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家麟:網絡黑洞

古巴城鎮的廣場上,常見「異象」:男女老幼無懼毒太陽,有樹遮陰的位置不坐,偏偏選中烈日當空的地帶,不管暑熱高溫,撐一把傘,Wi-Fi上網。 古巴是世上少有手機上網仍然極不方便的國度,你若非大富大貴,上網必須到指定露天廣場的Wi-Fi熱點,或蹲在大酒店外,有如乞食一樣試圖吸盡酒店大堂路由器漏出來的信號,由於人人患上互聯網飢渴症,微弱信號常被攤薄只剩龜速,那些毋懼酷熱陽光的人,才能獨佔高速網絡。 互聯網在古巴雖然逐漸普及,但本地人要在家中上網,據聞要天價七至八百美元安裝,相等於普通人兩年人工。大部分民宿與餐廳也不能上網,旅客要先到國營電訊公司買儲值卡,再找Wi-Fi熱點上網。熱點不難找,廣場角落無故聚集一堆低頭族,對着手機視像通話又笑又喊就是了。 互聯網發展慢,有人認為乃古巴政府刻意為之,方便繼續愚民,政府暫時不用擔心批評聲音壯大,還未需要認真審查社交媒體;共產黨治下,古巴居然還可以上臉書,幾乎要感恩。 當今旅行,手機永遠在線,身處半個地球之外,繼續八卦繼續追新聞,彷彿從沒離開過。古巴旅途中有連續數天完全斷網,真正不問世事,再次發現,世上沒有必覆的留言,也沒有必讀的即時新聞。放下手機的羈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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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互聯網無助提高同理心

今天互聯網十分普及,我們每天都使用社交網絡,一般用戶可能有逾千個「朋友」,名人或「網紅」更可能有數以萬計的追隨者。互聯網令我們結交到更多「朋友」,那麼使用互聯網會否提高我們的同理心呢?近日,智庫Legatum Institute邀請了英格蘭藝術委員會前主席Sir Peter Bazalgette,發表一場題為「互聯網無助提高同理心」的演講。我在網上收聽了這場發人深省的演講,跟大家分享一下。Bazalgette首先以美國總統特朗普為例,論證互聯網不但無助提高同理心,反可能成為鼓吹分化或加劇撕裂的工具。去年11月,特朗普透過社交帳戶Twitter轉載了一段標題為「穆斯林移民毆打一名撐着拐杖的荷蘭男童」的短片。由於該短片的來源和內容均未經證實,事件因此惹起極大爭議,輿論紛紛批評此舉是在試圖挑起國民與穆斯林移民間的仇恨。而且特朗普擁有逾4500萬名Twitter追隨者,互聯網彷彿成了「幫兇」,淪為讓他散播這種缺乏同理心思想的平台。Bazalgette承認人皆有「部落主義」的天性。「部落主義」是指人類傾向與自己語言、膚色、生活方式、理念價值相同者形成部族。「部落主義」的天性一方面使人忠於所屬部落,另一方面卻催化了危險的「種族主義」。但Bazalgette強調,同理心是防止人們從「部落主義」走向「種族主義」的關鍵。只要我們願意多聆聽並諒解他人,嘗試代入他人的處境,就能像《聖經》中「好撒馬利亞人」般,以同理心衝破種族障礙。[葉劉淑儀]PNS_WEB_TC/20180101/s00193/text/1514742453594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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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快的媒體 疲累的人生

近來,偶爾在早上的地鐵車廂遇見一位都市奇人。她是個中年婦女,一臉嚴肅,習慣由車頭上車,然後慢慢走到車尾。其間,她會亮着手提電話,每見車廂有低頭族,就一個箭步把熒幕伸到人家面前。被擋住視線的低頭族,通常有以下反應:先是一臉愕然,然後瞥了熒幕一眼,最終像做錯事的小孩,邊說「不好意思」,邊收好自己電話,抬起頭來。是什麼令低頭族抬頭?是一篇報道的截圖。標題這樣寫:「低頭族頸椎老化20年」。坦白說,我不是醫生,不知道這類旨在震驚70億人的報道,到底有多真確。但作為一個被奇人教訓過的小孩,我心裏倒有話要說——誰不知道低頭有害?誰不知道世界很大,熒幕很小?但這個資訊爆炸再爆炸的年頭,又有誰還有可能抬頭挺胸,遠離媒介,中斷網絡?熒幕沒錯很小,但裏面的世界,卻愈來愈大。熒幕裏世界膨脹 顛覆媒介定義太多以往難以想像的事情,現在於熒幕裏都發生了。比如周三晚上,尖東忌廉哥正式告別尖東,退下火線。部分粉絲聞風而至,趕見肥貓(不是鄭則仕)最後一面;更多比忌廉哥更懶散的閒雜人等(如我),自動自覺,安坐家中,從熒幕收看facebook直播。說實話,這類直播往往鏡頭搖晃,畫面模糊,其實沒什麼好看,但因為是「直播」,大家總有種親歷其境的錯覺。橫豎是免費娛樂,直播令人感覺划算。自從facebook新增直播功能以後,香港人愈來愈習慣以此作為日常娛樂。黎明在演唱會上自拍直播,讓數十萬人一同在核心外圍的外圍,屏息凝視;杜如風、林日曦的直播,使觀眾重拾看電視的樂趣;有商台903節目,甚至在大氣電波廣播的同時,進行facebook直播,結果一夜間,收音機聽眾變身了熒幕觀眾……facebook live正高速顛覆媒介定義。說起來,只是不久以前的日子罷了。