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敏:歷史還是宣傳?

早前中國外交部指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失效,最近李飛來港談到一國兩制的前世今生,對中英聯合聲明幾乎隻字不提;教育局的中史課程大綱,並沒提及六四事件或六七暴動;李飛鼓勵年輕人學好歷史,王振民則叫港人不要糾纏於歷史上發生的不幸事件。這些言論,似乎都在淡化一些中央不想港人記得的歷史。殖民地的年代,我們讀的中國歷史是由上古史一直到民初軍閥割據的年代,二次大戰後的現代中國是一片空白。回歸以後,情况似乎沒有太大的改變,中共建國以後的歷史,不但在正規課程沒有交代,即使坊間較具體和客觀的中文論述也一一欠奉,反倒是西方學者不乏對現代中國有詳盡客觀的研究。香港有多少學生認識國共內戰的來龍去脈,明白土改畝產萬斤糧食的荒謬因由,還有延安文藝座談會,百花齊放後隨之而來的反右運動,海瑞罷官揭開慘絕人寰的文革悲劇?京官要港人認識的只是中國美好的一面,這種選擇性的記憶,只會讓歷史隨政治氣候而改變,領導人一朝失勢便可在歷史中抹掉,這不是歷史,只是執政者的政治宣傳。英國文化的特點是敢於自嘲,敢於面對自己的缺失,民間對政府的嬉笑怒罵,政府只是一笑置之。相對中國人就沒這種氣量,諷刺政權只會落得慘淡收場,百花齊放不是落得百花凋零的下場?香港學生不喜歡讀歷史,其中一個原因是歷史課只注重背誦記憶,欠缺分析和思考。西方教歷史,注重對資料和數據的分析,如果我們不改變教授歷史的方法,結果只會培養一班不能明辨是非黑白的愚民![陳文敏]PNS_WEB_TC/20171213/s00202/text/1513103070279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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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瀾既倒,老成何以謀國? 讀李鴻章傳而懷想中國

梁啟超比李鴻章小整整五十歲,但只比李鴻章晚二十八年去世,他和李鴻章可以說是同一時代的人。李鴻章一九○一年去世時,梁啟超正因戊戌變法流亡日本,聽到消息即開始寫作這本傳記。該傳記於一九二三年正式出版。 數十年來我們一直將李鴻章視為秦檜一類的賣國賊,由他經手與列國侵略者簽署了多份喪權辱國的協議,以致百年以來遭國人唾罵,被吊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可是梁啟超在這本客觀平實的傳記裏,卻對李鴻章寄予深切的同情,給予他恰如其分的歷史評價。他說︰「著者與彼,於政治上為公敵,其私交也泛泛不深,必非有心為之作冤詞也。」他又主動披露自己寫作這部傳記的心迹︰「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 李鴻章一生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打仗、二是辦洋務、三是辦外交,三件大事又基本上依時間順序貫穿他一生,傳記因此分為「李鴻章之位置」、「李鴻章未達以前及其時中國之形勢」、「兵家之李鴻章」﹙上、下﹚、「洋務時代之李鴻章」、「中日戰爭時代之李鴻章」、「外交家之李鴻章」﹙上、下﹚、「投閒時代之李鴻章」、「李鴻章之末路」,再加上前面的「緒章」和末尾的「結論」,全書約七萬字,篇幅不長,文字也不太深奧。讀這部傳記,不只了解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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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香港亂局的中國歷史因素

環顧歷任行政長官,皆缺乏政治家領導才能。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曾言中央不想香港有政治家,擔心尾大不掉,過往政治學者多講述港英時期沒有培養相關人才,故本文不作多言,只會嘗試剖析內裡中國歷史原因。 翻開中國政治史,其實是一部猜疑史,只要讀過當中政治鬥爭,再身在其位,妄想被害指數會幾何級上升。已故史家黃仁宇在其名著《萬曆十五年》曾言,中國政治,不需要你有造反的證據,只要你有造反的「實力」,便會搞你。以下,從史例觀其原因。 首先,翻看歷朝地方官制演變,皆由中央政府派員監察地方,俗語謂:「不怕官,最怕管」,監察者「約定俗成」,取得實權後,鵲巢鳩佔,後來中央將其品位提升,名實相符。從地方需要監察,可見對彼等普遍不信任。但這也怪不得皇帝,歷朝確實有不少地方割據史實。 中央政府,自秦設宰相,君相兩權屢相爭,互相制衡。明太祖怕大權旁落,索性廢相,自行處理大部分政事,可見猜疑心理。當然,歷史不乏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位極人臣的權相,甚至於取皇帝而代之。 到兵制,承接上面地方政事,不時有軍閥割據,每朝皆懷疑武將,不少開國時,確立兵將分離制度。宋代有禁廂兵換防,強榦弱枝。明代有五軍都督府,明初又有分封。至戰事吃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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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史科的反璞與昇華:經世致用

