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新思維

回歸20周年馬上到,普羅市民參加的各種慶典活動已經展開,從政人士更加關心一國兩制落實情况的成效,各種研討會也會不絕於途,爭論也會不絕於耳。展望未來需要新思維,這裏看看伊朗大選對香港有何啟示。 香港政改始於特首選舉候選人誰來「守尾門」。中央政府不能接受香港自行選出一個中央可能不接受的特首,讓北京來決定是否委任,而可能承擔得罪部分香港選民的罵名。政改方案中提出對候選人要有篩選機制,最後被泛民否決;泛民反而提出公民提名,也得不到支持。 剛剛結束的伊朗總統大選,1636人報名參加,其中137人是女性。她們明知道女性不會獲得候選人資格,報名只是為了挑戰憲法對候選人的篩選機制,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被勸退不要參選。這個篩選機制是由憲法監護委員會決定6名正式候選人的資格,該委員會由12名成員組成,6名是伊斯蘭教神職人員,由精神領袖哈梅內伊挑選並委任;另外6名成員由司法最高長官提名、國會通過。而司法最高長官也是由精神領袖委任的。也就是說,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對候選人的資格有幾乎絕對的影響力,通過憲法監護委員會來執行,而這個委員會是具備憲法地位的。 這種制度好不好先不討論,過去3次總統選舉,投票率兩次達到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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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式遷居》生命把藝術煉成

(評台編按:內文有劇透)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人皆有苦衷」、「設身處地」、put yourself in someone’s shoes……,這等老生常談好像已過時?舉世右風猖獗,在「誰誰優先」,強國人、新移民、難民權益等議題上,類似思考動輒得咎,例如被譏評為「左膠大愛」。 既說「老生常談」,或許問題正在於「談」。說的確可以很漂亮,到真正感同身受時,便是另一回事。 於是,伊朗導演法哈迪(Asghar Farhadi)的《伊朗式遷居》(The Salesman)今天出來,特別有時代意義。戲裏男主角Emad是個好好先生,性格溫和,樂於助人。他的生活條件不俗,在劇場當演員,同時為人師表,校內甚受學生愛戴。Emad跟妻子Rana感情不錯,兩口子有共同藝術追求。本來生活相安無事,一天所住大廈變成危樓,他們要急謀新住處。搬遷不久,某夜Rana不小心引狼入室,慘被襲擊受傷。事件令他們的婚姻蒙上陰影,Emad的脾性,因為忿恨不平而漸漸變差。 Emad曾經在計程車內受不相識的女人白眼(像我們的「泥鯭的」),他的學生目擊過程,為他感到憤憤不平。Emad對此小事很大方,早已不放心上,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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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式遷居》意外之後,有些事情無可避免地改變

(評台編按:內文有劇透) 深夜時份,大廈突然微震,牆身破裂,樓梯塞滿了走避的人。起初,以為地震,直至隨著男主角的視線向下一望,一架起重機在大廈旁邊挖地,真相大白——《伊朗式遷居》(The Salesman)藉這暗喻男女主角關係的不確定性。 繼《伊朗式分居》(A Separation)與《伊朗式離婚》(The Past),導演 Asghar Farhadi 的新作延續了以往有關道德的討論。《伊朗式遷居》(The Salesman)獲獎無數,去年在康城影展贏得最佳男主角與最佳劇本,今年再在特朗普的禁制令下,於奧斯卡金像獎贏得最佳外語片——看完這齣電影,那些說因為特朗普,Asghar Farhadi 才能獲得第二座小金人的謠言不攻自破。 被迫遷居是開始。Emad(Shahab Hosseini)與Rana(Taraneh Alidoosti)遷往劇團同事空置的房子,隨即發生了一宗意外。這宗意外是電影的關鍵,處理卻極為曖昧。Rana洗澡時,一名陌生男子闖進浴室,她頭部受傷,被鄰居送往醫院。觀眾依著Emad的視點了解這事,如霧看花,自然地拋出一道問題:究竟浴室裡發生什麼事? 這道問題從來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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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式遷居》阿斯加法哈迪再次刻劃人性陰暗面

