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家麟:獨裁愛國主義

ViuTv 節目《經緯線》一集,專訪「生於一九九七」的年輕人,他們和特區一起成長,都是接受國民教育的一代,總有機會到內地交流。 其中一位受訪者,談交流團的深刻印象,他們到內蒙交流——飯局中要向內地官員敬酒,大家一起喝茅台。他只是一個中學生。 看這幕,想起自己年少無知時的遭遇。九十年代中,到湖南採訪,與官員晚宴,接待人員拿出一箱當地土炮烈酒。局長敬酒,我勉強喝了一口,難喝得很,其他同事經驗老到,竟然一開始就懂得堅決拒絕喝,於是局長盯著我:代喝一杯是應有之義啊。只恨當時年紀小,不懂拒絕,代同事頂了幾杯。 麻煩就來了,敬酒喝了,就要回敬,這叫禮數,一人回敬不夠,還要代其他三位同事逐一回敬。席上還有副局長、宣傳部長、副部長等坐滿一桌。局長敬了,然後副局長起來,你不敬我即是不給臉子啊,繼續敬酒、回敬;部長再來,又敬、再敬…… 敬酒數目以幾何級數上升,結果,一夜無眠、嘔吐頭痛;從此以後,我飲半杯啤酒就會胃痛,每次見到酒,就想起這故事。想不到,現在連中學生交流也來這一套了。 文化差異平常事,就當是一種體驗,往日的中國形象,縱使問題多,總算較開放、外向、肯虛心學習;今天強國崛起,由高官嘴臉到土豪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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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鍵一:香港人中國人身分其實不對立

早前港大民調公布新一輪香港市民「身分認同指數」,結果指青年人當中認同自己是「廣義中國人」的比例見九七後新低。我們其實不需要太過從中港政治的角度去閱讀這個結果,該題目問受訪者「你會稱自己為『香港人』、『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還是『中國的香港人』」,意味着受訪者必須在「香港人」、「中國人」之間選擇傾向性,不能認為兩者同等重要。換言之,當受訪者對「香港人」的認同愈強,數字上他們對「中國人」的認同就必然愈低。無可否認,受訪者選擇傾向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對我們理解民情有一定作用,我們也不應該無視僅餘3.1%青年自稱為「中國人」或「香港的中國人」這個事實。然而,這個問卷題目未必最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香港青年如何看待自己是「香港人」與「中國人」之間的關係。 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有自成一體而且普遍認為優於中國的政經制度、公民權利及生活方式,在香港成長的青年人自覺與其他中國人不一樣,是自然結果。任何人要求香港青年認同國族先於認同香港,都是不符現實的期望。處理香港身分與國族身分的議題時,我們更應該問,其實青年人有幾大程度上把國族身分視為香港人身分的內涵?即是,當某人的香港身分認同上升的時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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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由幼兒做起?

