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人:地產吸納行政

?坊間討論許仕仁案,提出收緊利益申報機制及官員入職前的品格審查,減少高官貪污。真的有用嗎?問題出自土地制度上,80年代至今建立的土地和發展模式千瘡百孔,官員剩餘權力過大,政府有意將制度專業化,表面上令制度看似中立,實際是有意使制度過度複雜,城規會成為過場儀式,變成官員說了就算的橡皮圖章。一切機制和政策背後都有理由,但許案告訴社會,發展看似為公眾利益,實情是合理化發展的私相授受。香港沒有政治,只有土地政治,沒有政策,只有地產政策,官商合一的發展機器(growth machine),所有理由被轉化為地產的同義詞。官商的借口許案中的馬灣事件揭示發展的邏輯,行改善居民生活之名,推出新鴻基珀麗灣之實,一個人口達一萬一千人的大型項目。負責新鴻基馬灣計劃的是地政總署前助理署長李森(Roger Nissim),他是香港規劃界老行尊,撰寫的書籍是本科入門必讀。馬灣計劃發展的理由是興建青馬大橋,村民面對噪音問題,需要收地搬村解決。審訊中,新鴻基地產董事局前聯席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江稱「大家都知馬灣公園只是搬村的藉口,我們的主要目標是住宅發展及搬村」(9-10-2014,《東方日報》)。早在公布新機場計劃前,在1989年時新地已買入馬灣土地,並說服村民支持搬村。項目中,新地與政府的換地過程批獲多3.2公頃土地,雙方密而不宣,9年後才被立法會揭穿。2006年,身為政務司長的許仕仁被指向新地「教路」游說政府放寬交通限制(15-7-2014,《東方日報》)。可惜,發展過後,部分寮屋居民沒有安置,至今抗議不絕,被報章稱為「近代香港房屋史上最大騙案之一」(9-9-2013,《蘋果日報》)。看似利民政策,決定落實的方式卻無迹可尋,結果得益是地產商。最近政府突然以增加土地供應之名,推翻原來規劃意向,增加將軍澳的單位數目,讓地產商可拆細單位,即時增加4000伙。每伙平均實用面積由約807方呎減至678方呎(24-12-2014,《明報》),已購入地皮的新鴻基和會德豐即時受惠。究竟神秘的政策如何出現呢?看不見的游說游說、合作和勾結,只在咫尺之間,誠如上周所言,政府內部存在一個「不為民知」的游說方式,民間從來不知道,也無法參與,只能從土地官員的發言和去向,管中窺豹。最經典的例子是李嘉誠走入房屋署,促成地產商參與居屋計劃。前房屋署長鍾麗幗在告別公務員生涯時憶述1975年的游說經過﹕「發展商希望能參與其事(居屋),李嘉誠先生並建議把拍賣官地的做法倒轉,由發展商以最低價奪得發展權。我跟他傾談了兩個小時,回去便跟同事們擬定了私人參與居屋發展計劃。」後來,鍾麗幗離開官場,加入恆基地產的附屬公司,參與西九投標,引起違反公眾利益的爭議。此演說反映當事人津津樂道與李嘉誠的一段話,為她官場的高峰。退休高官擁有人脈和知識,在游說中扮演重要角色,對香港的發展舉足輕重。80年代大型地產漸漸整合,形成土地財閥,1976至1985年間,大型屋苑由一個升至十二個,提供40萬人的居所,地產商已由建屋和賣樓進化為規劃大型屋苑,對土地的握控愈加細膩。踏入90年代,隨着香港回歸中國已成定局,港英政府害怕中方操縱港府,政府權力過大,逐步將權力下放,加上新自由主義,引入商業模式,大量公營企業應運而生,機管局、九鐵、市建局(前身為土地發展公司)、貿發局。官員開始下海,晉身薪酬較優厚的公營機構,再「華麗轉身」跳入地產商,其中土地相關的部門最受歡迎,筆者統計32名服務地產商的前高官,六成是土地相關的部門(地政總署、規劃署、前規劃環境地政局等)。本地地產商的影響力已超越個別項目的利益,而是代行規劃地區的權力,主導社區興衰。這類長遠政策游說,比單一的項目,涉及更龐大的利益,已經超出「廉潔」的範圍。筆者於2010年的論文提及新鴻基在觀塘工業區發展,如同馬灣,早着先機,預先提出「重建」和「商業中心」概念,在東九的鐵路沿線佈滿旗下大型物業,政府再跟隨意見,在東九建立CBD2(核心商業區),觀塘的轉變是新鴻基一力促成的產物。改變規則為誰鋪路?香港物業可買起3個紐約市(10-12-2014,《明報》),80年代吸引日、澳及國內地產商投資,但大都鎩羽而歸,損手爛腳,為何如此呢?他們不敵香港取巧的土地規劃制度,其中補地價尤甚,發展土地要改變用途,需要補地價,當中涉及地政總署和地產商的內部談判,曠持日久,由於永遠估計不到將來樓市發展,估價被稱為「藝術」。