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國璋:兩極化與報復心態

香港的兩極化逐漸發展為報復心理。警察「重擊」示威者,表面上是維護法紀,保衛政府總部;旺角的「購物潮」與圍堵小巴站,表面是另類抗爭,兩者內裏都滲有報復式的發泄。報復心理往往掩蓋於追求公平的外衣之下,報復者感到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對待,自己是受害者,於是透過不同的方法來報復,以宣泄忿怨。人性中自有一種公平要求。小時候,我看《基度山恩仇記》,主角被壞人陷害,囚在獄中多年,最後主角逃出監獄並成功復仇,心中非常同情主角,當他完成其復仇計劃,更有一種快意感;後來,看電影《戰地鐘聲》,結局時,英勇善良的男主角為了救援同伴,對抗軍隊時竟然壯烈犧牲,事後內心感到反覆難平。原來,我們的深層意識裏,有一種「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之因果報應要求。「善惡終有報」是人類心靈內部的一種道德原則:如果一個人作惡多端,傷害了許多無辜的人,我們覺得他「應該」不得善終。又如果一個人積德行善,廣布好施,幫助了很多人,我們覺得他「應該」會得到上天的眷顧,逢凶化吉,中國傳統稱之為「天理」。但是,這種「應該」感與現實往往得不到恰當的報應,最後人類只能寄望於上天的力量,因此宗教才有最後審判的「設計」,讓大能而全知的神,為我們恰如其分地賞善罰惡。公平感要求一旦滲入個人的心理保衛機制,便會形成複雜的報復心理。依心理學家佛洛伊德(S. Freud)的「自我保衛機制」理論,人遭受到不愉快的經驗或傷害的時候,便會產生焦慮(anxiety),焦慮必須找途徑來宣泄,否則產生焦躁不安、憤怒、擔心、憂慮等等情緒;所以報復是一種保護自己利益不受損失,並對抗外部不利因素的自我防禦保護機制。一般人都有報復心理,同樣當別人幫助了自己,亦會有感恩回饋之心,這是人之常情。嚴重的報復心理,是一種逃避自由現象。所謂逃避自由,是指人放棄其理性的指導,報復者要逃離自己,他必須找方法消耗自己的處境,他開始失去理智,不計後果地思考報復的方法,必須要傷害對方。長期的怨氣必會沾染許多情意結:恐懼、不安、敵視他人、不信任別人,孤獨……及後會轉化為情意結(complex),甚至精神病態。我的一位學生在旺角曾兩次被警察打斷身骨,他告訴我,每回路上偶然看見警察,全身都會發抖,控制不了自己,這就是「魔警情意結」。站在警察一邊,他們同樣感到安全受威脅,加上同袍的團隊意識,同仇敵愾,對示威者自然會產生對抗感,甚至仇恨感。 報復變成強迫性的行為仇恨形成焦慮,報復者自覺認為自己當下的痛苦,全由對方所加害的,所以我明顯就是受害者(victim),為此,他覺得只有令對方承受同等的痛苦,才能發泄仇恨。於是報復變成了強迫性的行為(obsessive behavior),唯有借對方的痛苦去釋放自己的痛苦,甚至產生痛快感,所以報復、報仇被稱為快意恩仇。人一旦陷入情意結,報復者的仇恨早已佔有他生命的全部,成為他的生存目標,必須讓對方受到嚴重的痛苦,才能填平他的怨恨。假若報復成功,例如讓店員不安,小巴司機營業困難,表面上是釋放了內心的積壓,並得到一刻的痛快感,但復仇者過於期待或「享受」報復時的快意,卻忽略了長期處於仇恨的生理與心理扭曲,他的潛意識已烙印上仇恨的種子,仇恨必然與怨懟混雜一起。報復源自仇恨,而仇恨又跟愛有關。愛得愈深,恨得愈切,愛恨相連,原因一般的愛,必滲有擁有感,例如擁有心愛的人。而擁有感又與公平意識關連,我所愛的人被奪,憤怒之餘,更由於對方影響自己的擁有,就會產生強烈仇怨,再由仇怨感而興發報復意識。現時香港的兩極化抗爭有不同的心態:一種是要求民主理想,一種是求穩定壓倒一切。這種兩極心態與人的成長有關係。人在青少年階段,他的自然生命與精神,總是向上發展的,有一股動力,不願與現實妥協。年輕的熱情,如火般燃燒,在燃燒時所放出的自然的光輝,照耀着人類的文明。