有畫面、有聲音的直播仍是電視台的專利,昂貴器材固然不可或缺,涉及人手同樣繁多,有人負責收音,有人舉機拍攝,怎看也是勞民傷財的一門玩意。但今天嘛,初出茅廬的前線記者,個個學懂周伯通的畢生絕學,左手舉起鏡頭做直播,右手在另一手機上打稿寫即時新聞,腦袋在轉,面不改容。從前直播畫面裏永遠是大人物、大事件。今天直播鏡頭前的,可以是大肥貓,也可以是一夜成名的「表妹」,甚至是籍籍無名的你和我。facebook早前開設了一個新版面,裏頭是一張世界地圖,上面有一個個藍色圓點在閃動。原來一個圓點代表一段直播,將滑鼠游標放在藍點上游走,這一秒你會看見印度有人在自彈自唱,下一秒西班牙有情侶在玩纏綿遊戲。頃刻間,一部手機都是一間電視台,每個意欲表現自我的人,都成為了大人物——就算你的直播,其實沒人在看。分享生活熱潮冷卻 做觀眾也累人科技似乎讓大家更願意在人前表現自己?倒又未必。外國網站近月報道,過去一年,facebook平台上的個人內容,比以前大跌21%,換句話說,大家不再像以往一般,願意分享自己的生活瑣碎(例如晚餐吃什麼),反之更傾向於轉載公共資訊(例如評論梁振英),甚至不再更新個人戶口,保持沉默,做一個單純的讀者。這也是我身邊許多朋友的共同經歷。最初玩facebook的時候,大家都愛把自己的想法、近况,以至照片,毫無顧慮地,通通裸裎人前。但後來,隨着平台上圈子漸大,日常生活也着實乏善足陳(餐餐都差不多),於是大家回復靜默,化身觀眾,冷眼看(網上)世界。但做觀眾,依然累人。在社交平台未盛行的年代,能夠流入觀眾視線範圍的,通常都是天大事情。如今媒體世界分裂,資訊化成一堆碎片,於是連普通男女的道德操守(如本周的表妹事件)、一般平民的喜怒哀樂、社區街角的奇人異事,都隨時化成網絡熱話,佔據觀眾視野。或許你也有類似感覺:起初接觸類似資訊,難免覺得花生遍地,奇情非常,但冷靜下來,又難免在想——沒錯是很精彩,但又與我何干?常被無關痛癢的人事物所拉扯的情緒,有時很疲累。媒體嘩眾呃like 網民表態為被理解?媒體當然也有責任。眾所周知,在這網絡年代,「呃like」才是正經事。為了搶奪眼球,引起共鳴,挑動反應,有的媒體努力發掘「母親是女人」式常識,煉成金句,震撼眾生;有的不停製作美輪美奐的表態圖——喜歡女星A的按like,女星B的按心……千方百計,只求你指頭微動,按下反應。這樣的世界看似精彩,但撫心自問,表完態又如何?看到有共鳴的金句(例如「如果早瞓,放假仲有咩意義?」),除了一刻感到被明白,我們還有什麼得着?抑或,原來我們真的如斯渴求「有共鳴」、「被明白」?媒體世界玩得愈來愈快,但與之同步的,是錯誤愈來愈多。過去幾個月,久不久網上就會廣傳一些似曾相識的新聞,看看日子,才發現兩、三年前大家早已為這件事情憤怒過、狂罵過。但日子一久,情緒拋諸腦後,一切又推倒重來。人的記憶,原來跟金魚愈來愈相像。資訊爆炸善忘盲目人生趨累與此同時,各大傳媒(不一定是新聞媒體)為求搶佔先機,「被迫」將信息傳播速度推到最快,總之要快過其他人——於是,一面之詞忽爾變成鐵證如山,未求證、先出街變成日常生態。你問,出錯怎麼辦?有人不介意:「反正他們不是做新聞的。」觀眾被誤導?不少媒介比你我都了解,香港人可以比水魚更盲目,比金魚更善忘。這就是我們每天過着的生活——這邊廂,大家為着種種新奇刺激玩意而傾心沉迷,竭力從狹小熒幕裏探索廣闊宇宙;另一邊廂,宇宙很大,太空垃圾很多,我們為着無數事不關己、無關痛癢,甚或錯誤的資訊,疲於奔命。沒錯,媒介變得愈來愈快,但我們的人生卻過得愈來愈累。因為疲憊不堪的,是注定老化廿年的頸椎肌肉,更是無復平靜澄明的內心。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5月29日) 互聯網 傳媒 網媒 資訊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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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登的核心與外圍 香港網絡生態系列之二

互聯網論壇是互聯網早期的網上社交平台,同期的科技還有 usenet(新聞組)、經telnet連接的BBS(電子布告版)和IRC等等。當互聯網社交工具都全被社交媒體蠶食,以上各種互聯網科技日漸式微之時,世界各地互聯網論壇仍然發展健壯。香港的情况亦一樣,互聯網論壇仍然火紅。香港仍有四大論壇,分別是香港討論區、Uwants、親子王國和高登。今次研究的高登討論區不是香港最多人瀏覽的論壇,但如果談到對香港次文化影響最深的,就一定是高登。高登已經建立起了他們的文化系統,無時無刻影響主流文化。舉個例,不少高登術語如「硬膠」、「走數」和「食花生」,已慢慢成為香港的日常生活俚語。在主流認知的高登,有不同的面貌,例如有人說高登逢紅必反(反對主流受歡迎的人物和事物)、愛好起底食花生、多毒男狂踩港女,甚至有專欄作家說過高登是最支持普選的論壇云云。高登被談起,不會是談個別的會員,總是當成一個個體去談論。可是,這個常常被當成一個個體去討論的群體,偏偏卻沒有人認真的去探究這個群體的特性。我懷疑,主流論述中的高登只是瞎子摸象,以偏蓋全。為了客觀地理解高登這個群體,筆者編寫了「網絡爬蟲」收集高登最新的討論串。每條收集回來的討論串,會在發文時間六十天之後再次探訪,收集該討論串的所有回覆帖文。