(評台編按:內文有劇透) 《伊朗式遷居》(The Salesman)是導演阿斯加法哈迪(Asghar Farhadi)繼《伊朗式分居》(a Separation)和《伊朗式離婚》(The Past)後再次拍攝家庭關係和刻劃人性的電影,是第89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當時也引起不少風波,導演因為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新入境管制條列而未能到現場領獎,托人發表的得獎言論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伊朗式遷居》如其香港中文譯名跟遷居有關,電影一開首男女主角居住的樓宇發生強烈震動以致接近倒下,他們和其他居民要盡快逃離住處,後來鏡頭一轉觀眾得知是附近工程進行的影響,導演在開場時已經帶給觀眾一次黑色幽默,從中得知伊朗的其中一部分社會問題,或許發展工程比居民的性命還來得緊要。這次被迫遷居也令男女主角走進一次人生中最大的人性考驗,導演透過他們找到的新居來引申出上手住客的遷居似乎存在不可告人的問題。 導演在過往作品都會以不少角色之間的對白、暗場或留白給予觀眾思考和討論空間,如《伊朗式分居》結局沒有明言兩位主角是否真的簽紙離婚,今回也有相當類近的處理,如剛才提到的上手住客,雖然透過主角跟鄰居的交流得知其職業為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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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lesman》伊朗和荷里活

(評台編按:內文有劇透。) 是時代是科技是錢成就電影,抑或是電影成就時代成就科技成就錢呢? 在不開放低成本技術匱乏的伊朗,能百中無一在國際公映的電影,次次都清新可喜,魅力懾人。 伊朗導演Asghar Farhadi 近作《The Salesman》風采依然,和其他伊朗電影一樣,家以外的題材都可能是不可能談不太容易談,唯有依舊以家為主題,電影一開始已用自然有力的意象點題,鏡頭影着幾件傢俬放在似家的地方,原來是舞台劇「The Death of a Salesman」的佈景。接着鏡頭一轉是主角Emad和Rana住的整棟樓既將塌下,他倆和其他居民一樣放棄家園,慌忙逃命,玻璃被扯裂不單預視即將塌下的居所,更是他倆的家、他倆的關係,更是脆弱的人性。 比之之前作,Asghar 在「The Salesman」説故事的功力更了得,劇本巧妙地把所有的懷疑留白或暫時留白,Rana在浴室被擊昏前,抑或擊昏後醒来才呼救呢?鄰居何時才拯救Rana呢?那個把雜物塞滿小房間、結局從未出現的上手女住客和擊昏Rana 的老伯,是妓女和嫖客關係,還是老舊相好?老伯放低的錢是交易付款,還是留給萬一再回來的上手女住客?留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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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拾零

