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俘虜全村後,她們到了哪裏  《倖存的女孩》編輯自述 文:陳怡慈

去年的某個時候,我跟前同事、也是出版前輩阿魯米聊到,最近收到一則書訊很心動,是ISIS性奴的故事。當下她的第一個反應是,「這很重要啊,應該出。」所以簽下這書時,我並沒有多想。如果現在問我,我還是會覺得那是重要的議題:一個世界不應該有性奴隸、強暴、不同宗教間的殺戮、暴政,不應該理所當然地認為人有恣意欺凌他人的權利。       但沒想到後來編書時,儘管有親愛的Kate當我的外編,書稿看下來,我還是非常痛苦。明明故事很單純,一個與ISIS不同宗教信仰的村莊被入侵,男人集體槍決、年輕女人成為性奴,在聖戰士間轉賣……以編過的書裡面,它是較為容易的,但看的時候充滿了哭的衝動,就算是現下想寫些心得,心情還是很難過。           封面是當事人,她是娜迪雅‧穆拉德(Nadia Murad),數百名逃出來的倖存者之一。因為她有勇氣說自己的故事,於是有機會來到德國、遇見喬治克魯尼的夫人艾瑪克魯尼,由非常商業化的系統來幫她伸張正義與打官司。要質疑她被美國那套思想操作很容易,可是光環之下,回頭去看她的故事,你還是會看到那是血淚斑斑的痛。         ISIS俘虜全村後,娜迪雅被迫與母親、六個哥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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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天佑牧師:「基督徒」,這名字多美麗啊!

基督徒多認識尼哥德慕這名字,他曾聽耶穌談重生之道,又為耶穌死後安葬事宜預備大量香膏,但聖經只指他是「暗地裏作門徒」(約十九38~40)。在當時,宣稱自己是基督徒的,就算沒遇到逼害,但都多會失去權力,甚至會被趕離所屬社群(約九22)。所以他只能「暗地裏作門徒」。但在香港,因信仰自由的緣故,人人都不怕宣認自己是基督徒。不願公開的,可能是「中國共產黨員」的身分。 在香港參政人士中,不少是基督徒。很奇怪的是,建制人士較多公開宣稱這身分。「是否當官,聽從上帝旨意」、「上帝叫我參選」、「天堂有我的位置,因為我做好事」、「建制派是上帝給多我的政治角色」、「做一個建制派的基督徒,就有如背負着上帝所給予的軛」、「我是基督徒,每一步都遵從自己的信仰」⋯⋯。他們有這麼大的信心,我非常佩服欽敬。 聖經說:「弟兄們,不可彼此詆毀。詆毀弟兄或評斷弟兄的人,就是詆毀律法,評斷律法⋯⋯;立法者和審判者只有一位;他就是那能拯救人也能毀滅人的。你是誰,竟敢評斷你的鄰舍!」(雅四11~12)所以我們不應隨便批評人,某某人是真或假基督徒,某某教會是真教會或假教會。 最近閱讀一本有關基督徒看工作的書。書中有這樣幾句:「給人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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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n:「曉波,歸隊啦!」

劉曉波,2017年7月13日在瀋陽一家醫院逝世,終年 61 歲。 夜幕低垂,坐在庭中,亮起了一盞清燈,孤獨與抑鬱來襲,畢竟七天了;月下疏影橫斜,暗香浮動,頓覚氣氛不對,忘不迭地將燈滅了,就此,落在黑暗當中。 劉曉波不應該屬於黑暗,但黑暗使他努力把眼睛睜開;悼他是應該在黑暗處,這才是真正的意境;悼他,我的方式是走進他的思維來紀念。 首先基督徒不用太多情,劉最為人廣傳的一句話「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其實是帶著諷刺意味,並非「神愛世人」的無限擴張,而是源自他對於中共的理解,他拒絕以「階級鬥爭」為名的仇恨和分化,本質上是反抗政權的手段。 有基督徒認為劉曉波所讀的書籍,可能使他在獄中皈依上帝, 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又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後期著作,見到陀氏在苦難中「重新尋回對上帝的信仰」,及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國內譯朋霍費爾)的《獄中書簡》,作者的精神及行動,激勵了牢獄中的劉, 讓他重新思考基督教,並追源於耶穌基督並衪的十字架。這是近期很多基督徒希望見到劉在獄中走上的道路。 2008年,劉曉波參與起草《零八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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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建峰:劉曉波受難後的尊榮、舉揚、崇敬

