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志森: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說話藝術」

劉曉波去世,遺體被迅速火化,這是否遺屬的意願?劉霞及家人仍被禁足噤聲禁止露面,外界無從得知。 消息只能靠主治醫生、醫院和遼寧司法當局主動發布,刪剪得支離破碎殘缺不全的有限事實,不少已被指歪曲誤導。還有就是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記者會,回應中外記者的提問。 這些年來,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換了一批又一批。天天把愛國掛在口邊的發言人,聞說有些移了民入了外國籍而要退下來,的確諷刺得很。 但發言人無論是男是女、形式和態度、內容還是面部表情,都幾乎是一個模倒出來的,分不清誰是誰。 對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揶揄諷刺,網上流傳的段子很多,以下一則我認為水平甚高,抄下來以娛讀者。壞消息接踵而至,唯有苦中作樂。 老李報考「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崗位,下面是面試中的能力展示部分: 考官:聽說你在家打老婆孩子? 老李:他們以前連飯都吃不飽,現在生活條件已經改善了很多。 考官:我是問你打過他們嗎? 老李:我們家的發展成就是全村人有目共睹的。 考官:我沒問你那些,我就問你打老婆孩子了嗎? 老李:老劉家打老婆孩子你怎麼不問? 考官:我問的是你,在家打老婆孩子嗎? 老李:你們家歷史上有沒有打過?據我調查你太爺爺一百多年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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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亶文:念曉波:告別的日子

這個夏天,始於悲涼,因為必須面對一場被隔絕的、卻又時時可以被感知的死亡。 這是種煎熬,對垂死之人和所有與之共命運的人來說都是。是的,我說的是劉曉波,一個正在死亡邊緣、等待死亡降臨的人,一個標誌着這個時代的苦難與抗爭的人,一個必將不朽,並會永遠存活於歷史和記憶中的人。 先說記憶吧。 我曾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有過一段文學寫作的經歷,當時曉波對所謂「新時期文學」的批判性解讀,對我產生過巨大的衝擊。這種影響,既關乎於審美,也關乎於對寫作價值本身的認知,從這個意義上說,曉波首先是和我的文學記憶相關。 但是,於我印像最深的,卻不是他那些厚重的長文,而是一篇後來幾乎從不被人提及的短文。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那文是刊於一九八九年上半年某期《上海文論》雜誌上的,題目叫做〈娼優和犧牛〉。在這篇短文裏,曉波寫了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的兩種命運,要麼為躋身廟堂而諂媚於權力,要麼因獨立與對抗而成為祭品。在讀過那文後不久,曉波就在廣場上宣示了他的選擇。今天,令我感到錐心之痛的是積三十年的努力,他自己終究沒能掙脫這個宿命,並且這種來自於歷史的威脅,幾乎覆蓋住所有爭取民主與自由的人身上。因此,和曉波相關的記憶更多的還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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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家麟:獨裁愛國主義

ViuTv 節目《經緯線》一集,專訪「生於一九九七」的年輕人,他們和特區一起成長,都是接受國民教育的一代,總有機會到內地交流。 其中一位受訪者,談交流團的深刻印象,他們到內蒙交流——飯局中要向內地官員敬酒,大家一起喝茅台。他只是一個中學生。 看這幕,想起自己年少無知時的遭遇。九十年代中,到湖南採訪,與官員晚宴,接待人員拿出一箱當地土炮烈酒。局長敬酒,我勉強喝了一口,難喝得很,其他同事經驗老到,竟然一開始就懂得堅決拒絕喝,於是局長盯著我:代喝一杯是應有之義啊。只恨當時年紀小,不懂拒絕,代同事頂了幾杯。 麻煩就來了,敬酒喝了,就要回敬,這叫禮數,一人回敬不夠,還要代其他三位同事逐一回敬。席上還有副局長、宣傳部長、副部長等坐滿一桌。局長敬了,然後副局長起來,你不敬我即是不給臉子啊,繼續敬酒、回敬;部長再來,又敬、再敬…… 敬酒數目以幾何級數上升,結果,一夜無眠、嘔吐頭痛;從此以後,我飲半杯啤酒就會胃痛,每次見到酒,就想起這故事。想不到,現在連中學生交流也來這一套了。 文化差異平常事,就當是一種體驗,往日的中國形象,縱使問題多,總算較開放、外向、肯虛心學習;今天強國崛起,由高官嘴臉到土豪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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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橋:709的人們

