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敏:世有伯樂

前一陣子在大學咖啡店遇到黎青龍教授,隨後在報章得悉港大不和他續約一事。我和黎青龍教授不算稔熟,但他是一位我非常尊重的同事,也是肝臟方面享譽國際的權威。黎教授在港大服務了四十多年,桃李滿門,香港沒有多少醫生不曾是他的學生。多年來不少私家醫院不斷以高薪厚祿向黎教授招手,他都不為所動。雖然他已年屆七十,但仍然活力充沛,希望留在大學繼續教學和診症。以黎教授這種享譽國際的人才,若他願意留下,相信全世界不少大學都會認為是求之不得,但港大卻堅持要他轉為兼職僱員。對黎教授而言,他並不介意兼職合約下少得可憐的月薪,但在兼職合約下他不能再保持教授這職銜,而一句「大學要考慮續約是否符合大學的最佳利益,以及會否阻礙其他人士的晉升」更是如斯侮辱和冷漠!大學最重要的資產便是人才,好的人才方能提升大學的聲譽、研究和教學。這些人才願意留在大學任教,很多時都是基於一份理想和熱誠,他們着重的不是金錢的回報,而是大學對他們的尊重。過往港大有幸能吸引到一批頂尖的學者,可惜,近年港大似乎不再重視人才和經驗,以致流失不少資深的人才。這並非出於政治考慮,而只是僵化的官僚人事政策的結果。如果以處理黎教授的心態來處理人才,人心不思去才奇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但若機構不懂珍惜,伯樂和千里馬最終還是留不住的。[陳文敏]PNS_WEB_TC/20180627/s00202/text/153003806316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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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皮:虐兒

近期接連發生虐兒事件,每次看到報章報道都令人覺得心酸,小小年紀竟然遭受這種痛苦。之前五歲臨臨被親父及繼母虐待至死,現在是七歲林林被親母虐待變成植物人。類似事件,當事人大多生長在背景複雜的家庭,但為何親生父母竟能下此毒手?異地婚姻、夫妻離異、經濟環境不理想、孩子天生殘障,這種種都會導致人出現憤怒、憎恨、埋怨,這些情緒問題基於某些原因,不能得到合理的疏導,往往就會發泄在一些手無寸鐵、無招架能力的兒童身上。事情發生完全沒有被察覺,不知親戚朋友學校是不知情,還是知情不報,容讓悲劇出現。作為學校老師,除教導學生知識外,亦應多關注他們的身心健康,遇到可疑地方就應立即通報,因為小孩子年紀尚小,未必懂得表達感受,又或是害怕遭受更殘忍的對待。親戚、朋友、鄰居看見或聽聞有疑似虐兒事件都應舉報,這不是多管閒事,而是避免不愉快事情發生。父母把孩子帶到這個世界,就應給予他們一個安全環境,讓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自由談」歡迎投稿(約500字)投稿方法﹕電郵mpcolumn@mingpao.com或傳真2898 2539請附中英文全名、英文地址、電話、身分證號碼[皮皮]PNS_WEB_TC/20180625/s00200/text/152986483243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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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惜姿:青少年精神健康

正在看陳國齡醫生的新書《揭開神秘的面紗——瑪麗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個案實錄》,陳醫生是瑪麗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主管。此書介紹不同精神病的病徵,特別是詳述青少年患病時的狀况,對了解這課題頗有幫助。精神病人經常被標籤,其實精神病是統稱,個別病名大家一點不陌生,如過度活躍、抑鬱、自閉、焦慮、進食失調症等。陳醫生寫的,是醫院裏病人的真實故事。名字是化名,發病、求醫、斷症、診治過程卻是真的。種種精神病裏,以抑鬱症最叫我擔心。研究顯示,九成自殺案例與精神病有關,其中大部分是抑鬱症。但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向教育局提交的報告顯示,2013至2015三個學年的自殺個案中,只有兩成人曾接受精神科服務。若能及早識別抑鬱症患者,可能會救回更多性命。有時候初中生不肯上學,家長無法接受,一味怪責子女,誰知學生可能已患上抑鬱,情緒低落得無法上學,連早上起牀刷牙洗臉都力不從心。若家長對抑鬱症有粗略認識,便能及時帶子女求醫,對症下藥。經過兩年前接連有學生自殺,大家對青少年精神健康都不敢再掉以輕心。陳醫生建議,將精神健康教育納入中小學正規課程中,由認識情緒開始,繼而教導學生各種精神病的病徵及治療方法,鼓勵學生有需要時勇於求助。[陳惜姿]PNS_WEB_TC/20180625/s00196/text/1529864831238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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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森:記憶與遺忘

