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政匯思:靠辱警罪提升士氣的警隊會有幾好(2) 文:文筆聊生

筆者就辱警罪是否立法這個題目在較早前已有論述,本來今天不再討論這個題目。剛巧今天看到前警務處長,現貴為港區政協委員的曾偉雄的訪問,他表示支持立法設辱警罪,認為設立辱警罪可以減少警民衝突。他更認為辱警罪如果早點設立,就可能沒有七警案的出現。面對如此歪理,筆者不得不再在這個題目重申立場,回應曾偉雄的說法。 用「歪理」去形容曾偉雄的意見其實並不過分。首先,曾健超並沒有對警務人員說侮辱性的說話或污言穢語,而他當日向警員潑液體,其行為本身就已經觸犯法例,所以筆者真的不明白為何設立辱警罪會阻止七警案的發生。曾偉雄這個講法就是將打人這個犯法的行為,推卸在示威人士身上,等於說「我今天犯法是因為你做得不對」,換句話說即是「如果你衰格,我打你就是應該的」。這正正就是為何筆者在上一篇文章說警方要檢討警隊的文化,現在連前警務處長都將這個推卸責任的理論堂而皇之說出來,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證明警隊本身並不認為七警打人的行為是不當的。 第二,曾偉雄認為設立辱警罪會阻止警民衝突,說到尾只是立法將市民滅聲,以為沒有人嘈就等於沒有警民衝突。香港於五六十年代的時候,沒有市民敢示威抗議警隊貪污,這是否表示社會十分和諧,市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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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值得台灣人羨慕

李永德先生事件時,鄙人曾投書自由時報,以香港官員作對比,編輯將拙文與一台灣退休教授的並列,指出香港與台灣互望,我們互相羨慕。 教授文章,講述曾健超被香港七警毆打,罪名成立入獄,而太陽花鎮壓學生警察,無一被捕,指出是鮮明對比,網路不少留言也拿此說事。然而,你們真的誤會了。 先來了解案情,曾先生被打,固然令人義憤填膺,但請留意事情發生前,他已然被制服,動彈不得,不能還手情況下,被施以傷害。有熟悉法律朋友曾言,這應該告酷刑罪才是,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但警察以較輕刑期的傷人罪控告。 回看貴國,鎮壓學生者,固然應該譴責,但你們學生縱使被水炮痛擊,警棍棒打至頭破血流,也不會被制服後,仍然被瘋狂拳打腳踢。 再來看看佔領爆發之日,為九月二十八日,那天晚上,香港警察不止水炮、警棍和胡椒噴霧,連催淚彈也發了幾十發,甚至於舉起長槍,指向市民,橫幅有「否則開槍」字眼。請問你們有遇過這種情況嗎? 整個金鐘佔領區,七警案只佔小部份,有打過示威者的,起碼有幾千人,但被提告的,只有七警,是只有七警呀!那幾千人也是在鏡頭下施暴,但至今竟然也沒有事。 誠然,七警的確伏法,但誣陷示威者襲警,濫抓濫捕濫控告,在法庭口供前後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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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警案的恨 蒙蔽理智的心

在佔中期間發生的七警案,攙雜太多的政治因素與仇恨,這種恨,已蒙蔽了不少人理智的心,是時候要整理一下。 佔中期間社會陷入前所未有的撕裂狀態,警員與示威者對立衝突,七警案只是暴露了當時警民相互痛恨的事實。七警被判罪成入獄,這股恨卻未有減退跡象,甚至令非理性的情緒主導着事件的發展。 在講求法治的香港,法院在聽取控辯雙方的證據和陳詞後,按法治的原則作出裁決,不滿裁決的人士,亦已向法庭提出上訴。若果我們還珍惜法治這座香港「最後的堡壘」,為何坊間仍有不少自以為撐警、實為陷警方不義的人士,肆意辱罵法官、不理《基本法》的規定,乘機批評外籍法官不諳港情;更離譜的是,要求特首特赦七警?這些警隊外圍「啦啦隊」,為求達到盲目撐警的目標,完全無視本港的法治制度,這對負責維護法紀的警隊而言,算是什麼水平的支持? 其後有社會人士發動為七警及其家人籌款,以支援他們的訴訟費用及生活,本來也無可厚非。然而在一些「有心人」努力動員各界人士募捐,以營造「七警為維護社會秩序而不幸鋃鐺入獄的『受害者』」時,又再次為警方製造另一次尷尬萬分的局面。 部分影視界人士給予七警的捐款,惹起社會爭議。如果有捐款人士的背景,可能會引起執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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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納百川:外籍法官對香港司法之貢獻