行將上任的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說,必須讓香港孩子有國民身分的認同,在幼兒階段就應該開始培養「我是中國人」的概念。筆者作為父親,曾經與參加兩歲學前班的兒子一起上playgroup,由英語和普通話老師各負責半小時課堂。其中一堂普通話課在十一國慶前,內容為升國旗、播國歌。在國歌背景下,孩子們看着內地老師緩緩升起小型國旗,之後再由家長與孩子逐一拉線升旗。由於有道具可玩,小孩們不管是哪國國旗都很自然地參與其中,老師說了句:「升旗多高興!」不過,對於國歌和國旗的意思、升旗的意義,老師則沒半點講解。 對於林鄭月娥的「在幼兒階段就應該開始培養『我是中國人』的概念」一說,其實並無新意,因為教育局本身已有相關指引。由課程發展議會編訂、教育局建議幼稚園採用的《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有相關內容,「中國」和「國家」共出現4次,分別為: 品德發展:初步認識自己於家庭、學校、社會、國家、世界不同生活範疇的角色和責任(在發展目標和評估重點各出現一次); 個人與群體:初步認識中華文化及作為中國人的身分; 「個人與群體」的教學原則:靈活運用生活事件作為學習材料,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讓幼兒加深對家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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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言亦議特區二十週年系列】身分認同可以雙贏雙輸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自1997年開始,便就香港人的身分認同進行長期、廣泛和深入的研究,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一國兩制」社會發展提供學術數據和研究基礎。多年以來,不少傳媒和學術機構都向我們查詢和索取數據,我們一律免費奉上。近年,我們更把原始數據送交專責作數據歸檔及研究的學術單位進行整理和發放。 回歸未及15年,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發起批評,認為調查「不科學」和「不合邏輯」,附庸人士連續數月砲轟筆者,企圖把港大民研邊緣化,兼且誤導市民以為調查只有「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題目。對於這些無理指摘,筆者早已作出回應,在此不贅。 事實上,回望過去,當年調查顯示香港人的「國民身分」認同感有所下降,其實是一個非常有用的預警。有關人士如果能夠虛心求證,實事求是,應該不會弄至如今的田地。 今日,回歸接近20年,調查結果又再顯示香港人的「國民認同」跌至歷史新低。以0-10分評價自己對「中國人」的身分認同程度,整體評分只得6.5分,較歷史高點8.1分低了幾級。2008年是上次高點,當年有北京奧運和汶川地震,刺激了香港人的愛國情懷。可惜,事件過後,有關數字拾級而下。 更加可惜,在回歸 20週年的前夕,市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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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年輕人與「中國夢」

近年,在中共治港者及親共人士口中,香港出現了青年「問題」。 上周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一個慶回歸青年活動上致辭,表示香港青年「要正確認識一國兩制方針,正確認識香港與國家的關係。這裏既有觀念問題,也有眼界問題。香港青年眼界要寬廣,要有超越香港看問題的國際視野,這當中首先是要有北望神州的國家視野。只有胸懷祖國,認識國家的歷史和文化,了解國情……才能有大志向、大格局……在本土分離思潮誤導部分青年的情况下,強調這一點實有必要」。 此外,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前副社長張浚生,上周接受本報訪問時,也指出「如果有錯誤的認識,就會有錯誤的行動。年輕人受到錯誤引導去佔中。那麼多同學參加這活動,就是受了錯誤的引導」。他覺得香港「必須把教育搞好,把年輕人引導好;要使年輕人認識國家的歷史和現狀」。 根據他們的說法,香港的年輕人沒有獨立思考,而且眼界狹隘,不懂得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與國家的關係,也不認識國家、不了解國情,參加佔中也是被誤導。然而,這真是實際情况嗎? 事實上,正正就是香港年輕人具獨立思想,根據《聯合聲明》與《基本法》,正確地認識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與國家的關係,以及擁有國際視野,知道非民選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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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旗下的蛋

