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鍵一:香港人中國人身分其實不對立

早前港大民調公布新一輪香港市民「身分認同指數」,結果指青年人當中認同自己是「廣義中國人」的比例見九七後新低。我們其實不需要太過從中港政治的角度去閱讀這個結果,該題目問受訪者「你會稱自己為『香港人』、『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還是『中國的香港人』」,意味着受訪者必須在「香港人」、「中國人」之間選擇傾向性,不能認為兩者同等重要。換言之,當受訪者對「香港人」的認同愈強,數字上他們對「中國人」的認同就必然愈低。無可否認,受訪者選擇傾向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對我們理解民情有一定作用,我們也不應該無視僅餘3.1%青年自稱為「中國人」或「香港的中國人」這個事實。然而,這個問卷題目未必最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香港青年如何看待自己是「香港人」與「中國人」之間的關係。 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有自成一體而且普遍認為優於中國的政經制度、公民權利及生活方式,在香港成長的青年人自覺與其他中國人不一樣,是自然結果。任何人要求香港青年認同國族先於認同香港,都是不符現實的期望。處理香港身分與國族身分的議題時,我們更應該問,其實青年人有幾大程度上把國族身分視為香港人身分的內涵?即是,當某人的香港身分認同上升的時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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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還是抗爭?香港青年政治參與的4種模式

早前蔡子強及陳雋文一系列文章,羅列應屆立法會選舉的數據,印證香港大部分青年人傾向支持標榜本土及激烈抗爭的政團或候選人,一些政團更極之依賴青年票源。正如作者所言,這很可能意味着香港政治的範式轉移。同時,他們的觀察牽引出另一個問題:對不同選民來說,投票的意義是什麼? 最基本的答案:投票是公民責任,是建立一個有認受性議會的必須過程。這個想法,在已經有幾十年選舉經驗的香港社會,植根極深,政府也視鼓勵投票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不過,在香港的政治環境下,投票除了是公民責任之外,也有不少人視為民主運動以至抗爭行動的一部分。無論他們期待民主派守住「關鍵三分之一」,抑或希望有人在議會適時拉布,投票對他們來說,都已經超出了純粹的公民責任。不過,如果投票可以視為政治抗爭的其中一種方式,也有可能有一些人會認為議會作為運動或抗爭平台已經失效,乾脆不去投票,直接參與抗爭。畢竟,無論投票目的為何,這或多或少意味着對議會的角色或作用仍然抱有信念,也認同投票是公民責任。如果他們連這種信念、認同都失去了,「不投票,只抗爭」其實有可能。 「自我實踐公民」出現 隨着青年人接觸資訊、討論政治的方式轉變,有學者討論到,一些青年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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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鍵一:誰動員群眾? ——電視畫面在雨傘運動的動員作用

