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的宏觀史學—— 長時間 遠距離 寬視野

為什麼一個參加過抗日戰爭,在三十四歲才赴美上大學的歷史學家竟會在今日受到廣泛的推崇?更有趣的是,黃仁宇的成名作《萬曆十五年》還是他退休之後才出版的,是名副其實的大器晚成。他接下來的Broadening the Horizons of Chinese History(中譯名稱是《放寬歷史的視界》)和《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也全是既受好評而又暢銷的史著。或許,通俗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他的確比較喜歡以通俗的形式表達他的看法,因為這可以引起廣大讀者的共鳴。另外,這種形式還可以把他綜攝宏觀的特長發揮出來,而不用走斤斤計較、細密分析的學院派路線。所以除了《放寬歷史的視界》是稍微有點嚴肅的論文集外,他的許多作品都是中學程度就可以接受的。《放寬歷史的視界》與《萬曆十五年》共同呈現了他對明朝以降的國史的看法,《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則上達孔、盂,下至元亡,三書連接起就約略有了普及版中國通史的格局。而他的文字委實流麗,充滿想像力,讓讀者以為自己在看歷史小說。難怪有人詬病《萬曆十五年》怎可能寫出歷史人物許多內心交戰的狀況,恍若置身戚繼光、萬曆皇帝等人身旁甚至能知其心?這類問題後來是減緩了;但於其作品的魅力卻絲毫無減。黃仁宇主張看歷史得有「大歷史」的眼光,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的條件重檢歷史,並掌握充分資料描畫昔日社會輪廓,不計較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須以今人眼光回看過去,務求把「今天的地位解釋得合理化」(熊彼德語),以展現「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簡單說,也就是要在過往的歷史找出今天之所以是這個樣子的原因。所以他才會提出學校教授現代史應推後五百年,由明代說起,因為今日一切莫不與古代埋下的線索有關。為什麼他要把自己英文著作中的Macro-history一詞中譯成「大歷史」,而非更常見的「宏觀歷史」呢?據其自言,乃是因為「Macro-history此字與Macro-economics相差很大,所以不用宏觀字樣。」畢竟他以明代財政史起家,博士論文的題目是《十六世紀中國明代的財政與稅收》,因此他分析中國歷史的時候難免會特別關注財經體系的演變,時常述及一個王朝的宏觀經濟狀況,為怕讀者混淆了宏觀經濟學和他特別標榜的「宏觀史學」,所以才會有個這麼奇怪的說法。確切掌握社會實况眼睛時時盯住財政政策和宏觀經濟的黃仁宇最喜歡用「在數目字上管理」來描述資本主義的特徵,所謂「在數目字上管理」,要點在於政府必須確實掌握社會實况。若要確實掌握社會實况,自然就要有確實的數字,因此社會裏的各種經濟因素都要能化成數字。為了達到這個標準,首先得做到各種經濟因素要能在數字上互換。法律要確保私產,進而發展民法,將權利和義務分割。然後法律和政府必須確認資本的地位,並在制訂法律、政策時將社會習俗考慮進去以配合資本的中心地位,確保日後法律施行不會被資本以外的原則(如習俗、道德)打斷。法律一行,信用得到保障,於是社會組織就能全面展開分工合作,上下連接緊湊。我以為他正是以肯定今日的資本主義秩序為基本立場,配合大歷史的方法,把今日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態勢解釋為合理方向,再倒推回去重新解釋過往中國歷史推演的線索。所以「數目字上管理」的施行與否,正是黃仁宇中國歷史推演的核心。他曾經和知名科學史家李約瑟(Dr.Joseph Needham)合作,研究西歐如何走向資本主義,共同擬出三個條件來檢索歷史上一個國家是否可以成功走向資本主義。