數日前,得知特朗普頒布針對七個伊斯蘭國家的入境禁令後,有兩位在NBA作賽的蘇丹球員,一度不知應否隨隊作客多倫多速龍,因恐妨比賽完了不能重返美國。另一邊廂,因伊朗對美國的報復政策,又有兩位在伊朗超級聯賽的美國籃球員,在杜拜渡假後回不了伊朗。這兩天,兩國因導彈問題的互相威脅還不斷升級,怎能不想起伊朗導演阿巴斯一九七五年的短片Two Solutions for One Problem。可惜仇恨再度勝出,兒童電影哪裏只是給兒童看的。特朗普早應看看。 因The Salesman獲奧斯卡提名的伊朗導演法哈迪(Asghar Farhadi)與女主角Taraneh Alidoosti等,則隨即宣布拒絕出席頒獎禮,以示抗議。去年七月,曾在伊朗見這電影的宣傳海報,有人努力起牆,有人則努力拆牆,借擅長的媒介來說自己地方的故事,也使不同背景的人互相認識,法哈迪前作A Separation裏那位充滿掙扎的女傭,就曾讓我對伊朗一些社會肌理有基礎的理解,她躲在廚房不敢出來那幕直叫人咬緊指頭。 昨天在網上一個關於伊朗旅行的群組,看了眾人對美國禁令的反應。裏頭有伊朗人但更多不是,有些說根本不稀罕到美國,有些希望其他人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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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士笑看人生》——電影,作為對抗極權政府的工具

“All said, despite all the injustice done to me, I, Jafar Panahi, declare once again that I am an Iranian, I am staying in my country and I like to work in my own country. I love my country, I have paid a price for this love too, and I am willing to pay again if necessary. I have yet another declaration to add to the first one. As shown in my films, I declare that I believe in the right of “the other” to be different, I believe in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as well as in tolerance; the tolerance that forbid me from judgment and hatred. I don’t hate anybody, not even my interrogators.”——Jafar Panahi政治、生活和藝術其實密不可分,電影亦是一種藝術表達的方式,以電影來喚醒人民對政治議題的關注、甚至用來反對政府,並非新鮮的事物。而其中有一位代表人物,你一定要認識,那就是伊朗導演Jafar Panahi。去年在香港上映、由他執導的電影《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就是一部如假包換的伊朗禁片。《伊朗的士笑看人生》獲得第65屆柏林影展最佳電影金熊獎、影評人費比西獎,但伊朗導演Jafar Panahi因被禁出國而無法親自出席領獎禮,只好由有份演出的姪女上台代為領獎。電影以偽紀錄片的手法拍攝,由導演Jafar Panahi自編自導自演,「飾演」現實生活裡頭的自己。在被伊朗政府打壓的情況下,他唯有「扮演」一名的士司機,把攝影機收藏在錶板上,一邊穿越伊朗首都德黑蘭的街道,一邊「偷拍」不同的乘客。在的士內發生了多個小故事,諷刺時弊,帶出伊朗的社會問題。導演Jafar Panahi是一個公民抗命者,他的作品多以描寫伊朗社會問題、諷刺政府及時弊為主題。在他執導的八部電影當中,只有首部《The White Balloon》(1995)曾在伊朗公開上映 ,其餘七部都是伊朗禁片,但屢獲康城、威尼斯、柏林等國際影展的大獎。2003年,Jafar Panahi首次被伊政府拘捕,在審問了4小時之後,政府人員勸告他離開伊朗。2009年,他再次被捕,在拘留8小時之後獲釋,伊朗政府事後解釋事件只是一場誤會。2010年,他再被拘捕,並被拘留了長達86天,最後因伊朗著名導演Abbas Kiarostami撰寫了一封公開請願信(Steven Spielberg、Francis Ford Coppola、Martin Scorsese等國際級大導演均有聯署),以及各個國際影展、演員和知名電影人向伊朗政府施壓,再加上他本人絕食抗議,才得以保釋。最終,Jafar Panahi被政府以「危害國家安全」、「進行反政府宣傳」罪名判處20年內禁止進行任何電影相關創作、接受傳媒訪問及出境,如果他違反任何一項禁令,便要入獄六年。