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漢森:感謝惡意加害的敵人

過去不少抗爭者受沉重打擊後,變得犬儒,憤世嫉俗,不再參與任何社會抗爭。袁國強玩弄法治手段,把一批批年輕公民抗命者送入牢獄,企圖殺一儆百,製造寒蟬效應。但看來他的奸計不得逞。因衝入公民廣場被判入獄的周永康說,多謝袁司長令他「有一個奇妙旅程」,在懲教署學到很多,又令到人們再次看到司法公正、公義可否被實踐及被看見。因反東北發展案入獄的嚴敏華說,感謝將她放入囚籠的敵人,「是他們給我一段洗滌心靈的時間」。她在獄中找到將來職業方向,變得強韌,身體狀况也因早睡早起和清茶淡飯而改善。一個教書老友多次提及學校那個經常加害他的中層同事。「他負責安排教員的教擔和時間表,他本人教節少時間表漂亮不在話下,與他同聲同氣的朋黨都受惠,而我和不肯追隨他的都受懲罰打擊。我教的都是差班,而且要教多個不同課程,課室秩序管理和備課壓力非常沉重。有一年,他還故意把中二升中三最麻煩的學生集中在一個班上,安排我做班主任……幸好,那時仍年輕,夠體力有智慧去應付。多年艱難的磨練,令我更了解學生的需要,管理課堂秩序的能力和教學能力都大躍進。所以,我實在要感謝那個經常加害我的同事。」他們的感謝都不含敵意,不是說反話,是人生境界的提升。[陳漢森 chs55255@hotmail.com]PNS_WEB_TC/20171121/s00204/text/1511200982728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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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仁啟:中史教育 政治暴力的犧牲品

近年,有關中史科的爭議異常熱烈。行政長官更列明來年本科將成為初中獨立必修科。而初中中史科修訂課程諮詢也在十月尾展開,再次令社會關注。本文就中史科議題談談一些看法。 首先談獨立必修問題。筆者是中史科教師,當然理解本科的價值;而且中史獨立成科全世界獨一無二,有香港本身的歷史背景,值得珍惜。今年特首應某些政治團體的要求,把中史科列為獨立必修科,筆者本應舉手贊成,但可惜此次決定為政治決定,而非專業決定,在政策施行的過程中,以政治暴力破壞教育專業,筆者必須指出。 依教育局數據,全港學校接近九成在初中開辦中史科,約一成學校則以「歷史與文化科」、「綜合人文科」或其他形式教授中史。中史科獨立必修,對接近九成的學校影響不大。問題是應否留彈性給餘下的一成學校?其中「歷史與文化科」是教育局早年極力向學校推薦的科目,因而有不少學校依教育局的意思開辦。根據教育大學的一項研究指出,此科的教學效果理想。事實上也有老師通過設計及施教此科而得到教育局的高度評價,並榮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但現在政府卻要求取消。在中史諮詢會中,教育局高官向眾老師表明已會見四十多位中學校長,要求他們以往無論以任何形式整合或沒有開辦,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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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森:集體洗腦

中央要牢牢掌握對香港全面管治權,果然講得出,馬上做得到。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下月來港出席基本法論壇,就「在國家憲法及《基本法》下香港作為國家特別行政區的角色及使命」發表講話。歷次人大釋法,李飛都有來港解畫,港人對他並不陌生。今次李飛來港,正值中國進入習近平新時代,特區政府高度重視,除了林鄭和張建宗會在開幕閉幕致詞外,教育局也動員中學老師和學生,在上課時間,起碼用兩節課時,齊集聽訓,觀看李飛講話的電視現場直播。十九大開幕習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幼兒園學生排排坐聆聽習爺爺,照片在網上瘋傳,愛國主義要從娃娃抓起,成為一時「佳話」。不知香港教育局是否有樣學樣,要幼稚園生集體聽訓可能稍嫌虛假誇張,教育局動員中學師生聽李飛就習近平新時代對《基本法》「一國兩制」的新解釋,體會中央的新精神,也正好配合中央牢牢掌握對香港全面管治的新指示。