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思:《超人特工隊2》的政治隱喻:超級英雄合法化?

迪士尼彼思最新動畫作品《超人特工隊 2》在距首集十四年後上映。十四年,是什麼樣的概念?2004年,Facebook剛剛面世、而且尚未普及、社交媒體未興起、智能手機仍然是遙遠的事。講電影,漫威宇宙(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等系列的超級英雄電影也未發展至今…… 《超人特工隊》首集上映,得到了空前成功,也令該作品得到當年奧斯卡最佳動畫。 近年,續集宣傳片終於推出,當初看過《超》的影迷無不感嘆,居然等了足足十四年才見到第二集蹤影 ── 看過第一集的小孩已經長大,世代氣候已經不同,現在欣賞這部電影,不論是首集還是續集,才發現懷緬童年之外,還發掘到各樣反映現世的政治隱喻。 【以下劇透,敬請留意】 英雄作為救續 超級英雄的救助,往往需要無助的市民方能成立。英雄擁有超凡於人的能力,在大蕭條後與二戰期間,超級英雄漫畫擴展為一大漫畫類型。這不止於其內容,更是因為人民對現世的絕望,在悲觀的社會現實中希望得到救贖。體制無法保護人民,於是公義需在體制外彰顯,而維護正義、儆惡懲奸的超級英雄就成為了市民的心靈寄託。《超人特工隊》在2004年推出,適逢美國在九一一襲擊的陰影中初癒,同時《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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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底行走的人》:乜嘢係藝術?鬼知咩~! 文:賴勇衡

這是一個局。當創作人黃仁逵讓陳安琪的攝影機進入他的工作室時,後者便真的踏進了他的創作領域--陳安琪這個導演和《水底行走的人》這齣紀錄片都被黃仁逵不斷拆解、挑戰、試探、重構,就像黃氏畫作中的色塊和線條,成了他的創作。 黃仁逵的畫斑爛奔放,驟眼看像孩童畫,在藝術學者David Clarke眼中卻跟野獸派畫家馬蒂斯可比。別號「阿鬼」的黃仁逵卻不認自己是「藝術家」,只是個「畫畫的人」。他貪玩,《水底行走的人》就是他「玩」的紀錄,而阿鬼不只玩音樂、玩藝術,連陳安琪本身也被「玩」。「你是導演,但我不是你的演員。」他在拍攝過程中總是表現得不合作,但也正因他這反斗的性格才令這結構碎落的電影趣味盎然。 阿鬼不願意踏入一個常見的人物傳記片格局中,常常對導演擺出「我知你心裡想甚麼」然後偏偏不合作的態度。但他有時又願意妥協一下,最初說不肯讓她拍下他作畫的過程,又回心轉意;又讓她訪問兩個從外國來「尋父」的女兒,欲拒還迎。對著這個又可愛又可惡的人,陳安琪當然感到煩惱、激氣,乾脆在鏡頭前跟他爭辯,最後把自己「放上檯」成為紀錄的一部份。因為除了這樣,這齣電影根本無法成形。 換個角度看,《水底行走的人》的創作者其實是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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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寬:年輕人的絕望心態

故事創作最能反映個人心態。在大學當客席講師,看到學生寫的故事,大致了解年輕人對社會、人生的困惑和不滿,更加理解他們對不能改變現狀的無力感。有個外表乖乖的女學生,寫了一個學校欺凌的故事,女主角打算回學校殺死老師和同學,最後一刻改變了,但以自殺作結局。另一位同學創作了一個功利的教育制度,窮苦精英鬥不過有錢的,苦學生主角利用有錢的好朋友,搞了個組織「出貓」,結果失敗了,他唯有去害幫他的那位有錢朋友。問過這同學為何不徹底反抗不合理的制度,像很多美國科幻電影一樣,她說個人能力是不可能挑戰整個制度,唯一可以做的是教訓依附不公平制度的人。我又問她為何偏要教訓幫過主角的有錢朋友,她答因為主角只有加害他的能力,對其他人力有不及。另一個同學更悲觀,他寫一個運動故事,主題是人無論怎樣堅持努力最後也是徒勞無功的。我聽到嚇了一跳,與其他老師向他盡量解釋電影這個媒體對社會的責任和功能,希望他的故事不要傳達太過負面的信息。他再三考慮之後,給我們的答案是:「如果我堅持呢?」我唯有說這態度違反了他故事的主題,不論如何堅持最後也是徒勞。教創作是不可以左右學生的創意,最後也只能夠讓他自己決定。過了一個多月,這位同學終於交來了一個相對地正面的新故事,希望這是真的反映他個人的心態。[阿寬 ahhfoon@yahoo.com]PNS_WEB_TC/20180622/s00207/text/152960552333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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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輝:女版大盜的臉容

