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子強:補選評析:兩個選區 兩種結果

因為兩名時任區議員陳浩濂及蕭嘉怡分別被政府委任為副局長和政治助理,而讓有關山頂及東華兩個選區的議席騰空,而導致在剛過去的周日要進行補選。 議員半途而去累及政黨補選失票 根據過往經驗,一個政黨的區議員,如果半路中途因為有更好前途而「另謀高就」、「良禽擇木而棲」,捨選區和選民而去,那麼到了補選,都會讓該黨丟失選票甚至丟掉議席。 例子之一,便是當年匯賢智庫的陳岳鵬,他在2010年辭去薄扶林選區的議席,加入政府做行政長官辦公室特別助理。結果在補選中,匯賢智庫派出替補的劉應東受挫,丟掉了近300票,議席便落入當時公民黨派出的司馬文身上。 例子之二,2013年,民建聯的陳百里加入政府做政治助理,辭去坪石選區的議席,雖然民建聯派出替補的陳俊傑最終能夠守住議席,但已經丟掉約500票。 例子之三,那就是原屬民主黨的馮煒光,他在2013年辭去海怡西選區的議席,加入政府做新聞統籌專員,結果民主黨派出替補的單仲偕,丟失了約900票,把議席拱手送給了新民黨的陳家珮。但當時因有人民力量的袁彌明加入戰圈,讓泛民出現分票的情况,所以民主黨失票情况特別嚴重。 政黨和候選人當然都知道箇中利害,因此獲泛民支持的山頂選區候選

詳情

蔡子強:立法會補選前瞻:泛民或首嘗敗績

過去那麼多年,泛民總是在立法會直選議席的補選中勝出,於是大家習以為常、想當然地接受了一種說法,那就是:補選讓選舉變相由「比例代表制」變回「單議席單票制」,民主派在「六四黃金比例」(雖然近兩屆選舉民主派得票已跌至五成半)之下,議席最後還是可以手到拿來。 補選勝利三大前提 但這種簡單化了的說法,其實有幾個前提: 一、民主派不會出現兩個或以上數目的候選人,而導致「分票」,讓建制派候選人「漁人得利」; 二、民主派協商出來的候選人,屬於民主派不同政治光譜選民均能接受的人物,讓他能盡攬民主派那五成多六成選票; 三、民主派不同政團都能同心同德,全力為有關候選人助選拉票。 但這幾點又是否理所當然的呢? 補選民主派今非昔比 過往立法會補選,無論是2000年或2007年的港島區補選,民主派都能達成共識,派出一個民主派一致支持的候選人參選,例如余若薇和陳方安生,並且同心同德地為她們全力助選拉票。 但這種情况近年已有變化。到了2016年新界東補選,儘管主流民主派仍可就人選達成協議,讓公民黨派出楊岳橋參選,以替代退黨的湯家驊,取回該黨的新界東議席,但那時本土派卻已經並不賣帳,寧冒「分票」並讓建制派對手漁人得利的

詳情

蔡子強:策劃區選選戰 從人口統計數據入手

因為兩名區議員陳浩濂及蕭嘉怡被政府委任為副局長、政治助理而讓有關議席出缺,因而導致11月26日要舉行補選。本來區議會補選過往不是什麼大新聞,但卻因為兩個議席分別獲立法會現任及前任議員所垂青,因而引來媒體及公眾分外關注,讓這次補選變得特別熱鬧。 這兩名現議員及前議員分別是葉劉淑儀和姚松炎,前者表示有興趣參選山頂選區,而後者則考慮東華選區。 統計處提供區選選區詳盡人口數據 究竟山頂和東華是怎麼樣的選區?對哪些類型的參選人參選比較有利呢?要答這個問題,當然要靠紮實的數據分析。那麼數據又從何來呢?其實近年政府統計處是有公開從人口統計中所收集到的人口數據的,不單資料十分詳盡,且更重要的是,當中是有以區議會選區作為分析單位的。這些人口數據,對於一個科學化的選舉工程,其實十分有用。 最近,在大學裏自己一門教授選舉的課中,便有拿東華作為案例,與同學分析這個選區的人口特徵,以及與同學討論如何才是相應合適的選舉工程。這裏且讓筆者也與讀者分享一下,尤其是想藉這個機會,讓大家看看策劃一場區議會選戰,可以如何從人口統計數據入手。 東華選區的人口特徵 我把東華選區的一些主要人口特徵,分別列於多個附表之內(其實在統

