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回歸廿年了還未知道問題所在嗎?

回歸廿年,時間不短。但香港真的是一本很難看懂的書,北京看了20年都看不清。 最簡單的問題,為何香港人對中國的態度這麼遠那麼近?為何香港會湧現港獨的思潮? 北京開出的理由都是「黨八股」陳腐不堪,什麼英國殖民教育洗腦洗了150年、什麼不推行國民教育剝奪了港人認識祖國的教育權利。 斷症錯誤的後果便是開錯藥方。 於是新特首林鄭月娥提出,要在幼兒教育階段便培養中國人的意識。用大陸術語,便是「狠抓娃娃的思想改造」,和殖民洗腦教育抗衡。 於是敗選的愛國教育團體話事人有可能出任教育局副局長,似乎為了昔日未竟全功的「中國模式」國民教育捲土重來。 北京明顯斷症失敗。 英殖民管治了香港百多年,但有無灌輸什麼效忠英國的洗腦課程?學生的課堂有無加插什麼「英國模式」的國民教育?自幼灌輸「我是英國殖民人」的意識? 香港人或許有戀殖情意,但戀的是優越文明的政治制度和寬鬆自由的社會環境。或許英國管治期間,讓香港人習慣了什麼是規矩什麼是法治,這方面香港人的確是「洗了腦」,很難倒退至動不動便把政府視為「父親」、市民是「兒子」的封建思想。 香港人一度對北京政府的信任和認同比特區更高,捐錢賑災或者對中國體育健兒的支持喝彩,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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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多幾個好漢!

「我在一開始執政時,便說:『給我6位好漢,我就一定會克服一切。』但問題是我始終一直湊不足6個。」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在其回憶錄《唐寧街歲月》中,曾經如此感嘆。 從英國到港版「鐵娘子」 事緣這英國「鐵娘子」在1979年上台時,要面對一個惡劣的政治經濟環境,需要收拾一個爛攤子,所以她熱切渴望找到能與她同心同德、面對逆境亦義無反顧的內閣部長,但最後卻發現「一將難求」;反而同牀異夢者,卻比比皆是。因此,她才有「給我6位好漢」的感嘆,道出部長難求的苦况。 我相信今天,同樣面對「一將難求」的困境,有着如此慨嘆的,還有另一位同樣「好打得」的港版「鐵娘子」。她就是即將上任特首的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在競選時曾經承諾,若然能夠當選,將會為新一屆政府注入「管治新風格」,新班子將會有年輕新面孔,亦希望問責官員的女性比例增加,坦言作為今屆政府唯一女性司局長,「有時好孤單」。 於是,自3月她當選後,便有不少官場圈外人,尤其是女士的名字,在媒體中陸續流傳。昨天,林鄭公布了其「三司十三局」的問責班子名單,卻來了一個反高潮。 說好的女性、年輕、新面孔呢? 這份名單中,不單三司人選(包括頗具爭議的陳茂波),原封不動地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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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多少?如何管? 全面管治權與港人治港

