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選之後——觀察選舉威權主義的操作

周五新加坡大選日,總理李顯龍說,本屆大選是重大轉捩點。對執政黨而言,若然將往後國會大選的潛在變數亦考慮在內,這判斷可能仍然言之尚早。但對反對黨而言,這斷語卻算中肯。如果說2011年大選,是一場「分水嶺」選舉,那麼從反對黨角度看,「分水嶺」的一大意就在於反對黨的競選能力——不論是候選人質素、人數以及得票率——大增。而今屆大選,確實也是反對黨的重大轉捩點,不同的是,這個轉捩點,是指包括工人黨在內的反對黨輸得相當徹底——執政黨的得票率沒有再創歷史新低,反而增加近10%;工人黨連自己原來的票倉,支持率都在流失。事後,革新黨(Reform Party)的Kenneth Jeyaretnam,很酸溜溜地說了一句:「新加坡人得到他們值得擁有的政府。我不想再聽到任何投訴。」(Singaporeans get the Government they deserve. I don’t want to hear any more complaints.)如果要說,香港可從這場選舉學到什麼,其中一點,就是進一步認識現實生活中選舉威權主義的具體操作——很多人可能認為,對執政黨有利的選區劃分(gerrymandering),是選舉威權主義的一大魔鬼細節。但很可能這只是果,而非因;更具決定性的因素,大概在於選民的文化性格與取態。選區劃分是果 選民性格才是因論候選人質素,反對黨其實算能承接上屆的表現。今年八十四歲、新加坡第一位戰地記者以及最早近距離採訪李光耀的資深傳媒人陳加昌,接受台灣《聯合報》訪問時說,「反對黨也有人才,他們都是新加坡的資產」。受訪期間,陳加昌更似是對反對黨的大選結果感到樂觀,說「這次選舉若是『分水嶺』,那代表顛覆了過去選民思維。這不代表否定過去,而是傳承以往的基礎,面對新的挑戰」。大選結果公布的那天晚上,認識的新加坡朋友都對結果感到很意外,甚至極為失望。畢竟,大選期間,不少媒體的buzzword,都是「新加坡國會競爭激烈」,不少焦點都放在工人黨的造勢大會規模如何比以往大、人數比執政黨的多,又或者缺席選舉十五年的新加坡民主黨徐順全,如何成功洗去昔日政府加諸的種種污名、「脫胎換骨」;徐順全在新加坡商業區舉行午間造勢大會完結後數小時,仍有長長的人龍等候索取他的簽名,也得到不少人注意。著有《成長在李光耀時代》的李慧敏,在報道中寫道:「這兩周激烈的選情來看,不難發現新加坡公民意識抬頭,民眾對政治課題的討論比過去熱烈,也更敢於表達對政治的看法,不再對政治感到冷漠。」在這氛圍下,很容易會有種印象,就是形勢對反對黨有利,至少不至於會大敗。觀察新加坡政治的Derek da Cunha在文章Scenarios And Implications預測大選結果時,亦沒有預計工人黨保不住原有的三區。這大概解釋了不少新加坡友人都感到意外的原因。(註一:新加坡《海峽時報》的報道GE2015: 10 things many did not see coming on Polling Day,詳列了令人大跌眼鏡的十點)任何在大選結果公布後的分析,總難免會有點事後孔明的味道——特別是當近年新加坡的政治發展,屢屢令人感到意外。我還記得,2013年初,榜鵝東(Punggol East)補選前一晚,一位與政府有連繫的新加坡長輩,也沒有信心預測選舉結果。結果,工人黨候選人的得票率,意外地高於人民行動黨超過10%,當時有學者形容,結果猶如執政黨的火警警號,不再只是wake up call。而在這場選舉前,執政黨已在努力改善形象,例如在2012年開始籌辦「全國對話」(Our Singapore Conversation),令民眾就往後的國家發展方向與政策細節,有更多發言權。即便如此,政府在2013年推出建議引入更多外來人口的人口白皮書之後,還是觸發了當時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示威。大選塵埃落定之後,馬上有新加坡網民發現一篇發表於八月中、預測相當準確的文章(註二:TRE: PAP will do very well this election),指今屆大選執政黨有很大機會取得比2011年大選好的成績。文中列舉的芸芸因素中,比較值得留意的兩個因素,與外圍因素有關:一個是大馬首相貪污醜聞、提醒了選民政府質素的重要性;二是經濟大環境,隨中國經濟增速放慢而出現更多不穩變數。是以在此脈絡下,李光耀因素與50周年國慶經常提到的執政黨政績,變得比很多人想像中重要。國民保守 不願冒險改革其他媒體,其實也提過相類的因素。例如《金融時報》,提到新加坡值得觀察的五點之一,是星國經濟在放緩。競選期間,新加坡報章Today亦有報道說,自2011年大選後,現在社會對政府的滿意度相當高。不過由於新加坡政府禁止媒體在選舉期間公布任何選舉民調,所以一般觀察都從2011年大選以及2013年補選發展,乃至最近各選舉活動與網上言論來留意選民動態,未必就會立即認定以上所述,就是具決定性的參考指標。大選結果反映的,是選民縱然對執政黨有所不滿,但在未來不穩的情况下,寧願選擇讓有鮮明往績、且近來已按民意壓力修訂政策的執政黨帶領國家、繼續維持原有的黨國關係,也不太願意冒險讓主張大動作改革(如削減國防開支、增加稅收、推行最低工資等)的反對黨增加議會內的影響力。這種思路其實很接近執政黨以往積極灌輸的「務實主義」(pragmatism)、「不要以國家前途作賭注」等意識形態;換句話說,即使歷經2011年大選,這種國民保守性格其實沒有出現多大變化。有新加坡友人在結果公布後,便是按此國民性格理解,估計反對黨空前受歡迎的造勢大會,也是中間選民更積極支持執政黨的一大推因。細閱各區得票數字,會更容易理解選民的變向與取態。今屆大選雖然與上屆一樣,同樣有兩個選區得票率相差少於5百分點,但意義大不相同——上屆是工人黨與新加坡人民黨以些微票數敗給人民行動黨,今屆則是工人黨險勝人民行動黨。在不少選區,人民行動黨都是以約30至50百分點的得票率差距,大勝反對黨。工人黨表現最好的選區,與人民行動黨表現最好的選區得票率相差超過20百分點。選前,《海峽時報》指有5個選區的戰况很值得觀察,分別是:阿裕尼集選區(Aljunied GRC)、東海岸集選區(East Coast GRC)、鳳山單選區(Fengshan SMC)、榜鵝東單選區(Punggol East SMC)、麥波申單選區(Macpherson SMC)。這些選區有幾點值得留意:工人黨的支持率在流失一.榜鵝東單選區﹕在榜鵝東,於2013年補選,原以超過10百分點得票率相差大勝人民行動黨的工人黨,今屆得票率下跌約5百分點,人民行動黨得票率則增加8百分點,以3百分點得票率相差勝出,但即使如此,這仍低於人民行動黨2011年大選在此區勝選時的得票率差距(13百分點)。在阿裕尼,雖然工人黨最終以近2百分點的得票率相差險勝,但成績比2011年的得票率低4百分點,不過仍然比2006年高7百分點。相比之下,工人黨為時較長的票倉後巷,成績更令人關注。雖然工人黨仍然以57.69%得票率,大勝人民行動黨的42.31%,但表現仍繼2011年大選之後繼續下滑,低於2006大選時的62.74%。不過綜觀工人黨各參選區,表現最好的仍然是後巷,其次是阿裕尼;二. 鳳山單選區:這是新的選區,有傳這是因2011年東海岸集選區執政黨表現不好,而分割出來的選區。這區多數人住在政府組屋,最後人民行動黨以近六成得票率,勝於工人黨的42%;三. 東海岸集選區:這區較為富裕,有近半人口居於私宅。2011年這是人民行動黨表現最差的集選區。今屆選舉工人黨的競選隊伍包括新人、社會系教授吳佩松(Daniel Goh),選前有不少人估計工人黨在此區有勝算,但結果以39.27%,落敗於人民行動黨的60.73%,且更低於工人黨2011年在此區的得票率、但略高於2006年得票率約3百分點。四. 麥波申單選區﹕這同樣是新選區,有九成人居於政府組屋。此區的人民行動黨候選人陳佩玲(Tin Pei Ling),在2011年參選時表現不斷受新加坡民眾譏笑,但在今次選舉,在這區的三角戰中,她取得65.8%得票率,遠高於工人黨的33.6%。[caption id="attachment_56119" align="alignnone" width="500"] 工人黨的支持者[/caption]擺脫依賴 或比想像中長總括而言,影響大選結果的因素,可以是外圍經濟、對執政黨有利的制度(註三:例如選區劃分,以及基層組織受執政黨控制,且據說自2011年大選後,執政黨更着重透過基層組織增加支持)、反對黨的政治理念與宣傳方式、新加坡人只愛求穩定的心態、人民行動黨批評工人黨實際管治能力不佳及各種恫嚇策略奏效等。但這並不完全具說服力,因為這些因素多少也在執政黨受挫的2011年大選出現過。可以說,新加坡的選民並非完全抗拒權力制衡的概念,不過國家數十年來灌輸的意識形態,其社會影響甚深,故此民眾會嘗試轉而支持反對黨,但在過程中,要擺脫歷經李光耀強人時代之後、對現有執政黨管治模式的依賴,並不容易。從這個角度看,外圍政經氛圍,是較具影響力的因素,因為選民大都是重實利的務實主義者。也許因緣際會之下,未來這些務實主義者會更為支持工人黨empower your future這種較重視民間自理能力、非凡事依賴政府解決的政治理念,從而令反對黨有更多生存空間,但這過程需要的時間,可能比很多人想像中長。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選舉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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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大選前奏:五點觀察