對抗強權,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六七如是,六四也一樣。自香港本土運動興起,大學學生會連年杯葛六四燭光集會,理由看似很多:「他國」死人,與我何干?行禮如儀,二十九年如一日。香港人沒有責任「建設民主中國」,應把時間精力放在我城。作為大學生,應該擁抱核心價值,堅持人道關懷吧,即使是「他國」死人,不是也應有惻隱之心嗎?我在電台訪問學生會的外務幹事。問得緊了,他這樣回應:我們沒有責任建設民主中國,不過站在人道立場,六四應該悼念,但不應限於燭光集會。我追問,那應該用什麼方式呢?大學生幹事答:現在學運低潮,學生會缺莊,人手不足,院校間有不同意見,今年六四不會有任何活動。我再追問,搞個論壇不需太多人手吧,搵個地方請幾個講者就成事。大學生同樣以人手不足來回應。我再追問,既然說六四應該悼念,學生會幾個同學在校園角落以燭光追思,也不需要太多人手吧,為何不搞?大學生像人肉錄音機一樣:不夠人手,不會悼念。如此這般的借口,說過很多次了,一聽再聽,就不會有任何驚訝。但慨嘆的不是立場,而是回應的水平。如果真的堅決本土,甚至主張獨立建國,夠「吉士」的話,就不要掩掩揚揚說什麼人道主義,干脆說蝗蟲不值得同情,死十個當五雙好了。年前有本土大學生譏諷年年如是的燭光集會是「消費六四」,今年大陸極左黨媒總編輯也在美帝推特揶揄香港人悼念是「消費六四」。本土學生與大陸黨官的思維,終於連結在一起,也是意料中事。記憶與遺忘,當然是個人選擇。今晚,你會做什麼?[吳志森 samngx123@gmail.com]PNS_WEB_TC/20180604/s00193/text/1528048814684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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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美姿:平反六四

入行十幾年,每年到了五月中下旬就開始忐忑:六四要做什麼古仔?最久遠的那些年,試過找八九六四出生的小孩,記得也有行家找過電話號碼以「8964」收尾的case。過了些年月,巿民對六四似乎有所丟淡,行家之間沒有夾定,但大家都捨棄噱頭,正正經經找來一些當年在廣場、目擊了屠城的受訪者做訪問。又過了些日子,我們開始談承傳,就是訪問老師如何在中小學裏講述六四。 這是時間的軸。不過最近四五年,我們突然不再按着這條時間的軸去發展。社會和校園,都蜂擁出來文字的牢獄。有些字眼,「講吓」都大禍臨頭,我們怕得噤聲。培正中學大樓掛起了直幡,黑布白字,寫着「毋忘六四」,被記者攝入了相機。嘩,是何等勇氣之作!縱使在我念小學的九十年代,在校園談毋忘和平反,明明就毫無忌諱。 德信小學多年來堅持為六四死難者祈禱,校長受訪時說:「學生需要知道有這事。」這些case以前並不難搵,但到了今日,願意觸及六四的校長,已變成珍品。 我在一個中學雞群組,發信息問:「有誰想去六四晚會?可以join我。」一學生回:「我不會去了,晚會變了質,被人利用!」另一學生回:「每年六四都考試,今年終於有得去!」晚會是廿九年來唯一沒變的東西,變了的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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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恩:香港需要更多「生命守門人」

應對近年為社會帶來極大困擾的學童自殺問題,政府特別成立「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並在2016年11月發表最終報告。根據報告,委員會主席葉兆輝建議教育局應為學生身邊的人包括教師、朋輩、大學人員及家長提供「守門人」訓練,加強及早識別及支援有風險學生。 鑑於現時的年輕人比較傾向與朋友分享他們的不安及感受,因此報告建議為年青人提供「守門人」培訓,教導他們如何正確應對朋輩的自殺訊息,以及協助他們識別有需要協助的朋輩。所謂「守門人」概念,其實可遠溯至社會心理學家庫爾特勒溫 (Kurt Lewin,1890-1947) 臨終前一篇論文《群體生活的管道》。文中勒溫指出,人類社會傳播過程中,信息會經過某些管道流動的關卡,即「守門人」,而守門人之主要作用在於選擇和篩選其接收到的信息,並決定哪些信息得到流通。 「守門人」的概念,一直影響深遠,並奠下了大眾傳播理論及新聞學研究中組織心理學派的基礎,而守門理論及相關分析,亦逐漸運用在不同領域,例如在心理學及輔導理論相關範疇中;由於守門理論具有「監控、保護」的意涵,便順理成章被視作對應精神疾病症狀或自殺防治的重要組成部分。簡而言之,即是當有人因受負面情緒困擾而發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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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恩:不要將孩子留在Twilight Zone——有關虐兒個案強制上呈機制之爭議

