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樣基本法 香港死路一條

北京官員近月就擴展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不斷放風放話,繼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會見香港律師會時指中央正研究如何完善釋法程序後,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饒戈平於4月說完要完善釋法機制後,6月再進一步指,應考慮制訂特首任命法及釋法實施細則,令釋法「制度化、常態化」,成為中央保障「一國兩制」的「法律利器」。 其間,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北京出席「《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時更清晰、更具體,指明要制定和細化中央對特區至少「6個權」的規定,當中包括對特區法律備案審查權、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任命權、基本法解釋權和修改權、特區政制發展問題決定權、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以及聽取行政長官述職和報告權等,以落實基本法的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和機制,確保基本法得到全面準確貫徹執行。 中央官員接連的放風放話,不斷提出擴張管治權的說法,並非偶然,而是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安排,以製造輿論與氛圍,為繼2014年中央發布一國兩制白皮書後,再發布「白皮書2.0」鋪路。 基本法限制中央介入香港內部事務 事實上,張德江等人有關的言論,是徹頭徹尾將基本法倒轉演繹,如果一旦展開如張德江所講,要制定和細化中央對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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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香港的誕生

宣誓風波而後釋法爭議,失去席位的,恐怕不止於兩位「口音不正」的激進議員而是更多的被懷疑「效忠」得不夠的非建制分子。立法會由此面對的困局將是長期混亂,而香港社會,亦將面對一場「永恆選舉」,無休無止地改選新議員,無休無止地有宣誓爭議,無休無止地追溯各人言行,無休無止地司法覆核,無休無止地騰空議席……中英談判香港前途之初,鄧小平和趙紫陽皆曾期待香港只是「經濟城市」而非「政治城市」,萬料不到,回歸不到廿年,願望落空,香港是前所未有地政治,永恆不休地政治,政治如濃重的PM2.5粒子,而且是染了或藍或黃的顏色粒子,臭味難聞地滲透在每寸每分的空氣裡。原來香港回歸這項實驗工程,絕非買櫝還珠般的如意買賣,你要這就得要彼,要彼便不可拒絕彼,政治經濟不離不棄,像一對連體嬰,千萬別以為社會像放在廚房桌上的麵團,可以被隨意搓圓按扁。但這或正是眼下的釋法邏輯。有人把立法會視為一團剛搓好的麵團,軟綿綿地攤在桌上,可讓你拿個方方正正的小鐵框,放在麵團上,雙手執著框邊,把框子猛力往下壓,期望把麵團切成方方正正,然後才送進焗爐,烤出自己心裡的如意蛋糕。有可能成功嗎?如同焗蛋糕,在強框壓頂之下,並非不可以想方就方、想正就正,問題在於用這方式製作而成的蛋糕是否色香味俱全,足以真正滿足食客的多元食慾?抑或,最後弄出的只是一塊呆板如蠟、硬如塑膠的所謂甜品,咬下去,除了容易咬崩門牙,實在談不上什麼營養。但若這真是一場蛋糕遊戲,還得清理被切割出來的剩餘麵團呢。而人終究不是麵團,不會像「廢棄物」般說清走便被清走,他們會動、會吶喊抗議、會沉默遊行、會街頭衝撞、會分散重組。在往後的一場又一場補選裡,他們會集結、會動員、會分工、會接力,然後又是另一場宣誓風波、又是另一場司法覆核、又是另一場褫奪議席。於是,又補選、又集結、又動員、又分工、又接力,周而復始地令立法癱瘓。但這樣的癱瘓,絕不止於拉布阻礙,而是立法會本身的癱瘓,會不成會,由之連行政系統亦難施政。司法已遭限,立法又失靈,行政更無效,香港不必談什麼「三權分立」了。香港有的,只是「三權崩壞」,幾近於無政府狀態。新香港宣布誕生,依然住在這片土地上的舊香港,只能悲歌自唱。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11月11日) 三權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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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to run or not to run?

