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家麟:騙子性格

一記「史詩級反白眼」,炸爆了人大會議的沉悶與虛偽。一直以來,內地官方喉舌常引述「外國媒體」的中國報道及評論,意態盡皆讚賞中國發展,美言與慰藉來自西方,出口轉內銷,借「外媒」之名欺騙自己人,含金量特別高;純真的人民,信息封閉,就信以為真。行內人一眼看穿,許多這些所謂「外媒」,背後都是中國商人甚至官方資金,一些只是掛名,基本上不運作;有些則認真地聘請金髮碧眼記者,增加演出的說服力。這些「假外媒」,平日不見經傳,關鍵時刻就會大唱頌歌,讓喉舌引述以壯氣勢;過時過節大型會議,「駐京記者」出現,一方面搶佔真正外國記者的發問時間,又借機在全國電視直播中以「外媒」身分吹捧領導人英明。騙徒行騙手法層出不窮,資訊科技翻天覆地,如今網絡禁言、誘導輿論,手法五花八門,首先建設防火牆,掩人民耳目;社交網絡過濾敏感詞,人肉審查,隔絕批評聲音;批評者遭禁言刪戶,全面網絡實名制,老大哥看着你,令人們遠離時政,只談風月。最新消息,內地大數據應用超英超美,社會信用系統快將運作,違規犯事者不能坐火車坐飛機。行騙成性的人,痛恨別人說真話;再下一步,提出批評者,難保會令「社會信用」降級,說真話的人,將難以活下去。厲害了,這是誰的國?[區家麟]PNS_WEB_TC/20180319/s00311/text/1521397239384pent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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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釋法合法性權威性正當性毋庸置疑

為澄清並解決有關宣誓風波引發的法律爭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擬對《基本法》第104條作出解釋,預料11月7日釋法決定將獲得通過。對於這次釋法,香港法律界有人極為不滿,指摘人大釋法損害香港法治和司法獨立,呼籲舉行遊行抗議。筆者認為這種指摘沒有法律依據、缺乏法理基礎,十分錯誤。人大釋法是香港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眾所周知,香港基本法在特區具有凌駕地位,是香港法治的核心和基礎。根據基本法第158條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對基本法的所有條文作出解釋,不限於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務和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條款;不論需要解釋的事項是否涉及訴訟案件,人大都可以釋法;它可以依據終審法院的請求釋法,也可以按照有權提出解釋議案的機構的請求來釋法,它還可以自己主動釋法。人大釋法有最終和最高的效力,香港法院必須遵循。人大釋法不僅源自基本法的規定,還源自中國憲法第67條第4項的規定,其解釋效力的終極性也與憲法第57條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地位的規定精神相一致。人大釋法在香港憲制架構中享有凌駕地位也得到了香港法院判決的肯定。在劉港榕案件中,法院判決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據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而享有的基本法解釋權應該是「全面而不受限制的」。在2001年莊豐源案中,法院在判辭中再次重申:常委會根據第158條第1款的規定對基本法作出解釋的權力是源自憲法,而這項權力是「全面而不受限制的」。1999年2月26日香港終審法院時任首席法官李國能宣讀終審法院5名法官一致的澄清判辭還提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第158條所具有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不受香港法院質疑。由此可見,人大釋法是香港法治的組成部分。本港法律界有人認為既然法院正在審理宣誓爭議,人大就須等法庭有判決才能解釋,否則就是給法官施壓,就會損害香港法院獨立的司法權。不得不說,這又是一個誤導民眾的錯誤臆斷。人大釋法沒有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根據基本法第85條的規定,「司法獨立」是指香港特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1999年2月26日香港終審法院時任首席法官李國能宣讀的澄清判辭中指出:「特區法院的司法管轄權來自基本法。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說明基本法的解釋權屬全國人大常委會。