三個條件是:(一)私人信用借款廣泛通行;(二)組織擴大故有經理人的出現;(三)交通通訊技術發展;然後這三個條件都必須得到法律確定。可黃仁宇並不認為「數目字上的管理」只是資本主義的特色。他認為社會主義不失為修正資本主義的方法,但在技術上仍要接受上述三個條件,只是所有權不同而已,於是他又指出許多改革較遲的國家(進入數目字管理階段較慢者)會以社會主義為自衛手段。為了說明「數目字上管理」與走資走社無關,他舉英國為例,認為大戰以來,英國有時是「資本主義的重點強,有時是社會主義的重點強,用不着作體制上的改變。」我覺得他這套說法的問題是他並沒有仔細分析「數目字上管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三者之間關係,以致令人難以明白「數目字上管理」既需法律確定私有制,又如何在所有制不同的社會主義裏施行?先不管這些基本概念的問題,直接看看黃仁宇眼中中國歷史發展的特色。他認為中國在世上最獨特的地方是它早在公元前二二一年就完成了政治上的統一,並且以此為常態,而且就算有過長期分裂,人心也還是趨向統一,流亡朝廷更以統一為職志。早先,春秋戰國變化劇烈,由數百國歸併為一,當時最早統一全國的居然是位置偏離中心的秦國。相對的,歐洲就沒有出現過波蘭以數代經營打敗英、法、德等文化大國聯軍,並徹底統一文字之類的事情。而且中國在文字在仍用竹簡傳播的時候,就已經出了後人心目中的「至聖」「亞聖」?這都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中國統一,在他看來實是氣候地理所決定:(一)黃河洪水常作,小國各自築堤,一方面無法有效治水,另外更會妨礙彼此安全。(二)中國因土地過大而又受季候風影響,常有水災、旱災,甚至在同一時期,彼處水患,此處大旱。大國控制資源多,對賑災恤鄰有效,參附者自多。在戰國全面競爭後,小國無法生存,強者得之,遂能更有效率地統一應付各種自然問題。各國聯合還能增加抵抗強大的北方遊牧民族的能力,秦始皇不正是長城的首創者嗎?黃仁宇幾乎完全接受德國學者魏復古(Karl August Wittfogel)的「東方水利專制」說,抱持十足的環境決定論。在環境的逼迫下,一個中央集權政府要全面統治廣大土地、大量的人民(中國的人口密度在世界史中常常名列前茅),真是談何容易。他引美國漢學家Herlee G. Greel的話,認為中國在公元前已有二十世紀超級國家的姿態。此大政府施行統治以兩組概念為依歸,自此不變。第一組是戰國魏文侯的大臣李悝的設施,李悝為了發動生產對抗敵國,注重高度精密耕作,國家特別重視小自耕農。以後各朝皆視農為本,商為末,以兼併為大惡,所以中國從來沒有正視商業組織。而李悝的政策主要是一種計劃經濟,「社會的發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乃是由政治家以鳥瞰的態度裁奪。」第二組是《周禮》記載的行政架構,其精髓是以幾何圖案作理想的標準,是一種間架性的設計,是思考出來而不是實際考成的政策。例如周王畿必有千里,此外每五百里見方為一「服」,天下共有九「服」。「周禮理念」和「李悝理念」相輔相成,都是在實際的勘考與統計技術尚未完全展開時,就由上往下地籠在全國之上,完全是上面的空想,沒有顧及實况,聖旨就是真理。井田制就是一個荒謬絕倫的例子,原為抽象理想,但卻是日後不少政府行政的目標。比如唐朝的均田制,假若一農民應獲配給田地一百里,可是土地不夠,所以實際上他只分了七十里。這七十里地上可能還有河水、有小丘,但政府收田賦時照收百里的份,因為要符合政策。如果政府完全照顧各地的具體差異,其架構或許就得全面崩潰了。不只田賦的徵收不符實際,就連軍事管理也有類似的理念蓋過現實的情形,司馬光就曾說過一些末代王朝的兵員狀况,數十萬雄師居然可能只是一紙具文。獨尊儒術 妨礙數字管理到了漢武帝的時代,董仲舒獨尊儒術原是為了替政府奠立統一思想以便統治,不料他的理念成了日後百代讀書人治世的典範,儒家思想固然是貫穿王朝統治的思想骨幹,但卻也起了鞏固和傳播空想政策的作用。日後,這種意識形態政策的特色將使得中國無法進入實際的「數目字上管理」,留下嚴重的後遺症,於是如何架馭整個統治,如何清理各式各樣的現實需求就成了歷代王朝的中心問題。