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俘虜全村後,她們到了哪裏  《倖存的女孩》編輯自述 文:陳怡慈

去年的某個時候,我跟前同事、也是出版前輩阿魯米聊到,最近收到一則書訊很心動,是ISIS性奴的故事。當下她的第一個反應是,「這很重要啊,應該出。」所以簽下這書時,我並沒有多想。如果現在問我,我還是會覺得那是重要的議題:一個世界不應該有性奴隸、強暴、不同宗教間的殺戮、暴政,不應該理所當然地認為人有恣意欺凌他人的權利。       但沒想到後來編書時,儘管有親愛的Kate當我的外編,書稿看下來,我還是非常痛苦。明明故事很單純,一個與ISIS不同宗教信仰的村莊被入侵,男人集體槍決、年輕女人成為性奴,在聖戰士間轉賣……以編過的書裡面,它是較為容易的,但看的時候充滿了哭的衝動,就算是現下想寫些心得,心情還是很難過。           封面是當事人,她是娜迪雅‧穆拉德(Nadia Murad),數百名逃出來的倖存者之一。因為她有勇氣說自己的故事,於是有機會來到德國、遇見喬治克魯尼的夫人艾瑪克魯尼,由非常商業化的系統來幫她伸張正義與打官司。要質疑她被美國那套思想操作很容易,可是光環之下,回頭去看她的故事,你還是會看到那是血淚斑斑的痛。         ISIS俘虜全村後,娜迪雅被迫與母親、六個哥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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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言論自由的界限──限制就可以無界限?

9月是開學的月份;但甫開學,在各大專院校民主牆的不同標語已引起軒然大波。有官員指言論自由並非沒有限制,並期望校方採適當行動「處理」有關標語。 官員所言,乍聽之下,似無不妥;的確,言論自由並非絕對權利,可受到限制;但問題是,政府官員是否能單憑一句「此權利可受限制」作檔箭牌而肆意限制呢? 其實不可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3)條指出,若要限制言論自由,必須「經法律規定」,且為「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所必要者為限。請留意當中「必要」二字,意指限制只能屬必要手段下方能使用 – 在近日在教育大學所發生的「問候」官員家人事件中,校方限制發言、甚至以懲罰去處理又是否必要和適當呢? 聯合國的標準中,乃傾向保障人權;負責解釋公約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第三十四號一般性意見明言,當公共辯論「涉及政治領域或公共機構的公眾人物」,公約尤其重視言論不受限制,並指出「有辱公眾人物的言論表達形式,不足以成為處罰的理由」。[1]當然,今次「問候」事件中涉及的是否公眾人物,有待商榷;但當言論自由的本質,是建基於互相尊重的時候,作為師長和當權者,在校園面對一些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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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被政府售賣的人權——開發尼加拉瓜運河的代價

「發展、繁榮、經濟得益、效率」彷彿成為政府規劃土地用途、決定基建優次的不二法則 – 這對香港人來說,相信已毫不陌生。然而,偏重這些「金科玉律」的結果,就做成小市民實際生活以及環境生態,被輕視、被忽略。這現像當然不止在香港,遠在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同樣發生這樣的景況。 2013年6月13日,尼加拉瓜國民議會通過尼加拉瓜基礎設施和運輸發展特別法 (840號法案),允許開展尼加拉瓜跨洋大運河、自由貿易區及其附屬基建項目的計劃。這條近300公里長的運河橫跨尼加拉瓜東西兩邊,將國土分成南北兩塊大陸;整個計劃造價高達500億美元,開支龐大。而840法案批准並授權尼加拉瓜政府,簽署與兩間公司就此發展項目的特許權和執行協議,而其中一家公司就是在香港註冊的「香港尼加拉瓜運河發展投資有限公司」。據報,該公司為中國商人王靖所擁有。[2] 尼加拉瓜政府以經濟利益為由力推修建運河,將特許權售予外資企業,卻對受影響群體的聲音充耳不聞。 剝奪人權 毀原住民家園換取利益 運河標榜有利經濟發展,但是否所有人均可得益?國際特赦組織近日發表的報告指出[1],當地公民組織的調查發現,相關工程將直接影響12萬名居於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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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口販賣:這麼近,那麼遠

