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自由 所以 選擇威權

有一種自由,叫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自由。 《逃避自由》一書,解釋了現代人為何相信和支持威權主義。自由帶來孤獨和不安,人害怕為決定承擔責任,於是選擇逃避自由,把生命交託給權威者,減低焦慮。早前崑南君在專欄介紹《一九八四》,筆者認為今天也應重讀《逃避自由》。 作者Erich Fromm在德國出世及長大,1920年追隨Max Weber兄弟Alfred Weber學習社會學,後來完成精神分析訓練並執業。1934年為了逃避納粹政權而定居美國。著作因而見到馬克思早期和佛洛依德的影子,同時批判二人的經濟及人格決定論。 作者首先釐清兩種自由的概念: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前者是擁有自由以免受某事物之侵擾。後者是擁有自由去進行某事物。 人類要發展,必定要經歷個體化(individuation)。這是指個人從整體世界的初始連結(如母嬰、親族、大自然、天主教會等)。個體化的路不是單程。人在掙脫枷鎖的同時,當經濟、社會和政治條件無法提供基礎,就會感到孤立、無力、微不足道。他們希望逃避自由而順從權威,尋回安全感,最後犧牲了自由。 孤獨源自宗教改革、資本主義 Fromm研究的時期是歐洲宗教改革,資本主義冒起,直至納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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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黃種人:一部東亞人由白變黃的歷史》書介 為何中國人成為黃種人?

田北辰的幾句話,星期一在社交媒體傳了整天,翌日就被其他話題蓋過。我其實不大在意,除了一樣東西。他認為他的膚色決定了中國人身分,而且已成為常識。「黃皮膚=中國人」這個命題固然極度粗疏。較少人留意的是,中國人是黃皮膚這個想法,是十九世紀前後的西方社會才出現,原本帶來強烈貶義,只是中國人挪用了。黃色皮膚變成值得歌頌的事情。(所以才有《龍的傳人》的「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以及謝霆鋒主唱,周耀輝作詞的《黃種人》/《黃》。)田北辰發言回帶電台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周一早上邀請田北辰和黃台仰對談,討論港府應否依法「去殖民地化」。席間黃台仰拒絕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節目主持要求田北辰回應。他的答案是:「我唔知佢嘅中國人係想講咩呢?我哋睇吓我哋個皮膚,我唔知我唔係中國人我唔知我係咩人。」「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我唔知你有冇讀過歷史,我都唔知點去討論件事。對我嚟講,呢個係好似阿媽係女人咁。」台灣大學教書的外籍學者奇邁可(Michael Keevak)翻查歷史,宣稱黃種人跟中國以至東亞人扯上關係,其實不是自有永有。十九世紀之前沒有東亞人「黃皮膚」概念。這個概念是出自科學論述。他相信「東亞人是直到被歸類為『黃色』種族後才變成『黃種人』,而起初在十八世紀末時是被稱為『蒙古人種』」(25頁)。他在今年出版了《成為黃種人:一部東亞人由白變黃的歷史》的中文譯本。英文原著在2011年推出。他要解答這串問題:如何歸類黑色和白色以外的人種?何時東亞人被稱為「黃種人」、「黃皮膚」?中國和日本如何回應這個歸類?東亞人「由白變黃」奇邁可翻查自十二世紀,到探險年代時期,歐洲作家對亞洲不同地方人類的描述。那時候,著作記錄東亞人是「白色」。而所謂的白色,指涉的不是膚色,而是認為東亞人(包括中國和日本)有能力變得真正「文明」,即改信歐洲基督宗教(68頁)。約在十七世紀前後,兩件事同期發生:一是文獻記錄歐洲傳教士未能令大量中國人信基督宗教,二是記錄開始多形容中國人為「黃褐色」、「橄欖色」、「黝黑」等,多種多樣。奇邁可認為兩者有關係,即中國人未能更進一步成為信仰基督宗教的白人群體(72頁)。即使被稱作白色,東亞人也不能如歐洲人這麼白,這麼優越(86頁)。此外,當時也冒起了氣候解釋,例如膚色較白的人,多數居住中國較內陸,或者較寒冷的地區。中國人成為「黃色蒙古人種」隨着西方科學發展,自然學家也把人類族群分類。其中,在十八世紀末,醫師暨人類學家布盧門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用比較解剖學的方法,將人類種族分為五類,蒙古人種、尼格羅人種、高加索人種、馬來人種、印第安人種。奇邁可強調,這個分類的重要性,在於他協助創立「蒙古人種」,擁有橢圓形的頭,扁平的臉,向外上提的細小眼睛,小鼻子等特徵,然後連繫上「黃色」。而這個分類成為「高加索人」相對的種族。「蒙古症」與「黃禍」的恐懼歐洲學者對「蒙古人種」心生畏懼,因為之前匈奴王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兒四周開戰,而他們被稱為「蒙古人」。另外,「蒙古人種」給人的印象是醜陋、畸形,而且包含中國和日本人於同一族系。科學種族主義興起,科學界詳細測量種族差異,例如頭顱骨形狀,皮膚色素,固定了黃種的想法,並且用以解釋族群行為。如是者,白種人是最優秀、最文明的種族,「其他」種族就沒有這麼文明優秀了。對蒙古人種的理解,影響遍及疾病的認知。「蒙古眼」、「蒙古斑」和最出名的「蒙古症」(即唐氏綜合症),源自長期以來對東亞人身體的偏見,以及人種階級偏見。近代美國和歐洲殖民主義國家感受到東亞人的真正威脅,是大量中國工人出外謀生,日本勝出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等轉變(233頁)。「黃禍」一詞和「黃禍圖」充分體現那份焦慮。直至1959年,醫學界證實唐氏綜合症來自染色體變異,才掃除了「病人會返祖、倒退到『蒙古人種』」的誤解。新近的研究發現,膚色差異是人類適應生存的對策。在赤道附近生存的人膚色較黑,當中的黑色素,避免人體吸收過量紫外線,導致皮膚癌。隨着人類向南北遷移,膚色轉淺,以吸收較多紫外線,製造維他命D,從而有助吸收鈣質。在北極圈生活的人,膚色較黑。一個解釋,是人類可以進食海洋動物攝取維他命D,不必依賴陽光,而深色皮膚有助他反射陽光和冰雪反射的紫外線1。中國自豪日本抗拒乙之砒霜、甲之熊掌。中國樂於接受並挪用黃色。例如康有為期望黃種人跟白種人有同等地位,梁啟超甚至貶低其他種族。而黃色在中國有正面意涵,例如是皇帝的專用顏色,或者是象徵有「母親河」之稱的黃河。儘管着墨有限,作者比較日本和中國對於黃皮膚的接受程度。他認為,日本人較少用「黃色」形容自己,中文版推薦序作者,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的楊瑞松補充,「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脫亞入歐』的價值取向下,並不樂見日本人和其他亞洲人被同樣歸類在『黃色人種』之下」(16頁)。黃色也沒有正面意涵,而日本更加敵視「黃禍」之說,所以不熱中成為黃種人。提防膚色被國家民族主義利用今天,「黃皮膚=中國人」成了共識、常識,猶如田北辰稱的「阿媽係女人」。常識有助我們處理日常事務,不用時刻花時間尋根問底,但同時減少質疑的空間,尤其當常識出現錯誤。黃種人等同中國人這個概念,既忽視中國的少數民族,更容易被利用為宣揚其優越性,推動不容挑戰的國家民族主義。但願有一天,膚色只用來形容人的生理特徵就夠了。1Ann Gibbons, 2015, “How Europeans evolved white skin”, http://bit.ly/1c3IXrg; The Smithsonian’s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Human Skin Color Variation”, http://s.si.edu/1iRq52r, 2015年9月26日瀏覽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種族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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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創新 十八益人》:一億撥款怎樣用?

