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岳橋:東歐啟示錄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如此難以應付,其一大原因想必是他們汲取了蘇聯的失敗經驗,小心翼翼地避開導致 1991年蘇聯解體的一切政治失誤。 不少高中歷史教科書將蘇聯解體,歸咎於末代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開放政策。1985年,戈爾巴喬夫一方面進行經濟改革(Perestroika),允許私有化;一方面開放媒體(Glasnost),讓異見人士表達他們的聲音。正正是後者,令蘇共一直掩蓋的醜聞暴露於日光之下,民意背棄之下終導致蘇共倒台。想必中共是參透了蘇聯開放媒體的代價,這些年來才實行「和諧」政策,打壓非政府組織,封鎖新聞消息,排斥異見。 然而,嚴厲打壓反對聲音亦不見得有好結果。就像波蘭,1981年至1983年甚至進入戒嚴狀態,嚴禁民眾結成任何民間組織,將一切收歸黨管理。但這也擋不住群情洶湧:1988年春季,波蘭多個城市爆發罷工;1989年4月,政府承諾舉行選舉;兩個月後的6月4日,團結工會大比數勝出選舉,結束統一工人黨長達42年的一黨專政。同一天,北京天安門前的學運遭血腥清場。 值得一提的是,波蘭團結工會的勝利並非一蹴而就。他們經歷多年失敗的抗爭,多次「吹雞」而少有人民響應,當然少不了政權的打壓。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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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志森:認真你就贏了

唔講唔知,原來中國有個憲法日。廣大中國同胞都不會人人知道,遑論受殖民統治150年的香港子民,又豈知憲法為何物?感謝駐港黨官,對香港同胞循循善誘,帶領蟻民認識中國憲法與香港《基本法》的母子關係。但我認為應再提高一個層次,港人習慣叫中央做阿爺,應該是爺孫關係才對。黨官更提醒港人,自97年7月1日開始,香港已由紅色中國統治,紅得發紫,不存在逐步染紅。香港同胞要認清政治現實,認同中共管治。黨官們的提示,我全都舉腳贊成,沒有異議,有兩點我特別認同,一是憲法日應列為香港公眾假期,無端端多一日有薪假,相信不用公投,大家都會噴飯叫好。二是黨官提出要從教育着手,讓港人認識中國憲法,我當然也拍手和議。不止要認識,更要認真研讀。不要只研讀偉大光榮正確的序言和總綱,更要細讀共138條憲法條文,特別是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嚴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名目繁多,不能盡錄,引用下去,這個框框肯定載不完。試想想,在高中政治科研讀憲法的課堂上,學生由憲法第33條開始把整個第二章認認真真的讀完,必然會有開心大發現,因為認真你就贏了:中國憲法真是一部好憲法!但問題來了,對比劉霞、維權律師、被拆十字架的教堂、異見人士、低端人口的遭遇,引用中國憲法,老師如何向學生解釋?[陳惜姿]PNS_WEB_TC/20171209/s00193/text/1512756303693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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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崇基:低端人口

「低端人口」既是劣等中文,也是侮辱說法。不管官方如何否認,今日中國大陸,有此帶着階級色彩的歧視稱謂,一點也不足為奇。在北京拍戲,遇過一個不算大牌,卻經常以大牌自居的演員,不管在劇組內外,只要看到一些貌似低下階層的人,做出一些他看不過眼的事,都會一臉不屑,語帶輕蔑地吐出四字:「一幫農民!」然後數落那些來自農村,在大城市搵食的外地人,如何沒有文化,如何破壞了他原來的「美好生活」。這個以農立國的國家,如今卻人人以當農民為恥,人人以取笑農民為樂。只因為農民是沒有文化、貧窮的象徵,即使來了城市,也屬於「低端人口」,不管如何耕耘,也得不到那些暴發階層的尊重。