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囍:褪色小確幸

台北巷弄裏的咖啡館,室內燈光昏暗,窗外是灰灰的天,我們給帶到在角落的小桌子,一坐下,感到時光就此停住。不缺話題的好朋友,每人點一杯台幣一百多元的飲品,便可以談到店家打烊。 有一段日子,光這樣坐一個下午,已無比愉快,他們說,這是生活裏的「小確幸」。 小確幸多了,有沒有累積成大確幸?這些年,在不同的文創市集欣賞別人精心製作的各式物品,皮革、紙品、手工皂……捧在手裏,感到滿滿的誠意,知道有這麼多人,用自己的方法,找到消費以外的生活觸感,羨慕之餘,甘願掏出錢包,把未必用得上的小東西買回家,例如,用上好手工紙造的日記本,買時興高采烈,卻根本不捨得用。 這天,朋友說起認識的店家的艱苦經營,生意看來很不錯的店,每月純利六七萬台幣,三個股東分,算起來,跟大學生的月薪差不多,聽說,工資一直漲不起來的情况稍稍好了,現在一般大學畢業生可望找到二萬六以上的工作。朋友說,房東七年沒加過租,最近終於忍不住提出了,租客慨嘆,自己一樣是七年也沒加薪;在銀行工作的朋友說,三十年前她入職時的薪水,比現在高二千。與此同時,小確幸式的生活愈來愈精緻,索價不能太低,但有多少人能一直負擔這種生活方式? 天色又更昏暗了些。 原文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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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思樂:中國女子如何在中國抗爭

2017年10月底,我的第一本書《她們的征途》在台灣出版,到現在已近兩月。這兩個月裏,我在台灣從北到南做了超過10場分享活動,接受了近20次不同港台媒體的採訪,也陸續收到大量的讀者反饋。這些密集的交流,讓我對港台社會於中國議題的態度,又有了與此前想像不同的、更真切現實的認知。 知道殘酷性的人沒有那麼少 《她們的征途》是一本通過中國女性抗爭者的生命歷程,書寫中國近10多年民間運動起跌的非虛構故事書。這樣的題材,在港台本就屬中國×運動×女性的超小眾題材,加上據我所知,港台社會近年出現對「中國」相關事物的拒斥聲浪,我原本做好了心理準備,我的書和活動都可能會遇冷。我在寫作面向港台讀者的新書推薦文時,也斟酌再三,最終選擇了《邀請你做黑暗時代的見證人》這樣稍顯距離的角度。 但港台尤其是台灣的讀者反響超乎我的預料,分享活動除一兩次外都是滿場,有時還會出現大量聽眾不得不站着聽講的場景,一些高校學生也自發幫我舉辦加場活動。每場活動的聽眾提問都十分踴躍,最高頻的句式是:中國民間對中國政府/民族主義/NGO/女權運動……到底怎麼看? 除了好奇中國普通人的想法,台灣聽眾還會拋出一連串切中要害的問題:中國的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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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崇基:國際城市

七八十年代的台灣,其專制封閉程度,與一海之隔的中國大陸,可能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因此,那個年代的香港,在海峽兩岸之間,有着獨特而優越的地位。猶記八十年代初負笈台灣,每次從香港帶衣物過去,即使帶一件「大地」牌內衣,都要將「中國製造」的牌子拆去,免在過境時惹來麻煩。讀現代文學,當年此岸尊崇胡適,彼岸吹捧魯迅,魯迅的書也就成了禁書,更不用說有關共產主義的紅色讀物,一概在這個小島絕迹。於是,來自香港的僑生,在包羅兩岸文化,就有着一點點優越感。加上香港是個中西文化交匯之城,自由開放的資訊,也讓香港僑生戴上幾分所謂國際視野的光環。最記得大一時,教英語會話的美國神父,對我知道James Dean這個叛逆青年象徵的名字大感意外。誰料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台灣變成一個愈來愈自由民主的社會,而香港逆歷史潮流,向專制封閉之路而行。今日的港式國際化,是連一個台灣學者來香港出席講座也入不了境。今日的港式大學,是連一個候任港大校長,說到六四事件都要諸多顧忌、語焉不詳。今日的港式學者,是教導香港人如何尊重一黨專政。今日的港式學校,是將唱國歌不肅立的畢業生趕出會場。今日的港式民主,是立法會保皇議員甘心自閹。被拒入境的台灣學者說得沒錯:「香港不再是世界的香港。」香港人,請不要再自誇活在一個國際級城市。[趙崇基derekee@gmail.com]PNS_WEB_TC/20171221/s00305/text/1513793435270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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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談詩 整理:楊渡