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所行使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來自人大常委會根據第158(2)條及第158(3)條的授權。」終審法院還認為,特區法院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受到兩方面的限制:一是如果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它必須以人大解釋為準;二是如果需要解釋的條款是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或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條款,根據基本法,它有義務提請人大釋法。可見人大釋法與香港的司法獨立並行不悖、相得益彰,不存在「人大釋法就會損害香港司法獨立」的問題。有人聲稱「案件已經由法院審理,人大就要等待法院判決之後再作出解釋」。問題是基本法哪個條文規定了人大釋法須等待法院判決以後才可以作出?完全找不到這樣的規定。回歸近20年,香港法院在審理案件時解釋基本法的情况十分普遍。在香港司法機構的官方網站上,如以「HCAL」搜索判案書的話,可以找到1600多項,這意味着涉及基本法的判決已有1600多項,其中終審法院判決的案件中涉及基本法解釋的也有100多件。這說明基本法授予香港法院的解釋權、獨立司法權運作良好。迄今為止,人大釋法只有4次,其中有兩次完全不涉及法院審理的案件;加上這一次釋法,也就5次釋法。平心而論,人大釋法十分審慎,每一次釋法都是事涉重大關鍵問題,為了定紛止爭、維護香港法治。即使人大釋法與法院審理的案件有關,人大也沒有介入和干預法院審理個案,司法獨立沒有受到任何損害。主張「人大釋法須等待法院判決之後」的觀點完全經不起推敲。法治實踐告訴我們,立法機關修改法律司空見慣,而法院審理任何案件,所依據的法律有可能正在被立法機關修改。有誰聽說過如果法院正在審理案件,立法機關就不能修改法例,而須等到判決之後再修改?有何例證證明法官會受到立法機關修改法律的壓力?同樣的道理,為什麼案件待決人大就不能釋法?難道法官不希望有更為權威和明確的法律規定便於他作出判決嗎?進一步的追問是:人大釋法為什麼要等法院判決之後?「之後」又是什麼時候?是一審還是二審還是終審之後?如果一直有同類案件,審理曠日持久,爭議長期不能平息,人大就一直不能行使解釋權?足見有關的主張十分荒謬。青年新政的當選議員梁頌恆、游蕙禎藉宣誓場合公然宣揚港獨事態表明,「一國兩制」底線被嚴重觸碰,新一屆立法會已經人為癱瘓、香港法治已經遭遇嚴重破壞。如此嚴峻情勢,怎麼可以等待程序繁瑣持久的案件判決之後人大再出手?怎麼可以讓侮辱國家和民族、違反憲法和基本法,也違反香港有關法律的行為繼續逍遙法外?可以說,那種所謂「人大要等待法院判決之後再作出解釋」的主張目的就是為了非法限制人大常委會主動、全面和不受限制地解釋基本法的權力,就是要挑戰人大釋法的合法性、必要性和權威性,後果只能是縱容開脫極端港獨勢力繼續氣焰囂張、為非作歹,只會讓香港法治秩序繼續遭遇破壞沉淪。總之,人大釋法和香港法院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一樣,都是香港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目的都是維護香港法治、維護基本法權威,它們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係。把「人大釋法」與「香港法治」對立起來的主張不僅錯誤,也十分有害。文:鄒平學作者是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原文載於2016年11月7日《明報》觀點版 人大 人大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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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釋法之後

全國人大常委會今日將通過就本港宣誓風波的釋法內容。香港的司法獨立,又再被硬插一刀。與過去4次釋法相比,今次中央主動提出釋法的做法,受到最多建制陣營中人的質疑,因為大家都明白,在法庭仍未就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和游蕙禎宣誓案作出裁決前便釋法,是嚴重破壞了香港司法制度的獨立性,等於人大常委會赤裸裸地指導香港法院如何判案,勢將大大削弱港人以至國際對本港司法制度的信心。在中央有意釋法的消息傳出後,不少建制人士也曾透過他們的渠道,希望北京能「刀下留人」。只惜北京礙於要「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立場,最後還是不惜一切代價,也堅持要以釋法手段,阻截所有宣揚港獨和侮辱國家的人進入議會。今次釋法在港引起極大的爭議,或許這是令今次釋法的範圍,只集中於《基本法》第104條有關議員及官員宣誓條文,包括宣誓的內容和形式,以及說明不合法宣誓會有什麼後果等的原因。