近年國內房地產公司(內房)大舉殺入香港市場,去年投地達109億元,是近年新高。如何助內房一臂之力?首先掃除這種藝術,改變遊戲規則,冒大地產商之大不韙和立法會議員的官商勾指控,引入補地價仲裁先導計劃,令「專業」人士能介入補地價的定價,方便內房購買土地,再改變成住宅或商廈。許仕仁案只是冰山一角,防微杜漸,最需要改變是土地制度,不論城規會、土地政策的議程制定都應該讓公眾參與,簡化規劃的參數,不是現在專業和官員說了就算。像新界東北城規會破紀錄收到5萬份申述,九成為反對,結果會如市民所想嗎?民主化,除了票箱,土地制度對香港亦重要,市民可如何規劃我家和我城?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 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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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人:活在自己人世界的官商巨賈

許仕仁罪成,官商巨賈入獄,官場荒誕劇暫告一段落,背後揭顯赤裸的官商合作。新鴻基2013年被評亞洲最佳企業管治的公司,也是世界最大的地產公司之一。樓宇質素和對工人的關顧亦為社會稱道。許仕仁出身上流社會,第一代文青,酷愛古典音樂。1977年第一屆香港電影節的場刊以前第一放映室主席的贈言,「在香港,正如在世界許多其他的地方一樣,看電影已成為一個大眾化的娛樂。可是當電影在其他地方被接受為正統藝術形式的時候,電影製作在香港卻很少受到鼓勵和被目為一種文化活動」,推動電影發展,許有其地位。無論多文藝的高官,多善良的公司,碰上地產就是要沾上政治,迴避不了的交易。許仕仁僅用電話提供意見,就可獲87萬的時薪,沒有申報400萬的花紅,卻申報一盒100元的巴基斯坦芒果,案情荒謬百出。然而受審的不單是五位被告,而是整個官僚政度和官商網絡,為何數大地產商能雄據本地的政商界30年。「方便」是政府引以為傲的口號,連財政司轄下的智囊也以「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官商體系到底如何和怎樣方便大財團營商呢? 亦商亦友的關係法庭揭露出英治年代至今,官商如何合作。法庭上,許﹕「好多事情都要商界配合、商界發展先做得成」(《明報》,2014.09.17)。政府官員和商界接觸,他形容為「平常事」及「必要」,跟新鴻基郭氏兄弟的關係是「所以身分好清楚,是作為好朋友。」在任司長多次相約他門食飯,關係密不可分。除了許,天之驕子的政務員,不少早已搭上富豪,前規劃地政局長孫明揚任內亦曾被揭跟地產建設商會前主席何鴻燊買入價值達220萬的馬匹;2005年,曾蔭權家中獲贈的新鴻基的「二手」跑步機。投其所好,才是平常不過之事,廉署愛莫能助。所謂「平常事」是否常態呢?法庭所見卻迴然不同,曾任許助理的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黃靜文作供表示一般情况,地產商只會面見中級官員,「唔會一下就去到政務司長」(《明報》,2014.07.16)。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劉吳惠蘭在作供中,擔心「官商勾結」的觀感,行事小心翼翼,「入圍發展商應以書面提出,政府會以書面回應,為公平起見,會將答案副本抄送給其他入圍發展商」(《明報》,2014.07.17)。 被矮化的土地規劃為何要跟高官見面呢?西沙發展可見啟示,香港的規劃制度由城規劃會把關,看似公平,但暗藏玄機。1994年,新鴻基向城規會提出西貢西沙發展大計,原來的建議包括用鐵路將西沙跟鑽石山連接,最後輾轉變成九鐵馬鞍山線,該公司現時在該處擁有興建達4630伙的十四鄉大型地皮。案件中,揭發許在1993年時任運輸署長,已指定下屬呂崇義為專員,跟進新鴻基發展西沙,後來升為運輸助理署長的呂崇義稱做法罕見,專員工作是協助新鴻基在未獲得城規會批准前,先向環保署、屋宇署等部門簡報發展計劃,當時他稱﹕「香港係發達、現代化城市,向各個部門簡報時間會較長,集中做有效率」(《明報》,2014.07.04)。94年,當新鴻基提交計劃時,已收回鐵路的建議,改為拓闊道路網絡,獲得通過。 最諷刺呂退休後,翌年加入新鴻基的公司。