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損了幾代人

編輯邀稿談特首選舉,我一直推卻。直至上周,睇怕編輯應已放棄之時,忽然又收到私訊邀稿。盛情難卻,真的感謝編輯的錯愛,唯有借此地方,略談感受。有些是個人感受,有些是時局看法,若有得罪之處,萬望見諒。 去年12月,我跑去參選高教界選委。唔係人人都知,在選委的界別分組選舉之中,高等教育界是唯一界別有3個不同陣營的非建制團隊角逐。我們這一隊叫Politics 1001,所謂「白票隊」。我們亦是「唯二」(另一隊是在社福界)的團隊說得清楚明白,我們會投白票。而在提名方面,我們主張民間公民提名。 公開講如政治自殺 白票派慘敗 坦白說,團隊一早就打定輸數。因為我們不是主流,我們沒有跟高教界的泛民隊伍「團結」地去參選。只是,有部分團隊朋友想不到會輸到如此慘烈。輸了之後,作為團隊發起人之一,我覺得需要「長考」──長期思考及反省敗選的原因。我在面書上如是說:「先向各位支持我們的高教界選民,深深地鞠一個躬,說一句對不起,辜負大家所託。是我做得不夠,讓你們失望了。你們願意支持我們,這一步不容易,我現在需要的是自省和長考……我好感激團隊內每一個人的無私參與。我好珍惜大家一起為選戰打拼時的幹勁。實不相瞞,我最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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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不能錯?

上周往台北小休幾日。那邊的新聞議題消耗速度,比香港更快。有幾天該處傳媒鋪天蓋地播出某中學的變裝遊行表演,有學生扮作納粹德國近衛隊的場面。當然,其後幾天,就是口水戰。先是照片出現後,輿情大嘩,德國及以色列駐台代表感到震驚及失望,肇事的學校校長引咎辭職。其後,卻有網上及媒體報道指,其實當日的演出,並非要歌頌納粹黨,其演出背後是要道出納粹德國殘害人民之事,為師生叫屈。到了最後,蔡英文總統一錘定音,指這件事是「大人的錯」云云。我是外人,看了幾天新聞追蹤及名嘴評論,感到相當奇怪。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是踐踏人類普世價值的暴行,是全球社會必須汲取的歷史教訓,理應為全球各國必須引以為鑑的惡行。因此,這種事情不應拿來搞巡遊,對吧?即使有學生認為,這個演出的背後具有極為崇高的情操,例如是為了顯示戰爭的醜陋;但形式上,亦不可能用納粹巡遊的方法來展現,對吧?我要強調,我是外人,我感到很困惑,難道這不是地球村每個人的常識嗎?但令我感到最奇怪的,卻是蔡英文總統的回應,令人覺得,事件上學生沒有錯,錯的是大人,以及人權教育流於表面。現在不是說,社會已步入網絡年代,青年比成年人更早接觸不同資訊、更容易掌握不同意見、更早熟更具承擔及批判力嗎?為何現在蔡英文的說法,卻讓人覺得,青年永不犯錯,成年人更要自省呢?社會是否怕了青年憤怒不願指摘?不知從何時開始,社會上的世代矛盾,已經去到一個互相仇視的地步。誠然,筆者已到中年,仍在中下層掙扎,因為社會上層仍是嬰兒潮的一代話事。本文不是探討華人社會嬰兒潮一代如何壟斷政治經濟及社會資本,一直不肯世代交替導致社會發展裹足不前;而是認為,即使青年覺得上位困難機會奇低嬰兒潮霸佔資源「扮晒嘢」而心存怨憤,社會是不是就因為怕了青年的憤怒,而不願指摘青年的不是呢?現在的青年,接觸的資訊比筆者以至嬰兒潮的一代更多,難道就不知道任何社會總會有一些價值、禁忌及底線,是現代文明及普世價值的基礎,不能觸碰的嗎?青年上網,在搜尋器打「Holocaust」,然後細閱相關內容,很自然就會覺得,表達批判Holocaust,應不是持着納粹旗幟巡遊吧?有人說,可能在台灣,青年多投「綠營」,所以蔡英文要做些姿態討好未來選民。但我總不會凡事都以權謀之想法審視之。當然,此事之中,學校、老師以至教育制度要負極大責任。但青年呢?他們會不會在這些大是大非問題上自省呢?至少直到我離開台灣返港之前,不見媒體跟進。因為媒體轉了討論立法院大打出手的年金改革。一個原本是很好的人權教育討論議題,又含含糊糊地燃燒完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3日) 青年 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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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

