將來臨的暑假而感到喜悅外,更需要面對校長是否續約,寄信搵工,預備面試的痛苦。能否得到校長的續約,除校長的決定外,當然還有科主任的意見,這類「傳統精英」的看法,決定了合約制年輕教師——「職業廢青」的前途。無論在工作的環境,或曾就讀的中學,也眼見無數教育界「世代之爭」的腥風血雨。大部份年輕優秀的教師,由於與上一輩人的價值觀不同甚至矛盾,得到「永遠離開本校」的聘書一份。教育的價值觀不同,源於新舊的教學法的理念不同,以致實踐不同,導致他們對結果也有不同的理解。「傳統精英」「傳統精英」對教育的想法,大部份停留在過去的「銀行式的教育」(banking education),他們仍在懷念過去的好日子,相信依書直說,便能使學生學習。學生不能學到,則是個別能力差異的問題,而不是教學方法出了問題,因他們對同一班學生也依書直教,為何有學生學到,有人學不到?那問題的癥結,當然是學生個人的能力問題。這種想法變相令他們難以接受新的教學法,由於他們不認為自己的教學有問題,問題出在學生身上,令他們失去進步的動力,也不察覺時代已轉變。舊時代的教學,能如弗萊雷(Paulo Freire)在《受壓迫者教育學》中所描述:「教育在今天已變成了存款的行動,老師是存戶,學生則是倉庫,而不是溝通,老師只期待從學生身上提取存款,只要求學生接收、記憶及重覆老師教授的知識。」此外,「傳統精英」的高層更有一種精神分裂的狀態,在觀課後,對年輕教師的指點,竟然是教師是需要更多與學生溝通,教育應該是雙向的過程,這類進步的想法,但當「職業廢青」到「傳統精英」的班上觀課後,他們又急不及待的解釋,他們是希望雙向教學的,只是學生的能力太差,只能單向傳授知識。不少前輩在私下討論時,流露出他們根本不相信雙向教學,只是為了應付教育局所謂的「大趨勢」才勉強偽裝相信。這樣的教學當然對學生有很大的損害,令學生失去學習動力等。但作為「職業廢青」,更大的問題是他們具有排他性,在聘請新教師、為教師續約時,不斷的質疑新教師相信的教學理念,批評他們不切實際,只會空談理想。更甚者會在謝絕這一類同行,對他們諸多不滿,為了方便在合約終結時,有理由不接受他們的續約。「職業廢青」對「職業廢青」的筆者來說,教授通識科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希望學生成為自己的主人,如弗萊雷(Paulo Freire)所言,教育並不是重覆的機械性行動,學生更不是記憶體或純粹技巧的操練,讓學生成為主角,成為學習的主體更重要。即使在環境上多困難,學習能力多弱的學生,也有資格成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老師、家長或知識成為他們的主人,令他們終生成為背誦的奴隸,不曾感到學習的快樂。教育的想法,正正是希望學生能掌握批判性的思考,終結單向式的「知識儲蓄行為」。即使學生未能理解該學科的知識,但他們仍保留對學習知識的興趣,假以時日,他們總會成功汲取教訓並學到新知識。何況,「傳統精英」的教師天天在埋怨學生一代不如一代,新一代沒能力學習,又有否想過,這是我們的教育並沒有教導學生如何「自主學習」,除了「講書」,教考試技巧外,又有否教他們如何讀書及為何要讀書?作為「職業廢青」的一員,「職業廢青」的想法未必是完美,也可能太理想主義。但筆者只能寄望「傳統精英」對年輕人多一點寬容,多一點尊重彼此的不同,假如蔣麗芸在乒乓桌上對林日曦多點尊重,不對他破口大罵,或許他們有一次機會作良好的溝通。假如開始便拒絕年輕人的參與,預言對方一定失敗,公司很快倒閉,相信世代之爭將難以疏理,更遑論解決。只寄語各「職業廢青」努力搵工,而「傳統精英」則對年輕人更多寬容。 教育 通識教育

詳情

暴力就是不理性?

