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美姿:七一的秘密

對於七一,心情總是糾結。二○○三年七一我是遊行者的身分,之後好幾年的七一都在採訪中度過,直至我由報紙轉做雜誌記者,當日毋須開工,才重新拾回遊行者的角色。可雨傘運動之後,大概跟不少人一樣,對七一遊行的意欲跌至新低。望一望艷陽天,心卻是消沉的,何不卻道天涼好箇秋?嘴巴說不要,身體很誠實。我還是出門了,相約幾個新聞系的老同學一起走,再次用記者的眼光去看遊行,看人的表情,看人的年齡,偷聽他們的說話。路上碰到「傳真社」記者阿包,孭住籌款箱的眼神,閃出了熱誠,讓我不能視若無睹;走到灣仔,看見《消失的檔案》攤位,嘩,幾乎被人潮淹沒。跟導演羅恩惠打過招呼後,我被卡在攤位裏走不出來。人是潮水式的湧至,眼神是那種向着標竿直跑的氣勢,如虹地朝我們進逼。「嘩!發生咩事?」我忍不住向身邊那位義工Yuen喊了出來。她雙手拿着一個收錢的膠箱,眼睛濕潤地說:「好感動。」但隨即嚴肅地補了一句:「你不要走!」我往攤位捧來廿幾張DVD,跟她成了拍檔,我賣碟,她收錢。我未試過如此被夾道歡迎,人人追住我要碟:「兩張!」「五張!」「唔使找!」我捧在手上,疊到下巴高的DVD山,一秒就能賣出幾隻。然後我在這些人的臉上,發現了一個秘密。[鄭美姿]PNS_WEB_TC/20180707/s00314/text/1530901901376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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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輝:晒時間

特首一句「waste time」惹起一場語言風波,事情本來不大,但在當下愈來愈強調「華洋之辨」的「愛國」氣氛裡,說不定會被人食住上,跟「中國香港是否仍應有洋法官」和「中國香港是否仍應使用普通法」之類議題一樣,順勢拉扯到「中國香港是否仍應把洋語用作法定語言」的爭拗上。風波變成戰爭,看來還有一段時間的拉拉扯扯。當特首說「waste time」的時候,她心裡在想什麼?很可能,她口說英語,腦海卻仍用中文思考,想著的是粵語的「晒時間」,一個輕鬆常用的「晒」字,直譯便是waste了,語境重量比中文嚴重得多,指向無意義、毫無價值、絕對無聊,難免使人覺得歧視,感受非常不良好。其實同樣的意思,若用英語思考,完全可以有不一樣的、正面得多的修辭選項,由浪費和無聊變成積極和有效地使用答問時間。只可惜,一旦「中語為思,英語為用」,表達出來的狀態即流於官腔、霸道、獨斷。邱吉爾說過「語言是政治人物的子彈,比手槍更具殺傷力」,記住這句話,自更懂得謹言慎語。一般都說香港使用「兩文三語」,中文英文皆是官方語言。我是法律門外漢,曾讀《基本法》,頗多地方不太理解,例如中文版的「總則」第九條指明,特區政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英文則是「in addition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English may also be used as an official language」,不知道能否算是留了伏筆,先確定了中文的不變地位,才把英文放在可用但其實不一定要用的彈性選項。憑此彈性,英文便非「內在必然」,政府要改變便有權改變,只因香港是被普遍承認的國際商業都市,英語既有其操作上的實用需要,亦有形象上的符號價值,用便用了,沒什麼改動的必要,除非有人想不開、失心瘋。但,人有大意,偶有失蹄,權貴高官雖然明白英語的關鍵現實,一不小心卻易忽略雙語並用,「嚴重傷害」了英語人口的資訊需求和香港市民的語言感情。午夜臨急出稿補鑊,是應該的,並且先出英文版,半小時才出中文版,或許是翻譯需時,亦不無回敬幾分時間優待之意,算是聊勝於無賠償。記得曾蔭權年代,某回,突然倡議行政會議使用英語,其後當然不了了之,否則,建制派大多啞口無言,自有尷尬場面。千可以,萬可以,但切不可以讓建制派尷尬。煲呔曾到了今天,該有沉痛領悟了吧?[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PNS_WEB_TC/20180706/s00205/text/1530814950701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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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英語水平