「經世致用」指將知識應用於現實,貢獻社會,此乃古代儒家士人的最高理想。學術需要回應及切合社會的需求,否則早晚會被社會淘汰,這點在過去的歷史中不乏例子。「社會的需求」既代表促進社會進步的推力,亦反映人們對該項學科的興趣。以一門傳統學科而言,中國歷史科在近年似乎遇上了瓶頸位置,其非但沒法在芸芸學科中突圍而出,反而更逐漸失去主流學科的地位。本文欲探討一下中史科今後的去向及發展,若有謬誤之處請各位前輩不吝指正。 中史科於現今普遍被視為對就業前景未有太大幫助的學科,高薪行業諸如醫生、律師等皆不須具備中史科的學歷,而剩下來的亦只有競爭激烈的教師一職。中史科長時間止步於考據階段,且未能完全過渡至現代學科的領域當中,這種滯後成為中史科的劣勢。再精準一點而言,中史科現時的定位尚停留於學術研究的領域,其似乎對於現實科學及職場應用未有太大的滲入。香港社會競爭激烈,當中史科未能從學術化成工作技能以加強學生競爭力時,其被主流輕視實在不足為奇。 在新世代的生活環境下,中史科有必要進一步強化現代學科的性質,以回應社會的需求,其應在過往重視考據、學術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延伸及擴展其實際應用程度。帝王將相、治亂興衰史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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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氛圍下香港歷史教育的處境:從DSE試題說起

「請問三位,你們認為在中小學教授香港、中國和世界歷史,是否同等重要?我們在教育下一代時,是否應該同時培養學生的本土、國民和世界公民的身分?」這道題目,原本是我在特首選舉論壇上希望向幾位候選人提出的。 日前揭盅的文憑試歷史科試題,引起市民,尤其是網民的廣泛討論。筆者當天先後接受新媒體、傳統報章以及網上電台共5個訪問,發現傳媒朋友大多關心個別試題是否抵觸了政治禁忌或底線。網上氣氛更加熱烈,社交平台上的一張試題截圖,竟然引來超過3,000個「分享」。有人為擬訂試題的考評局感到憂心,表示他們日後將受到政治審查,甚至「清算」;另一邊廂,有建制媒體訪問資深教師,借此提出題目難度屬大學程度,暗示對考生帶來不公;亦有自稱來自「愛國學校」的教師,在報章表示「希望各位不要再抱有狹隘的思維,認為愛國學校老師就會歪曲中國歷史。」的言論以作回應。在當今香港的政治氛圍下,以上情況實在不令人意外。然而,筆者期望從歷史角度出發,進一步審視這現象,並討論這事件為社會帶來甚麼啟示。 應屆歷史科有關「中國共產黨指導原則」的試題有政治含義嗎? 現時高中歷史科的課程共分為三大部份,其中一部分為:主題甲「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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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正香港學子對唐代軍事的錯覺

會考之時,讀到安史之亂,指安祿山為「雜胡」,即父母皆非漢族混血兒,又指其手下多胡將蕃兵,自有異心,更提及往後唐室拒外,疑忌非我族類,對前輩論述,我不敢茍同。 首先,其時北方,胡漢雜處,兩族通婚,甚至幾族血統皆有,是平常事。以雜胡形容安氏,難免有種族歧視之嫌。上課時,老師直言安祿山是「打亂種」。然而,尋根溯源,吾等漢人遠祖,原只居黃河流域,到今天我們也是混血。 唐室本身有胡人血統是常識。觀乎唐初各權臣猛將姓氏,長孫、尉遲,皆非漢姓,太宗時已有重用胡將。安史亂事發生在玄宗之時,外族將領,不止祿山,還有突厥人哥舒翰,高麗人高仙芝,有平亂之功的李光弼,更是契丹人。 至於往後拒胡排外,也許找到相關文獻,或真有其事,但今天吾人常諷刺大陸人:「身體很誠實」,我們不難從史實找到反例。唐末有黃巢之亂,勤王平亂而有功於朝廷胡人,有羌族拓跋思恭及其黨項兵(其後代到宋朝建立西夏),突厥別支沙陀族的李克用軍團。往後此兩人更因功賜國姓。請不要說我以偏概全,我是以反例推翻全稱命題。 從以上證據,可知唐朝不止文化不排外,軍事上也重用胡人,即使安史亂後之唐末,亦有禮遇起用例子。學子常聽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很容易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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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孩子愛上中史吧!