年輕人由於涉世未深,對世界的事物,並無真正的佔有,是以能保存純粹的性情理想。但人不可能永遠無所擁有,所以當青年離開家庭,而進入成人的世界之後,無論為己為公,必須對社會事物有所佔有,才能在社會有一立足點。這些立足點往往受社會潮流所鼓動,如事業、財富、名譽、地位等。人一旦開始對社會的事物,產生一種擁有感,即希望永遠保持現狀,其維穩意識立即牽連其中,人不再如初時那樣單純、率真;所以現時的利益集團不復當年的兩袖清風。同樣,習慣於「搵食意識」的港人,已懷疑自己在六四時的激情甚至無法理解追求民主的理念,紛紛判定學生運動是「不切實際」。 須懂得撫平內心仇怨感後佔中運動仍有許多變化,但我們仍要在香港生活下去,所以我們必須懂得撫平內心的仇怨感:一、當遭受不公平的對待,自尊心受到傷害時,憤怒之情會油然而生,甚至怒火中燒。這時,我們可通過自我心理調節加以淡化、轉移,例如轉移注意,暫時離開一下你看不順眼的人或環境,也可以找知心朋友傾訴,以宣泄心理壓力,聽聽他人的評論、勸解,冷靜反思一下。二、用理智駕馭住衝動着的感情,平靜時思考報復行為將可能導致的後果,例如,你很想拿刀傷害對方:這一刀傷害了對方,對方又可能會進而報復自己,自己會得到的是更大的痛苦,還會連累自己的親人,影響自己今後的前途。三、阿Q式精神勝利法:認識人生的實際情况,人生路上的挫折、委屈在所難免。一如張愛玲說:對方無論如何卑鄙、下流,你細心看清一下,他其實都是一個可憐人。那些多行不義的人,終會遇上更惡毒的人,自然會產生惡之相抵,正如老子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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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國璋:兩極化與報復心態

香港的兩極化逐漸發展為報復心理。警察「重擊」示威者,表面上是維護法紀,保衛政府總部;旺角的「購物潮」與圍堵小巴站,表面是另類抗爭,兩者內裏都滲有報復式的發泄。報復心理往往掩蓋於追求公平的外衣之下,報復者感到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對待,自己是受害者,於是透過不同的方法來報復,以宣泄忿怨。人性中自有一種公平要求。小時候,我看《基度山恩仇記》,主角被壞人陷害,囚在獄中多年,最後主角逃出監獄並成功復仇,心中非常同情主角,當他完成其復仇計劃,更有一種快意感;後來,看電影《戰地鐘聲》,結局時,英勇善良的男主角為了救援同伴,對抗軍隊時竟然壯烈犧牲,事後內心感到反覆難平。原來,我們的深層意識裏,有一種「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之因果報應要求。「善惡終有報」是人類心靈內部的一種道德原則:如果一個人作惡多端,傷害了許多無辜的人,我們覺得他「應該」不得善終。又如果一個人積德行善,廣布好施,幫助了很多人,我們覺得他「應該」會得到上天的眷顧,逢凶化吉,中國傳統稱之為「天理」。但是,這種「應該」感與現實往往得不到恰當的報應,最後人類只能寄望於上天的力量,因此宗教才有最後審判的「設計」,讓大能而全知的神,為我們恰如其分地賞善罰惡。公平感要求一旦滲入個人的心理保衛機制,便會形成複雜的報復心理。依心理學家佛洛伊德(S. Freud)的「自我保衛機制」理論,人遭受到不愉快的經驗或傷害的時候,便會產生焦慮(anxiety),焦慮必須找途徑來宣泄,否則產生焦躁不安、憤怒、擔心、憂慮等等情緒;所以報復是一種保護自己利益不受損失,並對抗外部不利因素的自我防禦保護機制。一般人都有報復心理,同樣當別人幫助了自己,亦會有感恩回饋之心,這是人之常情。嚴重的報復心理,是一種逃避自由現象。所謂逃避自由,是指人放棄其理性的指導,報復者要逃離自己,他必須找方法消耗自己的處境,他開始失去理智,不計後果地思考報復的方法,必須要傷害對方。