最近網上流傳幾篇文章,談到香港的英語水平低落,先有花了十年重修的大館,繼有近日由政府主辦的文學節,在展品介紹或推廣資料中,均出現文法錯誤或語句不通的情况。香港自稱是國際大都會,融會中西文化,但普羅大眾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語文水平,卻往往和這國際大都會的身分不相稱。九七前,我們謔稱香港年輕一代的中文水平低落;九七後,中文水平未見提升,社會整體的英語水平卻急速下滑,不少年輕人連簡單的英語對話也無法進行,箇中原因,可能要留待專家去研究。但自九七以來, 不知是否出於政治正確的考慮,政府或民間都似乎在刻意迴避提升市民英語能力這問題。最近逛了幾間本地連鎖書店,偌大的書店英文書只有寥寥幾個書架,以往經營英文書的書店的規模和數量正在急速減少,不少書店亦難以分辨究竟是書店還是精品店 。英語始終是目前世界上最通行的語言之一,近年國內學生的英語水平不斷提升,香港學生的英語水平則不升反跌,這現象是值得注視的。閱讀是提升語文能力的最佳方法,閱讀習慣亦往往反映一個社會的文化素養,我們不想再看到「it was used as the prison hospital at the first」或「let’s art and literature bloom in Hong Kong」這些貽笑大方的例子。如果我們不再重視閱讀,或只滿足於閱讀翻譯文本,則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這個神話,也會隨着港鐵和機場這兩個香港神話而幻滅![陳文敏]PNS_WEB_TC/20180704/s00202/text/1530642128206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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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明仁:劉以鬯「腰斬」沈西城

沈西城不止一次向我抱怨,說劉以鬯「對唔住佢」,一九七五年把他在《快報》連載的〈郁達夫旅日行誼〉文章腰斬,讓路給其他人。事隔四十三年沈仍憤憤不平,起初我還以為他吹水,文壇大師當年怎會和他這個𡃁仔過唔去?但沈說得咬牙切齒,不似胡謅。無頭公案隨着劉公去世,本以為永遠不會水落石出,豈料筆者上周翻看劉以鬯一九九一年在嶺南學院「雅與俗座談會」的發言,之後把其中一段轉告沈西城,沈終於明白劉先生的苦衷。 劉以鬯說他在《快報》編了二十五年副刊,曾多次受到編緝部高層干擾,包括催逼他停止某某名家的長篇小說,他多數含含糊糊答:「快了!快了!」拖拉過去就算,他總是想辦法提拔年輕作者,刊登嚴肅的作品。劉以鬯說:「腰斬的事情曾發生過一次。那是一個從日本回來的年輕人(作者按:即沈西城),拿了一篇關於郁達夫的文章給我,因為字數相當多,需要連載一個時期。可是文章沒有登完,編輯部負責人就要我即刻給一個新加入《快報》工作的編輯在副刊寫稿,並指定要腰斬這篇寫郁達夫的文章。在這種情形下,除非我決定辭職,否則就要照做。可是那個年輕人對報館裏的情形並不熟悉,以為腰斬是我的意思,對我非常不滿,借訪問為名,走去見大老闆,告了我一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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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察:《出師表》應該如何讀?

《出師表》差不多是中文寫作裡留下最多典故成語的一篇文章,並因為一定要背誦和考試的原因而幾乎全民普及,所以每每看到政客文人動輒引用。而諸葛亮也因此獲得非常高的知名度。 遇到環境丕變,就說「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遇到壞人,就說「作姦犯科」,謙虛一點,就說自己「妄自菲薄」。 給總統建議,則曰「親賢臣,遠小人,……親小人,遠賢臣」, 一旦要下野,就說「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真是超級好用。 然而你一旦深入問:作姦犯科的「科」,犯的是什麼科?就幾乎沒人知道。《蜀科》是諸葛亮制定的,劉備集團入蜀(殖民四川)後,馬上大力推行蜀科,「八務、七戒、六恐、五懼」,訓誡臣民,打壓本地豪強,這和毛澤東實施三反、五反及蔣介石的二二八,屬於同樣的歷史結構和邏輯。 當然,這不是諸葛亮的錯,也不是國文老師的錯,我只是覺得,講解古文而不講歷史脈絡是大有問題的,而講錯了歷史脈絡,問題更多。 我們的歷史教育一般是高度評價蜀漢、諸葛亮的,對東吳卻很少談,這是因為在大一統史觀下,東吳實在太不爭氣,只想「偏安」東南過小日子、搞小確性,乏善可陳。你看曹操和諸葛亮追求大國復興、又做得一首好詩、寫得一手千古文章,你孫權太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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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明仁:晚年劉以鬯印象記

劉以鬯百歲高齡仙逝,傳媒以大篇幅報道,顯見劉公在香港文壇的重要性。我和劉以鬯夫婦相識於二〇一三年,是鑪峰雅集會長羅琅介紹給大家認識。其實,我早已認識劉公,只是不敢高攀。劉公比我早十年定居太古城,據說他是以稿費「一炮過」買下太古城單位,一住就是幾十年。劉公劉太經常結伴在太古城歎茶,歎完茶兩人便「分道揚鑣」,劉太到商場超市閒逛,劉公到商場的文具店賞「卡」,生日卡、聖誕卡、各種各樣的祝賀卡,看得心花怒放,劉公一直對圖案設計很有研究,從早年收集郵票,到後期的印刷品設計,他都有濃厚興趣。文具店店主許先生知他是大作家,也就任由他在店內細心欣賞,不敢騷擾他。太古城附近康怡廣場的商務書店,也是劉公常到的地方,書架上有一行專放劉以鬯的著作,劉公像巡視店務一樣,每周總有三幾次在康怡商務出現,離開前不會忘記買一張卡帶回家。店員見有讀者買劉公的書,有時會溫馨提示:「劉先生常來這裏。」似在暗示下次可碰碰運氣來找劉公簽名。太古城商場是劉公晚年的安樂天地,平安、快樂。酒樓有他喜歡吃的叉燒酥和沒有鮑魚的鮑魚雞粒酥,我見過他連盡三件叉燒酥,吃得很開心,一百歲的人瑞,像小孩子一樣。以後,再看不見劉以鬯的身影,我們只能從他的著作尋找他的文學內心世界,只能用記憶去留住他的流風餘韻。[鄭明仁]PNS_WEB_TC/20180613/s00319/text/1528826518767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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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以鬯遇上羅佩雲之後 文:黃勁輝