明暸黃仁宇的著作要點之後,我們就可以來介紹一下他對中國歷史的重估了。首先,以大歷史的觀點來看,朝代的僵硬劃分並不適合分析史胳。所以他把中國歷史重新劃分成幾個階段:奏漢是為第一帝國,確立和鞏固了空想架構,直到東漢末年積累問題太多,進入了另一時期。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一方面重組各種社會因素,另一方面又統合了各民族和外來文化,從而造成性格外傾、崇好競爭體制的隋唐宋第二帝國。可是因為結構問題沒有根除,終於導致外族入侵。朱元璋創立明朝,避開了宋的體制,採取緊縮政策。清朝沿用這個政策,於是明清另成第三帝國。清末至現代則是另外一個單元,必須另述。黃仁宇特別欣賞宋代,他認為趙匡胤軍人出身,以競爭體制立國,相當務實,不似他朝之空中樓閣,而宋代諸臣,又以王安石的眼光最獨到,看出中國在十二世紀已有「現代化」的需要。例如王安石曾與司馬光辯論稅制,說「可不加賦而國用足」,方法就是以政府資本刺激消費,稅率不用提升而稅收卻能增收。這是古代只懂調節稅率、稅項的宮員所不敢想像的現代思維。不過,黃仁宇認為每一代人難免都要受前代操控,於是宋代雖有現代化需要,王安石雖有新法,卻終不成事;蓋整體結構太過龐大,不是一人一時可定。到了明代,朱元璋為了順應實况,又因為厭惡昔時王安石的新法,遂採取緊縮政策,使中國進入大躍退的局面。相對地,正當明代實行內縮政策的時候,歐洲的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等到清末,一個保持原狀數百年的王朝碰上了經歷數百年革新的外來勢力,終使前者傳統統治架構分崩離析。有這一層認識,使得黃仁宇對現代史有一套可與唐德剛「歷史三峽說」相比的特別看法,他認為由清至今的百年之間,中國正進行着史無前例的大革命,一步步走向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局面。先是蔣介石完成了高層組織的重構,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和各種殘暴運動卻重組了底層組織,使國家能夠上下貫穿地掌握全國基本狀態,至今乃庶幾達至「數目字管理」的局面。史上從未有過一個國家走上此途而能逆退之例,故現今局面逐步走上開明,實在乃大勢所趨。中國建立了一個綿延二千多年超級早熟的大帝國,其規模之雄世上僅見。到今天,又付上了一百年的時間,以無數人命為代價才終於走上了現代化之路。黃仁宇雖以大歷史的眼光觀照史實,偶而卻也能在某些細節上發出一些別具洞見的議論。比如說他能看出三國時代的政治狀態複雜,儒家思想的控制力不強,所以史家才有將三國史浪漫化、傳奇化的機會。他還能透過一些史家的立場來發現背後的事實,例如南北朝史作者常斥昏君無道,士氣消沉;但黃指出史官是朝廷正統派,若士氣真是壞得無以復加,傳統道德觀真的淪落至萬劫不復的田地,則何以還會有作史者寫下這類評語?可見事態未必有這些史官所說的那麼壞。至於關羽只是一介有勇無謀的武夫,武則天卻是掌握時勢同時又為時勢迫上皇位的英明政治家這類人物評價,對一般學過點國史的讀者來說,就更是別有趣味了。檢視歷史切片 連貫線索然後就要說回《萬歷十五年》了,這部名著單述一年之事,而且那一年又「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為何會那麼受到重視?許多論者說那是黃仁宇功力深厚,很能廣博地引用材料,分析材料的技巧又極具想像力。是的,他雖然喜歡把那他那套「大歷史」觀點縱貫上下地輻射全局,但也盡可能地博採各種可資利用的素材和方法,比如他在論唐太宗的時候就借用了精神分析的原則,拿來解釋貞觀之治和他弒弟逼父的因果關係。更多人誇他有穿透力,能越過「無事」表層,揭發出萬曆十五這個太平年份背後那行政結構已僵化得無可救藥,達到明代發展極限的真相。但我認為,他真正令人讚嘆的還是編排與選擇材料的眼光。有明一朝三百年,他獨取萬曆十五;中國由孔孟至元亡幾有二千年,他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卻只選出三十多個人物和事件來論述。一般讀者看下來,卻不會問他為何只論貞觀卻捨開元。