我後知後覺,很遲才知道 《Jeff Wayne’s Musical Version of The War of the Worlds 》這專輯在2012年尾推出了 The New Generation 新生代版,由全新陣容演繹 H. G. Wells 在1898年出版的同名小說的音樂劇版。第一代的音樂劇專輯在1978年出版,當時只有黑膠版,我記得還有一本同 size 的精美彩色小冊子。當年的陣容也不算星光熠熠,也總算是能獨當一面,例如Justin Hayward, David Essex, Chris Thompson, Phil Lynott和Julie Covington等,最大名氣的反而不是來自音樂界,是曾經七度提名奧斯卡的名演員李察波敦 Richard Burton,聲演記者一角並全程旁述。這套專輯在英國以外不算暢銷,在英國的支持度較高,當中Justin Hayward主唱的《Forever Autumn》曾經打上流行榜前五名,應是最多人認識的一首歌。這類概念專輯Concept Album在七十年代曾經相當普及,尤其是玩前衛音樂Progressive Music的一眾。此後,日漸淡出,幾乎成為絕唱。突如其來,相隔卅多年找來新一代的陣容再錄製,是有點意外。像我的一輩,很自然會將兩者比較。我不想用到「新不如舊」這種形容詞,但相比之下,Gary Barlow, Ricky Wilson, Maverick Sabre, Joss Stone和 Alex Clare,即使加上名演員Liam Neeson作旁述,也着實很難去找一個更適合的形容詞。原則上,這個所謂新版仍然是Jeff Wayne所主導,因此音樂編排上沒有太大改變。今天的錄音技術更先進更高清,音樂編排可以更細致,裝飾花巧可以更豐富,聆聽效果自當更理想。但一班歌手只是獻出自己的聲音,並沒有作真正的交流合作,因此,我相信是Jeff Wayne自己安排的一次自high活動,紀念自己的成就。這類紀念專輯,特別是遇上某個特別的年份,感覺上是越來越多。在音樂商業上來看,是無可厚非,在言論自由角度來看,更沒有理由禁止某些專輯出版。但如果專輯的成事,是一班後輩自發向前輩致敬,一起參與籌備和製作過程,將每個人的不同意念和元素加進去,出來的會是怎麼樣的專輯呢?可能是Jeff Wayne最不願看見的面目全非?又如果有人看完H. G. Wells的小說,有感而發寫作自己版本的音樂劇或其他形式的概念專輯,唱片公司會大力支持,抑或是介紹Jeff Wayne這個版本,告訴這位後輩何不重錄算了,起碼有保證。音樂界理應是創作力澎湃,為甚麼會成了事事論資排輩,處處設限的地方?聖誕節常聽的一首歌《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是八十年代樂壇光輝歲月的印記,三十週年時,以Band Aid 30的名義推出新版本,這已經是第四個正式官方的不同版本,我相信不少人的第一反應必然是,又嚟?當然他們總有些藉口,例如今次要幫忙打擊伊波拉病毒,但能聽進耳的樂迷不會太多。奚落和攻擊的聲音倒不少,特別是針對歌詞的政治不正確性,Bono 和 Bob Geldof都分別跳出來反駁,更令人黯然神傷。如此神曲,如此輝煌歷史,落得如此下場,個中現像和改變,不正是很值得大家反思嗎?Band Aid 1984其實是一個開始,造就這種「一人一句」式的大合唱,其後引發大量跟隨者,如美國USA for Africa的《We Are The World》,加拿大Northern Lights的《Tears Are Not Enough》,Reggae歌手的版本,重金屬歌手的版本,甚至華人樂壇也出現《明天會更好》,以及打後的一連串同類歌曲。再引伸至Live Aid,Farm Aid,Live 8 以至較近期的12-12-12 等慈善演唱會的活動,這種種的引發,都載入歷史,是不能改寫,也不應改動些甚麼。但上面的大串事件,只有Band Aid不斷重覆翻製,物極原是必反。上次 Band Aid 20已經有不滿的聲音,再來 Band Aid 30,真的是開到荼靡,甚麼原意和初衷,早已面目全非,不能辨認,怎不教人唏噓?不少人已談論分析過,但我認為其中的一個原因是,上一代人將自己的一套,硬套到新一代身上,「憑經驗這一套已用了幾十年,一定 work」,殊不知,世代已完全不同,於是出現超大落差,甚至英名掃地。今天的音樂專輯銷量和影響力,都跟卅年前差天共地,社會運動的議題和手法,比以往數十年來更多元和本土化(三十年前的Band Aid Project 是要世人了解埃塞俄比亞面臨的饑荒,從而伸出援手;但今天,吃不飽幾乎是各個大城市的問題,食物銀行長年呼籲捐助),貧窮、饑荒和不公不義,已經見得太多令人接近麻木不仁,因此再用一個已有三十年歷史的舊方法,效果自然不再一樣。不要說籌款數字大不如前,連那增加大家對非洲情況了解這基本目的,都離達標相去甚遠。對於沒有經歷過第一代Band Aid 的新一代來說,不會了解當年的盛況和意義,即使能領略一二,也會笑這班「老鬼」在常陶醉常懷緬過去,更惶論拉攏他們合作,一起面對了。去年,Kanye West和Paul McCartney合作推出一曲《Only One》,在網上流傳最多人討論的是,不少新生代不知道Paul McCartney是誰,繼而是各種取笑新生代無知的聲音,此起彼落,見風駛盡,還踏行油門,像要將新生代一族置於死地。