須待捲起千堆雪

佔領運動一周年,香港社會最近這段時間湧現大量對這次開埠一百七十年以來影響最廣袤政治運動的回憶或回顧:有個人層次那月那日私密記事,有集體層次那時那刻決策判斷。姑勿論這些紀事是從哪一方面出發,無論於黃絲或藍絲,若對七十九天的回望僅是沉溺於一時一事或一人一物的糾纏,企圖在快餐文化氛圍下把時空高度壓縮從而得出誰勝誰負的所謂「結論」,到頭來只會落得粗疏失真,失卻太史公所言的「述往事以思來者」,墮入美國社會學者吉特林(Todd Gitlin)說的upheavals begin as surprises and end as cliches(動盪始於從天而降終失於陳腔濫調)。與二○○三年的五十萬人上街相比,佔領運動的多元特質遠非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的單一議題,佔領運動牽涉的議程不僅是特首普選與政制改革,更有後九七香港社會意識形態的嬗變,以及影響深遠的香港往何處去的質問。於一個年齡世代與權力結構正處於轉折階段的社會,佔領運動在此一框架下所顯出的多元本質,不是五十萬人上街二十三條叫停後驟然失去運動目標般單一。正因為多元,佔領運動難以在結束之後的短暫時間與空間之內得出結論。當然,這不是說香港社會運動應該坐食山崩,在這一漫長的過程當中,社會力量依然生生不息,佔領運動的博弈從中獲致改變社會的參數,為將來更大的變革蓄儲動能。佔領運動如果此刻匆匆定論,令人聯想四十年前的另一條軌迹: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保釣運動,短暫激情過後四分五裂,有人去北京有人回台北,有人嚮往新中國有人重返寶島革新保台。人來人往旅次匆匆之間,東海釣魚台棄之一隅,那末,到底這是一次保衛國土運動,抑或是在中共文革狂熱下對蔣家政權的唾棄而對中共政權的擁抱?到今天,類似討論仍然游走於新大陸及海峽兩岸。倘是把佔領運動仍然定位政制改革爭論,這是只見樹本不見樹林。也許,在相當部分參與者心中,佔領運動要旨在於「特首直選」四字,事實上一年前風餐露宿睡在金鐘旺角的巿民唯一訴求便是如此樸素。然而結合當時以至今天香港的社會狀况,不難看出這些都是芸芸枝葉的其中之一。走上街頭的反彈源於政治經濟社會政策全面失衡,政治上「左」傾政策冒起,回歸初年的寬容空間大量佚失;經濟上高昂樓價房租令年輕一代對特區政府是否有效管治失去信心;社會上忘乎所以高速發展的二次開山填海帶來不是機遇而是剷平城巿回憶。職是之故,佔領運動實是年輕人由頂至踵的自我更新期許,這一點若無法清晰確認,便會跌入二元窠臼,傳統派的流於對一切歌功頌德,修正學派的對蠅頭小事挑剔責難。易流於傳統派與修正派史觀事件的歷史定位確實需要沉澱,但是過程之中蘊含巨大危機,隨時出現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截然相反結論。短暫的歷史關進冷藏庫,時空差別之際,另一種意識形態悄悄興起,到後來發展成足以扭轉事件初衷的集體認知,這不免令人想起七十年代尼克遜下台及其之後的連串事態。如若抽離共和民主兩黨爭議的政治背景,必能看到時代嬗變對歷史評說的極端影響,說明時空易位對歷史總結的困惑。一九七三年,尼克遜政府因為水門案醜聞陣腳大亂,同年十月,副總統艾格紐(Spiro Agnew)突然辭職,根據美國憲法,美利堅合眾國不能沒有副總統,儘管副總統在美國憲制權力結構入於「展覽品」一類,展示作用多於功能作用。尼克遜根據憲法修正案第二十五條,直接任命眾議院少數黨領袖福特(Gerald Ford)擔任副總統。美國上下對此嘩然,但震動全國是一年後的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尼克遜辭職,福特接任總統。這是研究美國憲法相當有意思的一節,福特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不是由選舉產生的總統及副總統。總統未經選舉產生為數不少,例子之一是甘迺迪遇弒身亡,副總統詹森不經選舉直接登大寶,但至少詹森是在一九六○年經過選舉產生的副總統。一九七四年的一段美國舊史更大的嘩然發生在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亦即福特擔任總統後僅三十天,他發出總統命令四三一一號,以總統特赦令無條件赦免尼克遜在任內可能犯下的一切刑罪。剛從反戰氛圍喘過氣來的美國無法接受這一決定,用今天的話來說,尼克遜分明與福特私相授受,以副總統甚至總統權位換取免於刑責。福特是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生,年輕時愛打美式足球,是校隊成員,特赦宣布之後,政治評論家謔而更虐的說他打球時「撞壞了頭」。福特從此人格降級,一九七五年深冬到訪中國,以當時的國際政治來說是一樁大事,但美國傳媒對人格已失的總統嗤之以鼻,變了一宗可有可無的消息。一九七六年大選,福特出馬角逐連任,美國選民對他特赦尼克遜無法接受,寧願給一個毫無聯邦管治經驗但形象清新的南部「鄉下佬」卡特入住白宮,以泄心頭之氣。歷史就這樣塵封三十年,沒有人討論福特的白宮生涯。然而就在這三十年美國出現巨大變化,一九八○年大選,保守派的列根大戰勝卡特殺入白宮,八年後老布殊再下一城,十二年的保守主義建構成至今顛撲不破的新自由主義思潮。美國一切都變了,從經濟到社會到政治,藍色的共和黨版圖跨過阿伯拉罕山脈橫掃中西部,再南下佛羅里達,民主黨的克林頓變成溫和民主黨人其實是真正的共和黨;之後小布殊再來八年,總保守化從此改變美國。二○○六年,福特去世,三十年人間扭轉一切,三十年前狠批福特的《紐約時報》給予極高評價,當年幾乎與福特不共戴天的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在福特去世前曾說,「從現在看,總統那時是對的」(and now we see that President Ford was right)。歷史的「現在」和「從前」的弔詭三十年前的私相授受變成三十年後的「為了國家」,福特的定論說明歷史確是有着「現在」和「從前」的弔詭質疑。出現這一情况不是偶然,美國社會沒有在福特發出特赦令之後持續討論事件,而是出於討厭之情把這從此束之高閣,任由外界的保守高溫把處於靜止狀態的事件慢烤成泛道德化,以「人皆有之」的泛道德主義處理牽涉總統是否涉嫌以官職換取特赦的論爭。香港佔領運動如今面臨的就是類如情况的悖論——過於急促為佔領定論,未能在更廣闊的社會事務光譜上鑑定,連六七暴動之後港英殖民地政府重新檢視除了政治因素導致暴動、有否社會情景這一更重要的背景的做法亦付之闕如。如此,佔領運動極可能得出的結論是泛民一方的政府打壓、建制一派的社會動亂,政治上各取所需,倒過來失去真正檢視佔領運動因何而來因何而止的黃金機會,浪費了香港社會自行體檢自我修正的絕佳時機。歷史清明 耳目必也清明誠然,人們在一周年之際絕對可以反思佔領運動的紅黃藍綠各方,或者這當中的出發點是懼怕一旦失去對七十九天的記憶便會失去自己。若係如此,香港這個城巿確是難以閱讀,一場延綿七十九天的圍城運動如果無法在七百萬巿民心中留下記念教訓,則這個城巿就不值愛護。遠的不說,中共文革十年浩劫之後,雖云中共對毛澤東功過評說是「功大於過」,但由此大量湧現的傷痕文學,在療傷過程讓八億人民汲取在政治運動中被權力擺佈的非人性教訓,從此耳目清明,心中有數。香港社會對佔領七十九日的歷程,不可能失去記憶,只是由於各人身處位置只能看到運動的某一維度,無法得窺全部,其他的一點一滴則須待長年持續的討論,不言放棄的後續跟進,等到一天狂飈終於吹去滿天迷霧,輪廓清晰如昔,就如吉特林回顧美國學運的力作書名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希望的年頭,憤懣的日子),希望與憤懣有主有客有先有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才是真正的歷史。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佔領 歷史

