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匯思:三年後的709 文:簡思尋

筆者下筆之日,正是2018年7月9日,距2015年發生的「709」事件,正好三年。 三年前,公安突然開始將大批律師、維權人士、上訪民眾與親屬等人帶走。時至今日,「709事件」,有人在飽經風霜後終能回家,卻要過著被監控的生活。亦有人音訊全無,歸家之日遙遙無期。 違法手段 「709」無疑是中共對於維權人士作的一場清算。法治對於中共來說只是是個強化管治的口號。對於法律是否真能夠保障人們權利,他們毫不關心。而當一眾維權人士在法律中找到為人民對抗強權的窗口時,中共便乾脆毫不猶豫地關上這扇窗。 因此,它拘捕而不審判。法院不審案,事件永不完結(六四酒案亦是一例)。人呢?永遠遭到羈留,一切不明不白。王全璋因為捍衛法輪功學員的辯護權利,不時遭到當局威迫、毆打,亦曾遭法院無理驅逐。709事件爆發至今,他依然失蹤;其妻李文足為丈夫四處奔走,仍時刻遭到羞辱、打壓。 因此,它不停威迫折磨。不少維權律師遭到毆打、剝奪睡眠、強迫長時間維持固定姿勢等酷刑。李春富和李和平等人更證實在關押期間被強迫用藥,致令肌肉酸痛、精神萎靡;而他們只不過是以和平方式為農民維權或推動禁止酷刑的人士。 因此,它關押並且要脅。它把一個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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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察:「2025中國製造」被禁談之前

古代東亞大陸的鐵器,最初是從西亞輸入。中國人學會了冶煉生鐵,在製造農耕用的鐵犁、做飯用的鐵鍋是沒問題的,但是軍事上用的堅韌鐵器(鑌鐵=特種鋼)則大多依舊是以進口居多——貿易路線就是騎馬游牧民控制的絲路。 中國人多,故可以提供更多生鐵,作為初級加工品「出口」到內亞,並「進口」鑌鐵。 美國學者謝弗《唐代的外來文明》一書中說,鑌鐵的「鑌」字可能來自印度帕克拉語中類似pina的伊朗方言。這個地方的考古遺址發現了不少鑌鐵冶煉坑,但卻找不到生鐵冶煉,故學者推測,生鐵可能是進口自中國。 中國人知道鑌鐵這種東西,至少在三國時代。《魏書西域傳》裡面已經有記載,說是來自波斯。唐代詩人元稹作詩讚美鑌鐵做成的寶劍鋒利無比:「金剛錐透玉,鑌鐵劍吹毛。」 元稹的家族是鮮卑人,他是拓跋什翼犍第八子彭城王拓跋力真的後代,或許他的家族很早就接觸過西亞進口的高級物品,就像二戰前後的上海人、戰後的香港人一樣,對西方的制度、文化和生活方式,遠比一般中國人更為熟悉。 女真人雖然打敗了遼國,但也讚歎遼國的軍事技術。他們一邊說「遼以鑌鐵為號,取其堅也」,一邊說「鑌鐵雖堅,終有銷壞」。可見,契丹人掌握這種特種鋼的技術。 金國打敗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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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異鄉人

世界盃開鑼了,夏夜美好。開幕禮的歌舞稍歇,吉祥物Zabivaka登場,原型來自西伯利亞的平原狼,意謂「射手」或「得分者」。原是俄羅斯產品,但樣本未如理想,開幕前一個月,急找中國幫忙,找到三十間工廠,製造一百萬小型的Zabivaka發售,還有一百個大型的Zabivaka,在現場與球星拍照,帶給世界歡樂。一個月的時光,中國工人由做模、試樣、生產到完工,一針一線,日以繼夜,完成不可能的任務。當工人看到Zabivaka在開幕禮亮相時,帶點自嘲說:「我們以另一種方式參與世界盃。」言者自得其樂,聽者有點神傷。早前,法國康城影展,一部受關注的中國電影《路過未來》,描述各地的農民工,離鄉背井,到深圳一帶打工,一去幾十年,老病被辭退了,留下他們的子女,繼續農民工的命運。一代又一代,活在冰冷的工廠和陰暗的房舍,埋葬了多少青春和夢想?飛升的租金樓價和高昂的醫療費用,讓農民工永遠不能歸屬與安居。深圳,無論如何現代,都是路過的城市,只有今天,沒有未來。這些活在底層的農民工,數目竟近三億,他們用血汗和青春,像工蟻一樣,撐起中國的世界工場,實現新世紀的中國夢。但城市冷酷,無論深圳、灣區、廣東還是外省,農民工像用完即棄的紙巾,老病者離去,換來青壯者,流入異鄉漂泊的大潮,生死哀哭,任全球化的巨輪將夢想輾碎。故鄉,成了春節短暫溫暖的寄望;城市,是陌生人相濡以沫的異鄉,沒有人關心生產線的過客,沒有人疼惜過客的悲歡。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人民付出實在太多。[張文光 cheungmankwong@ymail.com]PNS_WEB_TC/20180620/s00193/text/1529432642136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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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崇基:製作人