新加坡國會大選將於9月11日舉行,這篇文章會簡明地介紹這次選舉的各個特點,作為選舉觀察的一個導引參考。選民結構有何特點?2015年7 月2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就曾報導指,「銀髮選民力量不容忽視」,理由是在過去十年,年滿65歲的公民增加超過16萬人,增幅是老中青人口之最。在2004年到2014年間,年滿65歲人士的比率,從7.8%增至11.2%;與此同時,20到39歲人士的比率,從30.9%降至20.9% (19歲及以下的比率,亦從27.3%降至22.1%) 40-64歲人士的比率,則從34.1%增至37.7%。近年新加坡政府如「建國一代」等政策,著意聚焦於年老人口,大概與此也有關係。這些人口數字值得參考,是因為按規定,每個公民都必須投票。雖然上述新加坡統計局數字並未區分有投票權的「公民」,與沒有投票權的「永久居民」,但按《聯合早報》說法,過去十年公民佔總居民人口超過85%,所以數字有參考價值。問題是,年老人口是否就一定會傾向支持政府?記得在上屆大選,曾到反對黨工人黨的實龍崗(Sernagoon)造勢大會觀察,見到不少在場人士,其實都介乎40-64歲,這意味,較年老人口未必就是執政黨的鐵票。這次大選有何重大意義?不少媒體都已指出,這是李光耀逝世後的首個大選,也是首個反對黨派會出戰每個選區的一個大選。著有《成長在李光耀時代》的李慧敏,則指這次選舉會決定新加坡「是否邁向兩黨制」。總理李顯龍為這次選舉意義的定調,是「決定國家未來15年到20年和人民合作的團隊,以及決定新加坡下一個50年發展方向」。而在剛發表的群眾大會演說,李顯龍多次提到李光耀,藉以提醒選民執政黨與新加坡成功的關係,暗示選民要小心選擇。這是執政黨的一貫競選策略之一,即呼籲選民應參考往績(track record),不要輕率決定、以國家前途作「賭注」。最大反對黨工人黨今次較少提到上屆提出的願景,即強各黨平衡的「邁向第一世界議會」(move towards First World Parliament),改而提出「主宰你的未來」願景(empower your future),提醒國民思考未來新加坡發展國家的位置、民間的角色這類新的權力關係政治想像。工人黨黨主席林瑞蓮指政府代表長期出現於社會每一個角落,並不健康,原因是民眾能夠自我管理,不需要政府權力滲透到社會每一處。某程度上,這理念得到和議;學者Eugene Tan認為,新加坡50週年國慶之後,更需要公民持續積極參與政事討論,且過程不一定需要國家導引。另一個民間開始浮現的選舉意義想像,是圍繞於黨國關係的反思,即思考新加坡作為一個國家,是否與現在的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畫上等號、愛國是否就等如支持執政黨這類問題。論大選結果,比較值得留意的,未必是反對黨的國會議席數目變化,或者會否出現變天、政黨輪替,原因是現行選區劃分,對執政黨比較有利;新加坡網媒the online citizen曾有篇文章計算過,在新的選區劃分下,執政黨只需得到26.9%的得票率,就可以保住國會中的大多數議席;要保住三分之二議席、保住修改憲法的權力,就只需要31%得票。這意味,留意今次大選執政黨的得票率,會否繼上屆大選創新低後再下跌,比留意反對黨的議席數目變化更有價值。這次執政黨的總得票率,多少能夠反映現今民間對黨國關係的看法。不過,學者Bilveer Singh認為,在緬懷李光耀與新加坡50週年國慶常提到的執政黨往績這些因素下,今次大選未必是另一場「分水嶺」選舉。今次大選有甚麼議題?日前新加坡報章Today報導了一個關於新加坡人生活焦慮的民調,最令新加坡人感到壓力的三個生活議題,分別是:外來人口、樓價與生活成本。http://www.todayonline.com/singapore/cost-living-worry-many?singlepage=true政府也意識到其寬鬆人口政策已引來怨聲載道,因此最近再次保證,在中至長期,新加坡經濟體內工作人口的三分二,會是新加坡本地人;換言之,政府會努力維持1比2這個外地僱員與本地僱員比率。 不過,工人黨黨員余振忠立即撰寫文章提出疑問:這個比率會維持多久? 而在最近發表、勾劃來年國家政策的群眾大會演說,總理李顯龍的發言重心,也在房屋與人口這兩個範疇──例如鼓勵生育,以及幫助置業。這某程上反映政府對上述民調顯示的社會情緒有一定掌握。事實上,Today有報導說,自2011年大選後,現在社會對政府的滿意度相當高。這個結果有多準確、是否能夠如執政黨計算那樣,乘著50週年國慶與李光耀因素推高支持度,還需看選舉結果。但另一方面,政府官員的言論,亦反映他們與民間想法之間的一些落差。例如,主事房屋政策的部長許文遠便不認同新加坡人有難以置業的問題,與上述民調所反映的社會觀感不太相同。此外,總理李顯龍也為現行的人口政策護航。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系教授、工人黨黨員吳佩松(Daniel Goh)日前便回應,新加坡當下人口政策的重點,是以本地人為基礎──如鼓勵他們生育、提升他們的技能等,但重申這不等如反移民;換句話說,按其觀點人口移入必須在重視本土的某些條件下進行(如要更詳細理解這種主張,可看工人黨2013年發表的報告A Dynamic Population for a Sustainable Singapore)。另外還有一個較少人注意的議題,就是新加坡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之後對國家的影響,與新加坡應有的取態。執政黨與反對黨有甚麼值得留意的地方?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剛發表了他們的競選宣言。在這場相當受矚目的選舉,執政黨以何定位競選,很值得留意。人民行動黨今屆大選的競選口號,是「你我同心,為國為民」。李顯龍在發表競選宣言時,強調本屆選戰將是一場硬仗。此外,新加坡裡中國新移民的妻子、前淡馬錫控股投資總監孫雪玲,代表人民行動黨出選,也引來了相當的議論。反對黨中的新面孔,也是一個值得留意的地方。例如,另一新加坡網媒mothership.sg最近訪問了工人黨的新人何廷儒(He Ting Ru)。她是在英國劍橋大學畢業的32歲律師、是很多新加坡人眼中的典型精英,於訪問中她解釋了為何加入反對黨。反對黨也有負面新聞。例如國民團結黨就是否願意與工人黨協調、不在MacPherson單選區進行「三角戰」,決定反覆,最後更令黨員Hazel Poa不滿決定而退黨。 工人黨吳佩松被指涉婚外情、是否選舉抹黑的爭議,也在發酵中(關於政府對新加坡媒體的影響力,可閱讀文章Government counting on the media)。新加坡年輕選民在想甚麼? 今年八月,媒體the Establishment Post回顧近年新加坡青年對國家發展觀感的調查,發現不少受訪者都想離開這個國家。例如在去年的調查中,十位之中有六位青年表示,他們想離開新加坡以追尋夢想。想離開的主要原因,包括生活節奏太快,生活成本太高,以及認為其他地方會有更多機會。新加坡50週年國慶、正值決定未來的大選之際,青年人「離家」慾望背後的具體原因、未來新加坡要怎樣才更像一個「家」、這個「家」會否成形、新加坡青年「離家」意欲在世界上是否孤例,都是很多人會思考的一些問題。延伸閱讀:民間媒體the online citizen製作的大選介紹短片,提供了另一個很不錯的參考。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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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六四悼念——我們在爭論什麼?

