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澄:尼加拉瓜運河 從中美地緣角力到水資源的衝突

1869年,埃及蘇彝士運河通航,鞏固了大英帝國在貿易與軍事的霸權地位;直至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巴拿馬運河於1914年通航,令美國崛起中的工業生產與軍事力量無往而不利,世界自此成為美國的天下,說兩條運河奠定了兩個世界經濟強權的較量與替易,絕不為過。因此,當一個毫無大型基建開發及集資往績的神秘華商竟然可以深入美國的後花園,得到號稱為本世紀最大的國際物流項目——尼加拉瓜運河工程的獨市合約與經營權,那象徵意涵不言而喻。 神秘代理人承包這項投資額達500億美元的工程的「香港尼加拉瓜運河發展投資公司」(HKND)在香港註冊成立僅兩年,年僅四十二歲的主席王靖據報活躍於內地電訊業,然而其人背景不詳,公司管理團隊除他一人,就悉數只有外聘的海外專家。不少國際媒體因而引述分析,普遍「唱淡」工程的可行性甚至工程困難,認為運河成功集資、規劃與及時完工的可能性不高,加上巴拿馬運河已開始擴展工程,即使尼加拉瓜運河能如期竣工,屆時它能否維持競爭優勢,仍然存疑。運河於上星期動工前夕,王靖與外交部發言人相繼公開「澄清」工程乃私人項目,與中國政府無關。至於你信不信,世人反正不信了。反過來說,如果認定王靖只是代理人,可行性和投資回報不就顯得無關宏旨——注資500億對黨來說有多難?中國政府必然深明這項工程的政治風險:首先,工程須逼遷近三萬沿岸居民,更大可能會對當地主要水源的尼加拉瓜湖(為全中美洲最大的淡水湖)造成污染,加上工程合約在沒有公開招標的情况下獲中資承判,遂引來貪腐大白象的公眾質疑,群眾連日抗議遭鎮壓已經造成死傷;其次,尼加拉瓜與鄰國哥斯達黎加在接壤的聖胡安河(San Juan River)劃界爭議由來甚久,哥國就一度反對工程,由於哥國是中國現時在中美洲的唯一邦交,促使HKND承諾不會沿該河道開鑿。最後,運河項目事成,將鞏固中國在拉丁美洲的地緣戰略地位,美國如何處之,就備受外界觀注。但運河為何不像其他中國海外投資項目一樣由國企子公司承包?HKND之所以如此神秘,也許只是說明王靖背後代表另一個利益板塊,跟上述風險無關。 不會是另一條巴拿馬運河美國取態的曖昧,就明顯有別於西方社會習於批評中國「殖民」非洲的主流論述。事實上,美國近年興起的「頁岩氣革命」增加了跨洋出口運輸的需求,長遠或會令巴拿馬運河超出負荷;因此,運河一旦建成,勢將有利國內不少業界。美國商務部發言人去年就曾經表示,只要合約透明公正,美國或有意協助運河項目及鼓勵國內投資。這或許說明了為什麼美國本土的「唱淡」報道主要集中在自由派媒體;而HKND重金聘請不少行內最知名的跨國顧問公司參與項目,盤算亦大概在此。另一方面,尼加拉瓜總統奧爾特加雖與反美的委內瑞拉左翼政權有經貿合作,但他上任後推動稅制改革等親商界措施,並視運河計劃為建立區域物流樞紐、吸引外資的契機,長遠能令尼國減低對委國的依賴,這或為美國所樂見。兩條運河的前世今生,更加緊密相連。美國資深記者Steven Solomon在其專著Water: The Epic Struggle for Wealth, Power and Civilization裏,花了一整章勾勒巴拿馬運河如何整合賴橫跨歐洲、美洲與遠東的政經軍事網絡,造就美國雄霸天下的世紀﹕早在1880年代,美國海軍上校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就曾經宣稱美國必須在中美建設跨洋運河,以效法英吉利海峽之於英國、蘇伊士之於地中海國家;羅斯福就任總統後,將馬漢的鴻圖落實成國家戰略,最終成功自法國手中接手嚴重虧損的巴拿馬運河項目。當時,尼加拉瓜運河其實一直是國會傾向支持的二選一方案,但最後法國原運河公司以尼國火山活動為由,成功游說國會改投巴拿馬項目,這場多邊貿易戰自此結束;羅斯福之後更為此不惜策動哥倫比亞政變、甚至策反巴拿馬獨立,以乘虛爭取最有利美國的協議。 運河血淚 21世紀啟示尼加拉瓜運河或會成為中國擴張的推手,但那個時代早已遠去,它再造就不了王者的興替。