今次以去年七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兩個半月內共118,087個討論串、710萬個帖文數據作分析。筆者想從數據裏頭找出高登的「核心」與「外圍」。帕雷托原理(Pareto Principle)指出,大多數情况之下80%的結果取決於20%的原因,那屬於少數而又產生大量結果的原因,在此研究中定義為「核心」。根據此原則,筆者想找出以下的「核心」:1. 哪些主題的帖文吸引最多的回覆?2. 什麼用戶最常帖文?帖文回覆數量長尾分佈在討論什麼是高登最多回覆的主題之前,要先介紹一下高登的一些特色。在高登開一個新討論串,有可能會有其他用戶回覆,但在正常情况之下,高登只容許約一千個回覆,超過後會禁止回覆,高登術語稱為「1001鎖Post」。雖然名稱叫「1001鎖Post」,但其實很多時是可以發表略多於1001個回覆貼文,才正式「鎖Post」。在收集回來的討論串當中,只有 3654 條達到「鎖Post」,佔整體僅3%。但這3%的討論串,共引來336萬帖文回覆,即佔整體超過 50% 。如果將每個討論串回覆數量分布畫出來,會見到自然的長尾分佈( long-tailed distribution)。有趣的是,在長尾一端有個異常尖位。那個尖位是1002個回覆的討論串數量。從圖一可見,高登絕大部分的討論串都只有極小量回覆。圖中那個不自然的尖位,代表當某一討論串快要達到鎖post時,會吸引用戶去回覆,故意引致「鎖Post」。在討論區的術語,這叫做「搶千」,一般人會叫做「趁墟」。政治非吸引回覆核心主題到底在高登,哪些主題較為受用戶歡迎呢?每條討論串都有主題,也有每個討論串的回覆數量。筆者用拆字(word segmentation )的方法在主題提取關鍵字,再用特徵萃取法(feature selection)找出哪些主題關鍵字與討論串回覆數量有較強正面關係。圖二的文字雲列出與回覆數有較強關係的主題關鍵字,字體愈大及顏色愈深代表關係愈強。從圖中所見,與回覆數有較強關係的關鍵字,主要都是與電子遊戲有關(圖中的i和a,分別代表iOS和Android),足球(博彩)、股票投資、韓國藝人等等關鍵字,亦能在文字雲中見到。此外,圖二中的「93」和「90」,是高登常見的「九十後」話題討論串。當然,高登肯定是有人討論政治話題,但從此分析所見,政治並不是高登能吸引會員回覆的核心話題。20%用戶 佔發文量90%既然可以分析主題,當然也能分析用戶。收集回來的710萬個帖文,分別來自67,394名用戶。平均來說,每名用戶在研究期間的兩個半月發文有106.5篇,即一天最少發一帖。但事實上用戶發文的數量極不平均,亦屬長尾分布,代表絕大部分用戶發文的數量不多,但有極小量的用戶卻大量發文。最高發文量的用戶叫做「戇拎★勁勁」,在兩個半月內共發17,696個帖文(也即是平均每小時發文9.5個!),比第二位的「車頭大燈」的15,636個帖文多出2000個。這些異常活躍的用戶主導高登的發文總量。選取了發文量最高20%的用戶(即在兩個半月內發了73個帖文以上的用戶),他們的總發文量是641萬,即佔九成,比上述的帕雷托原理的「80/20」情况更極端。這個極端情况可於上述達到「鎖Post」的3654條討論串看到一二。我計算這批討論串所涉及的用戶數量。我發現有兩個討論串只涉及四個用戶,代表四個人不停回覆直至「鎖Post 」。「鎖Post」討論串所涉用戶眾數(mode)只是 37 個用戶,代表「鎖Post」的討論,只屬少數用戶的互相討論,並不能引起廣泛討論。當然,也有一些討論串涉及極大量的用戶,而這些討論串可稱為flamebait。例如涉及最多用戶回覆的討論串,內有一句「見post不回者 成世冇運行」,亦因為有此一句,引起大量用戶排山倒海的去罵。另一種是挑戰類,如聲稱「香港今晚贏到中國,請留名者食半島自助餐」,會引來大量人回覆「留名」,或「留名等走數」。這些涉及大量用戶的討論串都沒有太多內容,用高登的術語就是「好膠」。相關帖文:http://forum7.hkgolden.com/view.aspx?type=JT&message=5971393http://forum7.hkgolden.com/view.aspx?type=JT&message=5998956http://forum7.hkgolden.com/view.aspx?type=JT&message=5977879http://forum7.hkgolden.com/view.aspx?type=JT&message=6024088■結論極小部分高登人 塑造高登形象本次研究收集了高登討論區的大量討論串分析,看看高登整體的網絡生態為何。重量不論質、純用數據歸納,高登用戶是一群年輕、對流行文化極感興趣的人組成,而且他們跟大部分香港人一樣都有「趁墟」的特性。高登的大量帖文是只由一小撮極為活躍的用戶發出,可能就是這些人的行為習性最能影響公眾對高登的觀感。致謝:本研究由傅景華博士指導,獲香港特區政府中策組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撥款資助;筆者部分研究助學金由港大專業進修學院贊助。■下回預告本土派和親北京陣營是如何搶攻 Facebook 的言論空間的呢?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6年5月29日)圖片為高登討論區截圖 互聯網 網絡文化 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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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的黑暗大數據 恕港人無福消受 

