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民:以知識介入社會

編按:雨傘運動後,社會學者陳健民更多地走到傳媒的鎂光燈下。實際他多年致力於公民事務,並一直推動與政府對話、互動。陳健民曾到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演講,本版刊登由蔡子強整理的演講文本,聽陳健民以親身經驗談知識分子應如何走入社會。 蔡子強:我在逸夫書院有教授書院通識課程,名為「領袖之道」,相信在座有些同學都有修讀過。但我心知肚明,自己不是一位出色領袖,原因是沒有意志揹起沉重的十字架。回顧歷史,無論耶穌基督、甘地、曼德拉或德蘭修女等,他們被後世視為偉大領袖,其中一個主因便是擁有這樣的意志。在我的學者朋友裏,我認為唯一有這種素質的就是陳健民。認識陳健民的人都知道,你未必同意他做的所有事情,但卻絕不會懷疑其誠意。可惜香港這個社會,並不會回報一些有信念的人,相反趨炎附勢的人卻更飛黃騰達,有信念的人,人生往往頗多顛簸。 我之前看過一套電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片末一幕讓我十分感動,經過茫茫大海的漫長漂流,Pi和老虎終於漂流上岸。當時人虎俱疲,但老虎還是率先跳上岸,哪怕用最原始的方式,例如一聲怒哮,說聲道別呢?結果,老虎還是頭也不回地走了。Pi於是哭了,眼淚不斷滾滾而下。故事結尾,中年Pi接受記者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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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道德基礎

以The Tipping Point一書成名的Malcolm Gladwell,寫了另一本小書David and Goliath,借用聖經中少年大衛以石頭擊敗巨人歌利亞的故事,談弱者致勝之道和強者敗北的原因。強國崛起,梁振英專橫跋扈,香港民主陣營處於守勢,看此書另有一番感受。談弱者致勝之道,Gladwell的建議是:不按常理出牌。他研究了美國少年籃球賽一支奇兵突出的球隊,因為自知沒有身材高大的前鋒,決定以體力取勝,全場實行「人釘人」戰術,令對手在自己場區都疲於奔命。他亦談到馬丁路德金如何以公民抗命引發警察暴力的場面,來突顯種族歧視的不義。當權力失正當性 愈用愈毁統治基礎談到強者所以潰敗,主要原因是他們不知權力的界限,進退失據。譬如說當年北愛爾蘭天主教徒與基督徒血腥衝突,英國政府派軍隊進駐北愛,以宵禁和對恐怖分子格殺勿論的手段平定騷亂。但英國(英倫)作為基督教國家,軍隊的中立性受到天主教徒質疑,結果這種強力手段反而引發更多的衝突。也是說,即使派兵是法律容許,當權力失去了正當性,愈是使用權力,愈是摧毁自己的統治基礎。正如港大事件中,那些「等埋副校」的校委會成員認為他們有權力拖延甚至否決對陳文敏教授的任命,干預他們這種權力反而是破壞「大學自主」。但這些人應先理解他們作為校務委員的職責是協助大學達成其使命,而根據港大校務委員的業務指引與守則(Guide and Code of Practice)的導言,大學的精神是致力發掘與傳授知識,「為學問而學問」以外,更希望對文化、社會、經濟發展有所貢獻。大學亦要堅持學術自由的原則,敢於挑戰既定的智慧,提出嶄新甚至爭議性的觀念(committed to the principle of academic freedom, that is the freedom to question received wisdom and put forward new and possibly controversial ideas)。而學術界認為體現學術自由的其中一個制度安排,便是在聘任和考核教授時只考慮其學術能力而非其政治或宗教等取向。在業務指引與守則4.3段有關操作守則方面,亦說明了大學因接受政府及私人撥款,必須要依循最高的管治標準,這包括在決策時要確保及展示出誠信與客觀性,並竭力以開放和透明的方式解釋其決定(ensuring and demonstrating integrity and objectivity in the transaction of its business, and wherever possible following a policy of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all decisions)。校委權力之上 有大學「學術自由」原則港大校委會不惜剝奪校長組織內閣的權力,而將任命權交到未上任、不知名的首席副校長手上,其政治考慮何其明顯?如果校委會認為自己沒有政治考慮,只是對陳文敏的能力有所質疑,想挑戰物色委員會的結論,便應直接提出理據,並要向持份者作出交代才能「展示出誠信與客觀性」。而當事件已令公眾質疑大學學術自由受到侵犯,大學有責任詳細向公眾解釋校委會的決定,才符合大學對校委會業務操守的期望。即是說,校委會不能以「權在我手」(想一想李國章的笑容)或者美其名「大學自主」便自把自為,因為在這些權力之上,還有大學承諾遵從的「學術自由」原則。忽視了權力的正當性,校委會拖延任命便是濫權,結果是損害大學百年基業和迫使學生「以武制暴」。正當性非單靠法律 涉深層道德基礎如果權力的正當性不是單靠法律條文賦予,而是涉及更深層次的道德基礎,便明白到為何特區政府不斷強調「依法治港」,結果卻是引發社會劇烈矛盾和施政舉步維艱。譬如梁振英一直認為行政會議「有權」決定免費電視發牌事宜,在否決香港電視的申請時,只籠統說考慮過「一籃子因素」而無法向公眾展示其處事的誠信與客觀性,結果引發民間的不滿,最後連司法覆核都輸掉。但直到現在,政府對於當時錯誤的決定從未表示歉意,公眾對於政府日後會否公正處理發牌事宜亦已信心盡失。市民目睹王維基運送築地魚生,雖欣賞其臥薪嘗膽,卻感慨獅子山精神飽受摧殘。梁振英是否曉得打沉了王維基,政府賠上了幾多道德代價?梁振英「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思維,難得是有一班讀書人為他背書。為什麼免去曾德成和鄧國威會引起社會強烈反響?並不是公眾對這兩位官員特別有好感,而是希望政府清晰解釋其用人的標準。