看了數日關於「魚旦革命」的分析,發現大部分網上的評論文章有以下這個觀點。暴力是不對,所以雙方也需要譴責。這種各打五十大板的結論,自然能呃到大量like,因雙方也沒有得罪,兩面也是人。但這種簡單化的結論,忘記了雙方的武力是如何不對等。警方擁有整個國家機器支持,而民眾則只有隨手拿起的武器。這種結論也過份簡單化了對暴力的理解,認為只要有人使用暴力便不對,不道德,甚至不理性。集中於subjective violence (個體如何使用暴力,如擲磚),忽視了objective violence (政府如何使用無形的暴力,如政府忽視民間要求,以官商勾結的方式制定小販政策)。而且,這種討論預設了暴力就是不理性,忘記了各國歷史中的革命,就是理性地運用暴力。也預設了政治行動需要100%理性(即使他們沒有說出口,但卻一致認為過份激情會導致一發不可收拾的後果),問題是投入感情是否意味著激情行動,使後果不堪設想?人是否只能以機械人的思考方式面對政治行動?不投入(過份/合適)的感情,能否啟動政治行動?或不投入感情的政治行動是否可能?或許他們意思是理性思考後,才投入感情,這才是合適的行動。人作為感情的生物又能否做到?假如我們視政治行動如愛情,我們應該明白到,即使我們在事前理性地為自己設下擇偶條件,但「愛情事件」的來臨,卻會推翻一切。何況,愛情並不是由理性推動(無論你多麼理性),而是你未曾想過,也不能理性地預計的「事件」,迫使你熱情地投入,不計較得失,只為對方(香港)著想。文:PSY 旺角衝突

詳情

反同被捕,榮耀上帝?

美國一名女基督徒於日前,以個人信仰為由,拒絕向同性戀者簽發結婚證書,法官裁定她藐視法庭,下令將她收監。香港不少基督徒以此案為例,指出同性婚姻合法後,「宗教/良心自由」將會被限制,基督徒將要在世俗法律前低頭,放棄自己的宗教信仰,及面對打壓。由於基督徒受法律的限制,而作出「心不甘,情不願」的行為,此舉嚴重影響基督徒的良心自由。基於這「負面」例子,香港基督徒應更謹慎,防止香港成為另一個美國,基督徒們更應大力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在討論前,先說明一件事,這事件的解決方法有很多,而不是「必然」要為了自己的信仰自由而入獄。其中之一,是該基督徒「誠實」地面對信仰,辭去簽發結婚證書的職位,這樣既不會影響自己的信仰自由,又不會違反當地法律,豈不是一舉兩得嗎?為何堅持留在該職位,進行「抵抗」?更向公眾表達,她不會辭職,並繼續在監獄內?這良心的抵抗是不是有點無謂?保守教派的雙重標準按保守基督教派的說法,順服是必須的。正如各位在雨傘運動聽到的「教導」,是要求基督徒順服政府,無論政府千錯萬錯,也是上帝所揀選的,所以千萬不要抵抗政府。令人奇怪的,卻是在今次的事件中,筆者聽見不少牧師支持該女士的抗爭,更聲援幾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打算舉行遊行支持該女士的抗爭,他們認為美國政府實在欺人太甚,美國的基督徒應動員反對法院的判決,給政府及法院一點壓力。保守教派一方面要求基督徒順服政府,不要抵抗。另一方面卻支持遠在美國的基督徒反抗政府,應該向政府施加壓力。這豈不是雙重標準嗎?到底何時能反抗,何時應順服?令相信他們教導的信徒們無所適從,不知「龍門」到底放在哪裡。在政治議題上,他們屬於既得利益階級。當利益在他們手中,便設法阻止信徒抵抗,祭出「順服在上者」的說法。但是,當他們在道德議題佔下風時,便動員千千萬萬的基督徒維護家庭價值,參與反同遊行,更聲援遠在美國的遊行。當然,他們會反駁,道德議題比政治問題重要,值得他們動員支持或反對。更何況,每個人對政治議題也有不同立場、取向。相反,道德議題是聖經清清楚楚寫明的,只有一個真理。不過,熟悉基督教的人也知道,基督教界對同性戀是否罪存在很大的爭議,在香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也認為同性戀是罪,不少基督徒也認為同性戀是沒問題。另一方面,即使同性戀是罪,基督教界對如何面對同性戀者也有不同的意見,一派是我們較認識的保守教派,主張動員遊行,堅決反對同性戀,另一派則較為寬容,即使不容許同性戀傾向或行為,也接納他們也是上帝所愛的人,容許他們上教會及洗禮。所以,讓我們一同反思,為何同性戀是罪(坊間對此有很多討論)。更重要的是,即使同性戀是罪,我們能否基於基督的愛接納他們?是否一定要動員群眾,阻止同性婚姻合法,或不容許同性戀者上教會,才算是對得住基督,為主作戰?向他們展示包容、理解,是否比動干戈更讓他們感到被接納,更理解上帝的厚愛?延伸閱讀羅秉祥、龔立人(2013)。 同性戀的十字架:倫理學者的對話與交鋒。香港 : 印象文字;香港基督徒學會。 同志

