贏回警隊尊嚴 先要告別不道歉文化

歷時超過兩年,備受公眾關注的七警案終於裁決,涉事警員被判罪成入獄兩年。可是事件並沒有隨着法庭裁決而告一段落,反而引發警隊激烈反彈,更有議員提出要訂立「辱警罪」解決警員執勤時面對侮辱的問題。本來七警案是一件有關警員在拘捕示威者後濫用私刑、對示威者拳打腳踢的案件,但過去一周的發展卻因警員萬人集會時的言論及對辱警罪的訴求,而令討論變得複雜和失焦。 曾偉雄製造不道歉文化 事實上,警方在示威場合對待示威者的手法引發爭議,並非近年才出現的事。遠至2000年以胡椒噴霧對付在政總留守的學聯成員及爭取居港權人士、以《公安條例》起訴示威者、2007年以「剝光豬」搜身侮辱示威者、2011年時任國家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期間打壓記者採訪及禁錮學生等,均引起社會非議。可是,真正令警民關係陷入困境、社會出現對警隊廣泛的不信任,則可以2011年曾偉雄接任警務處長作為分水嶺。曾偉雄上任後以鷹派作風示人,最大爭議在於他為警隊帶來「不道歉文化」,警員犯錯不論大小,從不道歉。當年他那句「維護法紀要道歉是天方夜譚」,正正是警員施放胡椒噴霧時濺中一名8歲小童後的回應。 從此以後,曾偉雄面對外間各種批評,甚或一些明顯的指控,例如李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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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偉男:看清頭上那張刀

這段日子,政改之爭隨着人大常委會即將就2017年政改安排定調而進入白熱化。跟10年前首次討論政改一樣,香港上空瀰漫一片政治低氣壓,連月來泛民遭受連番狙擊;反佔中如狼似虎,街站鋪天蓋地,讓民主派支持者啞口無言;更有朋友私下向我訴說因工作關係被迫參與反佔中遊行。七一遊行和佔中全民投票累積下來的民氣好像一下子被消滅。若非建制派把反佔中遊行搞得一塌糊塗,淪為鬧劇,只怕人大未一錘定音,民主運動已偃旗息鼓。然而,鬧劇歸鬧劇,形勢發展仍然按着中央的劇本進行。建制派動員群眾展示力量後,人大副秘書長李飛在深圳已把說話說得愈來愈清楚,真普選很可能被封殺,然後佔中勢將爆發。在這段行路難的日子,筆者不時想起12年前的一個畫面。2002年政府就《基本法》23條立法進行諮詢,律政司長梁愛詩出席香港報業公會午餐會時以刀喻惡法,指「那一張刀已在你的頭頂之上,不過從來沒有人去看看是什麼樣子」,公眾一片嘩然。不是說一國兩制嗎?大概不少港人當時才意識到,原來《基本法》隱含了這樣一條惡法。 真普選顛覆「國家安全」?《基本法》23條明文規定特區政府需自行立法禁止任何涉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當中「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字眼便是源於六四屠城後,北京為了「國家安全」,避免香港成為「顛覆基地」而重新放入《基本法》最終稿。今天,中央要否決公民提名和真普選,同樣高舉「國家安全」的旗幟,背後的思維跟23條如出一轍。中央眼中的「國家安全」,背後是指涉中共的主權,不論你有沒有外國勢力在背後撐腰,也不會容許高呼「結束一黨專政」的非共產黨員當特首。對中央來說,主權的考慮大於一切,怎會容許反對派與共產黨分權?因此,過去一年政權對佔中運動的打壓程度前所未見。我們一直以為普選只是落實《基本法》賦予的權利,卻沒有意識到真普選本來就與中共眼中的「國家安全」互相牴觸,甚至觸及中央對維護主權的敏感神經。筆者提出上述觀點,旨在說明政改一役跟以往的社會運動,例如反高鐵、保衛新界東北和反國教科有着本質上的分別。這些運動雖然亦有對抗中港融合的面向,但只有政改是正面觸碰政權的問題。因此,我們根本不能固守以往的運動模式去抗衡政權的正面攻擊。