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崇銘:誰的芝士不會被偷走?

《誰偷走了我的芝士?》,香港回歸初期一本經常被談論的小書,現在已很少再被提及。回想當年,香港飽受金融風暴的衝擊,在全球化和產業北移的趨勢下,中低層工作崗位急劇流失,大量失業中年人面臨再培訓和就業的需要。香港人如何才能尋回「自己的芝士」,成為一代人所面對的時代之痛。 當年主持教育改革的梁錦松,正是「芝士論」的主要推動者。回歸後他出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成為推動教育改革、反對填鴨式教育、提倡「多元智能」、強調「全人發展、終身學習」的總舵手。及至後來當上財政司長,梁錦松亦致力推動香港產業的升級,以及面向知識型經濟的轉型,力求令香港在新加坡、上海和廣州等城市的追趕下,仍能保持國際競爭的優勢。 自2003年SARS香港經濟陷入谷底,梁錦松亦由於「偷步買車」的醜聞下台。但教育改革的理想,卻終於通過李國章和羅范椒芬全面落實。無論實施「三三四學制」、引入新高中通識課程,以至大學推行通才教育,無不呼應培養學生「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教改宏大目標。 根據連文嘗、黃顯華(1999年)的研究,指出教改意味着學習性質的根本轉變,尤其將「負向學習動機」變成「正向學習動機」,扭轉前者所強調的與別

詳情

黃明樂:時代的墓誌銘

拜讀黃偉豪博士所寫的〈七十後——被犧牲和遺忘的一代〉,好有共鳴! 黃博士說:「『七十後』的死穴和貢獻是,對舊有制度的熟悉和堅持……希望……捍衛為香港創造奇蹟的原則和價值。但這正正使他們裏外不是人,成為上下兩代人的磨心。前者視他們不識時務,不願……同謀合污,後者因早已對現有制度死心,又視他們只懂抱殘守缺……」 近年,友儕間反覆討論,一個人,無論多麼自命不凡,其實都走不出他所成長的年代,擺脫不了社會大環境對他的塑造。承認或不承認,我們都是時代的產物。 七十後的迷失,不光是心理上與現實上進退維谷的中年危機,而是一種更複雜的、時不我與格格不入的狀態。與其說我們為了自己走下坡而感慨,不如說我們其實更心痛香港最寶貴的東西正在迅速瓦解。 五六十年代百廢待興,七十年代一切漸上軌道。七十後見證制度之成形與成熟。司法、政治、民生……我們擁抱它的好與壞,與之共生共存。我們明白制度是死,人是生,所以更重要的是隨着制度建立,我們同時培養出一種怎樣的人文特質? 我會說,是「integrity and respect」。抱歉,要用英文講,殖民地餘孽主觀地認為,其實中國人(尤其回歸後暴發而腐敗的一群)從來領略不到這兩

詳情

該變的不會變 不該變的卻改變

我開始相信,或者這是一齣黑色喜劇。 過去20年是香港最需要求變的時候,但社會的主旋律卻是追求不變。而你以為是建制派最不想變(當然,他們確實也不會怎樣思考變革),可是現實卻是連站在對面的反對派也不會認真求變。 在香港,談變是一件相當艱難的事情。 或者就是這個原因,「沒有變過」成為了一種正面的東西。 需否認真想想如何面對轉變的大環境? 近期中央領導人忙着說「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建制中人不知如何插嘴,反而是反對派最有興趣去回應——他們連忙大叫既走樣又變形!我相信他們的意思是,領導人所指「不走樣」之處,正是扭曲最為嚴重的地方。但問題是:他們真的認為回到原型,便什麼問題都沒有嗎?究竟在他們的心目之中,「一國兩制」的問題是出於偏離初衷?還是連初衷也有問題?什麼才是原裝的「一國兩制」?說得直接一點,究竟香港有沒有需要面向未來、放眼長遠,認真想想究竟要如何面對一個不停在轉變的大環境?這一方所說的「沒有變形」,出於為自己辯護;說得白一點,「一國兩制」是政策,不是合約,只要那個「形」尚在,其他由微調到大改,都可以以「全面管治權」之名來操作。那一方所說「走樣」,則其實不知道應該怎樣做(要回去一個回不了