大陸市場幾乎成了香港電影的單一市場,合拍片也成為很多電影人的唯一出路。如何適應一個比香港更光怪陸離的大陸電影圈,如何跟大陸的電影人打交道,也成為香港電影人一門不得不上的課。 相信稍有跟大陸電影圈交過手的導演,都應該遇過至少一兩個這樣的製作人。他們通常有多年製作經驗,自我介紹時,總會跟一些大公司或大電影或電影大腕拉上關係,搞不好有一些還會不經意跟你說,他跟一些政界軍方人士也熟悉得很。 除了熟悉人脈,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號稱非常熟悉市場。無論你跟他們談拍什麼題材內容的電影,他們都會將腦袋裏的大數據詳列出來,跟你分析一番,哪一部電影因為A+B+C,所以賣N億;哪一部電影因為D+E+F,所以賣N+N億。最後結論是,你的電影要有A+B+C+D+E+F,那才會有市場,否則免提免問。 自從學會資本主義市場之道,在他們眼中,也剩下市場二字。他們以為,只有緊跟前人成功的路,或學習大部分中國人做生意,抄襲別人成功的產品,就可以拍出一部成功的「市場電影」。我曾經問過一個製作人,你有沒有想過拍一部讓別人來抄襲你的電影?還有,那些最大的發行公司,自己投資的電影,有多少是大賣? 這些製片人,其實最清楚的不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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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華:主權在民 還權於民