詳情

只是開始

常讀歷史當知道,在時間的長河裡,沒有真正的結束,也沒有真正的失敗。任何大規模的變革,必有遠因近因,有必然也有偶然,但更多是必然的偶然。柏林圍牆倒下,斷不是一步到位,正如其築起也不是一夕之間。有了這樣的認知,就不會輕易從一時三刻的運動裡自覺有所謂得失及創傷,必須要知道,在追求一些超越日常生活及能力的價值與目標,當有必要的付出及代價。即連因未達目標而隨之而來的沮喪、失落、憤怒等等情緒,都是必然和可以預期的。於是,實在無需要放大及渲染所謂「創傷」。若有人逼迫展示傷口傷痕,不僅是要不得的kitsch,還得提防,究竟居心何在。若非要「污名」化某場群眾活動,就是「軟弱」化參與的群眾,如純為煽情故,更是惡俗。眾人所追求的事情是道理,不是人情,不需要施捨。不是哭的孩子才有糖吃。光明磊落,坦蕩無懼。當如是觀,如是行。然而,個人在過程裡若「真的感覺受傷了」,可視作個人覺醒,大好學習機會。世界本來就複雜無常,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人因信念而聚也因信念而分,知道了成熟了就好。這時代需要天真的人,打開被遺忘的窗戶,但也需要世故的人,撥開不必要的野草。對於這樣的時代,前人早已留下數之不盡的瑰寶,可隨時拾取,用作傍身。(心亂時讀詩。)如俄羅斯詩人茨維塔耶娃的明言:「不要去明白那不可接受的——不去明白因此不會受誘惑。」所謂捍衛初衷的良心之途。原文刊於明報副刊 佔領 雨傘運動