別天真以為這個國家還在崇尚共產主義,不分階級,人人平等。他們正在實行的是最極端的資本主義,或者如學者所說的權貴資本主義,有權有勢有錢的就是「高端人口」,無權無勢無錢的三無人士,就是有礙城市觀瞻的「低端人口」,最好清之而後快。於是,不難看到,在飯館餐廳,侍應清潔等「低端」工種,成為客人的出氣工具,被人呼呼喝喝。高級住宅的保安受完了有錢住客的氣,就將那道氣發泄在外面更窮的人身上,層層相壓。一個人得不得到尊重,視乎你是低端、中端,還是高端人口,跟印度的種姓制度相差不遠。[趙崇基 derekee@gmail.com]PNS_WEB_TC/20171201/s00305/text/1512065252078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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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家麟:感謝國家

全人類上網成癮,集體病重。一直以來,希望減少上網,避免無意識反射動作就拿起手機查信息讀新聞分享八卦。知易行難,說說而已。感謝國家感謝黨。回內地兩天,「指根」清淨,願望達成。一過關,手機變成廢物,慣常瀏覽的新聞網站必遭封鎖已不是新鮮事;這一天,連各種通訊軟件,如WhatsApp、Instagram、LINE全部死掉,臉書不能上、谷歌搜尋不讓搜,連Gmail也不能查。手機上的捷徑,剩下能查閱的,大概是天氣與足球網站。世界真和諧,盛世真高興。網絡監控不斷進化,我們終於來到這一天。朋友投訴,近日翻牆軟件也失效;Gmail封掉,耽誤了與外國朋友的業務往來。中國夢,原來是鎖國夢;網絡操控技術,應取代網絡支付技術,成為中國新四大發明。飯局中,內地朋友問,為何香港年輕人不嘗試認識一下中國?多得無人倖免的認識祖國交流團,今時今日,大中小學生有無數機會參加交流團;一踏過邊境,還未來得及陶醉於祖國偉大建設,人人手上,立即見到活生生的殘酷現實:慣用的社交媒體與通訊軟件,統統被禁被封。學生們深刻體會,你擁有的自由是多麼寶貴,威權管治,原來一直在你身邊,從未走遠;他們立刻就明瞭,國家叫你相信她,原來國家並不相信你;所謂制度自信,背後充滿恐懼不安。這種詭異的國情教育與交流團,自打嘴巴、自掘墳墓、自我推翻;從交流團一開始,直到行程結束,殘酷現實縈繞不去,時時刻刻在手機上提醒你。去一次,學生們愛國心碎,回天乏術。[區家麟]PNS_WEB_TC/20171003/s00311/text/1506967607834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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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專訪:了解中國的另一種方法

編按:歷史學者葛兆光教授的新書《歷史中國的內與外——有關「中國」與「周邊」概念的再澄清》,早前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書中梳理了中國歷史疆域、族群和文化的問題,嘗試重新界定中國與相對應「周邊」之關係,是為研究東亞和中國的重要書籍。日前葛兆光教授和夫人戴燕教授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甘琦社長之邀,參與新書付梓前的籌備討論。其間葛教授接受了出版社編輯彥妮的訪談。本版今日起分兩日刊登訪談文字版,葛教授對新書的面世過程和書中的觀點做了更開誠布公、直言不諱的分享,對於「中國是否是一個帝國」等學界熱點問題也有精闢的見解。葛:葛兆光 彥:彥妮彥:葛教授您好!歡迎您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作客。從《宅茲中國》,《何為中國》之後,您又寫了新的這一本《歷史中國的內與外》,那麼您的寫作緣起是什麼呢?葛:我二○一四年出版的一本書《何為中國》主要是討論中國是怎麼形成的,「中國」的疆域、民族、文化和歷史是怎樣的。但是,我總覺得,其中一個問題討論得不夠。那本書的第二章,講邊界與邊疆的時候,有一個問題沒有展開講,這就是中國作為一個傳統帝國,必須注意它的疆域、它的邊疆,是在不斷移動的。