長期的怨氣必會沾染許多情意結:恐懼、不安、敵視他人、不信任別人,孤獨……及後會轉化為情意結(complex),甚至精神病態。我的一位學生在旺角曾兩次被警察打斷身骨,他告訴我,每回路上偶然看見警察,全身都會發抖,控制不了自己,這就是「魔警情意結」。站在警察一邊,他們同樣感到安全受威脅,加上同袍的團隊意識,同仇敵愾,對示威者自然會產生對抗感,甚至仇恨感。 報復變成強迫性的行為仇恨形成焦慮,報復者自覺認為自己當下的痛苦,全由對方所加害的,所以我明顯就是受害者(victim),為此,他覺得只有令對方承受同等的痛苦,才能發泄仇恨。於是報復變成了強迫性的行為(obsessive behavior),唯有借對方的痛苦去釋放自己的痛苦,甚至產生痛快感,所以報復、報仇被稱為快意恩仇。人一旦陷入情意結,報復者的仇恨早已佔有他生命的全部,成為他的生存目標,必須讓對方受到嚴重的痛苦,才能填平他的怨恨。假若報復成功,例如讓店員不安,小巴司機營業困難,表面上是釋放了內心的積壓,並得到一刻的痛快感,但復仇者過於期待或「享受」報復時的快意,卻忽略了長期處於仇恨的生理與心理扭曲,他的潛意識已烙印上仇恨的種子,仇恨必然與怨懟混雜一起。報復源自仇恨,而仇恨又跟愛有關。愛得愈深,恨得愈切,愛恨相連,原因一般的愛,必滲有擁有感,例如擁有心愛的人。而擁有感又與公平意識關連,我所愛的人被奪,憤怒之餘,更由於對方影響自己的擁有,就會產生強烈仇怨,再由仇怨感而興發報復意識。現時香港的兩極化抗爭有不同的心態:一種是要求民主理想,一種是求穩定壓倒一切。這種兩極心態與人的成長有關係。人在青少年階段,他的自然生命與精神,總是向上發展的,有一股動力,不願與現實妥協。年輕的熱情,如火般燃燒,在燃燒時所放出的自然的光輝,照耀着人類的文明。年輕人由於涉世未深,對世界的事物,並無真正的佔有,是以能保存純粹的性情理想。但人不可能永遠無所擁有,所以當青年離開家庭,而進入成人的世界之後,無論為己為公,必須對社會事物有所佔有,才能在社會有一立足點。這些立足點往往受社會潮流所鼓動,如事業、財富、名譽、地位等。人一旦開始對社會的事物,產生一種擁有感,即希望永遠保持現狀,其維穩意識立即牽連其中,人不再如初時那樣單純、率真;所以現時的利益集團不復當年的兩袖清風。同樣,習慣於「搵食意識」的港人,已懷疑自己在六四時的激情甚至無法理解追求民主的理念,紛紛判定學生運動是「不切實際」。 須懂得撫平內心仇怨感後佔中運動仍有許多變化,但我們仍要在香港生活下去,所以我們必須懂得撫平內心的仇怨感:一、當遭受不公平的對待,自尊心受到傷害時,憤怒之情會油然而生,甚至怒火中燒。這時,我們可通過自我心理調節加以淡化、轉移,例如轉移注意,暫時離開一下你看不順眼的人或環境,也可以找知心朋友傾訴,以宣泄心理壓力,聽聽他人的評論、勸解,冷靜反思一下。二、用理智駕馭住衝動着的感情,平靜時思考報復行為將可能導致的後果,例如,你很想拿刀傷害對方:這一刀傷害了對方,對方又可能會進而報復自己,自己會得到的是更大的痛苦,還會連累自己的親人,影響自己今後的前途。三、阿Q式精神勝利法:認識人生的實際情况,人生路上的挫折、委屈在所難免。一如張愛玲說:對方無論如何卑鄙、下流,你細心看清一下,他其實都是一個可憐人。那些多行不義的人,終會遇上更惡毒的人,自然會產生惡之相抵,正如老子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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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國璋:身分焦慮的香港人