如果他們是能力不濟而下台,市民會期望政府先「叮走」陳茂波和吳克儉。如他們是在政治上犯了錯誤,市民就更想知道政府的政治路線是什麼?但梁振英對換馬決定諱莫如深,行會成員張志剛卻為文辯護,說特首有權換馬,世界各地政府更換內閣成員是尋常事云云,始終沒有一個讓公眾信服的說法,更談不上公開透明。如果政府用人不能讓市民見其賢能之處、政府炒人不能讓市民見其缺失所在,「問責制」便會淪為「家臣制」,是特首的喜惡而非公眾利益主導,這樣的政府如何爭取市民支持?這種罔顧權力正當性的「依法治港」觀念,據說是與現任管治班子一種迷思有關。他們一直認為過往兩任政府太過軟弱,未有盡用《基本法》授與的權力,造成反對派坐大、刁民遍野。特區政府除了要在經濟層面「適度有為」外,更要在政治層面採取主導,此從梁振英一上台便號召民眾反立會拉布和對前朝「議而不決」的電視發牌問題「當機立斷」可見。雨傘運動過後,估計北京將加強對香港事務的干預,這將進一步提供梁振英空間濫用權力。劉兆佳在《端傳媒》發表的〈後政改的中央對港政策〉一文如是說: 「我預料中央會認真運用它在『一國兩制』下擁有的權力來縮小極端勢力的活動空間,與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力量加強協作來『孤立』他們,強化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及加強『愛國愛港』力量的團結性、戰鬥力和群眾支持基礎來『邊緣化』他們。」他認為中央擁有的權力頗為廣泛,譬如通過釋法(基本法第74條)可大為減少立會拉布行為,中央亦可向特首發出指令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和行為,甚至將一些全國性法律引用到香港。從電視發牌,到撤換局長,到港大「等埋副校」事件可見,政府罔顧權力的道德基礎,有權盡用,實質在破壞制度設計的誠信、客觀、公開、透明等精神,令政權最終失去正當性。在禮崩樂壞之際,如果中央再向梁振英放權,為的是與反對力量堅決鬥爭(王光亞語),香港將進入怎樣的處境?但如果讀過Gladwell此書,知道滿身病痛的歌利亞一動真格與大衛決戰,便踏上衰敗之路,我們還是拭目以待。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梁振英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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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政改的迷茫與希望

政改方案在6月18日正式被立法會否決,過去兩年的爭議告一段落。否決前一天,筆者在立法會外參與集會,見到周融的「保普聯」動員百計的大叔大媽到場支持政府,每人身穿印有編號的制服,不斷播放震耳欲聾的國歌。集會接近晚上9時,音樂停下,大叔大媽魚貫登上旅遊巴離開,場中空無一人,「標準工時」的意味太強。另一邊廂,反政改的示威者在白天寥寥可數,黃昏後趕來的群眾亦以中年人居多。黃絲帶集會音響器材沒那樣先進,但勝在人人自發,走的時候不留一點垃圾。但雨傘運動中的青年人到哪裏去了?是因為對泛民否決方案滿有信心,抑或是對時局意興闌珊,拒絕參與「行禮如儀」的集會?立法會內外折射的政治生態不單是立會外的場景折射出社會的張力,立會內建制派一手炮製的「荒誕劇」,亦讓我們看到香港政圈的畸形現狀。自從2010年政改爭議而分裂的泛民,被北京對港的極左路線逼到團結一致投反對票。相反,建制派為了給一位元老留名向北京交心,不惜冒險離場設「越位陷阱」,結果人仰馬翻。可見建制中人既無自由意志,更以私人關係凌駕公共利益。這次所以設「陷阱」不成,固然是因為自由黨步伐不一致。但前因是中央將「太有主見」 的田北俊擠壓至建制派的邊緣,而建制派又以為自由黨不敢不緊跟大隊尾巴。誰知早種的嫌隙修成正果,自由黨人對建制派班長不屑一顧,結果這個在他弟弟眼中「沒做好建制派」的田少和他的黨友,卻成為議會內僅有為北京護航的忠臣。現在歷史的紀錄是立法會以大比數否決人大常委8.31決定下的政改方案,各國媒體的頭條是: 「尷尬的政治失足」、「離奇的出走」和「慘烈的沉船」等。這樣的鬧劇,為兩年來激烈的政改爭議劃上句號,但香港民主化前路如何走下去,依然像是陳婉嫻在議事堂張大嘴巴釋出的問號。香港社會的分裂與和解有些人說佔中分裂了社會,現在首先的任務是縫合裂痕。兩年來的佔中運動不斷挑戰港人的「中環價值」,在政治權利和道路使用權中抉擇,自然是強化了黃藍思維的分野。但這種撕裂的源頭,是我們的政治制度滯後於社會發展,一國拖着兩制的後腿所致。試想北京如果給香港人一個真普選方案,現在接受「袋住先」的市民大多亦會支持,泛民支持者更無理由反對,社會自然出現絕大多數的主流民意,香港內部以至中港之間亦會出現「大和解」。問題是早在2013年,京官已明言提名委員會要「按照」選舉委員會的方式產生,特首候選人最多3至4個,可見北京早有「篩選」的打算。我們很清楚這樣的方案只會落得今天被立會否決的結局,管治的危機只會變得更為深重。三子所以提出佔中,就像見到郵輪快要撞向冰山,要製造最強的聲音向北京以至全社會提出警告。這次佔中的確沒有改變北京的決定,但建制派和一些泛民「溫和派」說如果沒有佔中,中央是「萬事好商量」,卻完全沒有事實根據。不單是篩選「愛國愛港」候選人的要求早已寫在牆上,只要了解習近平上台後如何集權一身,加強對內地傳媒和公民社會的打壓,便知道向當權者和顏悅色乞求真普選便可成功,幾近癡人說夢話。兩極對碰以後,現在大家應更清楚彼此底線。中央要確保特首不會對抗中央,不惜「災難性後果」亦要進行篩選;泛民要確保市民有真正的選擇,不惜參與佔領和否決有不合理限制的普選方案。要尋找一個中間妥協點,是中央和泛民都接受在《基本法》的精神和框架下實現普選。首先提委會要具有「廣泛代表性」,必須擴大其選民基礎至全體選民,以符合平等政治權利的原則,否則便應將提名門檻降到極低,讓不同光譜的候選人都可參選。至於中央的憂慮,大可透過「兩輪投票制」令當選者必須得到過半數選民支持,減少選出與中央對抗的人選的機會。假如中央願意不守前門(提名篩選),用兩輪投票制守中門,泛民便應該接受中央以「實質任命權」守尾門,這樣便能平衡一國與兩制的利益。在未來的日子,雙方會否朝這方向移動?我相當悲觀。