最令人敬佩的是,極權政府不斷的打壓,仍不損Jafar Panahi的創作熱誠與敢言風骨,他仍繼續製作電影。他無法親自出國領獎,突顯出伊朗政府的荒謬,引起國際社會對伊朗人權問題的關注。「我是個電影導演,除了拍電影外,我不會做別的事。電影是我的表達方式,也是我生命的意義。沒有東西可以阻止我拍電影,當被壓迫到絕處時,我與自己的內心更加接近;在限制之下,更加促使我要繼續創作。以拍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創作成為我最主要的使命,也因如此,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我都會繼續全神貫注地拍電影,這讓我感到活著。」—Jafar PanahiPanahi最近三部電影,包括2011年《This is Not a Film》、2013年《Closed Curtain》和2015年《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都是以擦邊球方式「非法」拍攝的。2011年,當他仍在等候上訴結果期間,不理禁令以日記形式拍攝了一部記錄自己逮捕受審過程的紀錄片《This is Not a Film》,影片儲存於USB並藏於一個蛋糕內偷運出境,並在康城影展上放映。《Closed Curtain》和《伊朗的士笑看人生》均於柏林影展上首映,並分別獲得最佳編劇銀熊獎和最佳電影金熊獎。在《伊朗的士笑看人生》劇終時,除了導演本人外,所有參與演出和製作的人的名字,都沒有出現在演職員表名單中,以此保護其他電影工作者。言歸正傳,電影《伊朗的士笑看人生》讓我聯想起日本的《深夜食堂》系列,以一間餐廳作為載體,承載著無數客人的小品故事。當然,《伊朗的士笑看人生》的故事看似輕鬆,但內裡極之沉重,值得觀眾深思。主角在戲中接載各種各樣的乘客,包括小偷、教師、傷者、盜版光碟小販、迷信的師奶、主角的姪女、律師……把現實發生的事件當成是「劇情」,展露出伊朗的各種社會問題,例如治安、性別歧視、死刑、宗教倫理、打壓創作自由等問題。另外,在戲中出現過的多個國際品牌和象徵,例如Apple、Canon和Angry Bird。在戲中的伊朗,雖然已經發展得很現代化,至少硬件表面上算是很國際化,但社會制度和人心卻是落後於國際。儘管伊朗人民擁有各種攝影器材,但他們卻沒有創作自由,每部電影都需要由伊斯蘭文化諮詢部批核;小孩子學習拍電影,只能夠拍社會裡的好人好事,漠視社會的陰暗面,非常偽善;看電影的自由也沒有,如果想看荷里活電影,就只能夠購買盜版光碟,實在諷刺。來自國際的品牌、科技和資本紛紛進駐伊朗,但普世價值卻被禁止進入。最明顯的是,伊朗女性的地位極低,女性不能繼承丈夫的遺產、女性被禁止在公共場合下觀看足球……對香港觀眾來說實在難以理解。雖然電影有點平淡,但導演Jafar Panahi對電影創作的熱情、對自由的追求,成功感染到每位觀眾。如果你想認識伊朗的社會面貌,非常推薦你觀看這齣電影,同時,思考如何捍衛香港僅有的自由空間。 影評 電影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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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式再婚》(Nahid):女人的一半不是男人

本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其中一部電影《伊朗式再婚》(Nahid), 是繼阿斯加法哈迪(Asghar Farhadi)《伊朗式分居》和《伊朗式離婚》兩部描述伊朗社會婚姻狀況的佳作後,電影再次探討一直保守的伊朗社會當前的棘手問題,這次換了新晉導演艾黛潘娜嫻德,一樣令觀眾思考伊朗女性在現代婚姻中的位置。故事由女主角娜希(Nahid)離婚後開始,當個打字員,日以繼夜,工作再工作,都未能應付生活所需,每天都要為租金張羅。可是,生活再苦,也不夠帶孩子的苦。兒子正值反叛期,對母親的命令,常陽奉陰違。此時,娜希的富有情人希望結婚,如此一來,娜希順理成章解決了生活重擔。然而,伊朗婚姻法規定再婚便有可能失去兒子的撫養權,娜希不願意與兒子分離;更重要者,她要掌握自己的命運,不願再把下半生交託任何一個男人,讓他們為自己決定如何走下去。電影中經常出現一疊又一疊的鈔票,這是娜希換取安穩生活的源頭活水吧,只要她願意,情人會替她交屋租,替她付兒子的學費,更不用她打字打得手指頭都痛了,這可是令任何女性都羨慕的幸福吧?