英倫才子狄波頓(Alain de Botton)在成名作《身分焦慮》(Status Anxiety)中提到:「現代普遍有身分焦慮問題。身分地位是指一個人在社會裏的位置、景况。狹義而言,是指個人在團體中的法律身分或職業身分。廣義而言,是指個人在別人眼中的價值與重要性。」香港現時的處境,很可能與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有關。香港人正在失去政治的自主性,同時也失去了自我的身分坐標。身分認同的問題,體現在佔中者之中,形成本土意識的出現;另一面,反佔中者則落入求穩大於一切的現世主義思維。這種兩極化的趨勢,其實均有其歷史痕迹,均「來自」中國的近代史。我們回想一下中國近代歷史。鴉片戰爭之後,我們曾經歷過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君主立憲,終於革命成功,建立民國,改變了政體;可是,民族並未走上坦途,隨之而來的軍閥割據、五四運動、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兩岸分裂;接着台灣有二二八事件,大陸有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門事件……近百年來,世界上大概不會有一個民族比中華民族經歷更多的政治變故。唐君毅先生在上世紀50年代已稱,近代的中國人是處於「花果飄零」之中。他在《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中說:「中國母體已失去一凝攝自固的力量,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遂隨風吹散;只有在他人園林之下,託蔭避日,以求苟全;或牆角之旁,沾泥分潤,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說是華夏子孫之大悲劇。」「花果飄零」的意思就是同一國族的成員,為了種種原因,不自願地要離開國土母體,而向世界各地流徙,或託付於香港這殖民地,或託付於東南亞,乃至全世界。1842年,中國於鴉片戰爭中戰敗,簽署了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予英國政府,到以後的《北京條約》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香港便走上了與母體其他省市截然不同的發展之路。從政治身分來說,香港是東亞病夫的中國在19世紀的瘡疤;然而,從經濟發展以及民生的觀點來分析,香港的殖民之路可謂讓這彈丸之地走上了康莊大道。在英國的統治下,香港比中國內地率先步入現代化。「自由港」、低稅制、成立廉政專員公署等政策,讓香港從轉口港發展為亞洲的工業中心,再一步一步邁向世界,成為現在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社會政策上,則有廉價出租公屋、9年強制性免費教育、各類現代化的基建如地鐵及新機場等。因此,香港市民的生活素質長期高於其母體。對一般人來說,物質文明是檢定文明程度的主要判準。此外,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等權利,更讓香港市民體會到西方式民主環境,進而習慣了現代文明的生活。然而,遇上九七回歸,香港人普遍感到要倒退重過較為落後、自由被壓抑的生活,這是誰都不願意的,而由於香港市民認為政權中國在政治經濟民生等各方面都比不上香港,所以對回歸是充滿疑慮的,更遑論民族認同的問題了。當九七問題塵埃落定,香港人內部便產生身分認同的新變化。港人長期與母體中國產生的紐結,可以歸納為3點:1. 認識隔閡經過逾150年的英國統治,加上殖民地教育,即使年過50歲的反佔中骨幹,亦屬於「花果飄零」的身分,對於中國的了解並不透徹。至於上世紀在香港的非官方辦學團體,亦以外國教會為主,其教學內容並不包括中國的歷史或政府架構。因此,這個年齡層的人當年認識祖國的渠道,主要就是靠口耳相傳的方式一代一代傳下去。