然而,正如兩條運河的歷史同樣銘刻了埃及與巴拿馬獨立的革命血淚,今日尼國流血抗爭帶來的啟示,或有另一重意義——Solomon以萬物之源敘述人類歷史起跌興衰的視野提醒我們,在氣候變化與資源爭奪已經超越主權國家層面、成為21世紀的集體政治危機的當下,水資源的枯竭與衝突,才是戰爭的伏線。這邊廂,巴西暫得以受益於豐沛的淡水資源成為全球水力發電領導,那邊廂,西非與中東卻深陷絕望的缺水困局,這再不是能輕易分勝負的世界。這一切,比兩個大國的明爭暗鬥,更形深遠。文/ 周澄編輯/ 蔡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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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澄:(書評)她們是外傭,也是女兒、妻子與母親⋯⋯

原刊於《ReadIt悅閱》Issue 04〔書寫校園時〕當日印傭Erwiana被虐案,一度引起全城義憤。但當時筆者心裡始終不住鬱悶,若撇除惻隱與同情,在這些聲討施虐僱主的香港人當中,有多少人覺得這僅僅是一宗「損害香港國際形象」的「個別事件」,轉臉又會對僱主刻薄外傭無動於衷,或者覺得她們沒有資格談改善待遇?甚或覺得她們的文化低人一等?如果大家沒有忘記,在Erwiana之前,外傭罕有成為新聞主角是「居港權」官司,那時候群情洶湧,說外傭「忘恩負義」,竟奢望搶港人飯碗與社會資源云云。現實是,在香港倡議外傭權益大多會被貶以「左膠」,而美國匹茲堡大學人類學教授Nicole Constable新書《Born out of Place: Migrant Mother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bor》關注外傭在港出生的孩子,注定是票房毒藥。 不只是「工人」:還原個體血肉Constable從事外傭研究十多年,深明他們的故事述說之難:全球化下的貧富差距、人口流動與經濟分工,家務勞動的性別與「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ur)特質,及外傭政策與制度剝削(如使不少外傭欠債累累的中介制度),沒有一面不存在莫衷一是的爭議。新作將眼光投向這群「外傭母親」與她們的孩子,其實旨在追本溯源,引導讀者詰問核心問題:我們能否視外傭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不僅是法律所定義的「臨時入境勞工」?我們能否尊重她們追求情感需要與家庭想像的權利,並以無差別的態度去看待她們的處境?能否平等地視他們為公民社會的一部分,體認並包容差異?一個「理想外傭」,侍奉僱主應該勤儉順從、任勞任怨,工餘時間不要參與工會活動,也不要搞男女關係,更不要意外懷孕。Constable卻提醒讀者,這種非人性化的要求,既不符現實,也體現了外傭政策的矛盾:我們不能理所當然地消費她們的廉價勞動力去支撐本地家庭的需要、填補政府的福利承擔,同時又要求她們僅僅是一個克盡己任、沒有任何個人情感生活和主體的「家庭照顧者」。離散者的情與愛事實上,書中敘述的外傭媽媽與所有正值大好年華的女子一樣,都在滿足家庭期望的同時,尋索愛情與人生,隻身在異鄉追逐卑微的夢想。她們是「工人」,也是他人的女兒、配偶,同樣可以是孩子的母親。一如很多離散者的故事,她們在這座五光十色的城市裡,看到另一群同樣置身社會邊緣、為生存而在異地漂泊掙扎的過客與少數社群-書中的「父親」大多是來自南亞與非洲等地的移民、搞低端生意的商人或正等候甄別或尋求庇護的難民,他們萍水相逢的故事有的是相愛,有的是糊里糊塗的一夜情,也有是被誘騙迷姦的例子。這當然少不免是她們行事不慎,但也涉及避孕知識及制度支援的不足。不過無論那是出於意外抑或選擇,書中的母親還是想盡辦法,竭力承擔育兒持家的責任,在無根的逆境裡,與孩子的父親和其他外傭媽媽相依扶持。作者沒有將筆下的故事加以美化潤飾,而是如實記述這些人物的幽暗面,呈現整個社群的面貌。在香港,這些生不逢時地的孩子為數不多,但Constable認為,這些孩子的身分、去留與獲賦予的權利,恰恰折射了外傭問題的宏觀複雜性,也在探問我們對於普世關懷、人道精神等價值的準繩與實踐。