集體聽黨官訓話,香港人始終不習慣,年輕人反叛,不只悶出鳥來,更會引起逆反心理,效果肯定適得其反。但都可能在官員預料之中。內容是否入腦?洗腦是否成功?都不重要,關鍵是學校是否積極配合。教育局承認已邀請辦學團體安排觀看直播,但強調只屬自願性質。官校辦學團體就是政府,校長老師都是公務員,自然要聽話。至於資助學校,政府早已牢牢掌握了辦學團體的命脈,當然不敢怠慢。若辦學團體全面配合,集體聽訓的要求,老師又豈能抗拒,學生的愛國教育自然水到渠成。學生玩手機也好,齊齊睡覺也罷,只要師生在禮堂齊齊睇電視,數字肯定可觀,紀錄已成,創了先例,這類聽指示、聽傳達、聽中央精神的愛國活動,肯定陸續有來,將成為新時代的新常態。眾所周知,中學老師追趕課程進度,早已追到氣咳,白白浪費兩節課時,用來集體洗腦,師生當然千萬個不願意。教育局以鼓勵為名,變相強迫為實,如果師生不抗拒,多做幾次,就會成為習慣。電影《十年》話齋,對不合理不公義的事情,千祈唔好慣。教師組織、家長團體、學生領袖,又到集體發聲的時候了。[吳志森 samngx123@gmail.com]PNS_WEB_TC/20171028/s00193/text/1509128435571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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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馬臨記憶

上周一,中大前校長馬臨逝世,享年93歲。 馬臨校長很有威嚴 我曾經在1986年及1987年分別當過中大學生會副會長和會長,剛巧這也是馬校長任期最後兩年,所以我也有機會與他親身交往過。 我記得,馬臨是一位很有威嚴的校長,且相當「家長」。但其實,當年的大學教授大多數都是如此「家長」,畢竟當時的社會氣氛與今天十分不同。 為何師父教徒弟要教上10年? 我最記得每次到校長室見馬校長,在展開任何話題和討論前,他例必先訓誡我們10多分鐘,說要尊師重道。我還記得,他總是說:「以前師父教徒弟,一教隨時要教上10年,但其實真功夫可能不用兩三年便可教曉,那麼為何要教那麼長呢?其實,頭幾年師父都只不過是觀察徒弟是否孺子可教。所以做學生切記要懂得尊師重道,否則吃虧只會是自己,學不到老師的真正學問。」 這段話他實在向我說過太多次,所以時至今天我仍然清楚記得。 只有交代了這種背景和心態,大家才會明白到,當我們那兩屆學生會提出在改革校政上,要求校方引入教學評核時,校方不少人士為何會認為我們不懂尊師重道。他們想:你們這班學生憑什麼可以去評核老師的教學?他們甚至有人認為,這無疑是對老師「紅衛兵」式的批鬥,因而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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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改革通識科更待何時?

我在2008年當選立法會議員後不久,便在教育事務委員會提出質詢,要求教育局官員交代新高中學制通識科的具體課程內容。當時與會的教育局官員回覆,通識科的課程設計會參考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IB)的核心科目:知識理論科(Theory of Knowledge)。不過,通識科側重通過考試評核學生,知識理論科則注重學生的課堂展示和日常作業,故兩者不論在教學或考核模式都不盡相同。西方國家十分重視通識教育,美加等地不少中學亦設有類似香港通識科的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學科,但大多只屬選修性質;反觀在新高中學制下,通識科被列為必修科。學生為了穩握入讀本地大學「3322」的入場券,只好投放更多時間於通識科,而放棄修讀自己感興趣的額外選修科或數學延伸課程單元一及二(簡稱M1及M2)。這不但降低了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窒礙本地人才培訓。新高中學制令大學失去收生的自主性和靈活性,近年不少學系為維持收生人數而削足就履,取錄缺乏專科基礎知識的學生。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教授認為,學生選科時多以「考高分」為首要考慮,令較為艱深的理科和高階數學成為犧牲品。