多得《地區創新 十八益人》一書,我知道為何觀塘區議會得出花七千萬元公帑,興建3D音樂噴泉。 推動創新地區政策要訣這是當區區議員潘進源的建議。一方面是建立地標,而且「全香港人都可享用」、「吸引更多外國遊客到區內觀光」。另一方面,在芸芸申請項目當中,大部分也可以由其他資金來源達到。在多輪商討後,得出此方案,以及觀塘瑞寧街樓梯通道興建升降機塔工程,合共一億港元。書本出自電台節目《言論自由行》團隊手筆,介紹十八區社區重點項目計劃的醞釀過程。團隊按何種地區政治權力分佈、人口地理特徵,以及受惠對象是否清晰,歸納出四個項目類別:「地標」、「長蛇」、「輻射」和「平衡」,最終目的是探尋求提升地區組織的決策的質素及創意良方。現時建制派在每個區議會也取得過半數議席,只是程度不同。這對討論的討論方案有何影響呢?書本的結論是沒有影響。團隊認為,只要區議員肯合作,就能推動有益地區的政策。區議員政治立場再強,也不應凌駕地區需要,希望各黨各派做實事,從而提高區議會認受性、創新和執行能力。 議會政治化難以避免固然,地區議會與立法機關應該有區別,區議會首要任務是處理地區事務,反映居民意見,向政府爭取地區資源。有泛民主派議員也認為不可只談選舉或民主的議題,還要提及社區民生議題,與居民共同爭取權益。然而,我認為區議會、政黨和政府不時偏離這個規則。曾任灣仔區議會主席的黃英琦,曾直言區議會淪為「創造民意的啦啦隊」。誠然,今天情况依舊。當民意調查屢次證明有至少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反對政改,十八區區議員竟會一致大比數通過支持政改的議案,並記錄在交給北京的政改諮詢結果文件中。這是由於區議員是以單議席單票制選舉產生,加上委任議員多是親政府,建制派是區議會的多數派,委任議員。結果支持政府的意見,明顯被放大。黃英琦也點出,因為選區過細,很容易冒起NIMBY鄰避心態,不許設立對整體有益,但個別地區受害的設施,例如垃圾站、精神病康復中心、公屋等。另外,有些民生議題,例如市區重建模式,應否設立更多墟市和公共空間等,其實跟政治及意識形態密不可分。只談社會創新和提升執行力,後果是各項政策只能受制於現實操作,或者是着重社區福利,即是耳熟能詳的蛇齋餅糉。 書本偏重區議員,放輕民眾意見關心地區的朋友,不時提醒區議員要有地區執政的志向,提出市政藍圖,並鼓勵公民發表意見,相信集體智慧能解決社會問題,實踐草根民主。正如《地區創新》一書指出,社區重點項目是個學習有效管治及營運的試煉。然而,資訊發達,人們更易發表意見,民意代表更難統合和協調不同聲音。書本記載了深水埗區,因為公民組織反對區議會原本建議,方案要推倒重來。但觀塘、沙田及西貢的方案,至今仍有爭議,書本只略略提及。例如,有民意調查指,不少觀塘居民在本年4月仍未知悉區議會建議興建音樂噴泉,而反對聲音愈來愈大(註一)。沙田區興建五人足球場覆蓋大圍明渠,近兩周也多了聲音指沒有需要另起球場,甚至指諮詢過程有偏聽之嫌(註二)。西貢區議會建議興建文物行山徑,當中普賢佛院現址被規劃成風物資料館,負責人不滿佛院要收地而自焚。 民意反彈,立會議員力批區會建議社區重點項目由各區議會討論決定,而每個項目不能少於三千萬港元,項目可包括硬件建設及服務。立法會在去年和今年陸續審議各區項目,經財務委員會批准後,才可落實。部分泛民主派議員在6月30日的立法會工務小組會議,反對興建足球場及重建荃灣西樓角花園的建議。當然,在席的建制派議員佔多並投贊成票,順利把方案帶入財務委員會審議(註三)。這幾次反對,多數源於互聯網,在方案拍板,準備提交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時冒起。其實反映部分區議會在收集民意時,未能吸納反對意見,或者令反對者信服。結果有代表所屬地區的直選立法會議員,希望「守尾門」,阻止地區議會的主張。可惜該書沒有探討這個奇特現象。也因如此,該書研究結果的說服力,難免有所折扣。區議會選舉臨近,每區一億社區撥款,定會成為競選話題。此書會幫我們側面了解區議會審核議案的過程。閱讀時不妨幻想,如果你是當區區議員,你會建議什麼社區計劃,而且可以說服會內同事呢?註一:參考東九龍社區關注組文章新聞稿:goo.gl/HXQHZC註二:參考香港獨立媒體網報道:goo.gl/QhQNSc註三:說泛民阻礙社區重點項目通過,有欠公允。葵青區加強區內牙科服務等社區健康服務的建議,早已獲得撥款。上段提及的小組會議,也通過了八個無爭議的項目。文/易汶健編輯林越慧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規劃 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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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omie,低調到尼日利亞人都識食

(Indomie相片。By Gunawan Kartapranata (Own work) [CC BY-SA 3.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 via Wikimedia Commons)方便、廉宜、惹味,是營多撈麵Indomie的三大印象。網民戲稱Indomie是「低調麵」,還衍生了潮文,二創歌曲,以及介紹Indomie新菜式。公司董事稱,前年每名港人每年平均購買6包。2010年,撈麵被台北縣衛生局發現麵條和醬料包有禁用防腐劑,貨品要下架。公司指該批貨品是水貨,貨品獲批准再次上架。2012及2013年,印尼撈麵當選theramenrater全球十大最好吃即食麵。撈麵背後的故事,你知道多少?過往不少本地報章雜誌也訪問了相關人物,道出牌子為何引進過來。較少人知道的是,為何會有這牌子?為何衝出國際,連尼日利亞人也愛上?更重要的是,撈麵所屬的Indofood,是印尼華人富商林紹良家族集團的現金牛(cash cow),家族與當年總統蘇哈托關係密切。沒有這段主從關係,Indomie幾乎肯定沒有今天的規模。Indomie之一:蘇哈托的主公認識Indomie,先要認識林紹良和Indofood。林紹良是來自福建的印尼華僑。1938年,他21歲,為了逃避日軍而坐船到印尼古突士縣(Kudus),靠賣衣服為生。後來到繁忙的港口三寶瓏賣貨。傳說當年鄭和下西洋也曾在那裡上岸。1952年,他去雅加達尋找商機,居住唐人街。二戰後,印尼爭取脫離荷蘭獨立,林紹良協助印尼共和軍走私必需品,其中一隊隸屬蘇哈托。當時印尼軍認為走私是愛國行為,值得敬重。他就險中求利。蘇哈托在1949年認識林紹良,但二人要在1968年,蘇哈托當選印尼總統後,關係逐漸變得深厚。