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琇莹:為何警隊變成這樣子? 專訪學者何家騏

自928那87枚催淚彈開始,連日來有1003警方被指選擇性執法的「旺角黑夜」、1014七警員在金鐘涉嫌暗角毆打示威者,以及1017警方清晨旺角「清除路障」,至傍晚市民又再結集,於是電視新聞不斷是民眾騷動、警方在當晚拘捕外國記者、被胡椒噴霧噴滿面的香港記者,還有無數被警棍棒擊得頭破血流的示威者或旁觀市民的畫面。不少香港市民,即使並不支持佔領行動的,也紛紛驚覺「為何警隊變成這樣子?」警民關係愈來愈緊張,甚至被形容為瀕臨破裂邊緣,不是一朝半夕的事。上世紀80年代至回歸以前,香港警察的形象就是維持治安,有如正義化身。但回歸後,隨着香港人開始有政治醒覺,公民抗命運動如雨後春筍般生成,若警察只作「警惡懲奸」的角色似乎未能追得上時代。於是請來研究香港歷史、公共行政、治安及刑事司法的學者、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講師何家騏博士,說說「皇家香港警察」走到回歸後轉為「香港警察」,何以香港警察與市民的關係每况愈下。[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581"] 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講師何家騏(網上圖片)[/caption] 回歸前:多處理大案件Q﹕為何近年我們覺得香港警察跟以前不同了?A﹕香港警察的角色及形象其實一路以來都變化。歷史上,香港警察在兩次重大的改變,一是二次大戰前後,一是1967暴動。二次大戰前後的警察其實是頗為聲名狼藉的。至1967暴動後,殖民地政府覺得皇家香港警察需要改變,當中原因有二︰一是因為英國知道中國不會即時收回香港;二是英國政府覺得要改善管治。於是CID與軍裝重新﹙整合﹚;警隊開始走進社區改善警民關係,如有少年警訊、成立警察公共關係科;加上70年代廉政公署成立,警隊內的集團式貪污減少了,公眾對警隊的信任隨之慢慢增加。到了80至90年代初,皇家香港警察處理的多是「真係犯法」的案件,如當年的「省港旗兵」、標參勒索等,一般市民都不會犯這些案,警隊執法時市民開始給予信心,形象變得正面。至90年代,李君夏為警務處長時,警隊是以服務為本,維持社會穩定為目的,運作的透明度,招募警員的質素亦增加,所以當時的警隊獲得公眾信任。 回歸後:公民意識覺醒Q﹕回歸前後,香港皇家警察與香港警察的角色有什麼改變?A﹕回歸前,警隊處理的罪案都是一般市民都覺得難以接受的罪案,如集團式犯案,甚至是中港跨境罪案。到回歸以後,公民意識的覺醒導致更多公民抗爭出現,當中大多是市民對法律條文、對香港甚或中央政府的質疑,而非以警隊敵對。但警隊對公民抗爭執法時,便容易動搖了市民對他們的信賴。其次是「政治中立」的問題。香港警察被要求「政治中立」始於英國殖民地政府。但殖民地政府所強調的「政治中立」是「不親藍不親紅」,即當時的警察不能與國民黨(藍)或共產黨(紅)有政治聯繫。不過,若你是支持英國保守黨或工黨則沒有問題。當時的「政治中立」只限於不能支持任何境內政黨,支持境外政黨則沒有問題——這與學理上對「政治中立」的理解不同。可是殖民地政府及公務員大多是這樣馬馬虎虎的理解「政治中立」。直至九七回歸,香港政府還未就「何謂政治中立」來個認真的debate、釐清。到了今天,不少人質疑何謂「政治中立」,就如先前的「林慧思老師事件」本可以是討論的起點,但政府沒有就此討論。現在官方、警隊、市民,各人心中對「政治中立」都有不同的一把尺,警民關係愈發緊張其中一個遠因。現在警隊要處理很多政治原因而起的爭拗,但警隊若以舊frame work處理新問題,便會出現問題。 舊框架難處理新問題Q﹕現今香港警隊的編制與架構,與英殖時期有什麼不同?A﹕若與其他國家比較,香港警隊的編制比較特別——從殖民地時代起,皇家香港警察是「有半軍事能力」,而且屬高度集中的編制。以英國為例,英國有Metropolitan Police Service,他們走在街上是不會佩槍的,但香港警察則有佩槍;又例如香港700萬人口之中,警察有3萬人,還未計輔警,相對其他地區,香港警察的比例是相當之高的。另外,自1967暴動爆發後,香港的公民權利沒有重大的改變。90年代初政府曾就有關《人權法》的條例討論及立法,但1997年又將相關的條例「還原」。這些背景導致更多政治爭拗產生,而以舊的框架更難處理新的問題。 催淚彈惹反彈 與期望差有關Q﹕何謂「最低度的武力」?是否有一套「國際標準」?A﹕所謂最低度武力當然有一套國際標準,而香港《警察通例》裏有一堆條例列明使用最低武力的原則。但說到928的催淚彈引起大部分市民反彈,我相信與市民大眾的「期望差」(expectation gap)有關。在928之前,沒有太多香港人會想像過金鐘煙霧瀰漫的震撼場面。其他不少地方在群眾騷亂時都會施放催淚彈,但那天香港市民沒有擲石、沒有主動攻擊,作為老師的我也沒有想過他們拿旗出來搖幾秒便出動催淚彈。這是警方在期望管理方面沒有做好。另一引起市民反感的原因,就如黃子華所說的「唔專業」。對上一次使用催淚彈的是2005年(反世貿)、再追溯便是1989年(旺角騷動)、1967年。警方做法是否符合《警察通例》自有公說,但你從電視上看見催淚彈掉在地鐵站口、掉進人群之中,市民會如何看待?做法是否專業與make sense? 一哥角色不太清晰Q﹕928當天,警方使用87枚催淚彈。究竟警隊使用這些武器時,是由誰決策?警隊使用武力及武器之時,政府或警隊之內有沒有節制的關卡?A﹕殖民地年代的警務處長是直接向港督負責,英國政府對他的任命有say,但那時沒有清楚列明警務處長與保安司是上下從屬關係。但1997年之後,警務處長(CP)的角色是有點不太清晰的。警務處長是公務員,是特區廿多個主要官員之一,由行政長官向中央政府提議、國務院任命,是保安局長下屬;而2002年後保安局長則是政治任命官員。當保安局長與CP 的指揮系統(Line of Command)不同,法例上又沒有清晰釐訂,維持日常運作、蕭規曹隨是可以的,但到了目前的政治情況,需要有官員問責時,那作為公務員的CP可以不用負責?需要保安局長,還是更高層的政治領袖負責?九七後很多法律沒有說清楚,令權責不明。在一般情況之下,軍裝警員也是有權決定所使用的武力。但在928那種防暴情境之中,需要使用高級武力的時候,你覺得中層警員會否問准上層的指示? 公務員大多社會意識薄弱Q﹕近年香港民眾抗爭運動愈演愈烈,警民關係嫌隙日深。警隊之內是否有「與民為敵」的洗腦工程?A﹕警隊內是否有「洗腦工程」我也沒有資料。但如開首時跟你提過,選擇加入政府當公務員或紀律部隊的人,他們或許都很優秀,但大多數的政治觀念、社會意識薄弱。尤其是紀律部隊的編制講求collective(集體性)多於individual。而每一行業都有他們的特質,就如你缺乏社會意識、批判思考便很難當上記者一樣。而上司請人總是請like-minded的人。警隊訓練,是一套很強的社教化(Socialization)過程——他們受訓時經常聽到的一句話是︰「你鍾意就當係訓練,唔鍾意就當係磨練」。先前也有現為演員的前警員在面書上寫到,他在80年代受訓時,警官只會叫警員的號碼PCXXXX,後來才改為不容以警察編號稱呼學員。其實以「冧把」而不以姓名去稱呼警員也可見香港警隊那種軍事編制的色彩。文/蔡琇莹編輯/ 葉雨舟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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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琇莹訪文潔華:粵語,本土文化的寫照