詳情

朱漢強:一劑「廿四味」 篤爆廢膠回收出事

面對中國年底收緊進口24種回收品的政策(註),腦海中浮現出以下畫面:一碗勁度十足的廿四味。有環保園租客提起,她每個月都會北上代表公司跟客戶交流,最近一次上去,六成人不見了,不少人被補。原因是,廠房不符國家排污規定。 這劑涼茶,不只苦澀咁簡單。 中國回收禁制 掀廢紙風暴 不是說回收禁令年底才實施嗎?習大大4月主持的中央改革領導小組會議,決定中國不再做發展國家的垃圾桶。對這個決定,任誰都不敢怠慢,未等法令出台,上千計的環保督察走遍大江南北,凡有不符入口回收品執照的處理場,要不停產取締,要不自行休業整改,反正就是絕不手軟。 香港廢紙出口商近日風風火火鬧罷市,有業者在閉門會議上說,這源於內地有紙廠過不了環保的關,無法接貨,全球出口中國的廢紙貿易幾近停擺,香港自難倖免,以致裝卸區堆起兩層樓高的紙陣。內地缺貨,加上人仔貶值,內地廢紙價已大幅加至每公噸3100元人民幣。這層層疊疊的紙磚,運得上內地就變成鈔票,長期積壓便見財化水,最糟是淪為垃圾。 這碗廿四味,業者甘苦自知。 說實在,香港的廢紙質量不是最好,估計還經得起年底回收政策的考驗,無奈是遇上內地急驚風式的「掃場」,受到短暫牽連。 如果這場廢紙風

詳情

葉兆輝:追求有成本效益的公共理財

香港坐享財政盈餘超過13年之久,現財政儲備近1萬億元。這本是一件令眾人羨慕之事,但我們應為此而感到驕傲嗎?事實是,社會大多數人並未能共享豐厚的財政盈餘。與此同時,在過去20年,特區政府並未有很多具策略性及長遠可持續發展的政策,這些盈餘並非是政府悉心計劃和政策實施的結果。事實上,前任財政司長曾俊華在其任期內的財政預算案一直都存有大幅度的偏差,若將這些預期外的盈餘善用於香港的長遠發展,未嘗不可。但由於缺乏改變政策的決心和動力,香港錯失了很多健康快速發展的機遇。這些預期外財政盈餘,主要來自比預期理想的賣地收入及印花稅。這些超乎預期的收入導致房價更令人難以負擔;對許多人來說,自置物業更是望塵莫及。整個社會都在承擔財政盈餘的高昂代價。 更重要問題在政府如何運用資金 香港GDP(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約為2%至5%,但工資水平並沒有跟隨上升,這意味着財富不均的現象正在不斷拉大。若社會整體的生活質素是提高了,香港是不介意多幾個億萬富翁。政府對公共事業的開支,從1997年回歸前殖民地時期的16%,增至特區年代的20%(圖1)。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投入大量資金,社會福利開支佔公共事業的總開支比重從9%升至1

詳情

鄧鍵一:香港人中國人身分其實不對立

早前港大民調公布新一輪香港市民「身分認同指數」,結果指青年人當中認同自己是「廣義中國人」的比例見九七後新低。我們其實不需要太過從中港政治的角度去閱讀這個結果,該題目問受訪者「你會稱自己為『香港人』、『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還是『中國的香港人』」,意味着受訪者必須在「香港人」、「中國人」之間選擇傾向性,不能認為兩者同等重要。換言之,當受訪者對「香港人」的認同愈強,數字上他們對「中國人」的認同就必然愈低。無可否認,受訪者選擇傾向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對我們理解民情有一定作用,我們也不應該無視僅餘3.1%青年自稱為「中國人」或「香港的中國人」這個事實。然而,這個問卷題目未必最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香港青年如何看待自己是「香港人」與「中國人」之間的關係。 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有自成一體而且普遍認為優於中國的政經制度、公民權利及生活方式,在香港成長的青年人自覺與其他中國人不一樣,是自然結果。任何人要求香港青年認同國族先於認同香港,都是不符現實的期望。處理香港身分與國族身分的議題時,我們更應該問,其實青年人有幾大程度上把國族身分視為香港人身分的內涵?即是,當某人的香港身分認同上升的時候,他