詳情

傳播、社運和公民社會:關於雨傘運動的思考

2014年秋香港發生了世界矚目的雨傘運動,期內數以萬計的抗爭者佔領香港三處交通樞紐,要求公平的普選。筆者最近獲邀出席一國際會議,就上面的議題發表演講,所以綜合整理一下有關研究,借此一角簡要地與大家分享。從集體行為到聯繫行為第一個思考是雨傘運動所呈現的社運形態變更的問題。Lance Bennett等學者依組織形態把當代抗爭劃分為3類:(1)組織催動的集體行為(organizationally brokered collective action);(2)組織促進的聯繫行為(organizationally enabled connective action);(3)群眾促進的聯繫行為(crowd-enabled connective action)。第一類是傳統的集體行為,所標榜的是中心組織和領導的作用,希望透過統一框架的建立而達至目的。第二類和第三類是聯繫行動。它們的組織橫向發展,較為鬆散和個人化,這種情况在群眾促成的聯繫行動中更是如此。三類集體行動有其不一樣的傳播方式。在組織催動的集體行為中,網絡媒體的主要作用在於減低傳播及協調的成本,不在於參與邏輯和組織形態的改變。網絡傳媒在上述兩類聯繫行為中使個人在參與中發揮更大的自主和創意。在群眾促進的聯繫行動中,各種傳播網絡與個人的網絡更互相滲透,組成多種傳播平台,形成動態組織,從而調配資源和對外界的舉動作出反應。雨傘運動是集體行為與聯繫運動的混合體,既有傳統組織的影子,但更主要的是鬆散自發的組織形態,其中網絡傳媒成了社會動員和運動協調的工具,突顯出自發抗爭較靈活和個人化的特點。由於雨傘運動所建構的抗爭空間較具自主性和為時較長,是以參與方式變得更為多樣化。箇中的參與行為可分為「網上行為」和「網下行為」。前者包括轉發信息、辯論、說服、闢謠、解釋等;後者則包括前線攻防、後勤補給、場地維護和藝術創作等。因為群眾對中心組織的依賴減少,個人更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的行為組合,構成較為個人化的參與形態。不過,分散和個人化的組織形態也衍生參與者對組織中心的懷疑,容易形成各自為政、缺乏全局意識和策略領導的現象,結果造成少數綁架多數,策略分立和激進化的問題。網絡化傳播成就社運組織第二個思考是傳播對社會動員有何作用的問題。在自由的現代社會,傳媒、網絡媒體、社會組織與個人社會網絡已經構成互相滲透、重疊的網絡,成為生活現實的有機組成,社運與網絡化傳播已經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說是網絡化傳播創造了組織,而這樣的組織則有開放、橫向、鬆散和靈活的特點。研究者的責任在於找出各種網絡的獨特作用和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網絡媒體的主要功能在於媒介轉介(remediation)、意見表達和群組動員。大眾傳媒對有關議題有否報道及如何報道會影響到運動規模和輿論氣氛,還會波及運動策略的選擇及運動的形象。雨傘運動的規模較大,其關鍵處在於市民是透過電視現場轉播警方發放催淚彈的場面,激發不少市民上街聲援抗爭。雨傘運動很大程度是自發運動。因為組織動員而來的抗爭者只佔少數,絕大部分是因為認同爭取公正的普選的目的而跟朋輩一起參與。學聯、學民思潮和「佔中三子」是佔領運動早期的領導者。不過,因為響應他們的號召而參與的比例不算高;大多數人是跟朋友、同事、同學和家屬一同參與。參與者往往是就個人的認知和判斷而向朋輩圈子通傳,相互說服,而這種小圈子傳播又跟別的朋輩圈子因有共同成員而獲得擴延,最後產生較大群體的共識,以至轉化為協調的聯繫行為。雨傘運動有不少人是第一次參與社運,但也有可觀的人數是有參與過以前重要的社運及集體行為,從中可見香港社運有其相互聯繫和衍生的關係。社運社會與公民社會的分化第三個問題是關於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發展之間的互動。香港的公民社會頗為活躍,有不少民間團體在遇到重大政治問題時都會公開發聲,以社會運動的方式爭取。香港社運此起彼落,不少問題都以社運的方式來表達意願和尋求解決辦法,構成社會變革的動力和體現公民社會的主體性,而社運文化也已廣為社會接受,社運衍生社運,使香港成為「社運社會」(social movement society)。雨傘運動可從社運社會的角度來理解,也可以說是運動社會的一個極致表現。社運社會的出現,跟網絡化傳播的發展是同步的。網絡傳媒的發展,使社運動員及組織的成本大為降低,公民更容易成立組織,尤其是群眾促進的聯繫行動。不過,由於團體分立,有時也互相爭持,演變成公民社會的內部分裂,使社運的效能大打折扣。同時,中央、特區政府和建制也同樣可以利用網絡媒體,動員及催生維護現狀的社會團體,造成群眾鬥群眾和公民社會分裂的狀態。香港的公民社會在中國大陸和建制勢力的經營下,已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現象,在佔領運動中表露無遺。公民社會的分化使正反的民意互相消耗,一方面削弱了爭取民主的聲勢,同時也壯大了一向缺乏道德力量支持的建制派言論。公民社會的力量源自公民的組織性、自主性、自發性和多元性。如何增加它的持續力、應變力和統合力自是問題所在。國家和政府是影響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中國大陸更是如此。於香港而言,中國大陸是影響香港民主運動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參與者。中國大陸的集權制度催生了香港爭取民主、自由、自治和本土利益的社運。面對中國大陸龐大的政治勢力,社會運動、公共論述和民意表達自是成為香港爭取權益和自我保衛的方法,雨傘運動也可以作如是觀。至於雨傘運動的得失和正反經驗,那是需要進一步的探討,不是這裏三言兩語所能概括的。註:關於雨傘運動的研究主要由李立峯教授和本人負責,論文及書稿正準備出版。書目不在這裏細列。原文刊於明報觀點版 佔領