這種態度,不只是加深世代之爭的鴻溝嗎?這其實反映了今天樂壇的現實,口味小眾化,一般樂迷除了自己喜歡的幾個樂手外,其他的可以不聞不問,不相往來,大家也不覺得是一回事。McCartney的擁護者,又有多少人認識West?你真認為即使偉大如The Beatles仍能在一班90後,00後得到認同?不要忘記,The Beatles最後的一張專輯是在1970年推出,已是超過四十年前的事了。McCartney是仍然活躍的一員,不過,又有多少人說得出他上一張單曲的名字?在過去十多年,尤其是在美國,Kanye West對樂壇的影響力,絕對在McCartney之上。但McCartney也不是墨守成規,不思進取,只吃老本的人,多年來,一直發掘新路向,踏足新嶺域,出版過幾張古典音樂專輯,大概一般樂迷略有所聞,是不是各位的那杯茶則是另一回事;他還和新一代的混音師和監製人Youth以The Fireman名義,出版過幾張電子實驗音樂專輯,這個可能不是太多人留意。每一代人都可以為自己的理想,各自追求,或者為同一目標合作,貢獻各自的專長,看看能不能擦出火花,點石成金。如果硬將自己的一套,強加在別人身上,只會惹來紛爭,奚落,指罵,各執一詞,各不相讓,最後各行各路,仇恨越演越深,撕裂永遠無法修補。重聽《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想起Band Aid 30的風風雨雨,實在令人不勝唏噓,是不是可以有一個更好的方法來慶祝這個三十週年呢?新一代的聲音要被聽見,不應要先套在上一代的框架下。樂壇如是,其他範疇也應如是。 音樂 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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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建基本法 中港愈走愈遠

說這次是人大「釋法」,也許是最誤導的一種說法,因為已經是把《基本法》的某些內容加料重新寫一次了,怎麼還可算是「釋法」呢?現在用的是第158條的名義,做的是第159條的東西。基本法第104條中的「依法宣誓」就只有4個字,怎麼可以變出一大篇文章來呢?整部基本法,都沒有「監誓人」這個公職,怎麼可能就加插一個這麼大憲制權力的角色,可以「一誓定生死」,決定立法會議員以至所有公職人員能否就任呢?這就是傳說中的黨委書記嗎?從8.31決議,到確認書,到今次「釋法」,都一脈相承,是為了不容許某種政治傾向的人出任有權力的公職。前兩者是制度上製造一個可以不讓某些人參選的關卡,後者是不理你幾萬票選出來的民意代表,言行不合心水,一樣可以把你打掉。徹頭徹尾的人治九七以來,5次釋法,只有第四次關於剛果案是由法院提請,算是符合基本法第158條的規定,因而反對聲音最少。第二次(關於政改)和第五次都是人大主動釋法,第一次和第三次則是由特區政府提請人大釋法,同樣不符合基本法第158條的規定。每次釋法都是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由上而下設定新的規定改變基本法的內容,其實是一種僭建。2004年釋法把啟動政改的三部曲變為五部曲,今次在宣誓程序上加上這許多限制,說是為1980年代起草基本法時的「立法原意」加以解釋?能說服誰呢?證據呢?這只不過反映政權今天當下的政治需要而已。說到監誓人可以判斷宣誓者是否「真誠、莊重」(選舉主任就是這樣做呀)地宣誓,而決定民選代表可否當議員,那已經是徹頭徹尾的人治了。中國共產黨的官方政治意識形態,法律和憲法都是上層建築。共產黨既然號稱「代表全國人民」,便可以主導所有這些制度架構,於是法律只是為政治服務,可以為了政治需要而把法律和憲法肆意改變,甚至將之用作高層權力鬥爭的工具。一國兩制、香港的司法獨立和高度自治、國際形象,以至未來發展都可以犧牲,全都只是這次權力鬥爭中的某種附帶損失(collateral damage)。中共對法律的看法和香港的西方法治精神相異,是一國兩制最大的深層次矛盾。把政治工程包裝為法律行為,對香港的法治制度和精神、香港人對法治和司法獨立的信心,以至一國兩制,造成最大的破壞。一國兩制的最大矛盾和困難,是中港之間的政治價值差距;準確一點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和香港人民間的政治價值差距。香港人重視法治、人權、自由、民主、程序理性。一國兩制,本來的設定就是要保護這些價值在香港可以維持,令生活方式可以50年不變。暴露中港政治價值鴻溝如果問為什麼近幾年港獨思潮蠭起,你也許可以說梁振英是「港獨之父」吧;但港獨的「老祖宗」又是誰呢?自2008年來,中港在政治價值上愈走愈遠。近年來中國對異見和言論自由愈加高壓,而香港(尤其年輕一代)隨着人民教育水平和公民意識提高、世界民主思潮影響,崇尚自由民主的人愈來愈多,這政治價值的差距愈來愈大。你可以禁絕任何口頭宣傳「香港獨立」的人出任議員,但不會令港人歸心,客觀效果是令港人愈走愈遠。