除了西沙發展,案中公布馬灣的發展計劃,無論在收地、換地和交通安排更見詭異,盡見官員的無限權力,篇幅所限,無法提及。城規會是橡皮圖章,有「效率」和「方便」大前提,制度的公正無法彰顯。此類事件屢見不鮮,林鄭月娥在任發展局局長時,在灣仔協助合和二期特事特辦式,讓運輸署、規劃署及古蹟辦「打倒昨日之我」,改變從前的決定,經歷十五年後,終於順利通過城規會。現時城規會正在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地產商一早聞風先至,虎視眈眈,等待公私合作,收地發展,坐收漁人之利,為何他們早着先機?許案可端倪。民間和巨商的分別在資訊,原來運輸署可派專員協助申請者向各部門游說,收集意見,不單民間團體,就連中、小型地產商都未能做到。不浸淫官僚體系的常人無法得知規劃制度的漏洞,多年香港的土地發展就在專業和官僚的面紗進行,市民被拒於門外。美國社會學家G.W. Domhoff的經典Who Rules America?The Triumph of the Corporate Rich(35年至今已第7版),書中研究發現在「發展」的理念下,巨商容易主導社會,包括四個層面﹕短期利益(發展項目)、長期利益(減稅)、選舉及公眾輿論。其中中間人(interlock)的角色少不了,長袖善舞,周旋在官商之間,營造文藝的共同氛圍,創造上流人仕的網絡。官商權貴活在自己人的世界,所謂「方便」,也只是獲利的藉口,規劃和官僚淪為防民之口的伎倆。文__原人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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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人:當運動變為潮流

旺角,風雲四起,警方奪回旺角佔領區的空間,卻無法重奪人心。佔領區的失,卻是運動的得,風水輪流轉,警方嘗試佔領的滋味。11月25日的清場為運動注入動力。警察和權力無孔不入,猶如戒嚴的狀態,旺角行人區變成警員區,動輒的暴力。反抗變得有趣,對抗暴力,幽默成為重要武器。「鳩嗚」運動,「我們濕平」,為日常生活的符號,重新賦予價值。改寫抗爭意義購物,變成「鳩嗚」,飢餓遊戲的手勢成為「自由」的象徵。從雨傘到「購物」日常瑣事進化為運動的象徵,「鳩嗚」的諷刺是挪用政府的核心(經濟)價值,昔日SARS時,「消費救港」到今天,梁振英呼籲到旺角消費。沒有組織者,符號的挪用和傳播更快速,更容易取得共鳴。相反,建制派東施效顰,擁有金錢、動員力,卻沒有誠意和創意。抗爭成為潮流,一發不可收拾。今天的旺角,不是SARS,也不是工地,最流行的衣著竟是口罩、眼罩和頭盔。少男少女人人都是創作者,旺角街頭沒有統一口號,有人拿着人民幣,高呼:「我有人民幣,我要鳩嗚」、「我要食翠華」,最卑微的過馬路、行街的要求,突出權力的霸道。車水馬龍的旺角,沒有路人,人人變為參加者,警方無法預計情况,唯有訴諸暴力,對途人、記者、女生施以棍棒。?克服廉價恐懼 讓我們走更遠筆者看到警員大叫︰「不准站在馬路,不要停留在行人路」。有人回應:「我們不似警察,這樣離地」,群眾失笑。憤怒,沒有轉化暴力,反而轉化港式諷刺和訕笑。暴力對政權從來是雙刃劍,恐懼是嚇倒人,也令人憤怒,每天的「鳩嗚」,令警方醜態百出。暴力成為政權最後一根稻草,法律無法限權,剩下只有鎂光燈和facebook。旺角「鳩嗚運動」持續,無意間令運動升級,合法的購物,背後是不合作和不畏懼,突顯政權的膽小和懦弱,拖垮建制的運作。?集體政治地標從獅子山到「鳩嗚」,一張相片,一句口號,製造香港人的地標。城市需要地標,共同記憶,可惜,香港缺乏政治抗爭地標。談空間改變政權多提及柏林圍牆,而相對德國,冷戰時上而下的產物,阿根廷的五月廣場運動更能刻劃下而上的運動。1976至83年阿根廷經歷軍法獨裁年代,超過三萬人失蹤,一群母親在1977年開始,逢周四在總統府前的五月廣場繞行一周,舉起相片尋找失蹤兒子、父親和親人,軍政府嘗試指摘母親為「瘋子」。及後, 1978年阿根廷主辦世界盃,國際間製造巨大壓力,五月母親成為世界的焦點。最後,軍政府在1984年被迫放棄政權,阿根廷回歸民主,五月廣場成為反抗軍政府和民主的象徵。旺角、金鐘,佔領空間是喚醒群眾的記憶。跟教科書不同,空間的存在是政府不能磨滅,也不能改變。「鳩嗚運動」,香港人肆意嘲笑警察,腐女評論俊朗的警員為樂;性工作者在過馬路,被截查工作證明時,留下「無證件,我在砵蘭街招牌『xx少女』工作,下次早點來探望我」,警員一臉尷尬;數以百計男生在防線前高呼︰「我要去『砵蘭街』消費」。