詳情

中國年輕人與廣場大媽擊退

近日,香港的世代之爭因六四紀念活動、公共交通工具關愛座等議題而鬧得不可開交。中國的世代之爭不遑多讓,不同的是,香港年輕世代尚可在網絡發聲,形成強大聲勢;中國則不然,中老年人主導了社會及掌握各種議題的話語權,包括網絡的控制權,以致中老人在與年輕人交鋒中完全佔據上風。 上月31日晚上7時許,一群年輕人在河南省洛陽王城公園籃球場打球,突然出現一群大爺大媽,二話不說就打開音響設備,在球場上跳起廣場舞。雙方就球場的使用權展開爭論,年輕人表明這是打籃球用的籃球場,大媽們寸步不讓的說,附近沒有跳舞的空間,而他們每晚都來這跳舞。後來,年輕人願意讓步,將球場分開來,一人一半,但老人們拒絕這個提議,堅持要年輕人等他們跳完再來,並將年輕人圍起來,對其中一人拳打腳踢、掌摑,他們一下子年輕了四、五十歲。 像這種「惡爺廣場舞大媽」,全國各地都有。他們不分晝夜、不理地點,愛跳就跳,且播放音樂的音量極大。在廣場、操場、球場、公園固然有他們身影,還會霸佔停車場,將停車場內的汽車破壞,留下「舞場禁止停車、違者後果自負」字條;也曾把一條車道封掉,變成專屬跳舞廣場……結果,廣場舞大叔大媽大爺跟附近居民及年輕人的衝突不斷,有居

詳情

無知與無恥

中大學生會發表聲明,表示「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時了」,惹來口誅筆伐。雖然已事隔幾天,仍餘怒未消,只因為我是中大人,也對大學生的質素和水平有所要求。 中大人發起聯署,批評學生會幹事會無知、冷血與懶惰。六四那晚我在燭光集會,被讀者拉着問:究竟你的師弟師妹係無知定無恥?我真的無法回答,想了一會說:可能兼而有之! 聲明的結論讀來特別氣憤:「與其將一個承載着愛國民族情懷的六四,作為港人年度政治活動、民氣聚集之時,霸佔港人之共同記憶,倒不如撇除愛國情懷,建立真正屬於港人的政治活動,將本土思潮注入港人之議程和願景之中……本會相信悼念經已走到盡頭,六四需要被劃上休止符,直至回聲再響。」 如此狗屁不同的邏輯,竟然出自中大學生、更貴為學生領袖之手,作為他們的校友,也是學運的過來人,我引以為恥。 批評他們,不是基於國族主義。是否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愛國不愛國,對我來說,根本無關宏旨。我深信,「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庇護所,民族主義是惡棍的集中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們為何會說,每年燭光集會悼念六四死難者,會「霸佔港人的共同記憶」呢?每人有自己的腦袋,記憶什麼忘記什麼悉隨尊便,誰人能霸佔得了,

詳情

從歐陸政治哲學家看青年人對六四興趣缺缺的原因

和支聯會義工閒談,他提及想派傳單給一名女學生,呼籲她出席六四集會,但學生拒收,他不放棄跟隨學生到地鐵站閘門前,學生終於說了拒收的理由:「與我何干?」然後自信地入站了。 也許,我們可以指責這個女生是「港豬」,也可以指責她無知。然而,不像八九年時老一輩的港人對北京的學生運動及血腥屠殺歷歷在目,然後矢志聲援中國民主;現在年輕一輩,隨著中港關係日疏,他們把六四當作發生在遠方的屠殺,表面認知但漠不關心。 因此,支聯會再用殺人不對、血腥鎮壓此類悲情理由來鼓動年輕人關心六四,已經如抗生素失靈了。經歷二戰的大屠殺後,歐陸哲學家反思這個悲劇的因由,總結出不少深刻的思想,我以為,用這些思想來為六四賦予新義,六四的精神才可以薪火相傳,讓年輕人追隨。然而,這又可能挑戰老一輩和老泛民的底線,順得哥情失嫂意。 這個進路是:強調最徹底的民主。 哲學家認為:政治最根本的原則就是共存——讓不同意見的就算互相衝突仇視,也能夠在同一天空下和諧存在。然後,如漢娜.鄂蘭所言,人們團結起來依原則行動,去推進不可預料的改變,就是政治的真意。 因此,六四最不可原諒的地方,並非如支聯會所強調的表面暴力,像坦克輾人和濫殺無辜。六四最錯的

詳情

哪來的大和解?

