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傑:沒有無緣無故的「暴動」

梁天琦等三人旺角暴動案判刑,法官明言,法庭唯一關注是案中暴力和社會安寧被破壞的程度,不考慮犯案者動機和案發時社會所處的政治環境。這個觀點值得商榷。絕非要求法官認同犯案人的政治理念或肯定暴力抗爭手法,但在判刑時完全拒絕考慮一個大好青年賠上一生前途參與社運的理由,就好比有人因破門而被控刑事毁壞,但法庭不理會其動機是入屋搶劫抑或救火,只根據門的損毁程度判刑一樣,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六七暴動,隨地「菠蘿」,人心惶惶,歷時八個月,超過五十人死亡,傷者無數,但罪成者多數被判刑一兩年。二○○五年韓農在灣仔的反世貿暴動,過百人受傷包括警察,十四名示威者被起訴非法集會而全部脫罪。相比之下,旺角暴動只是一夜,有人傷無人亡,六年七年刑期不成比例,難以令人信服。政府近年屢遭質疑,假司法之名做政治工作,把年輕社會運動者置諸死地。特首和律政司長只那一句「檢控工作絕無政治考慮」,根本就膚淺失準得不能服眾。活於亂世,法官們必須時刻警惕,不能因為太離地被利用了也不自覺;只有這樣,才能保住司法機關的金漆招牌不被蒙污。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深入分析起因,然後推行改革,帶來香港三十年盛世。雨傘運動及旺角「暴動」後,政府只以嚴刑峻法務求把年輕人的沮喪掃入地氈底,卻未曾反省問題根源和作出梳理補救,往後香港將寸步難行。[梁家傑]PNS_WEB_TC/20180614/s00202/text/1528913955561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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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傑偉:鎮壓有理

港官及建制名人,每年六四被問,或有口莫言,或要游說自己——沒有屠城,鎭壓有理。曾出現過的自圓其說,計有:北京街上被坦克輾過的,可能係豬肉,你如何證明是人肉?天安門只有少數意外傷亡;解放軍被暴力傷害而自衛還擊;六四是政變,鎮壓保家衛國,廣場上不盡是善良抗爭,裏面明爭暗鬥;學生表現自己,私心重,想玩一鋪勁嘅;睡衣上電視,態度傲慢,越過底線自招麻煩;中國地大人眾,一亂不得了,鎮壓果斷,死了少數,救了大多數,換來一九八九以後的穩定、經濟起飛、國家休養生息;沒有平亂的氣魄,沒有今天的大收成;歷史對錯說不準,得失自有後人評……一大堆辯解,洗脫良心的不安;似是而非的說辭,驅走內心的陰影,為的是配合威權專政。部分親共的鷹派,也許真心相信鎮壓有理,把當年自己也曾譴責屠城的過去,抹得乾乾淨淨。部分柔弱又天真的港官,信耶穌、愛國愛港、服務市民,對自己說一百次「六四留給後世評說」,大是大非化作歷史懸案,小如蟻咬的是非心,或擱置一旁,或一腳踩死。當然還有走江湖的政客,明知六四屠城,但仍在以上鎮壓有理的「點心紙」上,隨便點一兩項,足以效忠,足以自保。吃政治這碟鹹魚飯,要抵得渴。[馬傑偉]PNS_WEB_TC/20180606/s00192/text/152822337636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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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子祺:如何消費六四

六四前夕,年輕政黨香港眾志發表短片,以突顯比他們更年輕的中學生對六四事件認識不深。有媒體人找到當中的受訪對象,直指眾志的誠信和操守有問題。他們刪除短片並道歉,但聲明是官員式的「一場誤會」,對問題核心完全沒有回應。我本來就覺得這樣的短片,除了嘩眾取寵根本全無意義。年輕一代不認識歷史漸遠的歷史照片有什麼出奇呢,我肯定眾志的成員也不可能對五四、抗日、內戰和文革的歷史場景對答如流。如果你說這些事件對香港人的意義不能和六四相比,那是你自己的價值觀,為什麼要強加於人呢?你可以講出事實,卻不能強迫接受,更不能發起公審,正如沒有人可以強迫你愛國一樣。更大的問題是製造世代矛盾。眾志那一輩的年輕人,本來是世代矛盾的受害人,經常被他們眼中的老鬼批評。但當他們開始成為老鬼,有點話語權的時候,就迫不及待去對付更年輕的人了。我不覺得年輕就一定沒有能力,但眾志的表現一直未達我心目中對政黨的要求。又有些人說年輕大晒,錯什麼都可以包容,我同樣不認同。本來是青年軍的球員,越級上甲組後,要求就是甲組,不可能有另一套標準。我一直覺得,悼不悼念什麼,是很個人的東西,盡了自己的責任保全真相,其他人是否受落,強求不得。年年悼念不代表是消費,沒有悼念也不是冷漠,而眾志就完美示範冷漠地消費六四。[謝子祺]PNS_WEB_TC/20180606/s00315/text/152822338001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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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政匯貓:我是同志,請不要害怕我——評公務員同性伴侶福利案上訴法庭判詞