主要是習近平仍在無休止地鞏固權力,強硬路線毫無逆轉的徵兆,北京只會視上述的「平衡點」威脅國家安全。另一邊廂,許多經歷了催淚彈、胡椒噴霧、警棍鎮壓的市民,因為北京毫不退讓、特區政府毫無悔意,已經與這個政權完全決裂,正在埋首思考修憲(廢除基本法45條有關提委會的條文,改為公民提名)、建立本土身分、甚至獨立。這些議題看似虛妄,卻是在絕望中自然萌生的意念。中間力量的消亡這種兩極分化的勢頭源於2003年七一遊行後中央徹底調整對港政策,由「高度關注」進化為「以我為主」,最後提出「全面管治權」,中港在10年間惡性互動,令一國兩制幾近沉淪。兩極分化的指標是中間溫和力量的消亡。2010年,以民主黨為首的溫和泛民試圖透過與中央談判以開啟一個良性互動的局面,最後發現中央與民主黨妥協只是權宜之計,未有進一步協商普選問題。2013年戴耀廷與筆者等人推動和平佔中運動,預示溫和派對中央已失去耐性。至人大常委8.31決定,數以百計的學者聯署表示「對話之路已經走盡」,標誌着中間力量全面崩潰。後政改時期仍想在中間位置發揮影響力的,可能只剩下湯家驊和一些學者、專業人士組成的智庫。湯議員不單在泛民中位處邊緣,在公民社會中更缺乏認受性,由他帶領的智庫能發揮多少政治能量令人懷疑。我們看一看像曼德拉、金大中、昂山素姫等政治領袖,他們能夠頂着年輕激進派的壓力與專制政權開展對話,是因為他們在長期抗爭中建立起公信力。在雨傘運動中缺席的政治人物和學者,即使不乏人才和善良動機,卻已失去政治基礎去促成與建制內開明力量的對話,最終可能淪為清談平台。中間溫和力量如此宿命,怎不令人唏噓?泛民路線大調整在否決政改方案後,泛民提出「重啟政改五部曲」,雖然合情合理,但觀乎中央的強硬姿勢和民間的疲累狀態,在未來兩年爭取重啟的機會甚微,更何况迫在眉睫的還有兩場選舉。但這次政改博弈已揭開彼此的底牌和暴露各方的強弱所在,泛民應藉機反思路線、調整策略、更新人員。主流泛民一直以「議會路線」為主軸,是因為相信議會民主成分會不斷擴大,特首最終由普選產生,所以必須透過在議會展示議政能力,為日後政黨執政作準備。但觀乎目前形勢,這種假設已大致失效,泛民不得不作最壞打算,預備在習近平統治下政改毫無寸進,在議會中長期作為少數派的局面下,是否應該改弦易轍以「壯大公民社會」為主軸。如是者,未來兩場選戰如何捲入公民社會的力量,從政綱的制訂以至候選人的選拔都應按此思路部署。因為民主化進程受到挫折,港人已無法依賴政府和議會保障我們的自由和權利,而只有靠公民社會來抵抗像23條般的惡法。一些學者提出「社會約章」運動,藉此凝聚各個領域的公民商討面對的挑戰(如傳媒自我審查、政治干預大學自主),和以何種行動捍衛其核心價值和拓展更大的發展空間(如用非營利組織經營如《立場新聞》的網媒,和積極動員民主派校友參選大學校董會)。崛起的中國敵視普世價值,試圖以封建思維和功利主義駕馭多元的香港社會,必然引發衝突。是否香港要經歷更大的動盪,建制派才能意識到維持現狀比起民主改革風險更高?想到這些災難都是我們希望避免,卻往往因為當權者的愚蠢而加速降臨,怎不戚戚然?幸好那天在立法會外目睹12個年輕專業團體的代表立志爭取民主,想到這批30多歲的醫生、律師、精算師、工程師等在10年後將進佔各個專業的管理層,今天在雨傘運動戰鬥過的大學生亦將會是各行各業的青年才俊,再加上10年後的大學生和中學生,四代人攜手爭取民主,那股力量誰能阻擋呢?我相信未來10年將是變局,我相信歷史是向着多元開放的方向邁進!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後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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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制度頂着白韞六的腰骨

《明報》今天(12/5/2015)刊出了一張很有意思的照片: 梁振英籌躇滿志地坐着,廉政專員白韞六欠身彎腰與特首握手。看完這張圖片,如果白專員說會大公無私調查梁振英收受UGL5000萬元一案,很多人腦裡都會響起一句話:搵鬼信!當然,這種認為「身體比語言誠實」的觀察,即使準確,都會被批評為穿鑿附會。如果我要認真談廉政專員的腰骨,這涉及到制度設計的問題,很嚴肅、亦很迫切。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要對付警隊和其他政府部門的貪污,首先是要賦與廉署「獨立性」。不單是整個反貪團隊從警隊抽調出來,廉政專員亦只需要向港督負責,免受制於任何政府部門。姬達爵士在1967年任防衛司時處理六七暴動備受賞識,被麥理浩委任為首位廉政專員。姬達處事鐵面無私,深得市民愛戴,後出任布政司。這種廉政legend在香港回歸前後開始破滅。近十幾來的廉政專員原來的官階都比不上當年姬達,更不要說在市民心目中的威望(想一想羅范椒芬…..)。更嚴重的,是專員的「獨立性」的問題。當年的港督都是從其他英國殖民地、大使館、或英國政圈「空降」來香港,與香港本土的政經圈子沒有太多牽連。今天特首是由小圈子產生(將來小圈子提名),與財團和土共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廉政專員卻只向這個利益集團的代表負責!防火牆已經倒下,如何能重建廉署的中立形象,必須慎重思考。我提供下面幾項建議,讓大家參考一下:一、特首應委任司局級官員出任專員一職,最好是臨近退休的官員,任期完結後無需重返官場,免在任時有所顧慮。二、專員任期應較長,減少其定時受特首任命的影響。三、任命過程可加入立法會聽政程序,讓各派議員有機會提問,確保其誠信穩妥。當然,如果我們的特首是由「真普選」產生,廉政專員即使只向特首負責,仍有一點制衡。現在特首輈張跋扈,又手握委任公署內部監察委員會成員的大權,廉署的獨立性,怎不令人擔憂?要大家相信白韞六的腰骨,不如相信制度改革! 梁振英 廉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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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得,否則蘇州過後無船搭?