所以在這本書裏,我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講,有些地方如何從外國變成了中國,有些地方如何從中國又變成為外國。同樣的一個空間,會不斷移動。為什麼要討論這樣的歷史變化呢?因為如果不討論這個問題,就會帶來三個後果:移動的傳統帝國第一個就是,我們老是習慣於講「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這種簡單的判斷,很容易引起與鄰國的糾紛。你說這個地方「自古以來是中國」,別人說這個地方自古以來是高句麗,你怎麼辦?再比如,你說「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西藏人說「自古以來吐蕃就是一個獨立王國」,那又怎麼辦?要說清楚疆域的不斷移動,就要改變我們過去習以為常的這種「自古以來」的說法。這也是我們做歷史研究者的責任。第二個原因,在過去的歷史研究中,有習慣性地把疆域固定化的傾向。這會導致一個問題,如果疆域固定化,那麼歷史視野裏面,就一定會有中心與邊緣,中心和邊緣就好像是不移動的了。因此在描述歷史的時候,就會過多地看重中心而忽略邊緣。當歷史學家忽略邊緣的時候,很可能會導致對歷史的誤解。其實,某些邊緣在過去實際上可能是中心。如果按照固定疆域的視角來看,就很可能忽略掉那些「邊緣」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我可以舉個例子。按照我們習慣的觀點來看,雲南在中國就算是邊緣地區了,漢代人說它是「西南夷」,這就像我們現在講的「老少邊窮」一樣,這個「邊」肯定是按照北京或者中原為中心看的,那時候是從長安看出去的。但是,很多學者指出,在很長一段歷史時間裏,雲南也是一個中心,它是印度文化、藏文化、漢文化交織衝撞的一個中心。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改變那種固有的觀念,書寫歷史的過程中,這些「邊緣」的歷史可以補充進來,這樣我們的歷史就可以寫的比較全面或者比較客觀,更加歷史化。這是一個符合歷史主義的做法。第三點,我們過去的歷史大多按照「國別史」來書寫。這會出現一個問題:有些歷史並非發生在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族群內部。如果能夠改變這種書寫的方式,等於呼應或者回應了現在國際學界很流行的「全球史」,或者超越國境的「區域史」,這樣的寫法顯然會對我們歷史學研究有所改變。應當強調,這種改變的意義,最重要的是在給年輕人的歷史教科書的改變,因為這是教育一代人的歷史觀,可是現在在中國,歷史教科書是官方規定的,不那麼輕易會改變。所以,我們只能把自己的歷史觀念和歷史認識寫出來,這樣才可能推動歷史學的變化。彥:那麼您能不能給我們講一講這本書寫作的具體背景?葛:《歷史中國的內與外》在寫的過程中有一點偶然的契機。本來,我已經不打算再寫東亞和中國的論著了,我已經寫了兩三本書了。之所以「中國」會成為歷史學討論的熱門話題,那是因為在中國當前的特殊狀况下,我們才要討論「何為中國」。我寫了《宅茲中國》、《想象異域》和《何為中國》,本來已經足够了,我沒有必要再寫一本書。但是,二○一六年六月因為我要去瑞典開一個會,那個會的主題就是圍繞着「何為中國」。當時,會議主辦方也就是瑞典皇家學院的羅多弼教授覺得我有這方面的論著,所以讓我寫一篇論文,由我先講,然後請來的各位教授們才好回應並且討論。可是,我寫了之後,愈寫愈長,寫成了這麽一本書,後來只好給他們一篇大幅刪節過的節要。突破歷史學科的一家之言不過,寫這本小書,也確實有一些我自己的考慮。有一個考慮是關係我們本身歷史學科的問題。你想想,如果用一個過去已經固定的套路和觀念來描述中國歷史,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要跨好幾個領域。比如,有的要歸到歷史地理,因為涉及到疆域問題,特別是,中國還有一個特殊的領域,叫做邊疆史地;又比如,當涉及到族群的時候,又應該歸到民族史,但是如果把內和外看成是移動的呢,有一些問題可能就變成了國際關係史的內容了。以前因為按照固定的國界來討論,即使在學科上,也會出現一些很麻煩的問題。我舉一個例子,內人戴燕最近有一本《三國志講義》,因為涉及到倭國、高句麗、高麗這方面的內容,就被某審查者質疑,說不能講高句麗是高麗的祖先。可是,明明高句麗就是高麗的祖先,為什麼不能這樣寫呢?據他的解釋,是因為按照現在的國境,高句麗應該是我們國內的少數民族政權,而高麗呢,在國境之外是外國。