看罷全國人大常委會就立法會議員宣誓事件的釋法內容,頓感失望、沮喪,無力感之強,甚至會懷疑「一國兩制」還捱到多30年嗎?人大常委雖說只就《基本法》第104條作出解釋,但只要不是瞎了眼,已可判斷這個「解釋」,其實是將原有基本法條文無限擴張,甚至「修訂」了香港《宣誓及聲明條例》的內容。第104條內容很簡單,列明包括立法會議員在內的多類公職人員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僅此而已。人大常委會就拿着104條中「依法宣誓」4個大字無限發揮,新增多項規定。不論是基本法或《宣誓及聲明條例》,均沒有訂明依法宣誓的形式,釋法就新訂宣誓人必須「真誠、莊重地」進行宣誓,並「準確、完整、莊重地」宣讀法定誓言,如宣誓人「故意」不遵從也屬於拒絕宣誓。那宣誓無效的後果呢?人大常委會指宣誓人即喪失就任該公職的資格,不得行使相應職權和享受相應待遇。今次釋法還新增了前所未見的嚴厲規定,訂明監誓人不得為沒有作出有效宣誓者「重新安排宣誓」。這種所謂解釋,根本是在消滅港獨勢力的大前提下,以大地在我腳下的姿態,奪走了香港「三權」的權力,一奪香港政府提出修訂本港法例之權,二奪立法會審議和通過法例的職權,三奪香港法院釐清法例的權力。一次釋法,連擊三權,充分展示「一國」之權,完全可凌駕和壓倒「兩制」下的三權。可以打賭,這次釋法不可能徹底消滅中央深惡痛絕的港獨聲音,不久將來,另一次壓倒香港三權的釋法可能再次出現。面對中央這種為達政治目的,而可施行無視香港原有制度和法治精神的舉措,港人根本無力抵抗。此時想起財政司長曾俊華早前的一句話,香港人,to run or not to run?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10日) 港獨 人大釋法 三權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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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權合併了

二○○八年七月七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港接見特府主要官員和各界代表時說過,管治班子應該「通情達理、團結高效……團隊要精誠合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今天回頭再看,實在不無感慨。香港大律師公會二○○八年七月九日發表聲明,不認為習近平有意干預受《基本法》保證的司法獨立,但指出,根據《基本法》,香港的司法機構一直分離與獨立於行政和立法機構,司法機構不是、也不應被視為管治團隊的一部分,而政府行為的合法性,也應受到司法監察。當時的大律師公會主席,不是別人,正是當朝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人大常務委會昨天(十一月七日)一如所料,通過《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一直強調相信梁游宣誓事件可在香港司法體系內處理的袁國強,在記者會上被問到會否辭職時,反問辭職有何意義(if one thinks it still meaningful to consider the question of resignation, I would ask why.)。不過,英國有高官、議員公然反對,甚至辭職抗議「三跑」。不知道袁國強認為那是「姿態」(gesture)還是「表態」呢?這次人大常委強行主動釋法,強詞絕不能奪理。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在北京表示,「《解釋》代表了包括廣大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回應了廣大香港居民和內地公眾的強烈呼聲。」這充分暴露出大陸的人治本質,還談什麼「依法」辦事。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人大常委會授權香港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而提請釋法,也有明文規定,就是香港法院審理案件時,需要對《基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終審法院提請人大常委員解釋。必須指出的是,沒有人質疑人大常委擁有釋法權,但香港人和全世界都接受《基本法》,前提是相信人大不會主動釋法。若然真的嚴格按照《基本法》,不獨人大常委沒有主動釋法權,即便是特區政府,也未獲授權提請釋法。事實是,釋法本無罪,但積非成是,積習成常,才是最大的悲哀。至於這次人大常委解釋的《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只有約九十字,即「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必須指出的是,宣誓擁護的,是香港特區《基本法》和香港特區。