回歸20年,中央與香港特區在權力關係方面,如果是圍繞「管」的問題上,大概可以分為3個階段。 管?還是不管?(第一階段) 由1997年至2003年,是「管」還是「不管」的問題。因為香港過去在經濟和管治方面的巨大成就經驗、中央對董建華的充分信任,以及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還在很大程度上倚賴香港,中央總體上是按照時任總書記江澤民在1989年所說的「河水不犯井水」的意思,採取「基本不管」或「盡量少管」的方針。 要管 有什麼法理依據?(第二階段) 但從1997至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重創香港經濟開始,董建華政府其後幾年施政不當,引起了廣泛社會不滿,以致2003年23條立法失敗,50萬人上街示威抗議,導致在2004年12月, 時任總書記胡錦濤向董特首當眾訓話,希望他領導的特區政府「總結經驗、查找不足、不斷提高施政能力和管治水平」。 那些年應是中央由考慮以致決定改變「基本不管」或「盡量少管」的方針的時候;而要「管」,就要先解決法理依據的問題。這個工作並不困難,因為鄧小平早在1980年代制定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方針政策時,已明確說明中央不是把什麼權力都放棄,而要「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事實上,《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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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女兩頭瞞 衰女兩頭搬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她在北京與香港之間,不會「好女兩頭瞞」。先不說她是「好女」還是「衰女」,在高度透明的時代,還有什麼可以瞞的嗎?相信林太作出上述表述的時候,還是以香港市民為聽眾,到了北京,還是會做到「好女」的角色。 「好女兩頭瞞」這句廣東諺語,是指做媳婦的,當婆家和母親發生矛盾,會用隱瞞的方法化解矛盾。所謂隱瞞,當然不可能隱瞞全部,而是隱瞞部分事實,或者只講對化解矛盾有利的部分,隱瞞對解決問題不利的部分。按照傳統的觀念,這就是「好女」的標準。重點是說什麼、不說什麼是手段,目的是化解矛盾。 這句話的下半句是「衰女兩頭搬」,意思是專門挑誇大矛盾的部分事實,意圖挑撥離間。香港即使有「衰女」,也不容易得逞,因為現今資訊發達,要監察香港的輿論,北京是有辦法的,據說港澳辦連有線電視的新聞也可以即時收看;更何况中央不同部門的「探子」在香港都有線眼,隨時從不同角度向中央報告各種輿情。搬弄是非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特首向中央述職,表現最差的是曾蔭權,他拿住iPad跟中央官員匯報,說什麼、不說什麼不得而知,自以為很聰明。如果中央官員要求他把iPad留下,豈不將所有沒有說的全部現形?特首向中央匯報,一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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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能與中國不同的後果是什麼?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0周年,特區政府聲稱會「動員所有」駐外辦事在80多個城市舉辦超過200項慶祝活動。筆者查閱相關資料後,發現駐台北的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完全沒有計劃舉辦任何活動慶祝,甚至辦事處的網站亦沒有任何關於「20周年」的消息。這個冷冷清清的「台北例外」真的耐人尋味!反而,3名非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跑去會合數名台灣立法院委員成立關注香港民主發展的「台港連線」,一個各取所需的「影相位」而已,說實話真的是無傷大雅,可以不理。但後來發展到條件反射式的互相攻訐,你話我「勾結台獨」,我話你「含血噴人」,實在無聊得很。如果香港的當權者不高興香港這樣在台灣「被代表」了,那麼梁振英和他的支持者就更應該試試去台灣宣揚「一國兩制」的成功,且看有什麼反應吧! 在這20年間,「一國兩制」的制度表現及認受性本身備受香港人質疑。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最新的調查顯示,63%被訪市民認為香港變差了,只有15%認為變好了。對中央政府實施「一國兩制」感到滿意的只有39%;對香港的未來發展表示樂觀的不足三成。到底香港人是身處危機與憂患,還是感到幸福與自信,不是很清楚了嗎?「心水清」的香港人應該知悉,中央政府策劃了一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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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二十年:自我約束

一國兩制基本上建基於兩條支柱之上。第一是和中國的關係。無論在政治或經濟層面,香港均無法和中央抗衡。從一開始,一國兩制已是建基於很脆弱的自我約束之上。作為一紙條約,《聯合聲明》並沒有任何強制甚或解決爭議的機制,從法律層面而言,它賦予英國法律和道德責任,關注香港在2047年之前的發展符合《聯合聲明》的協議,但亦僅此而已。落實一國兩制,最終還是取決於中央政府的自我約束。 容許香港有不同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和文化,其實都涉及自我約束。上一代人看下一代人,總有不少地方看不順眼,當年我輩喜歡留長髮、穿喇叭褲,被不少長輩指摘為「飛仔」,甚至引發兩代之間的衝突。曾幾何時,當年不少反叛的「飛仔」,都成為今天的社會棟樑。中國人有種壞習慣,就是什麼都要管,卻不懂什麼時候不要管。個人如此,制度亦如此,幾千年的悠長歷史,就是沒有發展出一套制衡權力的制度。歷代君王皆集大權於一身,最終亦因為這種不受約制的權力引致腐化和覆亡。封建時代如此,共和國時代亦如是。上有皇帝夢,下有諸侯夢。權力不受約制,貪污腐敗和奉承文化自然應運而生。 回歸初期,中央政府確實曾作高度自我約束,當時有些港人不滿香港電台整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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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插手香港教育的「大條道理」