詳情

光,不在黎明以後

文:Charis Hung(我深愛文字。寫作於我而言,猶如呼吸。也許, 我患上了一種名為「寫作」的強逼症。)當身處黑暗,我們總以為,再努力一陣子,再堅持一陣子,只要等到破曉,黎明悄然而至,黑暗終必消逝,光明將帶著希望宣布勝利。但現實卻不如此,現實是黎明只把醜陋映照得更為清晰。無法忘懷那一夜,926,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與警察對峙,而且近距離。很難想像,居然有這樣的一天,我平日看見他們,總帶著敬愛的眼光仰望他們,以微笑相待,謝謝他們保護香港。今天,雙方卻以猙獰目光對瞪,誰也不願讓誰前進一步。那一夜,我和朋友四處奔走,因為胡椒的刺鼻洋溢空中,殺紅了一雙又一雙眼睛。我們在傳遞清水,還有那後來成為象徵, 一把又一把脆弱的傘。傘擋不住暴力的拉扯,傘也擋不住無情的警棍。它們就那樣,忽然迎來了死亡。但那一夜,警察仍有理智,他們仍然明白不可輕舉妄動——也許只因為他們仍未收到order,不懂如何處理,我不知道。我只記得,那一夜,我們迎來短暫的勝利,警察無法趕走任何一人。而我以為,只要捱過了這夜,天一光,市民將懷著滿腔憤慨加入我們,因為政權已腐朽得叫人無法忍受。但事實是,來支援的只有零星,走的卻是一堆接著一堆,因為累了,因為激情過後恐懼開始挑戰我們。我的希望幻滅。接下來的數天,人還不算很多,但大家很團結。那陣時,你不會知道隔壁的姓甚名誰,但那一刻他或她會被誰都來得更親密,都更令人安心。我們是戰友。爾後,我們在928經歷了一生人當中最動盪的時刻,87枚催淚彈。我和朋友一直相信,政府不能對我們怎樣,她只有談判這一條路,甚麼水炮、催淚彈、子彈。不過是恐嚇手法。直到催淚彈掉落在附近,我忽然發覺我們也真的太天真,還以為這個政府仍然愛護市民,至少,畏懼民意。但我們在為官的人眼中,大概連螞蟻也不如。他們只想盡快消滅我們,不再受煩擾。也許,放催淚彈對他們來說,只像舉手噴殺蟲水,但殺蟲水還可以叫他們在過程當中感受那難聞的氣味,催淚彈? 他們卻甚麼也感覺不到,他們也許還在冷氣房當中繼續過著平行世界!眼淚止不住,我害怕剩餘香港人的火會被催淚彈熄滅,我害怕港府的高壓會成功,我害怕以後只能過著任人魚肉的生活而我連反對也不再能說。但那一夜,令我發覺香港人並非如此懦弱,也不是窮得只剩下錢的城市。那一夜,催淚彈落下,人群散開,又聚集。人群散開,然後又聚集。重覆又重覆,不知重覆了幾多次。後來和朋友聊起那一夜,她說她的哥哥之前沒有上街,但那一夜卻憤怒得留在了街上。人民用脆弱的身軀抵擋催淚彈,不,當然不夠打,但正因如此才更明確表達,我們不屈服。928那一夜,天很黑,但我看見光。於是我明白,黎明不會為我們帶來光明,但光明卻掌握在我們手中。黑暗將永不離開,因為自私貪婪的人永遠比無私寡慾的人多;因為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所以,黑暗將永遠存在,即使捱過了926、捱過了928、捱過了2017的假普選,黑暗也不曾消逝,而對付黑暗的唯一方法,只有我們懷抱光明,我們不被黑暗所侵吞。朋友說:「我累了,甚麼時候人才可以不如此tense,我可以回去那段只掛住行街睇戲食飯的日子?」我卻想,你累了因為你以為有終點,你以為只要再捱一下子,到達終點後你就能得釋放。於是當終點遲遲未到,你就累了。但如果我說,這不是一場比賽,這裡沒有終點,也沒有起點,有的只是一種信念,一種生活態度呢?如果沒有卡通片中,壞人被打敗,英雄勝利,人們回歸平淡的戲碼;只有公義與不公的對抗、雞蛋與高牆的對立,而這些,是never end的,你又會如何?政改只不過血淋淋地把不公呈現你面前,但事實是這些不公不義之事,何曾消失於人類歷史當中?假使,政改真的不獲通過,你會以為一切真的能如常,返回往日軌道嗎?街邊婆婆執紙皮、小商戶被地產霸權欺壓、資源永遠落在一小撮人身上,你真的就能掩眼不看嗎?公義的仗是永遠不會完結的,所以即使你覺得學聯與退聯的事好煩、本土與左膠的攻擊好無謂、政府與政客的show叫你厭惡,你還是要去關注,因為這就是現實,你要從當中尋找自己的位置。不要回去舊日甚麼也不知,甚麼也不理的狀態,不要覺得那是另一個世界的事。世界永遠有你的位置。很記得和朋友有過這一段的對話。「我無辦法好似其他人咁放棄學業,咁投入抗爭」「咁你讀好啲書,做個有用又叻嘅人,Support返呢件事。」如果抗爭真的只得廢青,大概這樣的抗爭很難持久。如果孫中山沒有資金的支持,沒有多方的協助,革命也很難成功。所以你如果不走實實在在去抗爭的路,你就努力去走自己那一份。但不要忘記在過程中繼續關注這些公義之爭,因為你一旦放下了,未必能重拾;因為你一旦不再清楚,就會很易被洗腦。畢竟舒適很吸引,畢竟犧牲不容易,但你要記得當初對不義的憤怒,對弱小的憐憫。共勉之。 佔領

