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普:民主牆上有蒼蠅?

9月4日,香港中文大學舉行開學禮,校內文化廣場出現「HK INDEPENDENCE」橫額和海報,半小時後被拆走;大學車站外的民主女神像被圍上寫有香港政治犯名單的布條;民主牆更貼滿印有「拒絕沉淪,唯有獨立」的單張。9月5日,文化廣場重現「香港獨立」橫額。校方師生中心管理委員會,未經通知該委員會的學生代表,立即向學生會發信表示:由學生會管理的文化廣場及民主牆等設施出現的「香港獨立」橫額和海報已經違反香港法律,並且違反中文大學不贊成港獨的既定立場,因此要求學生會拆除,否則校方將會自行拆除有關物品。校方強調:文化廣場及民主牆是大學授權學生會代為管理,學生會必須執行使用守則,現應立即清除有關單張及橫額。說時遲那時快,部分橫額已被校方迅速拆走。一名操流利普通話的女學生,更現身民主牆前,主動出手撕毀單張,跟學生會幹事爭論,聲稱既然民主牆是「民主」,她就有權撕走傳單云云。當然,這是歪理,毋庸爭辯。 學生會晚上緊急舉行記者會,表示將會留守現場阻止他人清拆仍然存在的橫額,強調將會以不引起強烈肢體碰撞、不引起衝突的手法,阻止校方拆除「香港獨立」橫額或宣傳品,並且批評校方不尊重管理權,敬告校方如認為懸掛那些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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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傑偉:中大新傳人傑地靈

區家麟新書出版,反應熱烈,一眾友人的面書被洗版。他主持的新書講座密密麻麻。他那張臉,健康的古銅膚色,膠框眼鏡之下,雙目炯炯有神,說話溫文淡定,抿嘴不說話時尤見其硬淨倔強。在TVB工作期間惜墨如金(唔係幾方便講嘢),離職之後行雲流水,文章源源不絕,我懷疑他發夢時仍會口吐speech bubble發表遊記與時評。他撰寫博士論文時思潮起伏,我略知一二;他是要讀通讀懂讀個明白才下筆的人。不慕高深學術,反求學以致用,理論穿透日常。亂世提燈,光照在陰影裏,醒腦提神。而他的家,在中大山巔的新傳學院。那裏有座人文館,仲夏夜有螢火蟲閃亮着微光。 慶幸中大新傳,多年來滋養奇人異士。區家麟之外,有譚蕙芸。她是hyper active的全能講師,教書投入百分百熱情,百足咁多爪,寫文章、做專訪,能見度極高。她所到之處,經常凝聚一道活躍的能量氣場。她在中大新傳念碩士時有個說話不多的同學李立峯(其實若開正佢嗰瓣佢會好多嘢講),此君高大、頭大、臉長長,看上去有點像一個木訥的數學奇才,由研究生到教授到今天快將上任新傳院長,李兄是不折不扣的一個政治傳播研究奇才。三兩年前突然活躍於社交媒體,本來是隻安靜的貓頭鷹CD-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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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知與無恥

中大學生會發表聲明,表示「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時了」,惹來口誅筆伐。雖然已事隔幾天,仍餘怒未消,只因為我是中大人,也對大學生的質素和水平有所要求。 中大人發起聯署,批評學生會幹事會無知、冷血與懶惰。六四那晚我在燭光集會,被讀者拉着問:究竟你的師弟師妹係無知定無恥?我真的無法回答,想了一會說:可能兼而有之! 聲明的結論讀來特別氣憤:「與其將一個承載着愛國民族情懷的六四,作為港人年度政治活動、民氣聚集之時,霸佔港人之共同記憶,倒不如撇除愛國情懷,建立真正屬於港人的政治活動,將本土思潮注入港人之議程和願景之中……本會相信悼念經已走到盡頭,六四需要被劃上休止符,直至回聲再響。」 如此狗屁不同的邏輯,竟然出自中大學生、更貴為學生領袖之手,作為他們的校友,也是學運的過來人,我引以為恥。 批評他們,不是基於國族主義。是否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愛國不愛國,對我來說,根本無關宏旨。我深信,「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庇護所,民族主義是惡棍的集中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們為何會說,每年燭光集會悼念六四死難者,會「霸佔港人的共同記憶」呢?每人有自己的腦袋,記憶什麼忘記什麼悉隨尊便,誰人能霸佔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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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學生會令先輩們情何以堪?