印尼的高級軍官,多數也聯繫一位華商「主公」(cukong)。軍官需要華商籌集資金,支援軍隊開支及鞏固權力,而華人在印尼是少數群體(當時約佔3%),有錢的華商更需要軍官保護和提供好處。那種好處是:華商以政府高官(尤其是佔統治地位的軍方將領)客戶的名義,從政府獲得合約,完成後將部分利潤分給高官。蘇哈托有幾位主公,林紹良則是頭號主公。憑著這個關係,壟斷多種貨物入口圖利,例如製造香煙的丁香和麵粉,獲取大量現金流。回報是蘇哈托的侄兒、兒子等家族成員得到股份。林紹良的印尼名字Soedono Salim也是蘇哈托改的。走筆至此,讀者仍然感到林紹良很陌生。其實,他跟香港不遠,他在1981年跟菲律賓銀行家Manny Pangilinan設立第一太平公司,並擔任公司首任主席至1999年。1992年,旗下的第一太平銀行上市,並一度成為恒指成分股,後於2001年被剔除。2000年公司把銀行售予東亞銀行。Indomie之二:生產麵粉,生產現金稻米是印尼主糧。然而,1960年代,印尼缺乏稻米,剛上任不久而親西方的蘇哈托,要穩定民心,請求西方支援。1966年,美國捐出稻米,同時藉機推銷過剩的小麥。早期,因為印尼少人吃小麥食品,運來的小麥先在新加坡處理成麵粉,再運到印尼。不過運送過程會損害產品質素。林紹良於是建議直接在印尼製造麵粉。1967年五月,蘇哈托在擔任代理總統時,創立國家糧食採購局(BULOG),控制主糧的價格和分配。BULOG是印尼輸入小麥和批發麵粉的唯一機構。政府直接獲取小麥,分給麵粉廠加工。1969五月,林紹良跟蘇哈托侄兒、另一位同鄉商人及其印尼夥伴成立麵粉製造廠PT Bogasari。在亞洲金融風暴前,BULOG嚴格控制麵粉制造商數目,以及每家麵粉廠的銷售地點。Bogarasi就可以銷售至中爪哇及蘇門答臘,達至印尼八成的人口。成立BULOG的原意是穩定糧食物價。但看看麵粉生產機制,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機制有助Bogasari壟斷和獲利。機制是這樣的:BULOG以低價出售入口小麥到麵粉廠,廠方加工小麥成麵粉後,BULOG用高價買回,再賣給市場。Bogasari是印尼最大麵粉廠,其股東包括蘇哈托妻子持有的基金,即是說,家族從中牟利。多年的壟斷優勢使Bogasari在麵粉市場開放後仍穩居市場龍頭。收益可以有多少?世界銀行一份報告指,在1988年,印尼麵粉廠的邊際收益達每公噸35.70美元,佔小麥價格三成,美國的只有每公噸10美元。直至亞洲金融風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施壓要印尼打破麵粉批發的壟斷,才會批出貸款,生產現金的機制才告終。Indomie之三:誓要搶奪麵食市場印尼沒有出產小麥,1966年,人均小麥耗量只是300克。到了1980年代初,每名印尼人已吃掉近9公斤小麥,到2010年,更超過18公斤。在這幾十年,印尼開發了麵食需求,更輸出海外。想起印尼,就會想起Indomie。其實,Indomie既非首個麵食品牌,也非林紹良的三林集團創立,不過就由三林發揚光大。印尼第一個即食麵品牌,是Supermi,第二個是印尼商人Djajadi Djaja的Indomie。1979年,林紹良的三林集團建立食品製造廠,1982年推出Sarimi到市場。籌備生產期間,稻米失收,政府鼓勵人民改吃麵包、麵食。然而,Sarimi推出不久,稻米卻豐收,麵廠不能立刻取消訂單。跟對手Djajadi商討不果,三林決定把Sarimi割價打擊對手。Djajadi屈服,在1984年決定跟三林成立合營公司PT Indofood Interna。三林於是間接擁有Indomie。Djajadi起初當大股東,並收購了Supermi。公司後來內部角力,三林集團取得控制權,在1994年更改公司名為PT Indofood Sukses Makmur (ISM)。Djajadi在1998年12月控告Indofood強迫他低價出售他旗下的食品商標和製造公司,多番上訴後仍失敗。那邊廂,Indofood擴展業務。產品廉價而且不斷推出新款,吸引大量印尼人購買。在1994年,三林主導了八成印尼麵食零售市場,單是Indomie就佔了六成,Supermi和Sarimi共佔一成半。同年,Indofood上市。先前介紹了生產麵粉令林紹良置富,生產麵食就錦上添花。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的報告指出,Indofood可直接向Bogasari購買麵粉,即食麵的整體生產成本,遠較其他麵食生產商低。另外,多了人吃麵,就需要更多麵粉,整個集團就能賺更多錢。Indofood創造了小麥和麵食需求,更一度超越日清,成為世界最大即食麵製造商。現時印尼是全球第二大的麵食消費國,僅次於中國。Indomie之四:大學生頹食低調麵的故事本地印傭吃Indomie,不足為奇,但成為青年頹食首選,就需要解釋吧。Indomie的香港代理商是幕後推手。《明報》前年訪問呂凌鳴,他是復興(香港)貿易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家庭是印尼華僑。公司在1980年代由他的父親成立,代理和分銷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的食品,在1990年代初代理營多撈麵。他在1996年接手公司業務後,透過贊助大學迎新營等活動,在大學生打響名堂。直至現在,營多麵仍是大學宿生主糧,匿稱「低調麵」。網民不時分享進食感受,創作新菜式。2000年初,呂凌鳴接觸7-11的小食部及市面的小食店等,游說店鋪食材加入營多撈麵。他在另一個訪問表示,沙士期間,不少家庭儲糧,間接讓更多人接觸到品牌。Indomie mi goreng 的mie/mi,是印尼文的「麵」,而goreng,是指「炒」。有說當初設計出撈麵,是方便人們進食時不需顧慮水份。(不溫馨提示,即食麵適宜淺嘗,畢竟麵食加上醬料真的很熱氣。小吃多滋味。)順帶一提,他們1999年開始經營「營多東南亞美食市場」,專賣東南亞食品。門市取名「營多」,是因為營多撈麵那時已打入本地市場,名字較多人認識。Indomie之五:撈出國際不少訪問指出,Indomie行銷國際,靠的是人和口碑。Indomie的品牌經理介紹,以往印尼人出外工作和讀書,總會帶同Indomie,補貨時會光顧當地的東南亞雜貨店。進口商意識到Indomie有需求,引進產品。他們又會推介牌子給同學和同事,讓外國人認識。印尼是伊斯蘭國家,Indofood深諳伊斯蘭教徒的市場龐大,Indomie早已取得清真食物(Halal Food)認證,並進攻非洲。