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香港規劃自主全面失守

上星期,香港與深圳兩地政府簽署《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備忘錄》,在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創新科技園。根據協議,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業權單屬於香港特區政府,表面上解決了河套地區業權爭議,可讓特區政府全權發展河套地區(雖然特區政府需要負責河套地區整個項目的基建開發費用,包括土地平整、興建道路運輸網絡等),避免了在土地業權不清下,河套地區發展因兩地同時宣稱擁有土地業權而出現的法律風險。問題是,硬件上河套地區的業權單屬於香港特區政府,但軟件上的政策安排,以致發展模式,皆是跟隨回歸以來中港融合的大主軸,衝擊香港在《基本法》下的規劃自主和城巿管理格局。譬如說,政府提出將來的創新科技園內,會提供河套區出入境的便利安排,容許特區政府與深圳政府認可的人員,以類似APEC商務咭,令他們通關時更方便。這種行政便利的安排,固然須得小心處理,否則只會變成既影響本地人才就業,亦導致大量非本地人員從內地湧入,最終香港的創科人才變成最大輸家。誠然,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原則上必須全方位吸納世界各地人才;但香港不同於倫敦、紐約等人口完全自由流動的大城巿,香港在《基本法》下擁有完整的出入境和居民戶籍制度,因此在對外吸納人才之餘,必須同樣照顧本地人員的就業機會,港深創新科技園能否做到這種平衡?再者,創新科技園背後其實牽涉到香港與深圳的經濟互動,特區政府已明言「落馬洲河套地區鄰近深圳,而深圳近年的創新科技發展出色,在此地發展創新科技,令兩地有協同效應」。如上文所言,回歸以來香港一直走在中港融合的道路上,回歸不少的政策互動(如CEPA 及自由行),帶來中港兩地更為頻繁的的經濟活動,亦逐漸改變香港的城市發展和空間布局,假如創新科技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那麼河套地區發展創新科技園,正正代表著整個香港經濟進一步北移,只會令香港的經濟自主全面失守。當香港經濟全面向北望、而失去全球視野之時,我城的自治空間又會剩下多少?最後,整個港深創新科技園項目的制訂過程,充滿了各種疑團。河套區的發展在香港社會討論已久,政府就此曾多次進行公眾諮詢。其中,2015年2月政府公布河套地區公眾諮詢最終結果時,曾明確定出「河套地區發展可考慮以高等教育為主,並輔以高新科技研發和文化創意產業用途。」,計劃把整個河套區87公頃土地主要劃作高等教育用地(22公頃)、高新科技園區只佔少部分(8公頃)。但現時政府突然公布的項目,卻變成了「香港和深圳將在佔地87公頃的河套地區共同發展港深創新科技園」,霎時間就把歷時數年的公眾諮詢結果一筆勾銷,當中政府到底基於甚麼理據,自行改變公眾諮詢結果?主權移交以來,粵港合作、深港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滬港合作、京港經貿等區域平台,在沒有香港人的監察下,到底改變了多少香港原來的發展計劃?特區政府的規劃自主還剩下多少?香港作為全球城巿,必須推動區域合作、但不等同接受區域融合;香港需要面向中國、但更需要走向世界。如果香港不能自主規劃城巿發展,即使有天民主普選實現了,香港人也不可能真正自治。文:施家潤 (《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延伸閱讀〉【香港前途決議文】http://goo.gl/fYMsTS【《香港革新論》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reformhk 中港關係 一國兩制 發展 土地 創科 河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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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科技園出賣香港利益——從尼加拉瓜瀑布說起