政改方案出爐,政府說「一定要得」。究竟是夜行人吹哨子,抑或是要不惜代價完成「硬任務」,我們拭目以待。袋,就袋一世一起步,林鄭月娥便表明通過了這個政改方案,代表中央已落實了《基本法》45條有關「最終達至普選」的規定。市民不應因為過往「袋住先」的說法而有懸念,以為這只是改革的起點,繼而要求新的時間表。民建聯新任主席李慧琼則在電台節目中表示錯過這次政改,看不出將來中央有更大的動力給港人普選。但當市民要澄清這是否「袋一世」時,李慧琼和林鄭月娥卻異口同聲說,修改選舉辦法的憲政基礎一直存在,只要特首向中央提出,人大常委會將按實際情况予以考慮。忽然間,未來又好像是開放的。其實問題不在於法律上能否重啟政改,而是在現實政治上機會有多高的問題。假如接受了這個方案,政改已到了終站,進一步修改的動力自然失去。(黃成智、狄志遠等卻持相反意見,認為接受了才有動力,卻沒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即使法律上不排除「優化」的可能,假如中央沒有具體承諾,我們只能把黃、狄視為一廂情願。在這一點上,我反而要讚張志剛,最少他老老實實地說「袋一世」好過「一世都無」。我們不妨以張志剛的說法作為討論的起點: 接受一個有政治篩選的普選作為最終方案是否比否決它好?袋,顛倒了主僕關係政改方案有一個清楚的信息:中央對港人心存顧忌。基本法已賦予中央政府對特首的任命權。香港人不管怎樣選,中央都可以「守尾門」。但中央卻擔心一旦行使否決權,會引發憲制危機。泛民(包括人民力量)對此的善意回應是採納「兩輪投票制」,規定當選人要取得超過一半投票選民的支持才能勝出,避免偏激分子在一輪投票中因對手陣營分裂而「偷雞」當選。不過中央並不領情,既要守後門(最近傳說要立法規範化),又要守前門,確保百分百不出意外。既然安全系數要定得如此高,林鄭說泛民在現方案下增加了參選機會,當然是語言偽術。事實是泛民即使入閘,甚至贏得民意支持,沒有北京的祝福,過半數出閘門檻一定跨不過。林鄭說提委會亦要考慮其認受性而不能置民意於不顧,但對民意充耳不聞似乎已成為政府的強項,免費電視發牌事件便是一個例子。連電視都要政治篩選,更不要說特首候選人了!其實香港選民已經頗為成熟,選立法會議員考慮較多政治因素,選區議員則看地區服務。中大以往的研究發現市民對特首的要求除了一些政治價值觀外,亦非常看重候選人管理經濟、協調社會各種利益和與中央溝通等能力,可見得中央擔心港人會選出一個只懂和中央對抗的特首是過度的恐懼。假如一個泛民候選人當選特首,我們會期望他/她維護港人核心價值:電視台時事節目即使批評中國亦不會失卻牌照、六四燭光可繼續燃點、法輪功可依法傳法和遊行、港獨的主張只要不涉鼓吹暴力革命應容許發表……我們亦相信泛民會知所進退,對涉及中國主權、外交、軍事的問題不能與中央立場有所矛盾,否則便應保持緘默。但假如中央要特區政府在香港積極消滅反對勢力、對外又要主動配合中國的外交和軍事政策,一個泛民特首當然不夠「愛國愛港」了。問題是中央是否理解到,一國兩制是要靠特區和全國保持差距才會成功!當然,李慧琼、梁美芬等會認為中央並非過慮,是港人反對23條和反國教科等事件令中央不得不正視「人心回歸」的問題,所以對港人處處設防。有些人卻像譚惠珠、梁愛詩般板着臉孔說: 中國是一個「單一制」國家,中央授權特區多少權力,特區便有多少權力,沒有所謂「剩餘權力」的問題。港人無法獲中央信任,中央不放權是順理成章。這些說法最根本的錯誤在於將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倒置。自古以來,只有統治者要「取信於民」,而不是人民爭取統治者的信任。反對23條是因為政府無法令市民相信他們不會以保護國家之名侵犯人權,反國教科是因為政府沒法令市民相信教育當局會在傳授國情知識時容納批判思維。要港人倒過來承認反23條和反國教科是一種錯誤,以「正確的言行」取悅北京,這樣乞求回來的仍會是民主?其實不管是單一制或聯邦制,所有權力都是來自人民。人民授權政府多少權力,政府才有多少權力。現在這份政改方案,正是將主僕的位置倒置。為什麼北京不信任港人,就可以將普選的前門和後門都堵死。為什麼我們不去問一問:沒有得到人民的授權和信任,政府憑什麼為我們篩選?8.31決定可以說是違反「程序正義」,對港人毫不尊重。政府在第一階段諮詢中,收到最保守的方案都比8.31開明,可見中央完全置諮詢程序於不顧。而根據人大常委會有關政改五部曲的決定,中央在第二部曲只需批准或不批准特首提交的政改報告,連下3閘的8‧31決定明顯是越俎代庖,剝奪特區政府制訂具體方案的角色,是踐踏一國兩制。袋,讓一國壓倒兩制中央對香港事務加強干預,始於2003年七一遊行之後。在「高度關注」、「以我為主」的指導思想下,中央駐港機構人員大幅膨脹,深入各領域進行統戰工作。中聯辦更浮出水面在選舉期間協調動員,甚至參與議會箍票,擅闖一國兩制的邊界。社會人士對一國兩制的實施亦隨着中央的介入而悲觀。中大的民調顯示2002年有近六成市民認為中央有落實一國兩制,近年此數字已跌到只有三成。這個愈來愈要掌控一切的國家,何以要推動普選?一個專制政府勸港人袋住一人一票,而民主派寧願維持小圈子選舉,這實在有點荒誕。中央將通過方案視為硬任務,當然不是執著於什麼民主信念,而是明白到只有通過選票的授權,特首才有足夠的權威應對議會和社會的壓力。「不自由的民主」或者「有篩選的普選」是延續專制統治最高明的方法,中國樂於拿香港來試驗。更重要的,既然一國先於兩制,通過政改是標誌着中央意志在特區的落實,亦是主管港澳事務部門和特區相關官員政績的表現,所以「一定要得」。但對於港人來說,一個違反程序正義、漠視港人意見、踐踏兩制的政改方案如果獲得通過,得到的既不是真普選,卻會挫折公民社會的意志、失去命運自主的信念。中央說雨傘運動不能撼動8.31的決定,但否決政改最少做到不讓中央的意志強加在特區身上。這不單是政改問題,這關乎一國與兩制權力的平衡問題。梁振英說「蘇州過後無船搭」。但我認為否決這個方案,意味着基本法45條有關「最終達至普選」仍未落實,未來特區政府便有憲制責任重新啟動政改。除非船家要失信於天下,否則船總會再來!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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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崩潰或是和平轉型? ——覆王卓祺