1988年尼日利亞開始進口Indomie,1996年設廠,如今是非洲銷售量最大的地方,每年生產200噸麵。繼尼日利亞、埃及、蘇丹、肯尼亞和埃塞俄比亞之後,今年Indofood在犘洛哥建廠。Indofood跟當地公司設廠,或者成立聯營公司,批出品牌專利和提供技術。味道和包裝容量會符合當地人需要,例如非洲的Indomie包裝較大,也較辣。在非洲營商,難免會有風險。尼日利亞的Indomie生產商Dufil Prima Foods Plc行政總裁列舉,公司要有後備能源,而運輸基建不臻完善,以及未能拓展局勢不穩的地方,限制公司成長。其他生產地包括馬來西亞、塞爾維亞、沙地阿拉伯、以及敘利亞,銷售目標主要為中東市場。Indomie之六:再難熬,也要保住這頭現金牛亞洲金融風暴重創印尼,印尼盾大幅貶值。社會動盪,更發生排華騷亂。動亂造成過千人死亡。蘇哈托在1998年5月21日辭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給印尼政府,但條件是BULOG放棄對私有企業小麥進口和國內麵粉分配的壟斷權。來自福建的林紹良和三林集團難以倖免。大部份家族成員匆忙離開印尼,民眾焚燒林紹良在唐人街的大宅。林紹良這位亞洲教父,此後一直與妻子及女兒同住新加坡,直至2012年過身。對林家來說,這些都是小事。大事是,Indofood的股價急瀉,集團虧蝕。三林集團要還債,交出過百家公司,最慘烈的莫過於他擁有的Bank of Central Asia因為擠提,最終被國有化。Indocement也最終賣給德國公司。然而,交出哪些公司,明顯經過計算,因為不包括現金牛Indofood。書中引述學者評論,只要售出Bogasari、Indofood以及電視台Indosair,足以償還債務。不過三林沒有這樣做。1999年,林紹良有股份的第一太平集團,購入部份Indofood股份。第一太平在香港註冊及上市,至今擁有50.1%Indofood股權。集團另一重點項目是菲律賓的長途電話業務。2004年6月,林紹良三子林逢生(Anthony Salim)成為Indofood主席。他也逐漸接手三林集團。即使失去蘇哈托這個靠山,事後看來,也不是大事。因為集團業務已大到不能倒。國內市場遇上競爭,例如Indofood的麵食市場份額去年跌至約72%,麵粉生產的利潤率減少,但集團已帶同即食麵和其他業務出去,到中國、新加坡、澳洲、菲律賓、非洲和中東尋找商機。公司在2013至2014年度生產160億包即食麵。《金融時報》去年三月一篇專題指,Indofood,以及亞洲大型麵食生產商,例如康師傅和統一,現開拓售價高但利潤更豐厚的杯麵市場。2013年,Indofood在亞洲麵食製造商排名第四,落後日清食品及統一食品。(圖片來自《金融時報》。)2012年,印尼是世界第二大麵食市時,最大的是中國。(圖片來自《金融時報》。)結語本文無意推廣Indomie這個品牌,也無意把其經歷,概括至所有麵食品牌。本文旨在補充讀者的認知,麵食美味並不能完全解釋為何Indomie暢銷國內外。官商的主從關係,加上國內急切尋找替代食糧,也是打敗對手的重要因素。我本來打算認識當代東南亞社會,於是尋找一些人物傳記研讀,在Google搜索到去年新書《Liem Sioe Liong’s Salim Group: The Business Pillar of Suharto’s Indonesia》,書背介紹他「建立的三林集團,在黃金時期控制了印尼最大的私營銀行,主要水泥廠和麵粉廠,以及世界最大的即食麵製造商」。結果就速吃了這書,打了這篇筆記。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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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憧憬的後工業轉型

今天的香港旅遊業,客源大部分來自內地,尤以陸路自由行和一簽多行佔多。結果,行業是低經濟附加值,但同時製造大量中低技術職位,有助提高就業人口。經濟學者宋恩榮去年發表報告,估計香港2012年有218,800個職位是由旅遊業產生,當中86,640個職位來自自由行旅客。 如果減少自由行和一簽多行……假設香港成功爭取減少自由行和取消一簽多行,一定會影響從業員生計。雖然舖租和基本消費價格回落,會吸引新經營者營商和聘請失業者,擾亂社區生活而付出的成本又會下降,但可以吸納多少人,他們能否保持舊有收入,則是疑問。樹仁大學社會學系的張少強博士認為,不只是旅遊業,政府和民間的經濟活動也倚重大陸,金融和跨境基建就是例子。中港融合是政府解決工業轉型帶給香港的衝擊,同時鞏固大中華統一局面的管治要務。他和同事、任教社工系的崔志暉,合著了新書《香港後工業年代的生活故事》,透過口述故事,整理香港人如何走入服務工作生涯的年代,描繪他們如何理解生活變遷。他們總結,香港在八九十年代起,走進「沒有憧憬的後工業轉型」。 重溫工業興衰史我們不時在政府文稿看到香港是「知識型經濟」等名詞,張少強留意到,這些概念跟學術領域提及的「後工業社會」學說一脈相承,但不能準確描繪工業轉型﹕「學界認為香港進入後工業年代。經濟轉型,邁向知識型經濟,經濟會發展、進步。我覺得官方運用後工業轉向,有意無意來自美國學者Daniel Bell的後工業社會理論,憧憬未來,至少願景是這樣。但我的研究和調查發現,現實是『沒有憧憬的後工業轉型』。」Daniel Bell在1960至1970年代,估計未來社會是技術性的科學知識主導的新型社會,取代製造業,經濟活動以服務生產為主,人口多受高等教育,專業及技術人員階級地位提升,重視理論知識、追求科技發展、廣泛採用資訊科技。香港的確屬於後工業社會,例如服務業佔經濟比重續升,就業人口激增,但沒有實現社會更美好的願景。張少強總結,後工業的後,意思是喪失和沒有﹕「後工業轉型不符理論。香港的後工業歷程是工業北移,短時間內喪失工業,這不是令人升格,工作更舒適,反而是想不到將來,惶恐不安。碰着金融風暴,香港經濟更受衝擊。」舉個例子,本港有83.2%家庭使用寬頻上網,但資訊科技人員佔勞動人口的比例,2012年只佔2.1%,明顯偏低。 為何產業不能升級?香港在戰前有工業,但製造業部分的發展完全在殖民地計劃和西方經濟活動之外。張少強說,戰後工業來與去,是冷戰結果﹕「戰後香港工業來自上海南來香港,是移植來的,所以工業發展要由上海算起。經驗早在上海累積,所以在香港能短時間起飛。同樣,工業流失是冷戰結果,中國推行開放改革,廠商大舉回大陸發展。國內工業一出一入,成了香港當年的經濟奇蹟。」以華資為主的工業資本家,在殖民地政權結構中只處於邊緣位置。香港的工業以出口為主,通過國際轉包進行原配件生產(OEM),競爭優勢是低工資和低度的產品多樣化,較少着重設計和技術,也不涉及自主研發。