早前港深兩地政府落實在87公頃河套區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並確認土地業權歸香港所有,仿佛成為現屆政府「成功爭取」的政績。然而香港在這項規劃中是否一如表面所見是最大得益者呢?尼加拉瓜瀑布的故事或者對我們有所啟示。尼加拉瓜瀑布(Niagara Falls)是舉世聞名的名勝,號稱世界三大瀑布之一。尼加拉瓜瀑布另一個有趣之處在於它處於美國跟加拿大之間,兩國國界正以尼加拉瓜河作為分界線。圖一那麼,究竟美國還是加拿大擁有尼加拉瓜瀑布?這個問題有點複雜,因為尼加拉瓜瀑布實際上由三個瀑布組成,如圖一所示,圖左是 American Falls 及 Bridal Veil Falls,屬美國所有。圖右是 Horseshoe Falls,美加的國界正從這瀑布的一間走過,因此這個瀑布一小半屬美國,大半屬加拿大。總的來說,以三個瀑布的總面積計算,尼加拉瓜瀑布大部份屬美國所有,加拿大只佔一小部份。圖二但哪個國家從尼加拉瓜瀑布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呢?瀑布的特點是站在瀑布上並不能觀賞瀑布的壯麗景色,只有站在對岸才能望得更遠更闊。事實上,圖一作為最具代表性的景色,就是由加拿大一方觀光塔所拍,所以一般旅遊書都推薦遊客到加拿大一方觀賞瀑布。從圖二可見,加拿大在沿河一帶興建了多間五光十色,拉斯維加斯式的五星級酒店及賭場。相反,美國一方的尼加拉瓜市只有陳舊破落的廉價旅館。美國雖然名義上擁有大部份的尼加拉瓜瀑布,但實際上它需付出更多的資源去做保育,但所分得到的經濟利益卻遠比對岸的加拿大少。圖三圖三是政府剛宣佈會成立科技園的河套區,細心一看,跟尼加拉瓜瀑布的情況何其相似?河套區的土地雖然名義上由香港所擁有,但這只代表香港有責任出資負責土地平整工程。真的表示河套科技園對香港有經濟利益嗎?它的位置遠離香港的住宅區及商業區,當數碼港和科學園都為人所詬病太遙遠之際,究竟有什麼香港公司會有興趣到更遙遠的河套開公司,如何吸引香港人到此上班?政府還未能說出個所以來。相反,河套區位處深圳繁華的福田旁,配合政府所提議的便利出入境措施,對市區用地早已飽和的深圳市企業來說,吸引力卻大得多。羅范椒芬指河套區科技園不確保港人優先獲聘,其實已是明示河套區實際上為深圳市企業及居民所服務,盡得該處土地的經濟利益。相對而言,香港所得的經濟利益大概只有寫字樓租金及公司註冊處每年幾千元的註冊費吧?其實如此一大片土地,香港本身可以有很多用途。先撇開當初所規劃的高等教育用途不說,河套區也很適合作棕地用途的厭患性行業如回收場/貨櫃場之類,如此則可以空出例如橫州等地興建房屋服務香港人。現時林鄭所帶領的港府高層在未作諮詢下就以長官意志把珍貴的土地資源劃作科技園,為鄰近地區而非香港人服務,視程序公義於不顧,在她心目中香港人的利益放在什麼地位,還不清楚明白嗎?文:賀穎傑@前線科技人員 中港關係 發展 土地 創科 河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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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英派治港?