「人口販賣」這四個字,對如今的香港人來說似乎很遙遠;但其實,在香港,在不少為人熟識的地標背後,都可能有段人口販賣——那些年「賣豬仔」的歷史。 例如如今的文青地標——饒宗頤文化館,原來前身亦為「豬仔館」——當時,那些將被賣到海外的華工就在該「豬仔館」 暫住;而為港人熟識的保良局,就是因為1870年代香港拐賣人口之風甚熾——當時拐賣人口之徒以香港作為據點,將婦女幼童販賣出洋,作為娼妓、婢女或童僕。而為了杜絕這些販賣,一些商人就建議港府設立保良局,救助婦孺。 香港的歷史中不難見到販賣人口的痕跡,而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你也許會想「今時今日仲邊有賣豬仔吖」,但事實上,在不為人知的角落,人口販賣卻每天都在發生。 在討論之先,讓我們先認識甚麼是人口販賣——根據聯合國《巴勒莫議定書》的定義,人口販運包含了三大元素:一是行動,例如是招募、藏匿或運送人口;二是方式,例如以強制或欺騙等方式強迫或誘使他人;三是以剝削為目的,例如是為了迫使受害人賣淫、強逼勞動或奴役。 這些駭人的事情看似遙遠,但其實與我們非常接近,例如去年轟動一時的ZN 個案——ZN 原居於巴基斯坦,2007年被人以4000港元月薪引誘來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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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哲暐:基本法教材淺陋低劣 教育局配得上教育之名嗎?

早前《明報》報道,教育局官方提供的教材「憲法與《基本法》」中,某些內容被批評為偏頗。我特意找那份教材來看,發現所謂的教材可謂淺陋低劣,教育局枉稱教育局。 「多角度」不能成為曲解藉口 在單元四「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簡報中,「活動二」類似通識科題目,論及示威自由,提供3項資料,繼而再提出問題供思考。資料一謂:「即使香港已成為示威之都,好像亂了很多……現在大家仍享有這種自由,是不少人在回歸前很難想像的。」資料二則表示:「遊行示威是表達訴求的一種手段,但不應是唯一的手段,捨有效的諮詢溝通機制不用,卻搞街頭抗爭,只反映了一部分香港人民主意識的粗糙和膚淺。」最後資料三引述數字,指出近年愈來愈多示威者被檢控。 問題有二。問題一:「為什麼遊行示威好像是香港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官方答案:「遊行示威是港人使用的其中一種表達方式。」問題二引述資料二和資料三,問:「為什麼還要保障市民示威遊行的自由呢?」答:「示威遊行的自由是需要得到保障的,因為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云云。 儘管3項資料看似代表了不同立場,但所謂「多角度」並不能成為曲解和膚淺的藉口。先談最不堪的資料二。假如你說街頭抗爭會影響營商,也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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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容不下一樽水的商場廁所?

早前,有市民在社交網站上揭破尖沙嘴某大型商場 (不具名),要求清潔工要向如廁的客人打招呼,但卻禁止清潔工於工作期間喝水,甚至一旦發現員工喝水,更會丟掉員工的水樽。[1] 事件當然引起網民激烈反應 — 眾所週知香港清潔工人工資不高 – 根據政府統計處「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清潔工是平均收入最低的行業,每月平均只有$8,700。如今連休息空間也沒有,飲水等基本需要都不能滿足,實在令人憤慨,有市民甚至要將該商場「起底杯葛」。不過,憤慨過後,直得繼續反思的是,在這個所謂「競爭力第一」的香港,為何有人仍要在如斯環境下工作 – 打工仔的權益,包括休息空間和飲水時間,有否充足保障呢? 根據英國於1976年簽訂並至今於香港有效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經社文公約》)第7條:「本盟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條件,特別要保證:休息、閒暇和工作時間的合理限制,定期給薪休假以及公共假日報酬。」[2]而《基本法》第39條中亦清楚列明,《經社文公約》適用於香港。 即便如此,香港的打工仔依然面對著嚴苛的工作條件。今次禁止喝水、干擾員工休息的事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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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秉權:寫在劉曉波頭七