完全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也不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而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第二十一條,如任何人宣誓後,「拒絕或忽略(declines or neglects)」作出該項誓言,若該人已就任,則必須離任;若未就任,則須被取消其就任資格。《條例》第十九條則指出,「立法會議員須於其任期開始後盡快作出立法會誓言」,如在選出立法會主席之前,則由立法會秘書監誓。由此觀之,宣誓本身是一項法定要求,「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誓言的後果,亦有法律明文規定。至於立法會秘書作為監誓人,更獲授予法定權力,而非「主持」。因此,這次主動釋法無疑是「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但絕非「保障『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正確貫徹實施」。而是恰恰相反,以一國吞噬兩制。值得注意的是,自本屆立法會會期開始,立法會主席梁君彦數次會見傳媒的發言,包括十月十二日當選主席後的發言,十月十九日和十月二十六日流會後的發言,以及十一月七日回應釋法的發言,均由政府新聞處代為發出新聞稿。新聞處首先是政府機構,隸屬三權之下的行政部門。如今代立法會主席發新聞稿,箇中的微言大義,不言而喻。而由於人大已釋法,其《解釋》對法庭具有約束力。如此一來,莫說終院,即便是高院,獨立的司法權亦已被粗暴地吞掉。即便是「三權合作」,前提也是三個獨立的個體。但現在呈現的態勢,卻是「三權合併」,從而實現大陸所說的「行政主導」。根據中共國的憲法,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大陸也擁有獨立的司法制度。不過,舉國上下,不論官民,除了姓黨,也須姓習。而所謂的依法,所依的就是黨法,而黨的法,則離不開總書記的想法。現實是,香港嚴守遊戲規則,但大陸卻隨意搬龍門。觀乎大陸的言行,蠻橫的態勢,已將大陸法精神全面套在香港身上。而更可悲的是,香港一眾權貴,亦已完全採納了這套思維。莫說「三權分立」沒有了,即便是「三權合作」也不成了,現在是要進入「三權合併」的時代了。 人大釋法 三權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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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權分立從來是政治問題 非法律問題

青年新政兩名立法會議員欲再次宣誓,遭到律政司長提請司法覆核阻撓,事後遭到批評「破壞三權分立」,然後建制派的名人立即出來「跳忠字舞」,稱《基本法》從來沒有給港人三權分立,惹來不同的法律學者抨擊他們歪曲事實。捍衛三權分立 依仗公民力量我這樣說,讀者認為可能是狡辯或認同建制派;但是,香港是否三權分立,是一個政治問題,而非僅是法律問題。如果要捍衛香港「尚算」完整的三權分立,就得依仗我們的公民力量。就像原本23條立法是憲制責任,但是因為2003年「7.1」,現在政府還未敢加入立法程序。現在,若無人民的憤怒和抗議,當權者只會步步進逼,甚至將人民原有的權力「陰乾」。就如哲學家漢娜.鄂蘭曾就黑人的民權運動作出評論,批評當時一種流行的法律論調—— 一切交由法律專業和司法機關處理社會衝突,民眾不應訴諸激進行為抗爭——而這種論調她認為是有問題的。她指,其實自南北戰爭之後,法律已經廢除奴隸,憲法上黑人應該享有投票權;但是為什麼這個合理權利要延後一個世紀後,在民權運動才得到正視?為什麼之前的法治系統不處理這個問題?這是因為當時的黑人未有足夠的意識去抗爭,既得利益階層就有恃無恐,肆意歧視或剝奪黑人的權利。結果直到一個世紀後,民權運動風起雲湧,美國時任總統詹森才通過民權法案,理論上確保了黑人的政治權利。但黑人的平權卻不是一帆風順。在電影《馬丁路德金:夢想之路》中記錄,儘管民權法案通過,但是南方各州仍然藐視法律,用許多語言偽術來阻撓黑人登記選民。例如劇中描述一名黑人嘗試登記做選民,甚至連《美國獨立宣言》也懂得背誦,但相信種族歧視的白人審查官,竟刁難那黑人,要她將當州全部法官的名稱也背誦一次,結果那黑人做不到,就被判定公民測試不合格,不能當選民。最後,電影描述馬丁路德金如何持續發動公民抗命,爭取大眾的支持,結果詹森受到巨大的壓力,不得不再立法勒令行政官員不得阻止黑人登記選民,黑人的政治權利才正式受到尊重。漢娜在這個背景下寫出《共和的危機》一書,認為不能僅以現有的法治和法律去解決社會衝突,因為總有未來的世代和未被重視的弱勢不被現有的法律保障;當他們出現、壯大和進行公民抗爭時,法律才會為他們改變。因此,漢娜認為,公民抗爭才是社會進步的原因,而非先有所謂的憲法就能解決社會上現在和未知的紛爭。同理,政府也會在公民社會勢弱時,擴大其權力。