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明樂:佛系青年

(上) 人說今時今日年輕人很「佛系」。 佛系者,好聽點是「隨緣」,難聽點是「唔嗲唔吊」、「不上進」、「hea」。但是,佛系青年是如何煉成的,沒有太多人深究。 大膽推論,佛系背後,有個很重要的context:今天的年輕人(大概是90中後至00後),出生於一個沒有參考、沒有先例的世界。就算有,頂多是反面教材。 試想想,自盤古初開,每一代人,跟下一代,如何相處?恐怕,大多以「經驗傳承」為主。 傳承的風格,可以很多元。不怒而威或亦師亦友,循循善誘或以身作則。但是,內容萬變不離其宗:智慧、學問、生活體驗。 昔日,經驗,是極珍貴的資源。年輕人尊重長輩,除了出於禮貌,也是因為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長輩,很煩人;但無可否認,在關鍵時刻,偶有啟發。 然而,網世代的世界,不是走快了幾十年,而是幾十個光年!所謂經驗,追不上變化,嚴重落伍,變了包袱。從前行之有效的處事方式,被一一瓦解。 撫心自問,有多少次,年輕人來求教,我們可以信心十足,點條明路畀佢行?抑或只是斷估無痛苦、扮專家,甚至無限loop「想當年我點點」悶死班後生? 年輕人懂的,我們不懂。年輕人不懂的,我們更不懂。幫倒忙不特止,還處處倚老賣老,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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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森:記憶與遺忘

對抗強權,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六七如是,六四也一樣。自香港本土運動興起,大學學生會連年杯葛六四燭光集會,理由看似很多:「他國」死人,與我何干?行禮如儀,二十九年如一日。香港人沒有責任「建設民主中國」,應把時間精力放在我城。作為大學生,應該擁抱核心價值,堅持人道關懷吧,即使是「他國」死人,不是也應有惻隱之心嗎?我在電台訪問學生會的外務幹事。問得緊了,他這樣回應:我們沒有責任建設民主中國,不過站在人道立場,六四應該悼念,但不應限於燭光集會。我追問,那應該用什麼方式呢?大學生幹事答:現在學運低潮,學生會缺莊,人手不足,院校間有不同意見,今年六四不會有任何活動。我再追問,搞個論壇不需太多人手吧,搵個地方請幾個講者就成事。大學生同樣以人手不足來回應。我再追問,既然說六四應該悼念,學生會幾個同學在校園角落以燭光追思,也不需要太多人手吧,為何不搞?大學生像人肉錄音機一樣:不夠人手,不會悼念。如此這般的借口,說過很多次了,一聽再聽,就不會有任何驚訝。但慨嘆的不是立場,而是回應的水平。如果真的堅決本土,甚至主張獨立建國,夠「吉士」的話,就不要掩掩揚揚說什麼人道主義,干脆說蝗蟲不值得同情,死十個當五雙好了。年前有本土大學生譏諷年年如是的燭光集會是「消費六四」,今年大陸極左黨媒總編輯也在美帝推特揶揄香港人悼念是「消費六四」。本土學生與大陸黨官的思維,終於連結在一起,也是意料中事。記憶與遺忘,當然是個人選擇。今晚,你會做什麼?[吳志森 samngx123@gmail.com]PNS_WEB_TC/20180604/s00193/text/1528048814684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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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美姿:平反六四

入行十幾年,每年到了五月中下旬就開始忐忑:六四要做什麼古仔?最久遠的那些年,試過找八九六四出生的小孩,記得也有行家找過電話號碼以「8964」收尾的case。過了些年月,巿民對六四似乎有所丟淡,行家之間沒有夾定,但大家都捨棄噱頭,正正經經找來一些當年在廣場、目擊了屠城的受訪者做訪問。又過了些日子,我們開始談承傳,就是訪問老師如何在中小學裏講述六四。 這是時間的軸。不過最近四五年,我們突然不再按着這條時間的軸去發展。社會和校園,都蜂擁出來文字的牢獄。有些字眼,「講吓」都大禍臨頭,我們怕得噤聲。培正中學大樓掛起了直幡,黑布白字,寫着「毋忘六四」,被記者攝入了相機。嘩,是何等勇氣之作!縱使在我念小學的九十年代,在校園談毋忘和平反,明明就毫無忌諱。 德信小學多年來堅持為六四死難者祈禱,校長受訪時說:「學生需要知道有這事。」這些case以前並不難搵,但到了今日,願意觸及六四的校長,已變成珍品。 我在一個中學雞群組,發信息問:「有誰想去六四晚會?可以join我。」一學生回:「我不會去了,晚會變了質,被人利用!」另一學生回:「每年六四都考試,今年終於有得去!」晚會是廿九年來唯一沒變的東西,變了的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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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惜姿:中聯辦與香港出版業