此外,在英國統治期間,支持國內政權的人會被標籤為左派;九七前後,許多商人為了利益,由親英一下子忽然愛國。中央所親近的,便是這些左派人士、商家巧吏。種種現象,讓港人羞於談愛國,逐漸變成政治冷感。加上改革開放之後,內地的消息增多,而依據人的心理,總是易於記取負面的消息,例如政治異見人士被囚禁案、毒奶粉事件、貪腐問題、侵犯知識產權事件……又如老婆婆跌倒,善心人扶起她卻反被敲詐、小孩在香港的街道旁便溺等等的新聞,廣泛流傳;兩地隔閡,愈見加深。這種隔閡普遍存在於中青代的香港人;較年輕的一輩甚至抗拒「中國人」的身分。2. 優越感作祟文化體系交匯,即有所謂「文化衝擊」的階段。經過英國百年的殖民管治後,香港人一般懂得些英語這國際語言,能夠與洋人談商交際。在改革開放初期,當內地仍在媚外與仇外之間徘徊,香港人已培養出較廣闊的國際視野。再者,受到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大陸的知識教育倒退,許多人都沒機會接受正式教育;相反,香港自從實施9年免費教育,市民的教育程度普遍均有所提升。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地一旦交接,文化差異便立即成為焦點,香港人即以對比之目光看內地人:他們累了愛蹲在地下、不遵守交通規則、隨地吐痰、財大氣粗……種種對比,令香港人覺得自己的文明水平較高。况且,香港人的核心價值——金錢萬能論,一直是判別成功的指數,有點近似民初的上海人心態。香港的經濟條件歷來較內地發達,甚至不需依賴中國。在英國的統治下,香港有穩健的政府架構、健全的金融體系和良好的醫療設備。香港較內地更早引入外國的高科技,這些都大大提升了香港人的自信,視內地的親友為次一等。反之,中國在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前,很少對外溝通和進行商貿交易,大家都接受香港是改革開放的火車頭。這無疑增加了香港人的自我優越感。即使現時中國經濟起飛,香港人除了得到與國內貿易或自由行之利益外,大部分香港人仍未放下身段,仍覺得香港的社會條件遠遠高於內地,只不過收起對內地人「阿燦」的稱號,改為針對他們的行為舉止。3. 香港人害怕失去熟習的生活方式香港人的生活模式其實乏善足陳,「文化沙漠」之名,香港人並不以為羞愧,一句「搵食啫!」便可以過渡道德良心一關。依前說,香港人普遍對政治冷感,更對文化冷感,卻由於習慣上、語言上、社會風俗上這些次文化,開始對抗「母體」的統治。回歸後,香港人一直強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是因為香港害怕中國的一黨專政,怕會被內地操控,也怕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等權利被剝奪。20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遊行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便是明證。現時,香港社會內部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化。香港人都害怕活在中央的強權領導下。年輕的香港人不願意成為共產主義下的「中國人」,抗爭意識抬頭。香港人要求全民普選,不希望香港的特首再是由中央欽點委派,形成一場「本土化運動」,本土化運動的內涵尚未明確,大概是香港人害怕失去熟習的生活方式,當中以年輕人為生力軍。他們也代表着較激進的一群。另一邊廂,年長的港人或從國內逃亡出來,或親歷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中國改革開放,他們曾經恐共、反共,甚至曾經千辛萬苦申請移民外地,「排長龍」領BNO護照,卻被外國歧視,所以他們希望平穩安定,對香港的現况感恩,亦以較寬容的態度看待「一國兩制」。