其實「大和解」這個口號,自九七之後,偶爾都在政治新聞再聽數遍,不是北京跟泛民大和解,就是泛民與建制大和解。老掉牙的字眼,但總會把當時的民意弄得眾聲喧嘩;但明眼人一看就知,即使神女有心,但襄王依然無夢。 現時在民生議題上,泛民與建制仍會間中合作,力圖爭取政府讓步,修改政策。可是政治鬥爭不斷,就令一切好事變成壞事,泛民建制難以在議題有更大合作空間,最終令政策難有空間改動。在市民利益的層面,這些合作是必要和必須的,更不需要什麼和解才可促成的。 和解本身,其實極需要當權者有自我修正的意志,將錯誤的決策改正過來,同時交代當時一切決策和行動的真相,才能促成不同陣營、不同立場的人和解。如今,政府對8.31決定毫無讓步,港人利益未得到完全的保障,連討論空間都沒有時,又談何真相與和解? 在特首選舉過後,我們整體社會的氣氛仍趨「休養生息」的方向,要溝通、要不斷討論。但這些溝通、討論,最後要帶我們到哪個方向?似乎在特首選舉過後,非建制光譜仍未有認真地檢討和思考。而這種無定向的方向,才是大家都需要擔心的事。 在這種抗爭乏力的情况下,大家其實需要思考在現時爭取到一些實質轉變,令不同朋友都重視獲得充權,從而令人感

詳情

年輕人看一國兩制:追求另一種生活方式

曾幾何時,大家對一國兩制的關注焦點,在於「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當時對大部分香港人而言,老一輩的對1949年後大陸的經濟制度的巨變,及後來各場政治運動記憶猶新;較年輕的則了解文化大革命帶來如何巨大的傷害,而同時亦經歷過六七暴動前後的香港。對這些香港人來說,基本上不想中國式社會主義應用到香港之上。在這個意義上,一國兩制是一種限制社會主義進入或影響資本主義香港的安排。當中重要的保證是香港於回歸後,儘管將會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的一部分,但仍然可以繼續實行資本主義經濟。而在個人及企業層面上,私人產權將獲得保護。當然,根據當時的想法,要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如常運作,還需要有原來的法律制度的配合,和對個人權利、自由的保障。 不「畫公仔畫出腸」的脆弱 當時大部分人的假設是,基於各方的種種利益、考慮,以及面對政治現實的妥協,香港的另一制要在中國的大環境裏持續發展,乃建基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隔,和香港繼續發揮其實際經濟功能與效果之上。在這些前提之下,構思兩制的過程中,除了很原則性的提出體現主權(最明顯的是關於解放軍在港駐軍的安排)的需要,以及寫下種種預防中央在港徵稅、動用儲備等等預防性條文之外,其實着

詳情

從金像獎看到希望

香港電影業的低迷,總令人懷念港產片在八九十年代的黃金時代。去年政治意味極濃的《十年》,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簡直是「反轉」整個電影界,也讓公眾看到籠罩本港電影界的政治恐懼。時隔一年,今年的頒獎禮卻讓人看到希望,至少,香港電影未死。 筆者不是電影專家,只是以一位普通市民去看今年的頒獎禮。今年值得可喜的,是大批新晉導演和幕後人員參與的電影,如《樹大招風》、《一念無明》、《幸運是我》和《點五步》等,在社會上獲得認同之餘,更成功登上金像獎的頒獎台。 更可幸的,是這班開始發亮的電影新人,作品取得甚佳口碑的背後,是獲得一班早已「上岸」的資深電影人大力扶持。也許公眾對藝人曾志偉的行事作風很有意見,但不應抹煞他在扶植電影界新血的努力。 今年曾志偉憑《一念無明》奪得最佳男配角,絕對是實至名歸,但更應為他鼓掌的,是他對這齣只得200萬元政府撥款拍攝電影的支持。看過《一念無明》的劇本後,曾志偉喜歡到不得了,囿於製作費的限制,他沒拿片酬,連紅包也沒有收,他還協助導演拉攏了好戲之人金燕玲和余文樂一同義演,結果成就了一齣充滿「港味」的社會電影。 另一位令人尊敬的,是名導演杜琪峯。獲得今年最佳電影的《樹大招風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