收回主權近20年,香港人(尤其是沒有怎麼經歷殖民統治的年輕人)愈來愈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人心回歸」的工程完全失敗。你可以看看國民黨威權時期的台灣,不單禁絕台獨思想,連學校內講台語也是禁絕的,最後又怎樣呢?你無論重複多少次「中央有誠意落實一國兩制」、什麼「基本方針不變」,搞一次這樣完全違反香港人核心價值的僭建基本法,完全暴露了中港政治價值上有不可修補的鴻溝。你希望港人支持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他們究竟應該支持哪一個時空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呢?如果一國兩制不單代表沒有真普選,還代表中國政府可以隨意改變遊戲規則和破壞高度自治和香港的法治和司法制度,那還如何可以吸引年輕人支持一國兩制呢?李飛說,他相信過若干時間後年輕人會看清楚;現實是,因為你們,他們昨天就已經看清楚了。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1月8日) 基本法 一國兩制 世代 人大釋法 李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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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kémon GO.打風.小確幸

看起來三者風馬牛不相及?非也。Pokémon GO一上架,就以雷霆萬鈞之勢風靡一眾訓練員,他們焚膏繼晷地經營其寵物小精靈圖鑑。另一邊,早前颱風妮妲襲港,一眾訓練員,包括非訓練員的筆者,都祈禱颱風賴在香港有多久就多久,以求讓我們一眾打工的賺得半天一天的假期,繼續娛樂生活,那怕,我們隱約知道,我們其實是把千千百百個要在颱風日緊守崗位打工仔,放在休閑日這個祭壇上面。也許,這兩群立場矛盾的人,會對就這種小確幸甘之如飴的我們,感到憤怒和嘆息吧。若是那些深信獅子山下精神的藍絲,一定會痛罵我們是廢青,批評我們耽於享樂,不知上進;若果那些信仰左翼的前輩,也會嘆息為何我們不用玩Pokémon GO的精力去致力工人運動,這樣要標準工時有要標準工時,要集體談判有集體談判。想到這裏,我們就得反問,為什麼我們要守着這點點小確幸,不再去努力工作,不再去力求上進,不再去遊行抗爭?哪怕,我們隱約知道,這點小確幸,隨時會有被摧毀的一刻。若果,我是通識科的考生,試卷上要求我分析這個現象,我想,我會這樣答:這是世代之爭。哪怕有不少上了年紀的人玩Pokémon GO,但是,他們只是把它當作純屬娛樂,也許可以輕易拿得上,放得下;但是,對於年輕一代的我們,Pokémon GO等課金遊戲,多了一重意義,哪怕明知是虛幻,也值得我們去追求。就像馬斯洛所言,Pokémon Go對於年長人僅是低層次娛樂需要,但是對於我們來說,恐怕是最高層次的意義追求。也許藍絲、黃絲都會很憤怒,為什麼我們這些廢青,不好好安份打工升職買樓,或者好好上街抗爭爭取民主,反而要靠一個小小的Pokémon GO尋找滿足?這是因為,就算不用讀皮凱提的《廿一世紀資本論》,我們也知道,世界不像毛主席所言,終究是我們的——而是終究是上一輩的,無論他們是藍絲,還是黃絲。他們享受了工資增長最好的年代,耗用了大量地球資源,現在也掌握了工作場所的話語權。我們若果像藍絲所以好好工作上游,工資每年也增長緩慢,買樓結婚無望;若果像黃絲所言奮力抗爭,又會被老一輩抗爭人士譏笑「╳毛都未生齊」。也許,這是世代隔膜,我們這一代在社會探索、工作和抗爭時,更追求形而上的東西;但是上一代卻往往以效率、紀律、自我局限的經驗來評審我們。結果,我們都被摔得重傷,到最後,部分人就只能退回自己的世界,因為在自己能掌握的世界,好像才是「自由」、「自在」的所在;這小確幸的意義,我們才能確實地把握;我們在逐一捕獲精靈,完成圖鑑,才能感到成就。我想,這個死結的解開,並不是很容易的事。迷惘地想,只有一個時代,充滿希望的氣息時,才能讓人有枯木逢春的感覺,人才願意放下手中的Pokémon GO,不再祈求颱風,會正式地介入這個世界。作者簡介:網誌《柏楊大學》的校長兼校工。因為和司馬遷一樣,心中有鬱結,所以才動筆為世界而寫。以前迷信市場,現在是左翼。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6年8月13日) 世代 Pokemon Pokémon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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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有勇氣正視挑戰嗎?