他們主要害怕失去現有得來不易的生活模式:消費方便、飲食男女、早機去晚機返、賽馬……最後竟陷入「平庸之惡」的泥淖中。所謂「平庸之惡」,是指當年納粹興起初期,暴行連連,大部分德國人卻置身事外,不予干涉,結果納粹黨上台,將德國推向二次大戰的不歸路。佔中人士據此批判香港保守一輩,為了眼前的穩定而姑息政治上的不合理,中國民族的劣根性——好死不如歹活,又再復辟。本來,大家都願想香港「好」,可是,現時卻內部分化起來,除了政見不同之外,問題會否是年輕人的本土意識衝擊了年長人士的母體中國之情懷;而年長人士習以為常的「搵食」意識無法理解青年人的理想主義?作者是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教授 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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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國璋、黃曉紅:莊子和金鐘

佔領運動沸沸揚揚,政府不肯讓步,學生拒絕撤退;膠着狀態,進退維谷。目下香港,令我們想起莊子。《齊物論》如是說:「……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莊子的意思是:是即非,非即是,二者相倚而即,彼此皆無自性。若回落至經驗世間,則雙方各自分立,就着彼之一面可以形成一套是非價值觀念,就着此之一面亦可以形成一套是非價值觀念。莊子肯定彼此、是非乃依成心不斷分別而衍生。成心即一種自我偏執,以自我為中心,以分化為本質。於是各人皆有自己的信念,並以自己的觀點為絕對價值。因此,自彼的角度,總以彼為中心,彼以所肯定的為絕對正確;反之,此之一方亦然。彼與是須衝破二分對偶,復其本如無分別境,此即道之樞紐。莊子透過現象,體證生命存在的芒昧性,由此而洞悉現實生命為一成心結構。成心一立,則有彼我之分;有彼我之分則有是非爭議——我的觀點因反你而起,你的立場為反我而設;彼此以否定對方而建立自己,是非爭議出於雙方各持己見,對偶遂牢而不破。眼前學生運動的膠着,不在於觀點相左,而在於二極分化。在一場有關佔中的討論中,20歲的大學生與行將退休的公務員舌劍唇槍,激烈辯論。你說抗爭方法千千萬萬,佔領公共空間影響民生最是低劣;我說遊行示威公投諮詢一一嘗試,政府不願回應民意,方將學生和市民逼上街頭。3小時的激辯,各具立場各有道理。當辯論雙方都進入對現象的詮釋過程,彼此帶着價值判斷面對當前環境,便落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狀况。支持佔領者會問:為何你們目光不可放遠一點?佔領是為了真普選,為了香港更民主的未來,我們也理解抗爭影響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但為了民主自由,我們必須這樣做,才可逼使政府回應民眾的訴求。反對佔領者會罵:你們根本不切實際,這是井水犯河水的行為。中央政府不會動搖,特區政府也不會有任何實際行動,但你們癱瘓港九交通,影響市民上班上學甚至營生,就是不對。社會上的主流意見,在此不必一一討論;環顧四周,各執一詞的辯論,俯拾皆是。一時間,人人化身演說家,大是大非,振振有詞,隨時亮出一套理論,並且不遺餘力地維護這套理論背後的個人信念。當辯論對手一出現,立即爆發一場我真你假的宗教式對決,沒有溝通,只有零和。然而,值得留意的是,當很多表面「理性地講道理」的雄辯家偉論滔滔的時候,往往忽略了理性的功能。理性的功能,其一是透過嚴謹的一致性推論,確定自身的真確性;其二是開放地接受自身的錯誤。