兩年了。 2015年7月9日起的兩三個月內,超過300名內地維權律師、律師助理、維權人士以至他們的家屬被當局帶走,是近年內地最大規模打壓維權律師、公民法律權利的行動。這件事,我們叫作「709大抓捕」。 兩年了,不少709大抓捕的受害人陸續獲釋,出來後講述他們被拘留時所受到的種種精神、肉體虐待,被強迫灌藥引致終日昏沉、連續一個月被扣上工字鐐限制活動、不准與家人律師甚至陽光接觸——放出來的人都被查出骨質疏鬆,就是因為完全曬不到太陽所致。他們當中不少人,例如李和平、李春富兩兄弟,被關幾百日後簡直像換了個人,暴瘦、暴老,李春富更患上精神分裂。 他們的家人亦不好過,28年來我們已經有「天安門母親」,這兩年又多了「709太太」,太太們為被捕的丈夫四處奔走,卻受到有關部門騷擾,終日被跟蹤、孩子被踢出校、連所住的房子都不獲續租。 維權律師是中國的特色產物,有些律師是出於天生的正義感,也有些是在處理案件時接觸到受到不公平對待的弱勢社群,而選擇站在弱勢的一方。任建峰說我們要珍惜維權律師,他們本可以選擇對弱勢視而不見,可以選擇為自己的前途打拼、接一些正常的有利可圖的官司。然而,他們無私甚至無償地為了維護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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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儀:劉曉波給我們的痛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罹患末期肝癌的消息,恰恰在香港回歸20周年期間公布,頓覺百感交集。 劉曉波,內地知名異見人士,這位內地學者長期在艱苦的環境下,為內地的民主、自由、人權發聲。 作為六四事件的代表人物之一,劉曉波由30多歲起,持續過着被捕、監禁、釋放、被監視、再被拘捕入獄的沒自由歲月,但他一直沒離開內地。在這樣的嚴峻政治環境下,他仍堅持用自己最擅長的文字寫作,趁着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布60周年的日子,發表《零八憲章》,對國家政制、公民權利與社會發展提出19項建議。 《零八憲章》提出「聯邦共和」的說法,倡議維護港澳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過平等談判與合作互動的方式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可能途徑和制度設計,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劉曉波的太太劉霞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曾言,劉曉波相信《零八憲章》是和平、理性和低調的。但對於北京而言,這樣的一份網上聯署,根本是以推翻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足以令劉曉波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2年。 由2009年底一審判刑起,現年61歲的劉曉波在囚已7年多,本來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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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浩:誰是《國歌法》犯法第一人?

醞釀多時的《國歌法》,終於在今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開會討論。以會中討論的情况,以及是次立法所需要針對的問題來看(當然香港噓國歌事件是計算在內了),相信通過這套《國歌法》的機會極大。 國歌遭多次無理修改禁唱 據草案內容,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開幕、閉幕會議,憲法宣誓儀式、重大外交活動、重大體育賽事等7個場合奏唱國歌作規範。法案規定,若有人惡意修改國歌歌詞,或作出故意用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損害國歌莊嚴形象等情况,將會被相關執法部門處以15日以下拘留。法案推出後,被稱為「護法」的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隨即對香港媒體表示,假如草案獲得通過,不排除會適用於香港。而這肯定與年前香港球賽中幾次噓國歌事件,以及連帶的「港獨」問題有關了。 然而諷刺的是,如果《國歌法》真的通過了,誰會是《國歌法》犯法第一人?很可能嚇倒大家——正是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為何這樣說呢?因為由立國至今,我們國歌所遭遇的,並不是應有的尊榮,而是多次無理的修改、禁唱。小計如下: 一、文革時國歌填詞人田漢被非法批鬥至死; 二、因田漢被歸類為「反革命分子」,結果國歌被非法禁止唱出; 三、政府當局後來乾脆非法以《東方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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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怯與脆弱