對於學聯首次缺席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於六四慘劇喪子、發起天安門母親運動的丁子霖接受《明報》訪問時說,「應尊重年輕人的選擇,毋須任何事都搞『大一統』,尤其是民主。」今年六四前後,很多人議論六四悼念的方式與目標,但有這種氣度與視野的論者,卻幾近於無,對話欠奉。具體而言,受爭議的是什麼?議題有多重要?為何今年支聯會的港大民調評分會創1992年後新低?今年維園悼念晚會出席人數為13.5萬,是自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出席人數從2008年的4.8萬人躍升至15萬人以來的新低,原因何在?現在的公共討論,足夠理順這些問題嗎?很多人很快便將社會間對六四悼念的各種新想像歸因於年輕人——特別是強調「本土」的年輕人——這種看法其實有點粗疏。很多人似乎忘記,2006年公民黨成立初期,並未將平反六四列入政綱,當時身兼主席的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關信基在電台節目中表示,執於六四問題,只會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這種觀點,與今日愈來愈有市場的「中港區隔」論,頗有扣合之處。對將「六四」與「本土」扣連嗤之以鼻、視「本土」為自私不理會「同胞」死活的眾多論者,似乎也少有注意到,即連支持支聯會維園悼念方式的論者,亦將「本土」念茲在茲、積極擴大他們對「六四」與「本土」關連的解釋話語的影響力,甚至今年維園悼念晚會,也刻意增強「本土」元素。這些社會現象,我們又應如何理解?這場爭論中,值得深思的問題,起碼有兩個﹕其一,「六四」與「本土」有何關連?其二,悼念六四所用的口號與倡議的目標,是否需要照顧與重視中港之間的邊界、港人相當鮮明的身分認同?關注這個邊界,有着何種道德意義?換句話說,悼念六四的方式與目標,是否需要扣連與回應中國治下、港人刻下身處如資深傳媒人程翔所說日趨「四化」(註一)的政治險境。中港區隔早見於80年代從歷史脈絡看,「六四」與「本土」的關連,不能忽略「中港區隔」訴求這一環。「六四」發生的八十年代,正是決定香港主權移交命運的年代。有起碼三點,可以見到當時香港社會上下有着希望「中港區隔」的思潮﹕其一,80年代公布的大型民調,都可以見到大部分人不願意回歸中國;其二,香港政壇元老鍾士元1984年訪京時說,「香港人面對九七回歸有三個主要擔心﹕第一,擔心將來的港人治港,實際上是京人治港……香港人第二個擔心是,九七後,中國處理香港事務的中低級幹部,將來在執行上不能落實中央的政策,不能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和生活方式,處處干擾;第三,雖然港人絕對信任鄧主任及現在的國家領導人,但擔心將來領導人又走極左路線,改變現行政策,否定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政策,使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全部落空。」至今這些顧慮不但沒有在香港消失,反而加強;其三,八九六四發生後,人心惶惶,很多社會精英移民外地,故此至今好些口說「心繫中華」的論者,因在八九六四後恐共而作了保險、手持外國國籍與護照。一些上流精英,更曾成立組織Right of Abode Delegation(R.O.A.D),計劃在澳洲租或買地、建立「新香港」。當時英治政府為平定香港「信心危機」,故此推出「玫瑰園計劃」、興建新機場。閱讀最近關於曾經在八十年代倡議「民主回歸」的匯點成員專訪,會發現他們所以「反殖」,也不純然因為受到「血濃於水」的「民族感召」。縱然匯點1982年的《我們對香港前途的建議》計劃書,強調「民族主義是我們基本原則之一,也是我們考慮香港前途問題的出發點」,但當被問到為何匯點知識分子所唱的論調、與其時就回歸問題的民意背道而馳,匯點成員之一何芝君說,自己一心只希望反對殖民統治,對中華民族主義則觀念淡薄——「在普世價值上,殖民主義是具壓迫性的嘛……無理由面對一個殖民地的宗主國,你還要叫它留低!」她說。這為現在流行以「民族情意結」出發悼念六四的觀點帶來可商榷之處。謝志峰在港大學生會舉辦的六四晚會的發言,為這種「民族情意結」觀點立下了有相當代表性的演繹。他從「大中華」情感與功利角度,闡述悼念六四時中港邊界意識沒有必要存在的原因。依他觀點,從情感角度看,六四是五四運動的延伸,與香港九二八性質一樣,都希望藉着推動民主帶來進步;既然中港是「中華民族」「一家人」,政治目標又一致,港人因此沒有理由「離家出走」。其次,要對抗中共,謝志峰認為香港不能「單打獨鬥」、需要連結大陸盟友,始能成功爭取香港民主;這亦接近於很多人說的先有「民主中國」才有「民主香港」發展方程式。對血緣排外置若罔聞近年香港公共討論的一個奇怪處,是對香港本土思潮非常敏感,動輒會將之標籤為「排外」;但對「中華民族」的近代建構特質、其「大一統」「車同軌、書同文」扼殺地方多元的意涵、其真正極其排外的「血緣」思維卻置若罔聞。以我們耳熟能詳「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的述說為例,日本學者坂元 ひろ子曾在其著作《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指,「黃帝神話」主要是將黃帝定位為「中國人」的共同祖先,並視許多少數民族為漢民族(即黃帝子孫)所繁衍的後代,而這種強調純種血緣的「黃帝神話」,事實上是在複製日本國體論、「大和魂」神話的做法,建構中國版「黃帝魂」漢民族神話、命運共同體意識。這套強調血緣的「黃帝魂」論述放在香港,卻顯得格格不入。有家族幾代居於香港、在港出生讀書工作的南亞族裔人士,只因缺「中國血緣親屬」而無法申請香港特區護照。事實上,現於香港大學任教的學者史書美,在著作《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提出「華語語系」思想,正正有着反中國霸權、反殖民的意味;她的想法是,我們不能憑着全球華人有着相近的樣相,就假設地方文化因素的影響不存在、全球華人都有着與中國大陸人同一樣的身分認同、文化性格與政治取向。說香港與中國人民的政治行動本質相同、混為一談,其實是有意無意忽略中港情况不同、一國兩制存在的重要性。港人所以會對趙連海只是就毒奶粉問題製造議題、引起關注,就被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半感到異常驚訝,是因為我們活在一國兩制之下,仍有遠高於大陸的社會自由。但港人刻下身處的政治狀况,就如台灣學者吳介民所形容一樣,中共政權「愈來愈趨向法西斯化,它不只本身不民主,還試圖扼殺台港的民主」(註二),正因為此,近年香港有愈來愈多的人在憂慮「一國兩制不保」、「自由不保」。人道關懷以外退一萬步說,如果自由是良知的基石、如果香港可以擺賣的中國大陸禁書《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對在港陸客而言如此吸引,而六四悼念的一大道德意義,是認識專權遺害、保存自由進而良知、繼而醞釀行動,那為何悼念不以保住香港為起點,要捨易取難呢?再者,如果「民主XX民主YY」方程式管用,那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緣何在民主日本下,沖繩仍要不懈抗爭反殖,而在民主英國下,蘇格蘭要搞獨立公投?如果有論者認為不必認真,喊叫「建設民主中國」只是為了宣揚香港有別於大陸的自由價值,那麼這種看法一則是少看了口號的行動影響,二是以為在搞思想研討會,而忘記當下我們所認識的香港正處於存亡之秋。或會有論者認為不應「政治化」六四悼念、人們點燃觸光只是出於人道關懷。如果我們信奉普世價值、關懷全人類,那我們為何不以同樣規模關注赤柬人道罪行、新疆西藏的邊緣抗爭,或者盧旺達大屠殺?柬共是由很多人心繫的家國的政權中共所扶植,新疆則理論上屬「中華民族」一員,在香港爆發九二八前後,據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消息,中共疑似在新疆進行屠殺,今年更踐踏疆人的信仰,要求餐廳與商店必須出售穆斯林不得碰觸的菸酒。盧旺達大屠殺至今二十多年,陰影猶存。沒有丁子霖的氣度簡括而言,如果道德追求的一大目標是多元,那麼保存學者李歐梵口中「雜糅」多元的香港,乃道德行為,正如我們不會認同對新疆西藏遭受不同方式的清洗坐視不理。從功利角度看,先保住香港的自由與獨特性,其實可進而造福廣大中國人民、讓他們有靈根自植的土壤,這正是當年反共、南來文人錢穆與唐君毅,寄望香港他日復興中華文化的理想。在香港如此時空,如何承傳六四的道德信仰,正是當下爭論的一大軸心。只可惜,積極發言的「飽識之士」,卻少有丁子霖的氣度。作者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註一:程翔指的「四化」,是「兩制」漸趨「一國化」、西環治港「常態化」、意識形態日益「大陸化」、治港隊伍「左派化」註二:見馬來西亞《燧火評論》,〈專訪吳介民:中國因素與本土意識(上)〉,2015年6月1日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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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新加坡與香港