至於更敏感的港獨問題,按基本法委員會港方委員譚惠珠的說法,今次未有處理。如譚惠珠所言的是今次釋法的最後定案,那人大常委算是有所克制,但大家毋須高興得太早,因為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早前已就被拒絕確認成為立法會選舉候選人一事提選舉呈請。他提出司法覆核的理據是,法例並沒賦權選舉主任擁有「判斷參選人是否真誠擁護基本法」的權力。當時選舉主任是以梁天琦的網上帖文及接受訪問的內容,與基本法中「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以及「香港特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條文不符,顯示他「無意擁護基本法」而拒絕確認其參選資格。若北京決意要趕絕主張港獨者的參政路,梁天琦案這一關更是不容有失。此時釋法會否再次成為北京確保萬無一失的至具殺傷力武器?作者是資深傳媒工作者原文載於2016年11月7日《明報》觀點版 人大 人大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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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處都是問題的人大釋法

一場宣誓風波,令到香港政府及人大常委會大為震盪,更成為近期最大型的政治爭議。梁游宣誓的方式及主張、警察如何暴力對待示威者、政黨分道揚鑣去德輔道西等事件固然值得討論,但更應該整場示威的導火線──人大主動釋法。人大的釋法有着什麼問題,在討論香港的法治上更應值得關注。香港的法律,誰來解釋會更合適?其實沒有一定概論,但人大主動提出釋法有着跨越香港司法制度之嫌。翻翻法律文本,其實按條文規定,若香港的終審法院都不能對於香港法例條文作出解釋及清晰的界定,就可以提請人大釋法。而非司法機構的提請均屬違憲,即表示人大這次主動提出釋法,絕對凌駕司法的權力,並粗暴讓司法部門跟從人大對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而這次釋法的條文亦在香港法律有所提及的範圍之中,為何還要凌駕司法搬出自己一套來強加於法律權力身上?其實人大主動釋法在方式及內容上亦有着對香港的三權分立制度挑戰之嫌。李飛說香港總有人意圖破壞一國兩制,這不能否認,因為港獨本身是與一國兩制對立,但人大主動釋法來凌駕香港法治,這算否主動破壞一國兩制呢?這真的「見仁見智」了。而這次人大主動釋法會否成為慣例,亦是一大疑問。面對着記者這樣提問李飛,他說「任何分裂國家及違反基本法的行為都將引發人大動用基本法解釋權」,這充分顯示對於「由終審法院提出釋法」的法律條文完全忽略,法院其實賦予了解釋法律及處理法律事務的權力,既然是屬於香港的司法制度,法院還未提請人大作釋法,為何人大可以「偷步」搬一套理論的解釋凌駕法律?這不但破壞香港的法治,而且一旦成為慣例,極端點說,這有機會演變成「人大想什麼時候釋法就釋法」的局面。假若在示威或立法機關提出與基本法對立的訴求時,人大就隨時釋法禁止這些主張及討論。可能這有點誇張,但人大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沒有釋除這些疑慮,反而氣燄迫人地宣示釋法的威嚴。所謂的「展示法治」,我認為有着展示中國共產黨凌駕香港的權力之嫌為多。而於為何有些人會支持釋法?大抵理由會是從字面上解釋「釋法」的意思,認為「釋法」即是解釋法律,故會令法律條文更為清晰,更能適當引用法律處理事務。而這次人大釋法有否為基本法104條更為清晰?我認為沒有,反而適得其反更令條文更為模糊,令法院審理這宗司法覆核更模棱兩可。回一回帶讓大家知道基本法104條的條文:「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而釋法內容規定不真誠、不莊嚴的宣誓,皆為拒絕宣誓,可喪失公職人員的資格。首先,何為「不真誠」、「不莊嚴」呢?人大這次沒有給予清晰的概念。如果我坐在立法會地下宣誓,不真誠不莊嚴嗎?如果我讀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有不少懶音,不尊重嗎?其實對於真誠、莊嚴、正當這三個形容詞,界定可以很清晰,亦可以很模糊。而這釋法的內容略嫌過於仔細,正如譚允芝所說的,這釋法內容有機會與基本法104條無關,屬過度釋法。這釋法的時機以及內容不但沒有更清楚解釋法律,反而過度控制法治所賦予的空間。而且從common sense來說,法律從來都存在灰色地帶,對於含糊地方的解釋,其實在過程上在製造另一種論述,當中亦會存在更多灰色地帶。正如本身104條條文沒有規定怎樣的宣誓才算合法,所以梁游的宣誓方式成灰色地帶,而人大所定義的「不真誠、正當及莊嚴」,亦製造另一種灰色地帶,而其標準亦屬模糊。而李飛被問到釋法目的,他明目張膽地說打擊港獨,這算否界定真誠正當莊嚴的宣誓的標準呢?亦是不得而知,因為人大沒有清楚解釋這段釋法的重要細節。而人大以打擊港獨主張為旗號進行釋法,但本身人大對於港獨的概念依然模糊。