中央政策組顧問王卓祺在本欄一篇〈民主寄託於虛無縹緲的希望〉,將我說成是「中國崩潰論」的支持者,原因是我在3月4日在本欄發表的文章中有此一段文字:「中國現時的發展模式是不能持續的,10年間必有大變,屆時會為香港提供政改的機遇。」政治變革有多種形式我一向不採用「中國崩潰論」的說法,是因為即使中國政治出現劇變,不代表中國便會崩潰。當然,以目前中央對西藏和新疆等地的高壓管治方法,一旦中共下台造成主權分裂的可能性的確存在。但由於政治變革有多種形式,變革後以何種體制(譬如聯邦制)取代現時的「單一制」,對中國主權的完整性會有不同程度的衝擊,不能一概而論。中共一直忌諱港人高喊「結束一黨專政」,其實一黨專政可以透過暴力革命結束,亦可以是黨內分裂促成,甚至是由政府帶動、和平有序的民主改革達至,路徑不一而足。結束一黨專政,亦不代表打倒共產黨。假如是由中共自己帶動民主改革,一黨專政結束後,中共能夠參選甚至繼續管治都有可能。台灣不就是在蔣經國領導下於上世紀80年代中開放報禁、黨禁,而在結束一黨專政後,國民黨還繼續執政嗎?我認為中國在10年間要面對重大變動,是因為現時的發展模式已走到盡頭,不得不觸動政治改革。現在的發展模式所以是不可持續,首先是因為改革30多年來仍未發展出一套權力轉換的機制。不單是江澤民藉黨內你死我活的權鬥中乘勢而上,到了習近平上台,同樣要對薄熙來和周永康等政敵進行殘酷鬥爭。如果連政治領袖的產生方式都不能制度化,談什麼模式?其次,中共貪污問題的嚴重已超乎許多人的想像。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中國貪污問題的,當時還判斷中國的情况與一些發展中國家(如菲律賓)不同,並非權力愈大,貪污問題愈嚴重。原因是要爬上中共的頂層必須通過重重考驗,如果涉及貪污,很容易被政敵攻擊。事實上,過往很少中共領導人被指控貪污腐化,但觀乎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等斂財至富可敵國,可見腐敗問題已從底層灌通至權力頂尖。研究貪污問題的學者都知道,貪污在經濟發展初期可扮演「潤滑劑」的角色,以「利益刺激」打破官僚系統的繁文縟節。但要經濟轉型升級,必須發展出一個相對公平的遊戲規則,促進競爭與創新,此中包括政府監管、產權保護、公司管治、司法獨立等等,都是與貪污水火不容。高教育人士特別痛恨貪污,因為他們是最受惠於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現在中國每年培養百萬計的大學生,他們將如何看待一個貪污大國?最後,今天中國的高增長是建築在「消費未來」的基礎上。粗放型生產和暴發型消費,讓穹頂之下,大地窒息,最終將以無數的生命和沉重的醫療支出作為代價。由於這些問題已廣受關注,在此不贅。從上而下反貪交易成本高習近平對這個社會主義大國已淪為「權貴資本主義」(孫立平教授語)應有深刻認識,亦是這種亡黨亡國的危機感驅使他兵行險着反貪打老虎。但習近平的改革模式是盡收天下兵器,樹立個人權威,以從嚴治黨作為救亡手段,反貪為介入點。改革的思路是從上而下、不假外求,禁止傳媒和公民社會製造干擾。中共反貪弔詭之處,是一面在救亡,一面在自揭瘡疤,摧毁自己統治基礎。因此,這種改革有如醫生和自己動心臟手術,愈認真愈要停。當然,以從上而下的方式反貪不是不可以,新加坡便是成功例子。但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以這種方式反貪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特別是因為「信息不對稱」 問題,中央政府要掌握地方官員的貪污瀆職行為非常困難。反貪運動雷厲風行時,地方官員會以少做少錯來避風頭甚至抵制壓下來的監督措施。如果沒有進一步制度化反貪工作,風潮過後往往故態復萌。其實要減低反貪的「交易成本」,有效的做法是容許受官員權力影響的民眾參與監督,但這涉及增加政府透明度甚至是言論自由。香港的反貪成功經驗告訴我們,除了領導人(港督麥理浩)的決心、廉政公署獨立反貪的權力外,社區動員(舉報和教育大眾)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傳媒的監督和公民社會(大學生「反貪污捉葛柏運動」)更是激發或確保反貪的政治意志不會後退的壓力。即是說,習近平上台後不斷擠壓傳媒與公民社會的空間,只會令這位為自己動手術的醫生隨時可縮手叫停。我對習近平這種反貪方式沒有信心,更擔心會引發利益集團的反撲。假如反貪因觸動太多既得利益而叫停,民眾的不滿恐難控制。過往的調查發現中國民眾對地方官員信任度很低,但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極高。但這兩年來暴露出中央要員嚴重的腐敗,有否打破「中央是包青天」這個迷思,值得留意。由於中國缺乏有組織的反對力量,民怨往往轉化為零散的騷亂,幾年內出現革命的可能性不高。但假如黨內利益集團分裂,利用這些民怨來進行政治鬥爭,後果難以預料。假如習近平明白到在一個大國反腐,必須借助社會力量和獨立的監督和司法系統,在面對各樣抵制後不是知難而退,而是轉而建立體制內外的制衡機制,那中國才真正走入現代化的正軌。中國的現代化是一個如此複雜的課題,我沒有簡單地接受了「中國崩潰論」,一定讓王卓祺失望。