詳情

催淚半年,佔領(或失戀)教我們的事

「咁就半年。」三月二十八日,催淚半年。朋友一邊慨嘆,一邊跟我分享當晚寫下的日記,回溯「速離否則開槍」的悲痛與跌宕。字裏行間,他問了不少佔領者都問過的一條問題﹕我們會成功爭取真普選嗎?如果不,香港人究竟會怎麼樣?半年過去,問號浮上水面,教人深思。前半截問題,固然是大刺刺的「不」,但後者呢?在煙霧散去但陰霾仍在,雨傘盛開又漸告凋零的當下,香港人處於怎樣的狀態了?根據這兩天的觀察,答案最少有三個。繼續撐 / 鬱悶 / 嘲諷紀念有人視「毋忘初衷」為人生格言,屢仆屢起。周五晚上,走過西洋菜街,十數個有心人無視警察的監視目光,結隊前行,撐起黃傘,高喊口號。這班貫徹「夜夜去鳩嗚」精神的中年人,還有如今仍在添美新村駐紮留守的,方是「深耕細作」、「深入社區」的一群。他們不過是少數。更多曾經熱中佔領的香港人,當下臉上若無其事,心裏若有所失。周六中午,途經添馬,俯視夏愨,一路上的平民百姓,眉頭深皺,拳頭緊握,彷彿迷霧未散,依然瀰漫;滑動手機,很少人再大聲吶喊「不枯也不散」,頂多是輕輕慨嘆「咁就半年」,讓心情維持過去幾個月的狀態——不狂不放不慍不火不驚不喜不悲不哭——或曰,鬱悶。還有第三派香港人。佔領期間他們血液沸騰,緊守街頭,每日每夜與有形無形的政權機器負隅頑抗。清場過後,他們回歸鍵盤前面,盤算結果,發現雨傘運動說到底不過敗仗一場。半年過去,他們斷定紀念即示弱,回顧即怯懦,於是捧起冷水,致力冷嘲熱諷,澆醒世人﹕運動成功了嗎?我們有真普選了嗎?既然不,那有什麼好紀念?三種取態,各有成因。但歸根究柢,無論是哪種情緒哪種狀態,源頭都在於佔領經歷。那段日子,大家都交付真心,奮不顧身地投入運動裏頭。那種義無反顧式的全情投入,就像狂戀。「呢幾個月,其實大家根本就好像失戀。」上周五晚,中大深夜讀堂上,陳慧老師打了這樣的比喻。話甫落,現場師生反應不一,有人流了清場後的第一滴淚,有人低頭回想昔日時光,而我,則在猛力點頭——催淚半年,香港人無論是堅持撐傘,是鬱悶沉寂,或是冷嘲熱諷,箇中因由,都源於一種難以宣之於口的,失戀感覺。失戀,全因(自問)驚天動地愛戀過。對於「愛」,香港人向來含蓄。理性上,我們知道做人要愛伴侶,愛父母,愛香港,但現實擺到眼前時,卻往往不懂說,更不懂做。但半年前,當第一枚催淚彈從天而降,許多人在不知不覺間,進入前所未有的狀態。由那時開始,我們突然迷上馬路,戀上帳篷,喜歡傘下每個同路人,更大言不慚,高叫「我愛香港」。更明顯的,是我們更熱愛跟這場運動有關的一切——無論是石壆上的貼紙、天橋旁的橫額、不斷進化的樓梯,以至一同捱催淚彈,吃警棍,共同進退的伙伴。難怪清場過後,經常有朋友說,好懷念佔領區的人事物。愛過信過 卻沒有好結果香港人熱愛這場運動,當然更因為大家認為,這是爭取公平制度,以至社會公義的途徑。催淚煙起,群眾退了兩次,然後不再讓步,那刻大家真心相信,政權或許真箇因而讓步,讓人民勝利。此後的七十九年裏,帳篷裏的人,捱警棍的人,都如此天真地相信過。直至一切戛然而止。眼見馬路、香港、特首笑臉一同「回復正常」,佔領者無不心痛﹕我(們)付出了那麼多,為何依然沒有好結果?我們明明愛這個地方,甚至以此為家,為什麼這個地方(政府、權貴,甚至平民)不愛我們,懶理群眾死活?於是大家心碎了,失戀了。但就跟真正的失戀一樣,不同的香港人面對相同的打擊,反應卻迥然不同——有人矢志不渝,堅持初衷,撐起黃傘,誓要感動蒼天,感動百姓;有人否定過去,堅決前望(並光復),視一切紀念留戀為不思進取的「港豬」表現;更多的人一邊顧忌崩口碗,一邊難忘未結疤的傷痕,只得鬱悶過活,靜候復原,等待(不知還會不會有的)新歡——過去兩三個月,我發現身邊朋友關心政治的程度,直線下跌;認識的大學老師甚至說,這陣子辦學生活動,反應前所未有地差。大家似乎身心俱疲。到了今日,「我們會成功爭取真普選嗎」已經不再是值得探討的問題(近日議題已解格至「北韓是否真普選」)。身為曾經滄海的香港人,真正要思考的,是半年過去了,我們何所去又何所依?面對有發生過的佔領運動,我們應該執著舉傘,默默紀念,抑或拋諸腦後,另結新歡?佔領後心情破碎,我們如何自處,要學習的又是什麼?「我的獨立宣言」我想起何韻詩。這個星期,何韻詩於報章專欄發表一篇「我的獨立宣言」,表面在談自己離開唱片公司,由主流歌手轉為獨立歌手的箇中心情,但細讀之下,她在宣告的,其實又是一個平凡人走過狂風巨浪後,學習坦率面對,嘗試自強獨立的心路歷程。這恰好,又是香港人經歷「失戀」陣痛後,需要學習的一件事——獨立。何韻詩在宣言慨嘆,「我所認知的舊有規律,一夜間好像不再適用。這個新的方向,跟所謂的主流徹底對衝」。香港人面對的處境,同樣沒有分別——佔領前累積多時的躁動,馬路上大鳴大放的狂戀,今天經已過了期,不再適用。發現這個殘酷現實的時候,我們必然難受,甚至鬱悶。面對三跑的草率、官員的狠話,我們也彷彿用盡了憤怒的額度,不知再如何應對。但身為成熟的人,我們不能再沉溺於載浮載沉的狀態。在陰霾罩城半年的今天,香港人或許無法推倒不義制度,但至少我們可以像何韻詩學習當獨立歌手(辦市集、做麵包)一般,嘗試在生活上的各個層面,彰顯獨立精神,小至支持有心的獨立歌手、出色的電視劇集,大至繼續不懈地監察施政,甚至像好些新的青年政治團體般,走上街頭,服務社群,出戰區選。催淚半年,我們可以心灰,但要避免意冷;可以失望,但不能就此絕望。半年紀念看似無稽,但若能因而彼此勉勵(而不僅是圍爐取暖),鼓起勇氣,各自寫下「我的獨立宣言」,並重新在生活裏實踐,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咁就半年」,可以是無可奈何的長嗟短嘆,也可以是重新覺醒的自我勉勵。問題只在於,我們這些因心碎而裝睡的香港人,到底意願如何?又是否願意再次交託真心,付上所愛,全情投入下一場運動(又或選舉)?在迷霧裏再踏征途,踽踽前行,這或許才是佔領(或失戀)教我們的事。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佔領

詳情

岑悅君:被時代選中的記錄者

周日假期,終於有時間跑到書店逛逛。走到大量黃色書本的書架前,看了又看,想不到我要找的書,原來《被時代選中的我們》暫時斷市了。以往叫做黃色的書刊都暗指色情,來到今時今日的香港,雨傘運動後,黃色變成代表民主自由的爭取,真普選的渴求。女子如我,今生今世居然有份參與一本「黃色書」的製作。記得雨傘運動還在進行當中,大約在去年11月初,一位比我資深的傳媒行家兼好友找我,在電話裏簡單說了他和一些朋友,想為雨傘運動出本書的意念,我立即答應。那段日子,在佔領區留守留宿,看到青春可人的學生們努力打理佔領區的環境,又不斷派送物資支援佔領者,一切完善而周到。和學生們相比,感覺上我似乎應該有多一點的能力或自由去做些什麼,但無可否認白天要上班的我實在沒有通宵勞動照顧佔領者的魄力。沒想到天掉下來一個機會,採訪在雨傘運動裏出過力的小人物,為他們的付出並雨傘運動的整個發展歷程留下可以長久保存的紀錄。深耕細作答應加入寫作之後,透過電郵收到一堆Google共享檔案,裏面有不斷更新的訪問分配清單,手機裏也出現了一個信息不斷的WhatsApp群組。10多人合作寫書,除了逐個作者致電邀請加入那位大哥是這十多個人的共同朋友之外,大家幾乎互不相識。在佔領區裏你不認識坐在你前面躺在你後面的人,但因為同一個原因,人們走在一起,成就同一件事。我最記得我們起始時約了一個火鍋飯局,讓大家彼此見見面,認識一下。結果那位大哥最遲來,一堆互不相識的人憑着WhatsApp群組傳來的地址和訂位資料坐滿兩圍枱,腼覥地打着招呼。飯局裏大家圍着火鍋上的濃辣煙霧「烚下烚下」,討論文章以怎樣的脈絡編排結集,文章的風格,如何突出書的特色。到了臨近出版的階段,大家互相催稿、瘋狂鞭策,火鍋局裏每人的客氣斯文形象徹底消失。街上的雨傘運動結束,但她換了各種更長遠的姿態和形式,繼續存在,出版成書只是其中之一。《被時代選中的我們》能順利面世,對我們這些幾乎沒有出版經驗的路人來說是特別的學習和經歷,如我們應付抗爭一樣。這不會僅僅是一場運動的紀念品而已,昨日種下的,將來一天必能收割。作者簡介﹕新聞工作者。中大兼讀碩士生。不賭博沒投資平實打份工,卻終日偷偷想像各種變化的可能。咖啡成癮。理想是和貓一起午睡。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 佔領