不過可能這要怪罪於香港,分離主義盛行令反對派聲音意見碎片化,所以在支持港獨的派別下,亦存在不同聲音及分別。不過李飛在記者會上表示提倡自決猶如港獨,這亦顯示人大對於香港獨立的理解亦不夠透徹。例如民主自決和民族自決已是兩個概念,民主自決是以社區式概念讓不同社區自己決定政策及措施,而民族自決則是視「香港人」為一個民族,然後自己決定前途,方式可以是發動公投。後者或者會較接近港獨主張,但從李飛所論述的港獨勢力,界定上已出現模糊及淺薄。若以他的概念定義誰是港獨分子,劉小麗、朱凱廸等人都可定性為支持港獨的人,但事實是否真的如此?所以這次人大釋法連針對目標都未能弄得透徹,在內容上亦能見拙。無可置疑,這次人大主動釋法存在不少漏誤及問題,而人大亦沒有釋除香港人的疑慮。不但不得民心,而且充分顯示其駕馭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威力,但逐步挑戰香港人的底線及引以為傲的法治精神。 人大 司法獨立 人大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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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識法,點釋法?香港為何淪落如此?

你有權,你有權,你有權,你有權!人人都知你有權,你有法在手,大權在握,但你有跟足程序,你有資格,是識法地去釋法嗎?先談你有權和程序的問題。根據《中國憲法》第67條,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行使21項職權,其一為解釋法律。只有終審法院可提請人大釋法香港《基本法》第158條列明,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但當中嚴格限制了釋法的啟動程序,只有一種情况,就是「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除此之外,並無「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或「由特區政府提請釋法」的條款。如果基本法本身有「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和「特區政府越過法院提請釋法」的制度設計,那麼,為何當年起草基本法時不明刀明槍直接寫入?城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朱國斌的論文〈香港基本法第158條與立法解釋〉指出,按基本法的設計,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機制是被動式的,但幾次釋法揭示了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所未能預見的問題,結論是基本法缺乏對第158條的救濟措施。簡單而言,即是承認當年「漏招」。誠然,1997年至今香港發生過4次人大釋法,只有第四次的「剛果案」是按足基本法牌面程序來釋法的,其餘3次皆引起極大爭議,連內地傳媒報道此事時,亦以「香港法院首次提請人大釋法」為標題,可見其餘3次釋法皆是被「使橫手」的。有關此觀點,區家麟兄在其於「立場新聞」發表的文章〈回到最初的起點:人大無權自行釋法〉詳述,此處不贅。釋法者近九成沒有法律背景之後我們再談的,是你有資格釋法嗎?為我們釋法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扣除已落馬者,組成人員共有160多人,包括委員長張德江、13名副委員長和150多名常務委員,其中包括港區人大常委范徐麗泰。這班人當中,由初中到博士都有,有搞測井、採礦和鐵路焊接的,有研究果樹、水產加工和海洋的,有開發導彈、飛機設計和動力機械的,有鑽研黨的學說、黨的建設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有專修金融、經濟、醫學和宗教的,可說是人才濟濟,包羅萬有。可是當談到法律,160多人當中,只有20人(約三分之一為中央黨校出身)具法律相關學歷,佔整個人大常委班子的12%(上屆不足10%),換言之88%的人並無法律背景但仍要着手釋法,為香港重大法律問題拍板,一錘定音。試想想,人大制度已經是舉手機器、橡皮圖章、以黨為先,有法律知識的人尚且可能不敢質疑主子決定,那麼如果你是一名法盲的人大常委,即使察覺不妥,你敢提出異議,舉手反對嗎?世界上沒有幾個國家的法律是由立法機關而不是司法機關來解釋的,700萬香港人真有福!香港人甘心被接近九成不懂法的人大常委們來釋法嗎?對香港的法治,這究竟是在解釋還是踐踏?你全部都是法律大教授我們亦未必服,更遑論近九成釋法者都沒有法律資歷,焉能明辨法理?領軍式人物有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他竟無任何法律學歷,讀的是古巴哈瓦那大學西班牙語,但此君居然可帶領人大的法律工作,對香港選舉、釋法等問題講得頭頭是道,並被特區政府奉為金科玉律。