說白一點,法治是否能夠達到像戴耀廷教授所言的「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端看民間是否有足夠的力量去監督政府,制止它依法濫權。儘管我們可以反對青政兩議員無故侮辱中國人,也可以反對他們的主張,但是我們不能讓政府公然藉此行為,以溫水煮蛙的方式來「陰乾」香港僅餘的三權分立。現在問題不是在於法律爭端,政府就像當時美國的南方政府官員一樣,他們想保有自己的利益和權力,窮盡自己的權限去衝擊現有法律秩序。如果民眾冷漠,那「三權合作」可能成為政治現實了。作者是左翼評論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31日) 三權分立 宣誓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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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權分立乃「法治」的重要原則之一

有讀者問:「喂,你們經常以『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為文章開端,唔悶既咩?」的確,類似講法的「出鏡率」甚高;因為香港既被視為國際都會,我們均期望其人權標準,亦有國際級水平,因此常以此為首;而縱然面對鄰近地區不斷堀起的挑戰,香港於國際金融市場中,仍然保有重要的一席,獨立運作的司法制度,功不可沒。獨立的司法制度是法治的重要一環。法治,除了保障企業和生意人的權益,亦保障所有人的人權。「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如是說。若要將保障人權付諸實行,則有賴法治。因為法治提供規範如何行使權力的共同框架,從而保障公民、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法治是聯合國的核心價值之一。它「適用於所有人包括政府的公開管治原則」,要求人人「向公布周知、平等實施、獨立裁決和符合國際人權標準的法律負責」。法治原則亦有下列要求:「法律凌駕一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向法律負責」、「公平執法」、「三權分立」、「參與決策」、「法律必須明確」、「避免任意」及「程序和法律透明」。[1] 此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6條亦訂明「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回到香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司法獨立」皆是法治精神要素,並有憲制條文訂明保障。譬如《基本法》第25條保障「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2條及第19條訂明香港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85條訂明香港「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亦指,法治乃社會基石,法院的目標是「確保基本人權可獲法院恰當執行」。而實現的起點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換句話說,無論任何人,包括行政長官,也不能凌駕法律之上。第二,法院「只會根據法律及法律精神斷案,並在判案時保持獨立,不受任何外界影響」。[2]法治促進社會穩定法治除了保障人權,亦可促進民主社會穩定和發展。譬如《世界人權宣言》序言訂明「鑒於為使人類不致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對暴政和壓迫進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權受法治的保護」。2005年時任香港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曾在判辭指出,「為保護社區而防止有人煽動以武力和暴力推翻社會制度的重要性愈高,便愈有迫切需要維護自由發言、自由報導和自由集會等憲法權利,確保這些權利免受侵犯,以維持自由政治討論的機會,讓政府可適切地回應人民的意願,並讓社會所渴望的任何改變能夠以和平方式實現。」[3]因此,確保法治精神得到彰顯,維護三權分立,是保護社區,維持社會和平的重要基石;如果有人因政治目的而妨礙司法獨立,侵害人權,又是否變相破壞社會繁榮和安定呢?更多有關法治與人權的資料,可參閱「法治與人權」—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夏季號2016註釋[1] The rule of law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societie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UN Security Council. S/2004/616. 