相反,一向對中國發展持樂觀態度的David Shambaugh教授最近在《華爾街日報》為文,提出〈中共統治已邁向尾聲〉 的說法。我一直都同意他在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的觀點,即中共雖是專制卻有非常強的調適力。但今日的他卻打倒昨日的他,加入了「崩潰論」行列,可見事情並不像王卓祺想像般簡單,對中國沒信心便是「缺乏文化歷史智慧」。其實誰能預測未來?我只知道中共正處在十字路口,在習近平任內,可能因為他的強硬作風引發劇烈的黨爭,但他亦可能因勢利導轉身為中國的蔣經國。在此變局,香港的故事仍未寫完,大家何不帶着希望步向未來?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中共 中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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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民:袋住先,如果我們都放棄希望

「你還有希望。這是你最大的問題。」一位朋友在佔領結束,和我促膝長談後下了這樣的結論。「香港已經沒有普選的希望,中央亦不會改變對港政策。現在唯一要做的是趕梁振英下台,所以要袋住先。一人一票,梁振英一定落選!」這朋友是典型香港仔,有理想但不會為理想去得太盡。他支持佔領,但如果佔不出什麼實質結果來,就要調整策略甚至目標。他的想法代表不少中年中產的心聲。他們討厭梁振英,但更怕共產黨,認為和阿爺吵架風險太高,點到即止然後陽奉陰違才是正路。問題是袋住假普選,趕走了這個梁振英,會否換來另外一個?梁振英、葉劉淑儀、梁錦松當然有分別,但對於效忠中央、對於23條立法立場卻十分一致。現在有什麼威脅比23條立法更大?通過這次政改方案,《基本法》承諾的普選已經落實,特區政府剩下未完成的憲制責任便只有23條立法。在沒有充分的民主監督下,授權政府擴大監控民間的言論、出版自由,限制政黨的活動,香港的核心價值和既有生活方式將要面對史無前例的衝擊。 獨裁者喜歡搞「不自由的民主」有些人幻想有了一人一票,誰當選都不敢逆民意而行。事實上,世界上許多獨裁者喜歡搞 「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就是希望披上普選的外衣繼續實行專制。如果民主必須包含「參與」(一人一票選舉)與「競爭」(政黨政治),「不自由的民主」的要着是用種種方法去消滅真正的競爭,包括打壓和收編反對黨、傳媒、公民社會,甚至公然限制反對黨參選權利,令到普選流於形式化,既不撼動專制的本質,卻又在國際社會維持體面。新加坡走過這條路,俄羅斯和一些前蘇聯國家正在走,我相信中國也有興趣向這方向發展,而以香港作為「實驗田」。其實在議會選舉,中國已有相當豐富的「不自由的民主」的經驗。中國地方人大選舉便是一人一票,甚至實行公民提名,但因獨立候選人屢遭打壓和排斥,這種普選並無令地方人大以民意為依歸。幻想只要有一人一票便可大幅提升特首問責性的朋友們,應先看看這些選舉的經驗。另有一種「務實」的說法,認為應先落實一人一票,再逐步優化提名的安排。以往的溫和民主派學者(包括筆者)會用「路徑依賴」來支持這種漸進的改革——只要改革能增加體制內的民主元素,量變累積至不能逆轉的勢頭,質變最終便會發生。但只要看一看8‧31人大決定2016年立法會選舉方法維持不變,是如何公然違反基本法「循序漸進」的規定,和市民對功能團體不滿的「實際情况」,便知道強權是如何摧毁「路徑」!在8‧31決定和催淚彈鎮壓後,中央從未表示過長遠可容許特區有真正開放的普選,譚志源亦老老實實告訴大家所謂優化不涉及降低50%提名門檻問題。所以鼓吹袋住先的論者請勿自欺欺人,接受這樣的「普選」,便準備讓其千秋萬世好了!能夠有一人一票,當然比單在電視上看小圈子選舉吸引得多。但市民有沒有細心想過「袋住先」將傳達給北京一個什麼信號?自從2003年七一遊行後中央已改變對港政策,從高度自治轉變為高度介入,以一國壓倒兩制。中聯辦不單在大小選舉進行協調,更公然就特區內部事務(如對免費電視發牌事件的調查)向立法會議員箍票。更有甚者,《一國兩制白皮書》索性取消「外交和軍事」與「特區內部事務」的界限,中央對港變成有「全面管治權」。北京更認為《中英聯合聲明》在回歸後已成白紙一張,英國已沒有任何監督協議實施的角色。正是在這種「以我為主」的霸氣下,中央連港人最溫和的政改方案都懶得參考,在政改第二步便越趄代庖(可參考劉夢熊批評8‧31決定如何違反人大常委會之前的決議的文章),為政改方案連下3閘。這不單蔑視市民在政改諮詢發表的意見,更是矮化特區政府的角色,公然踐踏一國兩制! 拒袋住先反為真普選留生機香港正面臨全面大陸化的危機,梁振英那種「有權盡用」以消滅政敵、懲治刁民的手段正加速兩制的消亡。假如香港出現了如此大規模的佔領行動後,中央不為所動,而人們最終仍乖乖地袋住先,那是在鼓勵中央繼續大石壓死蟹、蔑視民意、踐踏兩制。說到尾,是鼓勵北京看扁香港人!否決8‧31方案,意味着基本法的普選承諾仍未落實,未來政府必須重啟五部曲處理這個懸案。普選未落實,政府亦缺乏認受性去為23條立法。也就是說,拒絕袋住先,反而為真普選留下生機,而且更有力去捍衛香港核心價值。當然,錯失了這次政改機會,誰都說不準下次政改的時機,這就回到我們是否心存希望的問題。我相信中國現時的發展模式是不能持續的,10年間必有大變,屆時會為香港提供政改的機遇。我相信雨傘世代已經覺醒,10年間這些年輕人在體制內外將製造更大張力迫使政府回應。簡單點說,我相信歷史會向多元、平等的方向邁進。要我袋住先,除非我已放棄這些希望。作者是學者、和平佔中發起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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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民:液態抗爭與泛民更新

