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應用 後發制人?

在廣東汕頭市的一家飯館點餐,侍應生取出電子點菜手帳,並指沒有「點心紙」和菜譜。內地民眾的流動手機生活,已遠遠不止於通訊、資訊及娛樂。當香港的流動消費交易服務要以超市優惠作招徠之際,內地支付寶等流動交易平台早已成為大街小巷的「流通貨幣」,並且乘着內地旅客的消費力而進軍全球各地的市場。 內地流動電子商貿讓世界矚目 在內地不少城市,流動消費、交易和商貿平台,已成為都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台智能手機電話,就如一個有齊鈔票和證件的銀包一般。從前,香港的八達通曾讓內地朋友感受到貨幣電子化的便利。如今,內地龐大而活躍的流動電子商貿市場,足讓全世界矚目。 如何能解說中國流動電子商貿市場迅速崛起?中國市場本身規模龐大,當然是原因之一。不過,難道香港等地的金融服務機構和網絡供應商就沒有內地的技術?技術落差恐怕並無說服力。其次,從朋友圈之間流傳的消費經驗得悉,網絡安全可能是一個因素。大家如果曾以信用卡於海外簽帳,或多或少都有安全檢查的經驗──交易系統可會要求你輸入一些個人資料以核實身分,以至是自動中止交易,由銀行職員親身致電求證核實交易。有時,別小看要求用戶「按多幾按」、換個版面再核實資料的影響。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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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快遞業進入資料爭奪時代

「菜鳥網絡」和「順豐速運」在上周末掐了一架。前者是內地最大的物流及供應鏈平台,後者是A股市值最大的快遞物流企業。 爭端在6月1日爆發。「菜鳥」指摘「順豐」關閉資料界面,並停止給所有淘寶平台上的包裹回傳物流資訊。「順豐」則反指「阿里系」平台已將其從物流選項中剔除,「菜鳥」同時封殺協力廠商平台界面。 拋開到底誰先發難的「羅生門」不談,這場快遞業的風波焦點十分清晰,那就是物流資料。在完成了全國物流網點佈局、借殼上市等一系列資源配置之後,以「順豐」、「三通一達」(圓通、申通、中通、韻達)為代表的內地快遞企業已進入爭奪資料資源的時代。 《2016年中國快遞發展指數報告》顯示,內地快遞業務量2017年預計將完成423億件。如此龐大的快遞業務量,將形成巨大的快遞資料庫。馬雲在「2017全球智慧物流峰會」上曾表示,未來物流背後的支撐是資料流程,真正的物流一定是資料的物流。而「順豐」在回應「菜鳥」的聲明中,也將物流資料上升到「核心競爭力」的高度。 「菜鳥」和「順豐」爭奪的顯然是未來,是未來5年甚至10年內地快遞業的市場話語權。這將是一個「一天10億個包裹」(馬雲語)的市場。 而在物流鏈的兩端,連接?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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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區域格局在巨變中

在過去的10多年裏,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無論是整個中國的區域格局,還是香港所處的粵港澳大灣區,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有必要對國家區域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做一個檢視,以謀香港的發展方向。 以往我們提到中國的經濟增長重心區域只有珠三角、長三角,至多只會將在經濟發展表現稍遜的環渤海地區都算進來。3個區域由南至北分佈在中國的海岸線上。但是在過去的七八年間,國家密集地頒布了19個區域發展規劃。不止有沿海地區,還有內陸省份。而這些區域發展規劃的特點是以經濟發展基礎較好,而又比較相近的城市為核心,以高速城際鐵路、高速公路為基建網絡帶動,將方圓約一二百公里內的大中城市連繫起來,形成「一小時生活圈」。以這些大中城市為基礎,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重心。這些區域,有的直接以城市群命名,有的則稱為經濟區。 國家賦予這些區域不同的功能。比如海峽西岸經濟區主要是以福建省為核心,面向台灣為試點的區域;而北部灣經濟區則以廣西省為中心,面向東盟的經濟區。 除了沿海省份之外,國家在內陸地區也規劃了多個新的經濟增長重心。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湖北武漢省市群、湖南省的長株潭城市群和成渝經濟區。湖北武漢城市群是以武漢市為核心,包含鄰近黃石、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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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雄安新區其來有自