在他手中,歷史就像一個人體切片標本,他單單抽出數片,檢視每一片塊當中的血管、神經,扼要評述之後,再跳躍前後地設法找出上下連貫的線索。這才是一個作者的本事。問題在於拿這幾十張切片作為他個人史觀的佐證,難免顯得證據不足。好在黃仁宇並不打算創建一個金觀濤式的理論模型(許多人都誤會了這點),他只是想抓住幾個歷史發展的因素作出靈活解釋。當然,這麼一個宏大的計劃和敘述,其中細節難免疏漏。例如李悝是不是真像他所講的那麼不理實况,學界恐怕就要爭議。而秦始皇不信神權的理由,他也給得不夠充份。更大的問題是黃仁宇言必「大歷史」,但實際操作起來卻還是專注於上層結構和文官集團,而少有論及社會下層與一般平民的日常生活。儘管他解釋道:「因為原始材料缺乏敘述社會橫剖面的文章,我們只能從上層人物之作為,順帶看出當日社會中層與下層的一般慨況。」但我猜今天的史學界未必都能接受這種解釋。無論如何,他留意財政,算是可以稍微解決這個難題。因為經濟政策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又涉及中層文官集團運作,更反映了上層施政面貌。此外,財經政策還聯繫到一個政府的所有政策、如國防、建設、外交、教育……,多少可以起到以一馭萬的作用。黃仁宇開宗明義地要探討現代中國「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想從歷史中尋覓能把今人處境解釋得合理的理路:「歷史上的事蹟因最近發現而推陳出新;歷史上的解釋也因為我們觀點改變而推陳出新。」隨着時代的不同,對同一段史實的解釋自也不同。明代史家以為對的,我們不一定同意;而我們今日的觀點在日後或許也會被人否定。這裏只有如何在歷史之中闡釋的問題,沒有絕對正確的永恆。說到底,讀史就是為了找到讀懂今天的門徑。(原文見刊1989年《君子》雜誌第十九期,為配合「進念·二十面體」重演《萬曆十五年》,勉力校正於2015年8月20日。少作難悔,過也,人皆見之)大歷史話劇《萬曆十五年》演出團體:進念劇團日期:9月17-20日,17-19(四-六)7:45pm∣20(日)2:30pm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票價:$126至$480進念網址︰www.zuni.org.hk 歷史 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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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

我寫六四,而且重複地寫,再也沒有什麼新鮮的角度,也不會有出人意表的觀點。這也許顯得有些無趣,就像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幾乎一模一樣的程序、口號與歌曲,年年重演。它使得我們就像患上了偏執狂的精神病人,惹人煩厭;他們不只討厭我們所說的內容,也討厭我們說話的方式與態度。他們批評我們不懂得向前看,老是困在一場歷史的謎團裏頭;而那個謎團實在有太多的解讀可能,我們怎能自以為是,以為自己一定是對的?難道我們毫不自覺,這種義正詞嚴的腔調很讓人厭惡嗎? 不妨把我們當成瘋子 《聖經》裏的先知其實不該被譯成先知,因為先知預言未來的時候少,談起過去的時候多,與其說是先知,倒不如說他們是守護記憶的人。總是在以色列人樂不思蜀忘乎所以的時候提醒他們﹕你們已經忘記了自己是怎麼離開埃及的,你們也忘了上主當初和我們訂下的契約。這些話老是來得不合時宜,乃至於很多人覺得先知其實是種瘋子,最好把他們放逐出去,不要再讓他們擾亂自己的尋常日子。更何况他們憑什麼教訓人?他們以為自己是誰!他們是誰?他們是上主的「代言人」(navi),神的喉舌,正如神說過的﹕「我把我的話放進他的口中,他要向他們宣講我的訓令」。 我們當然不是先知。在這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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