這個就很奇怪是不是?即使我們不談政治,那麼,高麗的歷史研究就屬於中外關係史,而高句麗的歷史研究就屬於民族史,這不是很奇怪嗎?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討論歷史中國的內和外的問題。如果「內」與「外」是變動的,那當然高句麗就是高麗的祖先嘛,高麗和高句麗的歷史就是一個連續的整體。可是,當我們用現代國界來劃分開,歷史就變成了很奇怪的東西了。當然,這裏討論的有些話題,會涉及到中國和外國非常敏感的關係。比如說,我們用現在的國境討論歷史,那麽會出現一些與鄰國糾纏不清的狀况,比如,韓國的某些歷史教科書認為,朝鮮和女真是有關係的,朝鮮與滿族也是有關係的,這就是為什麼早期日本學界總有「滿鮮」這個詞的緣故。但如果女真和朝鮮是共同族群,那麼,他們的歷史教科書裏,就可以寫整個長江以北歷史上曾經都是他們的領土,因為北宋末以後,女真人的金國的確打到長江了嘛。那麼,這個問題在歷史學上怎麼說明呢?類似的,越南教科書也曾經寫過,長江以南都是越南的領土,道理也很簡單,他們說,因為越南民族南越,在早期跟百越是一家嘛。這樣把歷史與現實攪在一起,你說你的,我說我的,關於疆域和領土的問題說得清楚嗎?歷史研究 只診病不開藥這種例子我在書裏也討論過。過去,是因為政治意識形態或者習慣從現在的領土倒過來追溯歷史,所以,就按照邊境的方式倒寫國史,現在中國邊境以內都歸中國史論述,所以,那些邊地族群的歷史文化就歸邊疆史地或者民族史;這條邊境以外,那都是中外關係史,不管過去是否本來歸屬中國王朝,為了不造成現實糾紛統統劃歸外國史或中外關係史。可是,以前像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啊、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啊這些學者都講過,古代帝國是沒有邊界,只有邊疆的。這個邊疆是一個移動的空間。如果這樣來討論中國的內和外的問題,也許就比較接近歷史。我的目的,無非就在這裏。我是想用這本書把這個問題說清楚,這樣我的任務也就完成了。順便聲明一句,以後我也不會再做這個領域的題目了。彥:那麽我下面這個問題,也就是「未來有關這一問題的討論,會向何處深入」就可以省掉了吧。葛:「未來」?誰看得清楚「未來」呢?這不是歷史虛無主義。做歷史學的人從來都只說過去,不說未來,未來要留給別人去說。我在書裏特意講,我們這些研究歷史的人就是診斷病源的醫生,未來能不能治好病,這個活兒得留給政治家,我們只能診斷病源,告訴你現在的毛病是從哪裏來的,但是絕不會開藥方,也不會動手術。所以,未來的事情通常我們不講。彥:您的這三本書,從《宅茲中國》到《何為中國》再到《歷史中國的內與外》,這三本書有什麼契機或者內部的關聯?葛:如果從問題意識和論述立場上講,當然是一以貫之的,但是從著作形式和論述內容上講,關聯就比較小。《宅茲中國》是我從二○○二年到二○一一年之間,陸陸續續寫的一些論文的彙編,可能沒有那麼清晰的系統性和連貫性。它提出來很多問題,涉及的面也很廣,有些章節處理的問題很具體,也有些章節處理的問題比較大,所以,它不太像是一個特別完整的著作,也許《宅茲中國》更多針對專業人士。相對來說,後面這兩本比較系統,我在寫的時候,心目中的閱讀者是一般大眾,所以寫得比較簡明和完整。何為中國《何為中國》最早是應日本岩波書店和一位日本學者的邀請寫的,日本方面原本是計劃要翻譯《宅茲中國》,後來覺得內容過於專業,翻譯難度也大,就暫時擱置下來了,當然,後來《宅茲中國》又翻譯完了,將在另外一個出版社出版。當時,這位日本學者辻康吾先生就說,能不能給日本讀者寫一本簡單通俗的書,把《宅茲中國》的內容傳達給日本讀者。我剛好有一些這方面的演講,演講通常比較簡明清楚,所以,我就把自己五個講演的內容進行修改後,組合成了一本比較系統的小書《中國再考》,給了岩波書店。這時,有朋友,就是陳冠中先生就說,這本書也應該有中文版啊。因為中文版在大陸出版不太合適,於是,陳冠中先生建議就給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並且請余英時先生題簽,叫作《何為中國》。但中文版比日文版多一章,因為我覺得,所謂「中國」或者「中華民族」也是一個在近現代逐漸形成和定型的東西,必須得加一章對晚清民國時代形塑「中國」的問題給出解釋,就是《納四裔入中華》那一章。我也沒想到,好像這本小書反響還不錯。