去年歲末,中央連續公布了兩宗與香港有關的人事任命,一是任命了兩名國務院港澳辦的副主任,一是任命了一名香港中聯辦的副主任。值得留意的是,新任港澳辦副主任宋哲和新任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兩人,都有常駐英國背景,這種人事安排是否反映了中央治港思維的變化,值得留意。新港澳辦副主任兩度駐英56歲的宋哲,是首位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轉任港澳辦的,他曾於1988至1992年及2000至2001年期間,兩度任職中國駐英大使館,分別是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和香港回歸後初期,先後任三秘、二秘、參贊,其間或多或少都接觸過香港事務。回國後,宋哲曾在外交部西歐司工作,做過副司長。2003年他調任國務院辦公廳局長,國務院辦公廳有3個秘書局,其中秘書三局負責國防、外事等事宜,宋哲在此任職期間,總理是溫家寶,國務院秘書長是被視為江澤民親信的華建敏,而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是唐家璇。其後宋哲亦曾任駐歐盟大使。外交部駐港特派員歷來是外交部高官退休前的職位,宋哲的前任呂新華、楊文昌離任後都退居二線。宋哲則是香港回歸後最年輕的特派員,也是唯一調任國務院港澳辦的特派員,由於他與現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一樣,同屬外交部出身,不排除是接港澳辦班的熱門人選。新中聯辦副主任曾留英12年與宋哲相較,由中科院副院長調任香港中聯辦副主任的譚鐵牛跨界程度更誇張。53歲的譚是科學家出身,專研智能感知,1985至1997年間在英國留學工作12年,先後獲帝國理工學院(The 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碩士、博士學位,並獲雷丁大學(University of Reading)終身教職,也是英國皇家工程院(RAE)和中國科學院的雙料院士。譚的學術背景固然有利於在香港專業界別的聯絡統戰工作,在英國長期的學習工作生涯,也不排除累積了一定的香港人脈。原文載於《明報》中國版(2016年1月2日) 中港關係 中聯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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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調整路線還是舊酒新瓶

港澳辦王光亞開出4項「中央心目中的特首條件」,分別是: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又特別提到,特首要「全面、準確、客觀地向中央反映香港的情况,提出工作意見」。對於已「無得留低」、任期進入最後倒數階段的梁振英來說,王光亞的言論可謂當頭棒喝,不但突顯梁任內管治失敗、神憎鬼厭,更懷疑聯同「西環」虛報香港民情、誤導北京。這一切,北京似乎都看在眼內!梁振英對香港目前的管治矛盾責無旁貸,不少人關注北京換下梁振英後,會否找來另一個「女版梁振英」或「梁振英2.0」當特首。筆者當然不希望北京重蹈覆轍,否則如何自詡「吹和風」、多辦幾次內地考察團、多發幾張回鄉證,亦無補於事。筆者認為,從王光亞釋放的信息,要求新特首「全面、準確、客觀地向中央反映香港的情况」,或可視為北京釋出善意撥亂反正、調整對港路線的起點,意味北京期望新特首未必再貫徹梁振英「以鬥爭為綱」、盲目挑動紛爭的管治手法。經過過去4年多,北京亦應明白,「梁振英路線」對港人長遠福祉不利;落實溫和路線,一改「偏信偏聽」的作風,全面和認真地聆聽及回應港人對真普選等方面的訴求,才可為香港尋找出路。仍須聽其言觀其行然而,北京是否真正釋出善意,仍須聽其言觀其行。須知道,北京所謂的「釋出善意」,近20年來已聽聞太多次,例如由曾蔭權帶團訪問廣東,到曾鈺成率團參觀上海世博等。但事實出現的是「一手硬一手軟」狀况,香港的民主步伐20年來仍停滯不前;人大8.31「落閘」,及至梁振英司法覆核4名議員身分的風波,都顯出治港路線的搖擺和不協調。更令人憂慮的是,回歸以來中聯辦的違憲角色坐大,北京實不應只針對糾正梁振英鬥爭路線。事實上,回歸近20年來,中聯辦已變成「另一支駐港管治團隊」,在香港猶如「太上皇」,對香港政府及建制陣營發號司令,事無大小直接操作,由以主人家身分出席各香港政府活動,以至左右立法會事務及建制派的投票取向、各級選舉操作及協調、直接介入特首選戰等,已經是香港公開的秘密。《基本法》第22條列明「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明顯地,中聯辦及相關部門一直在違憲。梁振英宣布不連任後不久,中聯辦亦作出了一些人事調動。到底是否代表北京一併修正此路線偏差?還是種種舉動只是新瓶舊酒?我們拭目以待。作者是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月7日) 中共 特首選舉 中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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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修河套 暗渡陳倉?