踏進九月,除了鬧得沸沸騰騰的大專罷課,臉書上還傳來校友反對培正小學轉為全面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的消息。表面看來只是一間學校「微調」教學語言的事件。但大家還記得年初教育局在官方網頁指出廣東話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嗎?那時引起香港社會廣泛討論。教育局隨後澄清「廣東話是大部分本地人的母語和中文用語。教育局致力提升學生兩文三語的發展」。有關教學語言,只是一樁教育事件?與政治無關? 粵語文化與政治大有關係自言出書多於編書的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系主任文潔華,今年編了一本《粵語的政治》,剛剛出版。她因為在去年主持過一次「香港廣東文化的未來」學術研討會,會議帶來迴響,她與不少與會者都覺得「粵語文化」與政治的關係這個議題可以更深入探討,於是她邀請了與會者及其他有相關研究的學者,就「廣東話」與香港流行文化、教學和香港的身分與政治的互動,繼續談下去,於是催生了這本論文集。兩月前,廣東電視台的新聞節目已悄悄的由廣東話轉為普通話廣播,但相對四年前廣州市民走上街頭的「撐粵語運動」,這次新聞報道「粵轉普」,廣州人的反應較冷淡﹙8月29日明報世紀版的作者麥榮浩有在文章提及﹚。連廣東話的發源地也「失守」,身在國家邊緣的香港,廣東話的存廢,情况更堪虞。 粵語都有顯赫的過去「粵語真係有顯赫嘅過去。」文說。香港人撐廣東話,自然記得這種曾經顯赫的語言帶給我們的身分認同。「廣東話變形、消失的情况愈來愈嚴重。」她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還未開放,全世界華人社會的精神食糧都依賴香港的流行文化,如流行歌曲、電視劇集、港產片都非常蓬勃,廣東話亦因而成為一種主要語言。但九七後,香港這個廣東話大本營亦漸漸褪色,「港產片」式微,換來的是「全拍片」,「我們的電影,都由內地或香港投資者,大片又鍾意荷李活特技,於是電影裏很多時兩文三語都出齊。而在高等教育裏,也經常強調兩文三語。」香港就是能讓不同文化交流的地方,與內地、台灣的學術交流之中,她覺得也許根本就沒有所謂純粹的「中文」或「廣東話」。「現在我們在大學教學,一定要用英文;如用中文就一定要用普通話,理由是學生中有內地生。如不用英文要申請,大學有一個委員會負責批核。即使是中文學科,他們也覺得教授可以西方漢學家的那套語言來教學。但漢學家與我們的理解相差很遠呀。於是有些科目可以『酌情』用中文教授。」她說。記者聽到用母語或普通話授課需要『酌情』,感覺複雜。雖然這不是一兩間大學,而是大部分大學的教學政策。在歷史的轉折下,文潔華說她與同事,也有想過廣東話在香港是否會「式微」?於是她「拍心口」舉辦了「香港廣東文化的未來」研討會,希望與其他學者討論「廣東話」與政治的關係,也造就了《粵語的政治》這本書出現。《粵語的政治》分成三部分﹕首先,「粵語再現﹕流變的文本」主要是講粵語在流行文化中的流傳,如余少華寫南音「師娘腔」傳人「梅姨」;黃仲鳴寫戰後香港的粵語小說、還有粵語功夫片(盧偉力)、粵語劇場(鄭威鵬)及本地流行文化中不能不提的 Cantonpop﹙戚夏蕙﹚。「這些都是粵語再現的載體,作者或以藝術形式去討論粵語在當中的流傳,有回顧,有展望。」文潔華說。對於本書的出版因為一些技術性原因而延宕,令月前過身的「梅姨」未能及時讀到新書出版,她與作者余少華也感到相當可惜。 粵語大眾產生連結感書中第二部分是關於「粵語大眾」的討論。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說廣東話的是廣東人,大家覺得理所當然。但在香港這個文化混雜的地方,很多在港土生土長的少數族裔,如巴基斯坦、印度人的廣東話都很流利。但當我們說到「粵語大眾」時,卻很少會想起到他們。「我聽過有巴基斯坦裔人想當警察,但因為中文唔夠好而不能當警察的個案。梁旭明在她的文章裏提到,當中文作為教學的第二語言,在多元教育中應該如何進行?至於來自馬來西亞的華僑陳允中以廣東話寫成的一篇也給我帶來驚喜。」文潔華為了書中唯一一篇以廣東話寫成的文章,特別跟出版社說要給他這個寫作語言的自由。而陳在文章中以自己和他人的「廣東話」經歷(他來自台灣),道出在香港能說廣東話這種語言,是有特別的「力量」——說者無論來自何地,自會與粵語大眾產生一種連結感。他更以自己在菜園村、灣仔藍屋這些社會運動的經驗,觀察到來自五湖四海的香港基層市民,即使各自說着帶有不同鄉音的廣東話,但因為大家對各自差異的包容,甚至主動替別人翻譯出重口音的廣東話,正正增進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團結。月前的「厚多士」事件,起初大家或覺得有趣,但另一面卻抹殺大家溝通的可能。書中第三部分「粵語聲張﹕語言、身分與文化政治」中有三篇文章,分別由鍾寶賢、馬傑偉和許寶強撰寫。「鍾寶賢是很substantial的歷史學者,她的文章從1930年代的國粵語電影之爭回溯粵語經歷了的問題。馬傑偉寫的是本不只是粵語研究,而是本土教學與研究的語文政治。」文說,在香港學院裏當香港本土的研究,別人總覺得你「太local,唔得international」,不能登大雅之堂。香港研究當然要用中文寫,但中文論文往往因為不夠「國際化」而受忽視,「如果寫canton pop論文要用英文寫,都好辛苦啫」她說。至於許寶強寫的〈廣東話授課與情感的教育〉,是書中令編者文潔華感同身受的一篇﹕「許文中提到廣東話教育其實是一種情感教育。所謂語言,一「到位」便到,兩個字就講完。這就是community﹕我們分享同一wave length,同一價值觀、同一樣的情感。而情感教育在高等教育之中一向都不重視。這原來與語言有關。我覺得這篇很能表現出粵語與政治的關係。」教育當然不只是知識的傳授,還有情感與思想的交流。廣東話在香港如何「變形」,也就是香港文化身分蛻變的寫照。「有人說香港人講本土、講香港獨特的文化身分係一個『偽命題』,無嘢搵嘢嚟講。」但文潔華認為,香港的文化身分是一個與政治攸關的「真問題」﹕「所謂粵語的政治,就是對本土主義有保留、或恐懼的人,不想你的文化獨立一支當大。所以將『香港文化身分』說是一個偽命題,沒有真切需要的。他們不肯承認文化身分的獨特性、研究意義。這其實就是『政治』。」文×蔡琇莹圖×胡景禧編輯 高卓怡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粵語/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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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琇莹:光臨港島 縮影人情

[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630"] 夢回香港Hong Kong Venice(圖﹕何藩)[/caption]近日,新酒店「中環‧石板街」,於店內擺設了10張攝影大師何藩的作品,相片中盡是橫街窄巷、通往山城的石級、電車路軌、「騎樓」底下支柱寫着地舖寶號的兩三層唐樓——這些都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西區以至銅鑼灣、筲箕灣一帶港島居民的生活寫照。他自言尤其愛拍中環,因為他曾住在那裏,對於中環有份特別的情感。不過他的鏡頭,總是瞄準當年繁華熱鬧的中環的另一面。跟身在美國三藩市的何藩作電話訪問時,我這邊是上午,他那邊是晚上。八十三歲的他,至今仍追求在光影創作上的創新。我們從他五六十年前的「街拍」說起。「我很少要到海外拍風景,始終我對拍攝人的興趣多於名山大川。跟家人旅行,唔通要成團人等我擺鏡,陪我等光線咩?世界這樣大,其實無處不是題。個人喜歡拍窮街陋巷,影一些『小品嘢』。」以前因為公事忙,喜歡攝影的他於是「行到邊影到邊」,對他來說街頭巷尾是更自由、更隨心的攝影場景。 情陷老中環十幾歲的他便拿着爸爸送的相機,在上海外灘拍照。一九四九年他來到香港,住在銅鑼灣,後來搬到中環半山麥當勞道,直至他九十年代移居美國。中環是他所愛︰「我跟中環有特別的情感,可說是日久生情。」他想起以前往山下走便是中環,除了工作,還去看電影,最愛是娛樂和皇后兩間影院。「還在嗎?」是多年沒有回港的他訪問中經常問我的問題,而我的回答亦多是︰「不在了。」記得建築師林和起說過,五六十年代的中環海旁盡是殖民地建築,「就像上海的外灘」。於是問着「影勻」上海外海與中環的何藩,兩個城市是否相像?他說「你講起又真係喎」。不過,何藩照片的「老中環」,其實很少看到高樓大廈或那些典型富「殖民地色彩」的建築。他鏡頭的香港島景色,是兩旁都是商店與牌檔的上山樓梯、半山的橫街窄巷、交錯的電車路軌、營營役役為生活的小市民……「我個人愛拍那窮街陋巷,多於高樓大廈。講真,紙醉金迷的世界,我在電影行時已『見盡唔少』。自己的興趣還是在於大城市裏的小市民。」早在 一九六三年,他拍過一齣八米厘獨立電影《大城市,小市民》(Big City, Little man),並在一九六四年日本的電影節獲獎。「總覺得在藝術作品中要有人道主義情懷。覺得自己有責任去記下小人物生活的貧窮和淒苦,並讓其他人知道。不過那時候的人都有一種拼搏精神,不屈不撓,迎難而上。」那時社會上的「基層」——小販、童工、電車車長、送豆腐工人、勞動婦女,以及搭棚的、礦場的、拆樓修路的工人,他都以不慍不火不煽情的鏡頭、詩意的構圖呈現出來。「當年我也受到社會紀實攝影的影響,但又不想只當攝影為一種『紀錄』,想表達一些個人性格、哲學,最想是將寫實與畫意給合。」總覺得他在複雜紛亂的環境中,靠着可遇不可求的光線、路人,便能以畫面說故事。「起初影相時無特別目標,主要憑直覺。可能是天分與直覺使然,對於線條、圖案、光影好着迷。」他愛光影,光與影也選擇了他。最後問他這幅那幅相究竟是在哪裏拍的呀?他說其實拍攝時很少留意街名。「幾年前回來,走回以前拍攝過的地方,根本找不到從前的地方,又或者經過也認不出來。」唯有靠他的詩意紀錄,才確定那些相片中的人、地方與氣氛,原來曾經出現過。 堅尼地城海旁 As Evening Hurries By (1955)「有時我諗,如果我這一世人有一張相可以流傳後世的,一定係呢張。」記者並沒有問及「你最喜歡的作品是哪一張呀?」