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範式應對半世紀的貧富矛盾

政府統計處日前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數據,發表《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報告,當中焦點在於量度貧富懸殊程度的堅尼系數(介乎0和1中間,數值愈大,反映住戶收入差距愈大,收入愈不平等)已上升至0.539。數據不僅較2001年的0.525為高,更是自1971年(0.430)有紀錄以來最高。堅尼系數近半世紀以來屢創新高,反映貧富懸殊情况持續加劇及惡化,背後揭示什麼深層次問題?對下月履新的新一屆行政長官及特區領導班子的施政又有何啟示? 經濟增長超高 政策介入不足 基層受惠微小 過去數十年來,香港經濟不斷增長;然而,在經濟發展的背後,基層勞工明顯未能受惠,社會財富難以從社會上層滲透至下層市民,低收入家庭及在職貧窮勞工均未能全面分享經濟增長成果。九七回歸以來,本地生產總值由當時至今剛好翻了一番,但最低收入組別的月入只上升了三成。數據足以證明,單以財富滲透理論(trickle down theory)處理貧富懸殊是完全失敗的。 統計數據(見表1)顯示,雖然在除稅及福利轉移後,本港堅尼系數在2016年為0.473,較2011年的0.475稍為下跌0.002,政府政策介入的效果亦稍微由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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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還是抗爭?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4種模式

早前蔡子強及陳雋文一系列文章,羅列應屆立法會選舉的數據,印證香港大部分青年人傾向支持標榜本土及激烈抗爭的政團或候選人,一些政團更極之依賴青年票源。正如作者所言,這很可能意味着香港政治的範式轉移。同時,他們的觀察牽引出另一個問題:對不同選民來說,投票的意義是什麼? 最基本的答案:投票是公民責任,是建立一個有認受性議會的必須過程。這個想法,在已經有幾十年選舉經驗的香港社會,植根極深,政府也視鼓勵投票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不過,在香港的政治環境下,投票除了是公民責任之外,也有不少人視為民主運動以至抗爭行動的一部分。無論他們期待民主派守住「關鍵三分之一」,抑或希望有人在議會適時拉布,投票對他們來說,都已經超出了純粹的公民責任。不過,如果投票可以視為政治抗爭的其中一種方式,也有可能有一些人會認為議會作為運動或抗爭平台已經失效,乾脆不去投票,直接參與抗爭。畢竟,無論投票目的為何,這或多或少意味着對議會的角色或作用仍然抱有信念,也認同投票是公民責任。如果他們連這種信念、認同都失去了,「不投票,只抗爭」其實有可能。 「自我實踐公民」出現 隨着青年人接觸資訊、討論政治的方式轉變,有學者討論到,一些青年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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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候當前支聯會可以做的不多

周日晚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大會宣布有11萬人出席。這不單與2012及2014年的高峰18萬人有一段距離,且已經是連續第3年出現人數持續下滑。會後媒體上不乏擔憂悼念六四將在港日漸式微的報道,記者亦紛紛緊張地問支聯會還可做些什麼來力挽狂瀾呢? 我相信這些擔憂和緊張都是出於好意,但我卻認為有兩點值得搞清楚的地方。 悼念人數是一直萎縮還是有起有跌? 首先,悼念人數是否一直萎縮?還是有起有跌、有高有低呢? 如果走勢是,打從首次六四燭光晚會,集會人數已經是頂峰,之後27年拾級而下,人數一年比一年少,那當然可以說,六四悼念在港日漸萎縮。但事實上,走勢又非如此。 以支聯會官方公布數字而論,不錯,在頭3年集會人數確是達到15萬、10萬、8萬這些高位(見表);但在之後十多二十年間,除了在「逢五逢十」的特別紀念年份人數會稍高之外,其實集會人數長期維持在4萬至5萬人左右。因此,4萬至5萬人其實才是六四燭光晚會的「基本盤」。 集會人數持續下滑責任全在支聯會? 2009年是一個轉捩點,集會人數突然從4萬至5萬的「基本盤」,一下子急升了兩倍至15萬。之後幾年集會人數居高不下,維持在10萬以上。 所以,看過這些數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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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認同不易變 充其量改善成見——親身經驗如何影響香港青年的「中國印象」?