佔領運動持續了超過60天,對任何人來說,都是始料不及。回顧整個運動的發展,一個又一個激發點,促使這個運動持續發酵,演變成今天的聲勢。9月26號晚上,學生嘗試闖入公民廣場,與警察發生衝突。警察粗暴地驅趕、包圍學生,更於翌日拘捕黃之鋒、周永康。此舉引起市民更大不滿,紛紛到金鐘聲援,間接令三子宣布提早「佔中」。9月28日,大批市民聚集海富中心外,欲到政總聲援不果,變成衝破警方防線,堵塞夏愨道。沒有人預計得到,警方竟然會施放催淚彈驅散人群。當天,從下午到晚上,防暴警察拿着長槍施放催淚彈、金鐘滿佈硝煙的畫面,在各個電視頻道,不是全程直播,就是反覆重播。金鐘街頭恍如戰場的奇觀,吸引大眾眼球。即使對政治漠不關心的沉默一群,也目不轉睛,注視這個超現實的畫面。然後,每個人都知道,催淚彈驅散不了人群,卻激發了更多人自發參與是次抗爭。從傳媒的訪問、報道可見,當中不少人是不忿警察向示威者(尤其是學生)施放催淚彈,才義憤填膺,參與是次運動。換言之,他們本身未必是社運常客,對普選議題也未必熱心,純粹基於赤子熱誠,聲援被粗暴打壓的示威者。那麼,有多少人是單純為了支持學生而參與呢?我們在佔領運動發生後首個周末,即10月4號及5號,在金鐘佔領區進行了現場問卷調查。兩天訪問,共收回969份問卷,回應率為95%。(關於是次問卷調查的詳情,見本欄11月10日陳韜文及李立峯〈佔領運動新組織形態初探〉一文)問卷的其中一題,問受訪者何時決定參與是次佔領運動。當中,55.8%直言是28號當天,警察施放催淚彈後,才決定參與佔領運動。另外,也有19.6%是27號,學生重奪公民廣場後,黃之鋒、周永康被捕,才決定參與運動。換言之,如果說人大8‧31決議至學聯罷課期間,已經決定參與佔領的示威者是「基本盤」的話,是次運動的「基本盤」,至少在進行問卷調查當天,其實只有兩成左右。 電視畫面的震懾力可以說,這55.8%是整個運動得以聲勢浩大的重要成分。接下來,我們要問,這批被催淚彈激發參與的示威者,到底是什麼面貌的參與者?電視反覆重播警察施放催淚彈的畫面,在是次運動擔當什麼角色?概念上,電視不斷播放警察在金鐘街頭施放催淚彈的畫面,對推進整場運動,有以下作用:(一)正如上文提到,煙雲密佈的金鐘街頭,是日常生活難得一見的奇觀。無論觀眾多麼政治冷感,也總被這些畫面吸引,再三觀看,甚至有到現場身歷其境的衝動;(二)由於畫面壯觀,加上警察施放催淚彈後,現場情况瞬息萬變,入夜後甚至傳聞警察可能開槍,各間電視台即使不是全程直播,也不得不花大篇幅報道現場情况,讓觀眾感受到事件的重要性、壓迫力;(三)電視畫面作為影像媒介,有獨立於文字、旁白的震懾力。而警察向手無寸鐵示威者發射催淚彈的畫面,本身就相當挑釁,足以觸怒本來置身事外的旁觀者。無論電視台的編輯部如何保守,旁白如何避重就輕,都難以減低畫面本身對觀眾造成的震撼。甚至乎,畫面呈現的信息,足以取代事件背後本來各個議題。例如,在9月28號之後一段時間,一些參與者的目的就主要是「支持學生」或不滿警方施放催淚彈,多於關心普選。 跟「社交媒介動員」說法不一致因此,我們應用問卷調查的數據,特別探討受訪者使用媒介的習慣。迴歸分析的統計數據顯示,9月28號或之後才決定參與運動的受訪者,比較傾向透過電視新聞了解佔領運動相關的新聞資訊,而且相對不傾向透過社交媒體知道相關資訊。這個發現,跟社會輿論反覆強調「社交媒介動員群眾」的說法不完全一致。按研究結果推斷,透過社交媒介了解運動資訊,並自發參與的群眾,其實在較早時間,已經決定了參與運動,即這個運動的「基本盤」。更重要的是,9月28號或之後才決定參與運動的受訪者,相對認同無綫新聞在報道佔領運動方面,是可信的新聞機構。當然,我們並非要判斷無綫新聞本身是否可信。無綫新聞在這次運動中,往往被一些參與者,指摘為「維穩」、不中立。我們的調查亦發現,認為無綫不可信或非常不可信的佔領運動參與者高達78%,認為無綫可信或非常可信的只有5%左右(而調查進行時仍未發生無綫新聞如何處理所謂「暗角打鑊」事件的爭議)。相比之下,認為有線新聞、《蘋果日報》和《明報》可信或非常可信的分別有61.2%、65.6%和46.6%。不過,無綫始終是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時事資訊來源。而我們的數據分析結果顯示,9月28號或之後才決定出來的參與者,其實就是被警察施放催淚彈的電視畫面挑釁、動員出來。即使假設他們認同無綫新聞一貫相對保守的立場,也無礙催淚彈畫面對他們造成的震撼。過去一段長時間,隨着新社會運動興起,網絡動員成為備受關注的議題,甚至成為了社會討論各種動員的重點。至於電視,反而普遍被視為維護社會權力結構的媒介。這種看法,中外皆然。關於社交媒介及網絡動員,在是次雨傘運動,也有類似的討論,探討參與者在沒有統一組織單位的情况下,如何靈活地統籌各種物資、動員。無疑,在運動的執行層面,社交媒介功不可沒。然而,要做到大規模動員,電視畫面對普羅大眾的滲透力,以至震懾力,其實不容輕視。至少,我們的調查就發現,令運動一夜壯大的主要媒介,其實不是社交網絡,而是家家戶戶的電視機。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傳媒 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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