詳情

教會一蚊租,成就「政教勾結」

本人曾提及,不少大教會的中產特性令教會偏向保守。事實上,保守的風氣不只影響大教會,連中小型教會也漸趨保守,為何在基層信徒為主的中小型教會也出現同樣的情況?以「一蚊租計劃」利誘眾所周知,政府經常以象徵式「一蚊」的租金出租官地給予不同團體,以筆者所知,不少中小型教會得到政府以「一蚊」的象徵式租金,租借公屋最下層的地方,或社區中心的一部份,用作營運教會。由於中小型教會本身缺乏資源租借地方,只好依賴政府提供的「一蚊租」計劃。而政府亦可以用此方法迫使教會「順服」,使教會對地方事務或政治問題減少發聲,一但教會違抗政府的心意,政府便立即撤銷「一蚊租」的優惠計劃,漸漸地教會也減少論及政府的施政,即使該教會的牧場或傳道人對政治有不滿,也不會高調談論時政,更不會參加遊行及聯署,擔心被政府秋後算帳而取消「一蚊租」的優惠。以筆者就知,不少中小型教會的信徒並不認同政府的施政,希望舉辦討論會談論政府的施政,更邀請支持及反對政府施政的教友擔任講者。不過,教會為避免麻煩,擔心掀起信徒反政府的思想,而禁止任何形式的公開討論,更希望各信徒為教會的「前途、發展及利益」,而減少談論政府施政。由於教會領袖們擔心開罪政府,使政府官員不再提供優惠,他們便禁止一切關於政治的討論,只準討論教會的發展及靈性生活。以「方面租借場地」利誘另一方面,政府也善於利用租借公共場地的便利,控制地區教會。不少基層教會需要借用政府的場地(最常見為公園及球場),舉辦大型活動吸引市民認識基督教。由於基層教會不同於中產大教會,中產大教會只需要多鼓勵信徒向身邊人講解信仰,在朋友方面入手即可。大部份基層市民也甚少外出,朋友也不多,所以教會要接觸他們需要主動在地區舉辦大型活動,才有機會令地區居民認識基督教信仰。由於接觸基層的需要,假若教會與政府的利益一致,能更容易地借用場地。不止是租用場地的便利,假如教會與政府的關係良好,政府更會批准他們到各公屋屋邨上門探訪老人家或貧窮家庭。政府及教會也能得到好處,互惠互利。政府能到處宣揚他們關心長者及基層,不會忽視他們的生活。另一方面,教會又能得接觸到大量的基層市民,得到他們夢寐以求的人力資源。此外,不少中小教會也與地區官員熟絡,方便租借場地及享用一蚊租的優惠,筆者曾聽聞,有教會知道政府為某社區中心尋求租客,便立即聯絡相熟的官員,希望能憑著關係得到該地方。所謂的各非謀利團體入標「公平地」競爭從來也不存在,說穿了只是不同團體能否巴結政治官員的「熟悉度競爭」。香港的眾教會,得到政府的援助當然是一件好事,但得到援助是否等同於沉默?對不公義的事採取一種視而不見的態度?收當權者的錢,等如出賣自己的良心,為維穩而服務嗎?假如教會仍採取這種態度,相信不用多久,基督教便會亡於自己的手上。但願香港教會還有如溫州教會般的勇氣,面對極權的統治不作妥協,讓人重新認識「基督徒」而不是「耶膠」。真正的福音不是維穩,而是解放。 宗教

詳情

為何香港的大型教會總是保守?