詳情

周舵:總結佔中的經驗教訓

當社會矛盾衝突瀕臨爆炸點的時候,理性、溫和、負責任的社會力量應該怎樣做?應該給攻勢的一方加裝制動器,而不是猛踩油門——除非我們期望發生破壞性極大的激進革命。這就是我連續發布4篇反對佔中文章(第1篇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其餘3篇發表在香港《明報》)的動機所在。我深知這個立場難免片面性,顯失公平,但在當時情勢之下卻是無奈之舉,「別無選擇」。現在衝突暫時告一段落,可以更客觀公正地檢視雙方的是非對錯,以期從中汲取經驗教訓了。 對比1989問題雖然並沒有解決,對比1989學運的大流血,佔中的收場方式卻令人欣慰。學運方面沒有暴力對抗,最終還是採取了忍讓、「見好就收」、配合執法的立場,避免了大家最擔心的流血場面,這才真正是港人素質的體現!政府方面守住了法治底線,既沒有聽任香港的法治被破壞,也沒有動用法外暴力;更值得讚許的是,港府動用警力時沒有像美國警方那樣生硬粗暴(當然美國幾乎人人擁槍的國情也沒辦法令警察溫文爾雅),而是糅合了中華文明的彈性、靈活性,耐心等待清場的適當時機。有人指摘港府「軟弱」,那是不對的,法律不應該是僵死的教條,應該有適度的柔性——尤其是在面對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運動的時候。法治是最好的治理方式,但也不是萬應靈丹。當既有的政治體系不能滿足相當大一部分公民的政治社會訴求,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不得不以非法方式表達訴求時,一個法治社會最困難、也最危險的時刻就到來了。一方面,政府必須嚴格守法執法,這就意味着抗命公民必須面臨法律懲處,否則法治就將無存,危及每一個國民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政府也必須認真考慮抗命公民的訴求,如果他們的訴求確實是正義的、正當的,政府有責任作出及時的合理回應,容納這些公民訴求。有些法律界人士甚至認為,此時的司法部門不妨考慮輕判(不是不判!),以示寬容(比如伯爾曼,見《法律與宗教》)。無論如何,一個法治社會不能允許違法而不受懲處,哪怕違法者有天大的合理要求。這就是美國國務卿克里說公民不服從要「面對後果」的含義所在,而不是如某些佔中人士根本拒絕承認警方執法的正當性,似乎只要訴求正當,違法就可以不受懲處。須知人世間並無此等便宜事存在。佔中和1989學運一樣,要自由民主,要政治改革,這毫無疑問是正義的。青年學生甘冒違法抗命的巨大風險,去關注國家命運、民族前途,這是我們民族多麼寶貴的精神資產!這些學子不是民族脊梁,誰是!倘若政府擁有應天順民的合法性,它即便不能對這種可貴精神熱情鼓勵,至少也應該小心呵護,然而,1989年的中共決策層卻反其道而行之,用坦克輾壓、機槍橫掃對待!其結果,不但自己嚴重喪失合法性,更給整個中華民族和廣大中共黨員幹部造成不可挽回的精神創傷,造成理想破滅、信仰真空,物欲橫流、犬儒盛行,造成全民族性的文明低落和精神危機,中華民族由此成為一個連根拔起、喪魂失魄的野蠻部落。錢理群先生哀嘆北大學生現在一個個全都變成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高智商、高知識、高技能,卻眼界低下、心胸狹隘,除了發財當官、過小日子別無一物,混同於庸衆,完全喪失了北大人應有的領袖群倫的精英素質;中國人發財致富了,如今已經可以走遍全世界,不幸,卻把中華民族的臉丟到了全世界——這些都是誰之過?衆多還保持着正義感的「紅二代」為他們先輩犧牲奉獻精神的失落痛心疾首,這又是誰之過?1989之所以釀成巨禍,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共當時的治國理念根本錯誤——它不是法治,是基於階級鬥爭「學說」的「敵我二分」,和所謂「人民民主專政」,與法治水火不容。就此,我在2010年6月1、2、3、4日連載於《明報》的萬字長文〈不可持續的「拖」字訣治國〉中就曾詳述過,中共高層卻充耳不聞;去年5月間,我發表於《明報》的六四25周年的反思文章中又再次重複,現在終於有了結果,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做出了極其重要、極其關鍵的高層決策,決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當然並非僅僅是對我的意見的反應,更是時勢使然)。此次佔中的和平、柔性處理,背後沒有中共高層的支援是不可想像的,佔中人士應該對此有足夠的積極評價。千萬不要以為,這個暫時讓人鬆一口氣的結果是「必然」會得到的!正如我在前幾篇文章中一再提醒的,中國體制內外改革派面對的極左新毛反動勢力至今仍然極為強大,他們一直在極力煽動不惜以暴力流血鎮壓香港佔中,一直在把中國所有的問題都歸咎於「西方反華勢力」的陰謀顛覆。事實上哪有什麼齊心一致、渾然一體的所謂「西方」?「西方」是個大雜燴,其中既有少數熱中於革命(「顛覆」)輸出的激進民粹民主派,更有如克里國務卿和總統奧巴馬這樣的負責任的理性主流派(奧巴馬在習奧中南海會見之後的記者會上明確表態:美國沒有支援香港佔中),極左新毛這種「集合名詞謬誤」是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二分性哲學思維方法無可救藥的痼疾,「人民」、「階級」、「黨」、「先鋒隊」、「國家」、「西方」等等等等,無一不是人為虛構,這些理論垃圾卻早已淪為極左勢力肆意打擊進步人士的暴政工具——以新崛起的文革式「兩報一刊」《紅旗文稿》、《環球時報》和《解放軍報》為核心的極左反改革輿論工具,前不久剛剛公然鼓吹過階級鬥爭和專政,最近又對全中國的基督徒發起了惡毒攻擊,《環球時報》竟然指基督徒為「除普世價值和憲政之外,美國用來扳倒中國的第三種武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白紙黑字,寫明中國人有宗教信仰自由啊,怎麽一夜之間,基督徒全都入了「漢奸」和「敵對勢力」之流了?我們不能不看到,雖然壞蛋們一個個被抓了,混蛋們卻還在大肆煽陰風點鬼火;中共的「兩桿子」,槍桿子腐敗驚人,筆桿子糊塗透頂,習李改革還能指望誰呢?高層「腦梗塞」應當說頗有起色,中層和基層「腸梗阻」卻積重難返,局面實在令人憂心啊! 汲取經驗教訓佔中提出的政治訴求並沒有得到滿足,治本之道仍然毫無眉目,不定時炸彈隨時可能再爆炸。香港和內地,全中國的有識之士都應該絞盡腦汁、集思廣益,通過廣泛的理性探討和自由辯論,找到一條根本性的解決辦法。本人的初步建議已經在前面的4篇文章裏提出過了,下面再多說幾句。那位因提出「歷史終結」論而得大名的法蘭西斯‧福山最近頻繁發聲,批評美國政治制度的缺失,認為美國憲法設計過分的權力制衡導致政府能力低落,他主張把美國的總統制往英國議會制的方向改革。無獨有偶,台灣國民黨九合一選舉大敗之後,朱立倫提出的政改方案,也是主張台灣實行議會制。這些意見,都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同樣道理,我認為香港問題要想獲得根本解決,議會制應該是上選。兩院制議會,下院議員由全體選民普選,上院議員由功能組別選舉;特首由下院多數黨領袖出任,經上院多數和全國人大同意。這就根本消除了什麼「特首普選」的無謂爭拗,並且合情、合理、合法,幾乎無可辯駁。香港原本就是英國殖民地,英式制度,議會制因利乘便,有什麼理由延續當前這種不倫不類的亂政?佔中人士有志於治港,就去組黨、競選、爭取議會多數,有什麼不好?內地的政改也類似:一方面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推進法治建設,重點是建立公正、獨立、透明、專業化的司法體系,和自下而上逐級遞進的黨內民主選舉;另一方面,選擇部分縣和縣級市做試點,推行議會制改革。在目前情勢下,中共毋須擔心不能獲得議會多數,由此得到立法權和行政權,那不就是「黨的領導」嗎?而且是合理合法的領導,不是自封的、未經合法程式授權的領導。同時,所謂「黨政分開」、「黨大還是法大」等等無謂的爭論也就迎刃而解了。一個執政黨和「政」怎麼可能分開?分開了還是執「政」黨嗎?議會多數黨行使立法權和行政權,是黨政合一,不是、也不可能是黨政分開;是經過合法授權的依法執政,是憲政、法治約束下的「領導」亦即老「大」,不存在什麼「黨大法大」的問題。「縣治則天下治」,全國近2600個縣治理好,中國就基本天下大定了;即便出點亂子,也不至於釀成全局性動盪。國內有政治抱負的激進人士,也不必天天在網上罵街、「絕望」了,去投身於縣市政改麼,看看自己究竟幾斤幾両;也讓大家看看,除了破壞性批評,你們是不是還有其他本事。我認為,這個「中間突破」的政改思路,應該是完全可行的。只要我們真正「解放思想、勇於實踐」,善於汲取全人類的思想精神財富,把過時、陳腐,用遠離實際的哲學思辨構造的極左意識形態丟到一邊去,改用企業家式的實踐精神、工具理性、可行性可操作方案,循序漸進,分步驟一個一個解決具體問題,中華民族的政治智慧難道就永遠找不到漸進改革的成功路徑?我不相信。值此2015新年到來之際,謹以此文祝福香港,祝福中華!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佔領