2018年6月1日,上訴法庭就梁鎮罡對公務員事務局長案(註:goo.gl/q1kYhY)頒下裁決,推翻了原審法官的決定。 梁鎮罡先生是高級入境事務主任,與同性伴侶在新西蘭結婚,公務員事務局長及稅務局長拒絕承認同性婚姻,因此他的丈夫不能獲得公務員配偶福利(「福利決定」),梁先生也不能與丈夫合併評稅(「稅務決定」)。他為此申請司法覆核。原審法官裁定,福利決定基於性傾向的歧視而違法,但稅務決定因屬法律解釋而不牽涉平等權所以合法。(註:法政匯思就原審判決之總結:goo.gl/Ve8gEp)上訴法庭則裁定,不論是福利決定還是稅務決定,都是有理可據,因此不屬歧視。 要理解上訴法庭的判詞,有些概念必須先弄清 第一個概念,福利決定及稅務決定屬於間接的差別待遇,意思是,表面上看,政府不是因為梁先生的性傾向而不給予他丈夫配偶福利及不讓他與丈夫合併評稅,而是基於他的「婚姻狀態」。如果以現行香港法律中婚姻不包括同性婚姻作為建基點,梁先生屬「未婚」,他是因為這個「婚姻狀態」而受到差別待遇。不過,使用「婚姻狀態」作出區分,實質上是令到同性伴侶未能獲益,因此是「間接」的差別待遇。情况就好像一間公司要求身高超過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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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華:主權在民 還權於民