這條難題,只是提起那張1950年代攝於西環堅尼地城海旁的《日暮途遠》(As Evening Hurries By, 1955),他馬上說那張是最心愛的作品。那陣子他常到西環一帶拍照,拍了一天、兩天,終有一次,在輕濤拍岸的午後,海旁、電車路與旁邊兩三層的建築物之間,來了一個車夫,推着三輪貨車,回去——這時他覺得光線、影與氣氛都屬於「決定的瞬間」,於是便按下相機快門,凝定了這個至今他仍為之觸動的瞬間。為什麼是最心愛?他也自言「好難講」︰「這張相帶給我的獎項與名譽都不是最多,又不是很出名。但我自己撳掣的一刻,幾乎將自己整個靈魂都投入去。」他說其他那些賣得好的、出名的,其實都「唔襟睇」,太過賣弄,又或形式主義。「你有沒有讀過庾信《哀江南賦序》?」讀過,考試也考過,不過已忘得一乾二淨。每當有人問及何藩作品中的詩意何來?他總提及自己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熱愛。「你知嘛,我在大學讀過文學。」他說。原來他曾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讀過中國文學。「我替相片起名作『日暮途遠』,便是來自文中的『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哀江南賦序》所寫的是國家覆亡、離鄉別井的憂愁。1949年從上海來到港,90年代又移居美國的何藩,對於古人的離亂悲哀、什麼是「鄉愁」,應該不會陌生。1950年代時的他不過是20出頭的少年,似乎那一代人總是很早便明白「蒼涼」的意思。 銅鑼灣皇仁書院Approaching Shadow (1956)提起何藩的攝影作品,很多人都會想起這張Approaching Shadow︰相中俯首低眉的女子站在白牆之下,牆上還「剛巧」來個將牆分成黑白兩半三角的陰影。這張照片,獲獎無數,在國際也有名聲——網上更有不少仿效的「二次創作」,向先生「致敬」。「那時很多拍友興影『靚女相』。我也叫了一名女親戚做模特兒去拍post相,以銅鑼灣皇仁書院的白色外牆作背景,叫她擺了一個『想像自己面對着陰影』的post。」回到黑房,他以黑房技巧將相片加工,在牆上加上一個三角陰影。「這張相不過是玩一些線條、黑白和深灰淺灰色調,純粹是『遊戲文章』。怎料它最出名,廣受歡迎,拿它去參加攝影比賽,幾乎99%機會得獎。」大師之作,竟是來自「靚女相」。不過是一幅白牆,他也能發揮想像,把握在上面掠過的光影。 中環街市 Afternoon Chat(1959)無論是室內還是露天的街市,都是貨物的集散之地、人來人往的場所,最愛拍人的何藩經常走到當中留影。「中環街市還在嗎?」他問。我說好像頂層幾間舖頭還在運作。街市裏寓買餸於娛樂的幾名女士的這幅相片,曾帶給他不少榮譽。「這張相我等了幾個月,才等到對的光線、對的人物。最難是樓梯位那個窿的光線。拍照時我一定要鍾意那一刻的光影氣氛,即等到Henri Cartier-Bresson所說的decisive moment,才能拍出相片的靈魂,無我寧願唔影。第一次等唔到,我就去等第二次。所以都看機緣巧合。不過有時個天見你勤力,到適當時候便會賜一些光給你、賜一個人給你,讓你拍下照片。」他常說他的街拍是很隨意,但沒有說出更重要的「精誠所至」——這道街市裏的樓梯,他在不同角度、不同時間、不論黑白還是彩色,拍過不知多少格菲林。他的攝影集Hong Kong Yesterday裏特多街市天井及樓梯為背景的作品。灣仔南固台樓梯Daily Routine (1961);中環石板街Ladder Street (1961)中環石板街、中環街市,還有灣仔這排樓梯石級,是山城小島的標記。問他為何鍾情樓梯?他說可能是自己對線條與光線特別敏感,城市中的樓梯常會引領他按下相機快門。相片中的階梯仍在,但周圍都變了廢墟或工地。拾級而上的光影頓成了時間的皺摺。 夢回香港 Hong Kong Venice有張相片,是在「疑似」半世紀前的中上環那些陋巷之中,有人在撐船!於是問他是否紀錄某年香港雨災水浸之處?他笑着說這是他近年的新嘗試︰「疊菲林。」「有時在屋企翻出以前拍下的菲林。這相其實是將兩張菲林交疊,一張拍中環舊巷,另一張是香港仔漁港。我用電腦scan了這兩張相,然後用photoshop將兩張相交疊,加啲減啲,做出這樣的效果。這照片的意境有點dreamy,可說是我借來『夢回香港』。」窄巷、漁港、水上生活的人,都是過去香港的標誌。幸好他拍下了這些光景,好讓他不用做夢也能回到過去,還把那個一去不返的時空帶到今天。相片的名字是「香港威尼斯」,倒令人聯想到他提到的,與他「偶像」意大利導演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相遇。「後生時跟朋友去意大利看費里尼拍戲。費里尼唔多同記者做訪問,但他願意畀我問兩條問題。」他當然把握機會,問費氏︰「影評人說你電影中每個分鏡都很有內涵,都是精心設計,是不是真的呢?」費氏答他︰「Bullshit!一齣戲咁多分鏡,邊有咁多時間精心設計。只是當你成功的時候,影評人會說你的一舉一動都是對的;到你失敗時,自然一沉百踩。」至今,他仍滿懷感觸的說,「真是至理名言呀。」文 蔡琇莹圖 何藩(黑白照片)、李澤彤、劉焌陶編輯 王芷倫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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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琇莹:樹藝師 先至係樹醫

[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630"] 中華樹藝師學會會長、資深的顧問樹藝師歐永森Sammy Au[/caption]如果說看一個城市如何對待動物便知道這個城市的人是否文明,看一個城市如何對待樹木亦然。夏天,除了為大地帶來雨水,也帶來大量塌樹。除了最近港島半山羅便臣道的塌樹事件,令一位準媽媽喪命外,原來香港幾乎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樹木倒塌。政府土地上的樹木,樹木辦每年會檢查一次,但很多私人屋苑範圍內的樹木,卻沒有相關法例監管。於是請教中華樹藝師學會會長、資深的顧問樹藝師歐永森Sammy Au,究竟應該找誰以及怎樣去保養樹木?歐永森從事樹木行業超過30年,目前是香港,甚至亞洲唯一擁有澳洲及美洲顧問樹藝師牌照的人。他說現在香港最大的問題是很多人,甚至政府部門,都將「園藝師」當作「樹藝師」,他說﹕「園藝師是美化樹木、植物的人,而樹藝師則是『樹木醫生』和『樹木偵探』。」保養樹木不是追求美感,請教樹藝師還是較直接恰當。2008年赤柱發生古老大樹倒下「殺死」了一名女學生,2010年6月沙田圓洲角曾有大樹倒下壓死一名男子。政府在2010年3月成立了「樹木管理辦事處」,原以為近年因此而少了公眾地方塌樹壓死人的事,但歐永森說,香港地幾乎天天有樹倒下,只是因為好彩沒有人傷亡而沒有報道。近日發生多宗大樹倒塌事件,他的電話即響過不停,傳媒約他訪問,也多了私人屋苑有關樹木檢查保養的查詢。訪問期間,他接了至少3個相關的電話查詢。[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630"] 樹藝師爬得這麼高,不怕樹枝折斷嗎?Sammy回答﹕「其實只要樹枝的直徑夠3吋,已經可以承受一個人。」當然,攀登的安全措施要做足。(中華樹藝師學會提供)[/caption] 檢查斬樹判上判「食水深」羅便臣道的塌樹屬於私人屋苑管理範圍,令不少私人屋苑突然關注到居處的樹木保養問題,但據傳媒報道,不少業主反映檢查及「斬樹」費過高令他們卻步,更有說近日斬樹一棵需要7萬元!歐永森承認業內有「海鮮價」及收費過高的問題,原因出在制度身上:「樹木檢查費過高,是因為樹木辦建議市民去找綠化、園境工程承辦商和園境師。如市民去找承辦商,他們將工作外判給園境公司,甚至清潔公司,才到樹藝師。可見最花錢的其實是判上判的中間過程。如直接找樹藝師是不會『海鮮價』、『食水深』的。」以他的專業資格為例,應屬行內最高的等級,他親自出馬的檢查樹木的費用約6000元,要寫報告、回覆政府文件等另計。「樹藝師不是斬樹工人,不是你說要斬樹我便去斬。我要先替樹木作專業評估,才決定樹木是不是需要斬。」他本身不同意樹木辦遇到投訴便去斬樹的做法,但另一方面也不會因為「公眾意見」、「集體回憶」等理由護樹。「瑪利諾修院學校那棵南洋松,很多人因為怕孭鑊或『民意』而不敢說要斬。行內幾乎就只我一人說這棵樹要斬,因為那棵樹已流出樹膠,應是被白蟻蛀蝕,而且它的位置就在行車天橋旁邊,若倒下來會造成嚴重意外。」他說斬樹與否,如何保養,應訴諸樹藝師對樹木的專業知識和對樹木的理解。 檢驗樹木 目測最準究竟樹藝師收到order後,到場檢驗樹木的什麼呢?Sammy簡單講解了樹藝師驗樹的程序與方法︰一、到現場找出委託人想檢驗的那棵樹,以相片、樹身號碼核對清楚。然後看看周圍情况是否適合作樹身檢查,如有沒有漏電、水浸或有沒有很多昆蟲、惡狗在附近,立即解決這些即時風險。