劉曉波患上末期肝癌,被「保外就醫」,消息傳來,心情特別沉重。 劉由服刑的監獄移送到醫院,並不是當局良心發現,並非從善如流,亦絕對不是人道對待服刑者,而是劉的病情嚴重,一旦出現什麼閃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病死獄中,肯定引起國際社會強烈反響。 天朝盛世,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早已屹立強國之林,區區什麼國際社會說三道四,已是微不足道。但人要臉樹要皮,穿起西裝,改用刀叉吃人肉,離文明走近了一步,總要顧點觀瞻。 有熟悉國情的人說,中國監獄對服刑人進行定期身體檢查,如果做得認真,驗出劉曉波身患癌症並非困難,當局會否害怕劉恢復健康刑滿出獄繼續從事反對活動,於是置之不理,到今天拖到無可再拖,才宣布患癌消息。 正因為這個原因,監獄當局公布劉曉波身患癌症接受治療,說明病情相當嚴重,劉曉波的生命,可能已經在倒數之中。 在中國,異見者政治犯良心囚徒,絕不會一人做事一人當,雖未至株連九族,但至親必無一倖免。劉曉波被捕審訊判刑,劉霞受到監視,長期軟禁,不但行動無法自由,對外通訊範圍亦受到嚴格限制,更被全天候監聽,一旦說了犯禁的話,尤其接觸西方記者,都會受到嚴厲懲罰,例如剝奪到監獄探視劉曉波的權利,親屬也會受到牽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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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不是原罪

昨日談到,香港很多行業早在二三十年前,已經放眼大中華巿場,一支筆賣五蚊,去到大中華都係賣五蚊,但就有十三億客仔。老闆都傾向這種思維,連帶我們一整個香港,最後都給sell出去,每年訪港旅客逾七成就是來自大中華。 但傳媒是否一如其他商品,可以直銷大中華?我曾在《端傳媒》寫人物訪問的稿子,他們甫成立,已表明以中港台三地為目標讀者群。開始時我尚未適應,稿子常給退回來,事緣我的文字太港式,非香港人會讀不明白,所以編輯要我括弧加註。 那是一個關於張超雄和他父親的故事,行文中很多用字都不夠「華文」,例如我寫「老竇」(廣東俗語,意指爸爸);寫「中坑」(中年男人);寫「宅男」(頹廢青年),花了大半天時間,去為自己的文字加註。文中提及長毛的外表,也要為他加一個註釋(以及肩長髮為標誌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 那陣子,我才真正檢視自己向來寫的中文,究竟是不是中文。當時隨手拿來張大春的《我妹妹》一書做實驗,重讀本書只專注看他的用詞,結果抄錄下來很多例子,始發現自己筆下所寫,的確夾雜了很多廣東話和本土認知,是真的假不了的香港人(註:陳志雲七年前被廉署拘捕後獲釋,在記者會上所說的金句)。 港式是不是原罪?傳媒去除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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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備忘:誰可否定《中英聯合聲明》的國際責任?

中國官員近年開始不斷放風,稱《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完成歷史任務,同時不忘警告外部勢力不可干涉香港事務,好像說到香港已經與「其他人」無關,不再需要履行國際承諾。 但事實是否如此?大家都清楚,香港前途問題由《中英聯合聲明》決定,這份聲明是屬於中英雙方同意,具有真正法律約束力的國際協議(International Binding)。無論是中英雙方甚至港方,都有責任保證香港制度的運作沒有違反聲明內容。我們可以從近年英國陸續解封聯合聲明簽訂前後的機密檔案,重溫一下這個無人能篡改的憑據。 在2014年解密的一份英國首相府的密檔(PREM 19/1267)中,記錄了聯合聲明在84年9月26日草簽前,戴卓爾夫人與時任港督和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在唐寧街10號的一次關鍵會面。當時戴卓爾夫人言之鑿鑿強調,英國政府將有持續責任確保《聯合聲明》「不會違約」(she was confident that any British Government would accept a continuing obligation to ensure that there were no breaches of the ag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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