臨近區議會選舉,筆者聽說身邊不少基督徒朋友,盡力說服身邊同樣是信徒的朋友投票支持「雨傘族」及泛民,但成效不彰,不少朋友更表達,即使說服工作已展開一年,卻不能改變當中的任何一人,黃絲帶的繼續黃絲,藍絲帶的繼續藍絲,勸說工作不但沒有進展,更淪為泥漿摔角,只指責對方破壞教會「和諧」,卻沒有真正的討論。為何香港的基督教界落得如此慘況?基督教會被中產控制即使不是基督徒也透過傳媒得知,知名度及影響力較高的基督教會也偏向保守陣營。為人熟悉的有,港福堂吳宗文,恩福堂蘇穎智,聖公會管浩鳴及「名人」牧師林以諾等。先讓大家知道一些背景資料,他們所領導的教會均屬於「大型教會」,這些教會實力雄厚(財力與人力),參與的人數往往達數千至萬餘人。大型教會的出席者主要是由中產階級組成,不但老一代是中產,連他們的下一代也是專業人士。由中產信徒組成的教會本來不是一個問題,不過,由中產價值主導的教會就是一個大問題。香港中產階級的特性本已不是關心政治的動物,加上本土基督教容易離地的特質,便造成一間「終極」離地及保守的教會。一方面,他們物質富裕,收入穩定。所以香港人面對的慘況,如樓價高、通脹高及收入低等,皆與他們及他們的下一代完全沒關係,反正他們的下一代必定能置業(爸爸總會幫手)。另一方面,他們關心的基督教信仰只是如何令生活更安定,內心更平穩,注重少埋怨多感恩,所以任何影響內心平靜,影響身心健康的事情,皆不過問,即使他們表達關注,也只會勸其他信徒多祈禱多等待上帝工作,不要對政治議題太上心及自以為是(例如,爭取真普選,關心言論自由等)。中產的愚民政策這種中產心態不但影響上一代人,更蔓延至他們的下一代或新加入的年青人。由於新加入教會的中學生或大學生,均由他們帶領及教導。筆者親身經歷,年青一輩基於他們的好奇心及追尋真理的熱心,而詢問上一代人關於聖經對政治的教導,竟得到「基督教不關心政治,關心靈性生活就已經夠了」的回覆,當然青少年對這樣的回覆並沒有感到奇怪,更樂意接受前輩的「真理」。久而久之,青少年對基督教真理的認識只剩下心靈層面,而失卻對政治的批判性。豈不是應驗了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使人忽略思考政治,忽略批判性思考。另一方面,當「黃絲」青少年挑戰傳統一輩對政治的取態時,的確令中產的教導者面對一些威脅,迫使他們作出回應。但大部份的回應只停留在「我識,你唔識」,盡顯中產專業人士對聖經的解釋權,而這些專業人士也會聯同一些教會的領導層合作壟斷聖經。筆者親身見識過,青少年教友向上層反映服從政府不一定是聖經的唯一教導(詳細內容不在此討論),聖經也有很多反抗的例子。但中產的上一代會以「我讀了多個神學碩士,一定比你更懂」或「我睇聖經多過你好多」等回答,而不是以聖經的內容回答,只以別人有沒有「文憑」或「專業背景」決定對與錯。更甚者會以聖經的原文(希伯來文)作回應,企圖使青少年及不懂希伯來文的人退卻。最後,迫使「反抗」的信徒接受自己是無知,上一代信徒總是比自己更有知識,而放棄追求真理,順服教會領導對聖經的最終解釋權。最後,希望以「雨傘精神」改變教會的信徒們能繼續下去,雖然我們只是教會中的小薯,難以改變整間教會;雖然我們只是基督教界中的少數份子,難以轉變整個基督教界。而且我們分散在各間不同的教會,感覺勢孤力弱。但我們一直努力下去,總會改變到幾個人,多幾個人,總會影響到一群人,甚至整間教會。雖然未來的路是難行,但上主總與我們一起,共勉之。 宗教

詳情

增加選修,「學生為本」?