最近坊間有關悼念六四的辯論,呈現出一些頗值得進一步了解的現象。這些現象跟辯論的內容無關——坦白說,在當代社會裏誰也沒有權威將某種絕對價值、道德觀念加諸於別人身上時,對民族、國家、政治、宗教等等的態度,早已變為個人生活方式、風格的選擇。個人喜歡作出怎樣的決定,沒有必要通過否定別人的選擇,來為自己的立場找個所謂合理的解釋。而那些所謂辯論,基本上是各自表述居多,甚少真正進入對方的立論基礎、推理邏輯。整個辯論本身,一閃而過,沒有留下很深刻的東西。愈來愈多聲音對年輕人感不耐煩但值得留意的是,在進行辯論的過程中,坊間的情緒起了一些變化。當然,這些情緒上的變化並非在社會上各個階層、圈子均有相同的轉變;我敢肯定,社會上的意見依然相當多元化,暫時仍難以見到一種明顯的轉向。不過,話雖如此,最近我們的確可以開始感受到情緒、語調、態度的變化。說得直接一點,社會上愈來愈多聲音(當然,年輕人可能會憤憤不平,因為主流是由非年輕人所組成)開始對年輕人感到不耐煩。這份不耐煩並不完全是源於對他們的政治主張有強烈意見(說句老實話,其實到目前為止除了知道他們很不喜歡中共之外,仍不知道他們打算怎樣改造這個社會),而是覺得在操作的層面上充滿負能量,難以說服他人這是一條出路。之前很多人會覺得由反國教、「雨傘」等社會運動發展至今,時間尚短,不應提出過分的要求;又或者認為年輕人敢於創新,自會有一番新的見解,由他們來提出新的主張,只是時間問題,不宜給予他們太多壓力。但現在的情况是,那份耐性正在快速消失之中。跟一位年輕朋友提到上述問題,他的反應也很直接(也很有一份豪氣):「誰要你有耐性?」跟他討論什麼是當前香港社會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還好他並不知道這出自毛澤東的《矛盾論》,否則他應該早已拂袖而去),他的回應同樣直接:「不要搬出『大局』來壓我!」明顯地,在他眼中,面向政治理想,哪有退讓的道理。在建構新的主體之前,首要工作是解構香港民主運動中的意識形態阻力——「支聯會」代表的是對中國的認同和將香港民主化跟中國政治發展扣連起來,而溫和「泛民」則因為以「和理非」為包裝,掩飾其投降主義的本質。兩者結合起來,成為過去二三十年來香港未能爭取全面民主化和取得更高度自主的主要因素。從這個角度來看,好些年輕人認為那時而以「和理非」為手段而處處對北京讓步,時而包裝為愛國愛民主而將香港民主運動引向錯誤方向的溫和「泛民」,確實應該是他們的民主路上的首要敵人(甚於親中及工商界等建制派),想到要先滅之而後快,自有其推理邏輯。在過去一段時間,溫和「泛民」一直不太明白為何自己成為了攻擊對象,其實原因只是那些年輕人還未正式宣戰而已。有人覺得上面所講的情况,背後原因是時下年輕人要挑戰權威,喜歡「拆大台」。要「拆大台」,那是肯定的了。但很多人似乎忽略了年輕人也有「拆細台」的愛好。所以,隨着時間的過去,我們見到更多的是不斷的「細胞分裂」,而不是有機的重新組合。小群體的形成是可以理解的,至少它們較易組合起來,並且團結鞏固。但我們見到的是很多小群體極力保持其獨特性,而不是通過協商、妥協,尋找起碼可以接受的共識,而打造出一個更有力量的組合。或者他們重視的是過程而不是結果,不會以成敗論英雄,但這樣的一種組織形態可以怎樣長期發展下去,是一個不能迴避的問題。未來兩年傘後政治不能一事無成未來兩年是香港社會的關鍵時刻。連場選舉當然是重點,但最為重要的倒不是選舉的結果(特首將會如何產生,早已成為定局),而是那個過程。而在這個政治過程之中,又以「傘後」各方勢力(尤其是年輕的一群)的表現,至為重要。我所講的表現,並非指實際取得議席又或者選票的數目,而是他們打算以怎樣的一種方式來表達其政治理想、爭取實現政治主張。真的沒有「大局」嗎?溫和「泛民」較諸建制中人真的更「邪惡」嗎(因為溫和「泛民」所講的自決,最終一定遠低於年輕人的期望)?究竟有無具體目標?有無可操作的政治訴求(例如怎樣在議會內只屬少數而又可推動自決呢)?我想指出的是在未來兩年內,「傘後」政治不能一事無成(令溫和「泛民」沒有好日子過,並不是什麼政治成就),否則那將會是一整代人的挫敗。我提出這個問題不是因為我認同他們的主張(確實不明白他們在說些什麼),而是我們應該不難可以感受得到,社會的耐性正在降低,對於一些言論、行動的反應,已再無以前的包容。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是一件好事:「傘後」政治的「蜜月期」已經過去,要進入現實中的政治。他們需要思考結盟、合作;可是,年輕一代人的合作能力是超乎想像的低(他們或可於一個「爆炸點」上跟他人短暫合作,但那種能力很快便消失)。他們需要思考民主步伐、自決以外的課題(簡單如資源分配),但卻一直躲在一些大題目(如自決)後面,遮掩其迴避問題的做法。挑戰已擺在面前,但年輕人有正視這些挑戰的勇氣嗎?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6月10日) 青年 世代 拆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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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要在乎你耐不耐煩?