好久沒看珊迪娜布洛演戲了,對上一回應是五年前的Gravity,得了十多項電影獎提名,也拿了好幾個最佳女主角獎,然後便失去蹤影。聞說中間拍過兩三套片,卻不太成功,有沒落的趨勢,直到現下的《盜海豪情》,演個女盜集團的首領,希望有機會重振聲威。然而,不太容易啊。《盜》片是女人版的大盜故事,男版由佐治古尼和畢彼特擔綱,一演便是幾集,佔了男人便宜,皮相老了,卻仍有型有款,至少讓人信服是個有勇有謀的壞傢伙。男人的老去往往是個plus而不是減分,臉上的皺紋代表經驗、智慧、沉著以及膽識,只要把筆挺西裝穿到身上,像戰士披著甲冑,預告了戰爭擺在前頭,觀眾急不及待陪伴他們對付各式挑戰。可是,唉,女人終究受到性別角色的傳統框限,由老去的美女飾演大盜並非不可以,但必須在劇情上設計得更為深刻動人始具說服力,否則,吃力不討好,不易引人入戲。《盜》片的情節顯然沒法替女主角們加分,過於誇張,過於簡陋,過於刻意鋪排,於是由頭到尾只見幾個女人走來走去,依照既定的盜寶程式進行指定動作,然後,完了,像匆匆享用過一場豐盛的晚宴,彷彿腸胃被填飽,在回家的路上卻總想不起來吃過什麼,肚子竟仍覺得空虛浮餓。所以,散場時,記憶最深的只是布洛小姐——還有另一位女主角姬蒂白蘭芝——那張動過不少刀針的臉,蒼白、僵硬,難免替她感到難過。要把五十四歲的臉容弄成廿四歲,肯定吃盡苦頭,美仍然是美的,但美得非常費力氣,似被一個面具牢牢壓住,乍看還有幾分似漂白後的米高積遜,使她的影迷如我隱隱心疼。美容,或整容,確是嚴峻的考驗,必須擁有足夠的運氣,既碰上手術高明的醫生,又且要自己先有一張「受整」的臉。梅麗史翠普便是幸運兒,每齣戲都展現回春本領,忽然年輕,而且年輕得尚算自然,至少不會讓觀眾覺得礙眼。也許關鍵在於梅姨並不貪心,修修補補有個限度,配合情節,迎合戲碼,有時候甚至願意讓自己在銀幕上老去,更用精湛演技把觀眾的注意力從她臉上移開,使人記得演員梅姨而不只是明星梅姨。布洛小姐或該多向梅姨看齊,解放心防,盡快找到全新的演技位置。五十四歲以後的演藝路還長著呢。祝福珊迪娜,你是可以的,一定。[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PNS_WEB_TC/20180619/s00205/text/1529346303822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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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崇基:製作人

大陸市場幾乎成了香港電影的單一市場,合拍片也成為很多電影人的唯一出路。如何適應一個比香港更光怪陸離的大陸電影圈,如何跟大陸的電影人打交道,也成為香港電影人一門不得不上的課。 相信稍有跟大陸電影圈交過手的導演,都應該遇過至少一兩個這樣的製作人。他們通常有多年製作經驗,自我介紹時,總會跟一些大公司或大電影或電影大腕拉上關係,搞不好有一些還會不經意跟你說,他跟一些政界軍方人士也熟悉得很。 除了熟悉人脈,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號稱非常熟悉市場。無論你跟他們談拍什麼題材內容的電影,他們都會將腦袋裏的大數據詳列出來,跟你分析一番,哪一部電影因為A+B+C,所以賣N億;哪一部電影因為D+E+F,所以賣N+N億。最後結論是,你的電影要有A+B+C+D+E+F,那才會有市場,否則免提免問。 自從學會資本主義市場之道,在他們眼中,也剩下市場二字。他們以為,只有緊跟前人成功的路,或學習大部分中國人做生意,抄襲別人成功的產品,就可以拍出一部成功的「市場電影」。我曾經問過一個製作人,你有沒有想過拍一部讓別人來抄襲你的電影?還有,那些最大的發行公司,自己投資的電影,有多少是大賣? 這些製片人,其實最清楚的不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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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幸福路上》:對民主的迷惘和失落

「那個當初的我現在好嗎?」這是台灣動畫電影《幸福路上》同名主題曲的第一句。也是無論台灣或香港,很多當初曾懷有一顆赤子之心的人,長大後不時心裏的糾結。 「史詩式」的視野和野心 《幸福路上》的故事講述女主角小琪的成長經歷,6歲那年舉家搬到新北市幸福路,為了滿足父母期望,她力爭上游。但生活卻是最好的老師,慢慢小琪有了自己想法,祖輩認為吃飽睡夠就是幸福,但小琪對幸福的見解與父母再也不一樣。於是她毅然揀了自己要走的路:進大學但卻不揀醫科、畢業後找了一份不太搵錢的工作、到美國開展新一頁、在異鄉結婚……但可惜現實種種卻不似預期,她也逐漸走到人生樽頸。後來因外婆去世,她重返老家,回首前塵,尤其是童年種種,慢慢想起自己走過的路,午夜夢迴撫心自問:「長大了,我有成為當初理想中的大人嗎?」 老實說,本來抱着看高畑勳《歲月的童話》那類動畫的心情和預期進場看《幸福路上》,緬懷一下種種成長印記。不料最後看到的,除了《歲月的童話》式的成長路上小情小趣之外,還有過去三四十年台灣大事如「921大地震」,經濟變遷諸如躋身世界工廠、股市讓人一夜暴富等。更難得的是它更沒有迴避並涵蓋了種種政治劇變,諸如蔣介石去世、在校內說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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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勇衡:「不是影評」? 回應潘東凱如何寫《中英街1號》