戴耀廷說廣義的佔中已經發生,佔中至今最大的意義,大概是讓港人盡早認清那張放在港人頭上的刀是何等鋒利,並且明白若要爭取真普選,需要付出比想像中更沉重的代價。因此,不論佔中最後結果如何,我們必須對近年的運動經驗來一次透徹的自省,向自己敲問現在的組織方式能否抵禦與政權的正面碰撞? 港公民運動成功多靠偶然回歸以來,民間社會累積不少運動經驗,令更多人相信要透過抗爭爭取民主。經歷03年七一大遊行洗禮,公民社會開始茁壯成長,各類民間運動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社會運動逐漸成為主流熱話。可是,近年不少受到注目的運動,例如反國教科、反高鐵運動,甚至每年的七一大遊行,都是以主流和網上媒體作為宣傳和動員媒介,運動背後並沒有十分細密的組織。運動能否受到廣泛關注,成功動員大批市民上街,關鍵是在主流媒體和社交網絡上能否製造足夠輿論,尋找一些爆發點,依靠的往往是一些偶然。筆者在民陣協助組織七一遊行多年,深深感受到七一遊行的動員很多時並非來自團體的動員工作,而是七一前夕是否出現重大的政治事件。猶記得2011年七一遊行前夕,本來一片淡靜,卻突然殺出一個替補機制爭議,令民情迅速升溫;國教爭議當年突然成為全港熱話,也是源於一部《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即吳克儉所指的「不幸的手冊」),把洗腦教育形象化,令大眾關注到問題所在。筆者無意扼殺同行者的努力,唯我們必須承認運動過程中是帶有不少運氣,甚至從弱勢政府中嘗到一點甜頭。凡此種種,均想說明近年的運動模式其實缺乏足夠根基,難以持續經營,只是倚靠一群堅實的關鍵多數(critical mass),卻未能進一步把運動轉化,從而進佔公民社會各個陣地,影響更廣大的群眾。換句話說,是群眾基礎已規限在某個程度,無法擴張。與此同時,建制派卻在另一邊廂悄悄進佔公民社會不同位置。例如反國教科運動後,不少人才如夢初醒,發現大量家長組織和校友會早已被建制派控制;當我們沉醉在七一遊行的人數時,民主派在近兩屆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卻連番重挫,建制派的選票工程出神入化,泛民連立法會直選議席的優勢也將近失守。這都說明了運動喚醒了一群人的同時,卻無法觸及一些保守的社會大眾,甚至出現內熱外冷,誤判形勢的情况。 建制滲透社會 捉緊「沉默大多數」社會運動成敗關鍵,向來並不止取決於能否成功癱瘓某些道路,而在於運動能否引發大眾同情、支持甚至加入運動,製造國家機器也無法處理的巨大民意。中央在今次的民意博奕上,明顯比我們更看得清「沉默大多數」的關鍵性,早着先機搶奪民意。他們的目標並非要把群眾變成政府堅實的支持者,而是透過製造政治對立與謾罵,至少不令「沉默大多數」投向反對陣營。偏偏我們在擴大群眾基礎上卻顯得有點力有不逮,對進入社區略顯無力,以至我們看見建制派搞反佔中聯署時,被嚇得目瞪口呆,且無力招架。這時候,我們才意識到,原來我們跟市民的距離是多麼遙遠。佔中之後,政改的終局很可能會以拉倒告終。中央無法以假普選解決政改和管治問題下,屆時只會進一步打壓民間團體和泛民政黨,甚至繼續透過動員群眾進一步邊緣化泛民主派。上星期市民被威迫利誘參與反佔中遊行,只是象徵威權年代的起始。當那把頭上的刀清清楚楚的亮起來,就是動真格做政治鬥爭的時刻。佔中之後,其實才是一個起點,我們再不能再沉醉於以往的運動模式。除了遊行示威等社會行動外,我們也許需要投入更多組織工夫,改變現在鬆散的組織和動員方式,認真把目光放在組織群眾身上,甚至考慮建立一些具備群眾基礎的民間團體甚至政黨,去面對未來長期且嚴峻的政治抗爭。形勢雖然險峻,但這大概是任何地方民主化的必經階段。文×沈偉男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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