寫在前面:Twilight Zone按字面意思是黃昏之意思,但就英語慣常用法而言,黃昏時段正好在白天與黑夜之交界,因此twilight zone亦可解作「模糊區域」,例如twilight zone between good and evil 便是善惡之間的灰色地帶。 正文:早前,小女孩臨臨懷疑被虐致死個案引起全城迴響,而討論焦點除了案情本身以外,校方在事件中的責任問題,連帶目前的虐兒個案跟進機制亦成熱議內容,連勞福局羅致光局長亦曾公開表示局方樂意探討有關機制。 其後,傳真社取得臨臨生前一些在校園內拍攝之照片,揭發校方可能並非如早前受訪時回應時所述毫不知情。事件經曝光後再次發酵,不論網路上還是專業界別的群組亦對此事憤憤不平。當中,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在個人社交平台發文提及「強制上報」,更引發新一波有關虐兒個案強制上呈機制討論。 以上,是本文撰寫之緣起,而下文則分為兩大主軸,首先是論及目前機制的「模糊區域」,之後會再談到「虐兒個案強制上呈機制」一旦啟動有機會出現的其他「模糊區域」。 Twilight Zone之由來 首先,必須清楚地向各位讀者指出,正如羅局長多次澄清,目前確有機制供校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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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漢森:可惡可悲可恨

浸大學生衝進語文中心「佔領」八小時,其間曾向在場老師說粗口,並把過程錄影放上網。不久,facebook和WhatsApp都收到很多信息,一面倒指摘這班學生,流氓、黑社會、懶蟲、廢物……應該踢出校!其中有借題發揮,指桑罵槐,指不學好普通話是蠢材、不愛國、港獨遺毒等。我起初未知內情,但相信事必有因。事件中,部分學生的態度和說話方式很差,社會不會認同,但如果他們沒有覺得正當的理由,絕不能堅持八小時,並把行為公之於眾。後來內情慢慢披露,原來校方規定本地學生要普通話考試及格才得畢業,令很多學生處於窘境,學生會與校方多次爭取未有合意結果,才用這種激進行動表達不滿。學生會為同學爭取權益是他們的責任,但行動策略不善、表達方式粗野,引起廣泛批評!三十多年來我遇過很多有情緒和行為問題的學生,爛仔、流氓、古惑仔……這些學生的態度行為惹人厭惡,但細心追蹤下,他們背後都有令人不安的故事,學校有責任協助和引導他們重回正軌。但部分教師對問題學生的越軌行為束手無策,便經常細緻描述這些行為,並且誇張渲染,以圖得出結論:應該把這些學生踢出校!他們忘記(或故意忽略)教師的責任,避開自己專業能力的不足,把課室失控、教學失效的責任,全推給這些學生。[陳漢森 chs55255@hotmail.com]PNS_WEB_TC/20180129/s00204/text/1517162730772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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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美姿:打給浸大生的電話

校長錢大康將兩名學生停學的翌日,我返浸大上課。早五分鐘去到課室,推開門,已有學生靜靜坐着。老師跟學生一樣,每年講台上講台下碰着的究竟是什麼人,其實都睇運氣。這是一門新聞系的課,班上有本科生也有外系生。課堂最後四十分鐘,我把原本的教案抽起,跟學生討論一下這宗他們難以置身事外的新聞。一個精神不振的學生,適才一入課室就跟我說:「真係好攰。」我當時不以為意,當下見他似有嘢想講,但一副氣若游絲的模樣,遂把咪高峰遞給他。學生說:「我係今屆學生會幹事。」大家身上的貓毛立即豎起,我開壇請同學扑咪,盡快問五個最關鍵問題。課堂上我們承諾所有說法都off record,故不能在此覆述。但熱烈討論去到尾聲時,學生的靜音手機響起,我破例讓他在班上處理公務,並把咪高峰熄掉,大家遷就着把語調放輕。但見他表情奇怪,我用眼神詢問,學生移開電話筒說:「我又畀人打來辱罵。」我請他打開揚聲器,因着學生會成員身分,而遭街外人致電恐嚇,絕不是學生應該承受的事情,而這個騷擾電話足足有一分鐘長。當學生不滿校政、校長懲處學生、教職員各自歸邊的時候,我眼前看到的一幕是鷸蚌相爭,漁人得利。香港已經不是昨日的香港,校園外很多政治勢力瞄準師生虎視眈眈,明日再續。[鄭美姿]PNS_WEB_TC/20180127/s00314/text/1516989965664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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