編按:著名香港作家劉以鬯辭世。評台轉載黃勁輝曾於《明報》星期日文學刊登的文章(2016年9月11日),細說拍攝紀錄片花絮,並發掘劉以鬯在新加坡遇上羅佩雲的動人故事。   那些消逝了的歲月,彷彿隔着一塊積着灰塵的玻璃,看得見,抓不着…… (《對倒》)   認識劉以鬯老師,不經不覺已經超過二十年了,拍攝的時光亦有六年。當年,我還是個少不更事的大學生,斗膽投稿《香港文學》。還記得在陰晴不定的日子裏,電話那頭傳來劉老師親切的語氣,他的聲音很有力,說話很簡潔。 「你的故事構思很獨特,很有創意。我們會刊用,日後你有好的文章,可以投給我們。」說完就掛上電話。刊登出來,就是我第一篇踏入文學之門的小說了。那時,幾乎不敢置信,因為我當時不過一個寂寂無名的學生,《香港文學》一向刊登成名作家的作品,例如梁秉鈞、余光中等。文章不單能見用,更想不到的是,劉以鬯這位文壇一代宗師親自打電話來,果然是江湖傳聞中「認稿不認人」的大編輯。此後我都一直投稿給《香港文學》,劉老師幾乎每次都會打電話來,給予意見。他會告訴你哪部分寫得好,有時他會給予一些建議,讓我思考修訂的可能。大抵,我們都是從文字開始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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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翎:哈港日人

日本友人來港,指明要去九龍城,遂帶她去城寨公園看那個城寨模型,說是來自日本的研究團隊在清拆之前,走入城寨逐吋逐吋留下紀錄,整理出最全面的城寨資料庫。模型邊上的說明也標示出日本研究隊的功勞。 那是1997年前的事,英殖時代,由外國團隊主導的本土研究,沒有引起任何異議,關心城寨的人後來還感激日本團隊的用心,否則留不住這麼珍貴的本土材料。當然,也因城寨是較敏感的地帶,官方或不願插手。放諸現在的政治社會形勢,這種借用「外國勢力」的手段,或許被某些人批為政治不正確,上綱上線到不知什麼地步。 對於這個歷史地標,友人自然記得《阿飛正傳》裏梁朝偉梳頭的最後一幕,我略為解說那場戲的幕後花絮(也是從譚家明的訪問中得悉),她聽得津津有味,恨不得跑到那個時空跟戲中人相會,這豈不是一眾影迷的心願。 身邊不乏哈港的日本友人,各有前因。而大多迷戀的,還是香港較庶民的風味,像深水埗、油麻地、九龍城這些地區的街景。 前陣子,當紅模特兒水原希子(但不是日本人)來港拍攝雜誌封面,也在深水埗落腳。這輯照片,亦成了日本友人們念茲在茲的節目。不是要追着她的足印,而是要知道有什麼還沒有被日本傳媒報道的好地方,他們要有「獨家」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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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館重生:公民覺醒的歷史見證(文.黎廣德)

正名為「大館」的中區警署建築群重新開放,相信上周有幸入內參觀的市民都有點驚豔的讚歎。昔日門禁森嚴的設施,忽然變得平易近人,在人來人往之間,有點像回到舊日學校操場上舉行賣物會的感覺。 香港賽馬會從政府手上接過中區警署建築群古蹟活化計劃之後,總共花了38億元,用「一絲不苟、不惜工本」來形容活化後的古蹟群並不為過。 馬會把大館定位為「一個集歷史文物、藝術與消閒體驗於一身的文化平台」,這個今天看起來無甚爭議的目標,其實背後經歷了一段風起雲湧的角力。了解這一段特首林鄭月娥在致開幕辭時隻字不提的歷史,正是了解大館意義的關鍵,不但對大館的未來影響深遠,更是對有志建構香港城市願景的年輕一代,必不可少的一堂功課。 最早但是最全 大館擁有4項「全港之最」的紀錄,沿着這些脈絡順藤摸瓜,是尋覓歷史真相最便捷的方法。 最早:英殖政府在香港第一棟公共建築。1841年1月26日英軍於今日的上環水坑口登陸香港,寫下香港殖民地歷史的第一章。同年英國人在港興建的第一棟公共建築物,便是古蹟群內的域多利監獄。香港人若要尋根,特別是有異於其他中國人的根,便不能抹煞這段殖民地歷史的發源地。 但殖民地歷史絕非一段羅曼史,因為監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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