可是,她深信只要接受這些援助,她想要活出真正自由的希望便會幻滅。現實社會,男性常以為這樣做才叫讓女性得到幸福,當然,很多女性以此為榮為傲,「嫁個有錢人」成了女性幸福的代名詞。可是,這在女性主義角度看,有這樣的女性,擔任「他者」的角色,才令男性主導的歷史得以再維持數百年。要改變這個現狀,女性必須擺脫依附男性,以男性為中心的思想。也許提升女性的「主體性」,找回自我,才是體現男女平等的要旨。女人的一半不是男人可惜,娜希處身的社會仍桎梏一個女性尋找自我,追求自由。電影中的四個男性,對娜希或多或少帶來不由自主的控制。第一個是她的前夫,一個吸毒的混混,縱然戒了毒,卻仍終日吊兒郎當,三更窮五更富。娜希最怕他取回兒子的撫養權,也是她不欲再婚的原因。第二個是她的情人,一個經營旅館生意的伊朗中產。他中年喪妻,帶着女兒,頂着背後的一班姨媽姑姐的嘮叨,跟娜希的相戀是含蓄有禮的,可是,連娜希也搞不清,究竟他想找個女人當女兒的母親,還是真心真意愛她。第三個是她的兒子。這也是最令娜希牽腸掛肚的男性,她的命運不由她自己掌握的原因,正正是要撫育兒子長大,可是兒子不領情,處處與她作對,反而跟着父親,有種說不清的合拍。不過,她的主體意識,與其說是給撫養兒子的重擔壓過來,不如說是因為離婚女性,要有尊嚴地照顧兒子,不惜每天想方設法,與生活搏奕,從而產生主體性,假若沒有這種體驗,她還以為自己找到了男人給予的「幸福」呢!第四個是她的哥哥。他出場不多,但舊式社會,長兄為父,離婚婦人回到娘家,受盡白眼,哥哥勉強收留她,為的只是保着家庭的名聲,與同情娜希無關。娜希在這些男性眼中,女性是天生的不完善,欠缺男性的某些特質,男人的一半還是男人。這種「他異」是理所當然的女性本質,因此,男性是中心,是「我者」,而女性只是男性視角下的「他者」。找回女性的主體性電影中,娜希不斷為生活而張羅,為金錢而頻撲,不惜向好友借錢,甚至把好友金鍊、自己的結婚戒指都全抵押,卻硬是不肯開口向富有的情人借錢,這當然與她的性格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她刻意與情人劃清界線,是為了保有那女性難得的自主自由。這與其說是娜希的性格使然,倒不如相信這是她主體意識浮現的反映。因為她相信要克服週遭環境,只有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因此,她拒絕了情人的金錢援助,為的是不想繼續成為男人的附庸。法國哲學家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認為:「每個主體透過對自我的種種構思,具體將自己設立為向上提升的存在超越性;他只有不斷超越,邁向其他更多的自由時,他的自由才得以完成;只有向無限開放的未來伸展、開拓,才能讓他當前的存在具有正當性。」《第二性》(第一卷) 娜希爭取的「幸福」,不是男性施予的,而是要超越自己,爭取存在的正當性。女人不是男人身上「多餘的肋骨」,女人的一半不是男人。還有,人情與法律,在舊社會彷彿也是為男性度身訂造似的。伊朗的婚姻法中規定,女性要取回兒女的撫養權必須放棄嫁妝。因此,娜希要回兒子,她必須交出嫁妝,致令她離婚後一貧如洗。此外,她的情人急於結婚,於是要求娜希「臨時結婚」,以堵塞親朋友攸攸眾口。伊朗社會仍有「臨時結婚」這回事,須按月續期。結果,這法律的灰色地帶令娜希兩面不是人。一邊廂,要面對來自舊夫家,外家親友的詰問,責難她為甚麼瞞着前夫兒子另結新歡。另一邊廂,新夫家又欲追問為甚麼還拖拖拉拉,不來個了斷?原來法律不是用來解決問題,而是不斷製造問題。不過,最後娜希還是將命運交予相對較客觀的法律,打破了舊社會傳統思維,這可不是容易的決定,反映了伊朗新女性的特立獨行。娜希周旋於這幾個男性之間,處身新舊交替的社會,靠着真誠和勇氣,爭取獨立自主。面對這錯綜複雜的社會人際關係,她不得不面對人情與法理、傳統與現代,愛情與親情的挑戰,衍生出的一連串問題,竟要一個伊朗女子承受並作出抉擇。電影客觀地反映女性在新舊夾縫中如何自處,勾勒出一個地地道道的女性故事。圖片為「香港國際電影節」YouTube影片截圖 影評 電影 伊朗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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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國會選舉

