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個拆彈的少年》十減一得九,九減一得八,然後剩下多少?

1945年,二戰結束;但戰事結束,不代表戰爭完結──戰爭只是換了一個模式繼續出現,而場口從戰場換上日常;兩個陣營的位置也都對調,從前的侵略者變成戰俘,被侵略的人則當上了主導的位置。丹麥導演Martin Pieter Zandvliet  執導的《十個拆彈的少年》(Land of Mine)以德國少年戰俘在丹麥徒手拆彈為題,拍下戰後鮮為人知的面貌。從1940年開始,丹麥一直被德國佔領,直至納粹德國投降為止。因著戰略估計,德軍在丹麥西岸埋下超過二百二十萬個地雷。直至,戰爭結束,敗者為寇,權力得以轉移。曾經用以部署對付盟軍的炸彈,換成了德國士兵獲得自由以前的最大任務(如果他們仍能生存)──大批德國年輕戰俘被送往丹麥,負責拆除埋在國境之內數以百萬計的地雷。距離戰爭不遠,不難想像,戰時積累的情緒依然存在,從軍人將領(那個丹麥上將)到平民百姓(住在沙灘旁邊的女人),同樣把槍頭對準所有的德國人。他們對德國人的憎恨,沒有絲毫掩飾,軍官們早就講明,他毫不在乎戰俘的生死──炸傷也好,炸死也好,這不是要點,只道這群人為他們國家所曾做的一切負上責任,也就是將「他們的地方」好好還原。丹麥中士Rasmussen(Roland Møller)奉命帶著十個年輕的德軍拆除海灘上的四萬多個地雷──這班戰俘,大多甚至不曾踏上戰場。他們年輕,對未來仍有憧憬,但是這樣的背景,沒有得到幾多體諒,擺在他們中間的是歷史的傷痕。這裡沒有奇蹟,十個拆彈的少年注定不能整整齊齊一同回國。導演細膩地描述少年拆彈的過程──他們在沙上爬行,拿著鐵枝尋找地雷,特寫他們的手部動作,扭開,拔出,再拆除火藥,看似簡單的幾個動作,每一秒都是一次的冒險。「嘭」的一聲,濃煙四起──有的斷手斷腳,被炸得血肉模糊;有的死了,連屍體也找不到──十減一得九,九減一得八,八減一得七,七減一得六……隨著時間,數字愈減愈小。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在Rasmussen眼中,這班德國少年早就不再是肩負國家罪孽的代替品。透過一個丹麥中士的視點,導演提出了另一個觀看戰爭的角度,不是要忘記歷史,而是嘗試放下以國家為單位的固有想法。鏡頭以下,沒有簡單的二分法,把德軍全部歸入殘酷的侵略者,而透過日復日的相處,重新檢視一個個年輕的生命──強調的不是他們的國籍(德國人),不是他們的身份(士兵),而是他們每一個都是獨立的個體──各人有著獨特的性格,而不再單純是德國(又或德軍)的代名詞。於是,Rasmussen與這班德國少年因為相處而熟絡,因為合作而產生信任,這種信任逾越了國藉的界限。一個佈滿地雷的沙灘,一個站在界外的監督,十個(後又補上幾個)徒手拆彈的少年,沒有槍林彈雨衝鋒陷陣的場面,卻成功營造了一種緊張的氣氛。《十個拆彈的少年》側寫了戰爭的後遺,藉著拆彈,平淡卻直白戰爭的恐怖,不在於殺戮,而是把很多人對於一切變得麻木。 影評 電影 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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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是為了讓他們不被遺忘