劉曉波先生「頭七」,他的妻子劉霞仍然與外界隔絕;想悼念的朋友大部分繼續沒有人身自由,通訊時有時無。結集劉曉波文章的專頁「Free Liu Xiaobo & Liu Xia——我沒有敵人」昨天忽然無法運作了。 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由病至死至火化到海葬,大哥劉曉光說「體現了社會主義和舉國體制的優越性」,讓他3次在中外記者面前「感謝黨和政府」,似黨國發言人多於似家屬。 「社會主義和舉國體制優越性的死亡和葬禮」與大家連日來看到的「死亡直播」和「謊言實錄」實在讓人感到天淵之別。 「死亡3天內火化」真的是瀋陽習俗? 到底劉曉波的後事安排有多「細緻周到、完美、出乎意料」?如何體現「人文關懷和人道主義」?我們一起來檢視一下。 第一,劉曉波死後被「速戰速決」,草草了事。劉曉波由7月13日下午5時35分病逝,到7月15日早上6時半舉行簡單告別儀式後火化,前後不足40小時,可以說屍骨未寒。「死亡3天內火化」到底真的是瀋陽當地的習俗嗎? 誠然,在當地,3天火化(連死亡當天計)確實是有的,但三五七天的也不少。 以下是當地的一些個案:瀋陽市政協原主席張鴻鈞,2006年8月12日死亡,7天才火化;瀋陽飛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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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不能後退的底線

今年習近平訪港期間,有不少「明張目膽」的人權侵害事件正在同步發生。 警權 7月1日,有政團,包括社民連成員準備到灣仔金紫荊廣場抗議,但甫到場即被過百人包圍及破壞他們的示威物品,警方到場後帶有關人士上警車;社民連成員吳文遠及陳皓桓則表示在警車上遭警察毆打,亦有傳媒目擊吳文達被警察抬上車後,頭部及手被按住,更拍得其被扯頭髮一幕。 [1] 而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於2015年發表的審議結論中,早已對香港警方對示威者使用過度武力,並要求港府:「公布警方的一般命令和使用武力的相關準則,確保其符合國際標準。」(第14及第15項) [2] 和平集會權利 香港民族黨本擬在6月30日於尖沙咀舉行集會,但向警方申請時卻遭拒絕;根據其面書所指,該「禁止公眾集會通知」中,第一項禁止理由為「有關主張明顯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章『總則』第一條,即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而及後警方回應傳媒查詢時,則指其反對是基於公共安全理由,並指有理由相信該團體不能控制集會的參與者可能進行的違法行為。 而支聯會亦稱,於7月1日上午,有支聯會成員於尖沙咀拉起「我要真普選」橫額時,被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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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只是行使人權….

近日,於2009年被北京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11年的劉曉波,因末期肝癌「保外就醫」。 劉曉波是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於2008年發表《零八憲章》,敦促中國政治改革 – 內容主要是要求中國政府作出改善保障人權,而非要顛覆政府。然而,他卻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囚11年;一個公民,居然因為行使表達自由而被判入獄,已令人莞爾不已;如今,劉曉波身患重病,令人擔心他能否與妻子劉霞團聚和能否得到適切治療。 劉曉波的妻子劉霞是一位詩人,她所做的,只是生活,只是講述劉曉波的情況;然而,她卻自2010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後,被中國當局軟禁,不能自由出入和讓朋友探望。 輿論亦關注為何劉曉波直至肝癌末期方被發現和治療,亦關注其他被中國羈押的維權人士的情況。兩年前的7月9日,有多名維權律師被帶走、被拘捕;根據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資料,截至今年6月26日,至少有14名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曾受於709相關的拘捕中受到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對待。 而這些律師,很多都純粹是因為看見有人權被侵害,而希望用法律保障受壓迫的人而已。筆者曾經和一位維權律師了解,他說,他其實從來沒有想過要當維權律師;只是憑著自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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