二、量度樹身的闊度、高度,再檢查樹木的結構、健康及安全。樹的結構是指有沒有折技、疾病或長有蘑菇子實體;健康是看有沒蟲害、發霉和樹葉顏色是否有異;安全則是樹有否倒塌的危險。三、歐永森說,目前為止,坊間甚至政府部門使用機器,如熱能探測器、聲納探測儀等儀器,都不及「目測」準確,「有人提議用『熱能探測器』,但樹會生產熱能的嗎?如果能生產熱能,冰天雪地的樹木都能自己融雪啦。至於政府部門使用的聲納探測儀,將13至20口釘釘入樹幹,透過釘與釘的震動探測樹幹中間是否有洞。但由於整口釘不能穿過樹身,所以探測未能準確。」他說,國際上仍以目測法為基準,但這要靠樹藝師的經驗。一般只有註冊樹藝師牌照的是不不夠經驗勝任,因為目測法要靠經驗,用眼也要用耳,聽出敲打樹木時發出的聲音,估計樹心是否空洞。四、樹藝師在有需要時要攀樹作檢查,「如樹木受傷、折斷的地方向天,我們便要爬上樹檢查裂縫及傷口。」他說,不是所有註冊樹藝師都懂得攀樹或同時考取到攀樹師牌照,現時香港同時考獲樹藝師及攀樹師牌照的不足10人。「檢查後,我們會替客戶閱讀文件,並指導他們回覆」。樹藝師分五級升級靠自修歐永森說,香港註冊樹藝師的數目之多在世界上是數一數二,超過1100多位,而新加坡也不過500多位。不過,本港成為「註冊樹藝師」的門檻較低,只需在200題選擇題中合格,於是出現良莠不齊的情况,即使持有「註冊樹藝師」牌照,更未必有足夠經驗去判別、檢查樹木的情况。 入行門檻低 經驗最重要他以其中華樹藝師學會為例,對樹藝師有以下5個評級,01是初級,05是最高級﹕一、註冊樹藝師——需3年有關樹木有關工作經驗,然後在200條選擇題中合格,現時香港約有1100名註冊樹藝師。二、認可樹藝師——沒有數字。三、執業樹藝師——需要有註冊樹藝師及攀樹師牌照,全港若只有10名。四、資深樹藝師——全港只有4名。五、顧問樹藝師——擁有美洲及澳洲的顧問樹藝師牌照。全港只有1名,即歐永森。以上5個不同程度的資格都是中華樹藝學會認證。如有心人想進入樹藝行業,應該如何加入?坊間似乎有不少樹藝師課程,應該如何選擇?「其實只有『註冊樹藝師』是有課程修讀的。考得註冊樹藝師也不代表你有實踐經驗,但有意入行者可以加入園境公司邊做邊學。考更高牌照要靠自修及參加不同課程與講座。到每3年續牌後,便可以嘗試考取海外如英國、美國、澳洲的專業資格。」現時中華樹藝師學會都不定期舉辦有關的訓練課程。Sammy說,從註冊樹藝師至顧問樹藝師,至少要有12年經驗,但從事樹木行業,經驗最重要,沒有速成方法的。參考網址︰中華樹藝師學會www.chinaarbor.com 促立樹木法 政府拖字訣上星期羅便臣道塌樹壓死孕婦的樹木,位於私人地方,政府無權管理和執法。慘劇發生後,又掀起香港應立「樹木法」的討論。香港大學地理學系講座教授詹志勇在二十多年已提出香港政府應立「樹木法」,十年前更草議過有相關法案︰「樹木法有助弄清檢查及保養樹木的權責,也有助理清樹藝師的訓練、資歷及考牌制度。現在政府規管驗樓、驗窗,為何驗樹又沒監管?立樹木法其實是讓政府有權有責。」他說,多年來政府對立「樹木法」都採取「拖字訣」,迴避責任。上星期中西區區議會召開特別會議,提及立樹木法,樹木辦總監周錦超說對政府對此「持審慎及開放態度」,並指市面要有足夠樹藝師推行驗樹措施,立法需按部就班。但香港有 1100多註冊樹藝師,是人數不夠?還是政府沒有協助培訓人材的同時,也認為註冊樹藝師的水平不足?「若說『人才不足』根本不合邏輯。我十年前撰寫法案時已提議立法也有過渡期,讓樹藝師進行培訓、進修,不是一刀切。不立法反而少了強制作用。」詹說,所謂「審慎及開放態度」,也算是「開了少少門」,希望政府待事件掉淡、民情冷卻後,繼續將樹木立法拖延至遙遙無期。文﹕蔡琇莹圖﹕盧翊銘、中華樹藝師學會編輯 何錦源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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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琇莹:旺角 尖沙嘴 此路不通

民間組織 Designing Hong Kong(創建香港)早前有一名為「邊度無路行?」(Missing Links)的活動。他們自去年起向民間收集香港各區無路好行的地點,然後他們會親身到那些地點視察,發現有問題,便會撰寫報告交給相關的區議會跟進。一年之內,他們收集了約150個有missing link的地方。香港道路人多車多路窄,而道路的設計又以行車為主。這天,創建香港的項目主任曾樂謙與暑期幫手葉恩靜、阿其及義工Timothy Rodgers帶我們逛了幾個在尖沙嘴及旺角未能「一路好走」,甚至「被消失」了的行人路。曾樂謙先介紹幾名義工,原來義工團隊的背景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視野﹕「在香港說公共空間,很少人會意識到街道是一個公共空間。香港人很多都是『見路就行』,不會理路的質素。Tim從外國回來,兩位同學也不是太熟悉各區的街道,所以他們看的時候,會有特別的看法。究竟這條路有咩問題。而該區居民,他們每天行那條路,又可能覺得有改善的空間。」阿其就讀教育學院,9月升上大三。他家住將軍澳,「行路」也是他的嗜好,有時會沿西貢清水灣道行入一些村落,又會從尖沙嘴行去觀塘,最愛在街頭自訂路線,隨心而行,所以暑假在創建香港幫手,發掘道路是否可行或好行,他也不覺辛苦。說到將軍澳是由天橋連接的社區,與尖沙嘴旺角這些社區的街道設計很不同,他這樣回應:「將軍澳也有街道,但居民一般不會行的。放工放學回家就是從港鐵站走上商場天橋,然後便回家。跟尖沙嘴、旺角及深水埗這些社區的街道很不同。」至於在嶺南大學就讀文化研究系、家住天水圍的恩靜則說居住社區與市區最大的分別是天水圍的單車網絡較完善,「天水圍的社區規劃其實頗完整,單車路又較市區完整。我經常以單車代步。因為從區內的一點去到另一地點的距離,通常是走路有點遠,但搭一程輕鐵又無必要,所以單車是最好的交通工具。」Timothy則是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讀書的香港人,可以比較到香港與北美城市的道路文化有所不同。 廣東道與北京道交界 轉角欄杆為車擋人無路好行的第一站是尖沙嘴廣東道與北京道交界的行人過路處。曾樂謙指出,這裏至少有兩個不方便行人路過之處﹕一)淺窄的行人路轉角處豎立了多條石柱,令行人路窄上加窄。二)為何馬路的轉角位要有欄杆,不能讓人直接走過對面馬路?原來,欄杆圍着的位置大概夠放一架車位,設計是要方便司機轉彎,但其實馬路交界位置是有空間讓汽車轉彎。「可見道路設計者的想法,首先是從行車出發,後來才想行人。」認真旁觀,可見行人都擠在有如「石柱迷宮」的行人路上。不要忘記,廣東道是旅遊購物點,拉篋來是常識吧。但見拉篋行人、手推嬰兒車的人,甚至是輪椅使用者,都要穿梭於這些因為大廈外牆裝修而出現的「石柱陣」,確實不容易。「尖沙嘴廣東道屬遊客區,人流量多。在這個窄窄的轉彎位置,我們覺得應該要將欄杆剔除,讓這段變成馬路的一部分。此外,如下雨天時,人人打傘,便會出現遮撞遮的情况,路面擠迫的情况更甚。」 九龍公園徑 指示牌密集逼你行隧道從北京道轉出九龍公園徑的轉角處,是另一為人詬病的路人黑點。即使有四五個路牌,加上地下有指示叫人使用隧道,「不要橫越馬路」,但不少可能平生首次到此一遊的遊客,還是會站在這裏一臉茫然,又或有一些較「勇武」的會不理指示,跨過欄杆便橫過馬路。「其實這裏有交通燈,車會停下來的地點卻沒有行人過路處,反而有路牌提示說『請勿橫過馬路』,但人還是會越過欄杆而過。反正車輛都會停,為何不在這裏開馬路讓人在路面行過?」曾樂謙說。記者倒記得從前逛完海港城或星光行,是可以從九龍公園徑的地面馬路走到漢口道HMV的,但現在九龍公園徑與北京道的交界只能由隧道互通。「是呀,你看這些欄杆的設計,這裏原先應該是有紅綠燈讓行人過對面的。」從路中心欄杆特別有兩段跟其他不同,可見出是經後期改動。遊客不懂自動走下地下商場,地面上明明有馬路,卻要走入隧道兜路,反要承受迷路的風險,於是寧願「鋌而走險」。我們原地站了20分鐘,目睹走到這兒的遊客大都對去路一臉迷惘,又見有人不理告示過馬路,我們更不斷被人問路。路人被攔路須走入隧道,似乎是在北京道1號及「地下商城」興建以後的事情。曾樂謙相信,另一原因是要將尖沙嘴站及尖東站連在一起,所以「順手駁通」這個地下行人系統。 九龍公園徑 有交通燈無行人路再從九龍公園徑往前走一點,曾樂謙介紹了一個Jaywalk(亂過馬路)熱點,同樣是有交通燈無行人過路處的奇怪設計。指示牌寫着「請勿橫過馬路」,不少路人卻都無視它們而按着紅綠燈指揮過馬路。對於需要推車仔、嬰兒車及使用輪椅的人士要被迫走隧道,就更加不方便。[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448"] 望左?望右?[/caption] 在漢口道的過路處 望左?望右?在很多過路處,地上會寫上「望左」、「望右」。但從梳士巴利道轉入漢口道的過路處地上,則沒有。「作為遊客區,這不是一個安全的過路處,因為車速頗快,過路處又貼近轉彎位,如果遊客不知道香港的車是從左邊來還是右邊來,地面又沒有標示,對他們來說其實頗危險。」