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須把握「特朗普機遇」

元宵節前,特朗普在與習近平的通電話中為中美關係拆彈,明確堅持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這一結果相信是大多數國家樂見的,因為這不僅有利於中美兩國關係步入良性軌道,更意味着亞太地區整個戰略環境開始扭轉。 近幾年來,隨着美國「重返亞太」的腳步,地區矛盾進入突顯期,包括南海、釣魚島、朝核、薩德系統等問題此起彼伏。究其根源,一方面在於美國自身在亞太的戰略考量,另一方面也來自於亞洲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 然而,在整個「亞太再平衡」的過程中,亞洲國家發現美國不是理想中的那個中間人,中國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美國則發現中國的便宜並不好佔。一種希望轉變的內在呼聲在亞太地區逐漸佔據上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成為這一轉變的直接推動力,以至亞洲許多國家還沒做好迎接轉變的準備就邁進了新局面。 不少評論認為特朗普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主張「美國優先」的保護主義以及在全球戰略收縮的考慮,是老天賜給中國的機遇。筆者認為,這同樣是給了美國甚至亞太每一個國家的一個大機遇。 首先,TPP和「亞太再平衡」都是基於遏制、圍堵中國的零和思維,是冷戰思維的延續,早已不適應當今世界的發展變化。儘管特朗普未必會完全拋棄這一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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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與亞太安全秩序

近年來中美在戰略安全領域矛盾持續激化。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一些涉及主權與領土糾紛的具體分歧,根本上還是兩國對地區安全秩序的認知上存在深刻分歧,包括造成地區安全局勢緊張的原因和對未來安全安排等等。二戰後亞太安全秩序的形成過程中,中美關係起着決定性作用。中美對抗導致了該地區的各種安全安排的對抗性;中美合作則使地區總體上處於穩定與和平狀况。現存亞太安全秩序的形成與特點戰後70年的亞太安全秩序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持續到1970年代中期,東亞發生了二戰後最大規模的兩場局部戰爭,即3年的朝鮮戰爭和逾10年的越南戰爭,中美都付出了重大代價。第二個階段從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持續到現在,亞太地區出現40年的基本穩定與和平,同時出現的是長期發展與繁榮。亞太長期穩定與繁榮有賴於現存的地區安全秩序。它形成於20世紀70年代,主要包括了3個部分:(1)中美戰略合作。中美不是盟友,但在1980年代曾經建立過特殊的戰略合作關係,也被稱為「心照不宣的同盟」。冷戰結束後,中美「心照不宣的同盟」狀態也就基本結束了,雙方開始不斷磨合並尋求維持戰略合作的途徑、辦法。當前,中美關係已經成為地區中的重要不確定因素,一旦中美關係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亞太秩序就會轉為對抗性。(2)美國主導的軍事同盟體系。它包括了美日軍事同盟、美韓軍事同盟、美菲軍事同盟,相關的還有美澳新(新西蘭)同盟等等。需要指出的是,這個同盟體系同中國有過複雜的關係,它是在1950年代建立起來,目的主要就是遏制中國。但1979年中美關係建交前後,中國和這個同盟體系的所有國家先後建立起友好或基本正常的關係,它還一度成為中國維護自己的地區安全利益的借用力量。現在正發生新的變化必定導致中國的重新定義和評價,其結果將對亞太形勢產生重要影響。(3)多邊、雙邊安全機制。它包括一些雙邊、多邊的安全論壇、對話機制。例如曾經存在朝鮮半島六方會談,就解決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而言,它沒有達到目的,但對控制朝鮮半島危機和降低緊張等功能性作用還是有的。還有中日韓三邊對話、美日韓安全機制、東盟「10+3」等等。這些機制與中美戰略關係、美國軍事同盟體系等的實質性作用不能相比,但在預防外交的領域還是能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亞太安全秩序的基礎共識亞太安全秩序得以持續40多年並能起到積極作用,關鍵是包含了中美在當年達成的核心共識與理念,它們主要記載在1972年2月中美聯合公報、中美建交公報、《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等等諸多歷史文件中。其中最重要的是1972年「上海公報」第3條:「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這在之後的中美建交公報、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等重要文件中被一再重申。這是既往亞太安全秩序得以存在建立、這個地區的基本和平和安全得以維持的重要原因。如果這個底線共識被擊穿,這個地區一定會天下大亂。亞太地區長期穩定和和平,是受益於中美領導人當年就地區當時和未來長遠的戰略性問題、根本性問題等達成的共識,是中美付出戰爭和長期對抗的慘重代價後總結出的經驗教訓。只要能維持基本共識,亞太安全秩序不至於解體,繼續維持穩定與和平還是有希望的。文:牛軍(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2016年10月12日) 國際 中美關係 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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