香港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教授亦所見略同,指新學制令學生專注於必修科,削弱他們對數理學科的基礎知識,遂認為教育局是時候全面檢討新學制。在美國,不少頂尖大學都規定一年級學生修讀通識課程(General Education),要求所有學生深入研究人文學科的典籍及自然科學的理論。香港多間大學亦仿效美國,為「334」新學制的學生設立以研讀典籍為本的通識教育必修課程,可見學習典籍才是通識教育的基礎。新高中的通識科課程雖分為六大單元,但該科的筆試試題主要圍繞本地時事議題,絕少涵蓋中外典籍,實在談不上是「真」通識。教育局自2009年起將通識科列為必修科,當局既忽略典籍,失卻幫助學生「文理兼備」的本意;且令學生「顧必修而失興趣」,扭曲大學的收生制度。因此,我已多番建議教育局將通識科改為選修科,或簡化該科評級為「合格」及「不合格」。通識科的弊端已暴露無遺,還望當局正視問題,盡早改革通識科。[葉劉淑儀]PNS_WEB_TC/20171021/s00193/text/150852308878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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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人文科學

不少人曾問我,為何在任院長期間我會引入「法律和文學」這項目?法律和文學本來就有深厚的淵源,但更重要的是我認為每位大學畢業生均應具備一定的人文素養,才可以稱得上為知識分子。龍應台教授曾說,文學讓我們看見現實背面的另一種現實,在這種現實裏,除了客觀的理性以外,還有心靈直覺對美的頓悟。就如在湖邊的白楊樹,在現實生活裏,我們看到的往往只是那手可觸及、眼可看到,站立在湖邊的白楊樹這現實世界,但湖水裏邊還有一個千變萬化的白楊樹的倒影,這個倒影會隨風雲而改變形態,亦會隨觀賞者的心境而產生不同的質感,它是若有若無但又真實存在。文學的價值,就是不斷提醒我們,除了岸上的白楊樹外,還有另外一個在湖水裏存在的倒影世界!可惜,在香港這個功利社會,不具市場價值的人文科學並沒受到應有的重視。試問每年有多少尖子會立志成為文學家、史學家或哲學家?當然,懸壺濟世、秉持公義都是崇高的理想,但每年芸芸大學畢業生中,有多少還記得當天他們在入學申請表時所寫下這些崇高的理想呢?人文素養讓我們看到功利以外的世界,它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價值,「一個會寫詩、懂古典音樂、有哲學博士學位的人,不見得不會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一個真正有人文素養的人,卻不會違背以人為本的終極關懷」。即使在大專院校,人文科學亦往往被誤解和忽視。泰晤士報最近發表全球大學個別學科的排名,港大教育學院全球排行第四 ,法律學院排行十八,不單位居亞洲之首,更為全球前列二十所法律學院中唯一在亞洲的法律學院,文學及社會科學均位列全球首三十名之內,大學本身則排行四十,這說明了什麼現象?人文科學在大學內可曾受到相應的重視?大學內的各項研究獎項,人文科學所佔不足兩成,是人文科學的水平不夠,還是所採用的理工科標準根本並不適合?掌權者往往以量度白楊樹的高低粗幼的準則來對水中白楊樹的倒影作衡功量值,結果是啼笑皆非。就如以影響因子來評核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的作品,他可能永遠沒法獲得諾貝爾獎![陳文敏]PNS_WEB_TC/20171011/s00202/text/1507659384706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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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崇基:重要講話