「六四」28周年前夕,中文大學學生會發表聲明,指摘支聯會行禮如儀悼念六四以換取政治本錢,又稱對新一代而言,「六四之意義所剩無幾」,「集體式悼念終需有停頓或結束的一日」。 本來,去不去維園甚或悼念與否並無所謂,畢竟這是個人選擇。但中大學生會令人痛心之處在於,既然別人的悼念活動跟你無關,而維園的燭光晚會也沒妨礙你,人家怎樣搞,關卿底事?每天在世界殯儀館、香港殯儀館都有守夜追思,你怎麼不發聲明指摘呢?更甚者,既然你們「六四情不再」,為何還要用代表八九民運的民主女神像,作為聲明封面呢? 通篇聲明都說六四與香港無關,不必依靠六四牢記此不義的政權,但又說,「昔日港人聲援北京八九民運,至今屠城畫面仍歷歷在目,是為港人政治覺醒之初,多年悼念亦能勾起共同回憶」。如果六四與香港無關,何來啟蒙了那麼多香港人? 聲明說「不舉辦記(紀)念活動並不代表我們遺忘六四,屠城史實經已記載於史書,記憶亦早已深印於腦海」。真奇怪,舉辦紀念活動就是拒絕遺忘,提醒營營役役的我們曾經熱血,毋忘初心,更不要忘記血淋淋的歷史,而過來人的我們也會淡忘,你們沒經歷過也不舉辦紀念活動,反而深印腦海?香港有哪本史書如此詳實記載六四這段歷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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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宿舍到舍堂

近日港大的舍堂爆出連串涉及集體欺凌的醜聞:先是聖約翰學院有一名幹事選舉男參選人,遭同學按住,再向其下體滴蠟;隨後,網上再流傳一段短片,一名李國賢堂的男生遭人按在牀上,並被另一人以陽具「鞭打」頭部;再之後,還繼續有疑似欺凌的相片流出。 其實,這麼多年來,有關集體欺凌的事件在港大時有發生;至於中大,我不敢說完全無,但次數一定較少。我相信這其實與兩間大學的文化差異有關。 中大與港大的文化差異 同是供學生留宿,中大這邊叫「樓」或「宿舍」,如知行樓、學思樓、湯若望宿舍;叫「堂」的只有少數如應林堂。相反,在港大那邊則叫「舍堂」,如太古堂、大學堂、何東夫人紀念堂;當然也有少數叫「宿舍」或「學院」。其實,不同的叫法,已反映出兩邊不同的文化差異。 當年在中大念書,4年我都是住在新亞書院的知行樓,但每次返去我都只是睡覺,頂多晚上到朋友房中「吹吹水」,所以宿舍對於我來說,只是提供狹義上的留宿功能。雖然也有「糖水聚會」及其他康樂活動,不至於說只是一個牀位,但宿舍裏的人際關係也並不特別緊密融洽,不會有很強的社群意識,同一層樓,大家都未必「識得晒」。我相信對於大部分中大同學來說,都是如此。 在中大,念書時或畢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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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多一個紅底校董