筆者之前在多篇文章分析過,北京對香港的教育將積極插手,證據包括國家教育部首次在全年工作要點明令要「全面落實中央對港澳教育工作的各項任務」、教育部與香港教育局成立其他部委與香港合作罕見的「會商機制」、機制首次明確要求香港一年兩次「會商」課程教材、考試評價、教師隊伍建設、政府管理等具體內容、《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的通知》將「支持港澳加強青少年學生中國歷史文化和國情教育,加強內地與港澳在師資、課程、教材、教學、考試評價、督導等領域合作」規劃進去等。 本文續談內地有關國家教育主權在香港實踐的主張,及它影響香港教育的方法。 首先談國家教育主權。 有內地學者認為,國家教育主權是國家主權的重要部分,不論在內地或港澳,全國範圍內有效。 主要研究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的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教授常樂曾撰寫論文指,「目前我國教育界普遍認為,教育主權是國家主權不可分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主權在教育上的具體體現。著名高等教育學家潘懋元即指出,教育主權是國家主權的一部分,是一國處理與該國教育有關事務的最高權力,對內表現為一國處理其國內教育事務的最高權力,對外表現為其處理教育事務時的獨立自主權。劉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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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不能不講 港獨不能不批

周前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公布最新一期有關港獨支持度的民意調查,以同一個的民調的跨時間結果來比較,其走勢是相對有參考性,因為民調的基礎和結構都是一樣。和去年7月相比,整體支持港獨的比率由一成七跌至一成一,在統計學上是顯著下跌。負責民調的人士有他們的解釋,例如本土派形象負面,但個人認為這解釋並不充分。 港獨支持率跌 主因中央港府立場堅定 真的令到港獨支持率大跌,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對港獨的立場鮮明堅定,在差不多一整年的密集批判,而社會上有相當數量的民意領袖都加入批判港獨的行列,這才把原來相當猖獗的港獨氣焰壓下去,而人大常委斷然釋法,也起了決定性作用。 在去年討論港獨問題時,個人在不同的場合也一再強調,把港獨問題「講清楚,說明白」,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對中央政府而言,港獨問題,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所以過去都以非常有節制的態度來處理,例如拐一個彎,以「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來表述,說穿了,還不就是暗獨又或者半獨!如果不是那些年輕本土派急於揚名立萬,奪權上位,反對派的傳統大佬們仍然是以普選、民主、港人治港,充其量也是港人自決等溫和口號去包裝,北京也不會把港獨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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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樣基本法 香港死路一條

北京官員近月就擴展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不斷放風放話,繼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會見香港律師會時指中央正研究如何完善釋法程序後,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饒戈平於4月說完要完善釋法機制後,6月再進一步指,應考慮制訂特首任命法及釋法實施細則,令釋法「制度化、常態化」,成為中央保障「一國兩制」的「法律利器」。 其間,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北京出席「《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時更清晰、更具體,指明要制定和細化中央對特區至少「6個權」的規定,當中包括對特區法律備案審查權、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任命權、基本法解釋權和修改權、特區政制發展問題決定權、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以及聽取行政長官述職和報告權等,以落實基本法的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和機制,確保基本法得到全面準確貫徹執行。 中央官員接連的放風放話,不斷提出擴張管治權的說法,並非偶然,而是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安排,以製造輿論與氛圍,為繼2014年中央發布一國兩制白皮書後,再發布「白皮書2.0」鋪路。 基本法限制中央介入香港內部事務 事實上,張德江等人有關的言論,是徹頭徹尾將基本法倒轉演繹,如果一旦展開如張德江所講,要制定和細化中央對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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