1989年的天安門抗爭,適逢前所未有的眾多國際媒體匯聚北京,報道中蘇兩黨首腦自1960年代分裂後的首次會面。在尚未普及互聯網的時代,他們的文字報道和電視影像令全世界震驚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反當局示威,並在其後的「六四」血腥鎮壓中,見證了中共專制政權的殘暴和北京市民英勇無畏的抗暴犧牲。「八九.六四」因此成為世界歷史的重要一頁。全球民主化浪潮並非始於天安門——鄰近的菲律賓、南韓在此之前已開啓民主化。特別是菲律賓以「人民力量」迫使獨裁總統馬科斯下台,曾在中國引起廣泛關注。即便如此,天安門抗爭和「六四」屠城的世界意義仍無可比擬,對共產政權尤其有似末世預言,直接影響到幾個月後的柏林圍牆倒塌,間接促動了「冷戰」結束。此後二十年裏一波又一波的「顏色革命」,都有天安門的身影。面對抗議民眾聚集的中心廣場,除了死於非命的齊奧塞斯庫(港譯:壽西斯古)和卡扎菲(港譯:卡達菲)以外,各國獨裁者沒有一個敢於效法「六四」鎮壓的鄧小平,對和平示威的民眾大開殺戒。對和平抗議的肯定,對民主化要求的支持,對屠殺的譴責,是當年北京學生和民眾走向天安門和長安街的根本信念,是世界範圍巨大反響的基本態度,也是香港民眾當即站出來支持大陸民主運動的最重要原因。「平反六四,還政於民」是香港從未改變從不放棄的呼聲。每年「六四」夜,維園點點燭光,總是令我熱淚盈眶,感謝香港人,守護良知的堅持。這種良知,這種守護,如同「六四」抗暴中民眾表現出的犧牲精神,遠遠高於爭取大陸民主的具體目標,攜帶着人類尊嚴的超越意義,在今日尤其重要。各種反覆和困難如今的世界局勢與1980年代末期已有根本不同,民主制度正面臨艱巨挑戰。十年前歐美遭遇「金融海嘯」,恰逢中國成功主辦北京「奧運」,迅速崛起為世界超級大國。中共獨裁模式高歌猛進,令許多國家掌權者歆羨。此後的2011年「阿拉伯之春」,只有局部民主化成功,反倒繼2003年英美入侵伊拉克之後,令中東陷入更深戰亂,且導致流向歐美的難民潮。歐美既有體制一方面加劇內部貧富差距,另一方面拙於應對難民問題,結果在多國引發民粹主義(populist)反彈。川普(港譯: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以及新近實現民主轉型的國家所遭遇的各種反覆和困難,既令人反省現有民主體制的問題,又被威權統治者拿來作為拒絕還政於民的口實,給大陸追求民主自由的仁人志士和渴望「真普選」的香港人民帶來格外嚴重的壓力。一直以來,威權統治同時在言說和專權兩方面壓制人民的民主要求。言說方面,北京近年來至少在兩點上刻意混淆是非。首先,民主制度遇到的困難,並非是對「主權在民」的否認。即使那些試圖扭轉民主制現實(如土耳其)或民主化趨勢(如埃及)的統治者,也不得不打着「代表」人民的旗號,盜取統治正當性。在這方面,中國走得最遠。北京以及為其辯護的文化精英將中共置於人民主權之上,在強力壓制不同聲音下於今年年初通過修憲,企圖造成「主權在國」乃至「主權在黨」的輿論場域。然而,由於「國」與「黨」的現代意涵無法完全清除掉對國民和非黨民眾的指涉,也無法獲得「君權神授」那種絕對「天命」的認定,這成為非常冒險的操作。無論怎樣訴諸革命歷史,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也永遠無法完全取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是,必須要運作第二點,即,假設「人民主權」問題早已解決,目前所做的只是爭取「高質量」──用儒家傳統來說是「選賢與能」,用西方現代憲政傳統來說是用「代議制」防止「庸衆」劫持,用維持精英之為「頭」來防止憲政「身體」垮塌。這個「代議」精英的「頭」,就落實在今日的中共身上。結果,這兩點言說成了循環論證,通過後者虛置「人民主權」來論證前者「主權在黨」的必要性。「黨」再次落入工具性層次,無法與「人民主權」無可置疑的根本原則相對抗。於是,專權暴政成為必要的補充,決不能允許自由組黨,也決不能允許任何非黨指定的人民代表候選人參與選舉(雖然選舉過場仍然必須要走),必要時就出動國家機器的暴力手段。一定要讓人民忘記政治參與,忘記自己才是國族「主權」的主體擁有者。一定要讓人民生活在持續的政治恐懼中,黨才能稍稍紓解自己坐不穩大位的恐懼。「人民主權」失效的危機從「人民主權」這個概念剛剛出現在現代歷史舞台時開始,就存在着如何確認其代表權和行使權的困擾。民主先行者湯瑪斯.潘恩早在十八世紀就提出,執政權力必須每隔一定時期由人民再次授權,才能持續生效。這個「人民主權」失效的危機,曾經出現在文化大革命後的改革開放初期。而獨立於中共參選人民代表,正是「八九民運」興起的重要背景之一。1980年部分開放區縣人大代表選舉,曾帶來大學校園民主的短暫春天。1986年底大學生再次遊行要求參選,直接導致力圖保護學生熱情的胡耀邦於1987年1月被迫辭職,方勵之等人被開除出黨。雖然無法像1980年那樣進行校園公開競選,但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的學生們沒有放棄,在各個宿舍樓裏挨門徵集選票,最終在1987年將方勵之夫人李淑嫻成功選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代表大會。可以說,胡耀邦逝世被視為1980年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大損失,引發學潮和全國性大規模要求民主的社會運動,與人民要求定期確認「主權」歸屬有內在關聯。「六四」鎮壓後的二十多年裏,中共數次面對挑戰選舉權的危機,不惜暴力壓制獨立參選人,恰恰表明傳統帝制退出歷史舞台後,「人民主權」的實質意義不容迴避。兩種主權立場的衝突在香港,問題表徵有所不同,但實質並無二致。「我要真普選」的口號能夠動員起數百萬港人參與政治和參與選舉的熱情,關鍵就在於,香港回歸後,舊的殖民者離去,卻沒有帶來起碼的政治解殖程序,一切都被北京代勞。表面上的「港人治港」,從來沒有得到過在地的「人民主權」充分授權來認可新治權的正當性。正是因為這種「空降」來的新治權,才會令人在聽到「五十年不變」的說法時,恍然如見回歸只不過是換了一個新的殖民主子。內地網民乃至身為名校教授者,譏諷港人「殖民地習氣」,則屬完全迴避了真正的問題。事實上,北京巴不得港人老老實實接受新主子的殖民,千萬不要談論什麼文化的或者政治的「解殖」,更不要談論公民參政的主體性。世界範圍的民主困境和威權上升也告訴我們,僅僅爭取「民主」是不夠的,必須同時保有明確的社會願景。今日民主困境與偏向大資本大財團的新自由主義壟斷了意識形態場域有直接關係。在發達國家,科技發展縮減了必要勞動時間,大部分勞動力轉向服務業,卻又常常受到大資本擠壓。都市青年逐漸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主力,但始終沒有得到恰切的政治表達。在民主轉型國家,則往往是轉型前將目標鎖定在狹義民主化,一旦初步成功,立即匆忙加入以美國為首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很少保留足夠空間,難以支持社會探討不同發展渠道並蘊育進步價值。與此同時,今日的威權體制很少以軍政府獨裁的面貌出現,反而會充分利用高科技管控社會,實施愚民,而且通常與跨國資本交好,勇於為(國有)大資本撐腰做打手。這就從反面提醒我們,爭取變革本可以從反對資本滲透日常社會生活入手。「八九.六四」時所發生的,是兩種根本對立的主權立場發生正面衝突。從「六三」之夜到「六四」凌晨,痛斥鎮壓軍隊「法西斯」並不斷衝向槍口抗議、阻攔、搶救傷亡者的千千萬萬普通人,是在為公民的尊嚴站出來,是在作為大寫的「人」而犧牲。紀念「六四」,既是表達我們還政於民、安撫亡靈的要求,也是向那些勇敢的人們致敬,相信他們的精神與我們同在,與世界進步力量同在,只要我們還前行在這同一條道路上,他們就是激勵我們的光芒和力量,永遠不會被忘卻。作者簡介:前八九學生領袖,美國UCLA大學中國現代文學文化博士,現為獨立學者[文.王超華/編輯.袁兆昌/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http://fs.mingpao.com/pns/20180604/s00184/c40d4ee8d40711ce2d2f23ba3eaff7c6.jpg;PNS_WEB_TC/20180604/s00184/text/1528048811580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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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家麟:烙印