最近我為港台寫了一篇「香港家書」(2016年12月31日),以我小兒子(中一)的經驗,來帶出幾點我對教育與身分認同關係的看法。「家書」的篇幅很短,不容許把來龍去脈說得很清楚,因此驟眼看來我好像是「反對中國歷史」。在這裏,我希望再次重申,我絕對支持中學、小學加強歷史教育,包括中國歷史。現中史教育過分注重史實記憶我中史的啟蒙老師是預科時的毛sir,當年讀的是教會學校,但他的第一堂課,就是「唯物史觀與英雄史觀的分別」,後來更介紹了金耀基(我後來的老闆)的《從傳統到現代》。在中六暑假,我差不多花了兩個月來讀內地有關「明清資本主義萌芽」論戰的學術文章。當時在他的鼓勵下,我還當了校內中國歷史學會主席,搞了一次聯校中史問答比賽。我在高考時同時念中史、西史,後來進港大時雖然在家人壓力下選了社科,但在主修社會學之後,還是對歷史問題較有興趣。我現在雖然不是專業歷史學者,也可算是「發燒歷史宅」。加上太太也是主修歷史,因此我們對自家孩子的歷史教育,還是相當關注。不過,從他們小學開始,我發覺現在的中史教育,還是過分注重史實記憶,而不是分析角度與提升興趣。課程傾向在短時間內教授大量史實,並在考評中測驗學生是否牢記。其中最大的問題,可能是內容的深度和廣度都未必是中學生、小學生在某階段能容易掌握,令他們讀起來吃盡苦頭。回歸後中史承載兩種任務從自家孩子的經驗出發,個人愚見認為回歸後中史科同時承載了兩種任務,首先是學術知識科目,其次是國民教育。一方面,通過歷史科,我們要教授的是歷史知識與史學方法與能力,重點是中國歷史作為一門學科。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年輕人通過研習中國歷史,加深對中華文化的了解,也建立他與中國的聯繫與感情。現在的中史科,可能太着眼於知識與能力的培養,而未能協助同學發展對中國的情意與感受。我在小兒的教科書中,也找到以「夢見周公」與「烽火戲諸侯」等典故來提起同學對春秋戰國時代歷史的興趣,但因為課程內的知識量太大,孩子根本沒有餘裕來細看這些不太重要的「掌故」。小兒學校中史獨立成科,但世界歷史就併入綜合人文科教授。他的假期家課就是選取一個世界不同地方的歷史地標,來製作一個立體模型,因此他這幾天就足不出門,以紙板來製作一個瑪雅文明時代的金字塔。他上網研究之後,還喜孜孜的告訴我,有關它的蛇神傳說,和它四面的樓梯是有365階,每一階代表瑪雅曆一年中的每一天等等。我們可以想像,中史科在教完秦朝之後不是以測驗來評估對史實細節的記憶,而是以製作一個萬里長城(或兵馬俑)模型來代替嗎?又或者春秋戰國史要同學口頭報告一個戰國時代的大將?(順帶一提,他的「偶像」是日本動畫Kingdom中的秦朝大將李信。)我也找來初中中史諮詢稿中的建議課程大綱,從「用家」角度閱讀,也覺得課程修訂的方向——「學生為本」、「古今並重」、「培養興趣」——等看起來都很不錯。我尤其喜歡課程不以「斷代」為單位,「而是化繁為簡,將多個王朝組合為不同的歷史時期,確定學習重點,讓學生理解不同時期歷史的特色」,例如隋唐就是國家的擴展與開放的社會。唯一有保留的是中三花整年來讀20世紀中國,真的有點太沉重,不知道同學的反應會怎樣。我也留意到社會上對新舊課綱的異同和呈現的所謂「大一統史觀」頗多討論,甚至懷疑背後的政治目的。不過,我們從家長角度考量,認為無論將來孩子「愛不愛國」,他們也必須要認識中國;將來需要去內地(或外地)工作時,和內地同事一起共事應該要沒有問題。這只是很功利的角度,不需牽涉愛不愛國、有沒有國族認同的問題。而且如果課程嘗試「洗腦」,今日的同學根本就會自動「轉台」,甚至「熄機」,我們毋須太擔心。課綱「指導意義」或太強我更關心的是,孩子讀起來的效果怎樣。