喇沙小孩,補習班大排長龍,已不是陌生的事情,是每日也在香港發生的「平常事」。教育局更於早前,鼓勵新高中學生修讀三至四個選修科目,由以往的「四加二」增至「四加三或四」。雖然教育局並未落實該決定,但我們能想像,這項重大的改變,將會苦了學生,苦了學校,學習將會變成一件苦差。苦了學生大學的收生準則暫時未會有重大改變,但難保一天,八間大學的收生標準不會因學生選修科目更多,而獲得更大的優勢。試想,大學的取錄標準,當然是取錄,成績好及優勢的學生為先,假如,學生能修讀四科選修科,且成績不俗,大學豈不是更樂於取錄他們?同學們面對這種「競爭」,相信不論弱勢學生或普通學生,也會明白大學的取錄準則,嘗試修讀更多選修科,增加自己的競爭力,使他們在大學選修時,能得到大學的青睞。但這種競爭的方式,到頭來是苦了學生。由於,現時的學校生活已令大部份學生苦不堪言,大量的課外活動、功課、補習,將來更加上多一至兩科的課時及溫習時間,只會減少他們已經僅餘的休息時間。增加選修科,意味著學生需要在更短的時間,完成更多的功課、溫習。或許,要更有「效率」地學習,對能力高的學生來說,並不困難。因他們懂得遊戲規則,記憶力及學習能力比正常學生為高。弱勢學生呢?弱勢學生或SEN(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習能力已低於正常學生,他們已需要更多時間來學習。增設一至兩科選修,對他們來說,是更大的困擾,筆者曾接觸不少SEN學生,他們已經表示,現時的課程困難,艱深,回家後需要大量時間完全課業,甚至有學生不能在指定時間內完成課業。增加選修課後,對他們又有何等的影響?恐怕他們不能完成課業的問題會較現在嚴重。或許,教育局會說,他們只鼓勵「有能力」的學生增加選修科,沒有鼓勵弱勢學生修讀。但沒修讀更多選修科的學生,會在大學收生時,失去公平競爭的機會嗎?回到最初的問題,假如各位面對兩位成績差不多的學生,你們會選擇有修讀更多選修的學生嗎?苦了學校對老師來說,在現行的制度下,以三年時間完成教育局的課程內容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由於,課時不足,現行的「四加二」修讀模式,已經令學校及老師疲於奔命,不少學校要求老師為學生在暑假(或任何假期)也回校補課,或操練公開試題,已令老師們不再享有假期的休息時間(名義上是假期,實際是為備課時間)。由於課時的限制,增加選修科,只會令老師們在的課時更不足,假期更需要回校補課。假如假期的時間不足以完成課程,更需要動用週六的時間,變相令老師們只能在星期日及平日放工時間,爭取時間備課及批改作業,增加他們的工時。弱勢學生的老師們,更可能需要利用更多的工餘時間,為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學生,重新講解課堂的內容,眾所周知,弱勢及SEN學生在學習上不及普通學生,他們較難在短時間內理解大量內容,半小時的課堂內,老師只能講解一至兩個重點。假如他們能完成明白,更是一件創舉。要在增加選修,減少課時的前題下,照顧弱勢學生,是把一件不可能的任務放在每一位前線老師身上。以「學生為本」?教育局經常以「學生為本」為口號,推行各種重大的教育改革,又有多少教育政策真的以「學生為本」?增加選修科是一件重大的教育議題,需要完整的研究,才可下定論。而不是隨口「講了就算」,更不是為解決學生減少修讀某些人文學科(例如,中國歷史科)的答案。政府經常表示,老師不要為自己的飯碗,而要求實行小班教學,又何必為人文學科的生存,而實行增加選修?根據政府一貫思考方式,相信他們不是為了保住某些人文學科老師的飯碗,而增加選修科。政府懼怕中史科的消失,為保存中史科,而不惜增加選科,是否為了回應中央及建制派的願望?或許,親中教育團體的口號是正確的,「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各方請以學生學習成長為大局,勿因政治而干擾教育」。 教育