雖然「新加坡」已成香港公共討論中的關鍵詞,久不久便聽到「香港落後於新加坡」的話語,但當不少港人仍然停留在「新加坡=李光耀」認知層面的時候,就不免令人懷疑,其實香港人對新加坡有多了解。例如,很多香港人將新加坡視之為住屋天堂,2012年9月甚至有香港報章報道說,「對於新加坡人來說,住屋不是問題,亦沒有這方面的投訴」。故此新加坡人近年埋怨樓價太高、付擔不起,成為執政黨選舉失利、2011年大選支持率降至歷史新低的一個主因,大概會令港人感到疑惑。他們很少意識到,令他們感到羨慕的新加坡組屋,與他們想像的「公共房屋」存有一定落差;著名新加坡博客區偉鵬(Alex Au)甚至在文章Time we had real public housing裏說,新加坡其實已沒有真正的「公共房屋」。因為倡導「自力更生」,政府視組屋物業市值為其中一種國民退休保障(Assets value can be unlocked for retirement),這某程度燃起了「新加坡夢」——即細屋換大屋、最終買私人樓保值——進而刺激了樓價。新加坡「永久居民」(見註)也能購買二手組屋,進一步推高樓價;因為埋怨聲高,政府在2013年規限PR需住滿三年才可買二手組屋。有新加坡學者觀察到,新加坡已出現「資產富裕但生活拮据」(Asset-rich but cash poor)的社會現象——意指有好些長者視組屋為主要資產,現金積蓄卻所餘無幾。故此港人也大概不會意識到,當新加坡在步入後李光耀年代的時候,民間對李光耀的印象與評價已開始有不同看法。去年澳洲學者Geoff Wade在East Asia Forum發表文章,形容新加坡正面臨一場「歷史戰爭」。民間對執政黨的官方國家發展歷史論述──特別是與李光耀有關的著作,包括他的回憶錄──有愈來愈多的挑戰。敏感議題之一,是對1960年代李光耀政府的「冷藏行動」的解讀。這場行動以反左派、反共之名,拘捕了百多人,終結了新加坡的多元政治格局。2013年民間在芳林公園舉行「冷藏行動」逮捕行動的50周年紀念活動,講台的其中一條布條寫着「讓政治流亡者安返祖國」,講者包括當年的被捕人士,出席者有至少600人。同年,民間出版了《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動:50週年紀念》,重塑當年的歷史,挑戰官方不准前拘捕者重寫不同於當政者的官方歷史的警告。其中兩位作者,是孔莉莎(Hong Lysa)與羅家成(Loh Kah Seng),分別著有The Scripting of a National History: Singapore and its Past與The 1961 Bukit Ho Swee Fi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ingapore,均由新加坡國立大學出版。此外,星馬被迫分家、李光耀在電視面前淚下是否真心(見the online citizen, 〈Myth about a Singapore leader〉),以及日據期間李光耀幫日軍情報機關工作(見新加坡文獻館,〈李光耀昭南島紀實補遺〉),近來都被提起。這些民間歷史論述與疑問,對國家政治發展、執政黨本質乃至往後的政府——社會關係,多少也會引伸出更多想像,未來這會引起何種政治效果,其實很值得觀察。不過回顧李光耀一生,不能不提的豐功偉績,是他為新加坡建立的一套外交策略。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李光耀精明與具連貫性的外交操作,是新加坡的其中一個生存關鍵。 精明外交養活獅城世界上,不乏缺乏各種資源、但仍能游刃於大國之間、找到自己生存空間同時維持自主的小國,例如人口比某些跨國企業職員數目還少的摩納哥,就是先靠受歐洲鄰國限制的賭業起家、再將產業多元化,最後成功不再臣服於法國,在2007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比法國高,更因積極推動全球暖化議題而提升了國際發言權。但論全球知名與能見度,其他小國卻難以與新加坡相提並論。在不少有關管治、經濟、發展的全球排名中,新加坡都名列前茅;在不少國家領袖眼中,李光耀更是「領導人的領導人」。按李光耀想法,外交是關乎國家生死的事,是內政的延伸。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兩大核心思想是:1.新加坡是個脆弱的國家;2.平衡國際政治中的各種力量是新加坡的外交要務,方法是增加新加坡與大國之間的聯繫,但在互動之中,不失自主,保持獨立身分;對問題的應對以不講意識形態、不相信非黑即白的實用主義為原則。新加坡增加自身價值的方式,是成為全球移民、人才與世界企業的綠洲、與全世界做生意但反共。因着新加坡的靈活外交方針,即使她以反共起家、刻意突顯不是「第三個中國」以便掃清國內共產勢力,也能與中國做朋友。 「新加坡模式」治港 捉錯用神香港此刻處於昏亂之中、看不清前景,大概會有不少人希望香港能有一個李光耀。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沒有看清貌似相似的星港,其實起碼有五大不同處,這也是中國大陸希望以不講民主、也能有良好民生經濟表現的「新加坡模式」治港捉錯用神的地方﹕一. 新加坡是個主權國,香港只是一國之內權力愈被收緊的特區。新加坡政府權力少有灰色地帶,主導本土議題的能力遠高於香港特區政府,因此更有善治基礎。例如居於新加坡的中國大陸人孩子出生,他們不會自動成為新加坡公民,因此比香港更能控制人口數量與質素、更好地規劃城市發展;二. 總理李顯龍形容新加坡為「舢舨」,特首梁振英則形容香港為「萬能插蘇」。兩者的分別在於前者有很高的自主性、廣闊的活動空間、可自由擁抱世界與之接軌,後者則只能被動地倚靠一方、毫無能動性、毫不外向,只能內向地終日「警惕外國勢力」。論作為世界港口城市的優勢,星港高下立見,這也是主權國與特區差別的一個延伸例子;三.就算選舉制度有可爭議的地方,新加坡至少已有能講「主權在民」的大選,而「主權在民」在香港卻是政治忌諱;四. 教育程度提高、世界見聞日增、政治強人遠去、經濟發展講求創意產業與提高生產力,都會令後李光耀時期的新加坡邁向自由化,而中國治下的香港卻在步向「警察國家」狀態、自由空間日窄的黑暗歲月;五.最重要的一點,是香港與新加坡本來就有不同的運作模式,各有千秋。香港有的是強社會、弱國家,新加坡則相反。在亞洲之中,香港原來是一個相較自由的地方,社會有更大的空間發展,也因此港人靈活、有自主性、具創意,這都令香港有先天優勢,發展受很多政府重視的文化產業。新加坡以經濟而非文化立國、過於強調務實主義、政府過於強勢,以致國民怕輸、因循守舊、欠靈活、缺靈魂。《聯合早報》曾有這麼一個報道:「新加坡能培育出郎朗嗎?很難」。新加坡人李慧敏在《成長在李光耀時代》寫道,政府因着經濟價值推行「講華語運動」、壓制中國其他地方語言,新加坡文化被整頓,猶如將別具風味的南洋沙律,變成無甚特色的西式沙律。有新加坡朋友曾對我說,新加坡人面對愈來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其實也有身分認同危機,但因為說的是華語(即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故此也沒有多少文化資源,維持鮮明的本土身分。後李光耀時代,不單對新加坡人,對港人也同樣別具意義。(作者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註:即Permanent Resident, PR.與香港不同,申請者不一定需要在當地居住滿七年,即使申請成功,也需定期續期,不然PR資格會被取消文__鄺健銘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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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健銘:被遺忘的香港記憶