曾說。過馬路的標示,一是太多,一是沒有。我們原地站着大約15分鐘,看見大部分行人都是先望右,再望左,車輛偏偏就是從左邊駛進來。「可能其他城市的汽車來往方向都不同,在內地就是先望右後望左,香港則是先左後右。危險就在這裏。」曾說。 梳利士巴利道 行人路重開有玄機?半島酒店從地面走到太空館的馬路,據說在封閉約10年後,今年9月將會重開。記得被封當時也曾惹來不少反對聲音。至於過路處重開的原因,有傳言說是SOGO關門,新的經營者他們認為這裏需要一個過路處。現時過路處已有工程在進行中。那以後要到文化中心、太空館看電影看演出的市民,趕時間也有「捷徑」了。 旺角火車站行人天橋及馬路 天橋無「車立」坐輪椅須兜遠路最後,我們來到旺角火車站行人天橋的亞皆老街出口。若不是他們說了,我也不為意,原來亞皆老街及染布房街交界的出口,是沒有升降機的。即是說,若有輪椅使用者來到這裏想搭火車,可能先要把輪椅推到洗衣街過對面馬路,再推推推上聯運街的斜路上火車站!這段路,即使用雙腳行走,也太迂迴了吧?「尖沙嘴與旺角最大的分別是,尖沙嘴較多升降機及扶手梯等相關設施,但旺角真的很少。所以對推着手推車、嬰兒車的人士及輪椅使用者來說,在旺角通行會較辛苦。」曾說,明明車站就在對面不遠處,結果要兜一大圈不相關的路。想像一下雙腿不便的行人,心情會如何?文﹕蔡琇莹圖﹕胡景禧編輯 何錦源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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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琇莹:東北邊界的倖存者們

6月28日,從市區乘火車到上水,車廂內不斷播放着前一晚立法會在混亂中粗暴通過東北發展撥款的過程。車廂內的乘客罕有被電視新聞「吸睛」,有人說泛民搞搞震,有人說這個議會很暴力,也有人覺得是這個投票主持得太難看了吧。難得大家有反應。當天我們跟着專門研究邊境、邊界的阮志走到香港東北的邊界去,我們去到前邊境禁區處,現在已解禁的地方,譬如馬草壟南的信義新村、料壆及麥景陶碉堡等。這些都不屬於上幾個星期鬧哄哄的東北發展範圍﹙如古洞、坪輋﹚。但當邊境範圍縮細,城市發展向東北啟動後,甚至有從深圳河以北地區躍躍渡來之勢,當下平靜的邊境和前邊境範圍,還可以守多久?阮志多年來業餘從事香港歷史及風物研究,正職是公營機構人員。他的新作《入境問禁——香港邊境禁區史》,可說填補了香港邊境歷史中的大片空白。 從前兩邊自由出入「港英政府在1951正式確立邊境禁區,為的是限制內地居民來港,以及防止走私到大陸去。此前,大陸與香港居民本來可以自由出入的,當時就有不少兩地居民為了維生,仍需要每天來往兩地從事貿易或耕作。」他說。自1962年起,深圳河以南,當中包括了北區的沙頭角、羅湖、文錦渡、打鼓嶺及元朗落馬洲範圍都屬香港邊境禁區,面積約有2800公頃。至2008年,政府公布將分三階段﹙2012年、2013年及2015年﹚將邊境禁區範圍縮細至400公頃。自1898年,深圳河劃為邊界後,不少原來鄉村被一分為二。但當時仍有不少村民需來往中港兩地耕作,有如現在不少家在深圳,但在港工作的香港人。「當時有不少村民有兩個身分證,除了香港身分證,還有在中國的,可說是double identity,雙重身分。」阮志說兩地村民當中有些人申請「耕作證」方便來往邊界地區。他在九十年代認識了一位溫婆婆,仍保存着耕作證,但婆婆其實已移居他國,即使有耕作證,也不會回到深圳耕田,只好任由田地荒廢。而耕作證亦無世襲,所以香港可能已經再沒有人手持「耕作證」過境到深圳耕作的人。非原居民 默默耕耘當年設立邊境禁區,除了防衛,他閱過一些文獻資料後,覺得港英政府當年其實並不想太多人留在邊境以內,所以限制居民在裏面建屋,而當時政府對於原居民移居海外的態度亦非常寬容。「1960年代,不少來自潮汕的人逃來香港,他們就在邊境地區,租借原居民留下來荒廢了的耕地耕作,並且定居。這些『非原居民』留在這裏耕作大半世紀,支撐着本地的農業發展。沒有他們,不少新界農田早就棄耕了。現在東北發展,最受影響的就是這班『非原居民』,所以我對他們被遷徙也寄予同情。」他說。「非原居民」在港大半世紀,與市區內不少香港人都一同貢獻香港。但當推土機開到他們村前,不遷不拆、保衛家園的訴求都受到忽視,甚至侮蔑為「為賠償」。 信義新村 那些年的新移民上星期阮志帶我們到上水的前禁區位置,逛逛剛於去年解禁的禁區及其歷史。去年來過馬草壟一趟,探訪受東北發展影響的志記 木廠,屬馬草壟之北。這次則到了未曾經過的馬草壟南。聽阮志解說,馬草壟原屬新安縣,名叫赤尾村。現在上水的馬草壟原,原屬深圳赤尾村的一部分,只是當年的邊界將一條村落一分為二。從前赤尾與馬草壟之間是有橫水渡來往的。現在馬草壟分為南北兩村,都屬於上水區,居民以姓林為主,另有郭、黃等姓氏。馬草壟路的兩旁有不少一兩層寮屋,屋前大多有不少果樹,黃皮、龍眼、荔枝,都是嶺南果物。「前排在端午節之前來過,還有村民生柴火來煮糉子。他們說柴火煮會特別入味!」阮志說。 1949年後越界過來的村民我們的第一站是馬草壟的信義新村。信義新村建於1962年。「原來村莊的位置在深圳河旁邊,60年代經常有嚴重水患,對村民構成危險,於是教會信義宗向政府申請撥地,替村民另覓地點重建了60間村屋。」這裏的村民都是1949年後從大陸越過邊界,逃難來港的「非原居民」在這裏建立的家園。「非原居民在遷徙中沒有保障。後來再有一班居民向政府申請撥地,自組合作社,自己建屋。」阮志說,這裏不屬東北發展的範圍之中,「暫時」不受影響。可是,面對城市的發展,這些60年來沒有經過城市化的處女地,幾時會被發展又有誰可說得上呢?近年在菜園村、東北發展中被遷離家園的,都是「非原居民」。來到村的盡頭,對外是一片農地。再遠一些,邊界以外的便是深圳的高樓大廈。赤尾道就在深圳灣附近,從前有不少內地人從水路,甚至游水這裏「登陸」。「這裏原來有一些鐵絲網,但不是邊界圍網,只是用來阻截II﹙Illegal Immigrant,非法入境者﹚的措施。這些鐵網可視為歷史古蹟,但政府卻沒有保留,實在可惜。」他說,1949年以前,所謂「邊界」是沒有阻隔的,待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港英政府為了邊防原因而加上鐵絲網。 麥景陶碉堡 圓邊監察站既然是邊境,自然有人以合法或不合法的方式穿越邊界的兩邊。二次大戰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成立,中國大陸不少難民、國民政府餘部從邊界逃到香港。港英政府為了阻截並拘捕非法入境者,當時的警務處長麥景陶﹙Duncan William MacIntosh﹚在1949年至1953年之間,在香港邊境地區,如白虎山、大石磨、沙嶺南坑、伯公坳、礦山、瓦窰及白鶴洲等建立了七座防衛碉堡,監視邊境活動。這七座碉堡外貌相似,都是兩層高,上層是圓邊或多角形的設計,方便監視四周,這些碉堡由麥景陶設計及督建,所以都叫做「麥景陶碉堡」。我們登上位於馬草壟的麥景陶碉堡。從前偷渡客過來的那邊,現在高廈林立。阮志曾訪問附近的村民當年偷渡潮的歷史,「從前這裏的村民對偷渡客都有同情心,因為大家可能本是對岸的鄉里,會給偷渡客食物與水。當時有麵包公司,甚至運來麵包,讓村民將食物分給偷渡者。」阮志說。當年的人倒沒有忘記偷渡犯法,也只不過為了生存而逾越由政治原因劃分出來的邊界線,大家本屬同源。 料壆 被發展「遺忘」……然後我們由專車載着到另一條原在禁區邊境的村落「料壆」去。「料壆」,當地村民通常讀「了博」﹙了,讀了哥的「了」﹚或「了扑」,連司機也笑說很像英文名,應該是村民的土音。料壆村的原居民姓馮,據說來自深圳寶安縣。「料壆村的族譜上不少族人都考取過功名,算是多功名的村。他們曾有人獲朝廷封『鄉賓大飲』這個榮譽。明清之時的達官貴人,每逢正月十五及十月初一,會獲邀到廣州明倫堂參加鄉飲禮。」村內古蹟福德宮是香港罕有具規模的土地公廟。 村民害怕「被保育」位於新開放邊境位置,現時料壆村內也有不少新建的村屋。「這些村屋是在開放邊境禁區實施前,村民趕忙興建好的新村屋。在邊境禁區開放之前,村民怕開放後民間保育團體會來作調查,若被他們發現村屋有歷史及保育價值,村民的財產便會被列為『受保育』建築,那他們便不能發展。於是禁區開放之前,反而引起不少村民趕着將舊屋拆掉後重建。」阮志說。城市人也許以為住在禁區的村民粗聲粗氣,擁有地皮,好價時就連祠堂都可以賣的原居民;而住在禁區邊境的村民也許又會覺得這個被鐵網圍着的禁區,60年來香港市區每吋土地都在發展,後來連深圳河以北的對岸都起了高樓大廈,獨獨禁區這裏數十年來如一。設身處地,也許可以想像到邊境區域居民因為身處邊界而被「發展」遺下來的心情。邊境開放,正好彰顯了城鄉發展差異的矛盾。 河上鄉侯氏 從前還有兩大姓後來我們來到上水河上鄉。這裏不曾屬於邊境禁區範圍,但與料壆村頗有淵源。「上水侯氏是新界五大族之一。1898年英國曾在新界做過土地調查,發現鄧、廖、文、彭、侯這五大家族擁有最多新界土地。」阮志介紹,河上鄉曾有趙及藍兩個大姓,但因為他們祖輩之中有人偷官府的「金銅鑼」,並將之埋於井底,被官兵查出後惹來屠城之禍,幾乎要滅族。自此,侯氏在這裏勢力在此慢慢壯大。「上水從前叫『雙魚洞』,因為這區有兩個高度相約的小山崗,高度相若,有如兩條鯉魚,被稱為『雙孖鯉魚』。所謂『洞』,從前是『區』的意思」他說。河上鄉有一座居石侯公祠,是一香港法定古蹟。這一幢三進兩院式祠堂,現在擺放了侯氏歷代神主牌。這裏也曾是村裏的「卜卜齋」、村民議事、吃盆菜的地方。離開祠堂不遠處,有士多,賣醬油食品紀念品的店舖,還有一間12元任食豆腐花的茶座。文 蔡琇莹圖 胡景禧編輯 方曉盈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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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琇莹:街知巷聞:由一條「界」變成一條街——百年流變 褪色中的界限街