1989年的天安門抗爭,適逢前所未有的眾多國際媒體匯聚北京,報道中蘇兩黨首腦自1960年代分裂後的首次會面。在尚未普及互聯網的時代,他們的文字報道和電視影像令全世界震驚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反當局示威,並在其後的「六四」血腥鎮壓中,見證了中共專制政權的殘暴和北京市民英勇無畏的抗暴犧牲。「八九.六四」因此成為世界歷史的重要一頁。全球民主化浪潮並非始於天安門——鄰近的菲律賓、南韓在此之前已開啓民主化。特別是菲律賓以「人民力量」迫使獨裁總統馬科斯下台,曾在中國引起廣泛關注。即便如此,天安門抗爭和「六四」屠城的世界意義仍無可比擬,對共產政權尤其有似末世預言,直接影響到幾個月後的柏林圍牆倒塌,間接促動了「冷戰」結束。此後二十年裏一波又一波的「顏色革命」,都有天安門的身影。面對抗議民眾聚集的中心廣場,除了死於非命的齊奧塞斯庫(港譯:壽西斯古)和卡扎菲(港譯:卡達菲)以外,各國獨裁者沒有一個敢於效法「六四」鎮壓的鄧小平,對和平示威的民眾大開殺戒。對和平抗議的肯定,對民主化要求的支持,對屠殺的譴責,是當年北京學生和民眾走向天安門和長安街的根本信念,是世界範圍巨大反響的基本態度,也是香港民眾當即站出來支持大陸民主運動的最重要原因。「平反六四,還政於民」是香港從未改變從不放棄的呼聲。每年「六四」夜,維園點點燭光,總是令我熱淚盈眶,感謝香港人,守護良知的堅持。這種良知,這種守護,如同「六四」抗暴中民眾表現出的犧牲精神,遠遠高於爭取大陸民主的具體目標,攜帶着人類尊嚴的超越意義,在今日尤其重要。各種反覆和困難如今的世界局勢與1980年代末期已有根本不同,民主制度正面臨艱巨挑戰。十年前歐美遭遇「金融海嘯」,恰逢中國成功主辦北京「奧運」,迅速崛起為世界超級大國。中共獨裁模式高歌猛進,令許多國家掌權者歆羨。此後的2011年「阿拉伯之春」,只有局部民主化成功,反倒繼2003年英美入侵伊拉克之後,令中東陷入更深戰亂,且導致流向歐美的難民潮。歐美既有體制一方面加劇內部貧富差距,另一方面拙於應對難民問題,結果在多國引發民粹主義(populist)反彈。川普(港譯: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以及新近實現民主轉型的國家所遭遇的各種反覆和困難,既令人反省現有民主體制的問題,又被威權統治者拿來作為拒絕還政於民的口實,給大陸追求民主自由的仁人志士和渴望「真普選」的香港人民帶來格外嚴重的壓力。一直以來,威權統治同時在言說和專權兩方面壓制人民的民主要求。言說方面,北京近年來至少在兩點上刻意混淆是非。首先,民主制度遇到的困難,並非是對「主權在民」的否認。即使那些試圖扭轉民主制現實(如土耳其)或民主化趨勢(如埃及)的統治者,也不得不打着「代表」人民的旗號,盜取統治正當性。在這方面,中國走得最遠。北京以及為其辯護的文化精英將中共置於人民主權之上,在強力壓制不同聲音下於今年年初通過修憲,企圖造成「主權在國」乃至「主權在黨」的輿論場域。然而,由於「國」與「黨」的現代意涵無法完全清除掉對國民和非黨民眾的指涉,也無法獲得「君權神授」那種絕對「天命」的認定,這成為非常冒險的操作。無論怎樣訴諸革命歷史,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也永遠無法完全取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是,必須要運作第二點,即,假設「人民主權」問題早已解決,目前所做的只是爭取「高質量」──用儒家傳統來說是「選賢與能」,用西方現代憲政傳統來說是用「代議制」防止「庸衆」劫持,用維持精英之為「頭」來防止憲政「身體」垮塌。這個「代議」精英的「頭」,就落實在今日的中共身上。結果,這兩點言說成了循環論證,通過後者虛置「人民主權」來論證前者「主權在黨」的必要性。「黨」再次落入工具性層次,無法與「人民主權」無可置疑的根本原則相對抗。於是,專權暴政成為必要的補充,決不能允許自由組黨,也決不能允許任何非黨指定的人民代表候選人參與選舉(雖然選舉過場仍然必須要走),必要時就出動國家機器的暴力手段。一定要讓人民忘記政治參與,忘記自己才是國族「主權」的主體擁有者。一定要讓人民生活在持續的政治恐懼中,黨才能稍稍紓解自己坐不穩大位的恐懼。「人民主權」失效的危機從「人民主權」這個概念剛剛出現在現代歷史舞台時開始,就存在着如何確認其代表權和行使權的困擾。民主先行者湯瑪斯.潘恩早在十八世紀就提出,執政權力必須每隔一定時期由人民再次授權,才能持續生效。這個「人民主權」失效的危機,曾經出現在文化大革命後的改革開放初期。而獨立於中共參選人民代表,正是「八九民運」興起的重要背景之一。1980年部分開放區縣人大代表選舉,曾帶來大學校園民主的短暫春天。1986年底大學生再次遊行要求參選,直接導致力圖保護學生熱情的胡耀邦於1987年1月被迫辭職,方勵之等人被開除出黨。雖然無法像1980年那樣進行校園公開競選,但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的學生們沒有放棄,在各個宿舍樓裏挨門徵集選票,最終在1987年將方勵之夫人李淑嫻成功選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代表大會。可以說,胡耀邦逝世被視為1980年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大損失,引發學潮和全國性大規模要求民主的社會運動,與人民要求定期確認「主權」歸屬有內在關聯。「六四」鎮壓後的二十多年裏,中共數次面對挑戰選舉權的危機,不惜暴力壓制獨立參選人,恰恰表明傳統帝制退出歷史舞台後,「人民主權」的實質意義不容迴避。兩種主權立場的衝突在香港,問題表徵有所不同,但實質並無二致。「我要真普選」的口號能夠動員起數百萬港人參與政治和參與選舉的熱情,關鍵就在於,香港回歸後,舊的殖民者離去,卻沒有帶來起碼的政治解殖程序,一切都被北京代勞。表面上的「港人治港」,從來沒有得到過在地的「人民主權」充分授權來認可新治權的正當性。正是因為這種「空降」來的新治權,才會令人在聽到「五十年不變」的說法時,恍然如見回歸只不過是換了一個新的殖民主子。內地網民乃至身為名校教授者,譏諷港人「殖民地習氣」,則屬完全迴避了真正的問題。事實上,北京巴不得港人老老實實接受新主子的殖民,千萬不要談論什麼文化的或者政治的「解殖」,更不要談論公民參政的主體性。世界範圍的民主困境和威權上升也告訴我們,僅僅爭取「民主」是不夠的,必須同時保有明確的社會願景。今日民主困境與偏向大資本大財團的新自由主義壟斷了意識形態場域有直接關係。在發達國家,科技發展縮減了必要勞動時間,大部分勞動力轉向服務業,卻又常常受到大資本擠壓。都市青年逐漸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主力,但始終沒有得到恰切的政治表達。在民主轉型國家,則往往是轉型前將目標鎖定在狹義民主化,一旦初步成功,立即匆忙加入以美國為首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很少保留足夠空間,難以支持社會探討不同發展渠道並蘊育進步價值。與此同時,今日的威權體制很少以軍政府獨裁的面貌出現,反而會充分利用高科技管控社會,實施愚民,而且通常與跨國資本交好,勇於為(國有)大資本撐腰做打手。這就從反面提醒我們,爭取變革本可以從反對資本滲透日常社會生活入手。「八九.六四」時所發生的,是兩種根本對立的主權立場發生正面衝突。從「六三」之夜到「六四」凌晨,痛斥鎮壓軍隊「法西斯」並不斷衝向槍口抗議、阻攔、搶救傷亡者的千千萬萬普通人,是在為公民的尊嚴站出來,是在作為大寫的「人」而犧牲。紀念「六四」,既是表達我們還政於民、安撫亡靈的要求,也是向那些勇敢的人們致敬,相信他們的精神與我們同在,與世界進步力量同在,只要我們還前行在這同一條道路上,他們就是激勵我們的光芒和力量,永遠不會被忘卻。作者簡介:前八九學生領袖,美國UCLA大學中國現代文學文化博士,現為獨立學者[文.王超華/編輯.袁兆昌/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http://fs.mingpao.com/pns/20180604/s00184/c40d4ee8d40711ce2d2f23ba3eaff7c6.jpg;PNS_WEB_TC/20180604/s00184/text/1528048811580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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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森:記憶與遺忘