外傭孩子探問人道實踐之尺作者指出,社會加諸於外傭身上的「安分守己」、「知足感恩」的理想要求,其實離不開一種源於人道援助論述的優越意識,這種邏輯,也貫徹見於大大小小的政策設計與官僚程序。例如強制外傭留宿,不但令僱主失去管理家庭空間的選擇權,也變相縱容更多剝削(長工時待遇、惡劣起居環境、缺乏私隱與人身安全保障),早在2006年已引來聯合國質疑;很多僱主「即炒」懷孕外傭,無視她們的法定生育保障;政府執法不臻,外傭的權利意識又有限,即使他們透過制度途徑爭取合理權益,過程卻往往不斷碰壁。結構性原因之一,是很多官僚人員偏袒僱主、或前設外傭為「貪得無厭」的一群(這也是居港權爭論中的一股主要聲音)。書中詳述了很多懷孕或已產子的外傭被解僱後不惜逾期居留或申請庇護,期間又非法工作的個案。作者並沒有為這種涉及制度濫用的行為辯護或將之合理化,但她正正希望由此說明,很多本意為了確保外傭在解約後及時離港、防止逾期居留或非法工作的法律與政策,在執行上往往造成了反面的結果,這對懷孕的外傭尤其不利。比如很多意見認為,兩周期限過短,實際上難以提供足夠時間讓她們覓得新的工作安排;面對中介所的巨額債務,孩子的尷尬身分與隨之而來的育兒責任,很多外傭唯有選擇逾期居留。遺下家庭,遺下恥辱的「遷徙循環」Constable以具批判性的民俗誌方法,書寫這群「他者」在我城的真實經驗,而這些經驗又如何被她們本國與東道國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文化觀念所模塑、牽扯。因此,作者同樣在書中探討這些外傭本國(菲律賓及印尼)的勞工輸出政策、中介制度,以及宗教俗訓、傳統觀念與性別定型,如何影響這些外傭母親的決定。家庭傭工的性別特點,直接引伸孝賢忠節等持家期望,迫使她們背負家族與國家的榮辱觀。作者稱之為一種「補償情結」所驅使的「遷徙循環」(migratory cycle of atonement):她們滯流香港有家歸不得,回鄉後又選擇再次離家流徙異國,家鄉貧困缺乏就業,並非唯一原因。淒涼的是,傳統禮教對女子「失貞」與婚外子女污名的不接受,終究才是將她們推離故土,希望以勞力賺取經濟回報,償還失落的家庭期望、換回個人尊嚴的壓力所在。但外傭母親所付出的代價,其實不應由她們獨力承擔。自她們遠道走來寄人簷下的一刻起,我們和她們的家庭,已再不是互不相干。作者不是政客或社運分子,著書沒有簡化或諉過於個別持分者,也沒有嘗試提出答案。但正因外傭母親的問題並非香港獨有現象,她筆下教人扼腕的故事,卻向所有受益於全球經濟分化的讀者們,揭示出一個更需要深思、關乎社會公義與人道精神的沉重課題。Born Out of Place: Migrant Mother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bor作者/ Nicole Constable出版/ 香港大學出版社 外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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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澄:在重大關頭前,傳媒沒有所謂「中立」

香港傳媒一向有一種思維,就是「不偏不倚」論,認為傳媒不應支持任何一方。但在任何時候都「remain neutral」,是否一定是對的做法?印尼總統大選將於7月9日舉行,國內求變聲音熱烈。一向屬於傳統主流傳媒的印尼全國最大英文報章《雅加達郵報》社評,卻做了一件特別的事──表態支持國內外皆聲望甚高、以反貪改革為競選綱領的雅加達省長佐科威。社評劈頭第一句就說:「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being neutral when the stakes are so high」,說明「客觀中立」的新聞方針與道德立場並不相悖,而是相輔相成。社評接下來闡述《雅加達郵報》編採部立場,就是擁護公民價值,因為今次大選兩方陣營善惡分明,在大是大非當前,無法噤聲畏縮。社評亦不點名批評另一重量級門候選人帕拉波沃在蘇哈圖鐵腕執政期間涉犯人道罪行,並批評大選前炒作宗教和種族議題的抹黑有違世俗化的多元價值。在香港日前爆出《明報》頭條被擅自改版的風波後,聽到《雅加達郵報》社評破天荒呼籲民眾向舊時代價值說不的消息,令人嘆息。