(二之一)(圖片來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關於《歷史中國的內與外》的對話)[整理.李文博/編輯.彭月/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http://fs.mingpao.com/pns/20170908/s00184/a73f5fb19dd93fdea5b17ba6e11950a6.jpg葛兆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教授。曾任日本東京大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芝加哥大學等校客座教授或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是東亞及中國的思想、文化與宗教史。著有《增訂本中國禪思想史》、《中國思想史》(兩卷本)、《宅茲中國》、《想象異域》、《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等。(圖片來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http://fs.mingpao.com/pns/20170908/s00184/a73f69c2cf4de21b9c9c45294be50e36.jpg書名:歷史中國的內與外;作者:葛兆光;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3月(圖片來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http://fs.mingpao.com/pns/20170908/s00184/a73f768ea1a9b450b3c0d887587e9e9d.jpg(圖片來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http://fs.mingpao.com/pns/20170908/s00184/a73f8b57f854b9392db44f198c5c2c36.jpg(圖片來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PNS_WEB_TC/20170908/s00184/text/1504807648380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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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蕙芸:在「祖國」面前,香港只剩一點小聰明

7月中的天安門廣場悶熱得像火爐,從這裏步行到國家博物館不過幾分鐘,已叫人滿頭大汗,馬路旁的大媽夢囈般喊着﹕「劉邊軍……劉邊軍」,原來她在叫賣箱子裏的「老冰棍」(雪條)。老遠已看到博物館的台階爬出了一條如蟻路般的黑壓壓人龍,我擠進去,才發現入場的話,要先憑內地的「身分證」換電子票。「港澳同胞」在國內從來身分曖昧,似是自家人又似不是,我需要繞道走另一道門再憑回鄉卡領票入場。 我這個香港同胞老遠跑到北京,遇上一個香港主題展覽,怎可錯過?今年夏天是香港回歸20年,官方在北京搞一個展覽,前任現任特首和國家領導人都前後到場參觀,那個故事會是怎樣?國家博物館地理位置優越,就在天安門旁,室內樓底極高,雲石地板亮晶晶,豎立着革命英雄雕塑。經安檢入場,始發現這裏大得很,正舉行數十場不同展覽。我問一問櫃台小兄弟,只說了「香港」兩個字,他就向樓上指一指,說﹕「一樓!」 我爬上一樓,迎接我的是一塊紅噹噹的展板,前面湧出了一群人,他們掏出一面半個人那麼高的五星旗在拍照,還叫我「借過」。我經常到內地參觀「紅色景點」,一看就知這班人是單位組織來參觀,拿着五星旗拍個團體照乃指定動作。背後的展板寫着10個大字——「同心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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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峰﹕為何要分析港獨的不可行?