詳情

同性婚姻合法化後-基督徒還有基督精神嗎?

美國的同性婚姻合法化後,不少香港的基督徒(不是所有基督徒也是如此,只是大家從媒體上得知的基督徒較為保守,下文將集中討論保守的基督徒)為此憂慮數日,更瘋傳文章,指同性婚姻合法,是一個很大的罪惡,完全破壞婚姻制度,更會招致基督徒被「逆向歧視」云云。關你甚麼事?「基督徒認為同性戀是罪惡,所以要反對合法化」,這一類的見解,在網上的文章經常出現,也是基督徒介入同性婚姻的理由。這見解彷彿合理,但仔細思考下去,會出現以下問題「基督徒認為同性戀是罪惡,那關不是基督徒的人甚麼事?」。為何基督徒不喜歡的事,也要別人(不相信基督教的人)跟隨?不信基督教的人為何要被迫跟隨基督徒的標準生活?假若,政府因接納基督徒對同性戀的見解,而否決同性婚姻,是否代表基督教的價值主宰他人,從而形成基督教的霸權。在自由社會中,世俗價值應與宗教價值分開,而各不侵犯。基督徒發聲為反對同性戀者而發聲,更是民主社會中平常不過的事。不過,他們在發聲前,應想一想,自己會不會在某程度上,強迫了其他人按自己的心意而活,侵犯了別人按自己的喜而選擇的生活。當基督徒經常大聲疾呼,要求社會給予他們宗教自由時,又有否想過世俗人士也有他們的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犧牲精神假如,該批基督徒對自己的信仰有足夠的認識,或許他們能更坦然面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基督教信仰中的核心信念是「犧牲自己,成全他人」,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事件中,香港的基督徒又能否以這個信念對待自己不認同的事或人。退一萬步想,即使同性婚姻在他們的眼中,是罪惡,更會引致「逆向歧視」,但他們能否犧牲自己的利益,接受被歧視,更坦然為愛同性戀者的緣故,放棄自己指責同性戀是罪的「權利」?又假如,基督徒因干犯了「逆向歧視」而入獄,又能否活出基督的教導,為承受他人的罪行為甘願受苦,而不再以自己會否因指責同志戀而有危險,會否失去指責他人的「自由」等,事事以自身的利益為優先的考慮因素。真正的基督精神,是「犧牲自己,成全他人」,請問香港的保守基督徒們,你們有勇氣去實踐耶穌基督真正的命令嗎? 同志