《雅加達郵報》支持的佐科威,在任內打擊貪污和官僚濫權、發展首都基建,以開明改革形象聞名,曾在2012年獲選為全球最佳市長第三名,亦是目前總統選戰中最年輕的候選人。帕拉波沃則曾任高級軍官,跟前總統蘇哈圖有親家關係。社評同時提到軍人本為公僕,應效忠民主與公權政體,在香港警方濫權拘捕異己的今夕,同樣教人唏噓。特此摘譯社評全文,給今天的香港:*****摘譯:《雅加達郵報》7月4日社評 (原文):在重大關頭當前,沒有所謂保持中立之說。我們克盡己任,竭力維護新聞報導的客觀性;但當抉擇已然不可迴避,我們始終堅守大是大非的道德立場。當年「烈火莫熄」運動改革呼聲四起之時,我們並沒有噤聲。同樣,當公權力遭濫用,或公民權利受到侵犯,我們亦不會頓足畏怯。凡有正直之心者,皆無法安於現狀、不發一言。面對政治打壓,我們勇於鼓與呼,堅定頑抗惡勢力肆虐。但凡國家面對危急關頭,公民責任更形重大。那不再是僅僅一張投給個別候選人的選票,而是決定國家命運的道德抉擇。同樣的局面,並非沒有歷史先例。1996年俄羅斯總統大選,時任總統葉利欽面對共產政權舊有勢力的久加諾夫挑戰,俄羅斯人民須面對一個道德抉擇:要選擇希望,還是要重認舊時代遺產?他們選擇了前者。尚餘五天,這個國家將會面臨相若的道德抉擇。在這場陣營分化、後果深遠的選戰當前,印尼人民將須以手中選票,決定我國的未來。《雅加達郵報》自創刊31年以來,從未在選舉期間,為任何候選人或政黨背書。儘管我們的立場在大部份時候都清晰如一,我報始終謹慎地與政治紛爭保持距離。然而,面對這場前無古人的歷史性選舉,我們無法袖手旁觀。我們無意動搖選票的取向,但正邪兩立既成事實,騎牆觀望已不再是選擇。我們的決議,建基在我報素來秉持的價值:多元、人權、公民社會與政治改革。我們對於有候選人堅定抗拒以宗教信仰為本的狹隘政治且有往績彰明,感到鼓舞。同時,我們深深憂慮某些與極端回教勢力為伍的候選人,恐將撕裂我國以世俗化立國的根基,容讓部份宗教流氓得以推動具排他性的政治議程,為求短視私利炒作兩極議題。我們亦惶惑於我國對過去的人道罪行竟彷彿健忘如斯:一個曾經承認參與綁架維權人士、更以純屬職務使然辯稱之者,在這全球第三大民主政體裡頭,絕對沒有絲亳立足之地。假如民眾一如另一位候選人般,認定專制的軍權統治才是保家衛國之途,因而足以置公民權利為次,我國的民主將不會真正實現。我們應該為我國的軍隊所驕傲,但條件必須是這些身穿軍服的人,都真誠視自己為公僕,以服務民主與公權政體為己任。正當一位候選人開啟了一個與歷史作別的契機,另一位候選人則把蘇哈托的獨裁管治加以浪漫化;一位候選人決意遏止官商勾結,另一位候選人則妄顧「烈火莫熄」的改革承諾,深陷於當年蘇哈托發動政變之後的管治秩序。一場如此善惡分明的選戰,可謂絕無僅有;一個公然違背一切核心價值的候選人,也屬前無古人。惟其如此,我們無法沉默。故此,《雅加達郵報》仝人感到責無旁貸,正式以敝報名義公開推舉佐科威及尤淑夫.卡拉兩位總統及副總統候選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決定,但我們深信,此舉正確而合符公義。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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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澄:六四以外的364天

今年滕彪在台上的發言最令人激動。用某些人的邏輯,滕彪冒那麼大的險來香港,只為了跟一群一年一度來維園坐坐去爭道德光環、去消費一下贖罪意識的離地香港人說一番話,真的很傻很天真。我想起前年專誠來晚會的方政。六四當日軍隊鎮壓,為了救人,曾經是運動員的方政,在大好年華失去了雙腿,後來又遭受形形色色的政治壓力,直至五年前才得以到美國定居,但無論是在訪談與台上發言,他言語間從沒有仇恨,只是反覆強調說,自己不是英雄,只是在當日做了一個學生應該做的事情。有些勇氣,我們一生記取;有些謙卑,也值得用一生去學習。 六四燭光若能港九新界遍地開花,所有港人樂見其成,只是,堅持去維園的香港人,那18萬名為良知走出來的人,不應被貶抑侮辱。