昨日,特首梁振英與公民黨的陳家洛因國旗鬧得不快。筆者對國旗亦有一些體會。以前在內地採訪,曾經做過不少與國旗有關的故事,包括在冬雪中採訪天安門國旗護衛隊凌晨起的地獄式訓練。他們除了練出一致的隊形和響亮的正步外,還可以腳纒沙包、腰背插木架、頭頂磚頭、「不水不尿」地站立數小時。而升旗手更要每天揮動17平方米的國旗和啞鈴數千次,務求令五星紅旗以最筆挺的狀態扔出、升起,展示國威。在北京奧運時,看着中國健兒在鳥巢賽道披上國旗繞場,迎接觀眾喝采;在汶川大地震時,當救援通道未打通,家長看着國旗插在學校的瓦礫上飄揚,他們似有所盼,等待着奇迹和公義的出現。可是,當這些國旗片段出街,坊間的反應卻不一。有人看了升旗部隊的報道,認為這能激發民族自豪感和反映國力,但亦有人指當時前不久才有武警在新疆毆打香港記者,和六四周年紀念解放軍屠城的回憶,升旗部隊勾起港人反感的聯想;汶川地震廢墟中的國旗既反映國難當前萬眾一心的團結,但同時亦揭示政府為了維穩,包庇豆腐渣工程、打壓家長、背棄「嚴肅查處絕不姑息」承諾的虛偽,正義得不到伸張。這面國旗能否讓香港人感到自豪,不單單在於這個國家是否富有、硬件是否金碧煇煌、軍力是否強大、態度是否霸氣,更重要的,是在於這個國家有沒有道德文明的力量?是否有法治、有制度、講道理、保護人權、尊重弱小、表裏一致?事實上,回歸近20年來,港人對國旗的印象並不怎麼正面。根據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香港人的身分與國家認同」追蹤研究,對國旗感自豪的人,由1996年的30.6%升至2008年高峰的53.4%再跌回2014年的29.5%;而對國旗感抗拒的,由1996年的6.6%上升至2014年的13.7%。換句話說,20年來,對國旗感自豪的人微跌,但抗拒的人倍升,這與回歸以來翻了10倍有多的中國經濟實力並不相乎——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1997年中國GDP(本地生產總值)有9600多億美元,2015年已達11萬億美元,增幅10倍有多!中國愈來愈富有和強大,但為何香港人對國旗觀感卻沒有明顯改善?中國到底做了些什麼行為來抵消正面形象?為何這些行為的破壞力那麼強,力毁萬金?如果知道自己的行為令人反感,為何有關方面不誠心改進,反而變本加厲?在這面國旗下,一些大陸化的做法驟然襲港,包括西九故宮館的背離常規和黑廂作業、青少年軍獲「特殊照顧」批地和撥款、銅鑼灣書店案的踐踏法治和人權等等。站在國旗下,人們應該反思,到底香港的核心價值是受到了保護,還是備受摧殘?而國旗上4粒小星的人民階級,到底是活得更有尊嚴,還是歷盡各種磨難?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7年1月11日) 中國 中華民族 身分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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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分治之幸與統一之不幸

台灣民進黨上臺,兩岸的統一大業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實在是令無數期待中國重新走向統一的海內外華人所失望。因為,對很多人來說,統一是一個不辯自明的真理,任何背離這一目標的行為,都是那麼令人不可容忍。在此,本人想做一些不合時宜的逆向思考,談一談中國分裂之幸與統一之不幸。「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過去歷史的常態,既不是統一,也不是分裂,而是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統一之後,之所以再分裂,就是因為興亡更替,「其興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 ,這一歷史的週期律起作用的結果。雖然「而今中國有聖人,雖非豪杰也周成」 ,但還沒有真正找到一條跳出這一週期律的完整的發展模式。恰恰相反,中國的發展正遇到前所未有的制度上的挑戰。也許某一天,因為各種原因,中國無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重新陷入混亂。這樣整個中國不但不會走向統一,相反更會陷入進一步的分裂。如果是這樣的前景,就算短期內兩岸走向了統一,也會重新走向分裂,其對整個中華民族長遠利益的傷害,要遠遠大於保持現在不統不獨的局面。其實全世界的華人像現在這樣分成幾個不同的社會,包括大陸,港澳臺,新加坡,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一定規模的華人社會,是中華民族之大幸。不能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裏,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不能依賴於一個單一的發展模式。中華民族自甲午戰爭以來所經歷的極端的折磨和屈辱,除了中國落後的封建制度這一根本原因外,另外一個原因,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週期律中走向衰落的階段剛好碰到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上昇階段,結果一觸即潰,毫無還手之力。相反,如果當時有另一個相當的華人社會存在,很可能其處在興亡更替這一週期律的不同階段,那麼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可能會有很大的改觀。一個更近的例子,假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就已經統一了中國,包括港澳臺,甚至新加坡也不存在,那麼文革浩劫將加諸於全體華人,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對整個中華民族的破壞將更加徹底,而後來進行改革開放,沒有經濟發展到更高階段的港澳臺以及東南亞等海外華人社會的投資和支持,中國會這麼快從文革後接近崩潰的邊緣走出來並發展到今天的地位嗎﹖所以,從整個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利益來看,在中國大陸真正找到一條可持續的發展道路之前,兩岸保持事實上的分治狀態,包括大陸尊重並保持港澳臺獨特的社會發展模式,實乃「國家幸甚、民族幸甚」。文:劉偉 台灣 中國 中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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