[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414"] (饒啟芬及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提供[/caption]百多年前中英接連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隨九七大限而來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2047,當中的變與不變,如果要在街道中尋得線索,一定要走一走界限街。界限街由界限演變成後來的街道,到了今天,九龍城一端的馬路兩旁有豪宅、名校、球場,深水埗的另一頭則是戰後唐樓與車房……不仔細看,其實看不出這裏曾是一條邊界。我們未必記得,將九龍半島分成「舊九龍」和「新九龍」與新界的,都與界限街有關。如果問這條被人遺忘的界限在今天仍有什麼意義,也許是界限街以北的土地都需要交地租,而且全部地契都會在2047年到期。那原是三十三年後的事情,本來不急在今天,但一部白皮書突然從天而降,允諾中的2047是否只存在於平行世界?就算地契如約到期後,將來又會否一切重新洗牌?今期我們來看看這道歷史的尾巴。 筆直界線 被殖民的一道痕迹1860年《北京條約》裏有一張附圖,圖中的九龍半島上有一條界,九龍炮台至盎船州﹙即今日昂船州﹚的一條虛線就是當年滿清政府割讓給英國的部分。虛線成為了殖民地與中國的界線,後來演變成今天的界限街。地圖上的海岸線、國界,通常都是彎彎曲曲的,垂直或水平將土地分割的界線,往往都是割讓、殖民的痕迹,看看非洲大陸那些幾成直角的國界便會明白。界限街,也就是小島被殖民的一道痕迹。至1898年,英國與清廷又簽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以南和鄰近二百多個離島的土地,九龍寨城則不包括在內。此次為「租借」,不是「割讓」,租借期為99年。相對於舊界限而言,這片新租借的土地是中英之間的新界線,於是後來被稱為「新界」。即便是,界限街以北,獅子山以南的九龍城、黃大城、深水埗一帶,在從前來說,位於「新界」。 「舊九龍」vs.「新九龍」至1930年代,港英政府因見到原九龍半島能發展的土地已不敷應用(之前蒐集有關多利山的資料時,就讀到嘉道理家族在1931年購入加多利山是由於這裏是「界限街以南最後一幅可供發展」的土地),遂有發展「新九龍」的計劃。至1937年,殖民地政府為配合界限街以南的「舊九龍」城市發展,將界限街以北、九龍山脈以南的土地,即深水埗、九龍城、黃大仙及觀塘一帶,撥入九龍,稱之為「新九龍」。至後來,新舊九龍的發展步伐幾同,現在已沒有新舊九龍之分。界限街成為邊界的角色亦漸漸模糊。 「割讓」vs.「租借」 土地使用權有別不過,最記得界限街南北有別的,應該是本地業主。由於界限街之南是「割讓」,以北是「租借」,所以兩邊土地使用權的年期各有不同,這都有反映在樓價之上。界限街以北及新界的租借期是99年(即1898+99),於1997年終止。1980年代中英政府磋商聯合聲明,為令港人安心,順利過渡,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之中,那個近日被說成用來「交朋友」的《基本法》,承諾香港的土地制度「五十年不變」,於1997年到期土地契約都自動續約至2047年,而這些業主都需要繳交地租。而港島及界限街以南的土地,由於原是「割讓」土地,這裏有不少土地使用權限期不一,有99年、999年及150年等。而屹立中環半山腳的聖約翰座堂,是香港唯一一塊擁有永久業權的土地。 界限街的一段史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饒啟芬,自祖父一代住在界限街旁的喇沙利道,非常熟悉九龍城至大坑東一段的界限街,記得清楚這裏的轉變。這一段界限街是球場,也有不少學校、公用設施,其實變化不算太大。我們一起走了半段界限街。至於界限街更久遠年代的歷史,幸運地得她幫忙,請教了她身在遠方的父親,前漁農署助理署長、撰有《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等有香港風物與歷史書籍的饒玖才先生,由他補充了早期界限街的情况。搬離界限街愈遠愈好?現在九龍城、九龍塘界限地段可說是「名校區」,喇沙、瑪利諾、男拔萃及牛津道的中小學等……付得起錢租買這裏的物業,替子女未來「鋪路」的家長,應該不介意住在界限街南抑或界限街北。但饒啟芬說在七八十年代,那時有傳言說中國只會收回界限街以北的地方,加上六七暴動的陰霾,「有位在喇沙利道(界限街以北)的鄰居,為怕土地到1997年租借期滿要歸還,打算搬去尖沙嘴,最後竟然搬了去柴灣,說(距離界限街)愈遠愈好云云。想起來也覺可笑。」當然,到了1997年,無論是「割讓」還是「租借」的地方,都要「歸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和國。搬到柴灣也沒有着數。 買樓選以南 批期長故值錢關於界限,原來早在十九世紀末已引起一場也是關乎新界土地的「竊聽風雲前傳」。根據饒玖才先生的《香港地名與地方歷史》和G. B. Endacott的《A History of Hong Kong》,「新界租借給英國之前幾個月,『界限』以北的土地,如深水埗、九龍城被華商收購炒買,他們探知英國即將租借新界,於是一方面散佈謠言說租借後,港英會沒收私人土地;另一方面卻低價收購、囤積,以圖暴利。」饒先生說。可見「劃界」,總是對早悉先機的人有利。「在1970至80年代,市民都認為界限街以南之地段批期較長,故價值較高,以北的批期則只到1997年,所以較低,所以買樓都選以南。不過在中英談判以後的工作小組便用略加地稅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他說。 昔日可以踩過界?界限街東起九龍城聯合道,西至深水埗海壇街。現在界限街的起始是個地盤,未拆前是靈糧堂,九十年代曾是基道書樓。另一端盡頭則是之前也報道過的海壇街為群公寓。我們這天實地考察的路線從花墟球場開始行。「基啟小學從前是深水埗小學。花墟公園的變化不大,只是現在的康樂設施較新。旺角大球場在1960年才起好。」饒啟芬說,「界限」由一條「界」發展成街,是依順着城市的發展脈絡。 軍隊巡邏 居民3處通道既是一道兩國之間的邊界,界限街是否曾經有過像現在的「中英街」一樣,有圍欄圍着?有軍守衛着?兩邊不准來往?「界限街在1860至1897年是香港殖民地的一條筆直的分界線,西起深水埗南端,東至九龍城,分界線的兩面偶有軍隊巡邏。理論上兩面居民是不能自由跨越的,事實上界上有三處是兩面居民來往通過的地點。」據饒先生補充,這三處地點分別是深水埗/大角嘴的「三陋巷」、中央的大坑東道花墟,以及九龍城。「以前華界的蔬菜、花卉和其他農產品,每天清早由鄉民擔過邊界到現在旺角大球場,曠地擺賣。中午收工返華界,這便是『花墟』的由來。新界租借後,有些鄉民更搬過南面種植蔬菜、花卉。現今西洋菜街、通菜街及花園街的地方,便是這些農地。後來亦以原來的用途作街名。」 1. 火車站 尋找消失的九龍塘村經過旺角大球場及花墟球場,頭頂便是火車橋。「以前火車站有油麻地站與九龍塘站,油麻地即現在的旺角站,那時還未有『旺角』這個地方。油麻地及九龍塘成為多人聚居的地方,與火車站有關。」饒啟芬說。原來在十九世紀初,現今西洋菜街北段的警察體育會球場,曾經是一條名為「九龍塘」村落,據說在港府1902年的《九龍半島地圖》可見。後來因為英國向清政府租借界限街以北地區,本地商人在此前向九龍塘村民以低價收購土地,村民當時不知就裏,見商人出價高便出售土地並遷出,原來的九龍塘村便沒落了。至1920年代,政府地圖又將此村「移至」現今又一村位置。根據饒玖才的《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記載,1922年,一批英商組成「九龍塘及新界發展有限公司」,將九廣鐵路以東及與九龍仔毗鄰的土地,闢建為英國式花園別墅市鎮,稱為「Kowloon Tong Estate」,即現今我們所知的九龍塘。