如果我們認為,維園晚會有點形式主義,每年台上台下行禮如儀便即散去,而心生不滿,那是人之常情。 這麼多香港人每年一次,走出來紀念25年前為爭取自由而犧牲的另一夥人,是以記憶對抗遺忘的戰爭,這場戰爭,也已經成為香港人集體認同的一部分。[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576"] 圖片來源:楊軍[/caption]但如果,集會只剩下互相尋找認同這一意義,那會淪為一場大型取暖集會。滕彪、方政等人不倦爭取自由,不屈對抗強權,他們的一生就是好的借鏡,要對抗形式主義,告別行禮如儀,解決方案不是把集會搬到尖沙咀、上水去搞,或是把所有信任寄托在另一個政治團體身上,而是在這一天以外的364天,我們每一個人都思考如何盡一個公民的責任,如何守護好社會謹餘的自由,如何令到走在爭取自由路上的人,不那麼孤立無援。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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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澄:六四以外的364天

今年滕彪在台上的發言最令人激動。用某些人的邏輯,滕彪冒那麼大的險來香港,只為了跟一群一年一度來維園坐坐去爭道德光環、去消費一下贖罪意識的離地香港人說一番話,真的很傻很天真。我想起前年專誠來晚會的方政。六四當日軍隊鎮壓,為了救人,曾經是運動員的方政,在大好年華失去了雙腿,後來又遭受形形色色的政治壓力,直至五年前才得以到美國定居,但無論是在訪談與台上發言,他言語間從沒有仇恨,只是反覆強調說,自己不是英雄,只是在當日做了一個學生應該做的事情。有些勇氣,我們一生記取;有些謙卑,也值得用一生去學習。 六四燭光若能港九新界遍地開花,所有港人樂見其成,只是,堅持去維園的香港人,那18萬名為良知走出來的人,不應被貶抑侮辱。如果我們認為,維園晚會有點形式主義,每年台上台下行禮如儀便即散去,而心生不滿,那是人之常情。 這麼多香港人每年一次,走出來紀念25年前為爭取自由而犧牲的另一夥人,是以記憶對抗遺忘的戰爭,這場戰爭,也已經成為香港人集體認同的一部分。[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576"] 圖片來源:楊軍[/caption]但如果,集會只剩下互相尋找認同這一意義,那會淪為一場大型取暖集會。滕彪、方政等人不倦爭取自由,不屈對抗強權,他們的一生就是好的借鏡,要對抗形式主義,告別行禮如儀,解決方案不是把集會搬到尖沙咀、上水去搞,或是把所有信任寄托在另一個政治團體身上,而是在這一天以外的364天,我們每一個人都思考如何盡一個公民的責任,如何守護好社會謹餘的自由,如何令到走在爭取自由路上的人,不那麼孤立無援。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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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澄:有名無實的總統大選:埃及改革路漫漫

埃及總統大選落幕,前國防部長塞西一如所料,取得壓倒性的勝利,象徵着軍方掌權的回歸。是次大選的四成投票率和軍方所得的支持度,與今年一月的新憲法公投相若,認受性相當有限。據報,一連兩天的投票日期間,親軍方的媒體陣營大力催谷選民,選舉委員會扭盡六壬仍不得其所。「選舉根本不存在,掌控經濟的老輩選擇塞西的意向早已昭然若揭,大選不過是黃袍加身。絕大部分年輕人早知結果,沮喪得找不到理由去參與。如果這次選舉有什麼啟示,那就是年輕人都失去了希望。」居於阿歷山大港的友人Omar這樣說。的確,埃及與中東一帶的新媒體網站都報道當地青年團體如何發起杯葛大選,與擁護軍方的傳統報章成天壤之別。 「不存在的選舉」「那一直都是一個世代之爭,老輩的人傾向穩定,他們信任官方媒體,仰賴強人可以替他們解決一切。」四年前革命天翻地覆,Omar當時是個初出茅廬的大學畢業生,創辦了獨立網上電台凝聚年輕人議政求變,「與老輩相反,年輕人看到的是他們的同輩在街頭被殺、被拘捕,看到媒體粉飾太平,他們對未來悲觀,卻有不畏生死的勇氣」。