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朗普與特振英

日前周梁淑怡以建制派身分,怒轟梁振英干預立法會。另一方面,去年底特朗普當選,自由派克魯明(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悲情文章,說「我們曾經以為,這個國家會變得更加開放和包容。我們都錯了」。明顯地,不止香港,而是世界都在變。 梁振英和特朗普,在政治光譜上,同樣是民族主義的排外極右。到今年4月,特朗普已經逮捕了2萬多無證移民。梁振英在國情不同的香港,則徹底反民主和與民為敵,連自由黨也受不了。 斯密:商家不宜作管治者 還有一點共通,兩人都是商家出身。這涉及一個有趣辯論,那就是:究竟商家是否合適的國家管治者?資本主義社會,理所當然由商家管治——中共在35年前中英談判前後,就是這樣講這樣做,所以一直鼓勵香港大商家模仿日本自民黨打造本地商家黨,以一黨獨大來代理中央管治香港。35年後的今天,這個政策徹底失敗了。固然一方面因為本地商家是扶不起的阿斗,另一方面,中共的設想本身也大有問題。 資本主義,真的最好由資本家管治?阿當斯密被奉為市場經濟祖師爺,他又怎樣看呢? 在《國富論》第四篇第三章中,斯密乾脆認為「商人和製造商們的無恥的貪婪和壟斷的精神」,使他們「既不是也不應該成為人類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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