粵港澳大灣區和河北省雄安新區是在相若的時間出台。大灣區是在3月初李克強總理的工作報告中提及,而雄安新區就在稍後4月份提出,但卻以非常罕見的形式,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名發布,並用上「千年大計」來形容,以示跟其他的發展新區有所不同。 城市群的發展概念 大灣區和雄安新區在基本性質上不盡相同,發展的目標也有異,但從宏觀的大方向來看,兩者都是源於城市群的發展概念。大灣區是以現時廣東沿海地區和近岸的九市再加上兩個特別行政區為基礎,而這個基礎已經有相當高的經濟水平,所以發展的目標是把握着區內基礎建設有突破性發展的契機,把這「九市兩特區」整合提升為全球領導水平的灣區經濟。而雄安新區則近於「無中生有」,在北京和天津距離約130公里的河北省雄縣、容城和安新三縣及周邊區域,發展一個面積最初約100平方公里,並逐漸擴展到2000平方公里,可以分擔北京部分首都功能的新城市。 大灣區的發展可以說是融合提升的錦上添花,充分利用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已有相當發展高度的城市向周邊地區發揮輻射帶動的作用;而雄安新區,就是要解決長久以來,北京在區內過度發展,甚至對周邊地區出現擠壓效應的挑戰。因為北京由建國開始已經是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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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根源着手 才是解決問題之道

為紓緩北京的壓力,中國政府宣布把河北省境內的雄縣、容城縣以及安新縣合組成「雄安新區」。消息傳出後,該區的樓價一夜暴漲,從每平方米4000至8000人民幣升至超過2萬人民幣。有鑑於此,當地政府立刻叫停房屋買賣,甚至停辦離婚手續,情況顯得十分狼狽。平心而論,中國政府的發展計劃是有其可取之處。然而,若不從根源着手的話,問題是永遠無法得到解決的。 明太祖朱元璋最終能得天下,全靠貫徹實行「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說穿了,就是先立足、再發展、後出頭。可是,雄安新區卻把步驟倒過來,根基未穩、發展未完善就「先畫大餅」,完全是本末倒置。 事實上,天津市和石家莊跟北京相隔不遠,它們本身也是二線大城市,可是北京所承受的壓力依然大得驚人。雄安新區再大,也難以和北京相比。落成以後,北京的壓力雖有所紓緩,卻只能暫時治標,不能治本;過了一段時間後,一切都會還原。 再說,雄安新區未發展就先公布升級大計,導致樓價和地價上漲,反而使部分潛在投資者卻步。隨後,政府為免嚇跑投資者,所以叫停所有樓房交易,這樣做卻反使投資者認為政府朝令夕改,不願再投資當地,最終有可能使雄安新區發展計劃「爛尾」或名存實亡。 鄧小平疏忽難辭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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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區成京津的親細佬

中共早前說會開發北京附近的雄安區,有意「打造」成為京津的紐帶地區,是自深圳、浦東後另一個經濟奇跡開發區云云。因為這一句,當地樓房價格即時爆上,而且相關的股票亦同時爆漲,金隅(HKG:2009)更因此當日發佈消息後大升三成,近日已回落,突然成為近期新貴,當然無端端這樣升法自然是資金炒作,但這亦帶出雄安新區的潛力。 北京市人口多(二千萬),已經成為一個問題,使這市導致不少因為人口上升帶來壓力,如資源分配、環境、交通等等,使這個首都負荷過重,對於經濟或者政治,也不是一個好現象。昔日人口龐大或者可以加快了社會發展的速度,但是人口過多但配套不足下,便成為一個社會的計時炸彈。 因此北京一直嘗試開發新區,或者將京城拉大,如附近的通州便是例子,京政府嘗試將一些政府服務機關移到通州,但是這一部署並未如雄安區這個大規模的佈局。 雄安區是屬保定市管核,如果看地形,這地區是與北京和天津形成一個三角地區,並不是一線的連結,這即是大陸政府想開發出一個更龐大的經濟開發地區,而不只是一個城市與城市之間的關係。雄安地區是包括了雄縣、容城和安新,如果由雄安到北京或者天津,各自大約一百三十公里左右,即一個多小時左右車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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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到了臨門一腳?

北京的「兩會」開得甚是熱鬧,內地金融業也不甘寂寞,讓普通投資者心潮澎湃的事件不斷曝出:保監會、證監會頻頻「秀肌肉」;寶能、恒大、鮮言(投資者)相繼被拿來「祭刀」;改革派官員郭樹清被「閃電」調回北京,執掌銀監會。 年初經濟數據向好,給了北京推進改革的時間窗口,監管層趁熱打鐵,為改革造勢,金融業的改革似乎勢在必行。但內地金融改革真的到了臨門一腳的時候了嗎? 今次金融改革最大關注點在變「分業監管」為「混業監管」,坊間盛傳「三會」(保監會、證監會、銀監會)將要合併。但行政部門的合併,會帶來諸多矛盾和糾葛,一時之間不容易磨合。從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穩定的需要考慮,這麼重大的機構變動恐難在十九大前落實。 而今次改革能否達到預期效果,亦未可知。「改革」一詞在內地頗為盛行,每個官員都想在自己的任期內做些重大改變。但「改革」知易行難,最經典的例子是,2016年初,證監會時任主席肖鋼引入的「熔斷機制」,本意是降低市場波動,卻不曾想加劇了市場恐慌,讓剛經歷過災難的股市再次暴跌,出現「千股跌停」的局面,肖鋼本人也被免職。 其實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北京就已經謀劃金融「混業監管」,但至今沒有實行。而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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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軍費增幅近年新低說明什麼