23 August 2004.[2]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二○一五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二○一五年一月十二日。[3] 同[3]。段121。 法治 人權 三權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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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權分立又如何?

大約在一年前,本欄曾經討論香港的權力配置中提到「三權分立」,當時就指出所謂「三權分立」其實存在許多誤解。個人曾經翻閱不少政治學理論著作,並且求教於幾位有相當資歷的政治學者,究竟「三權分立」的英語版本為何?所謂「三權分立」是西方政治概念,來源一定是英文,那「三權分立」的英文名是什麼?幾經查證,結果都是有中無英,「三權分立」並無英文正版,真的是有點關係的,也只是「separation of powers」,要譯也應該譯為「權力分立」,而不是「三權分立」。把權力分配在不同的機構,目的就是為了監察和制衡(check and balance)。但是否一定是把權力分予3個機構,則並非「分權」的原義。英式內閣制,內閣由國會所出,名二實一,一旦成為國會的多數黨,那就組閣拜相。組閣的多數黨在國會可以橫行無阻,所以並無「三權分立」。而中華民國就更別樹一幟,行政立法司法之外,再加考試和監察兩權,五權並存,跟「三權分立」又是不一樣。「權力分立」不是「三權分立」我們姑且把「三權分立」的來源出處暫且放在一旁,就以「三權分立」論三權分立,那就得說明和解釋:三權分立的政治內涵是什麼?三權的權力範圍和互動關係是什麼?三權之間的權力配置,是鼎足而立般平分均等,還是像三國的魏蜀吳般,一大兩小,又還是一大一中一小?是老死不相往來,還是互有連繫?是平起平坐還是互有高低?如果沒有說明後面那一套內涵、範圍和關係,那三權分立就算有,也只是一句空口號,完全沒有任何意義。沒有意義的口號就有一個好處,就是識可以講,唔識也可以講,事不關己的路人甲乙丙也可以插嘴講上一講,講完自己也不知講什麼,那就是多此一講!權力分立只是一個概念和原則,就是把權力分到不同的機構,以收監察和制衡之效。但分到2個、3個,還是5個機構,《聖經》沒有記載,佛祖也沒有指示,那完全是在一個國家或地方在制憲時決定。制憲背後都有一大套考慮,最後得出一個結論,並以憲法或者法律規定之。美國憲法從無提到「三權分立」,但有點三權分立的影子。因為美國憲法在前言之後,頭3章都分別詳述立法、行政和司法3個機構的權力範圍。美國憲法不提「三權分立」,因為這只是一個分權概念,只講無用,實在的要講權力配置,也就是本文提到的內涵、範圍和關係。有了這些內涵、範圍和關係,才有大小高低之分別。美國憲法對這三權的內涵和範圍雖有明文規定,但歷史發展下來,卻有完全不同的後果,有把總統視為下屬的國會,也有自視擁有國王般權力的總統。美國大法官可以有政黨背景,又由總統提名,司法和行政之間的關係,又不是香港那些只懂喊口號叫的「司法獨立」一模一樣。世界上沒有金科玉律去決定權力的配置,美國只是一個例子。美國的三權權力配置只是美國版的權力配置,其他國家又有自己的一套。香港行的政治制度和美國並不一樣,不能直接比較。真的看法律條文,《基本法》第四章政治體制中,前後一共6節,包括第1節行政長官、第2節行政機關、第3節立法機關、第4節司法機關、第5節區域組織和第6節公務人員。因為美國憲法頭3章講3個機構的權力配置就當「三權分立」,那基本法的寫法,是否可以講成「六權分立」?把地區組織這種垂直關係扣除,也可以叫「五權分立」,那又是否正確解釋?單講幾權分立,根本是喊口號,並無實際意義。所謂實際意義,就是看憲法和法律條文,對權力配置的規定,去清楚理解各權力的內涵、範圍和關係。香港基本法沒有「行政主導」這4個字,因為「行政主導」也只是一個概念,這個概念已經體現在基本法在權力配置的條文之中,做法就是把權力配置多一點給行政長官和行政部門,他們的權力範圍大一點、主動權多一點。當然,設計是想行政部門可以處於主導地位,結果如何,那又是另一回事!特首提覆核 有法可依對於行政長官對游蕙禎和梁頌恆兩人宣誓尋求司法覆核,有一些人又念台辭、喊口號地把「三權分立」搬出來。「三權分立」這4個字如何禁止行政長官提司法覆核,又或者行政長官提司法覆核如何違反「三權分立」這4個字?黃毓民議員在立法會扔水杯被繩之於法,為什麼泛民議員不認為違反「三權分立」?那是因為有法可依。法律只保障議員在議事廳內的言論不受檢控,但刑事行為就不能免責。同樣游梁兩人的問題,是有否違反《宣誓及聲明條例》,那就應該從法律途徑解決。在香港以內的政治制度、司法程序就是最終解決這個問題。把事件反過來推論,就算立法會主席判斷游梁兩人不能再宣誓,最後也逃不過法律的挑戰。游梁兩人一樣可以提出司法覆核反對立法會主席的裁決,那又是不是違反「三權分立」呢?