田飛龍副教授於上周五(3月3日)的《明報》觀點版撰文,題為〈香港「客卿司法」之反思〉。田指控香港的外籍法官判刑「畸輕畸重」,「縱容社會運動激進化甚至港獨分離主義,不利於香港繁榮穩定及《基本法》秩序維護」,質疑他們的「立場與裁判是否適合維護香港法治整體秩序,兼顧權利保護與公共利益」,田於是總結應該逐步減少甚至不再聘用外籍法官。田的擔憂實不必要,礙於篇幅,筆者在此簡單回覆重點。 判刑理據 田以「七警案量刑確屬過重」為引子。田可能是未及細閱杜大衛法官的書面判刑理據,筆者於此略述。事件經過為曾健超於高處花槽上向地面警員淋潑液體,警員將曾制服並把其雙手綁在背後,七警隨即將其抬到一角並對他拳打腳踢數分鐘,導致他身體多處受傷。 香港警察的職責是把疑犯拘捕,調查後落案起訴,交由法庭審理判刑。法律下警察只有在必要時才能使用武力,而且武力必須為合理和合乎比例的程度。當他們對於沒有防禦能力的示威者使用武力時,已干犯了襲擊罪。 法官指每一名警員都有責任阻止他人(包括同袍)犯罪;上司在旁目睹而不阻止,亦等同於鼓勵下屬犯罪。 七警經審訊後定罪,求情指他們長時間履行職責,卻被示威者辱罵和暴力對待。法官參考上訴庭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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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警隊幾萬人集會聲援七警,聲勢浩大,但訴求模糊。 幾萬人集體問候別人娘親、自比二戰被迫害的猶太人,受到以色列和德國領事館「遺憾」,警察想爭取的究竟具體是什麼?始終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是聲討洋人法官?是警察打人無罪?是釋放七警?還是要求特赦,讓七警可以「堂堂正正返出來」? 可能說得比較多的,是要求訂立「辱警罪」。 所有法例,字眼都要訂得非常嚴謹,才能有效執行,否則會引起沒完沒了的爭議。首先,「辱」的定義為何?是否一定要粗口爛舌?態度寸少少大大聲無禮貌質問阿Sir,是否算「辱」? 其次,為何只是警察才有這種特權?消防、海關、入境、廉署等紀律部隊,是否也要受保護?公立醫院的醫生護士也不時受到病人或家屬辱罵,是否也要訂立辱醫辱護罪?社署、房署、食環這些經常接觸市民的部門,是否也要納入?不如訂立「侮辱公職人員罪」好了。但教師呢?巴士的士司機呢?範圍究竟要幾廣,才算恰當公平?倡議者應該說清楚,不能信口開河。 不知集會的警務人員有沒有聽過孟子說的「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還有下面兩句:「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不難明白,孟子的意思是叫大家反躬自省,為何人會受侮辱?家會被破壞?國會被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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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制度現沒有改革必要

  七警案雖已審結,然餘波未了。藍絲建制,對法官口誅筆伐。愛港之聲高達斌成立組織,提倡監察法官量刑,判詞應以中文為準等,其實,現階段司法沒有改革必要。 首先,就監察法官量刑一項,藍絲除指責七警案判刑過重外,亦對黃絲被定罪後判刑「過輕」不滿。我們可以見到,他們除求減輕自己人刑罰外,更希望政見不同者加刑。 如果他們成功,只是得到眼前小利。現制度之公正,保障的是任何人,「任何人」包括他們。他朝彼等若不幸惹上官非,失去保護的,其實包含他們。 誠然,我城華人佔絕對多數,懂中文的人,比英文多是事實。然而,中文不適合作法律語言,也是常識。上世紀博學鴻儒梁啟超談中文,便言及一句說話起碼有三重解釋,有時候研究者自己也說不明白主題。英文比中文清晰是必然的。利益申報:鄙人大學正正主修中國人文,每一次功課和考試都用中文。 中文判詞不是沒有,但跨越港英時代法官,即使是華人如胡國興,以往受訓練也是用英文,他也不諱言用中文寫判詞,要花更多時間。 民主必須輔以法治是政治學常識,法律不是投票,即使終審和高等法院有投票制度,陪審團成員經過嚴格挑選,終院只有法官有權投票。是的,最原始的希臘城邦民主,是投票決定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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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公義與奶茶咖啡