指明談論某齣電影但又「不是影評」的文章是甚麼性質的文章?可以是有感而發而非嚴格認真的評論,也可以是有關這齣電影的製作過程(making-of)的文章。但潘東凱先生在《立場新聞》的文章〈含蓄造作的政治化妝術(不是影評)—  談電影《中英街1號》及藝術與真相〉(下稱〈含〉)評論的既是《中英街1號》(下稱《中》)這齣戲,亦包括電影的兩位創作者趙崇基和謝傲霜,最後附帶一段有關六七暴動時「沙頭角槍戰」的資料輯錄。《中》仍未正式公映,已引起「是否為六七暴動漂白」的爭議。潘沒有道明是否認為《中》「漂白六七」,但引用了陳景祥認為「《中》並不是為六七漂白」的文章內容,然後來一句「現實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 潘東凱所說的「現實」是甚麼?是《中》編劇謝傲霜和趙崇基有關六七暴動和《中》這齣戲的言論。趙崇基指電影拍好後「有自己的生命」、「讓作品自己說話」、請大不要猜度創作者的政治立場,又指「在一個愈來愈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時代,拍一個敏感的歷史題材,確實需要一定的勇氣與智慧。」(〈含〉轉引自陳景祥的文章)另一方面,潘則翻查謝傲霜的言論,指她「在《字花》文學雜誌是用『反英反殖民的故事』來形容自己的作品的,謝又說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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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愛上一座城市

意大利慵懶(layback)的感覺滲透於空氣中,由當地人的生活乃至工作,就連火車亦無可避免,慵懶起來。火車誤點十分鐘,原本接駁的列車早在兩分鐘前已開走,全車包括我在內數名乘客,需等兩小時乘下班車到Cremona,北意的大城市之一。然後,搭五十分鐘火車到小城Crema,為的是尋找《以你的名字呼喚我》電影拍攝場地。有一幕,兩主角Elio與Oliver坐在廣場白椅看書,景深是幾支拱形石柱,那是Plazza Duomo,旁為建於十三世紀的哥德式教堂,我們確定該幕就在這位置拍攝時,興奮莫名,不斷拍照。走近石柱,見旅遊中心,甫進走廊,有輛單車,行到職員房,大發現了!竟然有三個《以你的名字》海報紙牌,左邊更有一座小金人,是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獎。職員用有限英語加意大利語解釋,那單車是戲中Oliver踩過的,我們剛才見過的白色椅桌正是兩人坐過,又熱情遞上一份報紙——介紹戲中拍攝場地如大宅、河等,像主角那樣單車遊,讓戲迷尋找彩蛋。女職員盛情地替我們拍照,男職員在地圖標示廣場附近還有其他取景地。房間頓時熱鬧起來。我捧着小說,在小巷細味戲裏戲外,居民路過,問我們有沒有到廣場去?頃刻愛上Crema,這裏的人毫不刻意標示電影就在「這城」取景,低調得可親。[日光]PNS_WEB_TC/20180511/s00191/text/1525976653247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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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仇者聯盟:無限之戰》其實是「親子」電影 文:余照

Marvel常常用眼花撩亂而結構嚴密的家庭故事來隱藏每齣戲的主訊息,到你第二第三第四次再看,才明白原來如此。故事發展到《無限之戰》(Avengers: Infinity War),終於就明明白白地說出來了。首先從雷神親述家庭糾紛(全場笑翻),然後魁隆與女兒葛摩菈重遇互砍,葛摩菈下手好狠,看到魁隆傷重死亡,卻哭得慘烈——當然,魁隆是不會死的,葛摩菈看到的其實是(不劇透)。 魁隆是強人,不是神。未成為神之前,魁隆已經有「神」的視野:他認為各個星球都不自量力,沒做好人口控制,導致每個世界都資源不均;解決方法很簡單,就是要消滅星球一半人口,星球才可重生。至於決定向哪個星球開刀?魁隆當然是想由他本尊欽點。 你可能會問:他已經是強人,怎麼還想做神?他知道宇宙還有高手在;做了神,自然可以掃清路障,達成他消滅人口、宇宙重生的志願。不過,要成為神,須付出代價;代價就是:犧牲自己所愛。 讀到這裡,猜想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因為不捨得女兒為自己的志願而死,表白相擁然後背著外星夕陽來個三秒感動鏡頭;一種是把女兒推落山崖然後終於得到聖石,向「成為神」踏出重要一步。 魁隆曾跟葛摩菈說,為什麼要在她所屬的星球,留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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