回歸20年,近年聽得最多的,不是兩地唇齒相依、互惠互利,而是「本土政治」、「中港矛盾」。2011、2012年,香港出現了以反移民、爭取獨立為綱領的本土派,現已成為不能忽視的政治勢力。本土化趨勢及抵抗中國的情緒在青年之間為甚。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2016年10月的調查顯示,15至29歲的受訪者當中,首先認同為香港人(「香港人」及「香港人,但也是中國人」)的佔85.1%,而首先認同自己為中國人(「中國人」及「中國人,但也是香港人」)只有13.6%。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2016年7月進行的調查更發現,在15至24歲的青年中,支持港獨的比率接近四成。 香港青年「本土化」的原因眾說紛紜,其中一種講法認為,問題出於青年對中國不夠了解;而解決方法是鼓勵青年多到訪內地,使他們認識及熱愛國家。近日「國務院印發,共青團中央牽頭其他30餘個中央部門聯合制定」《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提出要創造更多港澳台青年交流機會,提高他們的國家認同。香港政府每年亦有投放資源為學生提供資助,令更多青年有機會回內地讀書或交流。可是,這些內地經驗真能如政府所預期,強化香港青年的中國民族認同嗎? 在趙永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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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政團得票年齡構成

上個星期(5月11日),通過整理兩個於2012年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所作研究的數據,並作出分析,我們探討了近年青年人的投票取向,並點出愈年輕的人,愈會在選舉中投票給泛民,尤其是本土/自決派;相反,愈年長的人,卻愈會投票給建制派。 今個星期,我們再把分析對象,從三大政治陣營,進一步再收窄到不同政黨身上。 表1和表2皆是從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所作的一個研究中取得的部分數據。 表1先看看不同政團,在青年、中年、老年三大年齡層,各自取得多少百分比選票。當中可見,公民黨、人社聯盟、熱普城及眾志列陣(羅冠聰、劉小麗、朱凱廸)4個政黨或選舉聯盟,都分別拿到超過一成青年選票,高於其他政團;與之成為強烈對比的是民主黨和民建聯,兩黨卻在老年人中盡領風騷,拿到超過一成選票,當中又以民建聯尤受歡迎,得票甚至超過兩成。 有朋友或許會問:為何青年新政只拿到4%青年選票那麼少?這不是與大家的印象不太脗合嗎?這牽涉到表1的局限:它是以整體選票作為基數,若然像青政般只在5區中2區(九龍西和新界東)參選,其他3區缺席,便會影響到其總得票,未能盡顯其實力。 為了彌補這個局限,表2再看看每個政團其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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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年輕愈投本土/自決派一票

上個星期(5月4日),通過整理選舉事務處公布的立法會選舉投票數據,點出近年年輕人投票行為模式的兩大重要特徵,分別是: 一、在雨傘運動之後,年輕人無論在區議會選舉或立法會選舉,投票意欲都有明顯的上升,尤其是立選,投票率增幅尤其驚人,遠高於中年及老年人的增幅; 二、年輕人對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意欲,要遠遠高於區議會選舉。 今個星期,通過整理兩個於2012年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所作的研究,再點出年輕人投票行為模式的另外一些重要特徵。 愈年輕愈投票泛民 愈年長愈投票建制 表1是我與同事馬嶽及前同事黃鶴回兩位教授,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後所作的一個研究當中的部分數據。 當中可見,這些數據所呈現出來的圖象,與大家的常識脗合,那就是愈年輕的人,愈會在選舉中投票給泛民;相反,愈年長的人,卻愈會投票給建制派。在青年(18至39歲)組別,有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投票給泛民,與投票給建制的,相差42個百分點;至於中年(40至59歲)組別,雖然投票給泛民的仍然佔多,但差距已經明顯收窄,只餘7個百分點;到了老年(60歲或以上)組別,情况更出現逆轉,投票給建制的已經反佔多數,而且多出近12個百分點。 青年人初出茅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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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運前後年輕人的投票模式剖析