前教育部局長孫明揚於昨日在《am730》「孫公解碼」專欄指香港人無限放大黑暗面,誤當微信為政府的監察工具,微信比 Facebook Messenger 更便利,又提及香港人應急起直追。本來軟件便利與否純屬投其所好,不過前局長似乎把用戶分析喜好跟監控混為一談,有偷換概念之嫌。大型網站給如 Youtube 及 Amazon.com 會利用機器學習算法對用戶歷史數據進行分析,對用戶推薦感興趣的短片及產品,透過大數據分析改善用戶體驗,製造更大商機。在這情況下,只有公司與用戶才能接觸數據,在排除保安漏洞的可能性的前題下,除非政府向網站公司提出要求或以是自己方法入侵用戶電腦,否則並不存在第三者監聽可能性。微信的情況跟美國網站截然不同,沒有高深的算法,只需簡單地看用戶訊息是否含有敏感字句,按照容發出敏感字眼警告或者直接把訊息攔截。即使幸運地軟件開發商肯網開一面,也逃不過內地的「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管理辦法的第八條使公司有責任向公安機關提供有關安全保護的資料,而第五條明顯是為了鞏固政權而設,與其說微信是監控工具,倒不如說所有軟件都正被極權監控更貼切。至於前局長批評港人因內地的黑暗面而忽視內地科技優透的地方,不得不承認香港的確存在這一種因為黑暗面放棄內地一些「甜頭」的現象。這種現象到底是如孫先生所說只是港人一種詬病抑或是為了守住核心價格,堅定向糖衣毒藥說不,相信大家心中有數。要是港人真的為了短暫的利益犧牲長久以來的言論自由及空間,換取在生活上的小恩小惠,那才是真正的本末倒置。香港短短兩年經歷了不少大是大非的事件,雨傘運動、港大副校任命風波及版權條例案的拉布戰等等,這都不就是證明在港人心目中,自由凌駕於一軟件能帶給我們的一點便利嗎?前局長雖然退休近四年,但仍相當離地,不過高官離地是常識吧。(笑) 互聯網 科技 創新科技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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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雨傘運動的負政治能量:互聯網與青年參政

立法會選舉臨近,由雨傘運動所催生出來的政治力量,特別是由年輕人作主力的政黨及政治團體紛紛成形,宣布參選。當舊有的泛民政治力量非常積極地希望團結各方勢力,實行「雷動計劃」來爭取最多的議席的時候,在另一邊廂,不少由年輕人領軍的政治團體反應冷淡。這種方向和態度的對比與落差,早在雨傘運動中的內部矛盾與張力中反映出來,可以說是「不要大台」、「無組織」、「無領袖」及「你不代表我」等的精神的延續。這不禁使人一問:由雨傘運動所激發及釋放出來的政治能量,所產生的將會是更多的團結與建設,還是更多的分裂與破壞?雨傘運動後的政治改變在雨傘運動中的一幕,很多人還是歷歷在目。在2014年9月28日的清晨,當佔中的發起人戴耀廷在金鐘的政府總部外,宣布「佔領中環」正式啟動的時候,大量在場的年輕人紛紛不滿而離開。最終社民連的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在他們面前下跪,並說出「贏就一齊贏,輸就一齊輸」的一句說話,懇求他們不要離開。如果警方發射第一枚催淚彈的一幕是代表了市民與政府的關係的斷裂,佔中三子進場、年輕人即時離場的一幕,便象徵了年輕人與傳統泛民力量的分歧和割裂。歴史往往是充滿了弔詭與諷刺,正如計劃了多時的「佔領中環」根本從來未有發生,最後真正出現的反而是「佔領金鐘」。而佔中三子在運動正式啓動的一刻,已失去了領導的地位,變成了精神領袖,最後他們的地位及角色更差不多完全被學聯及前學民思潮的「雙學」所取代。當然,更諷刺的是「雙學」自己的地位很快亦由雨傘運動所釋放出來的其他政治力量所挑戰,而使其影響力大不如前。雨傘運動後所出現的政治改變,不止是政府與市民的鴻溝及要求香港與中國切割的本土運動,也是新興本土及年輕人政治力量與傳統泛民勢力的切割,更加是新力量的內部不和與競爭。互聯網虛擬世界入侵實體政治由於新興而又具號召力的政治力量多以年輕人為主,互聯網的影響力與他們的政治形態及信念便變得息息相關。互聯網對人及其思想與行為的影響,是一個在社會科學中十分重要的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研究議題。雖然一個確實的因果關係及當中的詳細過程,還是有賴更多的研究去建立和確定,但已經可以肯定的是,互聯網並非單純是一種中性的科技或工具,只幫助人類更有效率地完成原有的工作和任務;更重要或是更意想不到的是,互聯網更加成為了一種改變人類思想的工具(mind-changing tool)。所以,在心理學的研究中,已出現了互聯網心理學(Internet Psychology)的專門研究(註1)。