隨口人講佢講「三權分立」的人士,可否隨口答一答!(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張志剛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10月26日) 立法會 三權分立 宣誓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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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律程序作政治手段的梁振英

「立法會須遵守《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院亦有司法管轄權去決定立法會的做法是否符合基本法。然而,應否行使這個司法管轄權是另一個問題。一般而言,必須是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法院才能認為其介入立法程序是合適的。這個原則有良好的實際理由,就是三權分立的原則。一如我在5月18日(2012年)的聆訊中說過,法院必須尊重立法程序的完整。即使法院輕輕介入,也可能對立法會——基本法賦予其立法的憲制角色——的正常運作產生莫大的損害和破壞。如此便不符合公眾利益……若然立法會主席和其他委員會主席的裁決能夠輕率地被法院覆核,整個立法程序便會容易地被破壞,以及不可避免地會被延誤。」以上是節錄自高等法院法官林文瀚於2012年梁國雄訴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HCAL64/2012)一案的判辭。以上法律觀點,在之後的上訴過程中,都被上訴庭和終審法院法官採納。此判辭說明了法院是否介入立法會事務時,有兩個重要的考慮點:第一,法院尊重和恪守三權分立的原則;第二,法院的介入如會對立法會的權力和運作造成損害和破壞,便不符合公眾利益。因此,除非出現非常例外的情况,否則法院不會介入立法會事務。立會有足夠法律基礎權力處理宣誓毫無疑問,兩名青年新政議員梁頌恆和游蕙禎在宣誓時用了帶有侮辱成分的言語,而且一如他們辯解並非出於無心之失,這個的確是不能尊重和無法接受的做法,亦反映了他們的個人修養和政治水平差劣得令人失望。更甚者,他們為梁振英和建制派攻擊三權分立的行動和言論製造了藉口,已經讓不少人懷疑他們並非單純的幼稚和不負責任,而是配合梁振英和建制派的內應。然而,姑勿論這兩名議員的動機、質素和做法為何,立法會要處理的問題只有一個,就是有議員未完成宣誓,要怎麼辦?立法會《議事規則》第一個要處理的就是議員宣誓的問題。議事規則第1條「宗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是這樣寫的:「除為了令本條規則得以遵從者外,議員如未按照《宣誓及聲明條例》(第11章)的規定作宗教式或非宗教式宣誓,不得參與立法會會議或表決。」由此可見,立法會本身已經有足夠法律基礎和權力去處理議員未完成宣誓的問題,而處理的方法亦是合情合理和合乎比例:禁止未完成宣誓的議員參與會議和表決,而不是褫奪其議員資格。這樣,一方面能夠維護立法會的憲制地位、立法會議員身分的正當性,以及立法會運作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亦尊重議員是由選民按照合法選舉產生的憲制安排。接下來的問題是,未完成宣誓的議員是否有權再次宣誓,或立法會主席是否有權為未完成宣誓的議員再次監誓?這正是梁振英提出的司法覆核的重點。案件將於11月3日開審,我們固然會尊重法院的裁決,只是翻看現行的法律和規定而言,關於再次宣誓和監誓的權力,不論是宣誓及聲明條例及議事規則均沒有明文禁止;即使容許未完成宣誓的議員和立法會主席擁有這方面的權力,亦不見得與任何法律的條文和原意相牴觸。而且去屆和今屆立法會,已經有主席容許議員再次宣誓的例子——別忘了,姚松炎和黃定光也是要第二次才能完成宣誓。因此如果梁振英要質疑梁君彥主席無權為議員作第二次監誓及/或議員無權作第二次宣誓,理應在司法覆核申請書中,一併要求法院取消所有未能在第一次會議便完成宣誓的議員的資格。梁振英沒有這樣做,只針對個別議員,很明顯是出於政治動機,而以法律程序作為政治手段。行政長官比任何人都更不宜提覆核當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有提出司法覆核的權利。梁振英提出的司法覆核,得到法院批出許可,證明案件有可訟辯的地方。然而法院否決了他的臨時禁制令申請,這樣表明法院完全尊重立法會主席的決定(而此決定是否符合法律,則需在司法覆核中釐清),並反過來突顯了梁振英侵擾立法會主席行使其權力的橫蠻。惟無論如何,誠如林文瀚法官在判辭中指出,法院固然有權去決定立法會是否符合基本法,但是否行使這個權力,則是另一個問題。同樣,司法覆核,任何人都有權做,但在這一事件上,行政長官(包括行政機關)卻比任何人都更不適宜提出司法覆核,那是因為他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之一。