究竟87公頃大的河套最後會用黎搞乜?根據十年前一份國家級智庫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及民建聯合作完成,名為《全方位開發港深邊境地區的方案與論證》的研究報告,曾透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用途構想。按報告中的建議,河套會涉及「內地可能派駐的辦事機構包括各省市區政府、大型企業,平均每個機構僱用香港員工3人」,即代表河套科技園並不單純是科技用途,亦有可能可以成為中國各類派駐的機構 (如中聯辦、政府用途) 的落腳點。現時政府的河套協議,區內會給予內地員工特惠的入境安排,入境權的審批將會是有深圳官員參與的科技園公司。如果是這樣,即代表這些「可能派駐」的中方官員可以透過科技園公司免申請直接長註香港,由於科技園公司並非政府機構,變相我們基本上毫無辦法監察批准誰能入境香港地方,成為了一個中港入境大黑洞。當然這只是個國家級智庫及政黨過往的建議,但林鄭月娥與深圳官員簽約後到今刻都沒有交代河套發展的各種具體細節,究竟河套邊境會否變成內地官員機構的特區?值得香港市民認真關注!原文載於本土研究社facebook 中港關係 土地 林鄭月娥 河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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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成中國團成員?

香港特首梁振英日前到秘魯首都利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其最令人矚目的行程是與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晤。不過,官方新華社在報道習近平在APEC活動中有一處提及梁振英,卻顯示出中央對香港地位界定的微妙變化,反倒未引起注意。官媒APEC新聞稿 梁列楊潔篪後新華社上周六(19日)在報道習近平出席APEC工商領袖峰會並發表主旨演講時,新聞稿在報道習近平的演講內容之後寫道,「王滬寧、栗戰書、楊潔篪、梁振英等參加上述活動」,將梁振英與習近平的隨行人員並列,這似乎是第一次。中國國家主席有在APEC工商領袖峰會上發表演講的慣例,香港特首亦非首次到場聆聽。根據政府新聞處的紀錄,梁振英在2014年北京APEC峰會和2015年馬尼拉APEC峰會期間,都曾出席工商領袖峰會並聆聽習近平演講。但是,查北京官方報道,在2014年時是寫「王滬寧、栗戰書、郭金龍、楊潔篪等參加上述活動」,2015年則是寫「王滬寧、栗戰書、楊潔篪等參加上述活動」,都對梁振英隻字未提。而對2014年同樣到場聆聽習近平的智利總統巴切萊特、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阿澤維多,官方報道則有提及他們「出席開幕式」。顯示對港關照 回歸後准特首與會當中港台在1991年加入APEC時,作為獨立經濟體,香港和台灣的加入是有特別條件的,在北京堅持下,各方簽署備忘錄,規定台、港兩地不能主辦會議,也不能派外交或政治官員與會。故香港在1997年回歸之前,總督是不能出席APEC年會的,只能派財政司與會。回歸後,北京為顯示對香港的關照,才准許香港特首與會,但還是把香港當成獨立的經濟體單位對待。對於特首出席聆聽習近平演講,官媒既不當作外國領導人處理,也不當作中國代表團成員處理。但今次官方傳媒的處理,顯然有將香港特首列入中國代表團成員的含意,且排名在國務委員之後。這恐怕不是針對梁振英個人的舉動,今後會否成為慣例,值得留意。原文載於《明報》中國版(2016年11月23日) 中港關係 中國 A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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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地開了的中央港澳工作會議

在沒有對外公布的情况下,中央在3個多月前的7月11日至12日一連兩天,在北京召開了罕見的中央港澳工作會議,官方不但事前沒有披露(但有風聲),事後亦沒有任何相關報道可尋,就連會議的日期、地點、與會者、議程和結論都統統成謎。兩則間接信息證實會議舉行但只要細心搜索,還是能夠確定這一重要會議確實舉行過。不經意透露這信息的,居然是一些與港澳工作毫無關係的政府部門──北京市海淀區安監局和質監局。海淀區安監局在7月25日發布的業務動態,標題是「海淀區圓滿完成中央港澳工作會議安全生產保障工作」,內文則指「7月11日至12日,中央港澳工作會議在京召開。為確保會議的順利進行,根據市安全監管局的工作要求,區安全監管局加大對會議駐地周邊200米範圍內生產經營單位的安全生產的監管力度」。