另一名關鍵的人大常委李飛身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但他的學歷是北大世界經濟學碩士,在無受任何法律訓練的情况下,他竟參與起草和修改70多部主要與經濟相關的法律。其間,他只曾在1980年代短暫到日本進修商業法。這些「無法無天」但被委以重任的現象,依法治國的中國應如何解釋?立法是個技術活 釋法更如是曾列席十八屆四中全會(全會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北京律師佟麗華表示,全國人大常委之中,絕大多數都是退居二線的省部長,法律出身的人少,不論專業能力還是精力,相對繁重的立法任務,對這些退居二線的領導幹部都是很大的挑戰。她說:「立法是個技術活,需要專業人士參與。很難想像讓施工單位設計樓房,要想保障質量樓房就必須由專業人員設計。制定法律是更為複雜的制度設計,更多負責立法工作的人大常委應該有法律背景。我建議推動全國甚至省級人大常委專職化、專業化。」立法是個技術活,釋法更如是,更何况現在要釋的是一個國際城市的法,不是內地城市的法。為香港法治同悲。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原文載於2016年11月3日《明報》觀點版 人大 人大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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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釋法與全民抗爭

梁頌恆及游蕙禎議員的宣誓事件,觸發中國人大釋法風暴,突如其來,陰霾密佈。11月1日下午,香港無線新聞引述特區政府消息人士稱,剛在北京結束的六中全會曾經討論宣誓事件,而全體中央委員對梁、游二人宣誓表現感到「極大憤慨」,認為需作「政治表態」,又引述消息表示釋法已經「在所難免」,將會在短期內提出。消息一出,震撼全港,就連自由黨鍾國斌議員都率先表態反對。11月2日晚上,民間人權陣線將發起示威遊行,人數無法估計,希望大家踴躍參與。網媒《巴士的報》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將在11月3日早上開會,而人大常委會將就釋法內容即場「諮詢」(這是《基本法》第158條的要求)這個基本法委員會(事實上只是橡皮圖章)的意見;同日上午,人大常委會召開會議,預料將優先討論關於梁、游宣誓問題的釋法內容。據悉,全國人大常委會可能在11月3日至7日開會,而且按照慣例,通常在會議最後一日才會「投票表決」,意味着可能要到11月7日才會正式頒佈釋法內容。不過,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卻表示對於開會時間及討論內容「無可奉告」,而另一委員劉廼強也聲稱沒有收到議程,更不知道委員會未來數天會否開會。如此下氣不接上氣,中共這次釋法堪稱突襲,企圖出奇制勝,目的就是要殺香港人一個措手不及。還要擺明「習核心」主導六中全會,六中全會主導人大釋法,政治權力凌駕法律規定。吃相難看,不加掩飾。眾所週知,政府針對立法會及梁、游的司法覆核案件,早已排定在明天(11月3日)於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開審。預料有可能在審理階段或在裁決之前(無論如何,也是在上訴之前或終審判決確定之前),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內容將會通過及頒佈,亦即人大常委會將會針對香港法院正在依法審理的案件,在尚未結案及終審之前,作出具有追溯力及具有立法性質的所謂「釋法」,將會無端地增加「宣誓無效」的各種情形,甚至可能史無前例地通過「解釋」「被選舉權」來限制公民參選資格。換言之,在人大釋法前,如果原訟庭判了政府敗訴,而政府接着上訴,就可以用人大釋法內容來推翻原判決;如果原訟庭未判,原訟庭就必須按照人大釋法內容裁判,否則也構成上訴理由。中共人大釋法,這樣胡作非為,猶如泰山壓頂,迫使法院服從,破壞司法獨立,激化全民抗爭。據悉,這次釋法內容將會比較具體,例如否定各種「不合正常形式」的宣誓方式,目的是「僭建」立法會議員按照《基本法》第104條「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效忠香港特區及擁護基本法的一系列「新增條件」(例如可能包括宣誓者要有真誠動機和莊嚴態度、不准以任何方式羞辱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准主張香港民族、不准展示其他物品或橫幅、只得一次宣誓機會、立法會主席一錘定音、不宣誓就不是議員之類荒謬規定),並且把這些條件,外加「真誠尊重」《基本法》第1條(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一部分),植入《基本法》第26條的「被選舉權」的「新增條件」之中,重新定義「被選舉權」,最後搞到只有符合特定政治意見標準的香港人,才有資格成為立法會議員及候選人,擺明就是「政治篩選」,明顯違反國際人權公約的有關規定,堪稱國際事件。