當我在google更多有關1950年代末「港九各界聯合懇留港督葛量洪爵士」的資料時,才首次發現「香港記憶」網站的存在;因為網上相關資料很少,所以「香港記憶」存有該赴英代表團的合照,特別令我感到難忘。我是從少人問津的期刊論文,知道戰後曾有代表團到倫敦請願、要求倫敦讓葛量洪延任的,當時代表們回港後還說「葛督延任極可能」。羅亞在90年代出版的《政治部回憶錄》說,葛督離任,與中共特工放料、指其美國夫人涉及與韓戰香港貿易禁運期間貪污、令美國不滿有關。後來葛督離港前,有人在前政府大球場為他搞歡送會,有三萬名香港市民出席,是當時非常大型的公開集會。當時《遠東經濟評論》這樣說﹕「很多時候殖民主義被強加了很多罪名,但如此肯定葛量洪與其同僚的表現,卻很罕見。」網站如此介紹「香港記憶」﹕「『香港記憶』為響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世界記憶」而成立……『香港記憶』得以建立,有賴多方合作參與。2006年,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現為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受香港賽馬會委託發展『香港記憶』計劃。」我頗為納悶﹕為何生於斯、長於斯,自己每每讀到對當下時局往往不乏啟發性的我城往事,總是覺得陌生意外?為何當下對香港命運的討論沸騰不已,卻鮮有人提及這些往事——特別是努力在說港英時代猶如香港「黑暗時期」的議論者,又會如何解說那三萬人參與的葛督歡送會?我們的香港記憶失去了多少?這些被遺忘的記憶,又會如何影響我們對「香港人」身分認同、香港應有的政治秩序、乃至香港在世界中的位置與未來的理解?為何「香港記憶」這麼有意思的網站,會甚少為人提及、注意?「戀殖傾向」與「政治正確」讀到新加坡教育部制定的歷史教科書,我更在想,以1997年為界、假設之後便是「後殖」、「解殖」時代之開始是否恰當。這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教科書,開章引了美國歷史學家與詩人的話,說明從歷史中學習的重要性,然後相當仔細地回顧英人的足迹——例如為何新加坡會開埠、英人如何管治二戰前的新加坡。今年新加坡正值五十周年國慶,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就將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有關開埠新加坡的書信結集出版,作為建構國家身分認同的一個環節。視港英時代為「悽慘受壓榨」時期,盡量少談、避免「美化英殖」的人士,大抵會視這些舉動有「戀殖」傾向。但值得思考的是,新加坡的「戀殖傾向」,與香港處理歷史時的「政治正確」,產生了何種不同的政治影響?這些疑惑,使我注意到Edward Vickers 2005年出版的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as a School Subject in Hong Kong, 1960s-2005。作者其實是我一位朋友的中學歷史科老師。在前言部分,Vickers便寫了自己在香港教書的故事,與這本書的緣起。中史科帶殖民色彩Vickers著作,包括三個重點﹕1. 香港歷史課程設計,背後有着政治計算;中史科的存在,也有一定殖民色彩;2. 英人不一定就會推行與支持所謂的「奴化教育」。事實上,從七十年代起,香港教育氛圍愈趨自由;3. 香港歷史教育如何設定, 並非只由港英政府決定,社會取態也是關鍵因素。分成中西史兩科,是1950年代的政治產物。西史存在,是因為當時有很多學校以英語授課,授以歐洲史觀主導的西史自是自然。但港英政府亦意識到國共兩黨在積極宣揚其意識形態,為減低他們的影響力,政府化被動為主動,推行去政治化的中史教育。香港政府於1952年成立的「中文學科委員會」認為,「將中國歷史放置於世界歷史的適當觀點中,並且強調社會與文化史而不是政治史」。因着這樣的加工,Vickers有此結論﹕「中史科的殖民印記不下於西史科」。西史科自由重批判雖然西史科有着歐洲史觀,但二戰後英人的取態也有變化,原因有二﹕其一是某程度受英國本土歷史教育影響,其二是大英帝國的衰落改變了英人心態。英國教育者側重教授學生歷史如何被建構,多於僅讓學生背誦「史實」,因為他們的願景,是培養學生積極的民主公民意識,而這願景對香港的課程發展人員也有相當吸引力。這種對歷史功能的理解,與中國人傳統頗有區別。按Vickers分析,近代中國(特別是在中共建政後)視歷史為服務國家的工具、宣揚愛國思想,意味這種史觀下,歷史教育側重教條,多於引導學生思考「歷史」背後值得商榷之處。再者,二戰後的解殖浪潮,使英人不再維持光榮史觀,轉而對帝國過去抱有罪惡感,加上港英政府遇上六十年代兩次暴動、認受性受挫,香港官方歷史課程大綱轉而變得更具自由色彩、更着重訓練學生的獨立批判思考能力,因此引入角色扮演與小組討論等教學手法、與英國歷史課程大綱更為形似。Vickers指,從1970年代至1990年代中,沒有多少證據顯示政府高層曾直接干預歷史課程大綱發展。70年代初,不同的教育工作者對如何發展香港歷史課程有不同看法——有些傾向保守,有些則較認同英國歷史教育模式。例如高主教書院的菲律賓籍校長、70年代暢銷歷史教科書作者Alberto Morales認為,歷史科的功能,是透過研讀「英雄」事蹟,傳揚道德價值觀;而香港大學的Anthony Sweeting教授則在1974年的一本小冊子裏警告,不要過分強調英雄史觀、眨低一般人的歷史地位,也不能輕易將歷史人物正邪二元化,並說歷史已屢屢成為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種族主義等思想的宣傳工具,學生應學習面對內容矛盾的史料,從中學會分辨「文宣」與「真相」。解殖意識待燃1971年「香港史」被剔除於會考課程大綱(其高考部分在1984年被廢除),大概有着政治形勢考量,也受社會因素影響。當時國際社會解殖風潮正盛、1960年代香港歷經兩次暴動,且1971年中國加入聯合國、堅持將香港從聯合國殖民地名單剔除,港府很可能急於去除香港的殖民地色彩,這使「香港史」教育變得敏感。冼玉儀教授則視社會取態為「香港史」不受重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二戰後難民湧入,對此興趣不大,且當時香港研究未成熟、文獻不足,未能有效支援課程發展。倡議將「香港史」納入課程大綱的,大都是數代居於香港、對本土產生感情的人。在拙著《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學者李家翹如此理解「解殖」﹕「把整套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管治制度、殖民文化甚或是意識形態拿出來『檢討、批評和爬梳、整理』,目的是把深深為港人所內化的殖民遺產清理出去,建立起一套真正屬於港人的制度和文化體系,香港人的『主體性』才得以體現。」類似於「香港記憶」網站的構建,是重要的解殖第一步,但最關鍵的,還是香港人對我城過去的興趣、解殖意識能否被燃起。按羅永生的說法,未來趨勢還是樂觀的﹕「香港近年出現的本土意識和本土運動,可說是一種『被壓抑的回返』,是對『被回歸』命運的清算,回返的是被壓抑的香港文化與政治主體精神,索還被拖欠的『承認』」。香港記憶網址:www.hkmemory.hk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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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健銘:從國際數字看香港自由行問題