「曾經有這樣的一群年青人,每一次起飛都可能是永別,每一次落地都要感謝上蒼。」電影《冲天》的序幕前個周日,出席了一部台灣電影的特別放映會。那是為了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而拍攝的紀錄片《冲天》,講述的是8年抗戰裏,民國空軍守護國家的故事。抗戰紀念電影:大陸vs.台灣去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同是為了紀念,大陸拍了一部大片《百團大戰》。大家或許知道,抗戰期間,除了游擊戰外,中共僅打過兩場較大的仗,分別是平型關戰役和百團大戰,這部電影講的便是後者。片中自然是歌頌八路軍如何奮勇抗敵,尤其是毛澤東、彭德懷、左權等領導,如何英明神武、料敵如神、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當然,今天中國大陸不會缺錢,於是片中千軍萬馬的大場面絕不欠奉,配合神州的壯闊山河,自然拍出雄偉的氣勢;否則的話,作為一部所謂「獻禮」電影,又怎能向國家和人民有所交代。相比這樣的億萬金元大製作,《冲天》的台灣製作團隊,可謂無人無錢。就連片中的空戰場面,不要說重新以實物拍攝,就連當年留下來的空戰菲林片段亦不多,只能以動畫來交代。你沒有看錯,是動畫。結果,這便讓本片成了一套動畫與菲林畫面不斷交錯的電影。原先以為效果可能會十分突兀,但結果,效果出來卻出奇的好,反成了一部十分詩意的電影。在眾多抗戰紀錄片、電影之間,成了我認為最不落窠臼的一部。飛行員背後的故事箇中關鍵,是製作團隊在交代史實之餘,更着重的,是說故事,說出那些為世人所忽略、最後為國捐軀的飛行員,背後的動人故事。製作團隊做了大量的資料蒐集,不單找來仍然在生的飛行員作訪問,亦把更多飛行員的檔案和史料,逐一翻閱,甚至連他們與家人間的書信,都一一細讀。就是在這些書信中,大家讀出一段又一段動盪年代裏的感人故事。在烽火漫天的歲月裏,這些飛行員在碧血長空中出生入死,與家裏夜夜盼郎歸的妻子及家人,咫尺天涯,甚至有朝一日,天人永隔,家書成了他們彼此間傾訴思念的僅餘途徑。國仇家恨 兒女情長飛行員劉粹剛在火車上邂逅了教師許希麟,一見傾心。在一個千百年來婚姻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國度,自由戀愛風氣才剛剛萌芽。劉開始以書信表達傾慕之情,練習飛行時駕機經過許家上空,特地低飛,還伸手打招呼,更在空中表演了幾下飛行特技,流露出稚子的跳脫心靈。女方最後委身下嫁。後來戰爭爆發,在兵凶戰危間,他見到陣亡戰友的太太,在萬念俱灰之下差點自尋短見,於是寫了一封信給太太,信中說:「如我要是為國犧牲殺身成仁的話,那是盡了我的天職!因為我生在現代的中國,是不容我們偷生片刻的!您時時刻刻要用您聰慧的腦子與理智,不要愚笨,不要因為我而犧牲一切……我只希望您在人生的旅途中永遠記着,遇着了我這麼一個人。」不久之後,劉粹剛也不幸陣亡。另一位飛行員張大飛,在戰爭結束前夕陣亡,看不到抗戰勝利那一天。在他遺物之中,找到一袋信。縱然他不斷換防,居無定所,但卻仍然把這些信留在身邊。這些信原來都是他與一位南開高中女生通信時,對方寫給他的。當中有一封,更是從張的軍服口袋中找出來的信;一封摺了又打開,看完後又再摺起,因而有着無數摺痕的信;一封因汗漬斑斑而已經褪色的信。信中寫道:「我很羨慕你在天空,覺得離上帝比較近,因為在藍天白雲間,沒有死亡的幽谷。你說那天夜裏回航,從雲堆中出來,驀地看到月亮,又大又亮的就在眼前,飛機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了……」張深愛這位女生,但也因為深愛她,所以一直不敢表白,為的是生怕自己朝不保夕的崗位,會拖累她,讓她孤獨終老。這位女生在張陣亡後,收到軍方送來這份遺物,哭得不能自已。這位女生名叫齊邦媛,後來成了一位作家,被譽為「台灣文學之母」。梁啟超的兒子、建築大師梁思成,與太太林徽因一家人,在逃避戰禍、顛沛流離裏,偶然被悅耳的小提琴聲吸引,因而巧遇一群年輕人。原來這群優秀的年輕人,竟是航校學生,在患難中,彼此從此結為莫逆。後來,兩夫婦更獲邀出席航校畢業典禮,擔任校內孤雛的「榮譽家長」。雖然毫無血緣關係,但卻從此親如家人。後來,這些稚子一個又一個陣前捐軀。