回顧過去四次人大釋法,都沒有在香港法院獨立審判而未終審的過程中,殺出一紙人大釋法。先不講人大常委會有無正當性主動釋法(當然沒有)這個根本問題。今天的情形是:香港法院正在獨立審理一樁涉及立法會議員宣誓有效性、合憲性及更正可能性的司法覆核案件,11月3日開庭聆訊,需要兩造公開辯論,擺事實,講證據,看法條,查案例,談邏輯。此時,中國共產黨指示人大常委會「釋法」,等於一方面看着香港法庭審理案件的全部公開過程,另一方面對於自己不利的部分,即時增加新的法律要求。龍門隨意搬,規則隨時改。打個比方,在足球比賽過程中,其中一隊的金主竟然突發走進球場,變更比賽規則,聲稱對方球員曾經侮辱過自己及主張自成一族,所以對方必須輸,以後這類人更沒有資格參加球賽。其實,這位金主本來應該被送進精神病院,但因為他槍砲齊全,儼如一個癲狂的恐怖綁匪,導致大家暫時只有無奈、悲哀、憤怒。中國共產黨不只是綁匪,更加是騙子。我讀過若干關於中國法律的學術文章,完全看不出中國共產黨如今這樣搞人大釋法有何學理根據。現在隨便舉兩個例子給大家看看。「人大釋法需要注意不要影響司法獨立,這可以從基本法實施以來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中得出一些規律,例如,在香港法院審判過程中,在終審判決作出之前,全國人大常委會不宜就與該案直接相關的基本法的條文進行解釋,如果這樣就會使得法官無所適從,法院的審判應當是依據法定原則,以已有法律為依據,而如果在審判過程中,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話就破壞了法定原則,使得法院、法官、當事人不知法律會出現甚麼情況或變動。」這些話是誰說的?王磊,北京大學社科部副部長、法學院教授、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論人大釋法與香港司法釋法的關係》。「我認為特區政府提請人大釋法或人大自行釋法的權力只應在極其例外的情況下,在迫不得已、別無選擇的時候才運用,而且應限於涉及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特區的關係的《基本法》條文。⋯人大亦宜參照一般立法程序,在起草釋法草案前進行廣泛的諮詢和聽證,鼓勵港人民主參與,並把釋法草案預先公佈以供討論。」這些話又是誰說的?陳弘毅,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2005年4月30日香港電台《香港家書》。我就看看陳教授會否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會否指鹿為馬、精神分裂、道德破產!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安排人大釋法的罪孽相當深重。一、學術專業意見立即歸零,御用學者猶如前線騙子,被使用完後棄如敝屣,無理不再掩飾,權力凌駕一切。二、破壞香港司法獨立制度,中國共產黨變相宣告自己不只是香港的終審法院,更是可以隨時出現的突襲終審法院,隨時,隨意,隨便,一錘定音。三、中國共產黨還在人大釋法前「放風」向正在審理案件的香港法院施壓,原告之一梁振英更是大言不慚地聲稱人大可能釋法,助紂為虐,恬不知恥,妨礙司法,施加壓力,影響公平審訊。四、沒有聆訊及程序公義的人大釋法,根本不是司法程序,而是獨裁統治工具,權大於法,黨管一切。如果這都可以算是法治,金正恩簡直就是法治之父。五、歸根結柢,講點邏輯,議員宣誓時發表「People’s Refucking of Chi-na」、「Hong Kong Nation」(香港民族,不是香港獨立建國)、「Hong Kong is not China」等言論或布條,究竟如何違反哪一條《基本法》條文?沒有邏輯說理,只剩強權歪理,習核心只不過是個腦殘核心。需注意的是,中國人大常委會顯然無法越權解釋或變相修改香港本地法例。按照《宣誓及聲明條例》,只有當立法會議員「拒絕或忽略宣誓」,才會構成違法及喪失議員資格。《立法會議事規則》也已明確規定立法會議員需要盡快宣誓,議程排在首位,事前無需主席許可,主席必須監誓。宣誓真誠與否,從來在所不問。如有違反誓詞,另可依法追究。宣誓如違格式,主席會再給機會宣誓。這些行之有效的法律準則,正是《基本法》第104條的「依法宣誓」。人大常委會絕對無權置喙。當然,中國共產黨在自己強勢時從來都是不講道理的,人大釋法正是源出於此。我希望香港人不要再深責梁、游二人了。什麼鬼的疑惑,什麼小學雞,什麼青年新政的所謂功業,什麼好心做壞事、壞人做壞事,什麼論述能力不足,什麼本土派內互相指罵,如今已屬次要。大刀降下,大敵當前,大難臨頭,人大釋法,不容冷漠。今天(11月2日)晚上,奮勇起義,操到西環。和平集結,反對暴力,關鍵時刻,不要中計。 基本法 人大 游蕙禎 人大釋法 梁頌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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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凱文:港人何需服從人大決定?