香港沒有國防工業,間接減慢與之相關的重工業和高科技產業發展。這限制創業家升級至高科技產業。碰上中國改革開放,本地工廠地皮價值和工資上升,廠商減低成本,紛紛北上設廠,或者放棄工業,轉而透過買賣地皮和從事地產金融業賺錢。 回歸後金融危機 促成中港融合八十年代中期,服務業人口佔總體就業人口比例上升,當時經濟總體增長,可以吸納失去工業的勞動人口。到了金融風暴,香港經濟受重重打擊,特區政府急忙尋找出路,聲言發展產品發明、中藥和科技產業,擴張專上教育。政府進而在2002年及2009年確立四大支柱和六項優勢產業。縱使提出支柱和優勢產業時,政府強調香港要吸引內地及國際人才、資金和技術,但內地的角色遠超國際。例如在2002年財政預算案列出,「需要增加與腹地,特別是中國內地,在經濟領域的流通,保持香港作為區內金融貿易中心的地位」,2009年選擇優勢產業時,其中一個條件是,產業能否把握與內地及珠三角地區的合作機會。簡而言之,政府相信中港融合是救命草。 把「工業奇蹟」放在冷戰格局特區政府一直宣傳,香港經濟復蘇,就是由於背靠內地。其實,經濟融合,香港和大陸是相互依存,例如香港是在大陸最大的境外直接投資(FDI)來源地,但鮮有提及,似有放輕香港對大陸的重要性。張少強藉香港工業起跌的事例,道出香港在全球政治格局下的位置轉變,香港奇蹟不只是獅子山下精神﹕「戰後,無論英國、台灣、美國也把香港定為資本主義的櫉窗,所以要保住香港經濟發展。所以只說香港奇蹟,是忽略國際政治。另一方面,中共要建國,也要維持香港資本主義(例如賺取外匯,促進對外貿易)。香港就在冷戰局勢存在。過往香港在中國和全球世界中間,中國透過香港走向全球世界,全球世界透過香港打入中國。」縱然張少強認同,香港今天仍然是國際城市,但他觀察到,北京和香港政府也加強宣傳「香港是中國的國際城市」的特質,壓低自身面向國際的一面,例如經常說要依靠大陸才有出路。究竟北京是否真的加強規範香港角色,他未能下定論,只可說這類調子「愈來愈強」。 緬懷工業榮景的Good Old Days小市民未必感受到國際格局轉變,但會感到工業式微後生活不穩,以及香港特色漸失。張少強透過人物訪談,理解到受訪者不是完全相信大陸愈發展,香港愈繁盛的信條﹕「第一,對低下階層來說,大陸開放,拿走我們工業。我卻流失了工作機會。第二,到現在後工業年代,大陸吸走香港經濟活動,例如吸走香港電影工業,全部變合拍片。投資、故事內容全部吸走了,產生身分危機。本土文化不見了。所以現在多麼渴求本土電影。」今天,大陸掌握相當程度的科學和商業管理知識,有能力自行訓練人才,「海歸」愈來愈多,香港倒過來引入內地專才。因此,當現屆政府再三鼓勵本地青年北上發展,張少強感到困惑,青年北上的空間有多大。如果真的要找專才,大抵會是第三產業的中高層人員,例如在創意產業和金融範疇,屆時香港可能有職位騰空給新一代晉升,但需要時間累積經驗,有機會出現行業斷層。如果大量吸納人才,那就是流失。經濟盛衰,前景明暗,碰巧與家庭生活軌迹及政權轉換重疊,難免不少香港人會緬懷港英時代的榮景﹕「六○年代出生的人,到八○年代,能讀書的可做白領,就算是藍領,如果有三四名兄弟姊妹,他們和父母就同時出來工作,整個家庭的收入就增大。實質工資可能沒有增長,但他們有能力會做更多東西,例如旅行,生活富足一點,感覺會良好一點。」張少強道出了不少香港家庭的寫照。 無止境追逐學歷後工業社會,也是知識型社會,提倡高增值產業,科技、金融、商業知識日新月異,加上教育普及化,人們唯有要不斷進修,以知識爭取及保住職位、以至身分地位。新書載有一些專業人士,為取得更高資歷,不斷上課增值。人有上進心,本應值得鼓勵。但並非人人做到。學歷愈低的人,選擇工作機會愈少。所以他們只能留在低技術而不需高學歷的職業。如果他們留在旅遊零售業,在經濟好景時,薪酬不錯,但就困在長工時。如果他們年紀較大,而且要照顧家庭,他們能抽空進修,增值自己的機會就更低。張少強不是旅遊業專家,但他建議,減少自由行及一簽多行,同時設法增加外地旅客,是緩解政治及社區衝突,同時保就業的方法。 鑑史知今 保持多元開放 陸港雙贏張少強坦言想不到解決後工業時代問題的方法。他的貢獻是,重新整理香港戰後經濟奇蹟,人人胼手胝足力爭上游的故事,其實有着大國角力的冷戰政治背景。中國改革開放,本地工業北移並衰落,香港進入後工業時代,服務業主導,就業情况兩極,學歷高的專業人士可以改善生活,學歷低的工廠工人就流入低端服務業,面對就業零散化。中老年人懷念過往榮景,反照當下沒有前景的生活。政府在金融危機大力推動中港融合,救了就業,卻埋下政治經濟矛盾的種子。因此,他拒絕政府故意簡化現况,不是簡單說中國好香港好:「有些好有些不好,有些是矛盾關係,有些有利益衝突,有些有共同利益。政治宣傳沒有辦法,但學者要釐清現實的複雜性質。不要刻意迴避,才是解決問題的起點。」他提倡旅遊業多元客源,在我看來,正是提醒我們,處理自由行要兼顧政治經濟後果,不能只看一面。更重要的是,多元客源有利香港保持國際面向,保持多元開放的思維和眼界。大陸亦能借助香港這個國際城市,進一步連接世界。 後記:怪獸家長,身不由己訪問尾聲,我問張少強有沒有東西要補充。他沉思了一會,原來他想起兩個女兒。著書時,他反思後工業社會的影響力,遠至下一代。他稱自己不是怪獸父親,但他理解怪獸家長的動機,並希望大眾明白,這不全是家長個人問題。學習猶如提早接受職前訓練,這是後工業年代,工作和生活不再安定的對策﹕「不催迫就不能殺出重圍。在文職世界,人們要找更高學歷來爭勝。那邊廂,幼稚園、學前班向家長說『唔好輸在起跑線』。這是在後工業轉向,經濟單寡的困局,激發政治及階級角力,再投射在孩童年代。這教人可怕。人應有天真時間。沒有東西比童年更寶貴。」 問﹕易汶健社會學畢業,近來研讀香港史,並到處找人討教談天。留意到關心本地政治角力的人多,關心勞工和產業轉變的人少,唯有在《香港經濟﹕非經濟學讀本》找資料。訪問期間得知張少強有份編輯該書,並希望為經濟研究添加人味,輾轉成了新作。 答﹕張少強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主力從事香港研究,反省(後)殖民主義、國族主義和民族主義,並扣連民間生活故事,發掘歷史主體的來源。最近與同事合寫《香港後工業年代的生活故事》。編輯/屈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經濟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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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汶健:輸入金融業人才?NO THANKS!