埃及軍方在去年七月罷黜首位民選總統穆爾西後成立臨時政府,其間對打壓「穆斯林兄弟會」支持者、異見青年與記者皆毫不手軟;兩個月前,Omar的新婚妻子就曾因參與和平示威而被拘留。去年十二月我獨闖埃及,走過一天陰沉的開羅市、幽靜蒼茫的白沙漠、樂蜀和阿斯旺的小城陋巷與古文明餘暉,還有阿歷山大港的瑰麗夜色,路上與人聊天,都是說法不一。在開羅的小茶館,有當地人向我痛罵穆兄會「偷走人民革命的成果」;在巴士上,有一口流利阿拉伯語、曾在美國開羅大學教書的德國女子同情穆兄會被抹黑、全國成員被肅清,認為穆兄會在獨裁年代長年受壓,宗教思想偏激與缺乏政治能力都是歷史際遇使然,感嘆大多學生對街頭集會感到厭倦,同時亦有很多人「為反而反」不知所以;有當地乘客打岔,說他不會參與新憲法公投:「我們本來就有新憲法,只是軍方奪去了,然後再美其名拿出來給我們投票。」 革命四年 渾沌依然當時我跟之前相識的當地青年領袖、實習醫生Muhammad在開羅重聚,問及埃及轉型的分化困局,他說只能兩邊都不去支持。「這是大多數理性寄望改革的埃及人的共同想法——我們依然相信革命做對了,成就了埃及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但推翻穆爾西、違背民主選舉的結果,卻又是史上最錯的決定。」Muhammad早在求學時代已是「國際醫科生聯盟」(IFMSA)埃及分會的義工,畢業後亦在公餘時間推動中東區域的青年交流,「你問我覺得應由誰來擔當第三方介入局勢,我會說沒有哪個國家能得到埃及人信任,最終還是端靠本土的公民社會。教育畢竟是重要的一環,現時國內仍有不少文盲,教育程度低下的人,最容易受煽動,種種暴力,更令人懼於參與。」Muhammad當時說不會去投票給新憲法,大選結束後,他也告訴我沒有去投票,「軍方重掌政權,不啻是對中東民主夢的迎頭痛擊。但我們國家獨裁了那麼多年,改革過程,必然漫長而痛苦。我不樂觀,但誰知道將來會如何呢」。未竟的革命那時我在旅途上,讀完了諾獎得主的埃及作家Naguib Mahfouz在六十年代的短篇作品Autumn Quail。作者透過一個一九五二年埃及革命後受牽連而政途婚姻皆失意的年輕官僚的視角,勾勒那個大時代下的道德掙扎。故事的結局是一個陌生的年輕人兩度問他,世界改變了,而你竟寧願獨坐在扎格盧勒(埃及獨立革命先驅、前王國首相)的雕像下?主角打發掉他後,卻轉念跟隨年輕人的腳步,往未知的夜幕街頭處走去。是的,沒有人知道那盡處會是什麼,但正如Omar說,「我不覺得傷感,那只是說另一場革命早晚會發生,因為年輕人再也無法等待了。」文×周澄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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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澄:有名無實的總統大選:埃及改革路漫漫

埃及總統大選落幕,前國防部長塞西一如所料,取得壓倒性的勝利,象徵着軍方掌權的回歸。是次大選的四成投票率和軍方所得的支持度,與今年一月的新憲法公投相若,認受性相當有限。據報,一連兩天的投票日期間,親軍方的媒體陣營大力催谷選民,選舉委員會扭盡六壬仍不得其所。「選舉根本不存在,掌控經濟的老輩選擇塞西的意向早已昭然若揭,大選不過是黃袍加身。絕大部分年輕人早知結果,沮喪得找不到理由去參與。如果這次選舉有什麼啟示,那就是年輕人都失去了希望。」居於阿歷山大港的友人Omar這樣說。的確,埃及與中東一帶的新媒體網站都報道當地青年團體如何發起杯葛大選,與擁護軍方的傳統報章成天壤之別。 「不存在的選舉」「那一直都是一個世代之爭,老輩的人傾向穩定,他們信任官方媒體,仰賴強人可以替他們解決一切。」四年前革命天翻地覆,Omar當時是個初出茅廬的大學畢業生,創辦了獨立網上電台凝聚年輕人議政求變,「與老輩相反,年輕人看到的是他們的同輩在街頭被殺、被拘捕,看到媒體粉飾太平,他們對未來悲觀,卻有不畏生死的勇氣」。埃及軍方在去年七月罷黜首位民選總統穆爾西後成立臨時政府,其間對打壓「穆斯林兄弟會」支持者、異見青年與記者皆毫不手軟;兩個月前,Omar的新婚妻子就曾因參與和平示威而被拘留。