世紀版編按:著名作家余光中病逝,文學中,余光中輾轉港台,在島嶼寫作,著作頗豐,近一半為詩集。余光中生前曾接受台灣詩人、資深傳媒人楊渡訪問,詳盡講述自己的詩。本版由楊渡授權,刊登余光中訪問。 余.余光中 楊.楊 渡 楊:說起一位作家創作的源頭,老師覺得自己是從哪裏開始的呢? 余:我從高中時就開始認真讀詩,雖然教科書裏也有一些作品,但是不夠,所以自己去找了一些詩跟詞來讀。由於父親是泉州人,閩南話有八音,所以在初中的時候,他就教我用閩南話來讀古文、古詩,因為這是最能夠表現文字音韻的。我母親那邊則是用吳儂軟語教我讀古文。因為讀古文古詩一定是要用方言的,所以我兩邊都學習,後來自己能夠有點個人風格,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子。我喜歡中國古典文學是跟它的平仄、對仗、平衡、簡潔的美學有關係。我在學校的英文成績非常好,考大學的時候就選擇了外文系,這是對西方的嚮往。至於母語的部分,那時候我們跟現在的青年有一點不同,現在青年的賞心樂事太多,電視、上網、漫畫等等,我們那時候的課外活動,好動的人去打球,比較不好動的人就看書,比如外國小說的中文翻譯,但看得更多的是古典文學的舊小說,像《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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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傑偉:詩人的山城

余光中說,中大是最美的校園。他寄居山城那遙遠的歲月,也是我心目中最美的中大。 那些年,海很遠,吐露鱗光閃閃,「噠噠噠、噠噠噠」徐疾有致的火車聲,由遠至近,由近而遠去,記憶像路軌一樣長。那年頭,山上旅居詩人哲者,在「雲起軒」吃牛肉麵,在范記外的小坡看杜鵑。余光中、黃國彬、黃繼持,風流人物,寫下山城秀景。 我們傻呼呼的小讀者,在赤泥坪村的屋簷下,伴着盛夏的蟬聲,把詩人的小品讀完一遍又一遍,那些美得令年輕人心痛的文字,像陽光穿過樹椏而掉落地上的星星。他寫道:「沙田的秋色多少堤多少島,飛得過隱隱飛不過迢迢。」隱隱迢迢是中大的昨天,那文藝得有點虛幻的美好年華,夾雜青澀的草香、飛燕的清影,以及秋日的風息。這不正是幾代中大人的鄉愁。 今天位於政治風眼的大學,暗湧急流淹沒了詩人的雅興。總希望,在文化廣場的民主牆上,那些乾枯的標語與口號,仍有詩的潤色;在民主女神像的彩虹旗下,石縫仍會長出新葉與小花。 在《與永恆拔河》,詩人說,輸是要輸的,「連人帶繩跌過界去……唯暗裏,繩索的另一頭,緊而不斷,久而愈強……不休剩我,與永恆拔河」。願中大生生死死,總有人,在山城與美醜拔河。 原文載於《明報》時代版(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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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伴他遠行.悼余光中先生 文:須文蔚

余光中先生驟逝,港台讀者同悲,一位文壇巨星隕落,世上難得再出現如此集:現代詩、散文、評論與翻譯兼備的大文豪了。對港台年輕讀者來說,恐怕不太清楚,余光中先生1974年至1985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期間,為台港間文學思潮的交流與匯聚做出巨大的貢獻。 余光中在六○年代即對香港詩壇有所影響,不僅僅出自作品的感染力,更來自大學中講學的春風化雨,讓詩教從校園擴及到文學圈。鄭樹森就指出,1964年自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的香港僑生溫健騮,在政大時曾旁聽余光中在西語系兼課的「英詩選讀」,就深受余光中的感染。溫健騮返港後接編《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在1967年1月6日介紹李賀《北中寒》之濃縮。文中對李賀的推崇、希望新詩能夠調和現代和古典,與余光中隔海呼應。而另一位留學台灣師範大學的香港僑生羊城,也是余光中在英文系的學生,1967年5月5日在《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開始寫專欄「棖煇詩話」,也回應溫健騮,強調要掌握中國文字的特性,注意傳統格律、聲韻、響度,自古詩吸收音樂性。在在顯現出,余光中的詩學理論與實踐,通過溫健騮、羊城二位,間接在港推廣流傳。 余光中的香港歲月 余光中在1974年於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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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 與 陳映真:陳芳明談詩與革命