與互聯網,特別是社交媒體的緊密接觸,可以為人的態度、價值、對外間世界的了解以及與其他人的互信及相處,帶來重要的轉變。「我曾經說過若要解放一個社會,我們只需要互聯網。但我錯了!」(I once said, “If you want to liberate a society, all you need is the Internet.” I was wrong.)這句話不是出自一個普通人的口,而是由在「阿拉伯之春」中,在埃及成功透過互聯網動員群眾,推翻獨裁政權的社運領導者Wael Ghonim所說(註2)。他如此感慨,是因為他一直想像的和諧民主社會,並沒有因為獨裁者的倒台而出現。獨裁與暴政過後,他見到的,反而是由互聯網的迴音谷效應(echo chamber)所促成,一個更個人化、自我中心、人人自以為是、充滿矛盾與互相指摘的社會。這一種無領袖、無組織、無協調、無妥協、無合作的現象,並不是埃及獨有的情况;自雨傘運動後,香港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換句話說,互聯網上的虛擬世界,已入侵了實體政治。一個混亂的時代由此誕生。雖然香港的政治形勢在「後雨傘運動」的年代,已經歷了很多翻天覆地的轉變,可惜,我們的立法會選舉制度仍未有任何轉變,而泛民與建制的支持者在人口的比例上,亦不見得有很重大的變動。即使絕大部分的年輕人都願意站穩支持民主的一方,向當權者及建制派說不,我們也不能抹煞的一個事實是,香港的社會上仍然有相當數量的人口,是政治上傾向保守,而支持維持現狀及反對改革。改變他們的思想,必定需要相當多的時間及游說工作,我們亦沒有可能當他們不存在,或期望他們在香港一夜之間消失。在如此的局限及現有的比例代表制的立法會選舉制度下,新興的年輕人政治力量及傳統泛民的互不協調,只會互相競逐相同的票源,亦使一心想透過選票來推動民主的市民,處於一個左右為難的尷尬情况。最終,只會換來一個「三輸」,即自己輸,泛民內的對手輸,連支持自己的選民也輸的局面。但最可怕及最不願意見到的結果,並非支持者的選票不能成功轉化為議席,而是連立法會三分一的議席也守不住,失去了對政治改革的否決權,形成任人魚肉的慘况。到時,得到最後勝利的微笑,只會出現在自己敵人的臉上。政治仍是妥協的藝術即使科技的發展如何一日千里,但由始至終,政治的本質並沒有改變,政治仍然是一種妥協的藝術(politics is the art of compromise),是使一大群人,即使擁有不同的意見、立場和利益,依然可以互相尊重、共同合作、和平共處。由此可見,如果我們不能成功阻止由互聯網所帶動,深入不少年輕人思想及政治文化的個人化、對抗性、不接受組織及領袖,甚至不願團結及合作的傾向,變成了實體政治的主流的時候,後果可以相當嚴重。由雨傘運動釋放出來的力量,有可能成為一個摧毁一切的核彈,多於溫暖心靈及溶化隔膜的陽光。註1:Adam Joinson, Katelyn McKenna, Tom Postmes and Ulf-Dietrich Reips, eds.(2009)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et Psychology.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註2:http://www.ted.com/talks/wael_ghonim_let_s_design_social_media_that_drives_real_change/transcript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4月18日) 互聯網 政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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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網絡,敗也網絡

復活節期間,在台灣度假,朋友透過手機WhatsApp群組,傳來台灣《商業周刊》一篇文章〈後悔用臉書發起「阿拉伯之春」?埃及革命推手:社群媒體讓世界更聳動、更一面倒…〉,文章極具啟發性,當中的批判亦適用於今天香港的政治生態,讓我這個假期,添加了不少思考的養分。社群媒體:從團結到撕裂大眾文章的內容主要是報道,當年「阿拉伯之春」的重要推手之一,擅長透過互聯網推動社運,在2011年底甚至被美國《時代》雜誌評選為「全球最有影響力100人」之一的戈寧(Wael Ghonim),上載於TED(美國一個演講視頻共享平台)的一次演講,在這個演講中,他對互聯網的態度,竟然起了180度的轉變!當年以互聯網推動埃及反政府示威時,戈寧曾經雄心萬丈,甚至躊躇滿志,認為互聯網可以改變世界,但經過幾年的沉澱之後,他的想法變得不再一樣。他公開承認:「我曾講過,想要解放社會的話,你需要的,其實只是網絡,但我錯了!」他說:「我在2011年時,匿名建立了一個臉書專頁。後來,這個專頁引發了埃及革命。……然而,阿拉伯之春展示了社群媒體的巨大潛力,也同時暴露了它最大缺點:這個讓我們團結在一起,推翻獨裁者的工具,最終也將我們撕裂。」