詳情

學校偏見的前世今生

早前,教育學院公佈「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中學生在校園遇到的騷擾和歧視經歷」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超過半數的受訪準教師對性小眾有偏見,性小眾在中學生也經常在學校遭到騷擾或歧視。同學間的歧視筆者於中學時代,曾就讀一間著名的教會男校,同學之間對甚麼是性小眾,及如何「尊重」他們也不了解。基於這些不了解,衍生了不少欺凌及歧視的行為。最常見的例子,是在體育課前,當同學們進入更衣室後,基於害怕他們會觀看自己的身體,甚至「愛上」自己,同學們總有意地避開「同志」同學。當「同志」同學在走廊、樓梯走過,總會被人譏笑他們為「死乸形」,甚至吃午飯也不會有同學願意與他們一起。可惜,發生這些不愉快的事件後(即使被欺凌的同學向老師報告),老師不會對涉事者作出懲罰,也不知如何處理這些事件。基本上的解決方法,是交給輔導老師或駐校社工跟進,前線的班主任大部份也不知如何應對,只以正常懲罰校園暴力或言語騷擾的罰則處理。我們也經歷過中學階段,也知道懲罰是不能阻止校園歧視,甚至令「暴力」行為更嚴重,同學已經對「同志」同學反感,還加上該同學向老師打小報告的厭惡,令歧視行為更趨嚴重。學校的性別歧視校園歧視不止是老師對學生,學生對學生的歧視,當中也涉及校方對老師的歧視,當中最常見的是性別歧視。相信讀者在中學時代也有留意,為何女教師經常穿裙上班?為何男老師總要著西裝?相信這些規定連校方也沒有準確、合理的答案。校方大約會按預期中搬出「好睇啲、斯文啲」等這些主觀的感覺。卻沒有想過,男老師能穿著西褲上班,而女教師卻不可,這當中是否涉及不公平。歧視問題不只涉及女教師,在不少直資及國際學校,歧視男教師的問題也存在。這些學校的女教師,衣著通常較為輕便,有些學校更接受女教師穿背心上班。對女教師衣著要求的寬鬆,更沒有同樣的標準對待男教師,校方仍要求男教師穿西裝上班,甚至在夏天也必須穿著長袖恤杉回校。假如,這樣的性別歧視在學校層面也存在,校方又能否以身作則要求同學學習性別平等。在性別的層面,這個討論了數十年的問題也不能實行,從何談性小眾這個更困難的層面?這是筆者的親身經歷(或朋友的吐苦水),是否個別例子?我不知道。不過,一個人,一個歧視,已足夠讓我們正視問題,及重新思考怎樣教育校方、老師及學生尊重不同,告別歧視。 性別

詳情

小朋友的消失

不久前,「小朋友」在香港是得到另類的待遇,在街上不難聽到大人說「小朋友姐,你唔好怪佢啦」這類說話。小朋友總有免責權,無論做了任何的錯事,總得到大眾的包容及諒解。也較易得到大人們的扶持,不知從何時開始,小朋友是無辜的論述在香港突然消失。突然間,小朋友被懷疑虛報年齡,更被人質疑他謊話連篇,說謊話的程度有如大人般。「天真的」小朋友的消失「天真的」小朋友的消失,似乎在今次的事件中更為顯眼,懷仔的種種行動也被理解為「成人般」的計算。由懷疑過「肖」這個姓氏到底存不存在,到他到底是否經常留在家中避開警察。這一系列的猜想,是從前香港人不曾想過,也不會設想一個小朋友能說出以上的謊話。不單是內地的小朋友被認為是講大話,企圖騙取香港人的同情,然後來港生活,危害香港人。香港的小學生也被認為與學校合作炮製一場公關秀,她於大成小學前流淚,是假眼淚,更聲稱校方是刻意安排女童於小學前流淚。而她說的一句話「犯咗法又點喎!」更被人瘋狂轉載及指責,彷彿小朋友的一句天真無邪、直接的感受是犯了大錯,不可原諒。政治先於一切在政治的大前題下,小朋友/小學生的無辜也要讓開,讓路給政治的議題。本土派經常在討論「搞喊」小朋友時,以政治問題比小朋友喊更重要,更認為現在是危急時候,所以能不理會小朋友的感受。不過,今次比之前的指責更進一步,本土派於今次對小朋友的指責中,更指出小朋友不再是無辜,被動(例如反水貨事件中的小朋友被人搞喊)。而把他們的角色指責為主動,有預謀的行動。「小朋友」的角色在香港人的眼中由,應被保護的一方,變為能瘋狂指責的一方,是否香港人已忘記了對小朋友的教育的責任?是否小朋友做錯了,便應承受強烈的批評(到懷仔的住處「探訪」他)?對小朋友想像的轉變到底是好還是壞?是香港/內地的小朋友太早熟,令他們的行為舉止有如成年人,還是香港成年人的轉變,令我們太快把一切政治化,而忘記小朋友始終是小朋友,我們應好好教導他們行事為人,而不應過早的指責?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