?「一切堅固的事物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事物都被褻瀆了,人們終於不得不冷靜地面對他們生活的真實狀况和他們的相互關係。」——馬克思雨傘運動所撼動的佔領一個城市主要幹道近80天的雨傘運動,可以說是歷史罕見(北京八九民運佔領50天,美國佔領華爾街60天都在廣場或公園發生) 。這場運動撼動了什麼、建立了什麼,大家都在思考。建制派說這場運動摧毁了法治。以這次運動被捕人數之多,佔領者對禁制令的挑戰,令人擔心法律和法庭的尊嚴受損不是沒有道理。但這次公民抗命的目的是爭取真普選,令公權力獲市民授權,讓法律更符合公義,而非要摧毁法治。佔中三子和樞機自首,學生和泛民領袖和平等待拘捕,都是藉主動承擔法律後果,來平衡對法治可能造成的衝擊。?真正威脅法治的,往往是有權力的人。法治不單是守法,其核心是在法律之下每個公民都得到平等和公正的保護。政府可用法律管轄人民,人民亦可用法律制衡政府。但觀乎中央任意解釋《基本法》、背棄普選的承諾,甚至踐踏《中英聯合聲明》,港人有何法律途徑予以制衡?特區政府對合法示威橫加打壓、在雨傘運動期間警察執行《蘋日果報》大樓外的禁制令與處理旺角禁制令截然不同的態度、警方與黑勢力涉嫌在清場中的協作、「暗角打人、旺角揮棍」等 ,究竟是政府或是示威者在破壞法律的公正與平等?法治是否已蕩然無存毋須太快下結論,若有什麼事物真的「煙消雲散」了,恐怕是政府的統治基礎。一個政權能夠駕馭反對力量不外靠3種方式:價值規範、收編、法律與暴力。但今天誰會因為董建華喋喋不休的安定繁榮論而放棄上街?人大、政協、大小諮詢架構吸納了幾多異議者,抑或都變成了梁粉俱樂部?我們目睹的,是當政府無法以「軟實力」化解反對聲音時,便將曾偉雄推到台前。但當立法會議員、資深大律師、宗教領袖、醫生、教授、學生、老人等都坦然承受刑責,法律的威嚇便隨之消失,政府唯有使出其最後手段——暴力。但假如人民以「愛與和平」回應當權者暴力,使用警棍、催淚彈等也就失去道德根據,行使暴力政府其實在宣布其統治基礎已徹底破產。隨之而煙消雲散的,是人們對政治打壓的恐懼。許多捱過胡椒噴霧和警棍的示威者,都說沒法回到從前——那種對政府萬般怨憤卻又看似相安無事的日子!?液態抗爭的延續「一場抗爭運動所以發生,往往不是領袖們先寫好劇本,而是一連串偶發事件所致。他們率性而為,最後卻變成運動領袖。正正因為這種抗爭的不可預測性,令其變得危險和難以控制。」Castells 分析網絡社會下的新型社會運動的一段話,正好拿來描述雨傘運動。按照劇本,佔中是在10月1日於中環發生,組織者有清晰的決策機制,並要求參與者遵守大會「鐵一般的紀律」。 但雙學在9月27日跳入公民廣場,引發市民到政府總部支援,人潮因被警察攔截而湧出夏愨道,再因為施放催淚彈而引發更多人佔領金銅旺。雨傘運動的特點首先是自發,然後是「去中心化」。不單雙學三子和泛民難以形成決策核心,就算做了決定亦不代表參與者會跟隨。在佔領區,每個物資站和路障都由市民自發管理,要放要收,必須個別商討。「沒有大會、只有群眾」走到極端,是要解散大會糾察,甚至要拆演講的「大台」。這種形態的抗爭,難以制訂運動策略,對於是否開放部分道路以消減民怨、與政府對話應否持續、行動應否升級、退場機制如何等問題都難有共識。如果有什麼能夠維繫着這種鬆散的抗爭,便是學生單純的感召力,和佔領者對和平爭取真普選毋忘初衷。??即使有上述許多問題,我寧願見到雨傘運動而非原先劇本裏的佔領中環,因為我相信「命運自主」的意識是民主運動生命力所在。既然中央政府已下定決心封殺普選,再有嚴密的運動組織亦不會與政府談出什麼實質成果來。如果運動最終能達到的只是啓蒙新生代的政治意識和喚起抗命不認命的精神,讓參與者能共同塑造運動的命運,意義深遠而且令政府難以反制。特別是由雨傘運動激起的「我要真普選」直幡行動、校友會報章廣告,以至「鳩嗚革命」和「報佳音」等,都不受任何「大會」的指揮。即使政府緝捕了雙學三子、泛民和「激進組織」領袖,這些如水流動的「液態抗爭」只會有增無減。未來日子,我相信市民會發明更多和平、低成本的「日常生活的抗爭」,一面製造噪音令梁振英政府尷尬,一面等待另一次總爆發的來臨。?泛民的困境與更新上面的討論是從雨傘運動內部向前看。如果離開運動,放眼社區,泛民卻是面對險峻的形勢。雨傘運動並沒有擴大民主支持者的版圖,而只是強化了支持和反對普選兩端的市民。因為佔領曠日持久,令贊成否決人大普選方案的百分比由9月時的53.7%下降至12月的43.1%。這主要是一些中間派市民轉而支持「袋住先」,令其百分比從9月時的29.3%上升至12月的38.3%。而支持佔領行動亦一直只維持在三成多(見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民調)。當然,雨傘運動在年輕人群體中得到大量支持,只可惜這種支持未能馬上化為選票,令泛民贏了未來卻眼前吃虧。樂觀點看,歷史,以至我們的腦袋,很少會記着短暫塞車的問題。給幾個月時間讓事件沉澱,那些中間派說不定會回心轉意。即使不會,究竟像以往那樣依靠五成多溫溫吞吞支持民主的市民,還是今天般有三成多堅決抗爭的市民,更有力量爭取民主?特別是當中央已公然違反基本法「循序漸進」的原則,宣布2016年不修改立法會選舉方法,即使取得六成選票的泛民,泛民仍只會是議會中的少數派,又能發揮什麼影響?值此變局,我認為泛民應該徹底反思民主運動的策略、盡快年輕化,和轉變組織和工作模式與網絡社會下的液態抗爭相協作。雨傘新生代即使參選議會,他們亦只是想用更辛辣的方式去暴露和鞭撻建制的醜陋。神聖的議會將被「褻瀆」, 爭論將伸延至街頭。唯有當中央意識到封殺真普選的確帶來「災難性後果」(李飛語),收斂一下目前極左的治港路線,才可能釋出一點點空間,讓各方重回談判桌。但如果港人連這樣的抗爭都放棄,接受封建蟻民的宿命,不要說普選,那就連一國兩制亦可休已!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後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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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健民:公民抗命的邊界與轉化 ——兼回覆「教育小卒」