在支持及反對佔領的人群中,不乏犯了思考謬誤者,他們總以自覺合理的角度,去推論事情的真相,以求得出論證的正確性(validity),卻忽略了命題的真偽,結果墜進線性因果關係(linear causality)的思考。例如A認為某些國家眼看中國經濟發展快速,為了拖慢其步伐,遂策動佔領行動,並在背後操縱大局。B認為佔領人士無論說什麼做什麼,中央政府也不會讓步,因此佔領行動根本就是徒勞無功。C認為抗爭到這地步已經愈來愈缺少談判優勢,撤退的話只有失去所有籌碼,所以一定要繼續佔領,否則運動將會前功盡廢。 線性因果推理須知道,邏輯推論(Inference)與現實推理(Reasoning)頗有差別,前者只重視前提過渡至結論之間的正確性與一致性,而不考慮知識的真假,假若我們堅持自己的信念是絕對真確的,則依前提必然地推出結論的形式推理(例如:假設A大於B,而B大於C,則A必定大於C) ,若以此推演,則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證明自己必定是站在對的一面,而與我的論點相違背的,就必然是錯的。然而,現實中的推理,除了講求推論間的正確性與一致性,更要求推理中的論據切合事實。假如我們抹煞了論據的真實性或者全面性,就容易落入「線性因果推理」的思考陷阱。所以,理性更重要的功能不僅僅講求推理,更自我要求批判自己,即是說懷疑自己的前提會否判斷錯誤。Karl Popper在論《開放社會與它的敵人》中提到,開放社會的開放性是基於沒有人知道完美的政府是什麼樣子,於是次優的選擇是一個可以和平更替權力的政府。文化多元不僅是開放社會的特點,開放社會可以不斷改善,是推動進步的活力泉源。 類型化思考對應於批判性思考,類型化思考是將人或事物作簡單的分類,因而抹煞了人或事物的具體性及特殊性。這種約化思維方式,往往將事情標籤化,以適應個人的理解能力,以便對號入座。例如:「民主派必定反共」、「建制派無一不親中」,「誰反對佔領誰就不是我的朋友」。看似非黑即白、忠奸分明,實際以偏概全,亂貼標籤。 事後孔明當事情正處於不明朗階段,往往眾說紛紛,莫衷一是。然而,當我們事後回看事件,便彷彿看透全局,卻忘記這不過是事後孔明的想當然。而以全知觀點看現象的人,正是最危險的一群。佛家有云:「業力不可思識。」佔領行動事態發展因緣和合,並非必然。凡事發生除了有主因,更有助緣;助緣可能出於偶然,卻是牽一髮可動全身,例如佔領行動中警察施放催淚彈,並非佔領的主因,卻是運動的一大助緣——由於警方的不合理武力清場行動,引發全球注目,也激發更多市民支援示威者,令佔領行動更加「成功」。假如事後孔明以全知的姿態想當然地說「我早就知道佔領行動一定可以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並且引起國際輿論」的話,那就是最天真的思考謬誤。目前局勢,多因多果同時交織,不是單純作用與反作用的角力,因此難以簡單的因果推論加以判斷。二極化爭論之危險,在於人人自以為掌握着真理,遂落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僵局中。世上不是沒有真理與公義,只是當討論者以自我為中心,抱着我是你非的對決心態,加以情緒化的姿態,真正的討論將付諸厥如。理性的對話,必須先放下雙方對現象的詮釋,不涉價值判斷,而是對現象如其所如地作出描述,方可求同存異,避免二極思維帶來的社會分化。海德格認為,在語言破碎處,真理驟現。當討論不再落入思維及語言的陷阱;當彼此認真反省過去,面對現在,放眼將來,對話的基礎才可建立。當香港人重新審視我們的歷史根源,了解並擁抱文化中國,加上逐步培養個人的獨立思考能力,方可與高文明民主政制相契合,建設和諧的自由港。作者陶國璋是哲學系高級講師、黃曉紅是臨牀心理學博士學生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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