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大學

區家麟新書出版，反應熱烈，一眾友人的面書被洗版。他主持的新書講座密密麻麻。他那張臉，健康的古銅膚色，膠框眼鏡之下，雙目炯炯有神，說話溫文淡定，抿嘴不說話時尤見其硬淨倔強。在TVB工作期間惜墨如金（唔係幾方便講嘢），離職之後行雲流水，文章源源不絕，我懷疑他發夢時仍會口吐speech bubble發表遊記與時評。他撰寫博士論文時思潮起伏，我略知一二；他是要讀通讀懂讀個明白才下筆的人。不慕高深學術，反求學以致用，理論穿透日常。亂世提燈，光照在陰影裏，醒腦提神。而他的家，在中大山巔的新傳學院。那裏有座人文館，仲夏夜有螢火蟲閃亮着微光。 慶幸中大新傳，多年來滋養奇人異士。區家麟之外，有譚蕙芸。她是hyper active的全能講師，教書投入百分百熱情，百足咁多爪，寫文章、做專訪，能見度極高。她所到之處，經常凝聚一道活躍的能量氣場。她在中大新傳念碩士時有個說話不多的同學李立峯（其實若開正佢嗰瓣佢會好多嘢講），此君高大、頭大、臉長長，看上去有點像一個木訥的數學奇才，由研究生到教授到今天快將上任新傳院長，李兄是不折不扣的一個政治傳播研究奇才。三兩年前突然活躍於社交媒體，本來是隻安靜的貓頭鷹CD-ROM

中大學生會發表聲明，表示「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時了」，惹來口誅筆伐。雖然已事隔幾天，仍餘怒未消，只因為我是中大人，也對大學生的質素和水平有所要求。 中大人發起聯署，批評學生會幹事會無知、冷血與懶惰。六四那晚我在燭光集會，被讀者拉着問：究竟你的師弟師妹係無知定無恥？我真的無法回答，想了一會說：可能兼而有之！ 聲明的結論讀來特別氣憤：「與其將一個承載着愛國民族情懷的六四，作為港人年度政治活動、民氣聚集之時，霸佔港人之共同記憶，倒不如撇除愛國情懷，建立真正屬於港人的政治活動，將本土思潮注入港人之議程和願景之中……本會相信悼念經已走到盡頭，六四需要被劃上休止符，直至回聲再響。」 如此狗屁不同的邏輯，竟然出自中大學生、更貴為學生領袖之手，作為他們的校友，也是學運的過來人，我引以為恥。 批評他們，不是基於國族主義。是否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愛國不愛國，對我來說，根本無關宏旨。我深信，「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後的庇護所，民族主義是惡棍的集中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們為何會說，每年燭光集會悼念六四死難者，會「霸佔港人的共同記憶」呢？每人有自己的腦袋，記憶什麼忘記什麼悉隨尊便，誰人能霸佔得了，

中大學生深夜在百萬大道打麻將，被保安勸喻，被報道，被討論，包括校長沈祖堯。我不是中大畢業生，但想起二十九年前，我認識的一班男hallmates，他們逢星期六都不回家，在石塘咀的一間酒樓打通宵將局，我第一次聽到時，第一個反應是為什麼他們這麼有錢，去酒樓打將局？我從沒想他們浪費時間，無心向學。後來騰雞花開，臨近考試，宿舍全層的女仔難得早晚齊人，不知誰發起，我們也一起躱在房竹戰一番，此後考試測驗交功課前總來竹戰一番。我印象中也不特別覺得港大有什麼地方特別神聖，特别尊嚴，是Main Building的陸祐堂嗎？我在那裡出席過開學禮、High Table，也在那裡踩個幾次ball(即唔買票入ball 場)。也曾目睹hallmates在Main Building 的荷花池借了三尾金魚回宿舍照顧了一輪，後來因為不知明的原因，夜裡一班人浩浩蕩蕩拿着水桶，把那三尾金魚送回荷花池，倒水那刻，穿著綠色制服的護衛路過，大家好有默契的叫Ricci cheers，護衛連停下來也沒有。是Haking Wong Podium？是當年所有學生貼和看大字報的地方，SU千人AGM 議論基本法和大大小小的學生活動都在這裡發生。我們夜半睡不着，常拖着綿被，躺在圓古轆花槽看星月，吹吹水，也從沒人過問。對我來説，陸祐堂和Haking Wong Podium 是沒所謂神聖或尊嚴，祇是一片滿載我們集體回憶的地方。大學生總有説不完的年少輕狂故事。莫說打麻將，就連我們爬上舍監的屋頂打邊爐看夜景，甚至更瘋狂的事也沒人過問。當時一樣有護衛、舍監和導師，可能是沒有人得閒理我們，但他們的笑容，他們的眼神，他們有時視而不見，有時跟你笑談兩句，令我更相信他們不特別覺得有什麼事是應該做不應該做，我們彼此隱隱知道潛規則是要為自己所做的事負責，要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因為這份互信，他們沒理我們，我們也沒闖禍。當年的校長就更是極度神秘，我大學三年認識的人當中，祇有一個讀書讀懵了、帶了筆記入試場墊枱的男仔，因為被懷疑作弊，有幸畢業前獲邀見王賡武校長一面，大家都担心他會不會被開除，原來真的只是見見面，他結局順利畢業。那年代的開明氣氛，讓我對大學的包容多元有很深體會，讀書以外，玩或者無聊背後，也可以是妙想天開，人情練達，是見解，是創意，是智慧，這也是我以為大學生活中最珍貴最美好的。 中文大學