這個九龍塘花園城市的發展,後來因為省港大罷工等原因而暫停,再後來得到何東爵士的協助,終於在1929年完成。由於大部分投資者是英商,所以新開闢的十多條道路,以英格蘭的郡縣而名,如雅息士道(Essex Crescent)、律倫道(Rutland Quadrant)及根德道(Kent Road)等等,還有界限街北、瑪利諾修院學校旁的一條曲尺形馬路何東道(Hotung Road),就是因為紀念何東協助建成這個花園城市而命名。 巨大水龍頭 以備飛機擊落生大火饒啟芬提起,我和同行攝記才留意到,火車天橋附近有個大消防龍頭。「這個消防龍頭跟舊機場的飛機航道有關。據說戰時為了飛機被擊落而不會引起周圍民居大火,所以安排這些大型水龍頭在航道位置。現在彩虹道、窩打老道消防局及港島還可看到這些消防龍頭。」她說。 2. 中電辦公室 God Save Our Queen瑪利諾修院學校對面有一中電變壓站,樓上是中電職員宿舍千雅閣Kilowatt Court,「當年只是兩層辦公室,後來搬了去亞皆老街總部。」她說。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裏藏有一張舊照是界限街中電辦公室外貌,因為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加冕而裝飾成God Save Our Queen的字樣,估計是1952年。「何東道旁路口的根德閣住宅,以前是一座小山,山上住着駐港英國陸軍,不時有大型軍車接送士兵出入。」饒小姐當年親眼目睹不少軍車來往山上。這些軍事設施,都是界限街作為戰略地點的明證。 碧屋 那些年,學生哥搵食地這裏以前有一間叫「碧屋」的小食店,替附近中學生提供漢堡包、薯條及炸雞肶等「垃圾食物」作午餐。現在小食店變了地產舖頭。跟饒小姐說起,她說她姐姐也在這裏做過暑期工! 3. 舊喇沙書院 曾經宏偉壯觀 龍友出沒之地過了根德閣便是喇沙小學。「1966年初夏,香港長時間下大雨,喇沙小學界限街外牆下午時間倒塌,壓死多名等巴士學生,也有人受傷。我祖父說在家中(喇沙利道)也聽到塌牆隆然巨響。當年是大新聞。」饒小姐憶述。現在喇沙利道界限街交界對面是立人校院,「這裏最初是工業中學,男女生打扮劃一為白恤衫深藍斜褲,非常『大陸』,這樣說並無貶意,只是他們的校服與周圍教會學校的學生有很大的分別。」過了喇沙利道就是舊喇沙書院,即現在的碧華花園。「這裏以前非常非常宏偉,當年曾是一些龍友出沒之地。」從她的舊相中也可看到那個圓拱頂的校園建築。1978年,喇沙校方認為舊校舍不敷應用,於是將舊校舍的土地賣給長實,所得款項可用以發展新校園,而發展商亦以興建新校舍作為交易條件之一。 4. 紅磚屋瑪利諾 景貌未變九龍塘一段的界限街,兩邊還剩有兩三層的平房,平房底下多是補習社、地產舖。大熱天時想買支水卻是不可能。近金巴倫道口一油站旁,有一地產舖,「這裏以前是一間叫什麼園林酒家的,以前我們經常來這裏吃飯。是呀,這條街很少食肆,要不便要到九龍城。」走到窩打老道及界限街交界地標的紅磚屋瑪利諾修院學校,校園旁邊種有白蘭樹,令界限街這一角都芳香起來。「這裏的改變不大。」饒小姐借出了一批珍藏的界限街名校舊照給我們,相中是當年帶着其姑姐及父親四出找學校的祖父,每逢到過不同的學校如喇沙書院、瑪利諾、女拔萃等,也不忘拍下「到此一遊」照,背景都是都殖民地建築。這批照片卻恰好保存了這些學校多年來的變與不變。 5. 中山圖書館 變身「頤和園」界限街兩旁都種植了不少樹木,及得上彌敦道。碧華花園對面曾經有一座中山圖書館,現在成了頤和園老人院。以國父之名命名的圖書館變成頤和園老人院,單是名字的改變已頗堪玩味。「曾幾何時我爸爸都是圖書館常客,愛它冷氣夠涼,人又少。最特色的是就算你在1990年代走進去,都嗅到1970年代的『書卷味』!後來我細佬也試過去歎冷氣,圖書館館理員一看他便問『你係饒先生個仔?』。除了因為他們似樣,也許因為讀者太少更容易被認出來。」圖書館約在2000年搬到亞皆老街現址,是香港少有的私人圖書館。 界限街以北地契 2047年到期點算?近年有報道探討2047年,界限街以北及其他土地齊齊租期屆滿,到時大量地契同時到期,政府將會如何處理?這大概與2012年海運大廈補地價續租的情况有關。但這是大地產商旗下商場續租的情况,相信更多小業主關心自己窮盡一生精力供樓,換來的安樂窩會否到期便消失?還是到時會自動續租?抑或齊齊補地價?還是政府會將所有土地收歸國有,重新分配?這大概要看那時政府的財政及行政狀况,社會形勢等情况。記者向地政總署查詢有關政府現時有否對策處理這些未來會到期的土地追問之下在截稿前仍未收到回覆。2047年,你我會否要在晚年走出來守護家園?這也視乎「一國兩制」到那時是否還存在,又或以怎樣的形式存在。到了2047,一切都不會改變? 相信只能套用電影《2046》的對白來回答︰「沒有人知道這是不是真的,因為去過的人,沒有一個回來過」……文 蔡琇莹圖 陳淑安、饒啟芬及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提供、資料圖片編輯 蔡曉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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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琇瑩:生活達人:補鞋色香味

[caption id="" align="alignnone" width="567"] 修復達人鄺儉文[/caption]面書上傳來Kaylie Wong的補鞋故事︰她有一雙在泰國旅行期間買的手做草鞋。這雙鞋,伴她北至日本知床半島,高至西藏海拔四千多米的納木措。走完西藏回家,草鞋終斷開兩截。原本她打算將這雙結伴同遊的草鞋報銷,但她母親帶她到黃大仙街市那所「乜都有得整」的舖頭去。師傅先說草鞋好爛,問Kaylie係咪真係鍾意,才幫她將整隻鞋拆開,重新「做」一次,還在草鞋底加上膠鞋底,令草鞋更耐著。名貴的名牌皮鞋手袋與皮革,破爛了要補可以理解。價值不過一百八十港元的草鞋,有人想補,更有人懂補又不嫌煩幫你補,還只收友情價,多給也不肯收,也算是當下的城市驚喜之一。 父親招牌於是記者走進那個廿多年來過門不入的街市。經過果菜檔、肉枱、幾間空置的舖頭,行到街市盡頭的角落,見到「滿記補鞋」的招牌,舖內站着一名「叔叔」,記者有點猶豫——以為面書上寫的是一位老伯伯,但站在舖內的卻是一位五十上下的叔叔——在補鞋行業中應算中青代。記者跟大叔道明來意,起初他說希望保持低調。惟給他看那雙剛修補過的草鞋的相片,滿意地看着自己的手作,才一邊用砂紙磨滑修補好的鞋踭接合處,一邊說他補鞋這門手藝。鄺先生的舖頭叫「滿記補鞋」,其實是他父親的招牌。他的父親叫鄺滿。「『滿記補鞋』這個招牌在黃大仙有五十多年,自我父親起開始經營。我家以前做鞋,不是補鞋的。那時我們住在黃大仙的七層徙置區,屋企就是一間做鞋山寨廠,兩個哥哥幫手,父親還請了三四個伙計做鞋。我們做女裝鞋,做好會送到『北京鞋』、『妙麗百貨』賣。約到一九八二年才搬到新開的黃大仙街市。」滿記補鞋的鄺儉文師傅說,他一家六兄弟姐妹,他是最細仔,所有兄弟都懂得或從事過做鞋、補鞋。他自小「幼受庭訓」,幾歲大已經看着一雙雙皮鞋是如何製成的,耳濡目染之下十歲出頭開始做鞋。 關於藝術,我想說的是「以前黃大仙區有五六街邊檔補鞋。我們住在十六座,樓下是佛教菩提學校,我家就在學校門口旁的騎樓底開檔。那些地方都是霸霸吓霸回來的位置,以前香港係咁樣。」那是一九六○年代的香港,當時的香港人原來可以「霸霸吓」在家附近霸一些位置來營生。這是地產霸權還未出世的年代。「要做過鞋才會懂補鞋的。」他說。「若補鞋而不知道一對鞋的構造,有些特別困難的技巧便不懂怎樣處理。」不要小看補鞋這門功夫,鄺師傅說,維修其實比做鞋難很多。「做鞋,由零開始,跟着做法一二三四便做成一對鞋。但補鞋呢,如鞋在『第二點五』那個步驟出問題,那應該從哪裏開始修理好呢?所以補鞋真係難過做新鞋,不要以為『打個踭』般簡單,一些複雜的,如這一隻(指指一隻鞋底完全脫落了的長靴),應該點做呢?」望着那雙鞋底佈滿一個個洞的長靴,究竟可以點做呢?「對我來說補鞋最重要的是『色香味』。」他說完也笑了笑。「色」可以理解,補鞋後鞋的外觀、顏色,當然重要。但補鞋何來「香」與「味」? 用砂紙磨滑鞋踭的堅持「我在用砂紙磨滑『鞋踭』的邊位,大多數師傅都不會這樣做的。但我想鞋踭位『溜滑』一些。」鄺師傅補回『蝕』了的鞋踭位置後,先用機器打磨一些突出的邊緣位置,後用人手以砂紙打磨鞋踭。鞋踭踏在地上其實又有誰會看到呢?究竟為何要將鞋磨『溜滑』?「純粹我覺得機器磨出來的較粗糙,用砂紙磨滑係『靚』。這是我對自己的要求。」鞋踭『靚唔靚』,對鞋的功用幾乎沒有影響,可不會令人走得快一些。「這就是我所說的『色香味』!色,做了出來;香,做得穩陣;味,就係打磨,整靚佢。這謂之色香味。只做打踭,個個都識,『靚唔靚』就要靠你自己本身肯唔肯用多份心機。我就係肯多用一份心機。唔怕用多咗時間,最緊要係做得好畀人。」師傅似乎在談論一些與「藝術」有關的話題?「係。你唔好話我自誇,我相信一個人,做到最好,超出了功能,好過功能的就是藝術。」 