「他受了不義的審判,而被除掉,有誰懷念他的命運?其實,他從活人的地上被剪除,受難至死,是為了我人民的罪過。雖然,他從未行過強暴,他口中也從未出過謊言,人們仍把他與歹徒同埋,使他同作惡的人同葬。」 以上是《聖經.依撒意亞先知書》就天主僕人所受對待的形容,但其內容亦很貼切地形容劉曉波的遭遇。他多年來都堅持以和平方式推動正義,他主張的一切都是一些理應是老生常談的真理,從不把自己為中國人民的訴求誇大。就像耶穌被釘在十字架時仍懂得求天主原諒迫害他的人一樣,劉曉波就算面對最惡毒的迫害都仍仁慈地說「我沒有敵人」。 可惜,縱使這一切,他的確受到不義的審判,冤枉地被視為與其他歹徒無異。就算他現在過了世,他的遺體都被官方操控着,猶如他是一個大惡人。同時,劉曉波的下場在國內的確很少人懷念,因政權的資訊封鎖的關係,劉曉波在國內只有很少人認識他是誰,而在國際社會的名氣亦不及曼德拉、昂山素姬等鬥士。就算是在國內認識他是誰的人,都大多譏諷他是「不識抬舉」、「勾結西方的麻煩製造者」,認為他的遭遇是活該的。 難道被殘暴對待、被冤枉、被滅聲、「被死亡」就是行義的結局?難道正真的不能勝邪?就此,依撒意亞說: 「上主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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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天佑牧師:荒謬世代中的智慧

2017/7/9 聖靈降臨後第五主日 荒謬世代中的智慧 (太十一16~19,25~30) (撰寫時,劉曉波仍在醫院接受治療,家人探望但遭警告監視。為他和家人懇切的禱告。) 這是個荒謬的時代 耶穌曾這樣描述他時代的荒謬。「我該用甚麼來比這世代呢?這正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向同伴呼喊:『我們為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唱哀歌,你們不捶胸。』約翰來了,既不吃也不喝,人們就說他是被鬼附的;人子來了,也吃也喝,他們又說這人貪食好酒,是稅吏和罪人的朋友。」(太十一16~19) 其實,任何時代都存着荒謬的事,只是荒謬的程度如何而已。 上星期是香港回歸中國二十週年的日子。雖然官方舉辦了多項慶回歸活動,歌舞昇平,但在不少人心中,這是一個不值得慶祝的日子,有人甚至用「淪陷」來描述今天的香港。二十年前,不少人帶着期望回歸中國,但二十年過去,有更多人失望無奈,更多人否認自己是中國人,不願做中國人。為甚麼? 香港現況的荒謬,或許今年七一遊行,反對者提出的口號正好表達出來,他們提出「一國兩制,呃足廿年」。「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已變成「一國一制、講人治港、西環管治」,但不論是中央或是香港的建制總會說「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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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加得減:評《香港2030+》之核心價值

特區政府現正展開為半年的《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諮詢,筆者嘗試按基督教的價值觀去評論這發展計劃,並提出三點認同,三個商榷之處和三個呼籲。 首先,對於發展計劃的三點認同,包括:第一,我認同計劃提到「宜居」是香港市民要追求的共善(common good)之一;第二,我認同土地發展和運用對香港市民十分重要;第三,我也認同政府在土地運用有重要的角色。 然而,亦有三個商榷之處: 透過不斷開發土地,投資大型基建達到共善 《香港2030+》發展計劃嘗試透過「增加」去解決香港的發展問題,這「增加」就是不斷開發土地,不斷投資大型基建去刺激經濟、增進就業,認為這樣的發展能帶來共善。然而,香港的問題不是缺乏,而是不均。剛過去的特首選舉讓我們看到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極端的貧富懸殊反映財富不平均;而土地分配不均也令有很多豪宅無人住,但基層市民上不到樓,中產市民也上不到車。這樣,土地問題或是經濟發展的問題就不能透過「增加」去解決,而是要處理「分配不均」的問題。若我們繼續開發更多土地,只會延續今天的經濟模式,加劇香港的不平均,惡化社會問題。 以經濟發展作為共善的目標,亦不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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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真沉默?!