中大文化廣場的「香港獨立」橫幅風波,擾攘了一段日子,中大校長出來見傳媒,讀報所見,校方通知傳媒,「沈祖堯將在中環美國銀行中心發表『重要講話』」。在中國大陸,上至黨國領導人,下至村委小書記,只要有話要說,就會說成是「某某發表重要講話」。「重要講話」四字,在中央電視台的頭條新聞,見慣見熟。想不到連堂堂一所香港中文大學,也跟着鸚鵡學舌,好學唔學,使用此等共產式中文。鸚鵡學舌之風,其來有自。先是傳媒不分好壞,全盤接收。然後是特區高官,為示忠誠,有樣學樣。再有服務業睇錢份上,討好遊客,照跟可也。於是,本來美麗的正體字、活潑的本土文化、啜核的廣東語言、優良的翻譯傳統,漸漸被一些源自於、也只適用於政治宣傳工具的語言取而代之。什麼「一小撮人、一系列措施、一籃子因素、一步到位、加大力度、上綱上線、不存在、不排除、心理素質、打造平台、充分體現、成功學習、表示關注、信息量高、查找不足、重中之重、持份者、特區班子、高度重視、嚴肅處理、強化深化優化……」,好好一個維珍尼亞變弗吉尼亞,雪梨變悉尼,康城變戛納,麻省變馬薩諸塞,夏灣拿變哈瓦那,車路士變切爾西,美斯變梅西,荷李活變好萊塢,希治閣變希區柯克,杜魯福變特呂佛……不知道錢穆泉下有知,聽到「校長將要發表重要講話」,作何感想?如唐君毅在世,會否再慨嘆多幾聲中國文化之花果飄零?[趙崇基 derekee@gmail.com]PNS_WEB_TC/20170928/s00305/text/1506535123220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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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敏:給同學的信

敬恩、峰琦:獲悉法院的判決後,當時的心情是相當矛盾的。一方面是放下了心頭大石,衝擊事件發生至今已差不多21個月,在這段期間,你們要面對社會和學業方面的壓力,亦要承受刑事檢控帶來的心理壓力、焦慮和不安,事情終於告一段落,法院的判詞情理兼備,社會服務令亦是一個恰當的判刑。另一方面,我不敢用「高興」二字,畢竟當日的衝突並非無可避免,大學在處理這次事件中有多處不足的地方,如果不敢面對學生,不願和學生溝通對話,又怎能做好教育的工作?春風化雨,諄諄善誘,這是教育工作者的使命,需要耐心和諒解,訴諸法院,只令所有人均成為輸家。我對大學當日報警的決定始終未能釋懷,但還是感激校委會的成員石禮謙和紀文鳳願意冰釋前嫌,為你們求情,亦希望校委會日後能更多聆聽校園內的聲音,加強和持份者的溝通。經歷了這麼多事情,現在是好好休息的時間,用些時間好好去充實自己,思考自己的角色,然後重新上路。在這個過程中,我希望你們不要放棄對理想的堅持和對公義的執著。人生總難免遇到波折起落,問題不在於這些挫折,而是經歷這些挫折以後,如何在當中學習和成長,如何在挫折之後重新站起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所謂「明德」,就是明辨是非,關心社會,對不公平不公義的事,敢於質疑,敢於批判。先天下之憂而憂,不平則鳴,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才是知識分子應有的胸懷和良知。我常常和念法律的同學說,當他們翻閱案例時,不要光認為這是冷冰冰的原則,而是要去反思何謂公義。每宗案例都是活生生發生在我們社會裏的事情,看到不公平的事情,我們應該感到憤怒,應該挺身而出。沒有激情的社會是冷漠的,不能反思的社會是無情的,不敢或不願意再說真話的社會是可悲的。改變社會的觀念,令社會變得更加公平合理,要依靠的不單是一腔熱誠,還要理性、學識、勇氣和承擔。武力衝突往往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經一事,長一智,願我們學會穩重和理性,但卻無損對社會的熱忱和對公義的承擔!祝好!文敏[陳文敏]PNS_WEB_TC/20170927/s00202/text/150644969157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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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溢欣專訪:補習補到辦雜誌!  (文:何曉瞳)