?我問兩位金融人,如何看金融發展局建議輸入金融業人才,補充短缺。有點詫異,no thanks是他們的反應。立時想,他們會否是保護自己飯碗,所以拒絕新來者。聽他們訴說行內狀况,不無道理。很快他們就說,即使加了人,大多也是服務內地客,長此下去不利香港。訪談內容離不開香港的前路。一位說要做回自己,尋回香港優勢;另一位說要減少依賴大陸客源,開拓高附加值服務,做到重質不重量。T是我朋友,大學畢業後做了五年Big 4會計師,跟着跳入投資銀行,做了兩年股票分析員,現在主管一個私人投資基金。另一位是思行(化名),是我朋友的朋友,九十年代末入行,2002年起先後任職歐資投資銀行和基金公司工作,現為對冲基金經理。金發局:行業缺人、缺人、缺人金融發展局在一月底發表報告,題為《發展香港金融服務業人力資源》。報告認同香港要加強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一個要點是培育本地人才。業界反映各種界別及工種也出現人才短缺,尤其是前台部門。雖然報告建議着重培訓本地畢業生和從業員,以及增加業界資訊等。報告根據調查和分析,私人銀行、零售及企業銀行、財務顧問/財富管理、保險則是整個工種也顯著短缺,以私人銀行的前台(交易員、銷售員)和中台部門(分析員、風險管理、法規部門),和保險的前台部門最嚴重。業界指出,內地私人銀行加入市場,加上現有中小型私人銀行也因內地客戶增加而有所增長,界別會大幅擴充業務。惟初級人員短缺,難以聘請適合僱員服務客戶。保險方面,愈來愈多內地人來港購買保險,而內地保險公司也來港開設辦事處,界別需要大量熟悉各類保險產品及規管制度的前台從業員。擴張之說,言過其實?訪問時,我請兩位評論報告人才短缺的估算及分析。T認為缺人範圍有限,因為並非所有業務都會留在香港。私人銀行和保險業會擴張,「呢兩個香港仲有優勢」。「Private banking應該會好啲,始終啲law比較健全。Insurance我覺得會留喺香港。大陸潛力喺保險,(因為)滲透率低。可能base in香港但cater大陸。」有保險業朋友向我補充,與其說行業流失率高,不如說一直在洗牌,汰弱留強。其他呢?T說日後業務會北上﹕「Investment banking我覺得會搬返上大陸……asset management,當上面有tax concession,front office會擺咗上面,back office有細size會留喺香港。」思行的反應比T更大。他由本行說起﹕「我唔覺得資產管理缺,唔係缺人才,係缺客,缺運作空間。私人銀行亦都係一樣。零售銀行缺人?依家係缺分行,因為租貴。啲人入去唔係買嘢係用佢服務,蝕錢嘛。財務顧問?依家一日你收到幾多cold call係做財務顧問呀。證券經紀缺?依家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比,人工差幾多。保險業缺?……保險依家面對流失率高嘅問題。依家一定要跑大陸。依家星期六日經過保險公司總行,都開,點解?因為國內人帶團買保險。咁我哋係咪仲要多啲呢啲?做dealing嘅人大把,只不過人工同五年前十年前比,係冇變或者低咗,因為compliance複雜咗。」外資銀行控制成本當外行人如我,仍然感受到金鐘中環銅鑼灣商業區今天車水馬龍,中環寫字樓租用成本呎租過150元,T和思行也說,金融海嘯後其實過了「最好的時代」,一些重要原因,是法規事務(即上段提及的compliance)嚴謹了許多,而且公司不斷控制成本。思行認同金融海嘯前「太冇王管」,現在只是「返去現實一啲」。但證監會及其他監管機構在雷曼事件後,擔心出現投訴和問題。這會要求金融機構的盡職審查程序更多,公司上市如是,售賣金融產品如是,成本自然會增加。此外,外資銀行不時結束虧蝕的業務,上月渣打削減證券市場業務,裁走100人便是一例。T在任職歐資投行期間,就見證過公司交易員,衍生工具和股票銷售部門消失,「交唔到數就成team炒,總公司壓落嚟,冇choice就要交人」。行內用「axe」來形容整個部門被裁走,多傳神。當然,員工的entertainment budget也被斬掉,下班娛樂不能開公數了。另一種方法是外判工作,包括不賺錢的分析及後勤職位,盡力減少人數及薪資成本。也因為這個大趨勢,兩位受訪者也質疑,既然職位也外判,而且外判至境外地方,為何金發局報告提出後台人員短缺呢?T補充了一個原因﹕「中資公司嘅人工較歐資低,但較願意請人。」要的是帶錢帶人脈的人另外一個近年冒起的轉變,是金融圈多了一群官二代和富二代,他們創立私募基金或加入投資銀行私人銀行。兩位受訪者也表示這是業界接觸內地客人及做生意的方法,始終行業靠人脈,內地來的從業員可以介紹其親友的個人存款和企業資金到任職的公司。金發局主席史美倫在記者會重申,香港需要本地人才,但同時「需要外來專才帶來香港的就業機會,令我們的金融市場更廣更闊更深」。(goo.gl/lcNh7W)做好監管,就是香港優勢「中字頭」企業來港集資上市,可以回到九十年代的紅籌股及之後的國企H股,後來就多了民企。民企積極來港上市集資,但本身表現參差,有保薦人為求賺取巨額服務費,審查鬆懈。一些出現財務和審計問題,例如做假帳,甚至有核數師因為質疑而跳船辭職。中國森林上市一年便被揭發懷疑帳目有問題,由2011年停牌至今,2013的財務報告至今仍未公布。洪良國際在2010年初新上市,不足三個月內被踢爆招股書失實。股價隨即插水,投資者血本無歸。思行說,證監會的監管一向嚴謹,迷債事件是證監會的漏洞,後來為了減少出錯和投訴,監管愈來愈嚴謹。網上找一下,例如在洪良事件,上市保薦人遭釘牌三年。去年又處罰為中國生命上市的保薦公司停牌一年。這類處分以往少見。(話雖如此,證監會並非所向披靡,例如去年中撤回建議保薦人須就招股書失實陳述負上民事與刑事責任。有指保薦人業界強烈反對建議。)恪守監管制度是金融業,以至香港的基石。這是香港優勢。法規事務是不能離開香港做的,而且是香港人最熟悉,即使增加公司和服務開支也要秉持。T認為,香港會計法制好,起碼有會計師監督。這是過去數十年累積成果,內地仍未追上。佔領行動或會加快上海和前海發展,早日取代香港。那邊廂,如果中國真的推行法制改革,加強規管公司管治,香港的優勢會削弱,但這不會是近幾年的事。思行比T肯定﹕「你話如果做analyst,國內人有潛質,但其他我見唔到,因為你叫一個國內人士嚟香港講compliance,你睇民企質素就知喇。」在海外尋找專才也可,但薪酬和津貼高得很。除了守,還要攻。思行直言要「盡量嘗試唔好再咁依賴大陸」,更要發展增值業務,重質不重量,例如服務以表現收費,減少以交易消費。不知道這兩位受訪朋友能否代表大部分金融業從業員的心聲,或者準確描述金融業現况。如是,那麼金發局的人力資源報告真的需要重作。金發局應該花更多精力尋求更完善的披露及監管制度,保障投資者的資金和權益,讓每位在香港的從業員也遵從規矩。當其他地方未能做到,這是香港優勢;當其他地方也做到了,得益的是所有投資者,不分地域。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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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汶健:輸入金融業人才?NO THANKS!