大學校董會改組，這題目悶得發慌，寫出來也怕悶死讀者。一個懨懨欲睡的周六午後，我出席了中大校董會改革的諮詢會，場內校友、學生不少，討論氣氛熾熱，時而滲出火藥味。這題目原來一點不悶，跟中大學生、員工、校友息息相關。港大校委會發生了什麼事，大家都一清二楚，愛護中大的人，絕不想同樣事情發生在中大。今年三月，中大教職員和學生會都舉辦了公投，九成人反對特首必然成為校監，這一點，檢討校董會架構的校董們，應已聽到。但校董會提出的新安排，特首仍是校監，他仍有權委任三名成員入校董會。梁振英目前貴為所有資助大學的校監，在他任內，委任了李國章任港大校委會主席、何君堯與陳曼琪（反佔中律師）任嶺大校董。被委任入大學的校董，有時對大學一無所知。剛被委任為中大校董的李君豪，被記者問到中大有多間書院，他答曰：「五個書院，其他加加埋埋好似有十幾個。」（答案是九間）特首必然成為校董，有人視為理所當然，自殖民地時代，港督已是必然校監。又有人說，外國很多名牌大學也是如此。港督來港執大權，受命於英國執政黨，執政黨由民意授命，在英國有民意基礎。港督做得不好，要向執政黨問責（雖然港人沒發言權），要向國會交代。若論英美名牌大學，人家有民主選舉，政府首長任大學校監，問題沒香港大，斷不會有一個只有689票的特首出任校監，然後委任親信入校董會，再肆意干預校政。中央如何整治國內大學，我們看在眼裡，但我們不能不戰而降，要寸土必爭。原文載於《明報》副刊（2016年9月27日） 大學 中大 中文大學 中大校董會

周愛靈博士的《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是一部相當獨特的香港史著作。這本書談的是新亞書院由 1949 年創校到1963年加入新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的歷史，前後二十年不到。這難免令人好奇：新亞書院這短短十多年的歷史，到底有甚麼好講的？但只要細讀本書，我們就會發現，這確是一段有趣的歷史：當時圍繞新亞書院和成立中文大學的政治角力及其結果，都為香港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社會觀念的形成，留下了伏筆。如果沒有讀過周博士這本著作，我們大抵難以想像，香港高等教育政策的政治爭逐，竟曾經如此驚心動魄過。這是一段中大官方不會談的歷史，也是一段香港人從未注意過的歷史；但細讀這段歷史，我們卻能對中大和香港，都有更豐富的想像。 花果飄零到吊詭之地 為什麼五十年代的香港高等教育政策會如此敏感？這和一河之隔的共產中國有關，周博士在書中的第二、三章便對此有相當精彩的勾勒。四十年代末的國共內戰為香港帶來了大群的難民，這群難民中的年青一輩、以及下一代，會往何處去？大陸已被中共控制，中共且以免費提供大學教育，向逃避戰亂散落外地的年青華人招手。當時的英文中學數目，既不足以吸納這個龐大的新增人口，也提供不了這群新增人口所希望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