編按:報章各版、巴士車身與大廈外牆廣告都有林溢欣的身影。他是舊學制學生,出身於中文系,做補習老師,致富後辦雜誌,照顧一群以編輯為理想的年輕人,創建文化事業,連結本土潮流與藝文空間……開學蜜月期已過,師生與家長開始踏入緊張學業的日子。本版邀得林溢欣,談考試、教學、語文,談談教育制度存在的不足、市場對補習事業的龐大需求,以及中文教育的理想。走進彌敦道,除了五光十色的霓虹燈牌外,更亮眼的是掛在大廈外牆,各式關於補習天王、天后的廣告牌。海報中的男女均打扮得專業時尚,在鎂光燈的映照下,補習老師也似乎變成外表亮麗的明星。2015年,有補習社在全港多份報章刊登全版的招聘廣告,以天價8500萬向一名中文科的補習天王「挖角」,轟動一時。在全城熱議下,「林溢欣」一夜之間成為我們熟悉的名字。許多人認為補習文化不過只是市場功利化下的產物,這似乎過於片面。傳統和「背誦」2012年,逾三十年的高級程度會考的時代正式終結,取而代之的是中學文憑試(DSE)。文憑試的中國語文科自開考以來,因不少考生未能達到大學的入學要求,而被喻為「死亡之卷」。香港學生普遍被批評語文能力每况愈下,考評局在每年的考試報告中也批評學生的語文根基薄弱,在聽說讀寫考核中均力有不逮。林溢欣認為學生語文能力積弱,無疑源於語文和生活脫鈎:「學生所以對語文不甚感興趣,是因為感受不了它和生活息息相關;更是因為網絡世界的興起,深深蠶食着學生對語文的認知。」當學生早已先入為主認定語文沉悶乏味,那他們注定與語文世界斷裂,無法走進文化中體會古人可貴的智慧和思想。林溢欣求學時,仍是個智能科技與書本分庭抗禮的時代,他說:「現在的人,生於一個網絡和電子十分發達的時代,他們根本無從想像以往的人為什麼總有一書在手。既然擁有一部iPad能知天下,學富五車又再有何價值呢?」他深信時代洪流要注定對此負上責任:「網絡的興起加速了時代的崩壞和仁心的失落,只剩下種種打着追求言論自由旗號卻不負責任的言論,胡亂批評和傷害別人。面對着這樣的困境,我們都無所適從。」這時,他無奈地笑了笑。「當人們試圖在絕望中尋找新的出路,最終也不過想要回到傳統的一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來年的文憑試,中國語文科將回到傳統,恢復範文的考核制度。林溢欣形容:「中國文化中精彩的經典篇章,多如恒河沙數。這次官方選取的12篇範文的確獨具匠心,從先秦時期、孔孟名篇、莊子、到唐詩宋詞也涉獵其中。但這不過是中國千年文化精髓之一二。」官方在文憑試加入了文言範文,期望藉此提高學生的語文水平,但林溢欣深信擔任要角的還是親身教授的老師。他在教授中文時,總有自己的一套堅持。「首先,背誦是不能避免的。」待過半晌,他續說:「但問題是,背誦也有分很多種。背誦是基礎,但之後的思考和靈活變通更為重要。背誦不過是過程上的吸收,生吞活剝、學而不思,最終當然也會是徒勞無功。」這時,他引述考評局在2013年出過一道試題:「孩子不是等待被填滿的瓶子,而是盼望化作燃燒的火焰。」孩子固然不只是等待被填滿的瓶子,但不要忘記,在瓶子燃燒前,卻必須先被汽油填滿。學生理解不到何謂「天下」另一方面,林溢欣更注重知人論世,通過了解古人的思想精神,感受過往生活,也由此將過去的價值帶到現世。在講解《出師表》時,他並非開首便將文章逐句拆解,「單是一句『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也足以令他們摸不着頭腦,因為他們根本理解不到何謂『天下』的概念。」他更願意做的是令學生釐清時代脈絡,令他們認清到底該時代發生了什麼事。又如《念奴嬌》,他關心的是如何詮釋周瑜這位三國人物,「許多學生都會聽過『既生瑜、何生亮』,卻未必了解周瑜和諸葛亮之間的關係。」只有認清時代背景與人物,才能真正「讀」懂文章。12篇範文總不能包括所有,但卻是一扇通往出口的門;只有勇敢地跨過「門檻」,才能走往更遠的康莊大道,捕捉美麗風景。在這些年來,官方多番修訂中文科課程及考核內容。先是取消說話卷的朗讀部分,之後又將聆聽、綜合兩卷合併。其後,亦決定重考12篇文言範文。而在政策未知成效之際,又出現簡化考試的聲音,建議只考閱讀和寫作。林溢欣無奈地笑了笑,說:「範文制度才剛剛推出,還未開始考核,現在又建議個新的制度,這樣合理嗎?從更仔細的角度切入,其實其他三卷是不是都沒有價值呢?」他深信在現今的香港,不論在哪個行業工作,也需具備與人溝通的能力:「以說話卷為例,它的意義不在於辯論,或擊倒對方,反而是考核我們有沒有求同存異的能力和思考的方法。」語言是一種交際工具,也是人在社會中表達思想和交流感情的本領,言之有物,難道不是學生必備的本領嗎?簡化中文科,美其名能減輕學生的學習壓力,實際卻似乎否定了中文科中閱讀和寫作以外能力的重要,更有本末倒置之嫌。無法和金錢脫鈎的教育對於補習行業,外界總是批評它的「商業化」和「明星化」。林溢欣卻相信今時今日的所有行業,若要生存下去都無法和金錢脫鈎,而廣告和包裝亦不免成為商業社會中的一種宣傳手法。但他認為更重要的是,那件「商品」到底有多大的價值:「在再好的包裝之下,若商品根本是名不副實的,也同樣會被淘汰。但倘若它是好的貨品或服務,那宣傳又有什麼問題呢?」