?我問兩位金融人,如何看金融發展局建議輸入金融業人才,補充短缺。有點詫異,no thanks是他們的反應。立時想,他們會否是保護自己飯碗,所以拒絕新來者。聽他們訴說行內狀况,不無道理。很快他們就說,即使加了人,大多也是服務內地客,長此下去不利香港。訪談內容離不開香港的前路。一位說要做回自己,尋回香港優勢;另一位說要減少依賴大陸客源,開拓高附加值服務,做到重質不重量。T是我朋友,大學畢業後做了五年Big 4會計師,跟着跳入投資銀行,做了兩年股票分析員,現在主管一個私人投資基金。另一位是思行(化名),是我朋友的朋友,九十年代末入行,2002年起先後任職歐資投資銀行和基金公司工作,現為對冲基金經理。金發局:行業缺人、缺人、缺人金融發展局在一月底發表報告,題為《發展香港金融服務業人力資源》。報告認同香港要加強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一個要點是培育本地人才。業界反映各種界別及工種也出現人才短缺,尤其是前台部門。雖然報告建議着重培訓本地畢業生和從業員,以及增加業界資訊等。報告根據調查和分析,私人銀行、零售及企業銀行、財務顧問/財富管理、保險則是整個工種也顯著短缺,以私人銀行的前台(交易員、銷售員)和中台部門(分析員、風險管理、法規部門),和保險的前台部門最嚴重。業界指出,內地私人銀行加入市場,加上現有中小型私人銀行也因內地客戶增加而有所增長,界別會大幅擴充業務。惟初級人員短缺,難以聘請適合僱員服務客戶。保險方面,愈來愈多內地人來港購買保險,而內地保險公司也來港開設辦事處,界別需要大量熟悉各類保險產品及規管制度的前台從業員。擴張之說,言過其實?訪問時,我請兩位評論報告人才短缺的估算及分析。T認為缺人範圍有限,因為並非所有業務都會留在香港。私人銀行和保險業會擴張,「呢兩個香港仲有優勢」。「Private banking應該會好啲,始終啲law比較健全。Insurance我覺得會留喺香港。大陸潛力喺保險,(因為)滲透率低。可能base in香港但cater大陸。」有保險業朋友向我補充,與其說行業流失率高,不如說一直在洗牌,汰弱留強。其他呢?T說日後業務會北上﹕「Investment banking我覺得會搬返上大陸……asset management,當上面有tax concession,front office會擺咗上面,back office有細size會留喺香港。」思行的反應比T更大。他由本行說起﹕「我唔覺得資產管理缺,唔係缺人才,係缺客,缺運作空間。私人銀行亦都係一樣。零售銀行缺人?依家係缺分行,因為租貴。啲人入去唔係買嘢係用佢服務,蝕錢嘛。財務顧問?依家一日你收到幾多cold call係做財務顧問呀。證券經紀缺?依家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比,人工差幾多。保險業缺?……保險依家面對流失率高嘅問題。依家一定要跑大陸。依家星期六日經過保險公司總行,都開,點解?因為國內人帶團買保險。咁我哋係咪仲要多啲呢啲?做dealing嘅人大把,只不過人工同五年前十年前比,係冇變或者低咗,因為compliance複雜咗。」外資銀行控制成本當外行人如我,仍然感受到金鐘中環銅鑼灣商業區今天車水馬龍,中環寫字樓租用成本呎租過150元,T和思行也說,金融海嘯後其實過了「最好的時代」,一些重要原因,是法規事務(即上段提及的compliance)嚴謹了許多,而且公司不斷控制成本。思行認同金融海嘯前「太冇王管」,現在只是「返去現實一啲」。但證監會及其他監管機構在雷曼事件後,擔心出現投訴和問題。這會要求金融機構的盡職審查程序更多,公司上市如是,售賣金融產品如是,成本自然會增加。此外,外資銀行不時結束虧蝕的業務,上月渣打削減證券市場業務,裁走100人便是一例。T在任職歐資投行期間,就見證過公司交易員,衍生工具和股票銷售部門消失,「交唔到數就成team炒,總公司壓落嚟,冇choice就要交人」。行內用「axe」來形容整個部門被裁走,多傳神。當然,員工的entertainment budget也被斬掉,下班娛樂不能開公數了。另一種方法是外判工作,包括不賺錢的分析及後勤職位,盡力減少人數及薪資成本。也因為這個大趨勢,兩位受訪者也質疑,既然職位也外判,而且外判至境外地方,為何金發局報告提出後台人員短缺呢?T補充了一個原因﹕「中資公司嘅人工較歐資低,但較願意請人。」要的是帶錢帶人脈的人另外一個近年冒起的轉變,是金融圈多了一群官二代和富二代,他們創立私募基金或加入投資銀行私人銀行。兩位受訪者也表示這是業界接觸內地客人及做生意的方法,始終行業靠人脈,內地來的從業員可以介紹其親友的個人存款和企業資金到任職的公司。金發局主席史美倫在記者會重申,香港需要本地人才,但同時「需要外來專才帶來香港的就業機會,令我們的金融市場更廣更闊更深」。(goo.gl/lcNh7W)做好監管,就是香港優勢「中字頭」企業來港集資上市,可以回到九十年代的紅籌股及之後的國企H股,後來就多了民企。民企積極來港上市集資,但本身表現參差,有保薦人為求賺取巨額服務費,審查鬆懈。一些出現財務和審計問題,例如做假帳,甚至有核數師因為質疑而跳船辭職。中國森林上市一年便被揭發懷疑帳目有問題,由2011年停牌至今,2013的財務報告至今仍未公布。洪良國際在2010年初新上市,不足三個月內被踢爆招股書失實。股價隨即插水,投資者血本無歸。思行說,證監會的監管一向嚴謹,迷債事件是證監會的漏洞,後來為了減少出錯和投訴,監管愈來愈嚴謹。網上找一下,例如在洪良事件,上市保薦人遭釘牌三年。去年又處罰為中國生命上市的保薦公司停牌一年。這類處分以往少見。(話雖如此,證監會並非所向披靡,例如去年中撤回建議保薦人須就招股書失實陳述負上民事與刑事責任。有指保薦人業界強烈反對建議。)恪守監管制度是金融業,以至香港的基石。這是香港優勢。法規事務是不能離開香港做的,而且是香港人最熟悉,即使增加公司和服務開支也要秉持。T認為,香港會計法制好,起碼有會計師監督。這是過去數十年累積成果,內地仍未追上。佔領行動或會加快上海和前海發展,早日取代香港。那邊廂,如果中國真的推行法制改革,加強規管公司管治,香港的優勢會削弱,但這不會是近幾年的事。思行比T肯定﹕「你話如果做analyst,國內人有潛質,但其他我見唔到,因為你叫一個國內人士嚟香港講compliance,你睇民企質素就知喇。」在海外尋找專才也可,但薪酬和津貼高得很。除了守,還要攻。思行直言要「盡量嘗試唔好再咁依賴大陸」,更要發展增值業務,重質不重量,例如服務以表現收費,減少以交易消費。不知道這兩位受訪朋友能否代表大部分金融業從業員的心聲,或者準確描述金融業現况。如是,那麼金發局的人力資源報告真的需要重作。金發局應該花更多精力尋求更完善的披露及監管制度,保障投資者的資金和權益,讓每位在香港的從業員也遵從規矩。當其他地方未能做到,這是香港優勢;當其他地方也做到了,得益的是所有投資者,不分地域。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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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汶健:逃離崩世代重掌未來