內文又說北京市安監局還印發了《關於做好中央港澳工作會議安全生產監管工作的通知》,區安監局全面排查和整改了會場周邊的安全隱患,自詡工作確保了會議的順利進行,圓滿完成了此次安全生產保障的任務。另一則證實會議舉行的信息,則由海淀區質監局於會後3日發出。該信息題為「海淀區質監局全力保障中央港澳工作會議特種設備安全」,內文指該局對中央港澳工作會議的召開場地開展了特種設備安全檢查,檢查了電梯33部、鍋爐2個、容器39個。這兩則間接的信息,是多年來,網上僅有由官方證實中央港澳工作會議確實舉行過的資訊,用這種情况公開,中央亦可能始料不及。另一與「中央港澳工作會議」信息有關的網上官方紀錄則是背景資料,載於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那是有關1978年8月的事。受鄧小平的指示,「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轉《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情况的報告》。中央批示,港澳工作必須深入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從當地實際情况出發,不能照搬照套國內的做法。中央決定成立中央港澳小組協助中央掌管港澳工作。」根據《香港問題談判始末》一書的記載,當時的會議由國務院僑辦主任廖承志主持召開,開了20多天,會議清算當時極左路線對港澳工作的干擾和破壞,重申中央對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顯示中央想提升對港澳問題處理成效中央歷來有對台工作會議(江澤民上台後,1990年首次/近年每年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清除文革問題,1980年首次/不定期)、新疆工作座談會(「七五」事件後、2010年首次/不定期),但對港的工作會議今次還是第一次有公開報道意外披露,顯示中央想提升對港澳問題的處理成效和統一部署,要求包括港澳辦、中聯辦、廣東省、商務部、公安部等涉港部門更有系統和更有效地應對香港問題。中央對地方的工作會議到底是什麼呢?它較實務,與着重學習領導人「重要講話」的工作座談會性質有所不同,工作會議有工作報告,並可能就具體問題作決策和部署,如今年的中央對台工作會議由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作工作報告,又有政治局常委俞正聲作「重要講話」,會議要求各有關部門加強與認同一個中國的政黨交流、促進兩岸經濟融合、支援福建加快發展自貿區、支援平潭、昆山擴大對台開放、擴大民間及台灣青年交流等。資深傳媒人阮紀宏在會議舉行前曾寫道:「據悉,中央香港工作會議即將舉行,屆時將會就香港目前問題的出現成因、對策以及各部門分工,做出統一部署。這是30多年來沒有舉行過的會議,以這種形式來加強對香港的管治,是習近平的行事風格」。至於與會者方面,由於沒有會議內容的公開報道,一切神神秘秘的,暫時無法確定誰出席了可能是首個中央港澳工作會議。但可以知道的是,在會議舉行首日,中央台新聞聯播和人民日報皆沒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出鏡信息,翌日則有他會見歐洲理事會主席的報道。至於一眾涉港官員,包括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副組長李源潮及楊潔篪、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在會議舉行的兩天期間,全部都在官媒報道中「神隱」,他們甚有可能出席了會議。至於行政長官梁振英當時則人在香港。在會議後,中央領導人第一則與香港有關的信息是7月25日,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在人民大會堂對「香港女童軍總會百年會慶暨制服團體同心同根萬里行」交流團的講話,當時李源潮重申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講話說:「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的方向前進。中央有信心、有能力確保『一國兩制』實踐沿着正確軌道前進。中央將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堅定不移地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與內地開展互利共贏的交流合作。希望香港社會各界對『一國兩制』在港實踐勿忘初心、保持耐心、堅定信心。」