伊朗國會,叫伊斯蘭協商會(Majlis-e Shura-ye Eslami)。我們知道,伊朗政黨議員,不容易通過參選的,他們本身也有參選條件,首先候選人必須是伊朗國民,是捍衛伊朗教法學體制的人,有專上教育學位,是一位正常健全的人,年歲在30至75歲,是什葉派信徒,沒有不良聲譽,沒有伊朗刑事案底,沒有和伊朗政府反對之團體有關係,這是伊朗國會選舉法第三章第28條早已列明的。但即使候選人通過這些要求,仍未必能參選。他們要先向內政部登記,如果監護委員會在評選過程發現不符合資格會篩走登記者,所以最後實際可出線參選的人數會比當初登記人數少很多,一般是登記人數的三分之一至一半。這次議會選舉,就有大量的人被否決參選資格,且多是改革派的人,監護委員會僅批准改革派登記人口之1%為准許參選人,所以改革派早前也呼籲杯葛選舉,而魯哈尼雖然批評否決參選問題,但仍希望改革派繼續參選,指杯葛選舉是助長極端主義的來源。當然伊朗也有容許少數社群的人參選,但不多,不過一定有亞美尼亞人、亞述人、基督徒、猶太人和瑣羅亞斯德教徒,但巴哈伊教徒不准參選,因為伊朗把巴哈伊教列為邪教,對巴哈伊教徒迫害,所有巴哈伊教徒的財產都被伊朗破壞。女性也有去登記,但一般都很難得到批准,290席國會席位,女性僅佔9席。至於神職人員,一般在33席,因為要保證什葉教法學的執行。因此目前來說,伊朗選舉距離民主很遠。改革派票數上升 反映變勢開始現時伊朗有勢力較大的兩大陣營,保守派即是「原則聯盟」(Etelaf Osul-Garayan),上屆(2012年)選舉得182席;改革派即是「改革主義者聯盟」(Etelaf Eslah-Talaban),其餘是獨立議員、亞美尼亞人、亞述人、猶太人、瑣羅亞斯德教徒。這次選舉,改革派雖未能成為大多數,但票數卻較以往上升,反映伊朗的變勢正悄悄開始。由於伊朗地域大,所以地方也有不少自身特色的環境,例如西北就有阿塞拜疆和庫爾德人的省份,這裏有遜尼派、基督教徒,所以這裏主要支持改革派。伊朗東南部省份,是鄰接巴基斯坦的巴路支人,這裏巴路支人約有160萬。巴路支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化,而且信奉遜尼派,使用哈乃菲派教法學,在伊朗是少數的一群。這裏發展落後,貧窮率高,經常面對乾旱問題。巴路支人總希望建立屬於自己的「巴路支斯坦國」。因為鄰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這裏也有不少極端組織出現,影響伊朗的安全,因為極端組織認為伊朗什葉派政權在迫害遜尼派。巴路支省西部,則有荷木茲干省(Hormozgan),這裏因為和阿拉伯甚近,所以有不少阿拉伯人,比較傾向改革派。伊朗東北部呼羅珊省、北呼羅珊省有說突厥語系的土庫曼人和庫爾德人。伊朗的庫爾德人和土耳其、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庫爾德人分別之處,在於他們信什葉派;南呼羅珊省有一定數量的伊朗人和巴路支人,所以北呼羅珊省支持改革派,南呼羅珊省支持守舊派。傳統力量基地庫姆省和伊斯法罕省,則仍是守舊派為主流。青年人意識到要有些改變伊朗經濟上是南貧北富,北部和西北部經濟比較發達,常住人口較多,而且這裏較多石油。而東南部和東部則是發展較低、經濟較落後,而且有較熱的沙漠地區,因此較難吸引人居住。而局勢方面,伊朗東部有阿富汗難民居住,他們面對伊斯蘭國、塔利班和阿蓋達的威脅而逃到這裏;伊朗西面又有不少來自敘利亞、伊拉克的難民,他們避開伊斯蘭國的威脅而逃到這裏。從國家安全風險來看,伊朗雖然軍力上有能力應付,但極端組織針對什葉派,所以這也是伊朗目前面對的重要問題。到底今屆伊朗國會選舉後,會有什麼變數,還得拭目以待。儘管伊朗篩走不少改革派人選,但如果仍把過去伊朗的選舉情形套用在今年的伊朗國會選舉,或會有些少脫節。魯哈尼上屆總統選舉的當選,已經揭示伊朗民情變勢之端。現時伊朗年輕人口有逾六成,很多青年人思想上都比較開放和西化,但他們也有青年就業問題,希望獲得解決。伊朗從撤銷經濟制裁中慢慢得到恢復成為他們新的希望,也使他們意識到伊朗要有些改變。伊朗現時仍可見到有些反美、反西方的宣傳海報,但事實上不少伊朗人對西方文化是很嚮往的。作者是國際伊斯蘭政治研究員文:李振良原文載於2016年3月17日《明報》觀點版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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