港獨議題自從雨傘運動後逐漸開始在公共空間被廣泛討論。個人來說,我從來都是十分堅定反對港獨的,只是我尊重亦會捍衛支持港獨人士的言論自由。但一直以來,我都只是像很多反港獨人士一樣,本能反應地把港獨簡單地看成為不可能發生,甚至帶點中華民族感情去反對就算了。同樣地,支持港獨的人士亦只是很簡單地說「香港民族自主」、「武裝起義」,或「香港獨立」會有怎樣民主自由。 道理愈辯愈明 在這些討論中,我看不到的,就是各方去考慮一連串與港獨有關的問題:港獨是否完全不可能發生?如果是有可能,會在什麼情况下發生?一個「香港共和國」在軍事、外交、內政、經濟、民生等範疇上又會怎樣?這樣的港獨真的是比我們現有的、被不少香港人視為大不完美的一國兩制好嗎?理性地去較全面思考這些問題是十分重要的,否則大家只會把港獨議題口號化,難以認真地正視有關議題。 當然,反對或支持港獨的人士可能就是不想有這種分析。反對港獨者,或擔心這種分析會勾起各方對議題的興趣,愈說愈接受;支持港獨者,或擔心這種分析會把他們的主張不可行的地方顯現出來。但我相信,道理只會愈辯愈明,港獨與任何東西都是一樣,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有見及此,我會由今天起、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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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豪:當小熊維尼都被DQ

劉曉波之死最令人意外的,便是中共最後拒絕了「保外就醫」的請求,也不肯放過劉霞。 許多人說,劉曉波是納粹後第二位死在監獄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這個罪名會大大影響共產黨的國際名聲。 然而不幸的事情終於還是發生了,和平獎得主最終還是死在囚禁之中,但中共政權似乎沒有受到什麼國際壓力,歐美諸國政府沒有做出實際行動要求中共釋放劉曉波和劉霞。 早前特朗普忙於準備中美首輪經濟對話,談判桌上會觸碰許多議題,但應該不會包括劉霞的人身自由。 劉曉波曾對記者透露,他1990年代第二次坐牢時,克林頓訪華,有人曾問他要不要保外就醫。當時獲保外就醫的便有王丹、魏京生等異見人士。 今天會有哪一位西方元首扮演昔日克林頓的角色? 以往中共政權還會受這些無形的西方壓力束縛,今天人民幣的雄起令西方各國的同情心下降了,專權的活動空間更大,乃至中共居然會說,關注劉曉波的國家只有9個,不到聯合國成員十分之一。那種口脗像極了特區政府說的「沒有上街的市民便是支持政府的沉默大多數」,無賴之至,似是要以一個中國和整個聯合國對抗。 DQ(撤銷資格)議員也有同一種思維。許多人都說,把民選議員DQ,在外國早就引起騷亂暴動了。但結果香港市面風平浪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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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家麟:金鑰匙

「聚焦發展是第一要務,發展是永恒的主題……也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鑰匙。」習近平說的。 內地經驗,「發展」就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法寶 無疑,努力興建,永遠無錯。錢花了,建成大白象宏偉鬼城,一切算進GDP;新城無人住不要緊,有建設有買賣就算經濟活動;環境破壞就更好,因為補救工程又帶來GDP。基建綿綿無絕期,西部開發完,再來一帶一路,工人有工開,我消費故我在,有飯吃就有人權。 滿足食慾色慾物慾,就解決八成問題,正是麻醉人心金鑰匙。眩目的城市圖騰、流麗的科技成就,金玉其外,令人興奮拜服、瞠目結舌;華麗外衣上爬滿蛆蟲蚤子,就在眼前,無人深究。 經濟發展很好,有錢之後,可以深切關心人民的權利。 有錢,街頭視像監控鏡頭之多,全世界第一;網絡高科技,全天候監控七億網民,建立鍵盤戰士網絡水軍,再築起全世界最宏偉的防火牆。有錢了,能建立龐大維穩機器,向人民奪權,不讓人民監督政府,要反過來監控人民。 有錢,就能控制老闆,收買傳媒,製造輿論;能操控宣傳系統,改寫歷史,強化民族的屈辱故事,抹去體制的暗黑瘡疤,宣揚復興美夢;誰控制歷史,誰就主宰未來,重寫歷史是現在進行式。 有錢,就能收買人家棄置的航空母艦,建造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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