不管其動機是否出於企圖削弱立法會權力及/或干擾立法會運作,甚至是要破壞三權分立的憲制原則,但按照上述分析,在立法會本身有權力和責任處理其內部問題的情况下,梁振英仍然採取行動,甚至破天荒以行政長官名義(而非按照一般的做法以律政司的名義)提出司法覆核,其不良動機實在明顯得路人皆見。行文至此,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已決定押後梁頌恆和游蕙禎宣誓。在法院沒有下達禁制令的情况下,梁君彥依然配合梁振英的不合理要求,放棄行使自己的權力。這樣的一名立法會主席,怎會不令立法會蒙羞?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26日) 三權分立 宣誓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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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權崩壞的時代

從梁、游二人宣誓的問題開始、然後建制派發動四方八面的攻擊、律政司入稟原訟法庭申請司法覆核立法會主席容許兩人可以再次宣誓的決定、接著建制派製造流會、還有政客提出香港不是三權分立的言論、然後梁君彥決定暫緩兩人宣誓的安排直至法庭有了裁決、政府更改入稟狀要求法庭頒布兩人的議席懸空等……事情的發展不斷向著同一個方向進發:決意要將梁、游二人的議席禠奪。這次中共借勢打壓「港獨」分子進佔立法會,試圖遏止「港獨」聲音在議會蔓延和社會中擴散,殺一儆百。有人以為中共最終會以釋法來處理二人的宣誓風波,然而中共根本不必出動這招最後殺著,政府及建制派政客已經不惜任何方法和代價,務要完成上級的指示:將梁、游二人完全趕出立法會。行政主導下的三權分立瓦解從前我們在小學課本中學懂的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權分立,如今已被那位超然於一切香港制度的特首當為玩弄權術的工具,政府公然以行政手段利用司法制度干預立法機關的決定,還有建制派聯署「要脅」立法會主席向他「逼宮」,目前梁君彥已暫緩梁、游二人宣誓的安排。有人說這是付上最少代價的出路,但是香港一直強調的「三權分立」卻已因此土崩瓦解。中共針對的固然是兩人的「港獨」立場,建制派卻採取綑綁式的攻擊策略:將所謂的「辱華」問題與「港獨」的主張捆綁在一起,藉著傳媒發動攻勢不斷令兩者發酵、越纏越緊,社會上的反響也越滾越大。當兩人的議席被禠奪了,建制派也會因此借勢搶灘。CY的政治權術政治從來也是危險四伏,老練的政客更是機會的主義者。一直未能取得中共高層「祝福」的CY把握著這次釜底抽薪的機會,間接表明當香港面對「港獨」的衝擊下,絕對忠誠的他是中共高層值得信賴和可靠的選擇。然而四年以來,究竟誰人的一言一行將香港的「港獨」意識被推高?銳意借勢搶回特首連任之位,狐假虎威的CY挾「港獨」以令「港共」:拿著中共高層嚴打「港獨」的指示號令天下,建制派豈敢不從?他們的一連串的行動無形中成為了CY爭取連任的助選工具。然而除此以外,假如梁、游二人的議席最終被禠奪而需要重選,看看九月時兩個地區直選的投票結果,在建制派以外我們也會發現那些呼之欲出的最大得益者。有人認為這次宣誓風波是梁、游二人咎由自取,因為當初他們沒有「正確地」完成相關程序。也許兩人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更沒有想過建制派把握這次機會空群而出。然而當香港人的任何政治決定也要考慮並迎合中共高層的想法,我們只會淪為建制派的一員,中共管治香港的「被陸化」目標更會提早超標完成。無可挽救的困局事到如今,最後原訟法庭能否守住三權分立的最後防線,恐怕已不大影響梁、游二人的死局。最樂觀的判決大概是司法不會干預立法,即不對立法會主席的決定作任何裁決,但是看看近日梁君彥的轉軚,相信他最終也不敢違抗中共高層的指令。然而當原訟法庭作出支持政府的裁決,梁君彥也會遵從法院的決定,最終也會達到一樣的結局。明人不做暗事,但是中共高層卻一直暗中操控著香港的事情。這也是今天香港令人不寒而慄的地方:死無對證,中共的掌權者繼續聲稱給予香港最大的自主,甚至表明不會下達任何命令干預香港的事情。然而當律政司說中共高層不需要釋法、梁君彥說沒有接觸中共高層或政府,這些被擺佈及操控的政客棋子爭先恐後為中共高層完成任務,三權分立早已名存實亡。縱然他們說沒有來自中共高層的指令,只是真心愛國愛黨的香港人自發的行動,但那只不過是地無銀三百兩的台詞罷?梁、游二人得到五萬多票的選民支持,背後代表的是香港年青新一代的支持,然而當掌權者向他們施予的壓逼力越大,被擠出的反抗力量也會越大,香港社會付上的代價也不只是三權分立的破壞。日後若是CY因此而成功連任,香港的政治局勢將會更加動盪、社會的撕裂和政治對立的尖銳化將會令香港的困局變得無可挽救。 立法會 三權分立 宣誓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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