他進一步指出:「市面上更多其實是副學士、IVE、自資學位的廣告。教育根本就不能排除在金錢和廣告之外。」君子愛財乃人之常情,而取之有道則是他深信應拿揑好的尺寸。在香港,教育由「應試文化」主導,不論是學生和日校老師都背負着沉重的壓力。在林溢欣看來,補習雖然存在功利的成分,但這種技巧型導向的課程卻恰能彌補日校的不足。在課堂中,他會仔細拆解、分析考評局的試題,強調不同情况下的作答和應對技巧,配以海量練習,令學生在實踐中學會應付考試的技巧。「而這些資源配套所需要付出的時間,都是日校老師難以兼顧的。」他認為考試所重的是語文根基,但也是技巧:「人總會有失手的時候。當成績的等別對學生的升學有很大的影響時,學習技巧來助他收窄失手的空間便變得重要。」但再多的技巧,亦不過是一種輔助,他深信最重要的也是學生本身的語文根基。「以寫作為例,就算我們教授了再好的修辭手法、結構技巧,又或是教會了他們如何寫情節的呼應,說到底,在考試中執筆的是學生。」自身努力,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學生缺的是什麼談到「傳道授業解惑」的責任,可說是百般滋味。初任教時,林溢欣除了「授業」外,也十分着重「傳道」。他在著作《寫給年輕人的話》中寫道:「課上我穿插人生,訴說教育,我想同學明白我是這樣的着緊和投入,因為這是一種責任,一份使命,而不是單純的工作。」他想將最好的傳授給學生,而傳授的不止限於知識,還有他的想法、經驗和人生。然而,學生的反應卻遠不如他的預期。「後來,他們都有來告訴我,認為付了錢來上課,所學到的應該是知識和技巧,而不是聽一些人生道理。」漸漸地,他也變成了真的exam-oriented,選擇以知識為學生的生命帶來光亮。當外界拿着一把「量度老師」的尺子來審視他們時,大概忘了,補習確是一項付費的消費,他總有應負的責任。「現在的學生根本不看書,有些甚至連一篇好文章也沒有看過。」說這句話時,林溢欣搖了搖頭。不知從何時開始,紙本文化在香港已恍如一線西沉的夕陽,文字的價值也逐漸被這個信息氾濫的時代淹沒,新生代的基礎語文能力變得薄弱。「那很自然,在他們心目中又怎麼會有一個叫『好』的概念呢?」面對舉步維艱的文學困境,他確信「若我們依然想頑強抵抗,想要捍衛的話,只能從生活着手」。所以,在2014年他自資出版了流行文藝雜誌《藝文青》,「企圖將難以入口的一些文史哲等等的材料,混以一種流行、大眾的味道,試圖讓流行變得不平凡」。將與生活息息相關的題材,不論是較嚴肅的社會、文化事務,還是輕鬆的生活逸事、男女關係等放於大眾都能企及的高度。問他成效如何,他笑了笑說:「那要看看你將這個詞放得有多大,若成效要影響很多人,我覺得它失敗。但若說它也能影響着幾千的固定讀者,那它也算是成功。」只要像黃花,在荒涼的境地掙扎和努力過,已是生命中最美麗的姿態,這是林溢欣所告訴我們的。[文.何曉瞳/編輯.袁兆昌/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http://fs.mingpao.com/pns/20170922/s00184/77ba561e98555f60f62f676af04beabc.jpg;http://fs.mingpao.com/pns/20170922/s00184/77ba609fcc441e7b1265d502c46a69c5.jpg;http://fs.mingpao.com/pns/20170922/s00184/77ba6e0fac5e097baac9798d792ac093.jpg世紀.profile.林溢欣:當年於高級程度會考中國語文及文化、中國歷史及中國文學三科均奪A。繼後憑優異成績入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並以一級榮譽畢業 ,及後於同校取得香港中大中文系研究院哲學碩士,專研古代文獻、文言文及哲學思想。2011年投身補習業界,於遵理教育教授中文科,竭力指導學生,並著有多本書籍及中文科筆記,在年輕一代推廣中國文化不遺餘力,其中《寫給年輕人的話》一度打入各連鎖書店排行榜,銷量逾四千本;《中文寫作思維》一度斷市,3個月內刊行至第三版。林溢欣於2014年創立中文文化雜誌《藝文青》,推廣文化風氣。;PNS_WEB_TC/20170922/s00184/text/1506016442727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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