梁振英上任以來做過的壞事,真是罄竹難書,其中一件不得不提的是他對大學的政治干預。過去數年,除了港大陳文敏風波之外,梁振英運用他作為教資會資助大學校監的權力,不斷委任一些不熟悉教育界的「梁粉」、親中共、親建制等「紅底」人士成為大學校董,例如何君堯、陳曼琪、李君豪等等,好像黨委書記一樣,干預院校施政,嚴重破壞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梁振英將大學校董會的公職當成政治酬庸,最近,他委任了觀瀾湖集團主席、全國政協委員、海南省政協常委和特首選委(自動當選)朱鼎健成為中大校董。單看公職名單就知道這位朱鼎健「紅」到不得了,他曾經出席2014年9月24日《大公報》的「護港」座談會,並大力批評佔中運動:「我想其他國家都想從中國的發展中獲益,希望香港年輕人不要封閉自己的發展道路,並關注如何配合國家的發展。大家應該把青春用在創造更多幸福和財富,為人生打拚。我認為,香港能夠在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已經很幸福,反問英國殖民時期香港哪有普選?而『佔中』更是打爛香港的飯碗,對香港社會造成傷害。」早前,朱鼎健又撰文支持人大釋法:「人大常委會專門對香港基本法第104條有關公職人員依法宣誓的條文作出解釋,來得及時必要,杜絕日後再有人在宣誓時蓄意宣揚分裂國家和侮辱民族的言行,更讓特區政府和法院有法可依,釐清公職人員「依法宣誓」的行為,有助香港特區法院依法處理同類爭議,懲治『港獨』敗類,遏止『港獨』蔓延,起撥亂反正的作用,維護香港安定繁榮。」此外,現時大學校董會「染紅」的問題極為嚴重。以中大為例,已經沒有民主派人士獲委任成為校董。今屆立法會選出的中大校董,三席全由建制派張宇人、劉國勳和何啟明獲得,嚴重違反了過去由不同派別代表加入校董會的慣例。如果「梁粉」、建制派或「紅底」人士熟悉高等教育的話,委任他們成為大學校董未必是一個問題,但你相信他們會積極捍衛院校自主與學術自由這些大學基石嗎?我就不相信了。因此,除了換校監之外,更重要的是換制度,廢除特首特監必然制,才能夠保障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 高等教育 大學 中大 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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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土必爭

大學校董會改組,這題目悶得發慌,寫出來也怕悶死讀者。一個懨懨欲睡的周六午後,我出席了中大校董會改革的諮詢會,場內校友、學生不少,討論氣氛熾熱,時而滲出火藥味。這題目原來一點不悶,跟中大學生、員工、校友息息相關。港大校委會發生了什麼事,大家都一清二楚,愛護中大的人,絕不想同樣事情發生在中大。今年三月,中大教職員和學生會都舉辦了公投,九成人反對特首必然成為校監,這一點,檢討校董會架構的校董們,應已聽到。但校董會提出的新安排,特首仍是校監,他仍有權委任三名成員入校董會。梁振英目前貴為所有資助大學的校監,在他任內,委任了李國章任港大校委會主席、何君堯與陳曼琪(反佔中律師)任嶺大校董。被委任入大學的校董,有時對大學一無所知。剛被委任為中大校董的李君豪,被記者問到中大有多間書院,他答曰:「五個書院,其他加加埋埋好似有十幾個。」(答案是九間)特首必然成為校董,有人視為理所當然,自殖民地時代,港督已是必然校監。又有人說,外國很多名牌大學也是如此。港督來港執大權,受命於英國執政黨,執政黨由民意授命,在英國有民意基礎。港督做得不好,要向執政黨問責(雖然港人沒發言權),要向國會交代。若論英美名牌大學,人家有民主選舉,政府首長任大學校監,問題沒香港大,斷不會有一個只有689票的特首出任校監,然後委任親信入校董會,再肆意干預校政。中央如何整治國內大學,我們看在眼裡,但我們不能不戰而降,要寸土必爭。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9月27日) 大學 中大 中文大學 中大校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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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前世,香港今生——讀周愛靈《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