我覺得現在初中中史科其中一個問題,不是課綱如何寫和細節上的差異,而可能是課綱的「指導意義」太強,再加上教科書也對教學影響很大,令到學習內容太深太廣。在香港,「官訂」課程一旦出現,裏面的所有課題都彷彿必定要教完,教完又必定要考。這可不是個別老師的問題,而是整體氛圍。我相信無論新舊課綱,如果要在建議的課節內教完華夏文明的起源至春秋戰國(見表),就必定要在短時間內讓學生「學會」大量的史實,不嚇壞他們才怪!我不知道,現在初中中史科的老師在選取、剪裁課程上有多少空間。會不會有老師可以先介紹中國的民族神話,很快就跳到春秋、戰國集中討論某些課題,然後在測驗或習作中不是評估他們對史實的掌握,而是測試他們對該段歷史的理解與興趣?又看到有些評論,對新課綱刪減了不少內容表示擔憂,認為可能影響歷史學習的系統性及完整性;此外,如果不能涵蓋所有內容,而有所取捨或略教,又擔心老師無所適從,不能保證學習成果。我贊成要每周有兩節來教授中史,但課時是不是只用來保證完成教授所有課題?同學的負擔和興趣又怎樣考慮?究竟是不是一定要「教完」?怎樣才算是「學會」?學校和前線老師又能有多少自主性來剪裁課程?人們很怕學生讀中史囫圇吞棗、「水過鴨背」,但老師可以像IB(國際文憑)課程般選取某些課題,來深入探究而不是全面涵蓋嗎?這些問題,都不是課綱可以「寫死」、老師跟着做就可以,而需要學校和老師的專業判斷。我不是歷史專業,也沒有中學授課經驗。初中科的中史,究竟要如何教、要有怎樣的教學效果,又如何能不「趕客」及培養同學對中國的認識,我希望科目專業的朋友能多發表意見,讓我等「外人」能了解科目的運作與理念。我完全同意,學科的發展必然要以學術指導、專業為本,既尊重前線老師意見,又要照顧同學的興趣、能力與社會的需要。我這裏只是提出一些「外行」用家的看法,希望各位「行家」能開導、指正。盼由認識發展出感情我一向強調,不一定是教育制度出了問題,才令現在的年輕一代的身分認同向本土「轉向」。社會上的爭議和政治事件和媒體的信息,有時比課堂上的授課影響更大。我的着眼點其實也只是希望孩子和年輕人能對中國歷史產生興趣,從而對中國也能由認識發展出一點感情。我不認為中史科應該或能夠擔負大部分這樣的責任;但既然要教中史,又希望它對身分認同多多少少起到一些「平衡」作用,我們應該就這些問題多加討論。讓孩子愛上中史,是我這個「歷史宅」爸爸在新一年的願望。(作者按:相關文章見個人網誌「教育現場啟示錄」(edufrontline.blogspot.hk))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9日) 教育 歷史 中國歷史 中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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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真是賣國賊? 兼駁蔡子強、鍾劍華

早前,蔡子強在《明報》「筆陣」上發表了〈學習孫中山般維護國家統一?〉(2016年12月29日),認為「孫中山當年一度支持過……分裂中國的行為,包括『廣獨』……以東北來與日本作政治交易,都不是可以當作沒有發生過的」。孫中山是兩岸三地「正統」歷史中一致推崇的人物,有「拔高」在所難免。當代歷史研究中「重新人性化」也確有必要。但為反而反、矯枉過正,甚至不顧事實地完全顛覆主流認識,卻不值得鼓勵。蔡子強短短的一篇文章,從論據到結論,都存在很大錯誤。「中日密約」最多只能歸為疑案第一,他提出孫中山在1915年簽訂所謂「中日密約」,比《二十一條》條件更苛刻,以此作為孫中山「賣國」的證據。