去年十二月我獨闖埃及,走過一天陰沉的開羅市、幽靜蒼茫的白沙漠、樂蜀和阿斯旺的小城陋巷與古文明餘暉,還有阿歷山大港的瑰麗夜色,路上與人聊天,都是說法不一。在開羅的小茶館,有當地人向我痛罵穆兄會「偷走人民革命的成果」;在巴士上,有一口流利阿拉伯語、曾在美國開羅大學教書的德國女子同情穆兄會被抹黑、全國成員被肅清,認為穆兄會在獨裁年代長年受壓,宗教思想偏激與缺乏政治能力都是歷史際遇使然,感嘆大多學生對街頭集會感到厭倦,同時亦有很多人「為反而反」不知所以;有當地乘客打岔,說他不會參與新憲法公投:「我們本來就有新憲法,只是軍方奪去了,然後再美其名拿出來給我們投票。」 革命四年 渾沌依然當時我跟之前相識的當地青年領袖、實習醫生Muhammad在開羅重聚,問及埃及轉型的分化困局,他說只能兩邊都不去支持。「這是大多數理性寄望改革的埃及人的共同想法——我們依然相信革命做對了,成就了埃及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但推翻穆爾西、違背民主選舉的結果,卻又是史上最錯的決定。」Muhammad早在求學時代已是「國際醫科生聯盟」(IFMSA)埃及分會的義工,畢業後亦在公餘時間推動中東區域的青年交流,「你問我覺得應由誰來擔當第三方介入局勢,我會說沒有哪個國家能得到埃及人信任,最終還是端靠本土的公民社會。教育畢竟是重要的一環,現時國內仍有不少文盲,教育程度低下的人,最容易受煽動,種種暴力,更令人懼於參與。」Muhammad當時說不會去投票給新憲法,大選結束後,他也告訴我沒有去投票,「軍方重掌政權,不啻是對中東民主夢的迎頭痛擊。但我們國家獨裁了那麼多年,改革過程,必然漫長而痛苦。我不樂觀,但誰知道將來會如何呢」。未竟的革命那時我在旅途上,讀完了諾獎得主的埃及作家Naguib Mahfouz在六十年代的短篇作品Autumn Quail。作者透過一個一九五二年埃及革命後受牽連而政途婚姻皆失意的年輕官僚的視角,勾勒那個大時代下的道德掙扎。故事的結局是一個陌生的年輕人兩度問他,世界改變了,而你竟寧願獨坐在扎格盧勒(埃及獨立革命先驅、前王國首相)的雕像下?主角打發掉他後,卻轉念跟隨年輕人的腳步,往未知的夜幕街頭處走去。是的,沒有人知道那盡處會是什麼,但正如Omar說,「我不覺得傷感,那只是說另一場革命早晚會發生,因為年輕人再也無法等待了。」文×周澄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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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澄:烏克蘭變天背後——「趁你病,攞你命」的conditionality

圖:法新社執筆之際,敗走逃亡的烏克蘭(前)總統亞努科維奇現身俄羅斯。普京雖然對烏克蘭局勢走向未發一言,然而偏偏正值風頭火勢,克里米亞議會大樓發生手持俄羅斯國旗的蒙面槍手佔領事件,還有十萬俄軍在烏克蘭邊境進行演習,當然不能是巧合。俄羅斯的盤算,會否進一步撕裂烏國國內的分化,甚至重演2008年南奧塞梯的軍事衝突,仍是未知之數。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場流血抗爭所帶來的發展,清楚說明了騎牆中間路線的可能性已經不再存在,烏克蘭人的命運,最終還是回到俄國與歐盟為首的西方社會的博弈。但連日來關於烏克蘭的討論已經許多,再重複烏國東西陣營之爭、外國勢力干預論或左右翼爭論廣場抗爭定性的老調,不見得有何新的洞見,也更不希望將他人的吶喊與犧牲,簡化成便宜浪漫的口號,以供空言勇武者的談資。我更念茲在茲那封由一群專研烏克蘭民族主義的學者聯署發表、敬告傳媒評論人慎重報道廣場抗爭的公開信裏頭,有這樣的一句:「We call upon all those who have either no particular interest for, or no deeper knowledge of, Ukraine to not comment on this region’s complicated national questions without engaging in some in-depth research.」