詳情

陳景輝:下一步,後佔領的司法審訊運動

國家機器大搜捕雨傘運動的頭面人物,加上之前千計的被捕者,我想雨傘運動的下一個階段,該是進入司法審訴的戰場了。這個階段,不僅是面對法庭,更是面向公眾。接下來將是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公民抗命審訊,他日這些「被告」很可能經歷漫長審訊的煎熬,說不定被判坐牢或社會服務令,因而雨傘運動即將面對的挑戰,就是如何讓更多人明白,這些行動的意義和代價,完全是關乎香港公民的全體利益——普選權,並叫他們知道,他們不僅是被告,而且更是時代的先行者。這令我想起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期間,巴黎音樂學院牆上寫過的話:"When the finger points at the moon, the IDIOT looks at the finger"(智者指月以手,愚者所見者唯手)。或許,後佔領的司法審訊運動,就是要讓人看得見雨傘的月亮,而非只顧聚焦手指。如果說之前於佔路期間,社會撕裂得難以對話,那現在就更是時機沉澱反省一下,叫輿論共同思考佔領的民主意義:市民為何坐在馬路?何解不服從政府法令?民主問題真的能由法庭解決?假使不能該怎麼辦?最好是比較一下政府和抗命者各自的「罪狀」,看看哪個更為嚴重:一者剝奪普選權,侵犯人民主權,只是這個罪狀相對而言抽象而肉眼看不見;另一則是阻礙交通,所犯之罪其實輕微得多。這種比較才可觸碰到問題的核心,因為兩者的矛盾將來只會有增無減:為了全面箝制公民的反抗,當局將以諸多法令的名義維護秩序(正如粉筆少女一役所見);而民主運動為了加強壓力,只能訴諸更大力度的公民不服從,這不可避免會冒犯法律。因而,後佔領的司法審訊運動,除了揭示政權之醜惡外,也讓人更加明瞭,抗命的意義到底為何。這是為未來作預備,使我們在更崎嶇的路途上,能有更多思想和心理條件,繼續一份未竟之志。原文載於明報觀點版 佔領

詳情

洪清田:中港人文差距:人擠人時,你視旁邊的人是人或是物?