最近在《明報》讀到呂大樂教授的文字,內容大抵是社會對年輕人「不耐煩」。呂大樂的原文:「我提出這個問題不是因為我認同他們的主張(確實不明白他們在說些什麼),而是我們應該不難可以感受得到,社會的耐性正在降低,對於一些言論、行動的反應,已再無以前的包容。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是一件好事:『傘後』政治的『蜜月期』已經過去,要進入現實中的政治。他們需要思考結盟、合作;可是,年輕一代人的合作能力是超乎想像的低(他們或可於一個『爆炸點』上跟他人短暫合作,但那種能力很快便消失)。他們需要思考民主步伐、自決以外的課題(簡單如資源分配),但卻一直躲在一些大題目(如自決)後面,遮掩其迴避問題的做法。」(〈年輕人有勇氣正視挑戰嗎?〉,6月10日)有一些年輕朋友讀完之後,說呂大樂「落井下石屎」,說他不站在年輕人一邊,而且還要封起井,要年輕人死。老泛民有正視挑戰的勇氣嗎?我倒也沒有太大的感覺。畢竟,不耐煩的,是整個社會、整個世代。如果我換些字詞,如這樣子:「我提出這個問題不是因為我認同他們的主張(確實不明白他們在說些什麼),而是我們應該不難可以感受得到,社會的耐性正在降低,對於一些言論、行動的反應,已再無以前的包容。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是一件好事:『○三七一』政治的『蜜月期』已經過去,要進入現實中的政治。他們需要思考結盟、合作;可是,老泛民的論政能力是超乎想像的低(他們或可於一個『爆炸點』上跟他人短暫合作,但那種能力很快便消失)。他們需要思考民主步伐、六四以外的課題(簡單如世代交替),但卻一直躲在一些大題目(如六四)後面,遮掩其迴避問題的做法。」挑戰已擺在面前,但老泛民有正視這些挑戰的勇氣嗎?年輕人和老泛民被批判的事情,是一樣的。而我的高級知識分子、現職某大學合約講師的朋友K就說:「當大局沒有年輕人,為什麼要大局為重?香港撕裂,大家都輸。如果我是年輕人,為什麼我要給你贏、我輸?就大家都輸,大家一齊仆×吧。至少我死,也要找你陪葬。整你唔死,都要你辛苦一下,佢地都當贏㗎啦。咁如果大家都輸,即係冇人贏啦?對後生仔來講,仲叫有得打。但要後生仔『大局為主』,聽『雷動計劃』,乜乜物物,我想,用依家高登一句網絡術語講:真係『so99ly』,睬你都生芒果。」老實說,年輕一代有的是時間,但年老一代有的是權力。他們有權做很多事情,要年輕人死無葬身之地。由移民權、社會結構、收入結構,「廢青」之所以被稱為「廢青」,都是因為年輕一代已不想再跟上一代甚至上兩代人的模式走下去。而上一代的人,總是叫着「大局為重」,很簡單,因為他們都感受到,如果年輕人上位,他們會無立足之地。K說:「你可以想像支聯會的×××不做社工,唔幫新移民來香港搶公屋搶綜援,佢仲有咩謀生能力?你可以想像何×仁退休後,仲可以有咩影響力?」我不想想像,他們的人生,跟我無關。「但事實就是如此,呂大樂的話,好狠。佢就係話你知,年輕一代,就將要被同化,要顧全大局。」K說:「但大局跟我無關,我寧願投建制派。畀泛民知道,如果我哋唔顧全大局,佢會冇咗份工,佢就會理我哋啦……」一談到政治,都是你死我亡的事。顧全大局?當局中無我,何苦要我顧全大局?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6月15日) 泛民 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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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燭光提醒我們毋忘初衷

從來沒打算寫六四。因為悼念是理所當然而又很個人的事,記不記起,悼不悼念,怎樣悼念,只是出於自己的良知,只是對自己負責。我也深信點起燭光的每一個人,都是持守民主人權公義的,那點燭光從沒熄滅,每個人在各自的時空和六四亡靈繼續啓蒙蒼生。因為這是顯淺不過的真理常道,面對今年的「劃上句號」和「鴇母龜公」,鋪天蓋地的單打揶揄侮辱,排山倒海的勸說反擊痛罵,我原以為都是沒必要,大是大非面前,人心都是澄明的。直至唐曉昕在燭光晚會潸然下淚。直至孫曉嵐說「一如世界各地,中國的民主理應由在地的人民去爭取,港人是無理(由)去承擔這份強加的必然責任。從今以後每年『六四』,我們遙祭『六四』死難者之前,亦同時要為被出賣的香港去默哀」。我按捺不住了。雨傘運動爾後,我和許多疼惜年輕人的人一樣,努力令身邊不明白的不贊同的放下成見,鼓勵勸說他們嘗試從年輕人角度想,理解年輕人的理想、年輕人的爭取、年輕人的原委。我失敗多,成功少,也因此付出了親情友情,此後,有竭力不再觸及這些話題的,有老死再不相往還的。難過,但我相信年輕人是未來的希望,如果大家都毋忘初衷,總有走出困局的一天。因此,今年聽到的那些話,比之當時雨傘變成照妖鏡,發現自己認識幾十年的朋友竟是人獸鬼變色龍,更令人痛入心肺。如果初衷是爭取民主,我們沒可能獨善其身,請不要背棄、甚至攻擊同路人,更不要輕言放棄。也請不要偷換概念,支聯會不等如入中聯辦的三子,去燭光晚會不等如支持支聯會,燭光悼念不等如行禮如儀。「學術討論」的確可擇他日舉行,可以更學術,更有事實基礎,更從宏觀看,更從歷史發展出發,並且更有尊重。讓燭光提醒我們毋忘初衷。文:如一 六四 本土派 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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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先做人,再做香港人