2011年,當推翻埃及獨裁者穆巴拉克時,戈寧曾經對埃及的將來,充滿希望,憧憬那是一個和平包容的國度。但他旋即發現,現實卻是另一回事:「但不幸的是,後革命時代的事件,就像胸口捱的重拳。……歡樂逐漸消失,我們未能成功達成共識,政治鬥爭也愈演愈烈。而社群媒體做的,卻只是放大言論、傳播錯誤的信息、重複高喊口號,並散播仇恨言論。」對社群媒體的五大批評戈寧對現今的社群媒體(social media)生態提出了五大批評:(1)當中散播了大量的偏見和謠言;(2)人們創造了自己的同質層,往往只和觀點相同的人溝通,在社群媒體的協助下,取消關注或屏蔽意見不同的其他人;(3)網上討論會很快激發大家動怒;(4)由於社群媒體快速、簡短的特性,人們很快就跳到了結論,在此情况下,很難表出複雜、深入的觀點;(5)最重要的是,今天的社群媒體被設計為利於傳播而非參與,利於張貼而不是溝通,利於淺薄的觀點而非深度的討論。戈寧最後提出:「因此,5年前,我說,『想要解放社會的話,你需要的,其實只是網絡。』今天,我相信,『想要解放社會的話,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放網絡。』」雖然戈寧最後的結語亦稍嫌流於口號式,但他前面對今天互聯網和社群媒體上政治生態的批判,卻如暮鼓晨鐘,發人深省。雖然我以前都有過類似想法,但卻沒有戈寧說得這麼全面和透徹,更何况,以他「過來人」的身分說出,無疑對大家更具說服力。網上言論難以制約傳統媒體縱然有千般不是,例如受到各自的資金背景、老闆立場、商業和廣告壓力等,令它們的新聞角度或許有所偏頗,甚至自我審查和設限,但就是因為報道刊登前有一個謹慎審核過程,因此散播謠言和偏見的機會較小,否則一旦出錯,那必受千夫所指,公信力毀於一旦,遭讀者和市場所唾棄,而投資了的億萬金元,也勢必化為烏有,因此不能不小心。但對於互聯網,不單是偏見和謠言,甚至那些讓人匪夷所思煽動仇恨的言論,諸如某網絡「國師」所說:「送大陸陰道來香港,用妻子、情人和妓女的角色,令香港女人的陰道和子宮報廢……」,也一樣在網絡上散播和充斥。傳統媒體如電視、電台、報章的數目始終較少,輿論較易監察和跟進;但相反,沒有人會有時間和精力,能夠對這些網絡上形形色色的歪論逐一反駁,否則的話,一旦招惹了網民,準會陷入一場沒完沒了的糾纏當中,而網民的時間和精力,卻是無窮無盡的,也因為網民無名無姓,所以可以肆無忌憚的跟你作泥漿摔角。活在「同質層」之中我曾跟朋友說過,網上討論區的特色,是強於表態,卻弱於討論。尤其是facebook更塑造出一種「給like」,慢慢再發展成「呃like」的文化,以及溝通方式,讓溝通流於表面和膚淺;再加上,網絡文化是嬉笑怒罵,是犬儒,正所謂「認真便輸了」,這就讓有深度的討論更變得如鳳毛麟角。更甚的是,當大家慢慢變得只靠facebook上朋友「share」的新聞和評論來獲得資訊和觀點時,那麼只會不斷加強朋友圈中,彼此間的某種既有看法,以至偏見,而對其他觀點和看法,完全忽略,這就是戈寧所說的,活在「同質層」之中。所以,最為諷刺的是,網絡無限,卻讓很多人沒有變得更加開明,反而變得更加封閉。就是因為這3種網絡文化和特性:偏見以至仇恨的散播;只有表態,沒有討論;以及活在同質層當中,讓今天的社會陷入對立以至撕裂。既是天使也是魔鬼在我們這一代,都享受到互聯網的美好,它不單令生活變得快捷、方便,和美好,更重要的是,它讓資訊和知識變得再無疆界,讓人類的進步可以一日千里。在獨裁、專制,和封閉的國度,它更開啟民智,讓民眾再不會再輕易受政權所愚弄,甚至可以組織起來,進行抗爭;但另一方面,網絡無限制、無禁區這些特色,卻同時慢慢讓前述偏見、謠言、仇恨等,這些以往在文明社會裏大家盡力要提防的事物,如今卻有着土壤可以滋生。所以,互聯網既是天使,但卻同也是魔鬼。因此,互聯網的黑暗面,也就是時代給予我們,其中之一個最需要克服的挑戰。最後,我向讀者鄭重推薦《商業周刊》這篇文章,以及戈寧相關的演說視頻:www.businessweekly.com.tw/KBlogArticle.aspx?id=15837www.ted.com/talks/wael_ghonim_let_s_design_social_media_that_drives_real_change?language=en原文載於《明報》筆陣(2016年3月31日) 互聯網 網絡文化 網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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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抗爭者 不再上街,只上網