香港學者呂大樂教授六月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削自由行以解困 太天真避問題」。他的觀點是,坊間對自由行的討論,都只假設香港現在側重接待大陸旅客的模式沒有問題,問題只在於訪港陸客數字,所以要解決問題,只需「微調」旅客數字。呂大樂形容,「其考慮之狹窄,眼光之短視,叫人失望」,原因是更廣闊、更重要的議題,例如「究竟香港應如何為它的旅遊及相關的服務業定位?我們的旅遊業是否需要轉型?是接受以內地遊客為主體?還是另有出路?」,都為一般輿論所忽略。這個觀點尤其有意思之處,是指出了香港社會討論自由行時角度與視野的匱乏。坊間的討論其實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論者的目光,多只內向地集中於近年香港陸客數量的增長速度、規模與總數,而少放眼於世界其他國家的旅遊業數據並與之比較、或是留意中國近年的國外境外旅遊政策變化,從而更深入了解香港的自由行問題狀況、自由行數字背後所反映的中港開係,進而以全局思維思考對策。與其他各國家的旅遊業數據比較,可以看到兩點:1. 香港向大陸旅客傾斜的程度; 2. 自由行放寬之後,香港接待旅客的負荷程度。根據世界旅遊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的最新數字,2013年世界頭十個最受旅客歡迎的國家分別為法國(多於8300萬人次)、美國(6980萬人次)、西班牙(6070萬人次)、中國(5570萬人次)、意大利(4770萬人次)、土耳其(3780萬人次)、德國(3150萬人次)、英國(3120萬人次)、俄羅斯(2840萬人次)與泰國(2650萬人次)。而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的數字,香港2013年全年的訪客達5430萬人次,數字比全球第五大旅遊熱點國意大利還要多;而單是從中國大陸來的訪港旅客,就已達4075萬人次,數字高於土耳其、德國、英國、俄羅斯、泰國的總訪客人次。以各地地方面積看其旅客負荷,即以每平方公里的旅客數字計,第一大旅遊熱點法國的數字為至少129人次/平方公里,第二大旅遊熱點國美國則為7.1人次/平方公里,而香港的數字為49185人次/平方公里,是法國的至少381倍、美國的6927倍。大陸旅客在港市場佔有率的擴張速度之快、規模變化之劇烈、2013年佔香港旅客總數七成五的比率之高,在世界上可算是獨一無二的案例;事實上,在1998年,香港約74%的訪客都來自中國以外的地區。以美國為例,它的第一大旅客來源為加拿大,在2013年的訪美旅客數字為2300萬人次,只佔美國總旅客數字33.5%。又以英國為例,法國為其第一大客源,2013年訪客數字達393萬人次,但只佔該年英國旅客總數12%。有人或會以紐約為例,證明香港接待旅客的狀況並非孤例、所承受的壓力也許被「誇大」。2012年,紐約的總訪客人次為5270萬人,當中有差不多八成旅客(即4180萬人)為美國國內旅客。同年,香港旅客人次達4862萬,當中有七成二旅客(即3491萬人)來自中國大陸。紐約(790平方公里,800多萬人)與香港(1104平方公里,700多萬人)的本地人口和面積接近,每平方公里的旅客數字比率也相若,分別為6.67與4.4萬人次/平方公里。不過這種說法忽略了兩點、沒有意識到兩地情況可比性不如想像中高:1. 在2003-2012年間,紐約的美國客數字增加了39.4%,香港同期的中國大陸客則增加了312.3%,比紐約數字高近八倍;2. 紐約情況有別於香港,既沒有港中一國兩制的生活文化差異與歷史背景,也不像港中那樣,百多年後、17年前才重新同為一國;基於這兩點,紐約與香港的旅客數字增加所衍生的矛盾,根本不能同日而語。即使在亞洲,中國旅客的經濟影響力日漸龐大──在2003年至2013年期間,韓國的中國訪客數字增加了6.6.倍、泰國增加了6.7倍、日本增加了近2倍、台灣增加了7.7倍、新加坡增加了3倍、馬來西亞增加了4倍──這些地方對中國旅客的依賴程度,仍遠較香港為低。雖然在2013年,中國已成韓國、泰國與台灣的第一大客源,但仍只佔當地總旅客數字的32.2%、17.6%與35.9%。馬來西亞也許是最能與香港情況比較的國家。它的最大客源來自新加坡,2013年來自新加坡的1319萬人次,佔馬國訪客總數51%。但不論是訪客數字還是市場佔有率,都明顯比香港中國訪客的低。雖然中國輸出的旅客日增,「受惠」的國家卻沒有一味歡迎。例如最近泰國傳媒引述觀光局報告,警告遊泰的中國遊客多屬消費力低的「低階」一族,若然讓全部中國客免簽證湧入,恐會流失來自歐洲各地、消費力高的「高階」旅客,更會導致非法移民問題,影響泰國社會穩定。台灣行政院今年三月聽取交通部就觀光承載力評估及國際市場開拓規劃的報告後,決定取消大陸旅行團的旺季額外配額,從明年起,不論旺季或淡季,大陸旅行團的劃一上限為每日5000人次,並指「觀光客的量需要穩定增長,但質的增長更重要」。就香港的情況,呂大樂的另一篇文章<討論內地遊客問題的六個重點>帶出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旅遊問題,而是「一個體積細小的城市面對一個龐大的鄰居的融合過程」的問題,不是單靠增加景點、邊境購物城就能處理矛盾。這個融合過程的背景有三點值得注意:一. 八九之後,中國政府為減低西方思想的影響力與資金外流,推出了「被批准的旅遊目的地國家」(Approved Destination Status, ADS)制度,限制國民出國旅遊,同時大力鼓勵國民在國內旅遊。直到1998-2004年間,中國才透過ADS逐步放寬國民到日本、韓國、澳洲、新西蘭、德國、法國、馬爾代夫、越南、緬甸等地旅遊的限制。這或多或少是今天香港仍為中國外遊者首選地的成因 (比率在2007-2012年間穩定地維持在30%左右)。而根據2012年胡潤百富<中國奢華旅遊白皮書>,74%受訪者視香港為購買奢華品的首選地,其次才是有近3成受訪者喜愛的歐洲;二. 不單中國是香港的最大訪客來源,香港同時也是中國的最大訪客來源地。在2007-2012年間,有近半到中國的訪客來自香港(達2300-2600萬人次),其餘來源地只佔總訪客數字10%或以下;三. 根據中國商務部數據,直到2014年1-5月,香港仍是中國最大外資來源地(339.6億美元),遠遠拋離第二位的台灣(23.3億美元)。因此,要思考香港的自由行問題,起碼有三個議題值得仔細分析:1. 當中國地位在世界愈來愈舉足輕重、同時香港仍在國家經濟發展中扮演若干重要角色的時候,特區政府應怎樣處理當中涉及的龐大移動人口,以平衡訪客與本地人的需要?2. 為何其他國家的最大旅客客源的市場佔有率遠低於香港?各國政府的旅遊發展策略有甚麼地方值得香港參考?3. 若如現於中國大陸經商的銀行家王浵世在其imoney專欄文章<還想靠自由行嗎? >所說那樣,中國旅客不像香港消費者般有持續購買力、消費力並非無限大、很可能只會旺丁不旺財,那麼長遠而言,香港旅遊業如此依賴自由行又是否明智?(文章刪節版刊於《亞洲週刊》海洋中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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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健銘:不必再問什麼是中國人?

早前有學者投書香港報章,問:「什麼是中國人?」,之後另有學者撰文反駁說「不必再問什麼是中國人」。這場公共討論,令人想起去年十月習近平出訪東南亞前後,發生兩件與「中國人」身份有關的事:一是習在某個場合提到大馬情歌天后梁靜茹在中國常被誤認為中國人、梁接著在微博回應「謝謝國家領導人習先生」後,掀起馬中台網民有關梁的國族身份的罵戰;二是台灣總統馬英九在十一國慶祝詞中表示,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引起論爭。[caption id="attachment_1524" align="alignnone" width="640"] 來源:Pixabay[/caption]數月後,發生張懸在演唱會上展示中華民國國旗風波。這更令人聯想到香港社會早前掀起關於國民教育內容的爭論,其中一方大聲疾呼港人「自古以來」「流著中華民族的血、都是炎黃子孫」,所以「愛國是天經地義的事」。值得思考的是:如果中華民族身份是那樣的與身俱來、天經地義,為何仍然會有各種爭議?究竟應該如何理解「中國人」的內涵與特質?若然回溯歷史、放眼世界,其實不難發現,以「中國」之大、歷史之久遠,「中國人」所指涉的地域範圍、效忠對象、政治取向、文化性格,都不無含糊性。這可先從國族身份這個概念說起。國族意識不是自古以來就是與生俱來,而是相當晚期從西方發展出來的概念。十七世紀之前,歐洲的國族觀念仍然相對模糊。軍人、政治家可以毫不罪咎地為非自己本國的君王與國家效勞;地域一再易手,更無充分界定的國家可言。頻繁的戰爭使帝國告終,主權國家代興,開始有種族的新想法:大家再不是羅馬兒女,而是有不同根源的種族 — 日耳曼,撤克遜,盎格魯等。這種想法後來得到擴展,時人認為民族性屬於天生,非後天所能改變.再後來,種族間的敵對便成了天經地義。殖民時代,這種國族觀念從西方出口到亞洲。例如根據劍橋東南亞史,馬來西亞被殖民前,境內住有不同部族。各部族並沒有同出一脈、同是馬來人的概念。直至後來,英國人、到南洋謀生的中國人來到馬來西亞,島上住民才被這些新到訪客冠上馬來人的身份。馬來西亞的國界,多少是英國人與居於印尼的荷蘭人劃地而治的結果。