?人擠人危急時,你本能上會視旁邊黑壓壓的陌生人是「人」或是「物」?9‧28時,10萬人自發上街擠向金鐘地金鐵站、馬路、天橋、行人路,像潮水中的水珠人貼人,每個人都本能上視旁邊的陌生人是「人」,讓出極稀少的空間,live and let live,形成那一刻生命共同體。專業訓練有素的武裝防暴隊列隊攻上來、催淚彈射過來,人群奔逃後撤四散,幾十碼外休整、叫口號、再慢慢圍攏起來、向前推進。四方八面幾條「戰線」,一波波攻攻防防、自發自成動態秩序;12小時、87顆催淚彈,示威者沒有一起人踩人死傷悲劇。是奇蹟,但也不全是偶然。一個後來坐下被捕的退休媒介朋友說﹕去示威區是「走出來做個自由人」,我說更貼切是「走出來做個人」——自視是一個「人」,也視「他者」是一個「人」,大家live and let live,在這個共同空間中,以「個人實體性」為基礎,形成一個群體、一個共同生命。八九六四到現在20多年,二三十次10萬至50萬人的示威遊行,常是人擠人,呼吸也困難,都沒人壓人、人踩人;最長時間是2003年七一「迫爆維園」那次,30多度毒太陽下,50萬人潮大部分在銅鑼灣各街道打蛇餅四五小時,自成秩序,連(當時)警察也很輕鬆清閒。?一剎那間 我是「生命」旁邊是「物」人踩人的死傷悲劇可能是那一剎那間,人只想到「我」、我是「生命」,旁邊是「物」、阻住我逃生的「物」,務必極速排除掉;人人視「他者」是「物」,人人被視為「物」,人人變「物」,拚命互相踐踏、逃亡。除了客觀環境(如場地建築斜坡濕滑等),或許就因這小小、微妙的「人文觀」(我與「他者」都是「人」、不是「物」,我與「他者」是「人與人」的關係)決定了電光火石剎那間人的本能反應行為(人人給旁邊的「人」小小空間、少發點力極速推開旁邊的「物」)。死傷悲劇能不能化險為夷,或者就在這人人的一念之間。像排隊,人人有這麼一念共識默契,從本身做起,讓一讓、忍一忍,人人自發自成秩序,相信公正、有效,形成的體制(institution),取得群性社會(mass society)矛盾之間共通、共遵和共尊的「均衡、正義、常態」(equilibrium, justice, normalcy)。沒有,就只能靠森林法則、原始野性和膂力(或三者組合);悲劇也不成為悲劇。但一念共識須是人人的、自願自發的,人人的一念之間共識是一種文化(「文化」定義﹕共通、共遵和共尊的意識與知識systems of assumptions),極難建立、建立後又極難改變,要不要和怎樣建立和改變是人類永遠完成不了的存在性課題(existential issues)。文字發明7000年以來,人類在混沌世界中突飛猛進,努力找尋和建構虛虛實實的自己,做「人」(個體與群體),但極少部分時代先行者自己做「人」卻把「他者」作為「物」,「我」與「他者」是「人與物」的關係,群性社會喪失共通、共遵和共尊的「均衡、正義、常態」,又抗拒改變;他者「非人」反抗,也要做「人」。人類文明就是一個「讓更多人成為『人』」的過程,在「我」與「他者」之間反覆返折騰。西方先是原始宗教和哲學宗教,繼而封建皇朝、城邦和中世紀政教合一,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開啟現代化和理性化,民族國家(nation-state)及資本主義、共產主義興起。每個階段,少部分時代先行者承諾讓更多人做「人」,但初見成效卻把「他者」作為「物」,各階段前後重疊漸變和新舊組合,重複「我」與「他者」是「人與物」的關係,以及他者「非人」的反抗。5000年高壓控制 自發秩序即生悲劇中國5000年到1919年才由天地人合一的類宗教的皇權皇朝,突變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nation-state),再由資本主義大躍進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經30年的知識災難、科學災難、文化災難、政治災難、人文災難的false starts,都摸索不到現代化的本意旨趣、方針路向。開放改革撥亂反正,如今初見成效似又故態復萌,藉着開放改革學西方和現代的成效的物質條件,躍躍欲試偏離現代化和現代性的「人文觀」,要「走自己的路」,不講「西方中心論」和本位的「現代化」,從「人權」、香港和台灣開始否定有所謂的「國際標準」和「普世價值」。這次上海外灘慘劇,一個成因是民間自發大型活動,而非十一和春晚之類的官方活動。中國5000年是高壓或懷柔的控制式、規劃式社會國度,沒有人人自發自成秩序和體制(institution),沒有「有形之手」便生悲劇。不能人人自發自成秩序和體制,中國不可能成為現代化和正常國家和國民。上海和香港百多年來同是西方侵入中國的國恥傷口,但上海租界只是行政、關稅和治外法權較不同,政經社及文化一直和全中國融為一體,香港則自成一完整體系及社會,如今可以人人自發自成秩序和體制。大陸旅客和學生常問為什麼香港人可以自動自覺排隊,而大陸不論政府怎樣軟硬兼施搞運動和宣傳都成效不彰。這是百年計的香港和上海、中國和香港人文差距。歷史的反諷是﹕香港可以人人自發自成秩序和體制,卻被中國判為不正常國民(或「不(似)是國民」)。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佔領 中港關係

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