因為他們在後方沒有親人,於是日記、書信等遺物,都被軍方送到這對「榮譽家長」那裏,讓他們夫婦痛不欲生。林徽因後來寫了一首詩《哭三弟恒》,來悼念她那位同是空軍飛行員的三弟林恒。但大家都認為,她寫給的,其實是一整群的人。「弟弟,我沒有適合時代的語言,來哀悼你的死;它是時代向你的要求,簡單的,你給了。這冷酷簡單的壯烈是時代的詩,這沉默的光榮是你……我既完全明白,為何我還為着你哭?只因你是個孩子,卻沒有留什麼給自己……而萬千國人像已忘掉,你死是為了誰!」這些故事,因為欠缺相關菲林片段,於是在片中都以動畫交代,卻意外地營造出一種詩一般的浪漫和優雅;並且因為往往從女性的視角出發,也因而展現出戰爭裏的柔情一面。「風雲際會壯士飛 誓死報國不生還」開戰之初,民國的空軍飛行員,是駕駛落伍的雙翼機,如美製霍克三(Hawk III)、俄製I-15,來迎擊日本的單翼機,如九六式,甚至是後來稱霸太平洋的零式,戰機落後了又豈止一代,亦因此注定傷亡慘重;但這些飛行員卻抱着必死的決心,去為國家民族而戰。在杭州筧橋的中央航空學校,大門不遠處,便建有旗座,上面刻上學員的座右銘:「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畢業典禮的閱兵台上,掛出的兩條橫額也是:「風雲際會壯士飛,誓死報國不生還。」如此悲壯的幾句,成了全校師生的精神磐石,亦刻劃出在當時敵眾我寡情况下,飛行員的豪氣干雲,以及純真愛國的高尚情操。時代培育了這一代的熱血青年;而這些青年也成就了一個悲壯的年代。就是這些「小兵」,以及他們的家人,為戰爭付出最大的犧牲。抗戰的勝利,不是由什麼公侯將相所締造,而是以他們這些「小兵」的血汗和生命,所換回來的。期望大陸有一天也可以換個視角去看戰爭我期望中國大陸,有一天也可以拍出《冲天》這樣的抗戰紀念電影,懂得尊重歷史上那些平凡但卻更真實的英靈,從他們的經歷和視角去看這場戰爭;而非歌功頌德,為政治領袖塗脂抹粉。我向大家誠意推薦《冲天》這部電影。它是我今年看過最感動的一部,希望它在香港可以有公映的機會,又或者台北駐港經濟文化辦,可以妥為安排,讓更多的港人有機會欣賞到。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3月24日) 歷史 電影 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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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拉的最後12夜》vs.《日本最長的一天》

《希特拉的最後12夜》﹝Der Untergang﹞及《日本最長的一天》﹝日本のいちばん長い日或The Emperor in August﹞乃近年頗受矚目的歷史電影之一。二齣電影描述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軸心國﹝Axis Powers﹞兩大台柱——德國及日本——在1945年敗局已定時的情景︰前者描述納粹德國元首希特拉在納粹政權崩潰前的最後歲月,後者則講述日本在戰爭最後歲月的決定投降的過程!二齣電影之亮點﹝及共通處﹞在於以戰敗國的角度看他們的領導人所發動的戰爭︰在日本,已非首次有影視作品探討日本的投降決策過程——其中《日本最長的一天》更是翻拍1967年的同名作品,但因於戰後70週年公映而備受矚目﹝註︰飾演要角「阿南惟幾」的役所廣司曾於2011年公映的《山本五十六》一片中飾演「山本五十六」一角——二片皆反思日本的軍國主義及其盲目發動的戰爭如何為日本帶來苦果﹞;而《希特拉的最後12夜》更是戰後德國首次以希特拉及其納粹政權為重心的影視作品而舉世關注!二齣電影勇敢地面對自己國家的歷史責任,反思戰爭的荒謬。不單是被侵略國深受戰禍之苦,連自己的國民也是其領導人在瘋狂野心下所發動的戰爭的受害者——他們飽受獨夫政權的暴政暴虐,且要承受那「忍所不能忍,受所不能受」的代價!