我的右手手腕,有兩道淺淺的小疤痕,有點似割脈的傷疤。二十九年了。我記得,那年六月四日傍晚,地點是中環。我是一個大學新聞系學生,六月實習期剛開始,我在電視台新聞部實習才兩三天,是初出茅廬的「同學仔」。那一夜,我被調配跟隨直播攝影隊到中環採訪。地面滿是黑衣人,很擠迫;攝影師說,要找高位拍攝全景及傳送新聞片段。我們環顧四周,唯一高點,就只有匯豐銀行總行門前的電車站上蓋。上蓋頗高,我們只備短梯,如何爬上去?不管了,我站在短梯上,雙手按着車站頂,用盡死力「引體上升」,總算佔領了制高點。電車站頂極目盡處,前後左右都是黑壓壓的人群,他們都穿着黑衣,四方八面湧來,哀傷而悲憤,抗議血腥鎮壓、軍隊屠城。人群洪流不息,這夜,正是六四黑色大遊行。過了好一會,我才發現自己手腕在淌血,大概是車站上蓋邊緣太鋒利割破了。六四那一夜,凝望着黑色之海,目睹歷史在眼前流動,我無暇清理傷口;好些年後發現,這道疤痕,從未消退。接下來,以記者身分,近距離目睹專制的殘酷嘴臉、人們打倒昨日之我的變臉逢迎,給我深刻啟蒙,那是後話。快三十年了,那年那天,我相信每個經歷過的香港人,都可以告訴你一個故事。[區家麟]PNS_WEB_TC/20180604/s00311/text/152804881958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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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森:記憶與遺忘