台灣淡江大學中文系2016年11月24日邀請知名作家、文學史家陳芳明教授,以「革命與詩」為主題蒞校演講。適逢淡江外文系系友陳映真(1937-2016)臥病10年後,22日上午病逝北京,享壽79歲。陳芳明除了談回憶散文集《革命與詩》,也與聽眾分享自己過往跟余光中、陳映真之間的互動,在在闡明了「政治使人分裂,文學使人和解」。 「革命」與「詩」可謂纏繞在陳芳明生命中,最重大的兩個主題。前者指向他自1974年離開台灣這塊當時仍相當封閉的小島,前往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求學後,對當時台灣右派思維的道別;後者則是陳芳明用盡一生的美學追求。「詩」對他來說,或許不只是文學上的一種文類書寫、研究或評論,更可能是一種感性浪漫的生活態度。「革命代表我的政治,詩代表我的文學」,這兩種性質相互衝突的名詞,將如何並置在一個人的生命當中?如何帶給陳芳明以巨大的轉變,使他從一個研究宋代歷史的學生,搖身一變成為勾勒台灣左翼文學、台共史、嚴厲批判國民黨政府的「海外黑名單」? 飛行了半個地球,我才發現台灣 「當你對於過去的歷史無知,當你對整個世界的形勢無知,可是當有一座豐富的圖書館在面前出現時,那就是一個再啟蒙的開始。」──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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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向歷史交卷 文:須文蔚

余先生是我一生讀不一盡的一本大書,無論在現代詩、評論、翻譯與人格上,都是。 中學時就著迷於余先生多樣的詩風,無論是洋溢抒情傳統氣息的《蓮的聯想》,或是有著垮掉一代尖銳的《敲打樂》。余先生的散文與評論,更是深刻美好,令人讚嘆。 有幸在余先生八十大壽研討會上,發表了一個極小的題目〈余光中在七○年代台港文學跨區域傳播影響論〉。余光中和香港文壇的互動始於六○年代初期,他的新詩集《鐘乳石》由香港「中外畫報」出版。同一時期,他與宋淇、張愛玲譯的《美國詩選》,也對台港的現代文學產生影響。余光中在六○年代轉化中國古典詩的意象和境界的詩學主張,曾藉由學生溫健騮,影響香港詩壇。而真正展現余光中在台灣與香港的跨區域傳播能量,莫過於七○年代初應邀《詩風》周年紀念朗誦會演說,並於1974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十年的特殊機緣,使他和香港結下不解之緣,也為台灣文壇引進了許多香港文學風華。 冷戰期間,美國國務院與中情局以香港為據點,進行意識形態的反擊,培植許多文學媒體。美國支援下創辦的右翼立場文學雜誌有《中國學生周報》、《祖國》、《大學生活》、《兒童樂園》等,綜合性月刊有《今日世界》、文化機構則有亞洲出版社及其《亞洲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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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輝:不肅立,便打人

在戒嚴年代的台灣,播放電影時必先播「國歌」,觀眾即時起立,木摺椅轟轟砰砰地彈回原位,似是對歌聲音樂的不屑還擊。起立,並不代表肅立,木椅的聲音,各人在心裡的聲音,聽得見的聽不見的,皆是反諷。當然亦有熱血分子,尤其是一些有軍隊背景的男人,他們或親身經歷過戰難,或曾在軍營中受過洗腦,對「國歌」的威權象徵意義非常執迷,不但自己唱,更不准別人不唱;誰不唱,誰便被暴力對待,美其名曰「教訓流氓」。這現象在台北以外較易出現。一年暑假我到台中借住朋友家,同往看戲消遣,到了播歌時間,依例站起,前兩排座位上卻有兩個青年毫無動靜,「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唱到第五六句了,仍然紋風不動,更細聲講大聲笑,彷彿在談論什麼猥瑣事情。這在台北其實亦是常見,因已是八十年代初了,戒嚴歸戒嚴,肅殺氣氛卻已鬆動,你站不站起已沒人去管。然而這是台中,附近有新丁訓練基地成功嶺,亦有正規軍營,戲院裡坐了不少休假軍人,聞歌聲而不起立,簡直是「廁所裡點燈」,找屎找死。果然,當唱到第八九句,有四個剃了平頭裝的年輕人─一看髮型和步姿即知是軍人─走向青年,嘰哩呱啦地說著台語,語態之兇狠,必是在責罵。青年回嘴,爭執了幾秒,年輕人動手了,四打二,揪起青年的衣領,拳打腳踢,戲院裡立即嘩聲炸開,管理員動亮全場燈火,銀幕早已播完歌了,變成一片灰白,跟現場之混亂對映成一幅時代謔畫。年輕人和青年其後離開了,可能是擔心警察前來抓人。戲院恢復黑暗,正畫開映,剛才的鬧劇煙消雲散,什麼愛國,什麼不愛國,在日常的真實面前,全部煙消雲散。日常萬歲,其他,都是個屁。[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PNS_WEB_TC/20171111/s00205/text/1510336874638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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