過去一年,筆者在本欄分別撰文,以2015年區議會選舉及2016年2月立法會新界東補選的投票數據,來看看一個大家都關心的課題,那就是:雨傘運動後,年輕人的投票意欲有否改變? 結果發現,以區議會選舉而言,縱然2015年比2011年有所上升,但年輕人的投票率仍然遠低於長者,即年輕人的投票意欲要低於長者。同時,年輕選票佔全港整體選票數目的百分比,亦同樣低於長者,即年輕選票的影響力亦低於長者選票。 那麼立法會選舉又如何?在新東補選中,相對2015年區選,年輕人的投票率出現了勁升,反而老年的卻有所下跌;同時,年輕選票佔整體選票的百分比,亦超越了長者,即年輕選票的影響力大過了長者選票。 當然以上說的只是一次補選,未必作得準。那麼到了正式立法會選舉又如何? 較早之前,選舉事務處終於公開了今屆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數據,但近幾個月,筆者都忙於在本欄撰寫有關特首選舉的文章,到近日才有空整理數據,再結合上屆立選以及兩屆區選,共4次選舉的投票數據,終於可以勾畫出一個比較全面,比較雨傘運動前後香港不同年齡層的投票面貌。且在這裏與大家分享。 如果細閱表1,就年輕人的投票行為模式而言,我們可以察覺到兩大重要現象: 傘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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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言亦議特區二十週年系列】新聞自由與良好管治

踏入五月,現屆政府的剩餘任期不足兩個月。梁特首雖然動作多多,但市民的焦點已經轉移到林鄭身上。事實上,自從去年十二月梁振英不會連任的消息傳出後,差不多所有民情指標都從谷底回升,筆者認為這是「後梁特格局」逐漸形成,成為特區二十週年的序幕。 趁著五月三日世界新聞自由日,筆者先從香港的新聞自由情況探視特區二十週年前後的發展。 根據港大民研計劃長期進行的追蹤調查顯示,市民對香港新聞自由滿意淨值在2012年梁振英上任以後一直在低位徘徊,維持在30%以下,並且屢創新低。梁特首上任初期,曾屢次在政府新聞公告上提及「開誠布公」,可惜的是,有關的說法只流於口號,現實是梁班子鍾愛「閉門吹風」:給友好機構發放「權威消息」、經常在深夜時份發放新聞稿件、官員訪京不作詳細公佈等,與開誠布公的原則背道而馳,惹人猜疑。 再回顧梁振英治下的新聞自由情況,更難免令人不寒而慄,筆者在此不妨舉出幾個例子。2013年起,梁振英多次向新聞媒體及評論人發律師信,當中包括在2013年2月向時事評論員練乙錚及《信報》發信、2014年10月向澳洲傳媒 Fairfax Media發信,及在2016年9月和2017年2月先後兩次向《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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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言亦議候任特首系列】管治危機不可輕視

前特首董建華的民望評分在2003年3月跌破45分,筆者便在5月及6月發表《董建華民望綜論》及《特首民望新解》兩篇文章,說明董建華已陷入「信任危機」,筆者當時說:「 50分……可化成大約30%的『得票率』,45分大概會轉化為20%,而40分大概會化成10%至15%左右……」筆者當時引證:「英國的戴卓爾夫人在『認許率』跌至25%後……辭去自1979年起出任的首相職務。1997年初,馬卓安又在『認許率』持續在30%的水平浮沉後輸掉首相職位,由貝理雅接任。至於前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八年任期內的最低『認許率』亦有37%……」 十四年後,筆者今日補充:在當代英國歷史中,在任首相的民望「認許率」跌至30%的話,肯定要改朝換代,貝理雅在 2005年「認許率」只有34%而仍能連任,是個異數,全因對手比他差。其他時候,在任首相起碼要有44%的「認許率」才有機會保持領導。 在美國,從1944年起計,政黨能夠透過大選繼續執政者,在任總統在選舉前的 「認許率」起碼要有48%,而就算改朝換代,總統在離任前的「認許率」最低也有32%。因此,在香港,以民望評分45折合認許率 20%作為「管治危機」的基準,並不為過。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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