在當年孫中山二次革命失敗之後流亡日本期間,一直有傳言孫中山和日本簽訂了一份密約。所謂「正本」在二戰之後才被美軍在日本檔案中找到,再在1960年代經日本學者藤井昇三研究而為人所知。但很多研究孫中山的學者(如陳在俊、王耿雄等)都懷疑這份文件的真實性,理由也相當有說服力。比如,文件上面孫中山的簽名,和其他真正的簽名有顯著不同,可能是假冒的;文件上多次出現「弊國」(敝國)這種日文獨有的用字方式,顯示了文書很可能是日本人寫成的;原件上一個日本機構的印章和收文日期都沒有,和日本檔案系統中嚴格的歸檔規範不符等等(註1)。還要注意到,民國年代,政治極為複雜,利用偽造文件的方法達到打擊政敵和推動議程等事例並不罕見。比如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摺》,現在就廣泛被認為是一份偽造的文件。所以,「中日密約」雖然不能完全肯定是偽造的,也最多只能歸為疑案。但在蔡子強的筆下,就言之鑿鑿地變成定案。第二,蔡子強引用的《孫中山集外集》中1912年和森恪的對話,想去證明孫中山確實存在和日本有「出賣中國」的協議。這種指控就更令人莫名其妙了。這篇對話在網上就能找到(註2),背景是森恪代表日本政壇元老桂太郎傳話,要共商「締結關於滿洲密約」,但通篇談話的內容都是孫中山指摘日本不守承諾,故以前的許諾皆作廢。這非但不是什麼「賣國」的證據,而恰好顯示孫中山如何施展政治手腕,拒絕過分的讓步,恰好是「不賣國」的證據。在蔡子強的筆下,倒是相反了。其實,即使一些認為「中日密約」屬真的學者(如廣州中山大學的桑兵),也否認「中日密約」是「賣國」的證據,而認為這是孫中山希望開出空頭支票換取支持。以上對話,雖不針對密約,卻正好證明了這個論點。確實,像孫中山這樣的革命家是有理想的現實主義者。沒有理想,就不可能為目標一直堅持;沒有現實主義,就無法達到理想的目標。須知,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資金、武器、人力不會從天而降,孫中山確實為了獲得支持開過一些許諾,但這不代表孫中山真會完全履行;日本方面當然也不會幼稚如斯。說到底,這是雙方都心知肚明的政治遊戲。孫中山提「廣獨」是為推翻滿清第三,蔡還指摘孫中山革命早期的「廣獨」言論,這更令人啼笑皆非。一看而知,孫中山提出的「兩廣獨立」,不是真的為了脫離中國獨立,而是為了實現「驅除韃虜」、推翻滿清政府這個終極目標的一個步驟。就在蔡的引述裏面,也有孫中山所說:「我們打算推翻北京政府。我們要在華南建立一個獨立政府……而沒有這個行動,中國將無法改造。」這不是最好的證據嗎?如果孫中山的目標是要成立一個脫離中國的「兩廣共和國」,推不推翻北京政府又有什麼關係呢?此外,孫中山所處的時代,無論民族觀、國家觀還是國際觀,都和現在有本質的差異:漢人還處於滿洲人的民族壓迫之下;「中華民族」這個觀念還剛剛開始構建;宗藩體系還在解體中;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種族優劣理論盛行;「黃種人團結一致對抗白種人」的理論並非沒有正當性。脫離了歷史的框架,把歷史中的政治主張不加區分地和現在的政治主張混為一談就更為可笑了。其實,革命年代,很多人提倡的「獨立」(比如毛澤東的「湖南獨立」),其真實含義也與此差不多。這和現在一些人追求的「港獨」,根本是南轅北轍。一些民主派學者發表這類貶低孫中山的文章並非個例,比如香港理工大學的鍾劍華也在「立場新聞」中發表過類似言論(註3),不但認為孫中山「賣國」,還指摘孫中山和宋慶齡的婚姻沒有得到其父的同意。