壞鞋子輪候冊滿記這個四五十呎的街市舖位,放滿了修補好、修補中以及還未修補的鞋類。天花掛滿數十袋已經修理好待客領取的鞋;門面則放着掛着還未補好的鞋——男女裝鞋、皮鞋涼鞋波鞋長靴步操靴!鄺師傅正處於「截龍」階段,有些鞋待在這裏一年(Kaylie Wong那一雙待了十個月)、三四年,最長久的那一雙在這裏寄居了七年!現時,「壞鞋子輪候冊」上約有三十對鞋:「真係好誇張,我自己都驚。所以今時今日我唔敢再接那些好難好難做的鞋,除非好熟好熟,也會說明要等好耐的。」他說平日要多接簡單的換鞋踭、鞋掌生意,那些需要複雜手工,重新做鞋的「柯打」,可以推的便推掉。跟鄺先生傾談,他態度平和,不像一些有如「性格巨星」的老匠人。不過,他也自言工作太忙時候,也會有脾氣,「有時太忙,人會躁啲,所以講嘢會大聲少少,但不是故意的。但有些人,對他說要等好耐,便立即『嬲爆爆』,其實大家要互相遷就,如果就唔到我也沒有興趣幫你做。所以有人鍾意我,亦有人話串。無所謂啦,好在我還有本錢去揀客。」有人到今時今日還相信「顧客永遠是對的」,而不知道什麼是非誠勿擾。 分毫不差我看見有個半透明膠袋內有一雙拖鞋,便忍不住問師傅︰「普通拖鞋也有人補?」他沒好氣說:「這是特別替一位長短腳客人改裝的鞋。以前有十多個這類客人,我做這些鞋很花時間,因為每分每毫的高度都講究。現在我太忙了,推了很多客。現在只幫這位客(指指拖鞋),因為佢好尊重我。我當係交朋友。之前替很多老人家修整這些鞋,老人家我會幫,不過他們有很多都走了。」 補鞋與兩碗飯鄺師傅亦開宗明義「為街坊服務」,在黃大仙多年,即使手藝特佳,連區外人都找他修修補補,他也沒有開天殺價。師傅修鞋最低消費四十大元,Kaylie那隻重造一次的草鞋,手工才一百四十元。「這一區很多人,尤其是老人家,一對鞋就是一百幾十蚊。你叫我收出面價一百幾十蚊補一次,即係叫啲街坊唔好嚟!咁又唔係我風格。總之有兩碗飯食就算。」講求風格的,不就是藝術家。可是,這位補鞋藝術家也快要面對兩碗飯不繼的問題:手作人的心機難以銀碼衡量,街坊友情搭夠;但業主加租、材料漲價是不會談「街坊友情」的。 領匯加租 舖頭要搬 街坊點算?鄺師傅說這個經營了超過三十年的舖頭,將會經營至七月中,原因是領匯街市加租。「加咗租,我除返收入都唔夠三十蚊一個鐘,很無奈。唯有試去找政府﹙食環署轄下﹚街市。政府街市不會隨便加租,但要等機緣,等合適的舖頭放出來投標。」又一間因為租金上揚而要搬離社區的舖頭。這真的不是「人情味」的問題。想到那些長短腳街坊,明明在社區街市便可解決小問題,但若小店因為加租而搬到沙田去,這些街坊,怕只是一個兩個,以後又能靠誰去幫他們調整鞋底的一兩毫米?政府部門?社區中心? 耳濡目染說起鄺師傅的學習歷程與今時今日的學生很不同。「叫我讀書真係唔得,但學技術性的卻很容易上手。你知唔知,我係『留學生』!當年我在佛教菩提學校讀三年級,讀兩年都升唔到班,要走去樂富讀多一次三年級!好不容易才讀到中一二。」讀書還讀書,手藝還手藝,但香港是重讀書,輕手藝。 「留學生」行船浪子也要回頭他做過燒焊後沒多久便去了行船。「當年自己無學識,但又想去見識,諗住都係打份工,便去了行船。」那時他在小型航運公司工作,沒有走固定航線,反而見識更多特別地方,如科威特、伊朗、非洲和亞丁﹙也門﹚等。「每次上岸都可以四周睇名勝,可以增廣見聞。原本我是非常內向的人,但行過船見識過,人也沒有那麼內向。」七十年代他初行船,一年簽一次合約,「每兩個合約之間的兩三個月沒有工作,便幫老竇做鞋、補鞋。到用晒錢,又心思思去行船,於是一年又一年,行吓行吓就十年。後來覺得唔上岸唔得,習慣了那種生活便很難回頭。」回到香港,跟着從事裝修的哥哥做裝修,也是「手藝嘢」。「早上我父親看檔,晚上我們做完裝修工後便回去幫他手。有些工序老竇唔識做,便由我們代勞。」他說,做鞋師傅分「鞋面」及「鞋底」兩部門,通常一位師傅做好鞋面,便給另一位「鞋底師傅」去車線「掹鞋底」。鄺父是鞋底師傅,所以車鞋面的工序要靠他的兒子們做,這是青出於藍嗎?「嗯。薑唔一定愈老愈辣,做嘢(手藝)也講天分。好多嘢無得教,要自己睇、要靠耳濡目染。」鄺師傅不下數次提到「耳濡目染」——這是手工藝術的末梢細微處,難以言傳的部分。這是當下一些訓練班難以造就出來的。 手工粗 不重質 一門手藝的沒落「今時今日香港來說,你的手藝更叻都無用。以前讀書唔成可以學門手藝,養妻活兒有兩餐,還不錯的。但現在沒有太多工種給你選揀。待我這一輩人都走埋,便到了『新潮補鞋』的世界。」新潮補鞋,即連鎖式經營的補鞋店。「現在新式的訓練是一個月、一星期便出來開工,質素很參差。有不少客人在街上甩踭,立刻找附近的連鎖店補鞋,但隔一陣他們便會來找我執手尾,因為手工粗糙,而且容易甩出來。無奈這卻是大趨勢。」文 蔡琇瑩圖 劉焌陶、Kaylie Wong﹙草鞋﹚編輯 蔡曉彤sundayworkshop@mingpao.com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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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琇瑩:主流記者.邊緣博客

進一步出版替盧敬華的博客〈灰記客〉結集出書,他本身是傳媒工作者,博客是工作時間以外寫的左翼觀點評論,話題通常不見容於主流傳媒。記者問他為何自稱「灰記」,原來替其新書作序的西藏女作家唯色亦有此問﹕「灰記回信說︰『灰代表上了年紀,上了年紀的記者。』原來這麼簡單,又含有詩意。」她在序寫道。以為「灰記」的灰是萬念俱灰,事實是頭頂雖然變得灰白、刻下世界沒有因為你我的出現而改變,但人還是要把持一點信念,經營存活下去。這也許是詩意的所在。盧敬華於2001年曾出版《深水埗公寓男孩》,當年來說是四十出頭的中年男子回顧童年和自己的那個時代——小時候住在父母經營的深水埗公寓那些真真假假、愉快或不愉快的記憶。新作《灰記 思索大時局(篩選版)》是評論集,住在深水埗公寓那個多愁善感的男孩,只消十三年便成了銀髮族博客/記者。八十年代初他自加拿大大學畢業回港,當過文字記者、教育電視部、拍過紀錄片、做過雜誌記者。93年開始,他在收費電視的新聞台當記者,至今廿一年。記得從前讀完《深》以後,一度奇怪過名字叫盧敬華的作者去了哪,家中沒有收費電視,也不知道那個深水埗男孩亦是電視新聞時事節目的記者。他卻經常強調自己不是一個做得很好、沒有太強「使命感」的記者,加入傳媒是因緣際會、「沒有其他工請」。又原來,出版《深》之後到2009年,他「的起心肝」開耕了「灰記客」這個blog,試圖以文字寫下工作崗位上無機會或不可能發表的意見。第一篇博文〈牧師的淚光〉,寫患愛滋病的同性戀者因為性取向對牧師懺悔,但牧師始終認為同性戀是不健康不道德的,一男一女結合組成的家庭才神聖不可侵犯,並堅決反對將同志納入《家庭暴力條例》的保障範圍,「2009年政府與民間有關家暴條例的討論,我發覺當時有些牧師、基督教團體講一套做一套——他們所謂的—『愛』其實係有條件的。我覺得他們好虛偽」。 blog上探索港媒禁區他又特別關注香港傳媒的另一禁區﹕「西藏問題」。他在blog的有一名為「看不見的西藏」欄目,文章主要呈現異於中華大帝國官方意識形態有關於西藏地位的研究的學術觀點,如西藏語文面臨被漢語取代的危機、西藏宗教是否受到尊重、西藏與香港享有的「自治」有哪程度上的分別?這些文章的論點固然難以在本地主流傳媒呈現,而且惹來不少簡體字博客的商榷,如〈邊陲的西藏——西藏話篇〉便有六十四個留言。 「客觀中立」隱藏盲點「從左翼觀點來說,社會總是傾向大財團、資本,並非一個『客觀中立』的社會。所謂的『客觀中立』都只是建制的延續。對很多信『左』的人來說,『生產資料擁有者』難免會控制意識形態。」盧敬華自言是「信左的人」,「作為一個自稱左翼的人,鍾意政治,因性格關係唔鍾意參加政治組織,卻又想有對社會事一種參與。」剛巧博客的興起,讓他揮寫自如,對於主流傳媒所恃「客觀中立,不傾向任何一方」的一面旗幟,他深信下面隱藏着盲點。最初開博一個月寫近十篇,但近來轉了工作崗位,少了時間寫。 邊緣有什麼好怕的?他自言特別關心生活在社會甚至國家邊緣上的群體﹕「特別鍾意寫少數民族、台灣、西藏的文章,尤其是有關疆界的。現在經常有講法說香港『要避免邊緣化,要融合』。但我偏偏覺得香港的價值正正在於她處在中國的邊緣。邊緣正好提供另一種價值、角色,以往因為香港在邊緣才造就出她的成就。位處邊緣究竟有什麼不好呢?」他又說﹕「廣東、福建沿海從來都是反叛、反抗中央的地方,亦是『走佬』的地方——沿岸很多移民。這種不歸順於中央的邊緣意識與心態,係要有至得。」兩本書出版的年期相隔十多年,問他除寫博以外還有什麼寫作計劃?他說最希望寫一部關於香港的政治小說,「香港真係好值得寫。全世界都無一個好像香港咁複雜的地方——即係極權 /專制以下,一個所謂自由的社會。以前係國際風雲匯集的地方,但她的角色慢慢褪色。而大家又似乎沒有珍惜過她這個角色。」文 × 蔡琇瑩圖 × 李澤彤編輯 趙希彤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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