其後,歐洲人在亞洲的種族歧視政策催生本地人的國族意識,反殖、各個「民族」爭取獨立的浪潮更在二戰後到達高潮,然後才有我們今天「東南亞民族國家」的常識。「中國人」的身份內涵,有著相類的可塑性。按著名歷史學家、前港大校長王賡武2012年發表的論文 Thoughts on Four Subversive Words 的觀點,「中國人」與「馬來人」性質一樣,都是因外來西方殖民者而普及的稱號。在此之前,來自中國的人的身份認同大都是以「家鄉」為本位。例如有相當規模、葬有十八世紀南下謀生的印尼日惹「中國人」墳場,當中的碑文都沒有寫上國藉、甚至藉貫,所葬者的身份只以出生的村落名稱來標示,所以往往不易搞清他們來自中國哪個地方。研究新清史、主張「從邊緣反觀中心」、以清代滿人視覺超越民族國家意識來思考「中國是甚麼」,以及「中國如何被構想」的美國著名學者歐立德(Mark C. Elliot),進一步指出「中國」概念的浮動性。他研究發現,在清朝文件中,「中國」有時是指十八省的「內地」,有時卻是指內地加東北、蒙古、新彊、西藏等地區;換句話說,「中國」概念一直在變,不斷被重新發明。他因此在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訪問時說:「如果依循今人的思維邏輯倒推『中國』的概念,而漠視不同時空下『中國』的變異,這樣的史觀顯然不夠實事求是。」指出「中國人」的含糊性,歐立德不是唯一一人。例如王賡武研究離散中國人 (Chinese diaspoara) 時,曾提出「中國性的文化光譜」(cultural spectrum of Chineseness) 說法。他舉例,在香港的華裔人士於「歷史上」更中國一點,儘管「並不像他們在上海的同胞那樣完全中國」,然而在舊金山與新加坡的華裔人士則有更多「複雜的非中國變因」。國學大師余英時也曾著文說:「『中國』這兩個字究竟有什麽樣的具體內容,恐怕今天誰也說不清楚。它是地理名詞呢?政治名詞呢?文化名詞呢?我敢斷言,無論是從地理、政治、文化、或種族的觀點去試圖對『中國』這一概念加以清楚的界說,馬上便會引出無窮的爭辯。」日本學者杉山正明亦在著作《大漠 — 遊牧民族的世界史》中,以遊牧民族的視覺,反思何謂「中國」、「少數民族」與「中央政府」。香港文化人陳冠中則在著作《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裡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秦漢以前香港大概是越人的地方,當時的越算不算中國,越人算不算中國人?中國是甚麼?這些都不是不證自明的。」南洋華人的歷史,更具體地顯示「中國人」的複雜性。海峽華人 (Straits Chinese) 放棄了「中國」的概念,英國對他們而言儼如替代的祖國;新加坡開國元勳、25歲前以「中國人」自居的李炯才,在倫敦求學時,逐漸「內心醒覺到自己始終屬於馬來亞,而不是中國人」、繼而「思想上由傾中國轉變為傾向馬來亞」;戰後華人反殖浪潮高漲的50年代,一篇發表於1956年、題為<我們應選擇馬來亞作為我們的家>的學生運動文宣史料,有這麼一段:「事實上,許多華人所以不能拋棄中國的觀念是由於一種保守或民族優越感在作崇的。他們以為他們是從中國來,在文化上以及生活習慣上,大部份還是和中國人相同,因此,他們應選擇中國為他們的國家。這是多麼保守呢?如果這樣的言論能夠成立的話,那麼美國人不是應該稱他們自己是英國人了嗎?朝鮮人更應該稱他們為中國人了。」及至中國本身,清朝結束後社會亦層激烈辯論何謂塑造現代中國的良方:究竟應顧及中國地方文化風俗之多元,以地方為本位、「聯省自治」、自下而上建國,還是自上而下建立一個自上而下的強勢大一統國家?這段歷程,在新加坡學者 Prasenjit Duara 的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裡有詳細分析,並指現今中國大一統立國模式的其中一個潛在矛盾,是「那些毛澤東時代被邊緣化的所謂華南的特點 — 一種強調個人主義的,充滿活力的企業家文化…像20世紀初期的活動一樣,他們也在繼續書寫著民族主義歷史目的論,只不過他們不再讚美大一統的民族傳統。相反,他們在構築一種地方或省對於民族國家的敍述結構」。德國案例,則為國族定義提供了一個中國以外的有趣參考。發表於2010年的論文 One country, two societies? Germany twenty years after reunification,發現德國即使統一已有20年,但經不同政體塑造的東西德人文化性格,至今仍然毫無交匯融合跡象,彷如有兩種「德國人」。南韓學者更曾以德國為鑑,在著作《南北韓,統一必亡》指「南韓與北韓是不同樣民族」、兩韓統一不宜操之過急。論者反駁指「中國」與「中國人」含糊性的問題屬無中生有,因為中國國藉法對此已有清晰界定 — 即「任何擁有中華民國國籍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可稱作中國人」。但這種說法,卻難以解釋為何近年不時會有大陸網民誤認馬來西亞人梁靜茹、新加坡人孫燕姿為中國人,也無法幫助理解緣何中國網民將新加坡稱為「坡縣」、或如早前一位上海復旦大學教授所說,新加坡「將來可能是我們第32個省」況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審批準則,也不乏令人思考的空間。去年一位旅居海外的中國大陸人就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誰是中國人?如何定義「中國人」?>,說其實中國人身份至今仍根植於種族與血統而非居住年期,因此會出現「很多中國人已經成為美國人,但很少有美國人成為中國人」這種現象。因此可以說,「不必再問什麼是中國人」的斷語,未免是對相關研究與歷史案例有意無意的一種忽視。( 本文章刪節版刊於新加坡《聯合早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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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健銘:從新加坡騷亂看言論自由的價值

新加坡發生騷亂後兩月有多,調查事件起因的聽證會仍在進行,當局預計聽證會還需要四週才能結束。期間,各方說法不絕:例如一月,新加坡政府反駁《紐約時 報》十二月底有關騷亂的社論〈Singapore’s Angry Migrant Workers〉;印度媒體《The Hindu》報道說,有三位印度外勞投訴遭受新加坡警察暴力對待、被侮辱、威迫承認他們在騷亂中的角色;二月中,著名民間論政網站the Online Citizen亦根據不同訪問與資料,發文重組案情。過程中值得令人注意的,除了騷亂的來龍去脈外,還有社會言論自由空間的價值。近年雖然可從不同選舉,看到新加坡的社會問政意識冒起,致令新加坡政府擺出更開明與願意溝通的姿態、淡化以往的威權色彩,但政府仍然沒有放鬆對社會言論的管制。在二零零五至一四年間,新加坡的媒體自由指數排名從140/167降至今年的歷史新低150/180。去年五月,政府推出加強管制互聯網內容的新條例。根 據條例,但凡涉及「新聞報道」、每月有至少五萬個不同來源的瀏覽量的網站,均須申請執照才能繼續運作。申請執照,網站需要繳納五萬新元(約三萬九千四百美 元)表現保證金,執照逐年更新。當局有權要求網站二十四小時內刪除「有問題」的內容。官員解釋,這是為確保民眾閱讀「正確資訊」與公眾利益。新條例引發約 二千五百人的抗議集會、要求當局立即撤回新條例的四千多人聯署。去年六月新加坡受印尼煙霾侵擾,有網民在facebook質疑政府有否一如承諾為大眾提供 足夠口罩,便被官員與受政府控制的媒體連番批評,指言論引起不必要恐慌;而那個被當地媒體描繪為「受廣泛傳閱」的facebook status,實際上只有二十三個分享與二十七個likes。騷亂後,The Online Citizen有文章〈Little India Riot:mis-reporting, falsehoods and speculations〉反思「確保民眾閱讀正確資訊」這個言論管制理由的合理性。作者列舉一連串例子,指出「官媒」報道騷亂也無法符合官員期望,報道 同樣失實、流於揣測。例如,有印度外勞自稱是騷亂當晚被途人所拍影片中阻止其他暴徒砸車的「英雄」,在沒有充分確認身份的情況下,各主要媒體紛紛搶先報道,並在 facebook得到約四千六百至三萬個likes、二百七十至三千個分享,其後該印度外勞被揭發為假冒「英雄」;騷亂後不久,媒體因指被巴士輾斃死者為 孟加拉籍外勞,而引來孟加拉外交官員批評報道失實,死者後來被證實為印度籍外勞;媒體雖提到酒精是騷亂的「可能成因」,卻沒有充分伸論證明這是否騷亂主 因。