廿多年來,每年六四接近都會引起或大或小的爭議。早年以參加六四維園集會的人數作為對中國和特區政府不滿程度的寒暑表,後來又有是否應該放下六四包袱的論爭。而最近幾年,因為本土主義思潮冒起,有人開始詛咒維園集會,又有另起爐灶的舉動,今年更因多間大學的學生會以搞論壇取代悼念,又提一些悼念要終結、對中國民主沒有責任等言論,又再引起一番爭辯。其實,爭論的內容不外乎在某一些本土派思潮的影響底下,將悼念六四解釋成與建立本土認同,推動本土主義運動互相衝突,人們只能二取其一的結果。筆者認為,要解開這種二元對立的迷障,不單止要說明兩者不一定有矛盾,更要認真去反思爭議中的主要課題,也就是「六四」和「悼念六四」是什麼?作為一個一九八九年曾經在學運期間,一度北上到天安門觀察和介入運動的過來人,筆者一直認為我們需要去區分「八九民運」和「悼念六四」。「六四悼念」被本土派攻擊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工具。但八九民運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嗎?要區分「八九民運」和「悼念六四」事實上,由四月中胡耀邦逝世,到六月四日屠殺發生的,是一場爭取民主、改革中國政治經濟狀况的運動,這場社會運動受世界矚目、受國際關注,在國內也捲入了全國各地大學生和不同社會階層。直接參與或間接聲援的是全世界各地關注中國問題人士,當中包括華人與非華人,是一場首次以電視直播全球,全球同步支援的一場民主運動。當屠殺發生後,它立即變成人權運動。這一場絕非只是民族主義甚或愛國主義運動。相對地,六四屠殺和廿多年來香港的悼念抗爭只是八九民運的派生物。但在焦點只放在每年香港維園的悼念集會的情况下,人們日益地把八九民運的整體淡忘。於是後來者(特別是今日的年輕人)可輕率把六四理解為「又一次暴政屠殺」。為什麼認識和反思「八九民運」是端正「悼念六四」爭議的前提,是因為從一個複雜歷史的角度,我們才能真正呈現香港人當年如何介入一場民主運動、介入中國政治,以至反思香港人與整個八九六四的關係,以及香港人和中國人的關係。事實上,當年先知先覺地號召香港人要關注和聲援北京民運的,並不是香港的主流民主派領袖,而是學聯和一些以批評民主回歸路線知名的激進小團體(如「四五行動」),以及一些臨時組合成的知識分子組合。香港人初時介入的動機是單純地支持學生,與民族主義完全無關。及後李鵬與學生對話破裂,戒嚴令宣布,大量香港記者北上,香港支援運動也募集大量物資送京,香港人被捲進成為運動中的一種參與者。及後清場和屠殺,香港人才退而成為屠殺見證人。「香港共同體」意識的起點從旁觀、支援,到介入、到見證,香港人經歷了多種位置和視點的轉移。在認知和感情上也大起大落。在殖民地長大的人,不單第一次揚棄身上被動被支配的殖民地子民習性,也第一次投身一個既親近,亦遙遠和不太熟悉的中國,並且成為歷史締造者之一。香港締造北京民運的歷史分量不多,更多地是把一個本來談政治色變的殖民地保守社會,改變為一個道德的共同體。如果說,什麼是一種有主體性的香港共同體意識,八九六四絕對是一個關鍵的起點。這種「本土」,當時就已經出現。這個道德共同體的成立,其道德資源是北京那班在無私無畏地抗爭的學生,他們的熱情和英勇,為疏於政治的香港人作了示範。民運的香港效應不是對共產政權的恐懼,而是道德啟蒙。如此在運動中塑造的共同體意識是跨邊界、跨族群,甚至跨國界的。因為香港人當時帶進北京的,除了物資之外,最寶貴的正是「他們」欠缺的國際聯繫、視野、做事習慣等。在運動當中,一切皆在互相轉化,邊界區隔隨時超越,你我難分。這是一種流動但共同的團結經驗。當年除CNN之外,最有效令這場運動成為捲進多國進步力量介入和聲援的就是香港人,香港人找到了香港人在運動中的身分。當這場運動以慘劇終結的時候,我們「能夠」離開,「為了見證」也需要離開,說明香港人和內地人在運動中彼此難分,但到底仍有根本差異。不過,亦正是這種刻在香港人身上的「香港特質」,他們的護照和證件,使香港人成為運動的最後見證者。八九六四最能給予香港人主體身分感覺的正是這幾十日「與真理與正義同在」的感受。這是靈性的提升。從此,香港人再不能像過去一樣小看自己。而這正是identity的原初真義所在(成為「人」)。「倖存者」意識 難民城市的救贖六四屠殺,令千千萬萬的香港人日夜守候電視機旁,憂心中國局勢,也憂心駐京港人的安危。