台灣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崩世代》這本書再次暢銷起來,至今已銷了約一萬五千本。書本早在2011年11月面世。它並非解答為何發生學運,而是指出台灣的青年人陷入困境。如果沒有改變,到了2030年,社會就會崩壞,大規模失業、仇富情緒高漲、人口衰減、族群衝突,無日無之。反對兩岸服貿協議一個響亮的口號,是「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反映政府和立法院不受民眾監督,對前景茫然不安。學生要走出來,重掌台灣,重掌未來。有評論指,這次學運的論述,不少來自此書。香港青年面對的處境,其實跟台灣的大同小異。佔領行動後重讀此書,格外入時。 台灣危機,源自新自由主義書中幾位作者判斷,台灣面對財團化、貧窮化和少子化的危機。最直接受衝擊的群體,就是未來的壯年人,今天的青年人。得益的是戰後嬰兒潮當中,掌控政治權力與金錢的人。書本主軸是批評和反對政府在八九十年代,盲目相信新自由主義,相信資本自由流動,自由貿易,減低企業稅項,就能刺激經濟,提升地區競爭力。人民的工作機會和收入就會上升。美好藍圖沒有出現,實情是台灣奇蹟不再﹕(一)貧富差距拉大,產業外移打擊工會力量,僱員薪金停滯;(二)財團壟斷資本,中小企業節節敗退,創業比率下降;(三)學歷貶值和工作貧窮,薪金增幅自1990年代落後GDP增長率,近年實質薪金更下降;(四)缺乏廉價公辦託育服務,夫婦難以負擔兒女開支,導致不願生育與人口老化(去年婦女平均一生僅生育1.065個子女,比率幾近世界最低)。更重要的是,台灣政府不斷減收企業稅項,傷害財政,結果要發債應付支出。舉債日深(現時有過萬億港元),要後代還錢。 2030年,崩落世代到臨如果一切不變,到了2030年,社會就出現一個「崩落的世代」。那時台灣會面對五大問題﹕大量失業、貧富懸殊、人口衰減、國家破產,以及族群衝突。(一)大量失業﹕資本持續外移而產業升級不成,持續依賴金融業與房地產,房價上升後,經濟泡沫化並出現危機,失業率只升不降。就算有工作,大多都是窮忙族。(二)貧富懸殊﹕政府優待財團,減少稅項,加上容讓房屋和照顧服務商品化,社會的貧富差距加劇,導致社會不滿與群眾抗爭。(三)人口衰減﹕人口下降及老化,學校倒閉、內需不振、醫療保障與勞工保障退休金破產,福利支出越添壓力。(四)社會破產﹕承上,台灣公債持續累積,只能求助外地資金援助與外來移民,最大機會來自大陸。(五)族群衝突﹕引入新移民雖能減輕人口老化的衝擊,然而更可能加劇青年失業與族群衝突。 反兩岸服貿,皆因反自由貿易行文至此,讀者或會期待書本有否談及「中國因素」,例如兩岸服貿協議簽訂後如何影響台灣。作者們沒有特意針對大陸,而是原則上反對自由貿易。不過,他們運用政府數據,加以回歸分析,得出在1992至2009年間,對大陸投資佔對外投資比重愈大,工資成長率愈低,失業率愈高。而愈依賴跟大陸貿易,失業率會下降,但貧窮率也愈高。在2010年,台資企業對外投資每100元,其中80元就落在大陸。論者認為,即使未能證明兩岸貿易頻繁跟社會問題是一對一的因果關係,但相關性甚高。論者由此反對兩岸服貿協議。 藥方:建立創新福利國家產業政策要避免預言成真,作者們列出一系列藥方,勸告台灣政府保就業、重新發展製造業、把福利事業公共化,大原則是維護公平,社會分享和風險均攤。在產業方面,政府要將服務業為主的經濟,轉移至協助工業設計研發與組織創新的製造服務業,以及支持老齡化社會所需的醫療照護產品。此外,政府要加大企業利得稅,資本增值稅,增建社會住宅,提供廉價公營安老育兒服務等。比較激進的,是管理移民勞工數目,其權益要跟本地僱員相等,上市企業一定要有工會,以及外移企業要減少本地的稅務和土地優惠,管制資本和職位消失,等等。他們承認大政府會出現問題,但社會問題需要政府介入才可解決,希望實施時盡量增加公民社會參與。 香港嘛,政治經濟皆失話事權香港青年處境類近台灣,同樣面對貧富差距拉大,財團壟斷,學歷貶值和工作貧窮,愈來愈多的青年人念副學士及自資學士課程,更背負十多二十萬元學債。雖然香港沒有公債,但長此下去,今天的青年人,廿年後要承受貧富懸殊、人口老化等苦果。更甚者,香港政治前途不由青年人話事。特區政府認為青年人的不滿來自置業難,向上流動難,甚至是誤讀《基本法》,然後藉佔領運動表達不滿。政府明顯錯判形勢。佔領區內,自己香港自己救,成為佔領運動一個主要口號。他們看不清政制未來,所以要重掌未來。青年的困境,遠因源於前段所述,香港政府同樣盲目相信新自主義思想,指自由經濟會有益社會。他們看不到經濟前景。民主普選不是萬藥靈丹,台灣有普選,藍綠也執政過,一樣生產了萬千崩世代。然而,沒有民主普選的香港,民眾連挑選領導人的機會也沒有,只有北京、親北京的政團及商界能決定香港的政治經濟前途。將來的領導人定會繼續與親近商界,民眾分享不到經濟成果。即使大派福利及平抑房價以紓緩問題,政府仍然未能滿足青年人真普選的訴求,遑論消弭代際矛盾。適逢明年初,政府發表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希望官員能夠聆聽佔領者訴求之餘,閱讀《崩世代》,一併改革政治經濟政策,才能挽救香港,青年人不至成為失落的一代。文/易汶健編輯/ 丁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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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汶健:「窮人冇權提名特首」,梁特緊跟中央旋律

不少人認為行政長官梁振英大言不慚,在接受外國傳媒專訪時,認為提名委員包含的「廣泛代表性」意思,不是「數人頭」: 「你要盡量照顧香港各階層,若這完全是數字遊戲,由多數人決定,你一定會爭取月入低於1,800美元那半數香港人的支持」,「這樣,你的政治和政策,最後會著重這部份人。」他更認為選出他做特首的1,200人選舉委員會,具廣泛代表性。我認為,他的言論沒有甚麼特別。沒錯,他是以窮人救星的姿態,打敗政商集團及其代表唐英年,上任特首,後來推出不少福利措施,例如長者生活津貼及落實長者二元乘車優惠。當然,話語暗指基層不配有選舉權,而且害怕窮人代表上場,會大搞民粹主義,嚇怕北京,嚇走商界,是得罪了基層。這番話是說給商界。只有安撫商界,商界才會支持政府,扶助基層。相信他,由提委會選出的特首候選人,會均衡地分配利益,窮人不會發難,商人繼續做生意。你好我好。所謂的民粹主義,不是學術概念,在官場和商界的眼中,就是多數人凌駕少數人,然後領袖順從多數人的要求,從中取得利益和權力。這番話,同時是呼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對普選的期許。兩個月前,李飛在深圳舉行的香港社會各界發表《維護社會穩定 依法落實普選》講話。本地傳媒報導,側重提名委員會機構提名方法的兩個好處,即超越黨派爭議及避免中央不任命民選特首的問題,但少有提及第三個好處:降低民粹主義的風險:「三是降低民粹主義的風險。要保持香港的經濟地位,必須靠自由港、低稅制來吸引外來投資,必須保障和平衡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政治經濟利益,不能搞民粹主義。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按照均衡參與原則組成,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在提名行政長官的候選人時有比較均等的發言權,有利於平衡各種訴求,降低普選導致民粹主義的風險。」「不能搞民粹主義」、「均衡參與」、「平衡各種訴求」,其實,梁振英只是跟從李飛的指示。因此,他的說話沒有甚麼特別,就是分化中產富豪及基層,以及順應北京意思。 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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