前《海峽時報》記者、去年疑因政治理由不獲大學終生聘職、引發學者與學生聯署抗議的Cherian George在一個論壇上說,獅城發生騷亂後,反而更能體現網上社群自我規管的能力。每當有人發表欠缺邏輯、涉及種族仇恨的言論,總會有其他網民出來指 正、呼籲不要太快下結論;也有網民自發組織接觸外勞的各種行動。去年印尼煙霾侵擾,同樣可見這種民眾的自我管理能力。例如有人自發設立網站,發放每小時PSI數據,提供政府數據以外的參考,及組織 SgHazeRescue,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有空調的室內空間躲避煙霾。兩個獅城學者接受《海峽時報》訪問時說,民間的自發行為,打破了外界對新加坡人的 印象——過於依賴政府,欠缺主動與反應力;公眾猛烈批評政府,可視為社會自主意識與能力提高的一種表現、漸與日本和倫敦社會趨同,對國家而言不一定是壞 事。管制言論的理據,往往建基於恐懼與精英主義的心態之上——民眾被預設成愚昧無知、易受迷惑與失控、不能自理的一群,若不由「統治精英」加以規管,必然會導致災難性結果。現實生活中,卻有不少與這種想像相反的事例。《紐約客》雜誌的專欄作家索羅維基(James Surowiecki)在著作《群眾的智慧》中羅列了一個個例子來說明,一大群人如何比一小群菁英分子來得聰明;著名文化人梁文道曾在文章《比利時為甚麼不亂╱中國不能亂》中, 提到比利時有年選舉未能產生政府,幾近一年處於無政府狀態,但社會卻一切如常,民眾不如想像般不能自理;新加坡博客去年發文〈Singapore once had a free press〉,指英殖時期的獅城比現在享有更多言論自由,也沒有因此而變得更差;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有報告研究逾百個國家,發現新聞自由度與經濟發展程度 有很高的關聯性;競爭力排名較高的國家通常都擁有較多社會與新聞自由,例如北歐國家;民主國家不一定就會衍生民粹福利主義,若以赤字╱GDP比例來量度比 較,奧地利、新西蘭、芬蘭、挪威、泰國、印尼、土耳其、南韓、秘魯、菲律賓等的財政比不民主的中國大陸還健康。三年前,《聯合早報》評論員葉鵬飛便曾這樣批評精英主義思維:「現代國家,不可能由馴服被動的國民組成,積極主動的公民,才是國家真正的主人。這種對國家 社會的主人意識(ownership),是進步和創意泉源。」這大概可作為老子「太上,下知有之……百姓皆謂我自然」善治哲學其中一個註腳。可惜在言論自 由空間日益收窄的香港,這些道理卻逐漸變得遙不可及。原文刊於《亞洲週刊》海洋中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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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健銘:地緣政治下的香港古文教育

最近香港教育局在中文科重新引入文言文,引起社會間有關「學習古文是否必要」的爭論。不過爭議內容多只集中於學文言文能否幫助「搵食」或學好中文一類有關 「功用」的問題,而少人談及香港文言文教育的歷史根源與文化價值、注意到這與「香港電影在東南亞」一樣,同樣涉及地緣政治,並非純粹專業技術問題,且也能為思考本土文化性格與價值提供線索。事實上,在港人爭論的同時,中國廣州《時代週報》今年一月底就有一篇題為<「文化沙漠」香港的舊學教育>的專題報導,當中問道:「為什麼在香港這樣一個被 稱為『文化沙漠』的城市裡,古典詩歌朗誦還如此強勢存在?」更指「舊學教育近年在內地隨『國學熱』而復興,但在香港其實一直得以保留,沒有中斷。」先撇開「香港是文化沙漠」這說法如何值得商榷不談(例如按著名文化人陳冠中在<90分鐘香港社會文化史>的講法,香港屬文化熔爐多於文化沙漠,其本土文化 資源至少包括:「中國傳統文化」、「廣東地方傳統文化」、「廣東以外各省地方傳統文化」、「民國新文化」、「英國殖民地文化」、「世界各地文化」等),這 篇報導有趣的地方,是指出了香港在承繼國學方面表現比大陸更優越。除了專題提到自清末起文人南來香港的因素外,港英政府著意保留國學,以培養與強化本土意識、區隔大陸文化身份認同、抵銷中國民族主義浪潮的影響方便管治也是重要原因,這是報導沒有如何著墨的地方。按照台灣學者蔡榮芳史著《香港人之香港史》的記述,早至1920年代,港府便因忌諱大陸五四運動以來新文化運動思潮,而推行保守的文化政策來區隔港中,方 法是與華人殷商合作,獎勵華民保存國粹與古文,維護傳統儒家舊道德,強調社會秩序。這與精通中文的時任港督金文泰亦有關係。1927年,金文泰倡議香港大 學成立中文學院,結果校方邀得清朝翰林賴際熙、區大典等到中文學院教授經典,並獲富商鄧志昂和馮平山捐款建院和中文圖書館等。1934年來港作家友生這樣描繪香港:「英人之經營殖民地者,多為保守黨人,凡事拘守舊章,執行成法,立異趨奇之主張,或革命維新之學說,皆所厭惡……前清之遺老遺少……在國內已成落伍,到香 港走其紅運,大現神通……彼輩之為教也,言必堯舜,書必讀經史,文必尚八股,蓋中英兩舊勢力相結合,牢不可破,一則易於統治,一則易於樂業也。」魯迅也曾大力批判英國殖民者以中國國粹來麻醉中國人、達到管治的目。1927年他受邀來到香港演講,港府如臨大敵。他在演講<老調子已經唱完>中說:「聽說又很有別國人在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了,那裡是真在尊重呢,不過是利用!……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戰後的港督葛量洪時代,古文仍在香港教育佔一席位。另一位台灣學者黃庭康,曾在著作《比較霸權──戰後新加坡及香港的華文學校政治》分析過當時香港古文教育的政治背景。戰前南京政府曾成立「國民黨華僑教育委員會」,制訂了一系列規則指導海外的華文學校,因此在香港有一定輿論影響力。戰後國共內戰升級,華校課程成為國民黨 與共產黨的戰場,這迫使港府進一步介入與主導教育政策,以減低中國政治對香港的影響,具體操作是打造在地的「教學機制」。1951年,一位官員的發言,可 反映港府當時的思維:「1920年代末期香港採用中國大陸的教科書,結果我們被國民黨的教育體系牽著鼻子走,我們被迫對中國政府的政治宣傳照單全收。這樣的安排一直都是有害且 危險的……香港無法以立刻出版本土教科書的方式排除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影響。然而, 自行舉辦考試是有效可行的第一步。」港府於1952年成立「中文學科委員會」(Chinese Studies Committee) ,成員包括教育司署官員及數名教育界的重要人物。雖然委員會某程度上逆轉了先前港府鼓勵的文言文政策,支持在小學低年級盡量教授白話文,認為白話文也有助 反共文宣,但仍堅持高年級的中文教學以文言文為主,這意味委員會「仍然認為古文是較優越且高級的中文」;委員會亦反對教授簡體字。客觀效果上,香港的中文 科不同於強調白話文與簡體字的大陸中文教學,打造了一種「教學身份認同」(pedagogic identity),進而強化中港區隔、鞏固殖民統治。香港混合古文、白話和粵語、別具一格的「三及第」中文,也就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發展出來。本土文化與意識能被打造,不獨是得力於港英政府政策。按香港史家高馬可教授(John Carroll)記述,早至19世紀末,本土意識便可從中法衝突中不少香港民眾受來自廣東官員的壓力、不情願地參與聲援中國的騷亂體現得到。1920年代 省港大罷工後,共產黨幹部梁上苑憶述:「香港普遍存在反共恐共的情緒,誰聽見共產黨都覺得害怕。」英人在香港保存中國國粹,雖然出於現實政治的考慮,但歷經大陸「砸爛舊世界」的文革後,卻顯得彌足珍貴。目下特區政府的言行,卻令部份社會人士擔心,流行 通用已久的粵語會自上而下地被普通話取締。有論者急忙引論「粵語不是粵人古語,而是中原夏語」,證明粵語的存在價值;社會議論中被引用過的名句「語言就是 擁有陸海軍的方言」(a language is a dialect with an army and navy),更影襯出事件的政治味道。這一切既令人想起前特首顧問葉國華從英殖歷史吸取管治經驗的近著《維港故事:獨掌難鳴》中的一句──忘記了歷史明天 不會更好,也令人想起前國家領導人李瑞環的「紫砂茶壺」論。文章刪節版刊於《亞洲週刊》海洋中國專欄圖: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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