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nge

八年前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的冬天,我住在紐約,晚上在曼哈頓街上走,街角咖啡店櫥窗掛上標語,大大的紅底白字Change在夜裏發亮,那麼旗幟鮮明勇往直前,令人感到這個國家快要迎來真正的改變。第一位黑人領袖進駐白宮,不管在字面與內容的意義,都充滿激撞的力量。

投票那天早上,我到票站走了一轉後回到切爾西的公寓,在電梯裏遇到同樓的一對非白人爺孫,老爺爺剛投完票回來,他的孫兒手上有奧巴馬的名字,我記得老爺爺問了一個問題,使我垂下頭來。他問我的原居地可有這樣的選舉,而還不等我開口,就自動補上——啊,你們香港和中國不同。這是一句永遠懸在半空的句子,不曾着地。

在美國,我經常可以感受到別人處於輕微狂喜的狀態,好像很容易就能改變什麼。只因為他們習以為常,以為每個人都可以當自己的主人。但事情遠沒有想像中容易,也沒有外面所看那麼樂觀,只是在當下總有一個幻象,支撑着一切。這狀態,在《大亨小傳》這類文學傑作也是常有的。更實在的是在獨立酒吧的爵士樂演出,那種讓人毫無防備的歡樂是這樣醉人,沒法在別的地方找到。

說「改變」是很輕易的,忍受改變後一切依舊膠着也是一種必要。一位黑人當了美國總統後,種族歧視減少了嗎?答案不也一樣在風中。

那年在時代廣場上硬把宣傳單張塞到我手裏的老漢,近乎咆哮地問我:你不相信嗎?你不相信一切可以改變嗎?我不置可否,只想擺脫他的糾纏。但再迫我就會咆哮回去,別跟我來這一套。然而在那時候所有人都陷於憂鬱,一點點希望總是好的,像冬夜裏一杯暖酒,可一飲而盡。

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