倒不如回到事情的另一個原點。雖然已經有很多評論引述當地報道指出,整場「EuroMaidan」運動的最大公約數,畢竟還在集中在政權貪腐濫權與及亞努科維奇執政的不滿,但想當初,要不是當時烏克蘭在原定加入歐盟前夕突然臨陣宣布擱置,同時與俄羅斯簽訂貸款協議,成為了反對派示威的導火線,那麼亞努科維奇施政就算再不得民心,會否同樣演變成如今的流血悲劇與嚴峻政治危機,甚至換來歐盟與美國制裁,容或天真,我始終心存疑問。而乏人深究的,卻是國際貨幣組織(IMF)在是次棋局推演裏的角色。 棋局推演,別忘了IMF有支持西方制裁的觀點認為,亞努科維奇擱置入歐、重新與俄方親和,不過是出於維護執政權力考慮,因為向IMF借貸,意味着政府需要進行制度改革,也難以在西方的監察下任意妄為打壓異見。這話不全錯,但IMF借貸條款有多真心為了刺激國家轉型,實在不言自明。烏國當日臨陣變卦,確有經濟兩難。俄國為了阻礙烏國入歐,多次拿天然氣欠款和取消貿易優待以相挾,令近年經濟已陷入不景、外匯儲備持續下跌的烏克蘭面對更大壓力。烏國依賴俄國天然氣支持國內工業,幾個歐洲國家亦有份消費取道烏國的供氣,沒有人希望再看到俄方在寒冬「斷氣」的爭端重演,廁身夾縫的烏克蘭,談判本錢的確不多。IMF向烏克蘭的貸款支持始於1994年、亦即烏國脫離蘇聯獨立不久,其間,IMF多次指摘烏國未能履行承諾,更一度在2011年取消原定的150億美元貸款協議。IMF一直要求烏克蘭透過取消天然氣價格補貼和匯率管制、削減工資與社會福利來紓緩財赤,首當其衝受影響的就是當地平民,比如在2011年,基輔就有數千市民上街抗議IMF借貸條款致退休保障被削、婦女須延長退休年齡。去年十一月,烏克蘭最終與歐盟談不攏,關鍵就是因為IMF堅持加入嚴格條款,令烏國游說爭取救市失敗,當時連歐盟一方也一度公開表示不滿IMF「搞局」,令烏國入歐功虧一簣(雖然歐洲國家有多齊心希望烏國入歐真的成事,仍然值得討論)。幾個月之後,廣場流了血,執政班子換了人,IMF聯同西方國家再以救世姿態移船就岸,「神又係你鬼又係你」,本來迫不了的事,還是勢成事實,俗語云「趁你病,攞你命」,conditionality從來都是如此一回事。 另一個「結構性調整」案例?IMF不只影響宏觀經濟政策,其利益網也深入政界。早在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過後,學者Michel Chossudovsky就曾直指當時的總統候選人尤先科是「IMF Sponsored Candidate」,批評他於90年代擔任國家銀行財長期間與IMF協議推行的「震盪療法」最終令工資暴跌、通脹飈升、本地產業崩潰,令烏克國農產品出口價格下跌。尤先科在99年被委任為總理後更迅即通過了IMF資助的破產項目,令烏克蘭國內不少生產業被迫結業。而綜觀全球例子,以往IMF干預過的國家,幾乎沒有什麼正面教材:緊縮措施與自由政策要求削減公共開支、刺激私有化,致本地生產衰退,外資集中加劇貧富懸殊,令借貸國失去政策調控的主導權,社會矛盾增加,更不利政權平穩轉型……當然永遠都有人會說,主因畢竟是這些國家財政混亂不透明之故,但這種結構性調整是否有效,帶來的代價有多大、誰去負,即使是在學界已有定論,諾貝爾經濟學得主Joseph Stiglitz當年寫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以第一身經驗揭露世界銀行與IMF等國際貸款機構政策方向失效、被市場霸權與金融利益主導,呼籲制度改革和重整機構使命,雖然自此成為一家之言,但書寫成了十二年,沒有什麼真的被改變。一如時代的進程。季莫申科獲釋了,亞努科維奇逃亡去,恍如一道旋轉門,在歷史的軌迹裏似曾相識;而普通人,永遠都只能承受,因此這次烏克蘭變天的英語媒體報道裏,那些什麼法西斯與民粹國族主義與否之爭,在我看來,不過都是偶然而就的結果。但烏克蘭畢竟是一個我不了解的國家,隔岸觀火,只道是蒼涼。與其輕言進步抑或重複,倒不如保留一點肅穆的距離,慎言與慎行,才是真正的勇武。文 × 周澄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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