人大新聞發言人傅瑩透露, 2017年中國軍費增幅在7%左右,佔GDP(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3%。雖然軍費總額首度突破1萬億人民幣,這個增幅卻是近20多年的新低,比去年的7.6%還要低。在區內局勢日益嚴峻、與多個周邊國家關係日趨緊張的時候,為什麼中國軍費增長反而是近年的新低呢? 首先,中國軍費增長的最大制約還是經濟環境。過去4年,中國經濟每?愈下,按官方說法就是呈「L型」,現在仍處於低谷。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去年經濟增長6.7%,今年目標進一步下調到「6.5%左右」。在低迷經濟下,政府財政收入增長有限,除非大幅舉債,否則很難像以前那樣維持雙位數字的軍費增長。 其次,習近平已牢牢操控軍隊,毋須透過大幅增加軍費去討好軍方。政府開支如何分配,基本上就是一場內部各方勢力的資源爭奪戰,取決於各方的權力和話語權,例如支持增加福利的勢力強大時,福利開支就可大幅增長。軍隊在中共體制內一直都是獨特的存在,在黨內權爭中扮演至關重要角色,表面上是「黨指揮槍」,實際上是「槍指揮黨」。可以說,任何中共領袖想要全面掌權,都必須先得到軍方支持。 前兩任中共領袖江澤民及胡錦濤,既沒軍功,跟軍方也沒淵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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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的容量

2017年剛剛開始,不過去年最後幾里發生了很多事,擺在一起談一談,權當我等草民在新年裏對祖國的期待。繼《中國電影報》、《人民日報》客戶端發文批評「豆瓣」、「貓眼」的「低評分影響中國電影生態」後,12月29日,中央電視台電影頻道也以〈對豆瓣貓眼等惡意操縱影評的網站說「不」〉為題發布報道。眾所周知,最近得分奇低的影片便是張藝謀導演的《長城》,而女主角便是「票房毒藥」、「怎麼也捧不紅」的景甜,據稱其背景神秘,才有底氣這樣屢戰屢敗、屢敗屢戰。12月,「玻璃大王」曹德旺在接受「第一財經」採訪時表示「中國稅收全球最高」;「鳳凰財經」發布報道〈中央黨校教授:必須解決死亡稅率問題否則企業全跑了〉。此前提出「死亡稅率」的天津財經大學李煒光教授更是遭遇炮轟,甚至表示:「財稅背後是政治,所以要是弄清這個問題,面臨很大風險,我就是捅了馬蜂窩。這個話題是我引起來的,我解釋清楚,以後就撤了,什麼也不說了。」12月30日,央行發布〈人民銀行有關負責人就《金融機構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管理辦法》答記者問〉。其中指出,與現行規章制度相比,新辦法主要有4個變化,包括「將大額現金交易的人民幣報告標準由20萬元調整為5萬元」、「新增規章適用範圍、大額跨境交易人民幣報告標準等內容」等。簡而言之,人民幣出境管控收緊了。歸納一下,高稅率問題不讓談了、國產電影不讓評低分了、人民幣不讓輕易出境了。但過去兩三年裏,官方一直在營造的輿論氛圍是:怎樣為民營企業減負、怎樣繁榮中國電影市場、怎樣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諷刺的是,如果要為民營企業減負,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減輕稅費負擔,讓民營資本有利可圖,才能持續投資擴大生產,進而促進經濟發展。如果要繁榮中國電影市場、振興中國電影事業,就應該多拍好電影,而不是用虛妄的票房假造一個繁花似錦的市場,自欺欺人。如果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就必須逐步開放市場,允許人民幣在境內外自由流動,而不是動輒就要報告、就要審核。有容乃大企業家不是傻子,稅率達到「死亡線」他們就會選擇結業。觀眾不是傻子,拍得好,主旋律電影也能打高分;拍得不好,國際大腕也只能得差評。老百姓不是傻子,監管愈是戰戰兢兢,資金外流愈會慌亂出逃。有些官員害怕的是,稅收少了要問責、票房降了要問責、人民幣流出了要問責,但改革和發展之路從來都是佈滿荊棘;自欺欺人、故步自封只能是開倒車。中國總在說要做「負責任的大國」。如何為「大」?不是地域遼闊便為大,筆者只相信「有容乃大」。要做大國,就要容得下影片得1分、學者質疑財稅政策、資金流向境外,否則,「大國」兩字何從談起?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7日) 中國經濟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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