個人的經驗和記憶將旺角的定義改寫,旺角被詮釋為有趣的反抗符號,多元的空間聚合個人的故事,重寫旺角和香港的集體抗爭歷史。只有空間尚存,創作和詮釋不斷發生,運動隨時升溫,向政權施加壓力。還城市的理想普選無了期,人大的頑固,至今未有鬆動。青年多談理想的失落,只能苦中作樂。如果年輕人和雨傘運動代表理想,政府和政客代表務實,香港在理想和現實有巨大鴻溝,不單是買樓、住屋的問題,而是如何規劃我們的未來。釋出善意,不是用警棍和暴力,而是助市民實踐理想。台北選市長,兩大熱門的無黨派柯文哲和國民黨連勝文的政綱,告訴人們理想如何變成政策。香港大白象的基建,屢次被人詬病,九大基建超支近七成,達1600億。市民角色除了付鈔,無法參與和管理工程。台北兩大候選人都承諾開放資訊(Open data),公開市政府的信息,藉大數據讓市民參與管治,從巴士班次、運動中心使用量都有。柯文哲更進步,利用網路投票、參與式預算,跳出諮詢政治,提案、投票到討論都讓市民參與,不像現時港府空泛的諮詢。香港難以圓夢,本地工廈音樂人和藝術家常受規劃法例困擾,擔驚受怕。柯文哲答應如果當選,三個月內解決音樂場地(Live house)的問題,不再為消防和建築條例規限,並積極增加小型表演場地。港府卻傳出舉辦社區舞會請青年「宣泄精力」,高下立見。運動,呼喚理想,我要真普選,背後一個更公義、理想和平等的生活。尋回理想的城市絕對需要政策落實,老一輩的建制政客回魂,左右政權,扮作苦口婆心,配上警棍,這是對話嗎?告訴我們,為何要租劏房呢?何不恢復租金管制,控制租金飛升。為何炒屋炒票可賺大錢呢?何不考慮資本增值稅,讓炒家付上稅項。從理想到議題,再到政策,不論真普選、文化等政策,提出新的想像,年代選擇我們不止佔領,也是改變香港的潮流。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鳩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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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人:誰迫瘋了差人

我不明白,為何暴力如此誘人清場難免使用暴力,但為何將示威者抬至暗角痛施拳腳,為着一己的快感?報復被搶龍和道之仇?還是以秩序之名,行暴力之實?施行暴力的警員跟大家年紀相約,受同樣教育,生於相同的社會,為何忍心,痛打伏在地下的人,良知與惻隱之心安在?剩下只有謊言暴力一方,自命正義,美化一己的劣行,用「撤路障」,「舉高雙手不代表和平」等謊言,扭曲真實,警方公告對象不再是市民,只是跟同僚對話,維繫內部士氣。謊話說一千篇就代表事實,代表真理?當警方面子和尊嚴淪為草芥,餘下只是警方是「光明磊落」等廢話,全民挖苦許sir,,警方的說只剩下訕笑的意味。文明建立需要人人尊合的規範,不是一朝一夕,警方處身政府與市民的中間,不是易事,面對壓力,政府逃跑掉,剩下警員活在惶惶不安,政治上警方無能為力,只有暴力是其出路,跟抹黑,謊言成最後的避難所。政治事,政治了當中央說對話是最大讓步時,政府何時肯承擔責任,開展對話。不要讓67暴動後,辛苦建立的警隊威名盡喪,也不要再讓建制派醜態百出。這兩星期,我學會不少新詞語,「加固」、「路障」…順民社會消失了,進化為公民社會,昔日很多做不來,不敢做,也踏出來,耗下去,消磨不是民間,只是政府的公信力。警隊淪為警犬,施行暴力,康民署拒借維園等場地集會,政治不再中立,理由變作藉口,禮崩樂壞,百年香港,突然千瘡百孔。有權力者瘋狂揮舞權力,向無權者張牙舞爪,掩藏內心的恐惧和無力,時代已變,暴力帶來的懼惧,不復有效,只是抗爭者的催化劑。懦弱的CY和高官迫瘋警方,示威者雖受皮肉之苦,法律追究,政府卻面對長期失控和失效。CY憑689票斷送百年香港,請用文明處理政治問題,暴力只能遣生衝突,學聯要求是卑微,只望政府公正提交港人普選意見給中央人大。台灣23日的太陽花運動有3次對話,而香港至今18天的雨傘革命,對話卻屢被回絶,請政府用文明和對話解決普選問題,不要撕裂香港。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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