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三大書局所隸屬的聯合出版集團,由中聯辦全資擁有,這事在二○一五年被《壹週刊》揭發,當時引起過一番迴響。那時受人關注,是因為幾本由「黃絲」作者寫關於佔中的書,在上述幾間書店不易找到,記者追查聯合集團的股權誰屬,方發現中聯辦是幕後老闆。最近話題又再被炒熱。港台視點31記者查閱公司註冊文件,發現天地圖書持股量達四成的大股東僑商置業有限公司,原來也是聯合出版集團全資持有。即是說,三中商以外,中聯辦也擁有天地圖書四成股權。三中商在港有四十七間分店,分店位處貴價地舖或商場,是全港最大規模的書店,其他小本經營的書店望塵莫及。集團集出版、發行、零售於一身,財雄勢大,在市場具領導地位。可以想像,集團想捧紅一本書,十分容易;想要一本書消失,不讓它被讀者看見,亦不難。這情况不只在一般市面,在本港很多大學亦只見商務,不見其他。染指書籍出版和零售市場,很多人想到政治任務。其實在消閒書市場以外,還有教科書市場,那是「搵真銀」的生意。近年來學校派的書單,都是三中商的居多。集團規模大、書種齊全、訂貨量大有折扣優惠,一年兩個學期,家長莫不乖乖奉上支票。那是不必也不能有太多疑問的例行動作。[陳惜姿]PNS_WEB_TC/20180601/s00196/text/1527790146677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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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ron James:我都沒有信心能夠打入總決賽  整理:高天鷲@SlamTalk籃Team

編按:NBA (美國職業籃球賽)總決賽於香港時間六月一日早上舉行第一場比賽,賽事七場四勝制。比賽最少需打四場,此前,專門講評香港及美國籃球壇的網台節目籃Team說地,在討論區提到最近一則專訪,引起球迷討論東岸騎士主將LeBron James。我們邀請版主之一——高天鷲,引介這一則熱議的訪談對話,關於一位球壇「成功人士」如何毫不容易地度過這個球季…… 一份熟悉的味道,連續4年NBA總決賽都由Golden State Warriors與Cleveland Cavaliers上演終極大戰,但這將是小皇帝 LeBron James最困難的一年。除了第二輪與Toronto Raptos的系列賽以大比分4-0外,跟Indiana Pacers及Boston Celtics皆要浴血奮戰拼至彈盡糧絕到最後一刻才分出勝負。明星隊友Kevin Love於Game6因腦震盪後要進入保護程序缺席與Celtics的第七場生死戰,更逼使Tyronn Lue祭出隱藏已久的終極戰術「LeBron 48分鐘戰術」,才能於客場險勝綠衫軍晉級最後一輪比試。此前綠衫軍在隊史系列賽大比分領先2-0的時候從未輸過一輪季後賽,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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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銳輝:到法院上法治課

每年都會安排中二級同學到法庭旁聽,以往到鄰近的荃灣法庭,不過前年十二月底,這所唯一仍運作的舊式裁判法院,終於也光榮退休了。於是,今年就要多花十五分鐘車程,到長沙灣的西九龍法院去。同學們得知將要到法院旁聽,就興奮地嚷着想聽謀殺案、風化案(!)等等。但當提醒他們旁聽的是裁判法院之時,也就明白不會遇到上述嚴重案件。同學們的家課,則是要上網查閱將會旁聽的案件,從而體會公開審訊的法治原則。走進偌大的法院大樓,原本雀躍的孩子們也不禁肅靜下來。聽了兩個法庭的審訊,同學們看到了有些被告在犯人欄內,有些卻在欄外;也看到了不懂廣東話的被告有即時傳譯、聽力不佳的被告伯伯既有擴音耳筒,法庭書記更走到他身旁解說;更看到法官訓勉一個高買的年輕媽媽:雖只輕判罰款,但要留有案底,未來要改過做孩子的好榜樣;同學們也發現同一位律師為好幾個被告求情,於是猜到那位應是當值律師了。什麼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什麼是無罪假定、什麼是法律援助服務等等抽象的法治概念,都能具體展現出來。不過,不少同學印象最深刻的體會,竟是審訊過程的認真和細緻。是的,成熟的司法制度、尊重法治精神,正是香港重要的核心價值,下一代必須珍惜及傳承。[張銳輝]PNS_WEB_TC/20180523/s00204/text/1527012270428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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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明樂:摺埋通識科