李源潮又對交流團提出3點期望:「第一,繼承中華民族愛國傳統,從內心熱愛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第二,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積極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第三,把握時代機遇,奮力開創香港美好未來。」需細心觀察7月中以來香港變化7月11日至12日會議舉行前後,正值不少與香港相關的事件發生,部分未必對會議有直接或間接影響,但筆者姑且列出,讓讀者詳細參考,它們包括: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5月17日至19日視察香港;因銅鑼灣書店案,國務委員、公安部長郭聲琨7月5日在北京與本港律政司長袁國強、保安局長黎棟國首輪磋商如何改善通報機制;中央第八巡視組對港澳辦黨組展開專項巡視(7月4日至8月30日);北戴河會議前夕;十八屆六中全會(10月24日至27日);明年中共十九大,屆時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會因年齡而落任,小組會換上新組長。香港方面,相繼有佔領運動、政改觸礁、香港民族黨等政團成立、港獨問題升溫、立法會選舉、特首換屆、特區管治困難、「人心不回歸」、明年香港回歸20周年等等。這個工作會議,除了重申中央對港的一貫大政方針外,相信亦可能對打擊港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和發展經濟等問題作出了原則性決策甚至是工作部署和指導,我們還需細心觀察香港在7月中以來發生的變化,才能得知這個神秘會議究竟如何「落藥」。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27日) 中共 中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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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用到盡 愈維穩愈不穩

近年,有5件事清楚展示中港當權者在香港事務上怎樣為了目的,不惜一切地權力用盡。第一,中央為了各種「國情」與「港情」,決定不讓香港人有真普選(不要說這是因為香港人「不聽話」而造成的,澳門「很聽話」都不見得有真普選)。所以,他們不惜一切,粗暴地以「8.31決定」模式來把篩選夾硬說成普選。這個決定觸發了一場比原本各方預料的佔領中環規模、影響力大得多的雨傘運動。而當中港當權者在群眾力量前都一步不讓後,這亦促使到本土、自決、港獨等運動的萌生。第二,中港當權者為了政治整頓香港高等教育界,不惜一切地把一個國際、獨立遴選制度拋出窗外,阻擋陳文敏成為港大副校長。他們更在不同大學的校委會/校董會加插極度親共的社會人士。這些舉動促使大家不再相信政權不會有權用到盡,因而間接搞垮了版權條例與醫委會改革等草案,更令就讀大學的年輕人對政權更加反感。第三,內地為了不讓一些在內地被視為政治敏感的書從香港流入,就不惜一切,把一家小書店的人員以各種方法扣留在內地,然後要在視像錄影片段內「招認」一切。其中一名書店人員更是從香港「被自己方式」進入內地,惹起強烈跨境執法嫌疑。這事故引起不少港人對言論自由、人身安全、一國兩制失去信心,亦為「一地兩檢」等議題成為重大憲制危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第四,中央為了要香港一些人士在國際社會寸步難行,就不惜一切,令到黃之鋒不能在與中國友好的國家入境。他們更向外國政府施壓,弄到他們連李柱銘與陳方安生等溫和派人士都不敢會見。一些中國公民出外受到自己政權這些對待,只會令更多香港人對於他們是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更薄弱。第五,中港政權為了不讓他們因政治理由不想兩名民選議員(雖然我對他們的言行舉止十分有保留)就職成為議員,就不惜一切,做出各種東西。他們企圖「依法」干預立法會事務,採取法律行動。與他們友好的立法會議員無視法院現階段不禁制這兩名議員宣誓就職,利用程序偽術繞過、矮化法院的決定。他們與其友好不時說「現階段」不會人大常委釋法,但一時又說「相信」香港法院會解決問題,一時更說要出白皮書「協助」法院處理案件,變相向司法機關「出口術」。這些行為嚴重影響港人對三權分立、法治的信心,而且把一件政治事件升溫至憲制危機層面。「顧及國家穩定」說法不合邏輯所以,當政權不斷為求目的、權力用盡時,反而只會愈維穩、愈不穩。當然,有些人會說,政權不能只顧香港穩定,其處理香港事務手法亦要顧及國家整體穩定。但這種說法並不符合邏輯:上述的各種措施的原意都是為了控制香港一些不穩的初步迹象,使其不會影響內地的穩定;但如果措施只是令香港更不穩,內地又怎會因此更穩定?