香港這社會從來沒有這樣視記者為英雄,視自己的錄影機、fax機、影印機為抗爭的工具,人人都是行動者,也視彼此為一群良知見證者而互相信任。從那些曾經與「真理與正義同在」的回港港人身上,香港人分擔那苦澀不堪的「倖存者」意識和內疚。不過,這種「倖存者」意識又正好是香港這個一度以難民為主要人口的城市的一種救贖。因為一切過去的難民經驗中的飄泊身世、屈辱與無力,都在這種充當屠殺倖存見證人的命運中重新獲得了意義。追求個體自由的卑微,在六四內疚和守喪之中,昇華為守護此自由城市的公民意識。自六四起,這個城市不可能再只是一塊殖民地。及後,廿七年來,悼念六四是界定香港人的道德政治術語,「反轉軚」是香港人悼念抗爭的日常經驗。及後當大陸的人民也淡忘六四,悼念六四的本土意義只有加強,沒有減少。因為這種只有香港人才會持守,定義香港為五星旗下唯一自由城市的傳統習慣,更能突顯出北方那夢魘國度的淪喪;也更能突顯出,在人類對真理和公義的追求中,香港和大陸所處身的差異的位置、差異的角色、差異的命運。這種獨特性也是identity的第二重意義(成為「香港人」)。今時今日,持守追求公義自由信念的香港人求助於本土意識。本土主義的合理性在於它渴慕一個不受天朝主義、中華國族沙文主義制宰的香港共同體(族群或民族也罷)。但是,很多本土主義者都沒有留意,正如哲學家McIntyre所講,構成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不是他們有沒有共同處境,而是他們中間有沒有一套共同的公民德性(civic virtue)。儀式與「公民宗教」在集體回憶中可以被共同呼召出來的公義、是非、與真理同在的經驗。最高貴極致的社群道德經驗就是犧牲,共同體是因悼念這些犧牲的重複經驗而得以維繫。這種重複正需要透過儀式而實現,因為儀式就是這種集體共同記憶可以跨時間跨代相傳的載具,它有類宗教的功能。社會學家Durkheim也指出,共同體團結的最高形式民族主義只是宗教的替代。Bellah就形容那些把公民凝聚起來的儀式,是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構成部分。用這個角度看,六四的周年悼念所起的歷史作用,正好是某種意義上香港的公民宗教。這就是為什麼當每次悼念終結和放下包袱的論調出現,不少人都會表現出受到穢瀆和侮辱的強烈反應。現在社會當然不受個別宗教所控制和支配,但對儀式的輕視和鄙薄源於原子化的個人主義,這種思想與追求共同體團結的口號正好背道而馳。因為,如果以本土主義要另起爐灶,他們要的不是反儀式,而是另建一套信仰、儀式與記憶,或者重新演繹既有的道德傳統和儀式操作。如果一般性地反對「行禮如儀」的話,那是追求個人主義自由,不是追求一個政治集體。本土論述 動機混雜筆者觀察這幾年來的本土思潮和運動,固然有不少強烈的以本土性為名的訴求存在。一些以「民族」之名,一些以「獨立」為綱,一些要強化「族群」意識。然而口號雖吸眼球,但論述基礎卻相當薄弱。而毫不驚奇地,動機非常混雜。有時也難以分清眼前所見的,究竟是一種族群對抗?一種身分爭戰?還只不過是一種世代反叛的現象?因為,以族群、民族之名的運動,追求的是最大程度的族群團結,民族亦以「世世代代」延綿的道統或文化精神為共同體的基礎。族群的共同記憶、共同信念、習守的儀禮自是族群的珍寶,不會輕言毁棄,重新揑造。這是任何移居社群維繫族群性(ethnicity)之特徵。不過,移居社群往往又見代際鴻溝,移民第三、四代會有強烈的反叛情緒,以父輩為鬥爭對象,這是世代之爭,毋須大驚小怪。香港的本土主義究竟真的是這城市命運共同體上主體意識的強化?還是以本土主義之名,但實際是一個世代隔閡和互相鄙視的折射?又或者是一些有中年危機的上一代,投射到下一代身上,代為完成其狂想的現象?新世代當然沒有責任一定要去維園悼念(正如子女拜山也難以強迫),但如果你關心本土政治共同體的前途,你也有責任了解八九民運的全面歷史,它絕不單止是血腥屠殺,不單止是共產黨不可信。這樣你才會懂得以尊重香港歷史的態度,評價運動中的功過責任,用民族主義之外的視野去整理八九和六四悼念抗爭運動廿七年的經歷。我們都沒有責任以參加饑饉三十的心態去維園打卡,但卻有責任去認識八九民運與饑饉三十不能輕率混為一談。如果你關心本土,亦有責任認識環繞六四後二十七年的道德抗爭如何塑造香港人的自我認同,我城的文化傳統。不過,如果你要堅持全新一代香港人已有自己的回憶,自己的犧牲、由今天起已有屬於自己世代全新的香港民族神話、傳說,八十後及以上的老屎忽都應自動消失,你或者會很想如Me世代一樣的說:「我沒有責任去了解你們,但你們有責任去了解我為什麼不了解你們?」——那恭喜你了,你可以繼續奮鬥三十年(ready?),最好成功。但若是很不幸失敗,也不要奇怪為什麼別人會認為沒有責任去記起你。這就是把我城搞得沸沸揚揚的「本土」嗎?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5月29日) 六四 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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