周愛靈博士的《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是一部相當獨特的香港史著作。這本書談的是新亞書院由 1949 年創校到1963年加入新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的歷史,前後二十年不到。這難免令人好奇:新亞書院這短短十多年的歷史,到底有甚麼好講的?但只要細讀本書,我們就會發現,這確是一段有趣的歷史:當時圍繞新亞書院和成立中文大學的政治角力及其結果,都為香港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社會觀念的形成,留下了伏筆。如果沒有讀過周博士這本著作,我們大抵難以想像,香港高等教育政策的政治爭逐,竟曾經如此驚心動魄過。這是一段中大官方不會談的歷史,也是一段香港人從未注意過的歷史;但細讀這段歷史,我們卻能對中大和香港,都有更豐富的想像。 花果飄零到吊詭之地 為什麼五十年代的香港高等教育政策會如此敏感?這和一河之隔的共產中國有關,周博士在書中的第二、三章便對此有相當精彩的勾勒。四十年代末的國共內戰為香港帶來了大群的難民,這群難民中的年青一輩、以及下一代,會往何處去?大陸已被中共控制,中共且以免費提供大學教育,向逃避戰亂散落外地的年青華人招手。當時的英文中學數目,既不足以吸納這個龐大的新增人口,也提供不了這群新增人口所希望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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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會說話:中大學生會選舉結果反映什麼

在新界東進行立法會補選的同時,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會,亦出現罕有「撼莊」的現象,親本土派的「星火」,挑戰有傳統學生會中人支持的「煥然」,結果相當令不少人意外,「星火」取得六成選票贏得選舉,傳統學生會中人首次無法控制學生會。「煥然」敗選,或許有很多原因,但年輕人對社會的憤怒和不滿,不單反映於這次選舉之上,而且亦可能反映於下周舉行的新東立會議席補選,以及9月的立法會選舉之上。中大學生會的傳統功能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傳統功能,除了在校政上爭取權益外,由於中大學生會不像港大學生會擁有獨立社團身分,中大亦一直拒絕學生直接營運校內部分服務部門,而中大學生會不少行政工作,例如監管學生會屬會的工作,亦落在代表會手中,因此,中大學生會幹事會最重要的功能是代表中大學生參與社會事務。在年初一旺角騷亂前,雖然「星火」在大部分票站的票箱都領先「煥然」,但領先幅度並不大,如果年初一未有發生騷亂的話,「煥然」並非完全沒有機會扭轉選情,至少不會在只取得四成票的情况下大幅落敗,畢竟「煥然」和「星火」都是標榜本土,對外事務政綱有相當多雷同的地方,選民要找出其分別,其實並不容易。但農曆新年假期發生旺角騷亂後,有候選閣員於騷亂中被捕的「星火」,在多個票站的票箱都大幅領先,其中以臨牀期高年級醫科生為主的威爾斯親王醫院醫科生宿舍票站最誇張,「星火」取得票站近九成選票,煥然只取得5票。這反映政府對騷亂的強硬取態,不單沒有改變年輕人對激進抗爭的看法,相反,學生更用選票授權因參與激進抗爭而被捕人士參與抗爭,日後中大學生會取態以至行動上比現在大為激進,相信是無可避免的事。溫和泛民的噩夢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選舉,某程度上是年輕人政治取態的縮影,至少是受過教育這一群年輕人的縮影。連素來相對溫和,並不傾向本土的中大,最終本土派都在學生會選舉中大勝,其他大專院校將陸續出現本土派內閣,日後學聯亦會明顯走向本土路線,這是大勢所趨。而對於溫和泛民,這個結果簡直是噩夢。連中大都可以失守,泛民沒有年輕人的支持下,素來是激進政客溫牀的新東,楊岳橋能否戰勝周浩鼎或梁天琦實在值得懷疑。中大學生會選舉反映年輕人口味的話,那梁天琦就算這次不能當選也好,9月選舉亦可能取得相當好成績,那泛民不走激進之路有可能無法生存。而9月的選舉,泛民沒有年輕人票支持的話,很難敵過親北京陣營那些組織票以至中老年票。到底泛民日後往何處去,這次中大學生會選舉對泛民無異是一個適時的警號。(編者按: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候選人還有劉志成、黃成智、梁思豪及方國珊)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2月24日)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中大 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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