耶穌會派在日本二十餘年、神學功底深厚、素受敬重的資深宣教士費雷拉神父(Father Cristovao Ferreira)竟然棄教,這令大公教會實在難以置信。遠藤周作在小說《沉默》(1966)中指出:「費雷拉身處當時歐洲人眼中遠在地極的蕞爾小國被迫棄教,這事實本身不僅是其個人的挫敗,也被他們視為整個歐洲信仰與思想屈辱的失敗。」[1]在電影Silence(2016)裏,這個隱痛被費雷拉的學生洛特里哥(Father Sebastiao Rodrigues)一語道破。為了獲得前往日本調查真相的准許,他對范禮安神父(Father Valignano)說:「如果是真的,神父,對於我們還有整個歐洲教會,這又代表甚麼意涵呢?」筆者認為,這正是《沉默》的關鍵問題。 16世紀基督教從歐洲來到東瀛,至17世紀德川幕府時期大逼迫臨到,日本天主教徒已達40萬。面對宣教表面上的成果,需要問一個關於質的問題:他們所信的是誰?在逼迫中他們為誰而死?正如費雷拉的日本姓「澤野」,他認為日本這個國家是片「沼澤地」,「任何苗株種植其中,根株都會開始腐爛,葉子逐漸枯黃。我們正是將基督教的苗種在這片沼澤地裏。」[2]他進而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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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和散那到上帝的沉默

聖週或受難週在教會禮儀年是指復活節前的一週,即從聖枝主日(或棕枝主日,Palm Sunday)到聖週六(Holy Saturday)的一週。聖枝主日是記念耶穌騎著驢子進入耶路撒冷,民眾夾道歡迎,喊著說:「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那將要來的我祖大衛之國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來的以色列王是應當稱頌的!」(《馬可福音》11: 9b, 10;《約翰福音》12: 13b)[1] 聖週六則是十架受難後的第二天,門徒四散逃跑了,耶穌在墳墓裡,墓外有兵丁把守。聖枝主日是歡呼歡慶的節日,耶穌以王者的姿態進耶路撒冷城。聖週六則是上帝的沉默,上帝的兒子安息在墳墓裡。 難道向沉默祈禱? 在聖週反思電影《沉默》(Silence)或會有不同的、更深的體會。《沉默》在網絡上掀起的討論熱潮或會令人感到意外。表面上看來,《沉默》不過是藉耶穌會的兩個葡萄牙神父和他們的老師講述17世紀日本天主教的教難故事,然而,在大師級導演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的精湛演繹下,被壓迫、拷問和酷刑掏空的人性令人深感震撼,在長達161分鐘的電影完場後,不少觀眾陷入漫長的沉默和沉思。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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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沉默》

(評台編按:內文有劇透) 三、四月的九州長崎是櫻花盛開的季節,對於一年四季均熱衷赴日吃喝玩樂的香港人,自不會錯過在這好時節拋下工作東渡扶桑。在那裡既享受寧靜和潔淨,復欣賞落英繽紛,浮游於花潮上。但原來在長崎縣南部半島和外海諸島,另有一幾乎已被世人遺忘的花海,是四百年前基督教殉道者的血所染成紅花一般遍地的血海。 日本作家遠藤周作首先將這段日漸被淡忘的記憶,保存在他六十年代發行的小說《沉默》內,最近由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Scorsese) 經過了二十八年沉澱和籌備拍攝後搬上銀幕,成為電影“Silence”。 “Silence”的背景是十七世紀德川家族剛建立幕府的日本,幕府因為害怕歐洲列強會隨天主教會傳教東來將日本變成殖民地,不但禁止國民信奉天主教,更殘酷逼迫信徒和傳教士。這時有消息傳到葡萄牙耶穌會,說一位耶穌會傳教士Ferreira在日本公開放棄他的信仰。他兩個徒弟Rodriguez和Garupe神父不肯相信師父會背叛神,定意冒險遠赴日本查個水落石出。 遠渡重洋抵日本後,兩名神父由長崎一帶基督徒匿藏,卻因此連累到這些平民信徒被當地藩主追捕和迫害。輕的就是強迫他們「踏繪」,即是踐踏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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