德、日兩國在戰時的政權在性質上有若干相異處﹝按︰筆者在大學的畢業論文,正是比較德國的納粹政權及日本的軍人獨裁政府的異同﹞。前者乃一一黨專政的極權體制,國家——尤其是領導人——擁有絕對的權力以改造社會符合其意識形態﹝按︰共產國家與其有異典同工處﹞,後者為軍人建立的法西斯式的軍人獨裁體系。二者皆利用國家緊急狀態使其極權體系合法化,同樣對外採好戰的擴張政策!在德國,有識之士不忍看見國家遲早因領導人——希特拉——的瘋狂野心而陷入深淵,組成反納粹份子﹝the German Resistance﹞——當中包括學者、政治家及部份高級軍官,他們甚至不惜發動政變,結果功敗垂成……至於日本,同樣有不少有識之士認為戰爭——不論是侵略中國或對英美開戰——是何等的荒謬,但因他們勢孤力弱,而未能有所作為。在上者固然或因驕橫霸道、或因態度輕率、或因不負責任,無視戰爭的嚴重後果。然而,另一方面,同盟國於1943年盲目地堅持軸心國必須無條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亦為世界帶來更多的災難!蓋因此政策令軸心國感到投降不單等同面對「加太基式和平」﹝Carthagian peace﹞——戰勝國單方面對戰敗國苛責的條件,甚至可能殘酷的報復,唯有拼死一戰!結果亦簡接令希特拉及日本軍人得以繼續操控政權!然而,亦因領導人的冥頑不靈,德、日兩國附出沉重代價。在《希特拉的最後12夜》一片中,德國敗局已定,連首都柏林亦一片蒼涼!而一眾納粹高層——如戈林﹝Hermann Göring﹞及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等,大部份皆抱「樹倒猢猻散」的心態,甚至公開準備「大難臨頭各自飛」!希特拉一方面不理戰敗現實,繼續自欺欺人,另一方面面對親信「鳥獸散」之窘境,既可恨亦可憐……而希特拉最後選擇自裁,固然未能德國擺脫苦難,但至少令德國避免蒙受更進一步的痛苦﹝註︰除了少數軍人外,大部份將領及官員在希特拉自殺後,視「誓死效忠」誓言效力不復,蓋因「希特拉拋棄國家而去」﹞!而在《日本最長的一天》一片中,日本面對大勢而去,不少有識之士奔走努力,希望能令國家臨崖勒馬,避免注成更進一步大錯!然而,若干軍人硬是鐵石心腸,不恤民命,妄想舉國「一億玉碎」,圖與敵人玉石俱焚!然而,他們——除了激進的少壯派軍人外——亦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在同盟國的「無條件投降」的政策下,他們關注天皇——昭和天皇——在戰後的安危及地位問題,這除了是受「忠君愛國」的思想影響外,還關乎國體問題;莫說強硬派如阿南惟幾、梅津美治郎等不甘就範,連溫和的鈴木貫太郎、米內光政及東鄉茂德等也感躊躇!而少壯派軍人企圖假藉政變以阻止投降,並非昧於現實,實乃冥頑不靈,一錯再錯!而昭和天皇感局勢不能再拖,毅然建議政府非舉國投降不可,而在「聖斷」下,內閣閣員——包括軍方高層——勉強一致決定投降,早日結束戰爭!﹝註︰整個投降的決策過程反映日本的政治特色——日本政治根本沒有決策者,一切決定大都取決於漫長的妥協過程。而昭和天皇在大戰的角色,史學界迄今仍爭論不已;但平情而論,由於他個人畢竟與軍國主義的冒起及戰爭的爆發脫不了干係,理應遜位予族人﹙如其皇儲或兄弟﹚﹞!戰後70年,德國社會一方面已走出歷史創傷,而《希特拉的最後12夜》的製作更表示德國不會再視納粹時期的歷史為禁忌;另一方面,卻並不表示德國人會忘記或迴避他們的歷史責任﹝按:這亦是筆者在德國時觀察所得﹞。至於日本,平情而論,日本社會似亦並非如外人所想那樣沒有以史為鑑;相反,日本人亦不願重蹈覆轍:正因此,不少影視探討軍國主義如何為國家帶來災難﹝甚至有直斥當時之當國者處﹞;而近來的「反安保法」運動見證了日本社會的良心,他們——尤其是年青一代——豈容那些「小學雞」鷹派﹝chicken-hawks﹞之流如安倍晉三視國事如兒嬉﹝按:固然當政者可以「默殺」民間批評聲音;但在全球化後,一來國民不是呆子,二來海外留學生自有「過牆梯」將反思的聲音帶回國家﹞!