早前,希望探討如何打破功能組別被建制壟斷的情况,某日見到了吳靄儀,詳談一輪後,及後交換聯絡,那刻我感到很驚奇,吳靄儀說:「我沒有WhatsApp、亦唔多用facebook,你有咩事email我啦!半日左右我會覆到你。」在這個高速的互聯網時代,能夠在社交媒體抽離的人不多,「社媒」已經主導了民眾社交生活,甚至思想意識。吳靄儀棄社媒,而以email作為社交介面,原因雖不肯定,但隨着不同地區學者對社媒的觀察,也許吳的選擇十分明智。因為,幾位國籍不同的學者也得出不約而同的評鑑。幾年前,內地著名電影評論人戴錦華教授來港交流時分享她作為影評人對中國互聯網生態的感想,她分享道:「在微博的時代,就如同世界大戰,你的貼文所要面對的,除了官方以外更是整個中國的網民;但在微信的年代,就如處身烏托邦,同一愛好的人們、帶着同一副有色眼鏡、聚集於同一個社交圈,在圈內集體亢奮。」首先要解放互聯網今年初,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包曼(Zygmunt Bauman)在訪談中形容:「個人主義時代令人們懷着對寂寞與離棄的巨大恐懼,走進網絡中,某程度會令自我感覺良好些。但社媒簡化了交友與絕交的成本,反而令人們難以習得真正的社交技巧,就是在街頭、上班時,在一大群背景不一樣的人當中,如何進行有意義互動時所需要的技巧。因為在社媒上容易避開爭辯,所以無法教導我們怎麼對話。多數的人們利用社媒不是用以尋知、拓展他們的視野,而是把自己鎖進同溫層裏,聽着他們自己的回音、看着自己的倒影。社群媒體非常有用,它提供了娛樂,但卻是一個陷阱。」早前,《明報》報道了,阿拉伯之春的推手古奈姆,他坦然的認錯:「我5年前說──若你想解放社會,你需要互聯網;今天我斷言,若我們想解放社會,首先要解放互聯網。」古奈姆認為社媒的設計利於傳播而非互動交流、利於發表己見而非討論、利於淺薄的評論而非深入討論。人們就像對着人說話而不是對話。社媒講求的是速度及內容精簡,人們但求以寥寥數語對複雜議題提出尖銳的觀點。觀點一旦發布便沒有動力改變,網上的討論很容易演變成霸凌式的爭吵。更甚的是社媒可輕易取消追蹤或封鎖異見者,人們往往只跟觀點相近的人溝通。同一篇《明報》文章中,劍橋大學研究中東的學者莫尼爾提出,社媒作為輔助,反映的資料往往只是現實的某一角度,社媒能凝聚反抗情緒,但不同的反抗者有不同意見,社媒卻難以取得共識,訂立出長遠的抗爭目標。即使能迫使政府下台,社媒在完成這唯一的共通點後便再也無以為繼。為何難以建設新的社會制度而包曼的答案就更加尖銳,民眾起初因為有一個共同目標,能夠暫時擱置差異,尤其當該目標是負面的、針對特定對象的憤怒,行動更有機會成功,這是團結力量的大爆發,但這強勁的爆發力也是很短暫。正因為缺乏了領袖,所以這些運動才得以可能,可惜這也是這些運動最後無法將他們有意義的意見付諸實踐的原因。以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和佔領華爾街作為列子,社媒動員的能力,確實能在一瞬間召喚起了巨大的人流,冲毁或威脅了曾經固若金湯的政權。但綜合幾位學者的總結是,社交媒體雖有助社運動員,但往往破而不立,無法帶領民眾政治過度!用香港的例子來證明的話,小的是學界退聯潮,大的例子是雨傘運動!但筆者亦見台灣是個例外。社媒是「虛火」意見難以整合、只破不立的特色難以建設新的社會制度。但台灣卻能在太陽花運動後整合社媒力量轉化為政治實力,這和台灣官民近十年發展「審議式民主」有關。政府會對參與審議的市民會支付費用,市民在審議前要做功課看資料,國民黨就用「世界咖啡館」的方法。民間和民進黨更加多元,包括使用「學習圈」、「開放空間」、「公民陪審團」、「願境工作坊」、「審議式民調」等方式,而大學更有審議民主的學科和研究團隊。可以說台灣的公民社會素質比其他地區更成熟、更能綜合意見。所以太陽花運動的離場是「傾」出來的,而不是止於警察清場。因為他們後繼有續!以「屏幕」參與的人反觀香港的公民對話才剛起步,而且我們也沒台灣的政經空間,所以社會處於被動,只得支持、反對和不理三個選項。新構想做起來事倍功半,性價比低從政者因而懶得創意思考。所以,泛民和香港社會幾乎未加思索、全無抵抗就集體滑入了社媒時代,但當中改變不僅是通訊方式與資訊傳遞媒介,而是溝通文化和習慣的變化,影響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現時政治高氣壓下,開闢政經空間成了唯一的社會焦點,所以二個學者一個牧者說要佔領,即時成了社會熱話!社媒當然不會錯過。當雨傘運動現實的佔領區,嘗試建立公民互助生態時;社媒網絡也借機在佔領區中快速連結,當虛擬和真實交集,較多以「屏幕」參與的人,留於「市民第一次勝過警察」的情緒中,沒有真正體驗留守時公民互助生態的建立。佔領前一直自詡為「毒撚」的一批人,突然因為社媒的快速,在佔領中期被各界抬舉成消息靈通的「達人」,這個身分的提升,被較掌握社媒的老手看準,滲進了強烈的身分認同情緒;討論民主已成過去!情感政治/身分政治才是主體!所以「驅蝗」、「光復」、「生於亂世有種責任」、「勇武抗爭」、「以武抗暴」、「時代革命」等情感政治用詞橫空出世;論述紛紛興起而且大放異彩,雖然名稱盡不相同,而且實踐方向和理論層面各異,但盡都屬於同一色系光譜,當然情感愈強烈就愈「吸睛」,推論假設愈能「奪權自主」愈受青睞,建立出一個同溫層,當中的豐富滿足,把公民互助的感覺比了下去,因此演講、發表論述成了佔領區後期的主畫面,因為佔領區是僅次於同溫層,與他們溫差最小的地方。選戰以後還幸有選舉洗禮,一次區議會選舉,加上新界東的補選,衍生出不同溫度的現實和社媒的對碰,令實體溝通與紙媒報道直接觸及同溫層中的他們。而楊岳橋更作出了一個非常值得敬佩的借鏡,楊在現實中和社媒上忍受着他們對泛民習以為常的口誅筆伐,沒有採取針鋒相對的敵我態度迎對;更在年初一二騷動後到警署為他們提供法律支援;在選舉期間更以欣賞初衷的態度尊重他們的候選代表,展現出泛民如同對面市民、街坊時的親切一面!這是非常重要的舉措,讓他們在現實中親身感受泛民人士不是一個「模」,而是有不同性情和面向。