當公民抗命影響到他人的權利時,還算是公民抗命嗎?感謝筆名「教育小卒」的作者11月6日在本欄提出這個問題。他認為馬丁路德金當年推動杯葛巴士或者佔領餐廳、圖書館,都是針對種族歧視政策的設施和人物,不影響到其他人的權利。但事實是:當年杯葛巴士行動持續超過1年,巴士公司因為乘客大減而被迫減班次、停駛甚至瀕臨倒閉,所影響的亦包括一般乘客甚至是司機(當中不少是黑人)的生計 。當年甘地爭取獨立而推動杯葛英國的棉織品時,除了影響印度貿易與零售商外,連英國的工人的生計都受到重大打擊。因此,當甘地出訪英國時,他特別跑到蘭開夏郡與當地紡織製造商和工人會面,呼籲他們向英國政府施壓讓印度獲得獨立與民主,並承諾日後會加倍購買英國的棉織品,補償他們的損失,贏得熱烈喝彩。其實除了公民抗命外,合法的示威活動亦可能影響到「不相關人士」的利益和權利。譬如「反佔中大聯盟」在8月17日舉辦的「反佔中跑步上中環」活動,參加者只有幾百人,警方同樣要封路讓示威人士表達訴求。但即使可能干擾到其他人士使用道路的權利,甚至是附近店舖的生意,就因為示威是重要的公民權利,香港市民普遍都諒解和忍耐。相比合法示威,公民抗命造成的干擾可能更大,參加者必須思考如何平衡其他人權利受損的問題。對此,公民抗命除了要恪守非暴力原則(不對執法者和反對者進行肢體和語言攻擊)、願意承擔法律後果以避免損害法治外,必須證明其訴求符合公義原則,對他人的影響亦要「合乎比例」,避免過度的干擾。如果其訴求只涉及少數人的利益,所帶來的干擾亦應該按比例減少。如果其訴求關乎所有公民的權利,社會上每個人都成為 「相關人士」 ,較大程度的干擾就變得合理。因此,公民抗命往往訴諸自由、平等、民主、環保等普世價值。引起相當民怨 意味干擾超應有比例話雖如此,即使是上述的普世價值,在特定時空之下亦會有所爭議。以這次佔領運動為例,究竟「還路於民」重要,抑或「還政於民」重要,顯然引起爭論。由於公民抗命的初衷(如John Rawls的理解),是要激發他人的良知去尋求公義,因此特別關注行動能否引發社會的同情。由此觀之,假如佔領行動已引起相當的民怨,意味着其干擾性可能已超出應有的比例,必須轉換其他抗爭方式。採最單純公民抗命方式的原因但不少學生和佔領者卻認為政府才是「不合乎比例」地封閉,佔領必須持續才能撼動這個頑固的系統。特首的小圈子選舉和功能組別在議會內扭曲民意、政府對合法的抗爭已經無動於中(還記得警方控告今年七一遊行的組織者和司機嗎?),令年輕人對整個制度有强烈的厭惡感。佔領至今政府表現的冷漠,更令他們覺得退無可退,否則政府專橫的作風只會變本加厲。此外,有小部分佔領者更是崇尚「勇武」,視非暴力公民抗命如投降主義,對於影響其他人權利的問題可能有不同看法。對他們來說,這就是一場抗爭,而不拘泥於公民抗命的原則。必須承認,在全球民主運動中,即使非暴力是一個重要的成功元素,的確只有少數運動採用最單純的公民抗命方式。例如台灣民運人士鮮有主動承受刑責、南韓學生更經常在延世大學門外與警察衝突、南非曼德拉更是採用過公民抗命、武裝鬥爭和對話談判等不同策略。而和平佔中之所以推動最單純的公民抗命,是意識到若在這次政改爭取不到真普選,就必須靠傳播民主意識和鞏固公民社會,才能為未來漫長的民主運動注入生命力。原來計劃的佔領中環,是要在未發生之前製造談判的動力;若一旦發生,即表示已沒有妥協空間,佔領只是對政府違反承諾的抗議。除了是一種尊嚴的表達以外,亦希望啟發更多人思考真普選的問題。學生和佔領者要思考的問題我希望雨傘運動的學生和佔領者亦要思考:持續的佔領是要達到怎樣的結果?是為了增加學聯與政府對話的籌碼,爭取撤回人大決定、甚至實行公民提名的時間表?抑或是要爭取更多市民支持真普選,為長遠的民主運動作準備?這兩個目標本來可以並行不悖,但當前者在短期內實現的機會變得渺茫,民意又已明顯逆轉的時候,是否更要慎重考慮第二個目標?如要實現該目標,我們必須爭取民意,設法減低對民生的干擾。下面是一些問題讓大家思考:1. 能否將佔領運動轉化為持續的雨傘運動,把運動的民主理念、非暴力原則、佔領區的平等、對話、互助、分享、創造美好生活的精神帶入社區,而非像現時般將精力全放在佔領區,而將其餘的社區拱手讓給反佔中力量?假如泛民在考慮過各種風險後決定推動辭職變相公投,佔領者應否馬上撤離、全力投入公投運動?2. 即使現時未能馬上撤離,能否縮小佔領範圍,集中在政府總部和立法會附近,減少對一般市民的影響?全港支持民主的市民能否加倍到3個佔領區的小店消費,彌補佔領時期他們可能出現的損失,並向他們解釋爭取真普選的重要性?對於那些因為佔領行動感到生活被打亂、看到社會撕裂的市民,我希望他們明白,現今社會衝突的根源是因為沒有一個公平的政治制度、小圈子佔領公權力、政府不向市民問責。正如馬丁路德金所言:真正的和諧是建基於公義的。希望市民不要覺得青年學生在損害你的權利,他們實際是在為每一個市民的政治權利和社會長久和諧在奮鬥中!作者是和平佔中發起人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佔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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