對抗強權,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六七如是,六四也一樣。自香港本土運動興起,大學學生會連年杯葛六四燭光集會,理由看似很多:「他國」死人,與我何干?行禮如儀,二十九年如一日。香港人沒有責任「建設民主中國」,應把時間精力放在我城。作為大學生,應該擁抱核心價值,堅持人道關懷吧,即使是「他國」死人,不是也應有惻隱之心嗎?我在電台訪問學生會的外務幹事。問得緊了,他這樣回應:我們沒有責任建設民主中國,不過站在人道立場,六四應該悼念,但不應限於燭光集會。我追問,那應該用什麼方式呢?大學生幹事答:現在學運低潮,學生會缺莊,人手不足,院校間有不同意見,今年六四不會有任何活動。我再追問,搞個論壇不需太多人手吧,搵個地方請幾個講者就成事。大學生同樣以人手不足來回應。我再追問,既然說六四應該悼念,學生會幾個同學在校園角落以燭光追思,也不需要太多人手吧,為何不搞?大學生像人肉錄音機一樣:不夠人手,不會悼念。如此這般的借口,說過很多次了,一聽再聽,就不會有任何驚訝。但慨嘆的不是立場,而是回應的水平。如果真的堅決本土,甚至主張獨立建國,夠「吉士」的話,就不要掩掩揚揚說什麼人道主義,干脆說蝗蟲不值得同情,死十個當五雙好了。年前有本土大學生譏諷年年如是的燭光集會是「消費六四」,今年大陸極左黨媒總編輯也在美帝推特揶揄香港人悼念是「消費六四」。本土學生與大陸黨官的思維,終於連結在一起,也是意料中事。記憶與遺忘,當然是個人選擇。今晚,你會做什麼?[吳志森 samngx123@gmail.com]PNS_WEB_TC/20180604/s00193/text/1528048814684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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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明仁:記者用「大哥大」留下六四歷史