另外,真實的電視辯論和街站都是直面普羅大眾,現實令他們不得不直面別人的觀點和角度。真實的政治除了身分議題外,包羅萬象,如安老、基建、經濟、法律……令他們走出了同溫層大大增加了溝通的可能。要舉例子的話,由社民連到人民力量以及學民思潮的日久溫和化可見一斑。但打開話匣子後,除了路線、議席外還可以討論什麼?另文再探討。(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革新前要知道的二三事:社媒力量的優劣 善意應對社媒力量)[文.歐陽東/資料整理.莫嘉嫻/編輯.袁兆昌/電郵.mpcentury@mingpao.com]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6年3月14日) 互聯網 社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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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上的悄悄話,有否被監控?

當長輩也懂得利用whatsapp 瘋傳長輩圖時,也代表著網絡通訊,已成為大部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互聯網、流動上網、智能電話等科技為我們生活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也令我們與親友通訊更為容易;不過,我們網絡通訊的私隱,又是否得到足夠保障?趁著今天「世界反對網絡審查日」(3月12日),我們一同來認識一下,我們的日常通訊,有否受到監控。2013年斯諾登將美國國家安全局的稜鏡計劃(PRISM)披露予傳媒,揭發美國政府對一般市民進行監聽的計劃,令人嘩然;同時亦向世界各國人民敲響警號——即使你只是一介草民,平日奉公守法,安分守己,你的通訊都可能受到監控。換句話說,你透過Whatsapp或電郵約女仔(或男仔)去街失敗、與好友講的秘密、與同事八卦、與客戶密斟的生意,都可能受到政府監控,而這些資料有可能會被收集。國際特赦組織去年的報告亦指出,英美等國均有開發軟件,對市民於網上或手提電話,在微軟、Google、Facebook 或其他各大網絡公司平台所作的通訊,甚至直接截取光纖電纜數據,對一般市民的通訊進行監控,並收集閱覽記錄、電郵、搜索結果等資料。全球41個國家的情報機關,均可對有關資料進行不同程度權限的存取。[1]回顧香港,現時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雖然限制警方、海關或其他公職人員截取通訊,要先向法庭申請有目標的電話通話監控,而有關資料的收集與保存亦需按法例進行。不過,因條例於10年前制訂和實施,不少近年新發展的通訊方式,如網絡通訊 (包括智能電話等流動通訊裝置),均未被納入此條例。因此,執法部門可直接要求互聯網服務供應商(ISPs)協助截取網絡通訊及相關資料,過程不受法庭監管;而根據立法會紀錄,香港警方及海關於2014合共向ISPs要求索取用戶IP地址、登入紀錄等元資料(Metadata)共4498次 – 香港人網絡通訊的私隱,正處於無險可守的境況。[2]聯合國人權議會曾指出,截取通訊應為「於最特殊情況下方能使用的措施,更應有獨立的司法機構處理及監管。」[3] 這不止是對私隱的保障,亦是對一般市民的表達自由權利的保護。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Salil Shetty 指出,不少國家政府往往針對律師、記者或和平維護人士等的人權捍衛者而對互聯網進行嚴密監控,這些監控會對言論自由構成極大威脅。香港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修訂草案仍然在審議階段[4],我們希望 有關當局及和議員能盡快制定出一個對市民私隱權有充足保障的方案,以免對市民的表達自由造成侵害。而國際特赦組織繼去年「Unfollow Me」行動要求全球各國停止對市民的監控,今年亦邀得艾未未、斯諾登、以及Pussy Riot 一同推廣反網絡審查的訊息,要求各國政府停止監控市民通訊之餘,亦希望各網絡或電子通訊供應商拒絕任何有損用戶私隱權的要求;反之,應發展更好的技術,對用戶的資訊提供更佳的保障。參考資料[1] Amnesty International: Easy guide to mass surveillance[2] 立法會十五題:《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3]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4] 立法會:《2015年截取通訊及監察(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互聯網 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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