對抗強權,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六七如是,六四也一樣。自香港本土運動興起,大學學生會連年杯葛六四燭光集會,理由看似很多:「他國」死人,與我何干?行禮如儀,二十九年如一日。香港人沒有責任「建設民主中國」,應把時間精力放在我城。作為大學生,應該擁抱核心價值,堅持人道關懷吧,即使是「他國」死人,不是也應有惻隱之心嗎?我在電台訪問學生會的外務幹事。問得緊了,他這樣回應:我們沒有責任建設民主中國,不過站在人道立場,六四應該悼念,但不應限於燭光集會。我追問,那應該用什麼方式呢?大學生幹事答:現在學運低潮,學生會缺莊,人手不足,院校間有不同意見,今年六四不會有任何活動。我再追問,搞個論壇不需太多人手吧,搵個地方請幾個講者就成事。大學生同樣以人手不足來回應。我再追問,既然說六四應該悼念,學生會幾個同學在校園角落以燭光追思,也不需要太多人手吧,為何不搞?大學生像人肉錄音機一樣:不夠人手,不會悼念。如此這般的借口,說過很多次了,一聽再聽,就不會有任何驚訝。但慨嘆的不是立場,而是回應的水平。如果真的堅決本土,甚至主張獨立建國,夠「吉士」的話,就不要掩掩揚揚說什麼人道主義,干脆說蝗蟲不值得同情,死十個當五雙好了。年前有本土大學生譏諷年年如是的燭光集會是「消費六四」,今年大陸極左黨媒總編輯也在美帝推特揶揄香港人悼念是「消費六四」。本土學生與大陸黨官的思維,終於連結在一起,也是意料中事。記憶與遺忘,當然是個人選擇。今晚,你會做什麼?[吳志森 samngx123@gmail.com]PNS_WEB_TC/20180604/s00193/text/1528048814684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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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明仁:記者用「大哥大」留下六四歷史

今天是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九周年,二十九年前今天的凌晨,亞洲電視記者謝志峰匿在天安門廣場對面公廁頂,用無線電話直播解放軍進場,直至凌晨四時廣場熄燈為止。這幾個小時,香港市民緊靠電視機前緊盯着謝志峰的現場報道,悲傷、流淚。當日亞視拍攝到的畫面和謝志峰的聲音廣播,是香港傳媒絕無僅有的片段,為歷史留下了紀錄。謝志峰在廣場熄燈前收到行家來電:軍隊正朝着你們的方向開來!情况危急,他唯有在直播中向香港市民說:「我哋冇辦法留落去,要走,唔係就冇帶(錄影帶)返嚟。」廣場很快便熄燈,他們摸黑撤離時只聽到陣陣槍聲。這是香港記者第一次在北京用無線電話做現場直播,用的是第一代大哥大水壺型電話。當年大陸還未有手機,事有湊巧,和記電訊正在北京測試網絡,香港記者便向和記租機試用,果然使得。香港記者在幾次大遊行中,便是利用大哥大直播。和記後來見局勢緊張,要把大哥大全數收回,謝志峰向對方曉以大義:「天地良心,留一部電話給我,北京學運就靠這部電話!」謝志峰有先見之明,六月四日凌晨四時天安門廣場熄燈前的情形,便是透過廣場上這唯一一部大哥大發送出境。二十九年前採訪八九民運的香港記者,只有三幾位仍在新聞崗位上,其餘的早已轉行或已退休,在此謹向這批當年在天安門同哭同悲的新聞老兵致敬。[鄭明仁]PNS_WEB_TC/20180604/s00319/text/152804881972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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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美姿:平反六四

入行十幾年,每年到了五月中下旬就開始忐忑:六四要做什麼古仔?最久遠的那些年,試過找八九六四出生的小孩,記得也有行家找過電話號碼以「8964」收尾的case。過了些年月,巿民對六四似乎有所丟淡,行家之間沒有夾定,但大家都捨棄噱頭,正正經經找來一些當年在廣場、目擊了屠城的受訪者做訪問。又過了些日子,我們開始談承傳,就是訪問老師如何在中小學裏講述六四。 這是時間的軸。不過最近四五年,我們突然不再按着這條時間的軸去發展。社會和校園,都蜂擁出來文字的牢獄。有些字眼,「講吓」都大禍臨頭,我們怕得噤聲。培正中學大樓掛起了直幡,黑布白字,寫着「毋忘六四」,被記者攝入了相機。嘩,是何等勇氣之作!縱使在我念小學的九十年代,在校園談毋忘和平反,明明就毫無忌諱。 德信小學多年來堅持為六四死難者祈禱,校長受訪時說:「學生需要知道有這事。」這些case以前並不難搵,但到了今日,願意觸及六四的校長,已變成珍品。 我在一個中學雞群組,發信息問:「有誰想去六四晚會?可以join我。」一學生回:「我不會去了,晚會變了質,被人利用!」另一學生回:「每年六四都考試,今年終於有得去!」晚會是廿九年來唯一沒變的東西,變了的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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