今天是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九周年,二十九年前今天的凌晨,亞洲電視記者謝志峰匿在天安門廣場對面公廁頂,用無線電話直播解放軍進場,直至凌晨四時廣場熄燈為止。這幾個小時,香港市民緊靠電視機前緊盯着謝志峰的現場報道,悲傷、流淚。當日亞視拍攝到的畫面和謝志峰的聲音廣播,是香港傳媒絕無僅有的片段,為歷史留下了紀錄。謝志峰在廣場熄燈前收到行家來電:軍隊正朝着你們的方向開來!情况危急,他唯有在直播中向香港市民說:「我哋冇辦法留落去,要走,唔係就冇帶(錄影帶)返嚟。」廣場很快便熄燈,他們摸黑撤離時只聽到陣陣槍聲。這是香港記者第一次在北京用無線電話做現場直播,用的是第一代大哥大水壺型電話。當年大陸還未有手機,事有湊巧,和記電訊正在北京測試網絡,香港記者便向和記租機試用,果然使得。香港記者在幾次大遊行中,便是利用大哥大直播。和記後來見局勢緊張,要把大哥大全數收回,謝志峰向對方曉以大義:「天地良心,留一部電話給我,北京學運就靠這部電話!」謝志峰有先見之明,六月四日凌晨四時天安門廣場熄燈前的情形,便是透過廣場上這唯一一部大哥大發送出境。二十九年前採訪八九民運的香港記者,只有三幾位仍在新聞崗位上,其餘的早已轉行或已退休,在此謹向這批當年在天安門同哭同悲的新聞老兵致敬。[鄭明仁]PNS_WEB_TC/20180604/s00319/text/152804881972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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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家麟:歲月

演講、教學時,口袋裏總會準備一堆故事。卻發現,面對大學生中學生,這些故事很快過期。有一次,同中學生提到董建華的笑話,他們一臉茫然,凝住了的空氣中我見到十個代溝;忽然醒覺,對今天的中學生而言,董建華已經是一個古人,董先生腳痛時,他們還在吃奶,就算認識這名字,也沒什麼感覺。二○○三年是香港大時代,既有沙士圍城,復有國安法爭議、五十萬人大遊行。那年瘟疫蔓延時,今天的大學生還在牙牙學語。談當年沙士坐困愁城,他們沒有切膚之痛,沒太多認識,沒什麼感覺,人之常情。就算是四年前的雨傘運動,對大學新生而言,是他們初中的事,朦朦朧朧有點印象,談不上什麼深刻回憶。一代又一代人更迭,歲月無情,出乎意料之狠。這代年輕人,出生於回歸後,英治時期的種種,似是中古年代的傳說,只屬歷史教科書的枯燥文字。六四,也不會例外。經歷過的人未敢忘記,維園將會亮起連續第二十九年的燭光,繼續高呼「結束一黨專政」。學聯說不會參與,大學生也不再舉辦活動,都是正常事。時間是記憶殺手,直到抹掉一切。就讓上一輩經歷過的人守護記憶,當有一天,任何一位年輕人想回眸細看六四淚痕,或霎時感悟那段歷史的重量,他們自會發現,燭光常在,記憶不老;沒走樣,沒變形。[區家麟]PNS_WEB_TC/20180529/s00311/text/1527530767780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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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漢森:楊光是否英烈?

5月8日內地自媒體「暴走漫畫」上載了58秒影片,有以下台詞:「董存瑞瞪着敵人的碉堡,眼中迸發出仇恨的光芒,他堅定地說,連長,讓我去炸那個碉堡吧。我是八分青年,這是我的八分堡(即漢堡包)。」負責人說,這片段是諷刺植入式廣告攻入教科書,講述先烈事迹時也賣廣告。但5月16日「中國青年網」發表評論,指「暴走漫畫」侮辱董存瑞,是對《英烈保護法》的挑釁。5月17日北京市網信辦和公安局等部門約晤各電訊網站負責人。當晚內地各大網站宣布:清理侵害英雄烈士形象的有害信息,關閉「暴走漫畫」網站。4月27日,人大常委會通過《英雄烈士保護法》,5月1日起施行。整份法案共30條約3600字。內容包括:禁止歪曲、醜化、褻瀆、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對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的行為,近親可依法起訴。……褻瀆、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由公安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教育部門應當將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宣傳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哪些歷史人物是英雄烈士?官方沒有列出名單。曾有學者質疑某些官方宣傳的英雄人物內容不真實,被送官追究,法官批評該學者損害了「中華民族共同記憶」,要他賠禮道歉。指揮香港六七暴動的楊光是否英雄烈士?唉,不好說![陳漢森 chs55255@hotmail.com]PNS_WEB_TC/20180528/s00204/text/1527444237630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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