上回提及,文憑試通識科的及格率愈來愈高,學生的心態,也由認真思考演變為流水作業的填充式操作。「兩個論點一個駁論再加引言和總結」的框架,但求塞滿,胡混過關。最明顯的問題,是大家徒然浪費時間操練,漠視內涵。更大的問題卻是,萬千莘莘學子,就真的以為:框架就等於通識。此話何解?作答框架,每科都有。例如歷史科,總是要從經濟方面、社會方面、政治方面等等去作答。但我們都很清楚,這只是格式,不一定能夠盲目套用於真實歷史中。在真實的分析裏,也不一定是框架愈整齊分析愈獨到。通識科呢?由於它就像空氣,無處不在卻也無以名狀,唯一「揸拿」,就是框架。潛移默化,變成了審視問題的金科玉律。記得不下一次,當我在各大學教授「政府工AO/EO筆試/面試工作坊」,高材生們聽罷,呆了兩秒,問:「請問這個政策的兩個論點一個駁論是什麼?」「為什麼一定要有兩個論點一個駁論?」「因為爭議都是這樣分析的。」我啼笑皆非。由文憑試到大學畢業,事隔四年,還記得框架的,肯定都是勤奮的學生。但他們卻因為迷信框架等於真理,而失去了最珍貴的洞察力和判斷力。試想像老闆叫你分析沙士、金融海嘯、政改、雨傘運動……政治,就如人生,所有爭拗與危機,都比兩個論點一個駁論複雜多了。[黃明樂 wong_minglok@yahoo.com.hk]PNS_WEB_TC/20180522/s00196/text/1526925626815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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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輝:教育演員

周恩來紀念展覽在香港,有中學老師奉校長令帶領學生參觀,在網絡年代裡,學生站在展品面前,瞄一眼用手機Google出來的豐富材料,正的反的,黑的白的,比展品說明文字詳盡和複雜百倍,忍不住向老師問長問短,為什麼主辦單位「報喜不報憂」。年輕的老師尷尬了,一時語塞,不知道如何回應,整張臉燒得火紅——這是在臉書上看見的老師自述。可憐的老師,搵食艱難,常要以教育之名說違心之話、做違心之事,這樣的一碗飯,吃來可真委屈。可是,沒飯吃,更委屈。兩害取其輕,唯有選擇lesser evil,此乃此城的流行行動抉擇邏輯,不是嗎?但其實這並非太難處理的場面。如果老師夠沉著,大可只是聳肩一笑,對學生打個調皮眼神。一切盡在不言中,你懂的。學生自然收到,不會再為難老師,反正大家都是「交功課」,展出是任務,帶領是任務,參觀是任務,各盡其責,誰都不必認真。網絡年代的真正教育平台早已不在教室,教育重任亦早已脫離了教師之手,學校教育比以前任何一個年代更沉淪為純粹的「競爭比賽」和「制度形式」,也就是,比以前任何一個年代更易流於偽裝,無論老師或學生都心知肚明,常識與知識皆可在網上尋得,不再由課室和課本壟斷。所以,這亦是最悲哀的教育年代。既然知識和常識被解放到課室以外,教師的關鍵責任必然落在兩個層面之上,一是思考推理,二是價值啟蒙,而兩者皆須以人格的integrity作為貫穿基礎,當老師在學生面前長期示範膽怯、猶豫、虛偽、奴性、說謊、專斷,成長中的學生即難再對世界建立任何真誠信任,生活不過是一場演技比併,誰演得好,誰便可以活下去並且活得好。在政治教育任務沒完沒了的時代裡,教育已成演藝事業。老師,也就是「教育演員」罷了。[馬家輝 http://www.makafai.blogspot.com]PNS_WEB_TC/20180515/s00205/text/1526321711100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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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青湖:在職母親的困惑

今天是母親節,人人都誇讚母親的偉大。但「母親」的身份在職場上有怎樣的想像呢?筆者常常聽到這些說法: 「嘩!佢又生呀,真係唔洗做咩?」 「這個項目交給其他人了,你地阿媽咁忙,我明白嘅,我們都係為你著想咋。」 「我知你要準時放工照顧小孩,但我們需要你OT,誰都躲不掉。」 這些說話,很多時候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只是反映人們腦子裡刻板的想像 – 在職母親不是好員工,因為好員工必須全程投入工作,心無雜念;但在職母親被認定為 “uncommitted workers”, 因為她們作為女性、作為母親必然將家庭放在第一位,拉扯了她們的時間和精力。這些假設很多時候都是虛構的。筆者曾遇到一次有趣的經歷。一天,某同事鼓勵我出席某會議,說不好意思,要從我孩子手中奪走我。我大惑不解,因為我不能出席會議的原因,是要發表研究結果而不是孩子的原故。 過往不少研究發現所謂的 “motherhood penalty”,意思是有孩子的女員工在薪酬上、晉升機會、被錄用的機會都比較低。而她們必須在能力上比沒有孩子的員工更優勝,才可得到同等的待遇。除母親以外的員工沒有這些 ”penalty”。 事實上,在香港,十分多的專業界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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