近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公佈了新一年的施政報告。報告中關於政改那部份(連結),CY基本上還是老調重彈,除了重申「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外,就是強調香港在普選問題上中央有實質的決定權,人大常委的8‧31決定具有不可撼動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然而,中央為何有實質的決定權﹖中央的權力來自哪裡﹖我們為何要服從人大常委的決定﹖這是本文將會討論的課題。不錯,中國是一個單一制國家,特區政府作為地方政府,其管治權力是來自中央下放的。然而,中央為何擁有管治整個中國的權力﹖只因為它是中央人民政府。甚麼叫「人民政府」﹖就是指它由人民授權而建立的政府﹐它的權力來自人民。那麼,現在的中央人民政府是怎樣建立的呢﹖根據中國憲法,這個中央政府的主要官員,包括國務院總理,以及這個國家的元首—國家主席,都是由全國人大任命的。可是,為何全國人大有權力任命國家主席和中央政府的主要官員﹖因為它是最高權力機關,而全國人大擁有國家最高權力的原因,是因為它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的代表大會。換言之,全國人大的權力也理應來自人民,只有它是名符其實能夠代表全國人民代表之時,它才有其執政的正當性(legitimacy)。問題回來了,現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真的是代表全國人民嘛﹖它真的由全國人民授權嘛﹖國內其他省市的人大代表產生方法有多民主,我們先按下不說(如有興趣研究國內的人大產生辦法,可參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選舉法》,順便閱讀知名博客庫斯克先生的文章),我們只看港區人大的產生方法,便不得不令人質疑港區人大的代表性。大家只要翻閱《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便會發現港區人大的產生方法跟現在特首選舉是何其類似︰他們是由一個「港區人大選舉會議」提名和產生的﹔而這個選舉會議,則是由行政長官、上一屆港區人大選舉會議的成員、當屆全國政協委員和當屆特首選舉委員會委員組成。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港區人大選舉也是一個「小圈子選舉」﹕我們的特首不是普選產生的,香港的全國政協不是由港人選出的,選出選委會的選民就只有廿多萬人。這樣子的所謂「選舉會議」選出來的港區人大,又有可資格自稱能夠代表港人﹖北京時常強調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但代表我們的港區人大,卻是由小圈子產生的﹗港區人大選舉的民主程度,甚至比國內的基層人大選舉還要低﹗某些人老說香港人不認同國家,這個國家有把我們當自家人嘛﹖對,人大常委是有所謂的「法律地位」,因為法例都是人大自己訂立的,它當然可以為自己的決定賦予所謂的「法律效力」。然而,港區人大既然不能代表港人,而你又說有中國籍的香港人是中國人的話,這樣的全國人大憑甚麼代表全國人民﹖這樣的人大常設委員會,它所作出的決定,港人憑甚麼接受呢﹖要港人認同中央和全國人大的權力,煩請CY先向北京爭取,把選出這個中央政府和港區人大的權力,還給我們,那些擁有香港永久居留權的中國公民﹗在全國人大名符其實之前,我們沒任何理由需要服從它所下的決定,包括8‧31決定!原文載於作者網誌 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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