作為一個在非建制支持者中日漸買少見少,而又不盲目地否定政權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某些經濟與民生政績的「大中華膠」,我對上述的用權到極情况感到十分心痛。(作者按:以上是筆者個人意見,不代表他所屬律師行或團體)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26日) 中港關係 一國兩制 維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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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關係不大可能回到過去了

除了少部分親共人士繼續拋出「感恩論」、堅稱看見五星紅旗升起要感動流淚,以及感性吹噓中共對港的「濃濃厚厚的愛意」,早已在制訂《基本法》時向世人顯明外,大部分有自由意志的港人均看出一國兩制的前景頗不樂觀。多個事例顯示一國兩制岌岌可危筆者在今年三月十七日曾在《明報》發表短文指,銅鑼灣書店事件和立法會剪布強行通過有關港中融合的方案的事例,早已預示着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空間愈收愈窄(註)。事實上,筆者的醒覺,已較部分深諳香港和中共政情的人士來遲得多。無論如何,遲醒覺總較不醒覺好些。接下來的林榮基爆料事件、選管會阻止某種政見的立法會參選者入閘、黃之鋒給泰國拘留和遞解出境、有消息傳出以人大釋法的方式否決青年新政兩名候任立法會議員的議員資格等,無不指向中共伸出有形之手,阻礙異見者享有《基本法》賦予的自由。民主回歸論者慘遇「情場騙子」那些僅寄望可與中共繼續良性互動的人,其實無異於遇上情場騙子的受害者,他們遭對方「過橋抽板」後,仍然希冀能與對方一同回到過去「美好的時光」。就連民主思路提出的第三條路線,也既不會妙想天開至認為與中共恢復良性溝通是容易的政治操作,亦不會在原則上完全排除抗爭的可能性。抗爭和溝通本非二元對立,但過往用在處理港中關係上成效不彰坦白說,抗爭在原則上也不應完全排除溝通的策略,正如美國和北韓長期處於敵對的關係,美國也不會從一而終地抗拒與對方溝通。但箇中關鍵是不要過分迷信,認為只要恢復溝通便可乘風破浪、排除萬難。溝通終究是其中一種達到政治目標的手段,而非最終的目的。另外,溝通並不表示己方必須作重大的原則性妥協,例如台灣與中共近廿多年來的溝通,也沒有作出最根本性的讓步(九二共識),反而有時擺出溝通的姿態,可令壓力落在對方身上。然而,香港特首選舉的先天設計,難以選出一個能夠充分反映港人意見的政治領袖,肩負溝通重任的往往是實權有限的反對派領袖。由於他們沒有實權在手,中共把他們放在眼內的程度頗為有限,而過往的反對派領袖又擔心破壞了互信後,日後再爭取中共再讓一步的難度便會大增。只是久而久之,紙包不住火,政治溝通成果有限的問題給曝露出來,港人與中共的互信程度亦愈跌愈低。問題是,中共愈不信任香港,愈傾向伸出有形之手干預香港事務,但愈伸出有形之手,港人對中共的信任也會愈低,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畢竟,要他們默許以霍布斯社會契約論(Hobbes’s Social Contract)所提及的方式「落實」《基本法》,本來便是極度侮辱他們的智慧。港獨思潮因現有制度漏洞所致在梁振英治下的香港,頗常出現一種聲音,指現時坊間對中共對港政策的理解,並非中共權力核心的真正想法,只是梁振英和中聯辦狐假虎威假傳「聖旨」,誤導了普羅大眾。但是,問題的重點,並非單是如何猜測中共權力核心的真正想法,而是了解現時的制度安排對港中關係起了怎樣的客觀效果。即使假設中共權力核心的真正想法與坊間想像的有異,現時的制度安排亦充斥着各種漏洞,讓邪魔外道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因此,香港才出現了一種全盤推翻現有制度安排的聲音。以目前的狀況來看,香港與中共要花極大的努力,才有絲毫的希望重塑良性互動的基礎,而前提是下任中共領導人的對港作風比較溫和,以及中國境內的自由派重新站穩陣腳。但即使如此,年輕一輩對中共高壓統治的陰霾仍揮之不去:既然現時的實際政治操作有那麼多漏洞讓中共乘虛而入,那即使港中日趨緊張的關係得以緩和,亦難保那股「極左即極右」的政治力量日後會捲土重來。請容許筆者借用張楚勇博士頗常提及的《論語》名句:「民無信而不立。」張博士明顯不是所謂的「反中亂港」之徒。然而,中共連這樣溫和的聲音也聽不入耳,反而不斷挑起民怨。故此,無論港獨是否可行,港中關係也不可能回到過去了。註:楊庭輝:〈沒有無緣無故的剪布〉,《明報》,2016年3月17日,A40 中共 中港關係 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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