詳情

李立峯:人們如何從網絡中接觸新聞? 跨國研究中香港的狀况

十幾年前,不少學者已經指出,互聯網提供了一個「高選擇度」的資訊環境。網絡空間無限、互動性強、頻道「井噴」、小眾媒體湧現,人們更容易按自己的興趣或態度選擇接收什麼樣的資訊,結果就可能是人們所接觸到的資訊愈來愈窄。這個論點,也就是後來「迴音谷」或「資訊泡沫」等說法的基礎。 不過,互聯網早已不是一個單一的媒體,人們通過網絡接觸新聞和資訊的方式有很多。到底今天社會上人們如何通過網絡接收資訊?不同的接收資訊方式和渠道,對人們所接觸到的資訊的多樣化程度有什麼影響? 本文想借用牛津大學路透社新聞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最近的研究成果來淺談以上的問題。該研究所自2012年起每年均進行跨國網上調查,並發表「數碼新聞報告」(Digital News Report)。他們剛於上星期發表了2017年的報告。2017年的調查繼續由英國研究機構YouGov進行,覆蓋36個國家或地方,其中包括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等東亞地區。36個地區的受訪人數共超過7萬,香港的受訪者則有2015人。要留意的是,由於調查的目的主要是探究人們如何在網上接收新聞,

詳情

【鍾言亦議特區二十週年系列】重拾互信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每半個月進行一次特首民望調查、每月進行一次政府民望調查,而對政府的信任程度調查就每三個月進行一次,全部都是呼應有關數字的可變性和重要程度。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屬於比較深層的取向,不易受到個別政策的影響。 特區二十週年前的最新調查數字顯示,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淨值較三個月前大幅回落17個百分比至負1個百分比,是「後梁格局」結束的先兆。縱觀各項民情指標,在市民得知梁振英不會連任後,民情迅速從谷底回升,現在似乎開始回落,新的領導班子似乎要面對嚴峻的考驗。 回顧過去二十年的數據,回歸二十年來,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普遍比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為高,唯獨在2001 至2004及2008至2009期間,市民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比對特區政府的為高。前者是董建華年代七一大遊行前後的香港民情低谷,後者則是因為北京奧運和汶川地震刺激起香港人的愛國情懷。前者可謂此消彼沒長,後者則是彼長此亦消。 具體而言,市民對北京政府的信任程度在香港回歸前一直偏低,淨值低至負35個百分點。回歸後,在1997至2000 期間有所改善,徘徊在零淨值的水平,及至2001年下半開始回升,並超越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

詳情

集會人數統計與另類事實

公民運動的出席人數備受關注,往往被視為支持度的風向指標。基於不同的統計方法和假設,不同機構的統計人數出現差異不足為奇。以六四集會人數為例,支聯會的統計數字一般比警方高(圖1)。值得留意的是,近年雙方出現兩極化現象──即數字差距愈來愈大,而且倍數比例(即支聯會統計數字除以警方數字)也愈來愈高。如圖1所見,自2012年起,支聯會和警方的統計人數差距接近10萬。同時,近兩年的倍數比例也是5倍以上,比1990年代的1至3倍為高。支聯會報稱今年的六四集會出席人數為11萬,警方估計高峰期人數有1.8萬,兩者比例為6.1倍。本文沿用人口科學統計方法中常用的Jacobs方法(詳情請見前文,註1),基本假設以出席人數等於佔據面積乘人口密度,提供另一評估以作參考。 晚會高峰期約2.8萬人出席 根據《明報》在維園拍到的高空圖片,六四集會出席人士佔用了6個足球場以及鄰近草地(圖2)。筆者用地理信息系統計算出以上面積大約為22,194平方米,減去支聯會平台(約為1256平方米,一個足球場的40%)和約4米闊行人通道(約為963平方米)的面積,出席人士佔據面積約為19,975平方米(圖3)。從明報(圖2)以及其他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