﹝補充︰欲知軸心國另一成員國意大利之投降及墨索里尼下台之經過,可參看美國電視劇《墨索里尼秘傳》﹙Mussolini: The Untold Story﹚﹙於1985年播放﹚﹞ 日本 歷史 德國 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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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的無名英雄:1000位藝術家組成的特別部隊

二戰結束半個世紀後,都沒有人聽說過同盟國有一隊第23總部特別隊(the 23rd Headquarters Special Troops)。直到1996年,這隊由藝術工作者所組成的煙幕部隊(Ghost Army)的照片才被公開。這支神秘的煙幕部隊,成員共1100人,有些來自紐約及費城的藝術學校,也有美國一流廣告公司的員工。在戰場外,他們是演員、畫家、舞台設計師、建築師。他們首先在田納西州和紐約集結和接受訓練,再出發前往英國準備、最後到達歐洲大陸。在大反攻日(D-Day)之後,第23總部特別隊也到達戰場,不過他們帶同的裝備真是獨一無二……一個錄了重裝步兵聲音、足以讓20公里以外的人都聽到擴音器。後來,工作日漸複雜。第23總部特別隊只有1100人,卻要扮成規模像兩個師(兵力達30000人)的攻擊部隊。部隊要使用假的坦克、假大砲、假吉普車、假卡車、假飛機,假的無線電傳輸和特殊效果,使德軍感到有兩個師準備攻擊──而真正的同盟國攻擊,則在一英里之外進行。畫家的工作,是修整假造的坦克──不單要畫得很真,還要足以讓敵軍察覺。舞台設計師的工作,是負責製造假機場和假營地──掛滿剛剛洗好、正在晾曬的軍服。演員的工作,是扮作高級將領,在法國小鎮的咖啡廳拿著酒杯、閒聊軍情,故意讓德國的間碟聽到。煙幕部隊在法國、比利時、盧森堡、德國超過二十個地方工作,經常身處最前線佯攻。在工餘的空閒時間,部隊成員也從事藝術創作。不少人努力繪畫、掃描,以藝術紀錄戰爭。部隊不少人更在美國戰後的藝術界發光發亮:時裝設計師Bill Blass、攝影師Art Kane,和畫家Ellsworth Kelly都曾經在這部隊服役。退休將軍Wesley Clark說:這是戰爭藝術中最高層次的創意!電影製造人Rick Beyer製作了紀錄片The Ghost Army。一起看看相關的短片吧(英文字幕)!本文轉載自Outside,未經授權,請勿轉載。臉書專頁:Outside(function(d, s, id) { var js, fjs = d.getElementsByTagName(s)[0]; if (d.getElementById(id)) return; js = d.createElement(s); js.id = id; js.src = “//connect.facebook.net/en_US/sdk.js#xfbml=1&version=v2.3”; fjs.parentNode.insertBefore(js, fjs);}(document, ‘script’, ‘facebook-jssdk’));「真正用過月經杯的用家,就會知道衛生巾才是又侷又令人痕癢,月經杯反而令人更自在。」Posted by 評台 Pentoy on Tuesday, May 26, 2015 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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