20世紀初的女性衝破樊籬,爭取婚姻自由,抗拒「父母之命」,是偉大的社會進步。100年後,居然被一個自詡「自由派」的學者冷嘲熱諷,真令人大跌眼鏡。說明正確中史教育是多麼重要不能否認,蔡子強和鍾劍華等對其專業有深入的研究,一些文章也言之有物。但跳出其專業,他們對歷史的無知和斷章取義,從此可見一斑。他們如此貶低孫中山或許並非沒有目的,大概不外乎希望以革命先驅的「提倡獨立」,為梁頌恆游蕙禎辯護,更要證明主張港獨的合理性。只是這種低級膚淺的「抽水」,用在網絡上「打嘴仗」還差不多;像他們以「學者」的身分,堂而皇之地發表在正規報章之上,就非常掉價。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了正確的中史教育是多麼重要。註1:陳在俊〈考證日本人偽造孫中山「賣國盟約與中日密約」〉註2:sunzs.elingnan.com/search/read.aspx?id=95,〈談話〉,56至59頁註3:鍾劍華,「立場新聞」,2016年11月11日,〈抽水都有A貨 孫中山躺着也中槍〉作者是旅美歷史學者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4日) 歷史 中國歷史 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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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講話的真實板塊

自日前習近平就孫中山誕辰150周年講話發表後,網上看到的,只有冷嘲熱諷的批評,學者鍾劍華及邢福增也撰文反駁。然而,習講話雖頗多錯謬,但也非全假,今吾人便嘗試揭其「真面目」。誠然,兩學者皆是人文社會科學界泰斗,論學力(沒有打錯字,值得人尊重的不是學歷),晚輩望麈莫及。鍾教授列出台灣方面資料,指出孫中山經常「出賣國家」,向列強讓利,非習近平所講的反對分裂。邢教授則列出三民主義原意,指出中共不尊重少數族群,與民族主義違背。連憲政也沒有,有悖五權分立民權理論。「權貴資本主義」與民生主義沾不上邊。但習近平的講話內容,不是全假的,起碼對孫中山的論述,有兩點是兩地史學界沒有爭議的。首先,習提到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內裏的《實業計劃》篇章,講的正正是交通建設。今所謂的新中國,的確是建設了全國交通網路,比孫中山的藍圖,有過之而無不及。孫這些藍圖,不止中共文宣或學術機構研究論文,連兩岸敵對之時的台灣出版物如《國父全集》等,皆白紙黑字記載。第二,習認為孫中山不泥古、不守舊、不崇洋、不媚外。這看似矛盾,但絕對是事實。新文化運動之時,孫曾拒絕使用白話文,並曾高度讚揚中國的「文字之美」。至於不泥古守舊,自然可以在政治思想方面看,他半生革命,至死為共和貢獻,當然非泥古守舊。這些即使對大陸史學界屢有批評的香港孫中山研究專家陳福霖教授也有考證論述。最後,必須強調,我並非批評邢鍾兩前輩學人。他們雖沒有論及我上述真話板塊,但文章重點是反駁,故沒有提及很正常,而且,實業計劃和陳教授論文,亦可能沒有碰過。事實上,民國史學者也不可能閱讀所有論文和史料。至於兩地史學界有爭議部分,例如三民主義有否新舊,留待將來寫學術論文投書學報再說。文:羅永康 習近平 歷史 中國歷史 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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