加入「法政隨筆」已有一段日子,今日終於正正經經地寫一下「法」。 兩宗轟動全港的案件最近宣判,七警案七名警務人員同被判囚兩年,而曾蔭權則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而判二十個月,成為史上首位罪成入獄的香港特首。 結果一出,社會上議論紛紛,有人認為判刑過重有人大呼公義勝利。我無意在此評論刑期輕重,不是因為法官高高在上市民無可置喙,法庭的裁決我們人人都有權批評——但,煩請理性持平,罵法官是狗官、罵洋人法官是「狗品支那官」,幫倒忙之餘更可能惹上官非,何苦呢? 你也會看見一些貌似理性的評論,例如「法治好緊要,但冇咗公義,社會好悲哀」。 我們要搞清楚的是,亮出「法治」、「公義」這些big words,並不就代表這些言論理性正確。相反,公義和法治從來都是鴛鴦中的奶茶和咖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能夠把兩者割開來談的人,不是鴛鴦達人也一定是概念大盜。 評論判刑最起碼的第一步,是看判詞。兩位法官在判詞裏都清楚地寫出量刑起點和減刑因素,例如審七警案的杜大衛法官,就列明他考慮了警察在佔領期間所受的壓力、判刑後會失去工作和退休金等因素,而將刑期減至兩年。 他有他的理由,你當然可以不同意——顯然有被告人也不同意,所以已表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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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當權者玷污警隊

七警襲擊罪成被判監。香港是法治社會,案件審結本可讓大家清楚警方執法應持的界線。然而,警隊「一哥」盧偉聰在判決後不但沒有勸喻和警誡前線警員注意紀律操守,反而說「非常難過」、「失落」,只談上訴及對七警提供援助。盧偉聰這做法非常不當,表達的信息基本就是「警隊沒有做錯」,扭曲是非黑白,敗壞社會文明和核心價值,也進一步撕裂警民關係。 面對這局面,我從不認為社會的矛頭應該針對警隊。即使過了雨傘運動,我直到今天仍由衷相信,九成以上前線警務人員都是好警察;社會需要警隊,他們在維護治安方面是出色的。到今天,我仍教我3歲及5歲的小孩,一定要相信警察,他們會保護市民。現在情況是,在社會嚴重撕裂的氣氛下,小部分警員被政權潛移默化地思想教育、衝昏頭腦,一時按捺不住做錯事。但真正損害警隊尊嚴的,卻是利用警隊的專制政權。 香港回歸以來有很多遊行示威,但警民關係一直尚算良好,鮮有「擦槍走火」。然而,自從梁振英政府上台後,不斷利用「人民鬥人民」這種撕裂社會的管治手法,令大部分好警察都被夾在中間成為磨心。前任「一哥」曾偉雄和現任的盧偉聰本應擔當領導角色,讓警隊堅守應有的專業和紀律,但他們不但沒有這樣做,還火上加油,不斷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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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回警隊尊嚴 先要告別不道歉文化

歷時超過兩年,備受公眾關注的七警案終於裁決,涉事警員被判罪成入獄兩年。可是事件並沒有隨着法庭裁決而告一段落,反而引發警隊激烈反彈,更有議員提出要訂立「辱警罪」解決警員執勤時面對侮辱的問題。本來七警案是一件有關警員在拘捕示威者後濫用私刑、對示威者拳打腳踢的案件,但過去一周的發展卻因警員萬人集會時的言論及對辱警罪的訴求,而令討論變得複雜和失焦。 曾偉雄製造不道歉文化 事實上,警方在示威場合對待示威者的手法引發爭議,並非近年才出現的事。遠至2000年以胡椒噴霧對付在政總留守的學聯成員及爭取居港權人士、以《公安條例》起訴示威者、2007年以「剝光豬」搜身侮辱示威者、2011年時任國家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期間打壓記者採訪及禁錮學生等,均引起社會非議。可是,真正令警民關係陷入困境、社會出現對警隊廣泛的不信任,則可以2011年曾偉雄接任警務處長作為分水嶺。曾偉雄上任後以鷹派作風示人,最大爭議在於他為警隊帶來「不道歉文化」,警員犯錯不論大小,從不道歉。當年他那句「維護法紀要道歉是天方夜譚」,正正是警員施放胡椒噴霧時濺中一名8歲小童後的回應。 從此以後,曾偉雄面對外間各種批評,甚或一些明顯的指控,例如李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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